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7 09:30:00
前两天和老婆在讨论,要不要趁着结婚纪念日,带着两只狗去专业的摄影棚拍套全家福。这件事本身不重要,但它让我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暂时还不能没有照相馆。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用 AI 来进行修图的人,偶尔也只是用来测试一下大家都在聊的新模型,就算是用家里两只狗的照片生成了某些看上去毫无破绽的 AI 图,我还是很介意将它们公开发表,因为那始终不能算是“照片”,而是一种趣味图片罢了。

就比如我的手机桌面,我明明可以让 AI 生成任何我想要最终呈现的、甚至是匹配手机星宇橙配色的手机壁纸,但我还是用了一张看上去无论是构图还是配色都极其诡异的实拍图。
有时候我会拿着手机给别人炫耀:“看我家两只狗。”对方都会因为这个桌面一脸疑惑:“怎么看不到脸?”
“要同时抓拍两个家伙有点难。”
“你可以用 AI 啊。”
我会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但这确实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这样生成的照片,还是“照片”吗?它还能代表我正在真实地记录吗?
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喜欢拍照,除非真的有可以被记录在“不成文相册”里的画面,才会去拍那些先有文字再有图像的画面,所以我个人也会尽量避免用 AI 给博客文章生成一张相关图片。
不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它一定可以比我随手一拍的照片,更加精准地呈现我想要描述的结果,而照片本身有太多需要“过度解读”的部分,否则照片就是一个客观记录下的结果,而非意义赋予的过程。

就比如这张模仿移轴拍下的照片,它记录的就是以前在博客提到过的“蝼蚁分食的荒地”。这张照片被我命名为“伙”,就是非常字面的解释,一个人一团火。而这是这个老人后半辈子唯一的伙伴——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开发商荒地之中,开垦出属于自己的田地,她死后不会被埋在这里,但总会有下一个人将属于她的一切刨开,然后成为下一个人孤独的陪伴。
我也试着把这张照片喂给了 ChatGPT,让它取名,它比我解释得更直白、易懂——一个人的火灾。
照片所能包含的信息,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但人们可以透过想象补全那些原本不属于照片的信息。而这些“多出来的部分”,又恰好是人们在通过叙事结构完成情感共鸣的部分。
当然,这些“多出来的部分”本身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可言——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我比别人多从一部电影里看出别人看不到的彩蛋”,就是一种“更为专业”的观影视角。
而 AI 会在一张所谓的“照片”里,塞满它对含义的理解,以及那些最符合人类理解的细节,从而丧失了那些不经意被拍下的照片里,应该被隐藏起来的信息。(当然,为了一个完美取景,蹲在一个地方好几天,就为了太阳和树枝的夹角刚好形成某种奇妙的共鸣,我仍然觉得这也是照片,因为人们仍然是在记录客观现实。)
前年,带狗出过外景拍照,起初它一直被拴着绳子拍照,最后公园的人越来越少后,摄影师建议我们松开它的绳子,让它自由奔跑一阵,比如飞跨过一条水沟,于是这一瞬间被照片记录了下来。

照片里没有任何值得“过度解读”的信息。但是它记录的,就是一只在 2024 年刚好只有 1 岁的小狗,在自由奔跑时最快乐的一瞬。
这个世界还暂时不能没有照相馆,毕竟照相馆和照片都属于永远无法回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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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6 09:30:00
再聊聊更宏观的“替罪羊机制”。
1954 年,戈登·奥尔波特在其著作《偏见的本质》中,首次对“替罪羊机制”进行初步模型化,他特别指出:人在面临压力与不确定时,常以他人作为代偿性目标,以减轻内在冲突与群体焦虑。
当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比起解决矛盾本身,找到一个临时“责任人”更容易弱化系统性问题本身。
前段时间,在 China GT 赛事上,一辆赛车被侧面撞击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驾驶舱,而救火队和救援队迟迟未出现,同场参加比赛的另一名车手放弃比赛,前去营救。即便如此,赶来的工作人员,也仅仅是递给救援的车手一个灭火器,又转身离开去拿更多的灭火器。期间仍然没有救火队与救援队的出现。
当然,事件发生后,官方义正言辞地声称自己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标准”的。但至于实际情况如何,又都被参赛选手、观众看在眼里。以至于官方反倒骑虎难下,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还真在这场原本应该由自己负起全责的事情里,找到了对应的“替罪羊”——
赛后,他们直接传唤参与救助和涉事的车手前往仲裁室,进入仲裁室后,赛会官方没有给予经历生死的车手们任何一句问候或安慰,更没有提及和反思赛会自身救援速度迟缓的问题。仲裁的第一反应是尝试把事故和救援不力的责任推卸给车手,甚至暗示并与车手沟通,询问“能否将舆论引导、推向车手身上”,以此来减轻主办方和赛会所面临的负面舆论压力。
你作为局外人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招数难道不怕外人看不出来吗?对,还真是。当时所有身处“内部”的人,都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触发替罪羊机制,从而在第一时间转移自身所要承受的压力,不是他们蠢,而是又蠢又坏。
但事情发生时,群体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明确问题所在,反而希望通过压制提出问题的源头,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便是替罪羊效应最关键的动因要素:
宏观世界里,系统性问题的致命点,在于①系统性本身难以解决,甚至一旦系统本身被否定,就意味着透过系统建立起来的规则将会全部坍塌;或是②人们已经在体制中形成体制化症候。当人们长期生活在高压、自由剥夺、人格剥夺的环境之中,他们在社会生存和生活技能方面会出现缺陷或障碍,一旦回到社会,往往无法适应。
系统的“替罪羊”,在系统内部会有一套完全闭环的逻辑,而当当事人从系统中脱离,或是保持独立思考、从系统外部的视角观察时,很快就会发现这套“替罪羊机制”的致命漏洞。
所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才显得更“高效”。
回归微观世界,替罪羊机制保护的也是“个体的系统性”,比如在《偶像崩塌三部曲》里提到的,当一个人所模仿并与之进行身份等同的“偶像”崩塌时,三件事会同时纠缠在一起:
我反而觉得“替罪羊机制”其实是人类的“防呆机制”,一旦这个功能介入上述的三个纠缠的系统,就可以瞬间找到一个外部责任人来转移内在攻击。
在我写这段话的当下,咖啡厅正在发生一场争吵。一位家长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咖啡厅疯跑时,撞翻了另一个顾客手中刚从吧台取走的蛋糕。而这个没有看管好自己孩子的家长,第一时间责怪咖啡厅的座位和吧台之间的通道设置过窄,才导致自己的孩子撞到了别人。
真他妈是一个漂亮的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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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5 09:30:00
前些日子,一个朋友问我今年要不要年年焕新 iPhone Duo,我实在是想不到我会使用折叠屏的场景,加上 18 跟 17 的差别几乎没有,所以我本打算今年就放弃年年焕新的资格。
倒是我这位朋友非常积极地不断说服我,她甚至还说出了“需求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苹果自适应的 slogan,聊了好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顺便戳穿了她:
你是不是觉得,就算自己买了不喜欢,至少也把我拖下水了。
我被骂了没良心之后,虽然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玩笑,她倒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处理感情时,似乎也习惯性地用到了这个招数——就是当自己发现不爱对方的时候,把对方也拖下了“不爱对方”的浑水里。故意折磨对方,让对方流露出一丝不爽、嫌弃或愤怒,都可以用来证明对方不再爱自己,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到争吵、分手,甚至是被对方甩掉。
把另一个人拖下水,真的有助于改善困境吗?
以前在博客常常聊到“中国人向来讲究‘死者为大’”这件事本身,是有一个底层模型的,它的荒诞落脚点,就跟恶魔低语怂恿我换手机一样,这种“拖下水”的乐趣,其实就是所谓的“替罪羊机制(Scapegoating)”。
断定当事人「为什么」要自杀,一方面是不符合「死者为大」的规则,另一方面是亲属之间本身也不太好找出那个「罪人」,毕竟还有一个「孝文化」卡在那里。那既然不好定罪,又不太好找到罪人,那不如就用法律作为最后「复仇」的手段——去制裁那些本应该按照道德要求谴责、追责的罪人。
——《他人自杀条件创造罪》
前两天,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对我无能狂怒的中年男性。他在进电梯后,看到已经在电梯里的我,便开始低头刷起抖音,没有关注电梯按下楼层的情况。直到跟着我一起抵达车库负二楼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进电梯后没有按一楼。那一瞬间,他怒气上涌,立刻找到了我这个唯一的“责任人”;他先是抱怨我“这个点下什么车库”,我怼了一句“你是只会刷抖音吗?”他见我违抗,气不过,又抱怨了一句“你怎么不提醒一下我”,我继续用刚才那句话怼他“你是只会刷抖音吗?”
他只敢在电梯门快要关上的瞬间,大概是用他能想到最脏的话骂了我一句,但他尊严扫地的事实已经达成,这件事只会让他越想越气,我也只能祈祷下一个遇到他的“软柿子”别被他捏得太狠。
这便是替罪羊机制的底层逻辑:人们往往会本能地寻找“责任人”来宣泄怒气,即使对方与问题无直接关联。这种愤怒可能是情绪上突然爆发,也可能是对自我无能的内在狂怒。
那如果在事情没有爆发之前,就提前找到了“替罪羊”呢?
朋友聊起她的感情生活:大部分时候,当她自己觉得腻了,或是对感情不再抱有希望时,她又不想真的成为那个“坏人”,所以她会先冷暴力一段时间,而对方如果在冷暴力期间并没有察觉到她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你不再爱我”的证明。
如果对方发现了她的变化,她则会以“你猜得对不对”作为考核标准,从而不断地增加难度,将对方逼至绝路。她交往过的大部分前男友,都在这个阶段嫌烦,提出了分手。于是她就顺理成章地满足了结束关系的原始目的,但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受害人”身份,可以暂时在那段时间,成为朋友圈中的“焦点”。
就跟她怂恿我换 iPhone Duo 的逻辑一样,她先预设了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与其自己承担可能的风险,不如让我也参与其中,共同承担看似可能被平均分配的风险;甚至很有可能,我也可以成为那个“责任人”——“你当初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不是也买了吗?”
虽然帮她把这件事点出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她似乎也意识到她在每一段关系里都在使用同样的方法,将一个关于自己不再爱对方的既定事实,通过风险转嫁的方式,归咎于另一方,从而逃避自己内在的愧疚与自我否定。
以小见大,今天先从微观世界聊聊个体的“替罪羊机制”,明天继续聊聊宏观世界的“替罪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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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4 09:30:00
这段时间突然能看懂八字了,所以就找了几个身边的典型案例来看,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虽然还达不到“算命”的程度,但已经可以将八字和剧本里的人物原型结合起来。不同命格的人就像拿到了不同的人生剧本,他们要面对的课题或接下来需要遭遇的剧情,都很有宿命论色彩;八字中各种类似数学公式的组合,又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结构。
就比如建禄格,并不需要明确知道它的实际含义,可以从“贴标签”的角度来理解这类命格的人:他们往往稳健自立,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踏实、重信义、有行动力,但同时也容易变得固执、自我、竞争意识过强——上面的这些形容,是不是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说得过去?因为这些标签只要贴得够多,便能让人感觉到自己“特别”。
但有趣的是,建禄格的人,很害怕比劫——同样不需要知道它的实际含义,其实就是他们很害怕有人来分夺自己的资源,所以一旦遇到大运或流年出现比劫的情况,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无力,或是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被别人夺走;或是自认为准备充分,却不及他人的一语成谶。
建禄格这种本身就带有很强比劫色彩的命格,在某些配置里尤其忌比劫再来,于是很容易被解释成一个非常适合写进剧本的命题:一个高度强调自主和占有资源的人,偏偏不断遇到与自己争夺资源的人。这也大概是他们的人生剧本里最可能出现“人物弧光”的部分,比如试着脱离原生家庭,或彻底接受原生家庭带来的诅咒。
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宣扬“封建迷信”。我虽然越来越倾向于宿命论,但我仍然认为自由意志是有其作用的——就拿建禄格的人来举例,他们可以选择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甚至主动放弃原本可能从家里分得的财产,避免与兄弟姐妹去争夺资源。
但谁又能保证,这些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我并不是一个爱算命的人,所以我也很少建议身边人将算命作为解决方案。但如果真的走投无路,或是我明确知道对方内心已有一个笃定的决定,却无法靠自己迈出第一步时,我反而会建议他们把算命作为“一味药”,借助别人的推动,大胆做出自己早就想做的决定。
这就如同事先约定:掷中单数,便去做那件犹豫已久的事。当骰子第一次落地是双数,而一个人想要捡起来再掷一次时,答案就已经浮现心头。
不过这也是我做不了算命的根本原因,我大概会戳穿那些想要算命的人的底层逻辑:他们希望有人推自己一把,或是把一枚只能掷出双数的骰子递给对方,让他直面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俨然让算命失去了最有“乐趣”的部分——让他们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一个无需完全由自己负责的依据。
我常常以文人相轻的姿态调侃蔡康永——真正的“说话之道”,与其由这些酸腐文人撰写,不如交给一个铁口直断的八字先生ⓘ。他们面对一个大限将至之人时的说话之道,才是真正的艺术——当然,很多八字先生其实并不会看“死期”这件事。
我观察过老婆给别人做命理:即使对方遇到的是一个注定闹得鸡飞狗跳的渣男,她也不会干涉对方的选择,只会向对方呈现两扇门。一扇通向继续与渣男纠缠所要经历和承受的代价;另一扇通向远离渣男后的生活,也有相应的代价。
所以最终走进哪扇门,都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甚至很有可能,无论怎么干预,她那段时间的“命”就是要跟一个渣男纠缠不清,就算她做出了分手的决定,两人还是极有可能分分合合,闹得鸡飞狗跳,但这就是对方所要经历的一切。我老婆作为命理师,能够给予的最大帮助,是让她清醒地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的选择,了解每种选择背后的代价,并帮她减轻这些代价造成的损失。
不过遇到这样的案例,当事人很可能还是会去经历鸡飞狗跳的部分,但这段必经的过程,也会成为她遇到下一段良缘或彻底深陷其中的“前因”,于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前因后果,才是我认为最具“宿命论”的部分。这些构成此刻的“她”的因果,也只有在她做出选择之后,才会让她意识到当初还有“另一扇门”可供选择。
所以一不小心,命理就与另一个奇妙的东西打通了——贝叶斯理论。当然,这是一个太过庞大的话题,之前已经聊过一部分。
另一个来自算命的“乐趣”,在于比较。
我开始搞懂命格之后,也会去关注所谓的“好与坏”这件事,既然命格是每个人拿到的人生剧本,那剧本本身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起承转合。在好坏之间,最容易被察觉的往往是那些“坏”的部分,就像是剧情中的冲突,与一个还剩 1 小时 57 分钟的定时炸弹相比,一个只剩最后 20 秒、必须决定剪断蓝线还是红线的炸弹,显然更具叙事张力。
就比如最开始举例的建禄格,谁会希望看到一帆风顺的剧情?多多少少都得制造点冲突,让剧情跌至谷底,才能体现出触底反弹的张力——但现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故事。如果一个建禄格的人,自己有个亲兄弟姐妹、或是在大运和流年都遇到了比劫天干,那基本上这个人就被会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故事往往让人们看到那些最耀眼的人物弧光诞生的时刻,但现实比铁口直断还要冰冷——现实中的一切也无法像故事那样被完整记录下来。对观众来说最精彩的人物弧光,对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通常就是灾难。
人们又在追求叙事性,这就需要“比较”;各个命格有各自的优劣,喜忌也有所不同,一个看似稀有特殊的建禄格,也可能在人生的历练中,被折磨成最“普通”的那种人;而一个最平平无奇的身弱命格,也可能顺势而为,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命理师知道冲突,希望替人减轻冲突;作家知道冲突,却巴不得人物往里面跳。
算了,我好像只能直断,委婉不了一点,也看热闹不嫌事大地构想着每种命格剧本都会经历何种的冲突。另外,我本人并非建禄格,以上内容只是我用于“比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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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3 09:30:00
这周的邮件订阅文章,打算聊一个非 Newsletter 的话题:
人生有不同的选择,但如何确保自己选择的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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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1 09:48:45
据说9月7日,泰国军方带领媒体及东盟观察团进入柬泰边境奥斯玛的一处大型诈骗园区,在园区办公室的一处墙上,用中文写着八个字——只要结果,拒绝理由。
不过这件事有好几层扣环,诈骗园是“错”的,它所信奉的理论也应该是“错”的,所以这八个字在日常的世界里也应该是“错”的,因此“只要结果”这件事也可以说是“错”的。或者反过来,那些认为“只要结果”是错的,也可以用“诈骗园正在宣扬这样的理论”来证明它是“错”的。
那这句话本身有没有对错?不太好说,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拿不出结果的人,往往也是最会为自己拿不出结果而编造各种理由的人。
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结果主义者,但需要区分结果和成功的概念,做出结果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也有可能做出失败的结果,但总之是做出了结果。
以前还在职场时,我最头疼的一类人,就是告诉我事情没有完成,或是在某一个环节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一开始都会试着追问一句:“那解决方案是什么?”但经常会得到“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说辞。所以后来我在用人方面也会更喜欢重用那些在呈现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出自己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的人,而我则负责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当然,现代职场可能已经换了一套思路,即“不是我该做的,我不会参与”的原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既然生存法则已经进化到这样的模式,那我也必须承认我过去认为可行的逻辑可能并不适用。所以后来出来单干后,我在招聘时会特别要求对方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件事倒很像是“诈骗园”,因为只要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或是证明我的人格是错误的,那么相应地,后面与我连带的东西也都是错误的~
一个多月前,我潜入了一个“写作小组”,后来我被“驱逐”之后,又有几个人顺着群主的关系添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希望我也能建一个类似的小组,但我后来婉拒了,只和其中几个人保持一对一的社交关系。
这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留言,问了一个我也不太能回答的问题:写作是不是结果主义?我换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厨师整天向人介绍自己能复刻最经典的满汉全席,甚至声称能否做出满汉全席,是厨师界评价厨师好坏的硬性标准。于是他认为自己能把如何做出满汉全席说得头头是道,自己自然也是一个“好厨师”——那食客要求这位厨师做出一桌满汉全席,是不是在拆他的台?
但这件事本身有一个断层问题——很多文化评论家、剧本诊断师甚至可以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但是他们确实能够因为自己看过足够多的作品,而形成一套评论和诊断系统。这就好比一个从来不会下厨的人,但因为吃了足够多的美食,他当然也可以成为美食评论家。
不过很快,这位朋友发现我们在举例过程中的“漏洞”——作家和文化评论家、厨师和美食评论家,是两组等同的概念吗?
那这个例子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当一个人以自己能够做出满汉全席而自封为“好厨师”时,他是否应该接受食客的考验,证明自己能够做出满汉全席?既然他已经通过这个叙事获得了“厨师”的身份标签,自然也得接受他人对这一身份标签的质疑吧?总不可能这个厨师指着对方鼻子骂一句:“你你你,你有资格说我吗,你能做出一桌满汉全席吗?”
同理,一个自称“作家”的人,自己做不出任何像样的结果,整天去怀疑和质疑他人的结果,那他人是不是也有反过来怀疑与质疑他的资格?这就跟泼妇骂街一样,指着对方骂她是妓女,就好像能证明自己不是泼妇一样。
当然,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需要“结果”。就像我两三年前参加过一个剧本创作小组,看上去每周都在开会,都在讨论作品本身。到头来只有我自己写了三个完稿剧本,也顺利地成为了被攻击对象——或许对他们而言,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周都能通过这样一天的头脑风暴,获得“我原来在做事”的颅内高潮。
如果对目的进行拆分,结果本身也会随之被分类。
写作是不是结果主义?
这倒不是一件有标准答案的事。如果有那么一个可以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写,是因为我认为有比写更重要”的理由,那写作就不需要结果——再不济,就去质疑他人的那些“结果”好了。
就像仅仅因为这句话出现在诈骗园的墙上,便可以否定它本身;这种否定是在否定另一个更“强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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