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6 11:55:58
华为跟竹知了的事儿，可谓是当代的童话故事。讽刺意味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竹知了被转动时发出的哇哇声。
这件事本身没有太多值得聊的部分，这是一个经典的史翠珊效应：指的是试图隐藏某事，反而造成此事为人知。再“早些”，便是中国坊间故事里提到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
郭德纲举过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神像在工厂里叫“活”——“这倒霉活儿可累死我了”；在卖的时候叫“货”——“我那批货准备好了吗”；只有请回家供起来才叫“神”。
也就是说，造神这件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好的，而是因为有人以“神”的方式“请”回了家，否则它永远只会是一个物理存在的物品。当然，这样比喻并不是对宗教信仰不敬，只是话没那么好听。
在我小时候，我外婆还是基督教徒，墙上会挂着从每年圣诞节从教堂领回来的、印刷了上帝形象的挂历。但那份挂历是好几年前的，所以我问了我外婆——这日历都过期了，上面印的人还会保佑人吗？我外婆倒是没有教训我，只是补充解释了一下：“这几年去教堂都没有抢到挂历。”
保不保佑不好说，但心意到了，过期的日历虽然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性，但“神”的属性依旧。直到它彻底褪色前，我外婆都没能抢回过每年定时更新版本的“神”。
曾经，朋友的母亲带我们去参拜过一座存放着舍利子的寺庙。据她描述，当时那枚舍利子还能近距离地、凑近一个小神龛进行观瞧。再后来，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存放着舍利子的神龛就越放越里、越放越高，人们几乎很难用平视的视角再看到那枚舍利子。更别说跪拜在大雄宝殿厅前的信徒了——那个构图，几乎是舍利子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一般。
这位阿姨也觉得，自从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寺庙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混乱：来往的人、每逢初一十五来参拜的人、对舍利子好奇的人，在寺庙里进进出出，依然没有当初佛门清净的氛围。她甚至觉得舍利子原本应该散发的柔和光晕都模糊了不少。
当然，我是个没多少慧根的人，光的部分我确实感觉不了多少。但那个被放在神龛里、区隔起来的舍利子，又被放在了正殿的中间，四周被围栏区隔了差不多 2、3 米的距离；再加上它放的位置几乎已经超过了头顶，几乎都只能靠“感觉”才能意会到它的存在。
这件事倒符合了另一个有趣的理论——涂尔干对世俗与神圣的区分。
所谓神圣，就像是那枚被保存在神龛里、以隔离距离、在空间上制造高位的方式，即神圣最主要的构成之一：神圣之物从普通生活中被分离，并受到特殊规则的保护。就像是原本在工厂里还是“活儿”的身上，一旦被请回家供奉起来，就成为了“神”。这并不是诋毁“神”，而是这套规则是人们与它之间构建的一套特殊规则；规则的神圣意味着信仰的神圣。
而所谓世俗，就像是还在工厂和运输过程中的“活儿”与“货”一样。它遵循的是货运搬运的规则，而非“神”被供奉时的“早晚一柱香、晨昏三叩首”的规则。这些“货”甚至还可以被触碰、买卖，甚至在囤货滞销后被销毁和变卖。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试着解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神圣？
涂尔干认为，神圣是一种人类社会对于“超越个人”的力量的底层需求。因为人类的寿命有限、不可控，才需要一个“寿命”更长、更稳定、叙事结构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的存在——甚至这些存在能够成为个人服从的对象。
而这些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注意，我说的是“由人类创造”——例如神、民族、国家、道德、宪法、价值观等等，它们都可以覆盖一个个体寿命的长度，从而形成一种对个体具有约束性的规则，并被人维护。而人在崇拜神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崇拜社会自身。
就像全世界都在认为 1+1=3 的同时，如果你坚信 1+1=2，极有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进行肃清，而这正是在维系 1+1=3 的神圣性。为了避免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你可能会被迫接受 1+1=3，但久而久之，也可能会开始认可这个结论。
更甚，涂尔干认为，世俗与神圣必须做到绝对二分，否则它们将会相互污染，从而导致神圣性的丧失与崩坏。如果所有东西都进行世俗化，社会就会失去共同意义。就比如，我常说自己是一个道德水平很低的人，但它并不神圣；在面对认为婚姻就应该绝对忠诚的人时，我并不能以我的低道德水平去向对方呈现，这个世界还有大量对婚姻不忠诚且过得幸福的模式，否则我就是在摧毁这个由道德构建的神圣性。所以，公序良俗仍然认为，婚姻关系里的双方应该对彼此忠诚。
但现实如何，看不见或许就是最好的认为它“不存在”方式。
话说回来，如果世俗与神圣是二元对立的结构，那么当一个品牌将自己立于“神圣”的身份时，就需要采用“区隔”的方式来维系神圣ⓘ，甚至不遗余力地通过言论管控、舆情引导等方式。因为一旦承认世俗性，神圣性就会自然瓦解，而依托神圣性建立的商业逻辑、用户认知、产品定位也会跟着一起崩溃。
这个闭环最完美的部分，并不是他们制造了一个神圣性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神”的用户，会自动为其维护神圣性的存在；否则，自己因崇拜神同时获得的社会自身也会一起消失，甚至直接被扣上“对与错”的帽子。
所以无论怎么从“神”的角度去结构品牌本身都没有意义——只要切断它从货变成神的通路，这个闭环就无法形成，也就是我不会购买其产品、将其视为神。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可以一击毙命将神圣性与世俗性完全毁灭的方式，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嘲讽。
就像竹知了的游戏一样，它在面对不断的封控过程中，因为史翠珊效应，形成了更加群体性的、处于世俗层面的反应：将一个神圣的存在，演化成一个发出哇哇叫声的童年玩具。神圣性在一瞬间被世俗化，以至于人们未来再提起它时，都会想到那个哇哇叫的竹知了。
当然人人都参与进一套共同的、对于神圣进行世俗解读的框架时，去神圣化就此引发。
虽然没人会告诉你将神圣拖入世俗的方法，但就像墙上那个发黄的挂历一样，总有人会意识到它只是一本已经过期几年的物品，而非“神”本身。
神最怕的，不是有人质疑他，而是人们不再将他视为神。
——
2026-08-05 10:24:22
流动的时代性，看上去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身份自由，但也同样让原本应该固定在某一锚点的归属感与意义，能够被轻易改变。自媒体加剧了这种身份获利的幻想：今天可能是吃播，明天可能是擦边舞，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很多人或许没有想过，也都想着“我先试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而今，我们或许又正在经历一场肉眼可见的科技时代：AI、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近地航天、新能源开发、量子计算机……当系统变化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理解速度时，会迫使人们产生一种迷茫、焦虑，以及心理适应崩溃的压力状态。这便是所谓的“未来休克”。
当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如何在流动的时代性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
当然，找到所谓的定位，可能也不是件“好事”。
每当有人和我讨论起“哲学的意义”时，我都会拿出这个例子：
大部分人在航海的过程中，触礁了，船底漏了；遇到暴风雨，折了桅杆，返回港口的第一件事是继续加固，希望能够抵御海上可能遇到的一切灾难，然后船越造越大，再也无法启航；极少数的人，不是去考虑在航海的时候会遇到什么，而是他们是否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起风了升帆、雷雨了收桅、触礁了关闭上一层的舱门，以及迷失时，就在至暗时刻看天上的星星。前面是方法论，最后一项是「哲学」的意义——时刻定位自己身陷怎样的囹圄。
——《哲学真的有用吗？》
但哲学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是它因为脱离了“正确答案”这件事，而仍然有了更多关于自我的思考部分，而不是优先考虑“我这样做对不对”。
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其意义亦是如此——把自己从一个只有标准答案的世界给抽离出来，在更高的视角观察自己，然后重新寻找除了对与错以外的存在的意义。
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位朋友，总爱问我“我这样做对吗”，而这些对错的标准，往往来源于“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一开始我还会试图纠正他纠结于对错这件事。后来我换了个思路，我会反问他“如果这是错的，你会怎么办”，久而久之，他在做出抉择时，会多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这是错的会如何”。再接着，他在实际经历了抉择后带来的结果和代价时，便开始思考对与错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影响。所谓的“人不教人事教人”，也是因为当事人实际采取了行动、迈出了第一步，才会知道结果如何。
到现在，我和他的聊天也很少再出现“我这样做对吗”，而是开始讨论一个选择背后的利与弊，以及最坏的代价是否是自己能承担的。
当一个人的关于自我行为的定位，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转移到“我需要考虑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以及代价是什么”时，这就是定位的意义——将锚点从那些不可控的他人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
当然了，可能有人会抗议，认为“不考虑别人”是一种利己主义，但问题是，“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和“我需要考虑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以及代价是什么”是二元对立的吗？
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把所有的锚点都放在自己身上，又会进入另一种极端。
所谓的「锚点」，是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以及不需要什么。不然古人为何称其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是因为无欲无求，而是很多东西都有了它应该有的「锚点」。对大多数人而言，婚姻幸不幸福，锚点在于「将就过吧」；工作顺不顺心，锚点在于「我要养家」。当这些事情的锚点都被固定在一个现实标准时，原本年轻时的那些冲动和对全世界的反对与冲击，也会被转化为「值不值得」。这也是很多人中年恐惧的原因之一，总觉得人到中年，这些冲动和与全世界为敌的自傲与「独特性」都会消磨殆尽。
人的成长，就像婴儿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全世界」一样，这也是很多人卡在巨婴环节的原因。婴儿可以通过哭闹来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他们自己就是自我为中心的「锚点」。但是人的「锚点」一旦开始往现实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上转移，也就摆脱了婴儿期，开始需要与他人社交、参考他人，寻找自己的「锚点」。
——《巨婴的现世报》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悖论——所谓定位自己的锚点，不能全部放在自我身上；但如果将锚点完全放在外部，又会逐渐迷失自我。更何况外部环境还正处于流动的时代性与未来休克的双重状态——那到底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我以前很瞧不起日本的“匠人”。
因为在一些有关匠人的采访里，那些匠人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在现实生活的“无能”部分，比如有饮食起居都必须要他人照顾的、有完全无法进入社会的社恐、有沉默寡言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我的……所以“匠人”和“他们做不了别的”被画上了最容易理解的认知偏差。
但是有多少人又能做到“匠人”的级别呢？终其一生完成一项事情，将其做到极致、做到无我，做到它与终其一生追求的事情相互纠缠捆绑在一起。
但我又非常羡慕这群“匠人”，因为他们找到了终其一生都想要做下去的事情。
前段时间，东野圭吾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但信息冷却得也极其突然，因为他根本就像是还存在一样。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很多东野圭吾的作品——终其一生，他完成了超过 100 本小说，许多作品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他，喜欢或不喜欢、喜欢原来的他还是厌恶现在的作品，都不影响他这一生完成了这 100 本小说的存在——当我重新翻开东野圭吾几十年前的作品时，作者仍然存在于这些文字里。
于是，在虚无的汪洋里，“划”下去，就成了唯一的定位——只要用尽全力朝着北极星的方向划去，或许就能找到所谓的应许之地。但现在身处汪洋，唯一能做的，就是“划”下去。
当一个行为成为“锚点”时，它本身受控于“我”想做什么，同时又很难被外部的快速变幻给流动带走。行为本身，或许并没有意义，但如果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思绪都缠绕其上时，便建立了一个在流动的时代性里避免未来休克的系统，它或许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意义本身，但它就是存在的全部意义。
这件事很抽象，但就是因为很抽象才无法用理智完全结构化——就像是那些黑色幽默里，用一个吃饭的勺子，在监狱的墙壁上挖出了一条重获自由的通路。自由不是意义，一勺一勺地挖出路的过程才是活着的意义本身。
我个人觉得，把锚点设定在行为上，对于这个变化越来越快、个体被拆解得越来越细碎、甚至变得更加孤岛化的时代，是最能避免无意义感的方法。
但是，避免无意义感也不是一件有必要的事，但它在当一个人突然因为流动性失去个体存在感，或是在面对未来休克产生焦虑时，可以更快地脱离困境。
就拿我自己为例，我目前是将思绪都缠绕在了写这件事情上，它不一定是“对”的，但对我而言是一种对抗存在性焦虑最好的“锚点”。这个锚点是我的行为，不容易因他人发生变动。虽然这个时代确实对这个行为产生了一些焦虑的部分，比如“AI 会不会取代创作者”，但这件事本身可以让我有一种“我知道我今天想做什么”的目的感。
也就是说，将行为作为“锚点”需要同时具备：
至于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因人而异，但如果找到了它，就先抛开对与错迈出第一步。
——
2026-08-04 12:36:44
继续昨天的文章，在标题里还留下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概念”——未来休克。
这是阿尔文·托夫勒在 1970 年出版的同名书籍里提出的概念：指个人或社会在短时间内经历过快、过多的变革时，会产生一种迷茫、焦虑和心理适应崩溃的压力状态。
在看《星际穿越》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概念。
当主角库珀在米勒星因为海啸导致延误返航，仅仅只是在米勒星上多呆了 3 小时，而当他们返回永恒号时，留守在永恒号上的罗密利已经一个人在飞船上独处了整整 23 年。诺兰并没有在这个细节花费太多时间进行交代，仅仅只是让一个角色将“23 年”这个还没有来得及让观众消化的概念，用一句最简单不过的台词给说了出来——你们已经离开 23 年了。
于是，观众和剧中的主角库珀，都在一瞬间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时间概念而被压缩、放大、抽离、旋绞进了时间已经不复存在的规则之中。影片里，因为这趟诡异的调查，地球上原本的时间也已经物是人非，库珀的女儿已经年长到了自己现在的年纪。
我很喜欢诺兰对于时间概念的抽象表达，他压根儿就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就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剧情交代，就会让人意识到时间这个概念已经被扭曲了。接下来，观众就必须跟主角一样去接受这一切突然的变化：对他来说，就仅仅只过去了 3 小时；而对观众来说，就仅仅只是过去了现实世界的 10 分钟剧情。
而这段剧情，我觉得最细思极恐的，是那个被留守在永恒号上的物理学家罗密利——他是如何一个人度过这 23 年的？他是不是早就意识到，或许自己的队友再也回不来了？而整个电影并没有交代这一切，才让这段被急剧压缩的时间区间，出现了让人恐惧的“空白”。
自从 AI 诞生以来，有很多人和我讨论过“AI 会不会取代人类”。这种幻想，并不是一个科幻电影在最后一刻，作为人类的主角轻松拔掉机器人的插头，以一种极其黑色幽默的方式结束电影的桥段。如果把 AI 从诞生到如今的运用单独拎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时间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甚至它有些“快”。
而这种短时间发展的过程，也确实激发了一些人的迷茫和焦虑。
我很喜欢电影《大空头》里的一段设定：一个脱衣舞女郎被用来预测房地产泡沫。当一个脱衣舞娘也可以通过低首付或无资质要求的浮动利率贷款买房子时，房地产泡沫就到了快要被戳破的时刻。
次贷危机爆发后的世界将会经历什么，我相信 2008 年的那场金融海啸已经用事实教会了全世界的人。而在这一瞬间变化的背后，正是一群人正在经历的“未来休克”。最直观的“未来休克”，就像是《星际穿越》里，当库珀回到永恒号，意识到时间已经悄无声息地推进；而在现实，就像是有人开始向我询问如何用 AI 赚钱时，我想到《大空头》，并不是因为 AI 一定会制造类似次贷危机的泡沫，而是因为两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系统变化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理解速度。
就像是当你发现，楼下卖卤味的小摊小贩都开始在用 AI 打理自己的经营模式——从门头到文案到营销宣传时，人们还有拒绝 AI 的方法吗？
流动的社会性与未来休克，可能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概念。
但“未来”并不是遥远的事情。哪怕是一个职场，在人事更换之后，出现了短暂的震荡期、政策调整，甚至是办公室革命的时期，这种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动，都可能导致一个人的“未来焦虑”。而昨天提到的“流动的社会性”，让这种变化变得更加悄无声息——相比以前稳定的结构，流动的社会性在失去锚点之后，呈现出的变化更加多样，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类似链式反应的巨大能量。
我见过最严重的未来休克案例，是当事人门前的道路因为修路，导致他每天乘坐的公交车线路发生了改变。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在他得知这件事之后的一个月里，他几乎天天失眠，甚至觉得生活失去了目标感和意义感。就算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生活中足够微小的调整，但他还是难以控制地难过、焦虑，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
而他的生活，因为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了越来越复杂的链式反应，最终甚至导致他产生了厌食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至于吗”，但对于一个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失去了锚点、随时都会因为改变而迷失自己的现代人而言，这些已经习惯的部分被强行拆除后，跟着习惯一起消失的，甚至可能是他的存在性。
就像我会因为一家常吃的餐厅，在关闭之后，真的会出现短暂的胃口不佳和情绪失落。这并不是矫情，而是这个原本可以寄存自己存在感的部分，连同着餐厅，一同被夺走了。
流动的社会性和未来休克，或许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但它无时无刻发生在“当下”，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激发迷茫与焦虑。
至于解决办法，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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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04 10:36:05
（2026·全国卷）昆虫恐惧症，是一种特定的动物恐惧症，其特征是对一种或多种昆虫过度或不切实际的恐惧（厌恶）。以下哪种昆虫最容易引导昆虫恐惧症？
A、蜘蛛
B、螳螂
C、蜈蚣
D、竹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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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03 09:00:00
我爸从他为之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厂退休后，还是被技术返聘了一段时间。我总是开玩笑说，他一旦闲下来就差不多得个心理疾病。后来他的厂里因为中央视察，又把这些退休返聘的制度给修改了，他就这样一下子彻底闲下来了。
好在他给自己找了些事做，跟我妈出去自驾旅游、跑步游泳什么的，我就放心不少。
但今天不是在聊我爸，而是在聊一我和他本身很难彼此理解的事情。
我之前的工作没有超过三年的，就算是去所谓的大厂刷履历，也显得有点太三心二意。总之，我很难理解我爸能在一个企业工作一辈子，他也很难不担心我这样频繁易主，会不会毁了自己的工作履历。
我身边的同龄人，大概也因此分为了两种人，一种是“你又换工作啦？”另一种是“你天天抱怨，怎么还在做那个工作？”显然，我是第一种，且无法理解第二种人，特别是在第二种总是向我抱怨职场关系时，我都总是会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换工作”。
这件事可以先往前推。
我小时候没有经历过“家属院”的生活，就算寒暑假被“寄养”在妹妹家，她所在的家属院并不会接纳我这个外人，所以我从小很难理解“家属院”的生存模式。不过后来，我接触过一些从煤矿系统出来的人，他们从小生活在学校、医院，甚至是每个月固定去的理发店都在一条街上的“厂院”里，以至于在他们的认知里，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墙”。
这种“墙”其实很好理解：在一个大家都认知的小社会里，一个人一旦出现道德瑕疵，就会在这个厂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八卦的资本。所以，当人与人的关系有这层枷锁存在时，反而变得更加抱团和紧密。以至于这类人在进入社会后，就算离开了那个“厂院”，也依旧喜欢通过建立“厂院”来维系存在性和生存模式。
这些“厂院”结构更强调关系的稳定性、工作的长期性（甚至是终身合同制）、微型社会制造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建立的“墙”，是围筑在一个微型社会的外围。
相反，非家属院结构的童年，例如我这种被丢在不同亲戚家过活，或是经历过举家搬迁、生活环境被迫改变的孩子，这种“墙”是围筑在人与人之间的，甚至仅仅用来保护自己。设想有些人际关系的短暂，并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一旦搬家，原本的那些好朋友都会被迫从生活中被撕开，以至于不再需要去建立更长久的关系。
例如，我的小学、中学和高中都在一条街上读完，以至于我现在还保持着社交关系的，都是当初从小一起读书，考入同一所中学、再一起考入同一所高中的朋友。反倒是去异地读的大学，到现在一个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
而这些关系的切断，对我而言并不算痛苦，因为就算不是距离的关系，也有可能在他们结婚生子之后，我们能聊的话题渐渐偏离，也必然会分道扬镳。
所以，我时常在开玩笑：我从小就在过一种极其“现代”的生活。我后来发现，所谓“家属院”，其实只是工业社会最极端的一种缩影。它把工作、住房、医疗、教育、人际关系全部绑定在同一套制度里，一个人的身份几乎不会发生改变。
“现代”并不意味着高级，甚至有可能会更加“绝望”。
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聊这两种生活结构，是为了引出这周的核心话题。
如果你现在再去问那些年轻人，让他们聊聊终身合同制、在一个衣食住行都包揽的“厂院”工作、甚至每天遇到的人都可能是相同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接受，甚至难以想象。
越来越多，在上一个时代那些本应该稳固的“锚点”开始松动、流动，甚至是不复存在。就像是年轻人要换一份工作、在微信上删除一个好友、或是在一场演唱会偶遇的坐在旁边一起高声歌唱的“朋友”，这一切都开始“流动”起来。这种流动不仅仅是人们的身份可以轻易转变，也可能是原本的归属感和意义感正在因为随波逐流而失去了稳定性——这便是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现代生活失去了原本稳固、可被预测的特性，开始显现流动性、不确定性和短暂性。对个体而言，这可能是身份的解放，但同样可能引发个体因无法找到更持之以恒的归属感与意义感，而导致的时代性焦虑。
简单来说，现代人的关系越来越像手机 APP，每天都有全新的软件上新，人们总是希望维持尝鲜，但很快觉得无聊，就一键卸载。由于这一切越来越简单，以至于人们开始思考的不是“我需要这个 APP 吗？”，而是“这是什么，感觉很有趣，我先下载下来试试看。”流动性的本质，并不是变化越来越快，而是退出一段关系、身份或生活方式的成本越来越低。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特别强调：
举个例子：以前，终身合同制能够更好地保证一个人长期拥有工作，并保证收入的稳定；而现代的“灵活就业”则是一个非常流动性的现象，看上去给予个体更多的自主权，但也意味着雇佣方可以随时终止合作，让个体独自承担风险。也就意味着，看似越自由的一面，实则要承担更多因自由而导致的更加脆弱的“规则”。
然而，这种流动性不仅仅是在制造焦虑，也在实际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暴露。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我会从“流动的现代性”切入，来聊聊现代人的存在性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