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7 20:26:34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以“火鸡的错觉”这一寓言，讽刺归纳法的局限性。故事中，假设养大一只火鸡需要1000天，而在第1001天，即复活节那天，火鸡将被宰杀。从火鸡的视角来看，从第1天起，它因每天按时被喂食而充满了安全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火鸡对人类的信任逐渐增强，每一天它都期望明天会同样美好。根据其从第一天开始积累的“经验”，火鸡相信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然而，随着感恩节的到来，等待它的并非食物，而是屠刀。
这个故事后来被风险管理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其著作《黑天鹅》中，引申为对“未知风险”（即“黑天鹅事件”）的隐喻。科幻作家刘慈欣则在《三体》中，将其改编为“农场主假说”。
这个寓言在金融投资领域尤为值得深思，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偏误：人们倾向于将短期规律视为长期必然，从而忽视了颠覆性变量的存在。在风险管理中，这种错觉会被放大，导致对未知风险的集体性失明，最终演变为“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悲剧。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大数据的深度融合，金融业涌现出大量精细化的风险计量模型。许多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利用数学模型来预测和控制风险。此外，监管部门也鼓励开发内部评级模型来预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以便更好地评估风险和计提资本。这些分析方法技术性较强，在某些领域中已成功辅助判断风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备受专业人士推崇。
然而，过度模型化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我们要知道，虽然风险模型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构建，但世界本身不是一个模型。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远超自然科学，缺乏精确的规律可循。过度依赖模型，可能导致认知模式的“精致化谬误”。而当宏观经济趋势发生逆转时，这些模型便会骤然失效。
为什么呢？
因为模型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三个前提：数据质量、样本范围和时间框架。然而，即使在满足所有理想条件的情况下，“黑天鹅”事件依然无法预测。
正如塔勒布所言，试图用数学公式框定世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超任何模型的描述能力。
此外，人们常常混淆“风险”和“不确定性”。按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经典区分，“风险”是指结果不确定但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况，如抛硬币；而“不确定性”则是指连概率分布都无法确定的情况，如技术革命的时点和影响。前者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管理，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增强韧性来应对。德国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在《风险感知》（Risk Savvy）一书中指出，“火鸡的错觉”正是将不确定性世界误认为已知风险世界。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普遍使用的、基于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模型，完全未能预见到高达25个标准差的极端事件，便是惨痛的教训。
这种“精致化谬误”不仅体现在对宏观风险的忽视，也根植于个体投资者的心理偏误中。这种心理机制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称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它描述了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资产，却长期持有亏损的资产。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心理：亏损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
因此，投资者为了逃避承认决策失误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持有亏损资产，寄希望于“回本”，这恰恰是“火鸡”在危险逼近时，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心理。这种非理性的坚守，使其在面对颠覆性风险时，丧失了止损和调整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更大的损失。
吉仁泽在《风险感知》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在充满未知风险的世界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刻意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并依靠基本法则的指导。”换句话说，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简单的直觉和基本原则反而更加有效。这一观点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过度复杂化的陷阱？
答案或许隐藏在“火鸡的错觉”的另一个维度中 —— 时间。
“火鸡的错觉”在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一个数学表达，即“拉普拉斯平滑定理”。该定理指出，若某件事情已经连续发生了d天，那么它再次发生的概率是（d+1）/（d+2）。套用在火鸡的故事里，火鸡被喂食的概率在第1天为2/3，第2天为3/4，直到第98天为99/100。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看似安全的时间越长，距离危险的降临就越近。火鸡每天都对风险进行评估，其中99次是正确的，只有最后一次是错误的，但这一个错误却是致命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认为的“安全期”，实际上可能是风险的“积累期”。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 “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解释。明斯基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本身就会孕育着不稳定的种子。在经济繁荣期，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会不断提升，信贷标准逐渐放松，杠杆率持续攀升。融资行为会从稳健的对冲型融资（ HedgeFinancing），逐步演变为投机性的投机型融资（SpeculativeFinancing），最终发展为不可持续的庞氏融资（PonziFinancing）。这个过程正是风险在“安全期”的悄然积累。当资产价格无法继续上涨以覆盖债务利息时，系统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即“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此时资产价格会因连锁抛售而崩溃。比如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正是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刚性兑付稳定预期后，风险积累到极致并最终迎来的一个局部性质的“明斯基时刻”。
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企业加杠杆扩张往往能够短期内快速获利，很多企业家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断，错将趋势性红利错误归因于自身决策能力，不断增加负债、不断增大规模成为了过去很多企业的共同目标，尤其在2008年“四万亿”投资刺激下，这场“非理性繁荣”走向顶峰。许多企业要么完全缺乏风险意识，要么在察觉危险时已积重难返，只能在扩张的道路上加速奔向悬崖。
吊诡的是，在风险爆发前夜，这些企业的信心指数往往达到历史顶点。如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人人皆知》（Everyone Knows）写道：“投资者们明确达成的广泛共识差不多都是错的。”当经济增长拐点来临时，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内在脆弱性的集中暴露。
具体而言，首先是经济上行期积累的高杠杆成为致命负担。企业在繁荣期大举借债扩张，当现金流收缩时，债务偿付压力急剧上升，形成“债务－通缩”螺旋。其次，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战加剧。行业内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被迫压低价格，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恶化财务状况。最后，需求萎缩与供给过剩形成恶性循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进一步压缩需求，使企业陷入“增长陷阱”。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效应，使得那些在繁荣期看似稳健的企业，在拐点来临时迅速陷入困境，验证了“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残酷逻辑与认 知偏差中。
这种认知偏差同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模型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机构发现，那些在模型中表现优异（如高RAROC和EVA）的业务，事后却暴露了巨大风险。这反映出模型开发中的两大误区：一是精致化的欺骗性，模型可能运用了复杂的算法，但其输入的数据依然是基于历史平稳期的线性经验，无法捕捉结构性拐点（如政策转向、技术颠覆、债务周期）带来的非线性冲击；二是思维局限，开发者往往过度关注可量化的数据，而忽视了难以量化的“软信息”（如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企业文化等等）。同时，考核激励机制也往往偏重“技术先进性”，而非“风险预见性”。
而在债券市场风险上，金融机构对债券市场风险的判断也存在着“火鸡的错觉”。因为过去债券市场鲜有违约的现象，交易员存在普遍忽略债券市场风险背后的信用风险情况，再加上各种外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审计、承销人等将发行主体及债券包装得亮丽而光鲜，就更难以让人花时间和心思去深入调查研究了，就如同农场里的火鸡一样，危险不断累计。这期间并非无人担心，但很多金融机构相信大而不倒，相信刚性兑付。导致自2014年3月超日债开启国内债券实质性违约的序幕以来，截至2016年4月末，国内提示债券违约风险的发债主体就已接近40家，且债券违约风险呈加速爆发趋势，仅2016年前4个月就发生了14起债务违约事件，其中包括东北特钢、中铁物资等央企或地方国有龙头企业，宣告了央企、地方国企“信仰神话”的破灭。在这个典型的“火鸡的错觉”中，机构将低违约率视为无风险，忽视了宏观经济周期效应；中介机构评级虚高、保荐失职；加之监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漏洞等等因素，最终共同造就了这场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现象，导致很多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当然，也有学者对“火鸡的错觉”理论提出质疑。
比如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就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因此系统性的认知偏误不会长期存在。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市场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其次，即使个体是理性的，集体行为也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即行为金融学所说的“合成谬误”。
因此，承认“火鸡的错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市场的有效性，而是要在承认市场局限性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策略。
所以，我们能发现，在判断风险、控制风险的时候，不仅面对的是宏观、中观、微观、市场机制，更有着其背后复杂的人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不断的完善制度的原因，要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同时激发人性中向善的一面。
而“火鸡的错觉”告诉我们，既然不可达到准确，但我们可以追求“模糊的正确”，防止“精确的错误”。
在风险控制上，我们应当有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晰的风险管理框架。在宏观层面上：要理解经济、行业和市场的宏观周期规律及当前所处阶段。比如构建领先指标体系，收益率曲线倒挂、信贷增速等等；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模拟极端情景下的损失；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在繁荣期主动降低风险敞口。
在中观层面上：要研究企业的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比如重点关注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护城河深度；管理层的诚信度和战略执行力；财务结构的稳健性，特别是现金流的质量。
而在微观层面上：应在宏观与中观分析的基础上，再评估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具体而言，比如建立多维度的风险评价指标，不仅要关注财务数据，也要重视“软信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尽职调查；设置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调整风险敞口。
塔勒布曾说，人类预测未来的最大谬误，是过于关注预测的具体数值，而忽略了结果的可能范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更多的信息和更复杂的工具，反而可能催生“确定性的错觉”。
在我看来，“火鸡的错觉”揭示的不仅是认知的局限，更是人性的弱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精密的预测工具，而是更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更强大的适应能力。
如达尔文所言，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在金融投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适应能力体现为，保持谦逊，承认无知；去拥抱不确定性，而非试图消除它；主动构建韧性，而非追求精确。
从这个意义上说，“火鸡的错觉”不仅是一个关于风险管理的寓言，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不确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命题。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从“精确的错误”走向“模糊的正确”，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2025-08-09 13:03:39
大唐贞元二年，长安城内，晨雾如纱，在无数衣锦华服、意气风发的士子中，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显得格格不入。他衣衫单薄，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那双眸子燃烧着对“道”的执着，对命运的不屈。他叫韩愈，此刻，他正悄然踏入这座权力与梦想交织的舞台，而长安的繁华与苍凉，盛世的剪影与人世的磨难，都将深深的烙印在他此后逆行一生的轨迹里。
大历三年，韩愈出生于河南孟州。他身世凄苦，幼年时双亲接连亡故。12岁时，长兄韩会也撒手人寰，韩愈只得跟随寡嫂郑氏辛苦度日。《旧唐书·韩愈传》有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寥寥数语，勾勒出少年韩愈的早慧与自律。他深知自己孤苦无依，唯有凭借刻苦求学，方能立足于世，故而无需旁人督促，便已将儒家经典视为生命之光，笃志向学。
一年后，韩愈便随着天下士子一起投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选拔之中。
曾几何时，长安的二月春风，在贺知章笔下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意盎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际，百官相送，如脱笼之鸟般心境开阔。然而，时光流转，当贞元三年的二月春风再次吹拂长安，对于韩愈而言，这诗意的春景却只增添了心头的萧瑟与寒意。礼部南院的朱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宣告着又一次希望的破灭。他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那风尘仆仆的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落寞，每一步都踏着无尽的疲惫与不甘。
紧接着，家里又传来了族兄去世的消息，这让孤身在外的韩愈的生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贞元三年至五年，三载春秋，韩愈在长安城中苦苦挣扎。每一次踏入考场，都怀着忐忑的希望；每一次走出考场，都带着深深的失落。“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这字字泣血的诗句，正是他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贫病交加的韩愈，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深夜时分，他常常独坐灯下，翻阅着儒家经典，试图从圣贤之言中寻得慰藉。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终究让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不得不低头。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离开这座曾经寄予厚望的帝都，黯然回到宣州故里。 这一次的离开，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第一次妥协。 然而，这位屡试不第的寒门士子，日后却成为了“百代文宗”。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绮靡晦涩的骈体文风，强调”文以载道”，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与柳宗元等人共同开创的文学新风，影响了整个唐宋文坛，后世将他们尊为“唐宋八大家＂。
既然韩愈文学造增如此深厚，为何屡试不第呢？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深层问题。唐代虽然实行科举取士，但制度尚不完善，门第出身仍然重要。加之当时盛行的“行卷”之风——士子们在应试前将自己的诗文呈送给名流显贵，以求得青睐与举荐——使得科举的主观性极强。及至中唐，政治日益黑暗，科举之路更是论为贵族豪强提拔子弟、培养亲信的捷径，对于韩愈这样的寒门子弟而言，科举之路真是充满了看不见的障碍。
而韩愈，一是出身微寒，根本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所以就很难脱颗而出；二是韩愈的文风与彼时唐朝流行辞藻华丽的骈体文并不符合，骈体文读起来非常优美，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个中意境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惜骈文美则美矣，但如果把它用在为选拔人才上面，是不太合适的。而三是韩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是不愿写这种文风的，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
不过世易时移，风水相轮。
命运的转机终于在贞元八年到来。这一年，“是年一榜，多天下孤凭伟杰之士”，这便是唐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虎榜”，这一科共录录取进士23人.皆是壮穆栋梁的大才，这其中就有韩愈，而这次韩愈在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前，遇到了他的伯乐，当时的主考官陆势、副考官梁肃，和韩愈一样，在政治上属于务实派，所以对韩愈十分欣赏，再加上宰相郑余庆的推荐，贞元八年，当“龙虎榜”金榜题名，韩愈的名字赫然在列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叩开了仕途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一纸功名，更是他十年寒窗、数载困顿后，向理想迈出的坚实一步。然而，从“登龙门”到真正“入仕”，其间仍有一道关隘，那便是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一场更为严苛的考验。
唐代诗人赵嘏在《长安晚秋》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并非是对太宗皇帝的褒扬，而是对科举制度下无数士子皓首穷经、蹉跎半生的无奈写照。
年少时以为勇气和热情取之不尽，三十而后，才知人生如春花，日日凋零。流光易逝，悲欢无情。断雁声中，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全都蹉跎在了科场中。
而韩愈之后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皆是折戟沉沙。更不幸的是，抚养韩愈长大的嫂嫂郑夫人病逝了，嫂嫂的离世，如晴天霹雳般击碎了韩愈的心。这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在嫂嫂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的。他含泪写下“蒙又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字字血泪，句句哀思。对韩愈而言，嫂嫂不仅是长辈，更是母亲般的存在。
嫂嫂的离世，让韩愈一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消沉。然而，生活的重压不容他沉溺太久。彼时，他已年近而立，却仍未解决温饱，更遑论实现胸中抱负。他深知，若要在这长安城立足，便不能再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着丧亲之痛，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投入到那场名为“博学宏词科”的残酷角逐中。然而，命运似乎仍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才子，他再次名落孙山。三十而立，却一无所有，这对于心高气傲的韩愈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为了那份不灭的理想，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与矜持，连续三次硬着头皮，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宰相毛遂自荐，向名门望族投递简历，这几乎成了他每日的功课。那字字恳切的信件，那一张张寄托着希望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然而，即便希望渺茫，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心中那团“道”的火焰，从未熄灭。
贞元十二年，董晋以75岁高龄出任宣武节度使，为了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底，便开始广罗人才。而韩愈便被董晋相中了，事实是董晋对韩愈确实不错，韩愈为了感谢董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曾写下“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不过董晋此时已是高龄，仅三年后，董晋便去世了。而董晋逝世未久，宣武军中便骤生兵变。宣武军内部大打出手，死伤无数。不过好在韩愈因扶董晋灵柩而不在现场，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祸。
无奈之下，韩愈只能第四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好在这次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终于又找到了一隅之地。
为了庆祝这次考试得中，韩愈心情大好，于是独自登临华山游玩散心。
华山，自古便以其鬼斧神工的险峻而闻名。当韩愈登上苍龙岭，面对那“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的壮丽奇景时，他热泪盈眶，诗兴大发。然而，彼时的华山，并非今日这般有石阶护栏，唯有一线天成的山脊，如巨龙般蜿蜒盘旋。就在这绝壁之上，韩愈一时失足，被困于险境。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却无人应答。夜幕降临，山风呼啸，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惊惧、绝望、无助……这些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瞬间将这位未来的“百代文宗”吞噬。他颤抖着写下绝命书，将其抛下山崖，然后放声大哭，那哭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凄厉。幸而，华阴县令恰巧路过，发现了这封求救信，才使韩愈得以脱险。后人常以此事戏谑韩愈胆怯，殊不知，这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韩愈——他并非不惧死亡，他也有凡人的恐惧与脆弱。然而，正是这份对死亡的深刻体验，才更凸显了他此后在面对强权、面对生死抉择时，那份超越凡俗的“胆大妄为”与坚韧不拔。
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不思赈济灾民，封锁消息，谎报灾情，致使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堂上下因畏惧李实的权势，皆缄口不言。而彼时韩愈已晋升为监察御史，他亲眼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对李实的谎报灾情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张署、李方叔愤而上书，结果反遭李实等人的陷害，被贬连州阳山令。
关于韩愈被贬一事，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可能参与其中，但已故学者卞孝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说缺乏实质证据。这一争议反映了中唐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过韩愈确实曾怀疑过，但很快韩愈就打消了念头，而且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三人之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学术交流。
而同年，韩愈的另一个亲人，侄子韩老成突然病故，两人虽是叔侄，却年岁相仿，从小一同长大，情同兄弟，韩老成的离世对韩愈打击非常大。于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带着韩愈的无尽哀苦从心头流到了笔端，成为了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斯文之重，可见至深。
之后，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七年，韩愈三度担任国子博士，从事教育事业。因为当时世家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入仕，并不需要老师传授学问，所以老师的地位往往被他们所轻视，形成了耻于求师、羞为人师的社会风气。韩愈以一个觉醒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于上层阶级，明白学问于个人与国家的分量，遂写下《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以此抨击当时的不正学风。随后，又写了名篇《进学解》以自喻，这篇文章以“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开头，运用师生问答的诙谐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引起了当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而文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贪多务得”等成语，流传至今被人们沿用。
之后这篇文章深受宰相李吉甫喜爱，遂调韩愈入国史馆任修撰，参与史书编纂。但是韩愈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他只是到了馆，但就是迟迟不动笔。
而韩愈有个名叫刘轲的粉丝，得知自己偶像工作消极，就写信希望偶像振作起来。韩愈面对粉丝的建议，便回了信，并道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做修史这个工作的原因。在这篇《答刘秀才书》中，韩愈这样写道“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必有天灾”，并列举了孔子（修完《春秋》，各国都不待见他）、司马迁（遭受宫刑）、陈寿（连续被贬官）、崔浩（参与修史被灭族）、范晔（卷入谋杀案被杀）等等。在这篇回信里，韩愈态度很诚恳，希望自己的粉丝可以理解他，他真的不想干。
其实韩愈这番“史官高危论”不过是托辞罢了，背后的原因他确实无法明说，因为唐代官修史书制度是非常凸显政治对史学控制的，所以韩愈内心就很煎熬，修史必然会面临政治干预的风险，但自己是无力抗争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修史，倒不如消极罢工，躲开好了。
但回信的最后一句却惹了麻烦，韩愈写道， “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我不干，其他人也能干这个工作。
刘秀才有没有回复，我们不得而知了。但这篇回信却让好友柳宗元看到了，柳宗元得知韩愈有此想法后，专门写了篇长文批评韩愈 ——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
从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言辞激烈，对韩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无论如何，韩愈最后还是参与編修了《顺宗实录》。
不过，我从《答刘秀才书》中，倒是看出了韩愈的真性情。而且后来种种际遇，也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
在经历了多次贬谪、调任、复职后，韩愈终于元和十年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47岁的韩愈，终于在长安有了自己的住所。然而国家时局却风雨飘摇，藩镇作乱，人心浮动，朝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力主讨伐淮西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中被叛军刺死于长安街头，朝野惊惧。铁血宰相尸骨未寒，本该同仇敌忾之际，却有小人上书，建议停止征讨淮西以自保。大唐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公然挑衅。
在很多人犹疑畏缩之时，年近五旬的韩愈，默默随着征讨大军出发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仅是武元衡的遗志，更是韩愈一生的信仰。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奉旨征讨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洞察战局，建议裴度派精兵从小路突袭蔡州，擒拿叛将吴元济。或许因为韩愈的文人身份，裴度并没有采取这个建议。而名将李愬却与韩愈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于文城起兵夜袭蔡州，果然生擒了叛将吴元济，淮西战局由此逆转，各藩镇纷纷服软，归顺朝廷。
凭借对战局的卓越见解，韩愈被升为刑部侍郎，居四品。在任期间，他屡次仗义执言，任劳任怨，深受唐宪宗李纯的信任。
而这，只是韩愈风骨的开始。
自太宗以来，唐王朝逐渐倚重佛教，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至宪宗时，举国上下崇佛之风愈发炽烈，以至朝政废弛，百姓困苦。元和十四年，宪宗迎佛骨入京，举国礼佛，农人弃耕，商户停业，更有甚者，为一睹佛骨不惜倾家荡产，或自残以示虔诚。
整个帝国沉溺于病态的迷信之中。
吴世昌先生在其《试论韩愈其人》一文中，曾深刻剖析了佛教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影响。他指出，“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寺宇变成了政治避难所，变成了躲避徭役和赋税的逋逃薮，国家的户口锐减，而僧尼的人数大增，无数显贵为了享受特权度为沙门。那些所谓救苦救难的渡缘人，在礼佛这块遮羞布下丑态尽显，成了夺百姓之食，剥万民之衣，蛀国家之根本的蛆虫。”彼时的大唐，自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余毒未消，国力已是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危局之下，佛教的过度兴盛，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侵蚀了国家根基。韩愈敏锐地察觉到这股暗流，深知若不加以遏制，必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在此之前，韩愈的妻子卢氏，曾希望韩愈收敛性情，不要事事逞强。并写给韩愈一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事，必先退之”。韩愈也深以为然，便把“退之＂二字作为了自己的表字。
然而，这一次，面对荼毒社稷的佛骨，韩愈深知，他必须堵上自己的性命，宁与天下歪风邪气为敌，也绝不能退。他要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为大唐社稷正本清源。
于是，他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写下了那篇激荡千古的《论佛骨表》。
这篇奏疏，字字如铁，重重击打在朝堂之上，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隔着千百年的时光，再次读起这段话，我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从文武百官中缓步出列的韩愈。他就这么昂着头，站在宣政殿幽暗的光影之中，为他心中的道义再一次飞蛾扑火般站到了那些人的对立面。
《旧唐书》记载， “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唐宪宗读完《论佛骨表》大怒，下令要以极刑处死韩愈。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认为以佛道治理国家会引发无尽祸乱，举例说明了自古以来笃信此道的皇帝都早早崩逝，既然佛骨不能立国，又不能长寿，因此奉迎佛骨毫无意义。他还主张应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此文一出，韩愈得罪了无数权贵与信众。
韩愈一生笃信儒道，讲仁爱、重民本、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忠诚，不只是对宪宗一人，更是对大唐江山社稷。旁人不敢言，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他敢为。
在群臣的极力劝谏下，宪宗仍要杀韩愈而后快。但唐宪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昏君，他很爱惜韩愈的才华。
于是稍降怒气的宪宗朱笔一勾，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被贬后，有人劝慰韩愈，韩愈只淡淡地说：“言涉不敬”，韩愈承认自己或许因言辞激烈触怒圣上，但此事无悔，问心无愧。
半生功名，旦夕之间化为乌有。韩愈带着失落，在隆冬苦寒中踏上前往潮州的流放之路。路过蓝田县时，天下起了大雪，噩耗再至 —— 自己的家人因受牵连被逐出京，幼女却在途中病逝。韩愈悲痛难抑，却也只能咬牙前行。
潮州远离中原，素为流放之地，山水瘴毒，民风荒蛮。韩愈与家人跋涉数月，终于抵达。初到潮州，满目皆是恶山恶水，他在《泷吏》中写道，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这是他对潮州的初印象。心中虽有惊惧，韩愈依然坚守初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自己只要能为国家除弊，即便是献出自己的性命，也无所畏惧。
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韩愈很快调整心态，召集官吏熟悉政务，深入田间体察民情。他祭雨乞晴，修渠铺路。当时潮州鳄鱼成灾，时常伤人性命，为了破除当地百姓对鳄鱼的恐惧迷信，韩愈写下了《祭鳄鱼文》，激励当地百姓组织反抗，通过制作“强弓毒矢”和涂满硫磺的猪羊投入恶溪来驱赶鳄鱼。最终解决了鳄患，得到了百姓的称颂，成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韩愈废除了当地“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终生为奴”的陋习，推行“计庸折值”法；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耕作技术，改善当地贫瘠的百姓生活。更重要的是，韩愈十分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大胆启用人才，将俸禄全部捐出，兴办学堂，聘请乡贤执教，扭转了“潮人未知学”的局面，为潮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以后，潮州人才辈出，百姓以“韩江”“韩山”纪念其恩德，后人有诗云：“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而做出这一切，韩愈只用了八个月。
元和十四年，适逢大赦，韩愈调任袁州刺史。韩愈外调的短暂时间里，大唐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宪宗于盛年崩逝于大明宫，强行续命的帝国，也重新进入了死亡倒计时，藩镇势力再度死灰复燃，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心中皆生出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念。承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了自己的上司，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剿灭却屡屡受挫，河北局势岌岌可危，即位不久的唐穆宗焦头烂额，一旦河北局势控制不当，全国的节度使必定望风而动。到那时，百姓首当其冲，举国悲鸣，王朝倾覆不过在片刻之间，所以必须有人前往交涉，稳住河北局势。唐德宗兴元元年，同样是为了安抚叛军，大唐名臣颜真卿受命前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驻地谈判，后被残忍杀害。
如今颜鲁公血迹犹在，又有谁再敢罔顾性命前去安抚呢？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却总有那么一群脊梁，在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中，逆流而上，甘之如饴地冲在最前方。他们并非铁石心肠，亦是血肉之躯，却为了心中的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虽九死而无悔，虽万难而无惧。
这一次，字“退之”的韩愈再次站了出来。
长庆二年，朝廷赦免王廷凑及成德军兵士，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史书载，叛军头领王廷凑为人奸诈，嗜血成性，稍不顺意，便有几百上千亡于他的刀下，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魔头。所有人都觉得韩愈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宰相元稹为此痛惜道“韩愈可惜”，唐穆宗下令后也后悔了，于是派快马想召回韩愈。韩愈见到来使只是匆匆下拜言道， “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前行。
而在镇州，王廷凑用铠甲的寒光、出鞘的刀刃，已经表达出了他对朝廷这次安抚行动的态度。面对王庭凑的威逼，韩愈毫无惧色，开门见山直言“安史之乱以来，凡叛族皆族灭，无善终者”，一番慷慨陈词，给王廷凑讲明了归顺朝廷与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
王廷凑并非不懂这套说词，要不然也不会谋反了。但韩愈善于把握人心，巧借“服从众意”为台阶，给了王廷凑足够的体面，使王得以归顺，化干戈为玉帛。叛军动摇，最终归附朝廷，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从镇州归来的韩愈随即转任吏部侍郎，次年擢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曾记载，六军将士听说韩愈就任京兆尹后，都不敢做违法之事，私下互相告诫“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说，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谁敢犯法啊。
不过此时韩愈身患疾病，京兆尹只做了两年，便因病告假了。
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可能是韩愈一生中最为平和舒心的时光了，早春时节，万物复苏，春意融融。韩愈邀请挚友张籍同游踏青，兴致所至，写下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色融融，诗意满怀。
早春的午后，长安街头人声鼎沸。一位两鬓斑白、背脊微驼的老人，背着双手，缓步踱行。细雨如丝，斜洒在青石板上，道旁的小草新添嫩绿。老人抬头望向远山，脚步渐缓，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时光如水，恍惚间，眼前的老人仿佛又化作贞元二年初入长安的青涩少年。
长庆四年，韩愈在挚友张籍的陪伴下辞世，终年五十七岁。
因韩愈一生与宗教的冲突与纠葛，他的死因一度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流言与猜测并起，史料却对此讳莫如深。某种意义上，他的真正死因，也成了历史的谜案。
行文至此，韩愈那句在《祭柳子厚文》中的慨叹，不禁回荡在我耳畔：“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竞亦何较？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人生一世，不过大梦一场，其间的利害得失，又何须斤斤计较？梦醒时分，方知万事皆空，一切悲欢离合，皆如过眼云烟，不值追忆。这本是韩愈祭奠挚友柳宗元之语，却也恰如其分地道尽了他自己一生的豁达与感悟。而这与张籍在《祭退之》中对韩愈临终神态的描绘却是形成了奇妙的内在呼应与共鸣，诠释了一种对生命与死亡的超然。“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回首韩愈一生，从贞元二年那个饥寒交迫却目光坚定的少年，到长庆年间两鬓斑白的京兆尹，变的是容颜与官职，不变的是一腔赤诚、九死不悔的孤忠与担当。科场蹭蹬，难消济世之志；贬谪流离，不折为民之心；刀斧加身，未曾退却守道之胆。他用一生诠释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这份孤勇与坚守，穿越千年，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诚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赞：“韩愈其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气。”这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韩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文笔扭转颓风，以道义匡扶天下，以忠诚触怒君王，更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瓦解了叛军的士气，化解了社稷危难。这份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文末，心有诗曰：
贞元少年入帝京，寒门学子志凌云。 三番落第心不改，一片丹诚道自明。 敢谏佛骨惊朝野，甘赴潮州济苍生。 文起八代衰微势，千载文宗仰大名。
2025-07-21 12:10:37
注：感觉之前写的有点浅，所以撤回重新修改了下。
在豆瓣《小王子》的评论区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十几岁的时候渴慕着小王子，一天之间可以看四十四次日落。是在多久之后才明白，看四十四次日落的小王子，他有多么难过”，《小王子》从来不是一个关于星球的童话，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曾经相信爱、失去爱、又重新寻找爱的灵魂。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一个声音，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 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小王子》是一部写给成人的童话。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只有经历过人世沧桑的成人，才能真正理解小王子的忧伤；说它不对，是因为真正能够理解《小王子》的人，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这种纯真不是无知，而是智慧；不是幼稚，而是深刻；不是逃避，而是勇敢。
《小王子》的故事始于一场飞机失事，一个飞行员迫降到了撒哈拉沙漠的正中央，四面荒无人烟。就在他试图去维修飞机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金发的小男孩。小男孩说他自己叫小王子，来自很远的外星球，经历了一系列旅行来到了地球。然后飞行员就一边维修自己的飞机，一边听小王子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一开始小王子聊起了自己的星球——B612，在这个星球上有着3座火山，有着小王子很喜欢看的日出日落，还有着坏植物——猴面包树。小王子一个人在星球上生活了很久，有一天，一朵玫瑰却在土地上长了出来，那是小王子的星球上第一次出现玫瑰。爱情最初的模样，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人倾尽所有的温柔，如朝圣者般虔诚地守护着心中的圣殿；另一个人则在爱的迷宫中迷失，用伤害来掩饰脆弱，用骄傲来保护恐惧。小王子的玫瑰宣称自己是世间唯一，这不是谎言，而是爱情的真相——在爱的人眼中，被爱的人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当爱变成了一种证明，当温柔变成了一种要求，最纯真的感情也会在误解的荆棘中流血。这是爱情的悖论：我们因为太在乎而伤害，因为太爱而失去。
所以小王子为了逃避离开了他的星球，踏上了游历之旅。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星球，上面分别都居住着一个大人，分别是没有臣民但满心统治欲的国王；认为自己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自大狂；自我矛盾的酒鬼；想要占有所有星星却没空仰望星空的商人；盲目点灯熄灯的点灯人；还有教条主义的地理学家。
在小王子纯净的眼中，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显得如此荒诞不经。
后来小王子来到地球，他降落在了沙漠上，在这里他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蛇告诉他可以帮助小王子回到遥远的故乡，让他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他。然后小王子开始在地球上四处游历，有天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玫瑰花园，里面有整整5000朵玫瑰。这时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朵。接着他遇到了一只狐狸，小王子想和狐狸玩耍，但狐狸说，我不能和你玩耍，因为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系，我们彼此之间还只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你要说服我，我才能和你一起玩。之后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如何驯服自己，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狐狸的教导让小王子明白他和玫瑰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玫瑰本身并不是唯一的，但是自己日复一日的与玫瑰相处交流，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的玫瑰。小王子讲到这里的时候，距离飞行员坠入沙漠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飞行员的水喝完了，两人决定一同去找水井，第二天早上他们找到了水井，小王子喝完了水，告诉飞行员自己今晚就要离开地球，回到自己的星球了，希望飞行员不要来看，因为那可能看起来很痛苦。
到了晚上，对小王子万般不舍的飞行员还是来了，他看到小王子和最开始的毒蛇在一起，原来蛇说可以帮他回到故乡，是指用毒把小王子的肉体杀死，让他的精神回到故乡。在夜空下，小王子告诉飞行员，自己要送他一个礼物，那就是天上的星星，他说，你只要一抬头，就能想到我在其中的一颗星球上快乐的生活着。最后，飞行员目睹了被蛇咬了的小王子缓缓倒在地上，他的肉体死去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你没看过这本书，只是听我讲故事，也不难看出在小王子的书中有着许多的象征，飞行员、猴面包树、玫瑰、狐狸、蛇、六个星球的人等等，这些形象到底象征着什么，不同的人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再加上它里面颇有深意的情节和对话，让小王子成为了一部富有哲理的寓言童话。比如《栗树下的晚餐》作者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瓦就曾把《小王子》中的哲理比作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空的天穹一样无穷无尽。
但深究到底哪种看法更符合作者的原意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与《小王子》口中只在乎结果的大人没什么两样。我想这也绝对不是作者希望我们去做的。只要是你真正用心感受到的那就是真实的，那就是作者想让你看到的。就像书中狐狸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小王子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淳朴而干净的描绘爱的故事。当然，这里的爱并不单指爱情，而是广义的爱，包含爱情、友情、亲情等等，但爱情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这个故事给我们展现的是小王子从不认识爱到理解爱、明白爱的过程，即小王子对爱的认知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懂爱的阶段。小王子一直独自生活在一颗小星球上，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从未接触过其他人。这个阶段的小王子对爱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感觉，象征着我们幼稚的童年。他喜欢火山，只是因为火山可以帮他烤面包，喜欢日出日落，只是因为看着他们可以带来好心情，讨厌猴面包树，那只是因为他们会把星球给毁掉。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孩子的心里不会掺杂过多的现实因素，对待事物的态度往往只是决议单纯的好恶。这时，一株玫瑰在他的星球上盛开了，小王子为她日日浇灌，为她除虫，拿玻璃罩为她挡风，这让他与玫瑰之间诞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的象征。
但是，面对心高气傲、心口不一的玫瑰，小王子时常手足无措，他也并不能理解玫瑰矛盾的言语下隐藏着的爱意。玫瑰说，她有四根刺可以防止自己被老虎吃掉。小王子耿直的回答，老虎不吃花，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他只是想让小王子夸赞她。玫瑰说她讨厌风，让小王子给他找一个屏风。小王子很困惑，花为什么会讨厌风呢？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看小王子是否愿意为她付出。玫瑰在小王子面前故意咳嗽，故意想让他感到内疚，这让小王子觉得她简直太做作了，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让小王子更在乎自己。
实际上，这正是很多情侣、夫妻间常会有的矛盾，男生往往更偏理性，而女性往往偏干感性，女生往往不会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而男生则不善于理解女生话中隐含的含义，男生不知道女生对你撒娇蛮横，恰恰证明她在乎你，她绝不会对一个普通朋友做这样的事。而女生也不知道，男生的思维都很直，跟他们说话越直越好，最好就别绕弯子，而这种差异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积累出矛盾。
小王子和玫瑰都是第一次懵懂的遇到爱，两人也都不懂爱，也不懂得如何互相理解，如何互相退让，而这脆弱的感情就在这互不理解，互不退让的情况下，最终让两人走向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和伤害的境地，也让小王子负气出走，踏上了旅程。
此时，小王子来到了第二个阶段，探索爱的阶段。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行星，六种孤独的灵魂。国王在空旷的王座上发号施令，却没有臣民来聆听；自大狂在无人的舞台上独自表演，却没有观众来喝彩。他们都在追求某种形式的"连接"——权力的连接、崇拜的连接、知识的连接，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连接。
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映照着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逃避的同一个真相：我们害怕自己在这个宇宙中毫无意义。于是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权力的游戏、财富的游戏、知识的游戏、成就的游戏。我们在这些游戏中越陷越深，直到忘记了游戏的目的，忘记了游戏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忘记了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曾经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孩子。
我们在追求意义的路上，失去了意义本身。
小王子的困惑是深刻的：为什么成长意味着孤独？为什么成熟等同于冷漠？这些大人们曾经也是孩子，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选择了放弃爱的能力？这种放弃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适应？
或许，这正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
我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世界，却生活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贫乏；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感到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束缚；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迷茫。
韦伯说“世界的祛魅”，或许在《小王子》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六个星球上的大人们，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他们用数字衡量一切，用逻辑解释一切，用效率评判一切。他们失去了对神秘的敬畏，对美好的感知，对爱的能力。他们活在一个被完全理性化的世界里，却发现这个世界空洞得可怕。
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吗？
我们用理性征服了世界，却发现征服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我们用科学解释了一切，却发现解释之后生活失去了意义；我们用技术改造了世界，却发现改造之后的世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成为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的奴隶，成为了自己发明的游戏的囚徒。
接着，小王子便来到了第三阶段，明白爱、并重新寻找爱的阶段。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狐狸。狐狸在书中其实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告诉小王子，“驯服”才是爱的核心，而“驯服”无疑也是这部童话的核心。狐狸说，如果没有“驯服”，没有“建立联系”，“现在对我来说，你不过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千百个小男孩没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用不着我。而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它千百只狐狸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不可缺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我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驯服”这个词汇在此处承载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既不是征服，也不是占有，而是一种相互的选择与承诺。真正的“驯服”是双向的：我们在选择爱一个人的同时，也允许自己被爱所改变。这种改变并非失去自我，而是在关系中发现更完整的自己。狐狸的声音如同古老的钟声，在小王子的心中仿佛敲响了一个永恒的悖论，真正的自由，往往诞生于甘愿的束缚；最深的解脱，常常来自最美的沉沦。当我们为了爱而放弃选择的权利时，我们反而获得了选择爱的能力。这是“驯服”的奥秘——它不是征服，而是投降；不是占有，而是给予；不是控制，而是释放。
狐狸告诉小王子，如果要“驯服”他，“首先你要离我稍远点坐着，最好在同一个时间来，然后每天你可以做的稍近一点”。狐狸所说的驯服方法，隐含着的就是爱的核心——付出与责任。
爱一个人，是你要对她（他）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从远处开始，慢慢与她靠近。“每天同一时间来”则意味着你对他（他）肩负的责任。你不能今天爱，明天就不爱，持续而坚定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爱的本质远比“付出与责任”更加复杂。
柏拉图说爱是对美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说爱是一种德性，奥古斯丁说爱是对上帝的渴望，弗洛伊德说爱是性欲的升华。每一种解释都有其深刻性，也都有其局限性。
《小王子》则说，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给予。狐狸所说的“驯服”，实际上揭示了爱的本体论特征：爱是一种相互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创造了与他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自己。这种创造是双重的，我们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自己，也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小王子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在爱的关系中，她获得了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关系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爱的奇迹：它能够在平凡中创造神圣，在有限中触及无限，在时间中创造永恒。爱不是发现，而是创造；不是找到，而是建构；不是获得，而是给予。
这是《小王子》这本童话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看似平常，却蕴含着被现代人遗忘的深刻智慧。但是我想请大家深入的去思考这里面的含义。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爱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是因为本质上就是会爱的人，所以去爱；还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去爱，所以成为了会爱的人？这个问题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我们是被命运推着走向爱情，还是主动选择了爱情这条道路？
小王子的故事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答案：爱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行动。我们不是因为会爱所以去爱，而是因为选择去爱所以学会了爱。这种选择的勇气，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超越本能，创造意义；我们可以超越自我，拥抱他者；我们可以超越有限，触及永恒。
而小王子在思考后终于明白了自己和玫瑰的爱究竟是何物。他的玫瑰本来确实不是唯一的，他和那花园里的五千朵玫瑰也没什么两样。但正是自己每日的浇灌，正是自己日常的爱护，正是两人日常的交流，才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自己的玫瑰。所以小王子后来才会对自己的不负责感到愧疚，他说，“可惜我从前什么都不懂！我应该看她的行动，而不是听她的言语！她为我散发芬芳，点亮我的生活，我不应该离开她的，我应该看出藏在那些小把戏后面的柔情。花儿的心思好难琢磨的！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
最后，小王子用消灭自己肉体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小星球上，与他心爱的玫瑰重逢。
应该说让人伤感吗？
还是让人欣慰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结局。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很不错，但是好像还是很难理解“爱”，如果你随机找一个人说爱是什么，那么大部分人都很难说个所以然来，因为“爱”作为一种人类在现实中的情感体验，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对他有过数不清的研究和定义。
小王子告诉我们“爱是付出与责任”，这是伦理学范畴里对爱的一种解释；而在哲学上，柏拉图认为爱是人类对至善至美的一种追求的渴望；斯宾诺莎则认为爱是所有善的、好的、幸福的事物的源泉。在心理学范畴中，爱是一种强烈、积极的情感心理状态。在儒家文化里，爱是一种仁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基督教中，爱是一种博爱，它来源于上帝，既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也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而在爱上，有着爱情、亲情、友情等等。但人们首先第一时间想到的必然是“爱情”。
因为亲情的基础来自于血脉联系，友情的基础来自于志同道合，他们都不需要过多的主动付出和维护，而爱情的基础是最需要主动的实践和体验的一种爱。
但无论人类在理性上如何去定义，爱终究是一种我们感官上的感性体验，它无疑有一定理性的部分，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一种非理性。我们难以用理性把握，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用重复实验去验证、确定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认可的定义。
但爱确实需要实践。爱归根结底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就算你精通心理学，研读过所有的哲学著作，通读宗教典籍，但如果你从未在现实中真正感受过爱，那你也绝对不可能真正去理解爱。如同小王子不曾离开他的小世界，而在旅途中感受到爱，那他也绝对不会明白爱的真谛。
而《小王子》其实可以说就是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给妻子康苏爱萝的一封情书，现实中圣埃克苏佩里是历史上第一批开辟夜间航线的飞行员，曾几次坠机奇迹生还，与妻子康苏爱萝一见钟情，在第一封信里，圣埃克苏佩里就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我喜爱你的不安，喜爱你的怒气，我喜爱你身上一切尚未被完全驯化之处”，但因为二战的发生，两人聚少离多，加之“狐狸”的出现导致互相猜疑与争吵，圣埃克苏佩里无法忍受，决心逃离，以当时年龄最大的飞行员身份重返战场。法国投降后，圣埃克苏佩里不得流亡美国，而妻子留在了战火纷飞的欧洲，日夜对妻子的思念和悔恨促使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这本《小王子》，而随后圣埃克苏佩里回到法国执行盟军飞行任务，1944年7月31日，他为了盟军着陆，开着战斗机飞往法国南部侦查敌情，但起飞后不久便失踪了，年仅44岁，如同小王子从地球消失一般。直到2003年10月，法国政府打捞出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残骸，但至今坠机原因仍是个谜题。
小王子的那句“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时间的帷幕，让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战火中对着星空的忏悔。圣埃克苏佩里写下这句话时，他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穿越云层，他的心却在回望那个被他遗弃在欧洲战火中的女人。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忏悔，更是每一个曾经因为年轻而错过爱情的人的忏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小王子，在爱情面前手足无措，用逃避来回应深情，用离别来证明自由。直到多年以后，当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份爱可能已经错过了，那个年轻的自己也永远回不来了。
既然爱这么痛苦，我们真的还需要它吗？没错，人和人本就不相同，人和人的悲喜也并不互通。所以，爱他人必然是伴随着痛苦的，但人生的哪一项事物是毫无痛苦的呢？
歌德劝导我们不要迷信理论，要去亲身体验一切，尝试一切，去生活，去奋斗，去感受爱，感受人生的全部；弗洛姆说，爱的本质是要为某种东西付出“劳动”以及“使某种东西成长”；林清玄说，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与真实的表达，没有透过实践与表达的爱，是无形的、虚妄的。
小王子的回归，如同一滴水重新汇入大海，如同一缕光重新融入阳光。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消失，而是永恒。他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最完美的诠释：爱不是占有，而是释放；不是得到，而是给予；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永远在心里。他的死亡，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他的离别，是对爱情最完美的诠释。
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或许应该问自己：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能听到内心最纯真的声音？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愿意为了爱而“浪费”时间？在这个崇尚理性的社会，我们是否还敢于相信童话般的美好呢？
小王子从未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他存在于每一个孩子第一次说'我爱你'的勇气中，存在于每一对恋人在争吵后的和解里，存在于每一个母亲深夜为孩子掖被角的温柔中。他是人类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在这个冷漠世界中保持温暖的秘密。
当夜幕降临，当我们独自仰望星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遥远的光点，更是内心深处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王子，那个依然相信爱情、友谊和美好的自己。这就是《小王子》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最勇敢的事情不是学会如何长大，而是学会如何在长大后依然保持孩子般的纯真；最智慧的选择不是变得现实，而是在现实中坚持理想；最珍贵的能力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不被世界征服。
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它在心里。
2025-07-10 15:30:24
在美学中，悲剧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它的深度从古希腊贯穿到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净化’情感（卡塔西斯），到尼采强调悲剧展现生命在毁灭中的‘狂欢’（酒神精神），再到现代理论关注观众与剧情的‘间离’（布莱希特），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开悲剧吸引力的密码。但面对今天的我们，这些答案似乎还不够。这些对于悲剧美学的变化也潜移默化的重塑了美学的边界。同时，也影响了普通人对于艺术审美的变化。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悲剧美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悲剧美学是一种审美形态，主要表现为通过揭示矛盾冲突和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升华。这么说或许有些太正式了，通俗来说，美学悲剧性即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展现的生命姿态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悲剧美学的核心便是悲剧性，而悲剧的本质在于悲剧是不能脱离人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否则谈悲剧也是无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还是太抽象了。
那我们以日常接触到的影视剧来举例，无论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喜剧、爱情、还是恐怖等等，其实都是无法脱离“悲剧性”这一内核的，其中悲剧性的人物往往一般是具有抗争精神的正面形象，比如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赵本山先生的《落叶归根》《马大帅》，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都有着悲剧美学的身影。
不过当你认同这一观点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可能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通常来说，“悲剧性”三个字所映射的应该是痛苦啊，我们不应该避之不及么，那我们又为何会花费金钱、时间，甚至以情感为代价去沉溺于可怖的悲剧之中呢？
历来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但我更喜欢其中一个答案，即现代观众在悲剧中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古典美学“快感”的深刻“宽慰”感。
如何理解呢？
那么首先要先了解下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思考。
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悲剧性带给了我们那份快乐的心理体验，其实这是一种诞生于“道德”二字的共感，而这个“道德”即古典美学中的“自然道德”。
其中“自然”二字，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最为常见的意义就是有别于现代化城市的大自然。是花鸟树木、山川河流、宇宙星空，他指向的往往不是人。而人文领域的自然二字，特别是古典美学中的自然二字，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人，而且是超越了一定规制的人，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即古典美学所侧重的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所指的就是“道德”本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能够与超越了规制的道德融为一体的人。
古典美学认为人最大的先天性是道德性，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带有道德感。这个道德感不是后天因为人文规则或社会法律强加的道德感，而是诞生于世界时就与生俱来一般显现而出的自我道德本身。当然，就像美学并不是单调的讨论美与丑一样，这个道德也不是单一的指向善与恶，它所指向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自我认知的道德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好与不好，善与恶都建立在个体自身所携带的道德内部。进而我们发现，将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联系向另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的绳索，往往并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公理，恰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内部，而联系他们之间的绳索就是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共感。据此，古典美学或操持古典美学审美意见的哲学家们，就合理的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冲突总结成自然冲突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美学所叙述的悲剧性美感已经不足以概括和解释我们当下的人文社会了。因为自然道德在我们当下已经被曲解，或者应该说自然道德因为社会的规制与驯化走向了单一道德的处境，人们更多的纠结于对和错，并且这个对和错是趋于表象的对和错，所依凭的是一个外部世界为我们植入的道德观念，即拉康所说的——诞生在现代社会规制之中的新兴人类所会面临的处境。从一开始趋于古典美学自然道德式的由共感所建立的反思情绪，走向了只在乎表象的外部道德。
因此西方古典美学所做出的以自然道德为主，完全摒弃外部道德的观点就失效了。但不能说古典美学就落后了，只不过它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化、在升级，你可以看做古典美学是个“引子”。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的心理活动本身，它与创作活动，也就是艺术家们的创作动机、取材、制作方法与展现方式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就表现出了自然道德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的大众审美活动所涵盖的范围本身了，或者应该说我们至少应该对其加以区分。就此我们能发现，优秀的影片所制造与展现的悲剧性，其实是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的一种双重感动，一种理性与感性同时被打动的感受。
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缜密，如今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道德已经不再是那样纯粹的自然道德，我们个体的道德已然是外部道德与自然道德的结合了。
外部道德根植于日常生活，体现为现实的理性判断；内部道德则常常超越日常，表现为更本能的感性冲动。
二者结合之后，或者说当某一部影片能够在这两个角度同时打动我们时，外部道德与内部道德就开始融合。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将其称之为“超道德”。
在这种奇妙的审美过程中，我们不会再认为道德的视角高于生活本身，或是低于甚至背离于生活本身，相反，会理性的认为那个出现在荧幕上的感性生活是切实发生过的，但同时又感性的感受到它是隔离于我们个人理性生活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矛盾情绪。
简单来说，古典美学认为，过于写实或完全源于现实的内容，难以激发悲剧特有的快感，也难以构建纯粹的审美体验。
显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难被认同。
因此，在我们当下，与其说悲剧性会带来一种快感，一种快乐的心理感受。不如说悲剧性带来的是一种游离于“快感”周围的“宽慰”。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宽慰”指的又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7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记录长片的《帝企鹅日记》中，当人们在看这部真实反映企鹅生活的纪录片时就感受到一种“悲剧性”。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所以“宽慰”不是高兴，不是解脱，而是一种在目睹巨大苦难和毁灭时，因看到其中不屈的抗争、尊严的坚守、或生命本身顽强延续而从心底涌起的温热、释然，甚至带点悲壮的敬意。它像在寒夜深渊中瞥见一束微光，虽不炙热，却足以确认希望和意义的存在。
就如同《帝企鹅日记》中的帝企鹅，我们可以想象镜头下，一只帝企鹅父亲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暴风雪中，将唯一的企鹅蛋小心翼翼护在脚蹼和腹部的褶皱里，用生命的热量抵御极寒，几十天不吃不喝，只为等待新生命的诞生。风雪几乎将它淹没，但它纹丝不动。作为观众，我们理性知道（外部道德）：这是残酷的自然法则，生存本就艰难。但感性上（自然道德）：我们被这种近乎悲壮的生命坚持深深震撼。结局可能是小企鹅成功孵化（带来希望），也可能是父亲力竭倒下（带来哀伤），但那份在绝境中展现的生命责任感和韧性本身，就给予我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 ——
生命，竟能如此坚韧和庄严。
这种感受超越了简单的“好看”或“感动”，它是灵魂层面的共鸣与确认。
这正是现代悲剧美学的精髓，人用生命在抗争中展现出的那种强烈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抗争的意志就叫做悲剧精神，这是人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看见漫天的大雪，当我们发现生存不仅仅是一场严酷的考验时，一种“悲剧性”俨然显现。
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着与自身同样渺小的存在，它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时，一种崇高的“宽慰”感便紧随着“悲剧性”的显现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既理性的思考了外部世界，被它本身的存在而感动，又感性的支持着那个理性世界里挣扎着的芸芸众生，为自己发出的赞美而触动。
这种反抗给读者、观众带来了快感，即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而这份快乐的体验建立在妄想痛苦时的忘我情绪。
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凝望痛苦本身时，感受一份悲剧性时，痛苦的体验是未来性的。它超出了我们所认识的当前生活，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范围，以及悲剧性建立的痛苦所带来的情感体验，要远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体验都要更加强烈与难忘。这使得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戏剧或影片之中，从而混淆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因此我们才会流连于“悲剧性”的怀抱，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难以言说的代入感。
当这种灵魂的“宽慰”感渐渐沉淀，它常会引发一种深层的自省：在生命的困境面前，我又是否也拥有那份坚韧与尊严呢？
以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理性的，畅想未来则是完全感性的行为。而习惯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我们，现在拿出手机看看日历上规划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个人计划。那些能够为生活带来改观的物质目标也好，那些能够为精神世界的土壤里埋下种子的梦想也好，实质上都是我们在以理性的方法做着切实属于感性的事情。
因为理性最终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而一旦未来成为过去，感性又跃入眼前告诉我们 —— 那是命运的安排。
符合当下的美学，是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的。它站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某个地方，既有着古典美学的韵味，又有着文化转变时的那份剧烈。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悲剧性”所在。
因此，我们痴迷于悲剧，寻找荧幕上的“悲剧性”，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抗争的身影、那些毁灭中闪耀的尊严里，照见了自身。那份独特的“宽慰”感，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感知（自然道德）在复杂现实（外部道德）的映照下产生的强烈共鸣。浪漫主义称它为灵魂的忧郁，理性主义视其为崇高的理想，而存在主义则宣告——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认清世界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命、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永恒姿态。
悲剧之美，正在于它让我们在“宽慰”中，触摸到这姿态的壮丽与温度。
2025-07-06 12:02:58
周濂采访，刊于2015年7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其中有两段话说的很有启发 ——
太隐识:
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曾说，“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座秘密花园，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台，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所在，是唯一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太隐识:
从前有一次，百丈禅师传法圆满，大众都退去了，唯独一位老者还站在那儿没有离开。 禅师问：“前面站立的是什么人？” 老者说：“我不是人，是一只野狐，过去迦叶佛时曾在这座山上修行。当时有学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我回答说：‘不落因果。’因为这一句话答错了，后来在五百世当中转成狐狸，一直无法脱身。” 老者接着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请禅师慈悲开示，代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希望我以此摆脱野狐之身。” 禅师默许。 老者合掌请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 百丈禅师答道：“不昧因果。” 大修行人就是指开悟者，了达实相的人，这种人也一样要感受因果，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明确知道因果丝毫不爽、绝对不虚，所以更会谨慎取舍。 听了禅师的开示，老者当下开悟，礼拜后告辞。第二天，百丈禅师带着僧众来到后山的岩洞，用手杖挑出一具野狐的尸体，然后按照去世僧人的礼节火葬了。 由此可见，一个字讲错讲对，也会导致流转和解脱的不同后果。所以，作为讲法者，一定要深入了解佛法。
太隐识: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云： 周子主静，盖从无极来，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静坐，则初下手事也。然而静坐最难，心有所在则滞，无所在则浮。李延平所谓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正当有在无在之间，就里得个入处，循循不已。久之气渐平，心渐定，独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乐纷然突交于前，亦复如是。总总一个未发气象，浑无内外寂感之别，下手便是究竟处矣。
太隐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万物本原》很有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401130/
关于哲学家的职责，他这样写到 ——
哲学家的职责，哲学家的关心和热情，就是尽力保护可能性，像保护幼儿一样保护可能性，像对待新生婴儿那样关心可能性，他是种子的保管者。哲学家是牧人，他在山岗上放牧，他的畜群混杂着多种可能性，诸如怀羔的母羊，微颤的公牛。哲学家是园丁，他想方设法通过杂交繁殖新的品种，他保护原始森林，他防备恶劣天气变化，他带来历史和季节变化的新时刻，报告丰年和荒年，哲学家是繁多性的牧人。
米歇尔·塞尔还有一段关于比较政治与哲学的观点 ——
为了保持稳定，保卫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加削减了；经济、宗教、军队、朱庇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还有综合三个主神为一体的当代的行政管理，凡此种种，其职责和热情就是要压缩繁多性，缩减可能性，力求汇合聚集起来。权力的社会职责就是要侵蚀时间。科学也在合谋，虽然它修剪分杈是为了进一步接近它所探求的真理。哲学家则是繁多性的守卫者，因此，他也是时间的牧人，他尽力保护多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既不会拥有职权，也不会拥有权势。他第一次经历哲学与国家分离。他呼唤科学，以便使科学为他所用，属于知识一类，也就是在创造能力一边，而不是在监督控制一边。
对于科学与哲学，他的观点 ——
“我们要思考繁多的本来状况。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里需要有繁多的概念。”
“要用科学的思想思考，但是主要是在脱离科学思想的情况下思考，要善于摆脱窒息思想的清规戒律，但是也要善于调节这样的自由。在有创造性的理性面前，只有针孔大小的余地能够通过，这是严格规定的有节制的自由。”
米歇尔·塞尔认为“哲学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哲学只有在投入繁多性时才能超越历史”。
黎塞留《政治遗嘱》中写到“对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这就是说，他们往往完全毁了王国，因为过去同现在无关，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127198/
太隐识:
审美（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太隐识:
2025-07-06 11:56:42
对于《毛选》，第一卷最后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则衍生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上，我倾向于将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卷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连起来读，因为这三篇很全面的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告诉我们，战略眼光是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你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全局，而不是一点或者一面，不是一刻或者一时。只有理解这点，当你对某件具体事物可以全盘在胸，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来，可能发展到何处去。我们现在会看到各种所谓的成功学思维，但更关键的其实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某种思维只是适用于彼时彼刻下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所衍变得出的结论，它并不是静止的，你拿过去直接用就可以了。换句话说，通过我们战略思维的演变，用联系的观点去看事物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这些以后，你才能确定它的发展需要什么外部条件，确定了外部条件，你才可以估计是否有可能创造，需要哪些资源才能创造出这些条件。
有了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才会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去创造这些条件，然后促成事物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结果去发展。
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右的保守，啥也不敢干，畏首畏尾；另外一种是偏左的冒进，即机会主义的盲干，冲动莽进。如果你没有分析矛盾和促成条件，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莽莽撞撞的去干，那就可能遭受极大的失败和风险。反之，如果真的是要等什么都成熟了再去干，那可能经常会错失很多机会。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干一件事情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确定现在是否时机已经成熟，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然后才去创造条件，最后才把事情尽可能的按照自己想的那样去办成。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了左的冒进，又避免了右的保守。
这就是战略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针对一切事物制定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事物的根本特点发生的”。
意思是我们虽然说是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看问题，然后就有了战略眼光。但是，你仍针对具体事物，作出的战略计划，战术计划，这都是由这件事物的根本特点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用联系和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一个具体事物，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具体事物的矛盾，具体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这些矛盾，我们就能清楚事物的特点。之后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就由这些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了。
所以，任何战略战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矛盾、特点都有其特殊性，你必须根据具体事物的特点来制定战略战术计划。当然了，有很多事物因为所处环境、以及特点很类似，所以也会用到同样的战略战术，比如不同根据地的红军，虽然处于不同的根据地，但是却有很多基本特点，所以他们往往使用共同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根据地域不同的特殊性，往往会有一些局部的差异。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析事物的流程，不是先有战略战术计划，而是先分析出了事物特点，然后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
这个顺序一旦反过来，就会非常容易陷入抽象的教条主义，也就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那就不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概念（或者说别人总结的某些战略战术原则）出发了。
所以，我们制定任何战略战术性质的计划，首先是分析具体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思想、理论工具去制定计划，决不能反着来。
毛泽东接着在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矛盾论中的如何确定主要矛盾），所以针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必须由这个矛盾的双方的基本特点决定。这里说的是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而后面《论持久战》就是整个中日矛盾中，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而分析中日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先搞清楚矛盾双方的各种情况。所以由这些基本情况可以得出这次战争的一些基本特点 ——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这里说的几个特点，就是根据我方是大而弱，但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国家，而且战场是在中国，日本虽然强但是小，又是侵略别人国家等双方的具体情况。由这些具体情况，决定了战争具有长期性；日军占领区会有很多空虚的地方；日军每占一地，皆要派兵防守，兵力便会逐渐衰竭；还有双方会处于内外线的交替作战等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因此才有了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讨论。
可以说，毛泽东这三篇关于战略战术的文章，就是根据矛盾双方，也就是日方和中方的基本情况确定的。而不是从哪本《战争论》、《孙子兵法》中找来套用的，是先分析出了这些基本特点，所以才有了针对基本特点制定出来的战略战术。
那么，游击战争与战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也在文章中做了解释，“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抗日战争当然不仅仅只有游击战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以上的特点，所以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因此才有了必须要把它的战略战术研究清楚的必要。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去写这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的原因。
所以，综上而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切战略战术计划，是由事物基本特点衍变发生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平时制定任何计划，都是先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根据情况制定计划。这样才能避免很多弯路，才能把一些理不清楚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最后才能把很多思想用于指导实践。
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这个观点非常具有突破性，不同于西方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现状，将“保存自己”纳入到了战争目的的体系，形成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极大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毛泽东也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衍变出来了很多其他军事原则。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等等。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样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基于目前的现状，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朝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标前进。纵观历史，与敌人决一死战是政治延续性的最优解。但是对敌人而言，最可怕的梦魇更在于持久消耗，追求速胜往往容易陷入“皮洛士式胜利”，对于弱势方，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持久消耗战不断给予敌人心理威慑，制造“战争疲惫”，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军就是被这么拖垮的，最终导致美军在越南战争后修订《作战纲要》，将作战改为稳定行动，而不是决定性交战。这就如同我们玩战争策略游戏，主角一旦战死，游戏也就代表着结束，但如果及时止损，保存有生力量，借助正确的思想领导，就存在着星火燎原的可能，这种“心理威慑”也会让敌人寝食难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介石就想不到这点呢？或者，他为啥就不能借鉴下呢？
其实还是第一节说的“事物的根本特点”。一方面，蒋介石等人的军事思想仍较为传统，深受近代西方正规战理论的影响，强调阵地防御、火力压制和线性作战，加之经过北伐战争后，他所得出的经验又验证了自己的所学，所以这种“决战理论”让蒋介石认为只要与敌军主力速战速决，抢占地区，就能取得最终胜利，敌人灭不了也不怕，不过是流寇，而且历史上有哪些流寇能掀起大浪的呢。
可是，蒋介石想的过于简单了，不同于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模式，共产党的背后，则是在广大乡村中，那种超强的运动能力，那种依托于人民之中独立自主开展战争的能力。而且，蒋介石这种“占地为先”的战略也导致陷入了运动战陷阱中，让国民党疲于奔命。比如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机动兵力损耗率就高达63％，这直接超出了现代军事理论上机动兵力损失率警戒线的3倍。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自己这边的国民党是不具备持久作战能力的，因为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剧烈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派系军阀之间的分裂，经济上的矛盾，内部贪腐，以及各自为政，军队战斗力低下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也就出现了蒋介石为了维系派系平衡，经常性“微操”越级指挥师团单位，造成指挥混乱。比如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这种微操就多达127次，严重影响了前线战场的战略应对。
所以，蒋介石后来就一直想借着美国的支持，企图尽快解决战斗，因为他深知目前国民党的现状是无法打持久战的。
而毛泽东能施展出“保存自己，消灭自己”思想的基础便是《毛选》时刻体现的三个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本质是遵循、把握客观规律，而原则就是客观规律的理论经验方面的总结。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基本原则，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你才能不会迷失方向，保证在处理实际事物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方向跑不偏，不犯严重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种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冷静分析困境与挫折，不陷入他者煽动和盲动冒进。实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应避免硬碰硬（盲目冒进），不如通过技能提升等手段（保存并壮大自己）等待时机。
毛泽东根据基本原则，进而得出了在这场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六个具体战略原则，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而毛泽东针对第一点“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又分出四点原则：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战略研究的是事物的全局，这个全局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即事物本身，以及全局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另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即事物发展周期的整个过程。我们所说的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事物的全局，也可以说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去看待事物的。而战术研究的是局部，是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而我们单独去看局部的时候，其实局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也有它自己的全局和局部，因此也有它自己的战略战术，只不过这个全局和局部，隶属于那个总体的、更大的全局。
还是第一节所说，一切的战略战术计划，都要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去制定，根据这种特点，就有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一——“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从整个战争全局去看，我们在战略上必然首先处于防御的地位，而不是进攻的地位。时间上，我们只能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作战线上，我们是处于被包围的内线作战，敌人是包围我们的外线作战。但从局部去看，则必须要执行局部战役的主动进攻作战，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战，以及包围敌人，而不是被包围的外线作战。 为什么战役上不能持久、不能单纯防御、不能内线作战呢？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战斗上的速决、战斗中的进攻、战斗中的包围敌人（外线作战），那就无法保证战略上能持久、能防御、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就是说，战役或战斗上的速决、进攻、包围，是保证战略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的，就要辅以相应的战略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计划，就必须得创造一定的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敌强我弱，决定了战略的持久。
但是，持久战就一定能胜利吗？
不一定。
如果你越大越弱，越大越小，越大越无力，最后不管你多持久，也必然走向消亡。
所以，持久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在持久的过程中，你必须越来越强，而敌人应该要越来越弱，由此发展下去，随着时间线上的推进，此长彼消，我们的战略目的就必然能够实现。
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持久战是万能的，没有一个此长彼消的条件，那么持久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客观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呢？
有的。
彼时中华民族的民众正在觉醒，群众也正在从无组织状态，被逐渐的组织起来，抗日的力量正在从单纯片面走向全民抗日，从世界上看，反法西斯的力量开始逐步走向强大。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一件事，我方正在持续的增长、变强，所以持久战就有了伟大的意义。其次，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而日本地域狭小、兵力虽强却少，又极难补充，而且它们还是侵略者。这就从客观上有了打持久战的条件，也就是说日本即便动用了全部兵力，它们也无法完全占领中国，这就给持久战创立了条件。
而因为中国地域辽阔的客观条件，这就保障了持久战的进行。上面的条件是客观上的，但是客观的东西也更需要主观力量加以推动、促进和发展，否则持久战也无法继续。
什么是主观上的条件呢？
就是战役或者战斗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只有在局部战役中不断地打胜仗、不断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的包围敌人有所缴获、不断的以进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最后才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持久战能顺利进行。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没有这种主观上的斗争，那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最终事物就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失败。
所以，分析持久战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使得人们有信心能够战胜敌人；另一方面，指出主观上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使得我们促进战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矛盾的分析。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上的速决，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上的进攻，战略上的内线和战役上的外线。
这就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关于主动性的讨论，因为在之前的文章里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而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主观能动的努力都是为了给矛盾的发展，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使得它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和衍变。这点其实跟社会学上的“熵增理论”很相似，通过外力来规范、约束这种无序的衍变。
而毛泽东在这部分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中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创造条件（规范、约束无序）的过程中，要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顺利，没有这些原则，则事情往往归于失败。所谓“不打无把握之仗”中“把握”，其实就是在说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使得我们时刻牢牢的把握主动权，保证灵活性，又有计划性呢？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往往处于极端的恶劣环境之中，客观条件难以具备，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比如红军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陷入被动之后的无奈之举。一旦陷入被动，那自然也谈不上灵活性和计划性。
而毛泽东则给出了他的实践思路 ——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
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正确的进行估计（敌我双方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才能得到主动权。换句话说，只有现实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所以还是回到了毛选的核心观点——实事求是。要获得正确的估计，就必然要从实践中调查清楚详细情况，而从理论中去找到正确的处置方法。
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错误的估计，处置方法的不恰当，或者巨大的外力等不可抗因素，导致我们丧失了主动，而这种时候就要想办法摆脱被动地位。比如当时红军大部队所处的艰难的环境下，“走”就成了主要的选择。
所以这种主动性的分析和经验是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之上的，只有犯过错误后，才会慢慢的学会更加准确的分析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的，哪怕是毛泽东也不例外。
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才能在错误之中学会更好的思考，来为下一次正确的选择打下基础。
而“灵活性”是主动性的一种体现，“计划性”则是主动性的一个保障。尽管计划性不一定就能保障主动性，但是主动性必须要有计划性的支撑。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所说 ——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
从“主动性”到“灵活性”、“计划性”，这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应用，会带来很大的成长，随之我们看待事物和深度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从战略上说，广泛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战略地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游击队会随着时间和规模的发展，逐渐扩大为游击兵团，然后组建成正规军； 二是游击战争可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演变成运动战，甚至最后演变成战略决战中的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 三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配合正面战争的作用； 四是游击战争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
因此，游击战争实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要发展这种游击战争，有一个最根本也最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一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前面《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里已详细论述过）。
现在的我们已经熟知那段历史，所以会意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那个时代乃至过去历史是没有对于根据地的正确认识的，人们仍然局限于过往战略体系的原始形态，比如城市暴动、古代农民起义等模式。从实际的材料中来看，毛泽东为了达成全员共识、转变传统战略观念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理论上，因为军队普遍文化知识程度不高，毛泽东经常采用通俗语言来解释和推广自己的思想，比如著名的“屁股”理论，根据何长工、粟裕等人回忆录来看，毛泽东常用“人要有屁股”来比喻根据地的重要性，“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有了才能修整恢复，继续战斗”。而为了证明根据地的价值，毛泽东则通过实践来证明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比如毛泽东首创的“省际边缘区战略”计划，通过利用行政真空（三省交界），依托复杂地形（山地、湖泊）构建战略纵深，形成多点联动（华北四大根据地直接包围了日军交通线）。而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县、乡、村三级政府，推行民主选举；在经济上开展土地改革，比如井冈山推出《土地法》，发展合作社与军工生产；而在军事上，建立“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级武装等等。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或者书籍里对根据地建立的描写都过于平淡，着墨甚少，仿佛毛泽东就如“天降猛男”一般，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搞些“天命所归”的传统封建论调。我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这其实是对革命成果乃至毛泽东的极其不尊重与侮辱，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因为这些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产生革命的原因也会一并消失，由于本身的成功，革命发倒变得难以理解了”，所以这是我们有必要去读“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走过什么的路”历史与思想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叫“不忘初心”。毛泽东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争取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转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因而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是一帆风顺、毫无阻碍的，因为根据地建设问题，伴随的是一个路线问题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前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说过：“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30年，那时候就是为了争论这个路线问题，要不要建设根据地等问题，党内出现过很多残酷的斗争。比如像根据地的宗派主义、拉团队单干、不服从党指挥枪原则等等问题，都是因为这些路线问题中的矛盾导致出来的。
所以，革命是必然经过曲折的矛盾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是需要付出必要代价与取舍的。在分析“根据地”矛盾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上，毛泽东总结为三点 ——
第一，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 第二，可以用这个武装部队去打仗，去战胜敌人。 第三，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这三个是基本条件，是决不可或缺的。
根据不同地方的条件，我们还可以确定具体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原地区需要哪些其他条件，当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等等。所以，在总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实际的处置和安排。
根据地要能够从战略上，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不断的现固和发展。对于根据地，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而根本上说，根据地建设是一个抵抗风险的东西，又是一个能促进你前进的东西。
于我们个人而言，也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业、能力圈范围，去想办法建立期自己的根据地，去巩固，去发展。
接下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提到了游击战争战略的第四个问题，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的进攻的形势，必定惊慌失措，被敌击破”。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思考确实很全面，体现出了他对于未来战事的预见力。将矛盾发展演变的种种趋势加以判断，然后对自己主观能动性加以判断，最后得出事物发展演变趋势的最大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指出来，辅以相应的对策，最后取得胜利。
如果你的判断总是出错，那么你的对策则同样不可能正确，误打误撞的事情是机会主义，是不可取的。如何精准的预测，以及针对相应的预测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但现实是事情往往都是复杂的，事情一旦复杂起来，它所处的变量的环境就越大，所蕴含的变数就越多，它的各种可能性就越多，因此就越发的难以预测。比如让你预测一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发展和应用，但它受市场、技术突破、投资、接受程度、国家政策等等变量的影响太大、太多，所以就变得异常复杂，使得人们很难预测。
但是不管这个事物背后有多复杂的变量，最终都是由简单的东西叠加起来的，或者只是本身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因素比较多而已。
这种能力需要实践，需要不断的加以学习和分析，如此，人的预测能力、判断能力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技术上讲，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创造的。从理论上讲，只要明确了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那么我们原则上是能够完全预测出其发展结果的。
话说回来，人去提升这种预判、预测能力，另一个关键在于日常的矛盾分析、条件分析。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几篇讲战略战术的文章，其实早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苏区，再到长征结束以后，就已经通过用真知和实践总结而来了。
另外，相比较蒋介石前期的围剿，日军的围剿也不一样了。当时侵华日军的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但是兵力却不足，因此它的围剿往往更加残酷，但是却一般不会用到堡垒战术。因此，打破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后来日军大扫荡，还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但是此时的八路军，已经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候的红军了，也不会犯阵地对阵地，不丧失一寸阵地的错误了。
即使是后来的铁壁合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总体上依然没有出现长征那样的大逃亡，大撤退。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当初毛泽东提议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可行的，是能打破围剿的。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指挥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写道 ——
“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
这段写的很精彩，也很简洁。这也是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传达自己辩证统一的军事思想。
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中，“战略的集中智慧”并非对一切具体事实细节都要进行硬性控制，而是强调在总体战略上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方向和部署，从而保证全局的协同。而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层面上，由于实际情况的千变万化，只有充分尊重战场的特殊性和灵活性，让前线指挥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迅速决断，这样才能切实应对突发情况，取得局部胜利。换句话说，毛泽东主张的是以统一的战略指导下，赋予下边足够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便在不断变化的情形中及时应变。
如同我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时候，同样也需要把握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我们在制定长期目标和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应当思考如何在更高层面上对自己的方向做出合理化的调整，这就是一种“战略集中”，而在应对具体工作和日常任务的时候，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调整，及时吸收局部反馈，这就是“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但如果把集中和分散都用在具体工作上，那就会产生矛盾与混乱。
所以说，既要强调全局的统一协调，又不能忽视个体在具体操作中的自主灵活，接受复杂性不是智慧的终点，而是思考真正开始的标志，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确保方向正确，又实现高效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