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2 21:34:38
看到来了这么多流量和观点的互动，我就知道我大概是又炸了坑了。
这个时候就收到了一些观点，比如认为我其心可诛地批判了既可以是自我表达（写给自己），和观点交流（给他人看）的博客。认为我当初创作的《写博客是为了自己就别他妈发表出来啊》，是在扯淡，认为我在对这一类博客主赶尽杀绝。
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如果写给自己的，干嘛还要公开发布呢？”这个问题，是为了让创作者思考一个切实的问题——自己的作品到底希不希望被他人看见？
当你承认“写博客”就是为了“得到关注之后”，自然也会反向敦促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写那些自话自说的“日记”，因为人们包括我自己，最关注的始终是自己，才会因为找到了臭味相投的人、或是引起共鸣的事而产生链接。如果“写博客是为了自己”卡在那里，就会变成一股拧巴的能量，一方面因为得不到关注而自我安慰，但另一方面又因为自我安慰带来不了实际的成就感而自我攻击……
我并不是说所有写博客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他人关注，但是公开发布作品的人，有必要问清楚自己这个切实的问题——自己是不是希望得到关注。我相信，人类作为社会动物，都是需要被看见的，否则他的存在性会完全丧失，自观是一个路径，他观也是一个路径，这两种没有对与错，只是看个人取舍。自观是难得的自省，但也容易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他观能够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自己，但也容易过度在乎他人目光而活得疲惫。而人们拧巴的点就在于明明希望被看见，却又逢人便说自己不在乎他人眼光。当然啦，这种拧巴当然也没有对错，也是一种选择，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其“代价”。
如果真要承认个罪行，那就是“标题党罪”？这我认，毕竟大家都希望做好人，那我就做做坏人来讨论些大家容易拧巴，却又不愿意直面的真相。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互动有必要的，因为凡真实的，必会相遇。
补充一下：所谓的“互为借口”
“我其实内心希望被看见”和“我是为了写给我自己”，这两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它们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共生的。比如，我既希望“被看见”，但是又强调我是“写给自己”。但是既要又要的结果就是“互为借口”。
当我希望被看见的时候，一旦效果不好无人关注、收不到我希望的正面评价，我就会逃到“写给自己”这个领域，以它作为借口，开始闭门造成固步自封；而当我开始“写给自己”的时候，其实内心又无时无刻在想想它被看见时，能给别人带来的印象，于是我又逃到了“希望被看见”，以它作为借口，开始泯灭真实献媚虚荣；
互为借口的结果，就是反复横跳，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每过一段时间，删掉所有的创作或是重建博客，决定为自己活；然后过一段时间发现无人问津又删了所有创作或是重购域名，决定找回自我——那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当然，我举例的是戏剧化的例子，并不是指每个人都这样。
2024-11-22 10:42:06
有的时候，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局内，会更有趣。
最近一朋友得知我“还”在写博客后，询问我现在的中文博客都是哪些人在创作，又都在写些什么。说实话，我并没有关注和研究过，我收集的博客本身也是从别人的“友情链接”网里，发现的有趣的、我能看懂的（技术以外的内容）、和能够引起共鸣的博客。所以我收集的样本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文博客的现状。
最后我把几个博客集合网站丢给了对方，这或许能够代表大部分写博客的人在做什么。过了好几天，他真的认认真真过看完了每个集合网站首页抓取的文章，然后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挺无聊的。
这句话很“冒犯”，因为他是个“局外人”，并不能理解我们在“自嗨”什么。当然，“自嗨”这个词听上去也挺讽刺和贬义的——没错，就是在讽刺。听到这个结论，我试图“反击”——“你既然觉得无聊，总要说服我为什么无聊吧。”
我花了三天时间，看了你给我的网站首页的每一篇文章，除了技术就是日记，不是说它们不能做成博客，而是这些功能早就有了更多流量聚集的平台，为什么还要单独做成独立博客呢？
这应该不是冒犯了，而是“膈应”吧。听到这话我有点着急，必须为自己辩白——“不是我不想去些公众号、豆瓣，而是我发布的内容常常因为敏感词而被封禁，我没办法做到自我审查，但是我又想要写，我总得有个平台吧。”
你有想过吗，或许写博客是一种逃避行为，逃避流量对作品的审视？如果同样的内容发布在小红书，你会在乎没人看吗？
别骂了，别骂了。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写博客有严重的“滞后性”，特别是非技术、非日志类博客，它跟别人的互动是完全切断的。从创作发布、到被人看见、再到引发共鸣互动，因为是观点的互动，它本身会受限于“沉默螺旋”。即人们会更愿意在支持自己观点的内容下互动，如果无人互动，就算引起个体的共鸣也无法产生互动。
我现在创作的博客，其实也有这种“讨巧”的行为。因为它不是即时性的，所以我可以在发布文章后做到单方面的“爽”，而不去考虑流量和互动的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会特别希望与互动者本身建立某种即时交流的机会，比如对于一些观点在Telegram上面进行讨论。
说实话，这个博客也是因为坚持创作到了第三年，才开始陆陆续续被人发掘。虽然每天能够保持几百上千的流量，但是互动仍然是“滞后的”，极少会遇到@三十里海河 这种跟我沆瀣一气的家伙，会主动找我聊起原生家庭的事情。
另一个关键，是因为独立博客的“人设”功能，迫使它需要按照某种“姿态”去表达自我。哪怕是对现实的抱怨，也因为有了一层对外展示的需求，而自然而然地附着上了“表演的意图”，目的是为了获得肯定、赞美、关注这些站在聚光灯下才能得到的东西——我当然也有表演的意图。大部分时候我在现实比博客上的“人设”更嘴毒，总喜欢拆解底层逻辑。但是在建立社交关系之中，这种人设又会慢慢褪去变得无下限的有趣（但是还是很少会提供情绪价值）。起初，我可能还会考虑自己的哪句话会不会惹到别人，这么三年过去了，我发现与其去新建一个“人设”努力地维系他的表演性，不如就让把博客当做是我现实折射的一部分——所以，就会说更多难听的话和真相，惹到更多人。
所以这种确实互动的交流，也会得到反噬的评价：
挺无聊的。
一直以来，我很想跟几个熟悉的博主，做一对一的社交关系，至少先脱去“博客”这个外衣，来聊些彼此对世界不同视角的看法。但因为博客的滞后性也会延展到现实层面，造成断层。比如，我们之间要产生共鸣，至少要彼此关注过对方的博客，如果对方并不喜欢我的观点，这岂不是就给对方造成了困扰；再比如，别人的博客本身就是保护壳，并不希望自己的真是内心被看见，如果我一味地入侵对方，那就太不礼貌了。
久而久之，这种无法进入下一个“社交领域”的交流，会越来越梳理和冷淡——比如我的博客在互动环节并不能给对方带来流量。于是，无聊诞生了——标题的“无聊”并不是指中文博客圈的内容，而是人们以为可以通过博客构建的社交，到最后也只能剩些鸡毛蒜皮的“无聊”。
如果可以，我打算做一期“递苹果”的游戏，把它交给几位熟悉的博主。
2024-11-21 17:09:21
这段时间都在聊“犯罪”，觉得未来可以做一个专题好好聊聊。
这几天和朋友聊起“献忠”的事情。这几年的献忠其实与中国，这几年宣传的“仇恨教育”有关。一开始的红色教育、战狼外交、境外势力亡我中华，无时无刻都试图将内部矛盾转移至外部。它很好用，但是阈值会被抬高到一个巧妙的“做空点”。这个做空点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仇恨其实是描向一个虚无的点时，这个能量会瞬间变成对内攻击。
极少有人可以真的做到去杀一个“日本小学生”，但是这种针对弱者的攻击又非常符合目标虚无，因为只有凌驾弱小才能带来卑微的尊严满足。疫情三年，责任全在美方的方法用了太多次，导致人们渐渐发现把责任推给美方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内部的高压锅效应让溃坝的趋势日渐明显，但这些能量无法找到一个“他们”口中的“敌对势力”时，能量必定会朝向另一个可以打中的点——那就是比自己还要弱小的目标，例如流浪动物、宠物、小孩子、日本车、苹果手机等等。
“仇恨教育”的反噬会在这两年达到顶峰，当反噬实际伤害到既得利益集团时，他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实际的目标来转移压力。比如推举出一个“时代的罪人”。然后乐此不疲地进入到下一个轮回，就像文革时期的游戏一样，造神然后朝着神像泼粪。
有的时候，社会学就是如此残忍地揭示了某种规律，整个社会在循规蹈矩之中，看似疯得抽象却又癫得理智。
不是我们赶上了恰好的时代，而是我们一直在时代的漩涡里。
2024-11-20 21:42:21
连日来，广州各地陆续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家宠物狗遭投毒身亡。一名位于广州荔湾区的犬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她养的两只宠物犬于11月8日晚被毒害。据她了解，同一时间段内其遛狗区域至少有6只狗中毒。截至11月20日，广州超40只宠物狗疑似中毒死亡。
——中国新闻周刊
对宠物投毒的事件会让我特别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养狗，也因为养狗之后催产素被提高后会莫名地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背后藏着太多“隐含信息”。于是，我才用了标题这样的句式：
当人们在“投毒”时，在“毒”些什么？这个“毒”可以更换成各种人身伤害事件。
中国大陆的刑法学里，认为犯罪由四个要素构成：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和犯罪客观。公共场合投毒毒杀宠物、流浪动物的法律一直很模糊，特别是当投放的毒物并不属于违禁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人身伤害时，这种投毒行为并不会触发犯罪。宠物可以以“私人财产“”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流浪动物本身并无法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搜索“投毒毒狗”的词条，可以在各种新闻最下端的评论看到两极化的评论。有认为应尽快完善立法保护宠物的，也有认为宠物狗就应该被赶尽杀绝的。保护狗和虐杀狗一直是极端共生的事件，特别是当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时，一句“杀尽所有狗”确实满足了逞口舌之快。
一些讨厌狗的人，会有原本的历史原因导致的心理因素。这种害怕和恐惧是生理级别的，加之新闻对于狗伤人的报道，这种恐惧会因为信息偏差更加严重。
另一些讨厌狗的人，或许是后天因素造成的。比如宠物扰人、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差距、尊严受损等等，狗变成一种符号激发了当事人的某种情绪反应，导致错误认知并引发了对应的行为。
狗作为一个“弱势”符号，对它的虐杀既能“安全”地满足尊严感，又能充分地体现自己对生命凌驾的快感——只是因为这群人足够“懦弱”，所以才不得已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卑微而易碎的尊严。同时，这一类人又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例如“养日本柴犬的人不爱国”，他们很有可能会拿起U型锁，砸向养柴犬的主人。
所以想要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弄清楚当事人对于“狗”是一种具体的恐惧，还是对于符号的厌恶。所以投毒本身，犯罪客体就变得复杂。
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针对动物投毒者，你希望发生怎样的结果？当然是希望有宠物陆续死亡，这样才能体现犯罪者的“存在性”。为了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例，投毒的方式、投毒的区域就成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犯罪客体既然是“动物”，那么动物什么时候出没、以何种方式出没就是必须要研究透彻的。所有小区投毒、宠物狗聚集场所就是最好的投放区域。比如广州发生的群体性毒狗事件，投毒地点就是在宠物狗经常聚集的草坪上。
针对“狗”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需要观察狗的习性，才知道哪些路径是多数人遛狗所选择的；或是每晚大型犬的主人会固定在小区某个区域出没，导致大型犬吠叫扰民。这个时候，投毒的“主观”因为针对的是狗，他们会尽量避免和狗主人进行接触，因为犯罪在狗被毒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针对“狗主人”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则是对个人乃至符号的理解，比如这个人常常出没什么地方。但这里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一些富人所居住的高端小区本身有严格的门禁系统，这些因为仇富而想要虐杀富人宠物的人，压根儿连小区门都进不去。另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在狗活动进行投毒的，犯罪者是针对一个群体符号进行投毒。
因此按道理来说，他们本身可能在任何地方投毒，特别是狗出没频繁的地点。这时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规则”，来理解犯罪“成本”。
投毒事件并不算是“黑天鹅”，它本身因为有规律可循，所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要素来横纵评估危险程度。
所以，当发生一起“毒杀”事件时，并不用惊慌，饲主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更换遛狗路径、或是为宠物佩戴嘴套的方式持续观察。一旦偶发事件造成了持续的群体性伤亡、或是变为频发事件，则需要考虑“投毒”的可能。
所谓的“干扰事件”，是导致上述的评级变得“严重”的，但是跟投毒毫无关系的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又是一种“人性游戏”。
一类干扰事件，是饲主意外或故意造成宠物伤亡后，为了降低负罪感，将个体偶发性事件伪装成“投毒”，将责任从自己转移到不存在的“第三方罪人”。当谎言说一千遍之后，他自己也会把这个谎言当真，觉得自己的狗就是被人投毒致死的。
另一类干扰事件，需要“绕一下脑子”。一个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狗会被毒死，所以他先在小区投毒，造成了别人的宠物被毒死，从而觉得事件已经发生，自己的狗可以得到保护也可以免于被毒死的可能性。这件事看上去很“抽象”，其实它和赌徒们觉得“已经七轮没有出现过6了，那么下一轮一定会出现6”是一样的赌徒谬误。同时，这类人因为替代性防御机制，将对某一事件的恐惧通过制造或促成事件的发生转移到他人身上，以缓解自己的焦虑。
所以只要发生了自己最害怕的事件，那么事件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两类干扰事件一旦进入到数据之中，就会抬高投毒事件的严重性，从而造成更多人的恐惧和焦虑。
比如，把“投毒”换成“网暴”——当人们在网暴时，在网暴些什么？
2024-11-17 11:00:00
Humachine，人类是一台精巧的激素机器。
我从小就梦想自己能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初中时，暑假提交的摘抄作业我做的是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整个学生时代我负责班级各种对外的黑板报、小报；后来做杂志这个愿望在大学实现了；再后来做广告业务的时候负责的是机上杂志，彻底让我对杂志这件事祛魅了。
杂志的乐趣就是机器模块组装，不同模块囊括政治、野史、情感、科学、心理、哲学、灵异、鬼神……如果是一个人制作的杂志，那这种组装就更加有趣——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模块化，在不同身份下的思考，亦或者就是同一个思考下的不同世界。
Humachine，Human & Machine，人类或许就是一台机器，医学确定了它的极限；心理学揭开了复杂的程序规则，而哲学提供了它肉体无法前往的最远路径。2008年，我完成了人生第二部所谓的文集，取名《The Machine》，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台在不同事件里游走的机器。不过这个文集我得找个机会销毁，因为它非常可耻，一个文艺青年在旋转楼梯上绕圈圈跳舞，楼下端着酒杯的人都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
得了，十几年之后，这个Machine终于进化成了Humachin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地将生活打包成心理块，这使得生活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而且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
小时候的记忆是由无数的碎片构成，充实而复杂；成年之后这些概念被整理汇总，比如“男人不是个东西”就可以解释大多数跟男性交往的碎片。当概念和人生高度浓缩成块后，每一年就变成了数值上的改变——今年赚到了多少？当数值无法说服自己时，就变成了抽象的没有标准的概念——今年有比去年过得更开心吗？结果去年过得如何也都忘了，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带这个记录仪是为了防止遛狗的时候被人碰瓷。”
一名养狗人遛狗前的准备工作
若非此人提醒，我从未想过此事。遛狗时，我会下意识选择小区内有监控的区域，实则是担心遇到特殊情况时能有证据自证清白。社会信任的持续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透明”。我们常误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构建信任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个体间的不信任，只是更大社会环境造成的不信任在最终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
疫情三年，穿防护服的“大白”宛如在匿名论坛上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言论一般，随意进出他人家中，甚至摔死宠物、破坏私有财产，这一切都被“防疫”合理化了。当信息不再透明，无人知晓“防疫”究竟要“防”到何种程度时，“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非年轻人不愿生育，而是他们以一种难以抓到把柄的方式，对抗那些随时可能加码的、不透明、反人性的规则。
自律，就是选择你最想要的，而不是你眼前想要的。
亚伯拉罕·林肯
最近，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每次拿起手机，我本能地打开Instagram刷短视频，或浏览Telegram上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我的收藏夹里确实存有大量素材，本可发展成故事桥段。然而，收集的数量与我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已完全不成正比。
我曾是个严重的时间管理自虐者。多年后，我对时间管理有了具象化的理解：它就像每次脱下袜子时，立即翻过来丢进洗衣筐。但大多数人只是把袜子丢进脏衣篮或洗衣机，等衣服洗好后再一一翻过来。
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管理方法都是设定目标，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却忽略了人的疲倦期和自律程度。目标容易变成自律的“陷阱”：未达成时，自律陷入自我怀疑；实现后，又逐渐失去原有的激励作用。
社交学的责任是研究一类人的共同行为和问题；哲学的责任是关心全人类的心灵，要去哪里， 要如何看待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而心理学的课题是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承担病痛，如何更好地活着；三个学科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科要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而无法也不应该越权去解决问题。
上海精卫中心谢斌主
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不同层面上可能会“溺水”，需要相应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抑郁症患者在心理学层面“溺水”，表现为病理性自救行为、思绪无法停止和焦虑等症状。大多数人则在社会学层面“溺水”，被规则所困，随波逐流、缺乏目标，逐渐失去主体性，进而感到迷茫。
其中，哲学层面的“溺水”最为严重且抽象。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从事脱口秀的朋友，他在民宿打工时，有天站在后山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云是这样的形状？”这个疑问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面临死亡，于是他立即辞职，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这正是典型的哲学“溺水”——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为了对抗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虚无感，各个哲学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同样抽象，但它们却能如指南针般，在茫茫人生海洋中为我们指明暂时的方向。
真好，想去，但是已经丢了很多东西了。
松声在《夜骑开封——集体春梦的REM》的评论
“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多数成年人痛苦的根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后果”这一关键因素。每个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结果。以婚内出轨为例，这必然会招致道德谴责。但如果婚姻本就建立在“各玩各的”基础上，选择自由，那就可能失去所谓的真爱。不可能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即便勉强做到，这个选择的“后果”可能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来调配自己的性资源。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许多成年人因为不愿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便让自己陷入选择的困境中，反而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如果你不这样，我怎么会犹豫不决？”相比逃避责任，我更佩服那些敢于“丢弃”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此承担了结果。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丢弃”的东西并非完全离我们而去，它们可能成为一个遗憾、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或是变成种子开出另一朵花。但前提是——你必须勇于做出选择。
“死亡是极其乏味的。”
陈丹青
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死亡.exe》
前几年办理出院的时候，和主治医生聊了会天。她说在我办理出院之前，也有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来办理了出院，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治疗。因为无钱医治，他们决定带着重病的孩子回老家。医生虽然很想挽留但必须尊重家属的决定，所以不停地遵嘱他们要在车上备好氧气枕头。她说自己其实做不了任何事，只是判定：“那个孩子回去差不多也是等死了。”她有一丝难过，但又很快地变成了无法麻木。她或许看过了太多直观的死亡，所以理性让她学会了把这些情感归类进了“行医”的规则之中。
其实我在那一瞬间有些想哭，不是为那个即将物理死去的年轻人，而是——我有幸还活着。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不带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我还活着”。
现在学校周末封校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学生都跟着倒霉。
因为夜骑开封事件被封校的同校学生
学生运动不可能成功。其本质是因为学生群体的诉求并不相同——他们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就造就了他们的「不同」，抗议食堂饭菜难吃的学生，和每个月勤工俭学靠食堂便宜的饭菜过日子的学生，显然无法站在统一战线去抗议食堂。——《陈志龙——又一个属于弱者的高潮与信仰》
人民内部矛盾的游戏永不过时。比如今早遛狗的时候，遇到电梯里两个阿姨正在咒骂所有养狗的人，见我刚好带着狗，她们的声调都提高了一级——“就应该在小区里到处撒毒，毒死这些狗”。因为见我带着耳机，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盯着我高谈阔论。
遇到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一般很少反击，因为一旦陷入到自证陷阱，他们就可以瞬间获得更高的道德高地。要对付这种人也很简单：其实也是经典的人民内部矛盾。
1、在一楼、车库的电梯厅粘贴“毒死所有小区宠物狗”的声明和言论，把所有养狗的人都拖下水；
2、去社区派出所报警，称早上在电梯里听到恐怖言论，有人打算在小区投放剧毒，说是要毒死所有的狗，但是如果让小区的小孩子误食了可不得了。要求小区调取言论发生当下的监控；
3、捡一只流浪狗将它毒死，然后在小区人群聚集的地方对外宣称自己的狗在小区误食毒药被毒死，将养狗者和投毒言论者对立；
4、当“投毒者”进入到自证陷阱时，再拿出他在电梯里的危险发言公之于众，并用报警的思路将所有有小孩的居民也拖下水，自证范围从个体变成了整个小区；
5、差点忘了，小区还有一个养狗”控制狂”，他今天早上还因为有车堵在车库出口跟人家大吵，因为他看不惯别人堵在那里。现在要把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忘记说了，我没有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