2026-08-27 10:13:23
“竹知了”开了个好头，以至于这一次“公共厕所”引起的热度比“竹知了”还快，甚至已经有人制作出了可以手动调整公共厕所距离、箭头指向、配合手机拍照的小程序。
不过，“公共厕所”到底指的是什么，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早上遛狗时，听到一对父子在篮球场边的对话。儿子正在用锁链锁自己的自行车，被老子教育了一番。因为儿子把锁链锁在了自行车横杆和篮球场的铁网上，而老子教育他，应该把锁拴在后车轮和铁网上，这样才能避免自行车被偷走。但是儿子呛了老子一句：“现在谁还偷自行车啊。”
但是老子将他们的讨论拔高到了另一个高度：“我是在教你常识。”
这是常识吗？我在北方读大学时，到毕业那天都没有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一方面我经常蹭别人的后排座，另一方面我因为住在校外，管理自行车对我来说难度提高了不少，所以也丢过一两辆自行车。我并不是一个从小骑自行车上学的人，所以“锁自行车要锁后轮”，以及“大学应该买一辆二手的旧旧的自行车”这样的常识，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明确清楚的。就跟油漆未干一定要用手指摸一下，才知道是否真的干了一样，我也是在丢了一两辆自行车之后才“学会”的——但对于北方的孩子而言，这是常识。
当然，这个学习过程是有成本的。
另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大学期间，跟学长姐合租时，有一次看见一个学长切土豆丝的过程。他先是将土豆切成片，再一摞叠倒在菜板上，开始飞快地把那一摞抛开的土豆片切成了丝。我感慨了一句：你这刀功也太好了。他随后应了一句：“切丝不都这样吗？”然后我给他演示了我笨拙地一次只能两三片叠起来切丝的手法，他反倒感慨了一句：我小时候这样切菜会被揍。
学习成本是挨揍，似乎也说得过去了。不过从那次之后，我也学会了这样的切丝方法。跟自行车应该锁后轮一样，切土豆丝也不是一个与生俱来就会的知识，每个人获得这个知识的人生轨迹也完全不同，更何况还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下厨切菜，更别说让他们必须理解切土豆丝的知识了。
当第一个“竹知了”的短视频火了之后，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整出各种为了博取流量的花活。当“竹知了”成为代表品牌形象的“知识”之后，传播的不再是竹知了本身，而是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甚至是品牌受众的公共认知。
“公共厕所”的乐趣也在如此：公共厕所是既定事实，品牌大楼在某个特定角度刚好可以被公共厕所的指示牌作为“指向”的对象。人们之所以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公共厕所”这个牌子本身，而是在于大家将“公共厕所”视为符号时，对另一个符号的共有知识。
简单来说，无论是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还是上次雷军在街边摆拍吃热干面。路过的小孩，一语戳穿了皇帝衣不蔽体的形象、雷军吃面时被一群人围着拍照的事实。一开始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由于前置条件是“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衣服”，人们为了避免显得自己愚蠢，都把他们看到的事实作为“或许只有我才能看见”而藏在了心里，他们很难确定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
而当小孩说出真相时，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还有第二个人跟我的想法一样，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没错”。
而这个看穿皇帝新衣、雷军摆拍的小孩的一句话，只做了一件事：将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转化为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
所谓的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即每个人都知道的知识，但因为信息不对等，我无法确定你是否知道这个知识，你也无法确定他是否知道这个知识。
例如自行车要锁后轮，对于高频使用自行车的城市，这几乎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知识；而对于从小都没有使用过自行车的人，这个原本应该是“常识”的事情，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未知知识”。
所谓的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不仅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知识，也是每个人知道有第二个也同样知道的知识，同样也是每个人也知道他人会知道第三个人知道的知识。即：
例如“太阳每天会升起”，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且知道每个人都会知道的；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这是事实，且我也不用向你解释我已经知道。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知识，是因为每个人理解的知识层级不同，很难用自己认为的“常识”去逼迫他人也同样认同这项知识的存在。
而这种常识很有可能源自于“时代”，例如老子经历过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时代，他认为自行车锁后轮是“常识”，但他的儿子并未身处那个时代，所以无法一开始就学会这项技能；
常识也可能源自于“教育背景”，例如切土豆片，很有可能学长需要从小帮家里人搭下手，才被教学了切菜的技能，而我的学习过程是通过“看见-模仿-知识”而形成的；
在没人戳穿皇帝信息以前，大多数人私下并不认同“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衣服”的规范，但却错误的相信其他人大多数都认同他，为了不显得自己“愚蠢”，个体也相信其规范，这是标准的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这里先留个后话。
指出雷军摆拍吃面的小女孩，则是将一个原本属于个人的感官、认知，因为有第二个人说出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知道真相的人都噗嗤一笑，而形成了共有知识——越来越多人借着玩梗小女孩的真话部分，意识到有越来越多人跟自己一样觉得雷军摆拍、甚至厌恶雷军，也更愿意参与到对这件事的讨论，并告诉第三个人关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想法。
“竹知了”本质上来说，和那个指出雷军摆拍吃面的小女孩是一样的：让一个大家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且不敢发声的共有知识，通过玩梗的方式，被更多与自己拥有同样共有知识的人看见。
最恐怖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而是一旦共有知识形成公共知识，将会形成致命打击：一旦形成公共知识，原本可以利用切断共有知识、或是煽动共有知识当中相互对立的方式都会被切断；公共知识会从持有的数量上，压倒性地对抗那些低声量的声音（反过来，网络水军也是利用这件事，加上“沉默的螺旋”进行的）。
竹知了可以封锁，公共厕所的路牌可以拆，甚至以后对着该品牌门头拍照的行为都可能被阻止。但知识一旦形成共有知识，就很难再收拢回每个人“只以为自己知道”的局面，也很难阻止它一步步滑向公共知识的局面。
就比如当你看完文章，却知道我在说什么“品牌”，那这就不是一个我们各自知道的知识，而是一个共有知识。
毕竟公共厕所里是用来拉屎的，这是一个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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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6 10:11:09
偶像偶像，呕吐的对象～
小时候我们常常拿这句话去羞讽其他人的“偶像”，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那个时候确实能够精准地气哭小女生，甚至小男生。但这句话说着说着吧，就会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从“偶像”到“呕吐的对象”，可以是一瞬间的事，而且也可以轻松毁掉一个原本以为这句话不再具有杀伤力的成年人。
我经历的“偶像崩塌”，大概是在 26 岁那年。在职场上，原本是我打算跟着模仿和学习的上司（同时也是朋友），我最后需要处理的不是工作，而是他在情感上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比如帮他隐瞒行踪、帮他欺骗自己的男友、必须融入他的朋友圈等等。
最后，以至于在职场上，我要开始帮他收拾烂摊子，而他享受坐在幕后像是看一场宫斗剧的乐趣。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原本通过模仿建立起来的、“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目标感坍塌后，才切换到了另一个思考上：我想成为怎样的人？
偶像崩塌最痛苦的，不是参照物没了，而是连同参照物一同存在的自己也崩塌了。
初中青春期，因为流行，大家都喜欢周杰伦。我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份来自于初中的情怀，在成年后的某一刻突然有了“羞耻感”。比如我自己，我会觉得这份“羞耻感”来源于：我原本很想贴近那个围绕着年轻班主任所建立起来的同学圈，但当我最后知道自己是被她指名点姓、应该切割和排挤的人时，这种羞耻感几乎成为一种符号。为了切割这种符号，我也是在《叶惠美》之后，对周杰伦这个符号也没有了好感。
虽然我对他的歌朗朗上口，但因为这份跨越时空的羞耻感一直存在，以至于我现在几乎不太想承认我喜欢过他的专辑。
同理，我在初中还很喜欢椎名林檎（东京事变），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会买漫友、动漫贩、COOL轻音乐ⓘ，所以我也被一些同学扣上了“汉奸”的高帽子。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就是因为这种区隔，我也越发地觉得自己跟那些只喜欢周杰伦的同学进行了身份切割，而显得足够特别。
小结一下以上的通路：
如果 A 本身崩塌了，会发生什么情况？
因为经历过偶像崩塌，所以我几乎不会再对外部符号投入太多情感，所以我很难理解那些追星的人。特别是当明星出现了类似嫖娼、出轨的道德瑕疵时，我反而会觉得他们是“活人”，只是犯了一些情有可原、但在他们的商品属性里不被允许的错误。
说一个别人的案例。我大学时有一个朋友，她很喜欢一个乐队，听的歌、手机壁纸、聊起的话题几乎全是对方的。她对我的安利，也不仅仅是乐队本身，而是这个乐队想要传达的情感，以及她因为音乐获得的领悟之类的。
她在这个乐队的粉丝圈层里，也是一个“小头头”的身份，所以她的生活里并不缺少他人的关注和追捧。她几乎把自己的人生都与这个乐队捆绑在一起，团员正在经历人生的各种阶段，对她来说就像她也正在经历一样。
但攻击这个乐队的声音也不少，有说他们现场假唱（行了，排除苏打绿了）的，有说他们抄袭作品的。攻击的声音越大，她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她解释说：人们越不懂这个乐队，就说明自己是真正懂他们的，假唱也好、真唱也好，都不能掩盖他们想通过音乐传达的情感。
目前——我喜欢 A 说明我是某种人→我因为喜欢 A 而区别了他人→人们越是攻击 A，越是间接证明我的身份具有争议性和稀缺性→强化我作为“某种人”的身份标签——的路径还依旧成立。
这两年，这个乐队开演唱会的次数越来越多，透过朋友圈，我看她还去看过一两场这个乐队的演唱会。直到这个乐队被扒出现场假唱的实锤越来越多，多到她开始在朋友圈骂这个乐队圈钱、虚伪。她甚至还换了自己用了十几年的乐队主唱的头像、签名也不再是乐队某首歌的歌词……
如果 A 本身崩塌了。
于是这三个命题开始互相纠缠和打架，当原本的心理防御机制逐渐失效，此时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认知失调。人们被迫要从这三个命题里，删除或修改其中一条，来维系认知系统的稳定，不至于导致自我的全盘崩溃。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继续选择喜欢 A，可能要面对自己对自我无判断力的评判；但如果接受对方做“错”的部分，又无法说服自己自己的判断力……
这便是相互纠结、捆绑、甚至本就三位一体的“偶像崩塌三部曲”。
于是，瞬间的、激烈的身份切割，会成为“偶像崩塌三部曲”的高潮部分。
“其实我早就知道 A 有问题”、“我以前根本不喜欢 A”、“现在支持 A 的人才才有问题”……甚至会开始主动攻击和自己以前一样喜欢 A 的人。比如刚才聊到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朋友圈骂过这个乐队的粉丝群，认为这种欺骗性质的演唱会可以一场一场地开，就是因为这群没有脑子的粉丝买单……
我曾经喜欢 A→A 被证明有问题发生了崩塌→我的判断力受到威胁→我的道德身份受到威胁→我迅速切割→我成为站在对立面的“正确”的人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粉转黑路径，但你很快就会发现问题。厌恶一个人，难道不应该选择无视，而非表明身份的切割吗？难道是因为我还是舍不得我曾经喜欢过 A 的事实？
这个谜题得回到最开始的部分——因为 A 代表了自己身份标签的一部分，并不是 A 重要，而是能够证明自己足够特别的那部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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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5 09:34:46
继续昨天的话题。
在此之前，先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在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分别搜索《奥德赛》和《龙餐馆》，很快当小红书形成信息茧房之后，你会发现这两部电影完全不同的“风格”。大家在聊《奥德赛》，是在讨论每个人看到的故事本身，甚至还有各种由《奥德赛》截图做出的 meme；而有关《龙餐馆》的绝大多数帖子都是推广性质的帖文，真正在讨论的并不多，更别说讨论的氛围——你大概也能猜到哪一个引发的“争论”更多。
显然是《奥德赛》这种在每个人心目中没有标准答案的电影。
当然，这并不是说《龙餐馆》不好。更何况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认为，这部电影代表了某种民族自豪感；如果真要反对，就变成了在反对立场，所以讨论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电影作为怎样的立场表现。
这算是过度解读吗？这里也先按下不表。
有关过度解读与真实恶意。这种情况也许不少见：一个人在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些人时，几乎一定会有人表示愤怒并急切地反驳（比如“又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讲述者甚至没有指出具体的一方）。但若令人感到的不舒服，确实是对方越界或带有恶意造成的，此时再以“过度解读”来自我安慰，似乎容易陷入另一种内耗（至于“无视”，我不敢赌“无视”能让对方消停）。
我在私信的回复里，将过度解读放进了不同的场景，解释我们在面对不同场景的过度解读时，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在亲密关系里，因为对方的行为产生某种看法，进而引发某种情绪。这是单向的，极容易形成“黑箱”：你让我不开心了，但你得猜对我为什么不开心。所以在这种场合，人们需要对自己过度解读的部分，及时进行“同频”，向对方确认是否真的存在自己以为的信息。
举个例子，之前网络上流行过的一个段子：妻子在洗草莓，丈夫路过说了一句“在洗草莓啊，这么多”。妻子开始内心戏，认为丈夫是不是在抱怨自己不节俭、是不是觉得自己买了他不爱吃的水果而不开心、是不是话里有话等等，从而导致妻子在内心戏里产生了烦躁的情绪。这就是我认为应该及时“同频”的过度解读。而且这也是一个反向标准：如果彼此拒绝为此进行交流，那这样的亲密关系本身也有许多雷点存在。
特别是在矛盾发生的场合，向对方“同频”也很重要，这样能时刻确认双方在因为什么发生矛盾，从而杜绝彼此切换赛道。
举个例子，以前经常有人在博客骂我，认为我危言耸听、其心可诛。我就会向对方确认，具体是哪一句让他觉得有这样的感受。但对方不仅指不出具体的内容，反而将我反问的行为升级为“我在故意针对他”。
所以我向对方确认，他认为我危言耸听、其心可诛的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有我具体的哪个观点，还是他对我的个人感官上的理解。
避免过度解读和真实恶意的解法，即向对方确定“依据”是什么：
比如，一个人在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些人时，几乎一定会有人表示愤怒并急切地反驳。在这种问题里，反驳就等于直接掉入了对方的自证陷阱，因为你首先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他所说的这类人。那么就可以先框定对方的讨论范围：你说的这些人具体是谁？如果是所有人，你是不是也包含其中？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回应如果仅仅是针对一个普通的互联网喷子而言，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我就设定了第三个场景。
网络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大家不需要为自己的观点负责的地方，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就代表事实。那么这就更需要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基本事实有判断、对常识有认知、对逻辑谬误敏感，以及有自我的分析能力。
这就好像，当一个论坛上所有人都因为抱团、政治正确、甚至是规范约束而都认为 1+1=3 的时候，你如果冒头去争论 1+1=2，一定会被当做异类对待。但当大多数人都认为 1+1=3 的时候，并不代表你的认知是错误的。只要你始终保持 1+1=2，并定期、动态地反思自己坚持的结论，那么争论这件事本身就没有意义——除非对方是你需要交流、建立关系的人；但即便如此，也不应抱持“我想要改变对方观念”的期待和态度。ⓘ
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孤独”，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另一个人跟自己有相同的看法。
解决途径比如：作为创作者公开自己的想法，或是像你这样通过观点讨论来交换想法。始终觉得，我们认为正确的、合理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眼里是错误的、不合理的，甚至压根儿就不明白。
至于别人是否会过度解读，这件事本身不受我们控制，更何况一个人真要从我们的日常表达、作品和理解中解读出对他们有利、甚至是置我们于死地的部分，这更不可控且难以预料。
但作为个体，避免自我过度解读的核心，是在于避免过度的解释反而成为筛选信息。
就比如疑邻窃斧，一旦在内心认定对方偷窃了斧头，那么接下来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我们解读为他是盗窃者。
一旦过度解读升级为解释权，形成一个个简短的认知闭环后，因为这样的捷径感会给人带来强烈的操控欲与上帝视角感，反倒只会进一步加深自己对于过度解读的“真理性”，从而彻底出现认知偏差。
当过度解读形成闭环后，对方的任何行为、观点都可能做出具体解释，哪怕是已经发生了违背推理逻辑的事实，仍然可以被过度解读绕回闭环。比如一个人在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些人时，几乎一定会有人表示愤怒并急切地反驳，因为他们代表了这个认定标准以外的观点，但这群人很快就会被对方扣上“他慌了、破防了”的标签。
但解释无法被撤销，也就是我在标题里提到的那个“绝对权力”，因为它给予人们可以抗辩一切观点、甚至事实——只要人们认为自己的过度解读就是“对”的。
那么，认为《龙餐馆》展示了大国姿态、民族自豪，这是过度解读吗？
如果这个观点形成了一种立场，并被用来评价那些不喜欢、反对《龙餐馆》的观众，那么这套过度解读就已经上升到了“绝对权力”的层面。它甚至不只需要“作者已死”，也需要那些“活着的人不被允许发声”——因为观点没有对错，但立场本身可能就意味着对错。其区别在于：
解释作品时，解释权可以无限扩张；当过度解释开始跨越对象，转而定义另一个活着的人时，就需要证据义务。
这个时候，拒绝加入他人的过度解读，既能让他们“一直赢下去”，又能避免自己过度消耗。只要你需要时刻检视自己，确定 1+1 还是否等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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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5 01:16:12
现在是 00:49 分，睡觉要的药效已经持续了 15 分钟，我现在头部的每一个摇动，都可以把我狠狠砸在书桌上，以脊柱作为原点支撑，让失控的头颅在围绕着这个点旋转一周后，又回到正在码字的屏幕前。
理性需要负责文字构建在还需要理智的框架里，但感性已经开始将这些正在被输入的字，在它还没有被粘黏在平面上时，在想象里将它们依次撕下来，重新组合在页面之中。有一些文字又有它特定的弱点，比如“又”字，它太轻，必须被夹在两个更重的文字中间，但所有的含义却落重在“又”字本来的、当然有些烦躁、甚至充满了无奈和嘲讽的字面含义上。
像一具原本被打包好的、需要搬进后备箱的尸体一样，他的尸袋里的姿势不受控制地，被装出了像“又”这样的汉字。失去生命的人，就是一团靠肢体连接着的人偶，在身体被扯出了完全无法再继续下去的别扭时，人虽然不会再因为疼痛叫出声，但看着那具肉体被扯成了任何难以想象的行为时，才会让搬运他的人开始感到厌恶和烦躁。
然后，在他即将要被挪进后备箱的那一刻，他又从上面瘫软地摔在了地上，两条腿又折成了需要花时间扭曲回去的“又”字。
哈欠的当下，困意更强，我是那具被胡乱塞进裹尸袋的人，四肢如何折叠，在那个刚好的角度都会让人觉得下一秒，就会因为某处关节刚好嵌入咬合的咔哒作响，而彻底晕死过去。
把我丢进后备箱前，别忘了我还交叉成“又”的双脚，在不顺直之前，它会永远卡在被关上的那一刻；解开它，才能把我的身体按照特定的结构与机关，我的身体会像是被随手放进牛仔裤口袋的耳机线，当我在被掏出来时，我变成了一拓扑世界——将手臂穿插进已经被交叉为拓扑的双脚，再穿出来的时候，手在摸着后背某处瘙痒的点。在骨头快要被拉伸到极限发出咔咔两声的那一刻，无限压缩折叠的身体会在一瞬间弹开，它需要预留一个 3 米的立方空间，好让身体像被割破了压缩沙发的外包装一样，在一瞬间填充、弹射，然后瘫软在绝对无法预测的地方，陷入昏睡。
把剪刀拿开，梦境在弹开的瞬间，它的尖锐会把故事割成正与反的两幕：从喜悦的梦跌落恐怖的噩梦，从梦的断裂之处，在努力继续上一个人的过程中，开启了另一段寻找上一段梦的下一段梦。
药劲儿过了，现在几点，只有倒下、闭上双眼，记得把脚交叉成“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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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4 10:27:43
本期的内容，本身可能也在过度解读喜欢过度解读的人群。
每次看到庵野秀明出面，解释自己并未在《EVA》里设定那些复杂、抽象、神秘的宗教元素后，人们还是能从这部动画里看出那些并不属于设定部分的“哲学”。当然，这也是这部动画能够成为现象级的重要原因：当人们参与其中不再是理解意义，而是自我赋予意义时，动画本身所需要表达的含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用怎样的解读方式来形成观点、甚至立场。
另一些有趣的过度解读，往往与诉诸阴谋论相关。就拿宝可梦举例，经典的阴谋论就有“大木博士是小智的亲生父亲”、“关都地区的大部分男性都因为参加世界大战而离开家园”、“宝可梦实际上是人类”、“百变怪是梦幻复制时的失败品”等等。阴谋论的乐趣就在于，大家不需要为自己的猜测“负责”，而只需要提供相关联的部分，然后忽视与关联完全违背的部分。
但利用阴谋论进行过度解读，又确实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所以这些经典的阴谋论才会渐渐变成都市传说级别的“曼德拉效应”。
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前提——过度解读到底解读的是什么？
就拿我经常嘲笑的“蓝色的窗帘代表忧郁”举例。读者如何解读“蓝色窗帘”这件事都可以，但如果这个解读一旦成为“标准答案”，甚至用来反向解读创作者本身时，过度解读就从赋予意义进阶到了自以为是的层级。
将个人的认知系统作为创作者的创作路径这件事，看上去很蠢，但大部分人都会采用这样的模式——因为这样思考路径是最符合人类大脑的，这里先按下不表。
罗兰·巴特曾提出过一个到如今也已经被过度解读的理论——
作者已死
这句话常常被过度解读为“创作者没有发言权”。
简单来说，“作者已死”是指作品在完成后并公之于众之时，便脱离作者本身，而作品的意义也不再由作者自己决定。即作者可以决定“我写了什么”，但无法完全决定“别人看到了什么”。
但如果读者在拥有无限解释权后，任何解释都可能成立的当下，过度解读、阴谋论、拉党结派、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出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局面。而这些无限权力的膨胀，不仅仅会停留在作品本身，很有可能会无限延展到创作者，从而发展成质疑动机，甚至迫使创作者进行自我圣洁的自证。
当然，我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能让读者成为意义赋予者并参与其中时，其实也就实现了其作品价值的部分。不过现代社会，人们因为观点、立场形成的抱团性更强，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一部作品、创作者进行过度解读，甚至发生“炎上”事件。
反过来，如果创作者硬刚读者的“过度解读”，也会导致更严重的“炎上”事件，特别是当过度解读的内容拥有了更强的证据链后，其中可能包含事实、逻辑推定，也可能包含纯粹的妄断推测。但这些内容被混杂在一起时，解释权便可以完全覆盖一切本应该由当事人自证的部分（当然，当事人根本无法自证的除外，比如蔡阿嘎与妻子创建的 Hahababy 抄袭事件）。
之所以我从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过度理解”入手，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发生“读者已死”的特殊领域。
前段时间，一趟火车上，有两个小女孩买了三个并排的座位，并将中间的座位作为两人放零食的区域。一个无座的乘客想要坐这个放零食的空座位，在遭到拒绝之后，他找来了列车员。列车员在核实购票信息之后，称“座位是她们的，你得和她们商量”。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件事本身已经满足契约精神、程序正义。
可哪知道，这段发生在列车上的争执被人拍下并发布至互联网上。随即，事件里两个购买三个座位的小女孩遭到了“炎上”。网友们开始自动脑补这是两个“富家子弟、有钱任性”，甚至还有人彻查这两个孩子的身家背景，试图找出她们在享受特权的蛛丝马迹。
当然，按照“传统剧情”，这里就应该发生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反转”，比如这两个孩子真就被扒出来是哪家的富家子弟，“霸座”行为一旦摆在事实面前，大家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释放攻击性与压力的通路。
不过故事确实迎来了反转，但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因为两个孩子未满 14 周岁，无法单独购票，所以中间那个座位是她们的母亲用身份证所购买的座位；但母亲本次旅行因为时间安排无法陪同，所以才有了最开始的那些场景。
你有发现吗？其实最开始我也“误导”了你——我说这两个小女孩多买了一个座位，然后将中间的座位作为两人放零食的区域。很显然，这句话包好了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小女孩多买座位→为了放零食。于是从这个定义，才引发了后面值得被延展的过度解读。
但小女孩买这个座位真的就是为了“放零食”吗？
前两天收到一条私信：一位朋友因《骂人最脏的那句，也是骂自己最狠的那句》引发了思考，问道：
有关过度解读与真实恶意。这种情况也许不少见：一个人在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些人时，几乎一定会有人表示愤怒并急切地反驳（比如“又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讲述者甚至没有指出具体的一方）。但若令人感到的不舒服，确实是对方越界或带有恶意造成的，此时再以“过度解读”来自我安慰，似乎容易陷入另一种内耗（至于“无视”，我不敢赌“无视”能让对方消停）。
我在邮件回复里，将过度解读放进了不同的场景，解释我们在面对不同场景的过度解读时，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这部分留在明天继续。
如何用 AI 攻击我？让它过度解读的同时，让它试图证明我是错的，于是得到以下结论：
你看，有 AI 的加持，是不是骂人都变得“有理有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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