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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锟（英语：Sir Charles Kuen Kao，1933 年11月4日一2018年9月23日），“光纤之父”，世界著名电机工程学家，香港大紫荆勋贤获得者。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在光传输于纤维的光学通信领域突破性成就”。1970年返回英属香港，于1987 年-1996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于2018年逝世，享寿84 岁。
高锟于1933年出生在中国上海，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但高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得益于从小家庭富裕，在他八岁上小学之前，家里就请了两位老师进行学前教育，一位教古文，一位教英文。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就已经用家里的零花钱购买化学试剂做实验。他第一次制作出硫酸铜晶体时，被那美丽的蓝色晶体深深吸引，于是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化学家。
小时候，他曾用红磷和氯酸钾混合制成炸弹，险些酿成事故。此外，他还尝试从母亲的银首饰中提取硝酸银来制作胶卷，结果不慎烧伤了哥哥的手。从那以后，家里禁止高锟进行化学实验，但允许他进行物理实验。
随着国内战事越来越激烈，高锟全家迁居香港。几年后，高锟前往英国求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1960年，他加入国际电话与电报公司（ITT），从事通信相关的研发工作。
当时的电信通信，主要依赖电话线，你可以简单理解成铜线。比如刚开头所说的海底光缆，在没有光纤之前，打越洋电话用的就是海底电缆。通过控制铜线里的电流，就可以表达和传递信息，这个我们在肖克利那篇文章中讲过。
在ITT工作三年之后，高锟和他的项目组将电信设备的传输能力提高了50％。随后他开始觉得索然无味，想转行去当个大学老师。
当他找好工作租好房子，提交辞职信的时候，他的上司并没有同意他的辞职，而是让他参加公司旗下的光通信计划。这一下子激起了高锟的兴趣，但因为房租太贵他并没有马上决定。
最终，为了挽留高锟，ITT公司展示了他们的诚意，不仅解决了他的订金问题，还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份工作。
过去，通信依赖于电流通过铜线进行传输。随着人们对信息传递速度的要求不断提高，铜线逐渐难以满足需求。这是因为由大量铜线组成的通信网络中，常常发生线与线之间的相互干扰，严重影响信息传输的质量。
除了干扰问题，铜线的电阻也影响了信息传输的效率。由于电阻会导致电流损耗，电流强度逐渐减小，使得远距离信息传输变得困难，同时增加了电能消耗。尽管金和银的电阻较低，但由于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使用。
由此，光纤的概念被提出。1966年，高锟发表了一篇关于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论证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可行性，提出以光纤替代传统电缆进行通信传输。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电流的开关来传递和表达信息，同样可以利用光的开关来实现信息传递。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不会产生相互干扰，这在性能上远胜于电缆传输。此外，光纤实际上是由玻璃制成的细线，其材料成本远低于铜线，因为玻璃可以通过沙子制造，而沙子资源十分丰富。再者，玻璃光纤的重量比铜线轻得多，便于运输和铺设。
总之，光纤在各个方面几乎都优于电缆。不过，你可能会好奇：光不会从玻璃中散失出去吗？如何能在一根玻璃纤维中传输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理：光的全反射。当光从折射率较高的介质（如玻璃）射向折射率较低的介质（如空气）时，只要入射角达到一定值，光将不会射出，而是在折射率较高的材料中反复反射。这个现象称为全反射。
因此，用光来传递信息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充分的。
不过，高锟的这篇论文虽然理论上很有价值，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尽管人们认为该理论很强大，但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制造出符合理论标准的玻璃细线（即光纤）。因为当时的玻璃纯度和透明度不足，导致光传输过程中损耗严重。
高锟并没有因此灰心。他开始了寻找制造光纤方法的旅程，走访世界各地的玻璃厂商，希望他们能够研发并生产光纤。然而，许多厂商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关于光纤通信的发展只有高锟的这一篇论文，许多厂商看不到未来，不愿投入到如此艰难的光纤研发中。甚至有人嘲笑高锟是在痴人说梦。
高锟的论文并不特别晦涩，关键在于要有合适的玻璃。当时，要把玻璃拉成高纯度的细丝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人们还不清楚该使用什么工艺来制造这种玻璃。
为了推动光纤的研发，高锟忙得连妻子都很少见到他。他甚至联系了ITT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他在自传中提到：“我当时很清楚这个计划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未来需要动员数百万人。”
四年后，玻璃业巨头康宁公司成功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低损耗光纤。从此，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和工厂开始积极投入到光信息传输的研发中。
光纤通信体系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修建高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无数工程师和机构几十年的努力，光纤才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光纤的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传递的“光速”时代。
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前，连上网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打国际电话了。那时，拨打国际电话需要提前预约，每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同时，通话需要接线员接通，接线员能够全程听到通话内容，隐私安全难以保障。这主要是因为电缆通信的承载能力有限，资源匮乏，需要定时定量，还需要中间人（接线员）进行控制。而且早期的上网线路使用的是电话线，所以有“电话拨号”之说。网速缓慢且费用昂贵，而光纤技术改变了这一切。
自此，海量数据得以高速传输。光缆被铺设在海底，使得世界上任意两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近在咫尺。在光纤产业成熟之后，高锟没有继续从事研发，而是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校长，专注于教书育人，成为一位隐居的学者。
1970年，高锟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筹办电子系“181（现称电子工程学系）”，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教授及讲座教授，任职四年。1974年，高锟又返回ITT公司，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劳诺克的光电产品部担任主任科学家，后擢升为工程主任。1982年，因卓越的研究与管理才能而获任命为首位“TT执行科学家”，在康涅狄格州的先进技术中心工作。1985年获得马可尼奖。
1987年至1996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并在1989年创立讯息工程学系（及后于1991年并入工程学院，而高氏有份参与建立）。在任内，适逢香港政府打算将建筑学教育的拨款增加一倍，他亦接纳了著名建筑学者黎锦超教授的建议书，于1991年设立建筑学系（2009年起改称建筑学院）。
1993年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30周年校庆上，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庆祝。当日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 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锟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科学馆演讲大楼顶层，用一条写着“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额将中大校徽遮盖，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高锟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
典礼结束后，高锟打算离开，记者周保松上前采访，高声询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高锟校长语气平静地边走边回答：“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周保松认为，学生之所以会抗议，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在香港中文大学，高锟一直工作至2009年正式退休，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7年返港成立“高科桥公司”提供科技顾问服务，同时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后于2000年在大埔工业村投资成立“高科桥光纤有限公司”，生产光纤，后于2003年易主更名“高科桥光通信有限公司”。
2009年，高锟因其在光纤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光纤之父”。然而，此时他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为了让人们认识阿茨海默症的认知，高锟与其夫人成立了高锟慈善基金，来帮助阿兹海默症病人）。颁奖典礼上，他的获奖感言由妻子代为发表。颁奖仪式也进行了特别安排，瑞典国王将诺贝尔奖牌和奖章亲自递交给他，而不是像其他获奖者那样上台接受颁奖。
回顾高锟先生的一生，他从不自满，为人谦虚低调，富有东方智慧。对外高锟一向强调研究成果是公司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并且一直努力摆脱“光纤之父”的称号。他认为这项成就来源于数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当他获得爱立信通信奖时，爱立信公司以最高规格邀请他和妻子参加颁奖典礼。他们可以乘坐头等舱，入住顶级酒店，提出任何需求，所有费用由爱立信支付。然而，当爱立信公司的负责人看到高锟的费用账单时，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真是节俭，去年的一位获奖者给我们提交的是一张天文数字的账单。”高锟在自传中回忆道：“那时我经济状况已经比较宽裕，但仍然非常谨慎，尤其是在使用公款时更是如此。如果连自己的钱都不随便花，当然更不能挥霍公家的钱。”
而在生活中，他对妻子的爱是非常深刻的（这里简单说一下高锟的夫人黄美芸女士，黄美芸女士是在英国出生的华人，黄美芸后在工作期间邂逅高锟，至两人相爱，但黄美芸自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因黄美芸的兄长当时未结婚，所以黄美芸的母亲不答应她和高锟结婚，最后黄美芸不理母亲反对与高锟结婚）。
在晚年撰写自传时，高锟以自己与妻子的爱情故事开篇，而整个自传也始终贯穿着与妻子相关的内容。
高锟先生于2018年去世。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他极为自律。除了小时候调皮淘气之外，长大后他既不冒险，也不锋芒毕露，更没有疯狂之举，充满了东方哲人的品质。
由于高锟的杰出贡献，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于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 （2005 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43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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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会想，高锟先生对人类科技发展贡献这么大，其专利肯定赚了很多钱吧，然而事实是，并没有。
因为他认为，公司花钱支持和培养他做研究，已经付过薪水了，研究已经给他带来了名利上的收益，而光纤的专利费用是公司应得的。
真是所谓大家，不过如此啊。正如，他在接受香港电台专访的时候，说起自己从小反复记住的一句古话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他，的确做到了。
2025-09-21 13:26:37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彼时，国内既弥漫着“亡国论”的消极情绪，也因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而滋生了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与此同时，党内分歧和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持久抗战的思想，激起党内政治风波。国际上，由于日军攻势迅猛，对华援助严重不足，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困境。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中“闭关”九天九夜，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完成了五万余字的演讲稿，这便是《论持久战》的初稿，脱稿后毛泽东已筋疲力尽。 8月，周恩来为感谢桂系“小诸葛”白崇禧的统战工作，亲自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赠予白崇禧。叶剑英在场为其解读《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白崇禧读后深感佩服，在李宗仁同意下，将《论持久战》印发给全军师级以上干部学习，并提炼出“积小胜换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作为全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
由此可见，《论持久战》意义的重大。
因此，《论持久战》的问世，就不仅是一篇军事著作的诞生，更是在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个思想家在为整个民族拨开思想迷雾的宣言书。它要回答的，是当时压在四万万同胞心头上的追问：
第一，在这场看似强弱悬殊的国运之战中，中国，究竟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胜利？这是信念问题，是决定抗战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的根本前提。
第二，倘若胜利是必然的，那么通往胜利的道路究竟在何方？是速战速决的幻想，还是另有其道？这是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如何指导战争、避免倾覆的关键。
第三，如果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走下去，把理论上的胜利蓝图，变为现实中的胜利果实？这是方法问题，是决定战争伟力能否从人民群众中真正迸发出来的核心。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信念到战略，再到战术与执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读懂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读懂了《论持久战》的精髓所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无论是哪种倾向，都会反映到具体的行为之中。比如，一个乡村农民如果认同亡国论，他在支援抗战时就不会积极，既不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配合边区政府的政策。如果这种观点广泛传播，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对于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参与全民抗战，都会造成严重破坏。更危险的是，这种观点一旦在高层蔓延，极易导致妥协、投降等行为，正如后来投降派代表汪精卫所表现的那样。
同样，速胜论也极具危害。如果有人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取胜，那么就会否定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无需再进行敌后抗战。在军队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维护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也可能持否定态度，觉得胜利在即，这些工作已无必要。更甚者，还会提前准备应对国共矛盾，甚至挑起边界摩擦，转向内战。这种做法极易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加以坚决驳斥。而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空洞的争论，而是摆出客观规律和事实，让错误观点在真理面前自灭。
然而，尚未完全显现的真相和未来的发展，往往难以被大多数人看清。因此，必须依靠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真正说服他人，有助于切实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未来的抗日战争，并据此得出结论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写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此，无论是分析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合作，本质上都是在分析各种矛盾。
分析矛盾，首先要把日本和中国各自的特点剖析清楚。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能洞察矛盾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抗日战争的走向。
毛泽东将日本的特点归纳为四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强”主要体现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上。
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退步而野蛮的。这场战争是在其内部矛盾激化、不得不进行冒险扩张的背景下爆发的，是侵略性质的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的坚决反抗，也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日本的军事封建体制使其侵略手段极为残暴，这种野蛮性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也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最终陷入孤立。
第三，日本虽强但不大。其自然资源、人口、物力、财力有限，兵力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承受长期战争的消耗。正因如此，毛泽东还预见到日本未来会继续南下，试图占领西太平洋地区。
第四，日本虽能获得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会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而后者的力量将不断壮大，最终抵消前者的支持。
这些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战略眼光。之后所有战争形态的变化，实际上都由这些基本特点演变而来。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自己的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组织能力上，都远不及日本，差距巨大。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正义性体现在抗战是反侵略的战争，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有望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援助，甚至赢得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同情。进步性则体现在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组织程度上。过去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虽有进步性，但仅是量变，没有发生质变。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广大群众和无产阶级才真正觉醒，被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统一战线。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能力支撑持久的战争。
第四，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正是其正义性和进步性所决定的。
中日双方这些基本特点，决定并影响着各自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特征不是凭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中日战争的进程和本质，正是由这些特点推动和制约的，各种表象和变化都根植于这些本质特征。
例如，日本虽然凭借军事、经济和组织优势迅速占领了许多城市，但却难以控制城市周边的广大农村。原因在于日本虽强却小，兵力严重不足。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这正是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群众觉醒的结果。中国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因此，一切现象背后都有其本质特征。只有把握住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各种现象。
将这八个特点并列来看，战争的图景便豁然开朗。这不再是简单的强与弱的对决，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的较量。毛泽东在这里运用的，正是《矛盾论》的精髓：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日本的“强”，是帝国主义式的强，根基不稳，其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决定了它必然走向国际孤立和国内离心，它的“强”中蕴含着“弱”的基因。中国的“弱”，是历史造成的弱，但其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内部力量和争取外部援助，它的“弱”中蕴含着“强”的潜力。
因此，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日本的有利因素不断消耗、转化为不利因素，而中国的不利因素不断被克服、转化为有利因素的过程。这个此消彼长的转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因为“转化”需要时间。同时也回答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因为矛盾转化的总趋势，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不利。速胜论看不到转化的长期性，亡国论则看不到转化的可能性。只有持久战，才真正把握了中日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从这些特点去看，仅仅只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并不能说中国一定胜利，日本一定失败。但由此特点，可以推导出一个确定答案。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抗战要胜利，那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但是至于到底是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则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来。
因为，强而小的国家，消灭大而弱的国家，不是没有先例，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存在，在世界上，英国将印度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先例也是有的。处于民族觉醒的进步国家，不一定就能战胜处于退步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不是万能钥匙。
第一层较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和政治”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写道，“日本要搞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而实现民族独立，这两条政治道路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日本要实现帝国主义，则非灭亡中国不可；中国要实现独立，则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行，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不容妥协的敌人。”
毛泽东这里申明了一种学说，这就是“国际政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头号敌人。中日战争便是这种政治较量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而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自由独立的政治目标，首先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
因此，在“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作“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使每个中国人知道，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在，就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写道，“那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第二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的较量，能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民的求生意志，中国人是为了求生而反抗，生存还是灭亡，这就是底线，中国没有退路。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心、民心的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封建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在这里，毛泽东借此立场批判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观点，“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改造、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而是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其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
第三层较量，《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日本处心积虑，占琉球、占中国台湾、占朝鲜，封闭了中国的出海口，但是，它这样步步紧逼，也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论持久战》指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而当时的日军内部，其实对于东亚作战方案还是处于争论状态的，这一点，可参考原日军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远藤三郎的《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
换句话说，日本的决策层还没讨论出作战方案的时候，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论持久战》中，给日军总结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即“中间突破、两翼齐飞”。具体来说，毛泽东认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结果预判真的是很准确，这让远藤三郎后来回忆的时候，自己人都还在争吵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早预判到了，并由衷的佩服毛泽东。并于1956年秋天，远藤三郎见到了毛泽东，并献出了自己的家传宝刀，我们看过《菊与刀》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象征武士刀精神的宝刀是要用生命来捍卫的，而献与曾经的敌人，说明是真的敬佩和折服了。
其实，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毛泽东看出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比如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确实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但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等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是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导致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 路。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综上，从上述三层较量中，毛泽东给出了这场战争的结论一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持久战。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工程是持久战，那么，它必然不是空洞的，要有实际的条件，才能促使发展下去，在极端劣势下生存、发展并最终取胜。
所以，能让持久战成立，主要基于三大根本性条件。
一是极强对极弱：确保时间的复利。 持久战的本质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熬”。“熬”下去的资本，在于你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是“进步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力量是在增强而非削弱。对于抗战而言，这是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带来的力量增长。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投身于那些能够积累知识、提升能力、顺应发展趋势的领域。如果方向错误，那么时间就是敌人；方向正确，时间才是朋友。
二是广阔的回旋空间：保障生存的底线。 在力量弱小时，必须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决战。中国地大物博，为军事上的“空间换时间”提供了可能。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在人生和事业中，要始终保有一定的“战略纵深”——无论是财务上的储备、技能上的多样性，还是心理上的韧性。这个空间确保了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我们也有退守、调整、再出发的余地，而不会被一击致命。
三是稳固的根据地：打造力量的源泉。 游击战若无根据地，终将沦为流寇。根据地是集结力量、休养生息、发动群众、走向反攻的战略基地。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根据地”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深耕的专业领域、一个可靠的团队。它为你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让你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一个坚实的后方，能够持续地输出能量，而不是在疲于奔命中耗尽自己。
这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化逻辑，同样也是我们在面对任何长期挑战时，都应遵循的战略法则。
总体上来讲，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需要两类条件：
一类是客观的，一类是主观的。
客观条件需要去分析它到底存不存在？比如，中国是不是地大物博？中国是不是人口众多?
这是客观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条件。这种条件，我们分析不了，可以去找理论，找别人帮我们分析。
可是主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促成的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的运动，帮助群众分田分地的斗争，组织军力同日本进行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做的事情。
如果现阶段，还打不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第一卷温习一下《红色政权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可以先把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寻找希望，如何找到一个起点先学习和运用起来。
通过论证“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就足以击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不良影响。但是，不管你的理论依据多么强大，客观条件分析得多么完备，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持久战还是什么战，都必有有人依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于是，毛泽东针对这个结论，开始阐述具体的布置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计划。
毛泽东在文章里写道，“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下，一系列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政治中的政策、理念、号召、路线都衍生和发展出来。
即前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所提及的战术：
这些便是整个持久战中，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政策方针的总和。
总的来说，《论持久战》中，仍然是毛泽东一贯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学习，寻得启发。
第一点，对矛盾的双方做定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得出事物的不同特点：
第二点，对不同特点还需要做定量的分析，从而明确不同的特点，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
第三点，对事物的分析，一定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
第四点，任何的战略战术，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制定的，是先有事物本身，才会根据这种事物的特点去制定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反过来，用某种战略战术去乱套。
第五点，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说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然后它还不是最终的事实。最终的事实，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加上去，把我方的主观的努力作用加上去，没有这一条，坐着不动，怎么分析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的，这种条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条件，使得矛盾的发展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抗日的胜利，就需要不断创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广泛的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绝不仅仅是几个党派、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真正强大的力量，永远都来自人民。
最后，讨论个题外话。
其实“持久战”这个名称，并非是毛泽东独创的，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因此提出这场抗战是持久战。但是，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到它是一场持久战这里，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不够的。
而毛泽东用《论持久战》这篇长文，系统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又要怎么打持久战，这是最难得的，这让当时很多人根本说不明白的东西有了清晰的路径。至于后来有人讲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在国民党那里有个蒋百里的早就写出来了，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百分百确定，此人绝对没有看过这两篇文章，只看标题就开始下结论，现在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蒋百里的《论持久战》里，是没有提供方法论的，而且蒋百里这个人是不认可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这些的。这些异同其实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说了，“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论持久战》提供的是战争中的胜败衍变依据，持久的依据，是配套的战略战术，而这种理论依据的分析，全部用的是矛盾分析法，配套的战略战术也全部是早期红军内部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当时就如此出名了。
2025-08-27 20:26:34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以“火鸡的错觉”这一寓言，讽刺归纳法的局限性。故事中，假设养大一只火鸡需要1000天，而在第1001天，即复活节那天，火鸡将被宰杀。从火鸡的视角来看，从第1天起，它因每天按时被喂食而充满了安全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火鸡对人类的信任逐渐增强，每一天它都期望明天会同样美好。根据其从第一天开始积累的“经验”，火鸡相信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然而，随着感恩节的到来，等待它的并非食物，而是屠刀。
这个故事后来被风险管理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其著作《黑天鹅》中，引申为对“未知风险”（即“黑天鹅事件”）的隐喻。科幻作家刘慈欣则在《三体》中，将其改编为“农场主假说”。
这个寓言在金融投资领域尤为值得深思，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偏误：人们倾向于将短期规律视为长期必然，从而忽视了颠覆性变量的存在。在风险管理中，这种错觉会被放大，导致对未知风险的集体性失明，最终演变为“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悲剧。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大数据的深度融合，金融业涌现出大量精细化的风险计量模型。许多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利用数学模型来预测和控制风险。此外，监管部门也鼓励开发内部评级模型来预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以便更好地评估风险和计提资本。这些分析方法技术性较强，在某些领域中已成功辅助判断风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备受专业人士推崇。
然而，过度模型化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我们要知道，虽然风险模型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构建，但世界本身不是一个模型。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远超自然科学，缺乏精确的规律可循。过度依赖模型，可能导致认知模式的“精致化谬误”。而当宏观经济趋势发生逆转时，这些模型便会骤然失效。
为什么呢？
因为模型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三个前提：数据质量、样本范围和时间框架。然而，即使在满足所有理想条件的情况下，“黑天鹅”事件依然无法预测。
正如塔勒布所言，试图用数学公式框定世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超任何模型的描述能力。
此外，人们常常混淆“风险”和“不确定性”。按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经典区分，“风险”是指结果不确定但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况，如抛硬币；而“不确定性”则是指连概率分布都无法确定的情况，如技术革命的时点和影响。前者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管理，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增强韧性来应对。德国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在《风险感知》（Risk Savvy）一书中指出，“火鸡的错觉”正是将不确定性世界误认为已知风险世界。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普遍使用的、基于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模型，完全未能预见到高达25个标准差的极端事件，便是惨痛的教训。
这种“精致化谬误”不仅体现在对宏观风险的忽视，也根植于个体投资者的心理偏误中。这种心理机制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称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它描述了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资产，却长期持有亏损的资产。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心理：亏损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
因此，投资者为了逃避承认决策失误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持有亏损资产，寄希望于“回本”，这恰恰是“火鸡”在危险逼近时，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心理。这种非理性的坚守，使其在面对颠覆性风险时，丧失了止损和调整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更大的损失。
吉仁泽在《风险感知》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在充满未知风险的世界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刻意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并依靠基本法则的指导。”换句话说，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简单的直觉和基本原则反而更加有效。这一观点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过度复杂化的陷阱？
答案或许隐藏在“火鸡的错觉”的另一个维度中 —— 时间。
“火鸡的错觉”在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一个数学表达，即“拉普拉斯平滑定理”。该定理指出，若某件事情已经连续发生了d天，那么它再次发生的概率是（d+1）/（d+2）。套用在火鸡的故事里，火鸡被喂食的概率在第1天为2/3，第2天为3/4，直到第98天为99/100。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看似安全的时间越长，距离危险的降临就越近。火鸡每天都对风险进行评估，其中99次是正确的，只有最后一次是错误的，但这一个错误却是致命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认为的“安全期”，实际上可能是风险的“积累期”。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 “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解释。明斯基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本身就会孕育着不稳定的种子。在经济繁荣期，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会不断提升，信贷标准逐渐放松，杠杆率持续攀升。融资行为会从稳健的对冲型融资（ HedgeFinancing），逐步演变为投机性的投机型融资（SpeculativeFinancing），最终发展为不可持续的庞氏融资（PonziFinancing）。这个过程正是风险在“安全期”的悄然积累。当资产价格无法继续上涨以覆盖债务利息时，系统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即“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此时资产价格会因连锁抛售而崩溃。比如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正是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刚性兑付稳定预期后，风险积累到极致并最终迎来的一个局部性质的“明斯基时刻”。
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企业加杠杆扩张往往能够短期内快速获利，很多企业家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断，错将趋势性红利错误归因于自身决策能力，不断增加负债、不断增大规模成为了过去很多企业的共同目标，尤其在2008年“四万亿”投资刺激下，这场“非理性繁荣”走向顶峰。许多企业要么完全缺乏风险意识，要么在察觉危险时已积重难返，只能在扩张的道路上加速奔向悬崖。
吊诡的是，在风险爆发前夜，这些企业的信心指数往往达到历史顶点。如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人人皆知》（Everyone Knows）写道：“投资者们明确达成的广泛共识差不多都是错的。”当经济增长拐点来临时，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内在脆弱性的集中暴露。
具体而言，首先是经济上行期积累的高杠杆成为致命负担。企业在繁荣期大举借债扩张，当现金流收缩时，债务偿付压力急剧上升，形成“债务－通缩”螺旋。其次，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战加剧。行业内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被迫压低价格，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恶化财务状况。最后，需求萎缩与供给过剩形成恶性循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进一步压缩需求，使企业陷入“增长陷阱”。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效应，使得那些在繁荣期看似稳健的企业，在拐点来临时迅速陷入困境，验证了“安全期越长，尾部风险越致命”的残酷逻辑与认 知偏差中。
这种认知偏差同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模型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机构发现，那些在模型中表现优异（如高RAROC和EVA）的业务，事后却暴露了巨大风险。这反映出模型开发中的两大误区：一是精致化的欺骗性，模型可能运用了复杂的算法，但其输入的数据依然是基于历史平稳期的线性经验，无法捕捉结构性拐点（如政策转向、技术颠覆、债务周期）带来的非线性冲击；二是思维局限，开发者往往过度关注可量化的数据，而忽视了难以量化的“软信息”（如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企业文化等等）。同时，考核激励机制也往往偏重“技术先进性”，而非“风险预见性”。
而在债券市场风险上，金融机构对债券市场风险的判断也存在着“火鸡的错觉”。因为过去债券市场鲜有违约的现象，交易员存在普遍忽略债券市场风险背后的信用风险情况，再加上各种外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审计、承销人等将发行主体及债券包装得亮丽而光鲜，就更难以让人花时间和心思去深入调查研究了，就如同农场里的火鸡一样，危险不断累计。这期间并非无人担心，但很多金融机构相信大而不倒，相信刚性兑付。导致自2014年3月超日债开启国内债券实质性违约的序幕以来，截至2016年4月末，国内提示债券违约风险的发债主体就已接近40家，且债券违约风险呈加速爆发趋势，仅2016年前4个月就发生了14起债务违约事件，其中包括东北特钢、中铁物资等央企或地方国有龙头企业，宣告了央企、地方国企“信仰神话”的破灭。在这个典型的“火鸡的错觉”中，机构将低违约率视为无风险，忽视了宏观经济周期效应；中介机构评级虚高、保荐失职；加之监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漏洞等等因素，最终共同造就了这场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潮”现象，导致很多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当然，也有学者对“火鸡的错觉”理论提出质疑。
比如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就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因此系统性的认知偏误不会长期存在。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市场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其次，即使个体是理性的，集体行为也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即行为金融学所说的“合成谬误”。
因此，承认“火鸡的错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市场的有效性，而是要在承认市场局限性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策略。
所以，我们能发现，在判断风险、控制风险的时候，不仅面对的是宏观、中观、微观、市场机制，更有着其背后复杂的人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不断的完善制度的原因，要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同时激发人性中向善的一面。
而“火鸡的错觉”告诉我们，既然不可达到准确，但我们可以追求“模糊的正确”，防止“精确的错误”。
在风险控制上，我们应当有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晰的风险管理框架。在宏观层面上：要理解经济、行业和市场的宏观周期规律及当前所处阶段。比如构建领先指标体系，收益率曲线倒挂、信贷增速等等；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模拟极端情景下的损失；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在繁荣期主动降低风险敞口。
在中观层面上：要研究企业的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比如重点关注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护城河深度；管理层的诚信度和战略执行力；财务结构的稳健性，特别是现金流的质量。
而在微观层面上：应在宏观与中观分析的基础上，再评估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具体而言，比如建立多维度的风险评价指标，不仅要关注财务数据，也要重视“软信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尽职调查；设置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调整风险敞口。
塔勒布曾说，人类预测未来的最大谬误，是过于关注预测的具体数值，而忽略了结果的可能范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更多的信息和更复杂的工具，反而可能催生“确定性的错觉”。
在我看来，“火鸡的错觉”揭示的不仅是认知的局限，更是人性的弱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精密的预测工具，而是更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更强大的适应能力。
如达尔文所言，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在金融投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适应能力体现为，保持谦逊，承认无知；去拥抱不确定性，而非试图消除它；主动构建韧性，而非追求精确。
从这个意义上说，“火鸡的错觉”不仅是一个关于风险管理的寓言，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不确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命题。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从“精确的错误”走向“模糊的正确”，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2025-08-09 13:03:39
大唐贞元二年，长安城内，晨雾如纱，在无数衣锦华服、意气风发的士子中，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显得格格不入。他衣衫单薄，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炬，那双眸子燃烧着对“道”的执着，对命运的不屈。他叫韩愈，此刻，他正悄然踏入这座权力与梦想交织的舞台，而长安的繁华与苍凉，盛世的剪影与人世的磨难，都将深深的烙印在他此后逆行一生的轨迹里。
大历三年，韩愈出生于河南孟州。他身世凄苦，幼年时双亲接连亡故。12岁时，长兄韩会也撒手人寰，韩愈只得跟随寡嫂郑氏辛苦度日。《旧唐书·韩愈传》有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寥寥数语，勾勒出少年韩愈的早慧与自律。他深知自己孤苦无依，唯有凭借刻苦求学，方能立足于世，故而无需旁人督促，便已将儒家经典视为生命之光，笃志向学。
一年后，韩愈便随着天下士子一起投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选拔之中。
曾几何时，长安的二月春风，在贺知章笔下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意盎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际，百官相送，如脱笼之鸟般心境开阔。然而，时光流转，当贞元三年的二月春风再次吹拂长安，对于韩愈而言，这诗意的春景却只增添了心头的萧瑟与寒意。礼部南院的朱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宣告着又一次希望的破灭。他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那风尘仆仆的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落寞，每一步都踏着无尽的疲惫与不甘。
紧接着，家里又传来了族兄去世的消息，这让孤身在外的韩愈的生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贞元三年至五年，三载春秋，韩愈在长安城中苦苦挣扎。每一次踏入考场，都怀着忐忑的希望；每一次走出考场，都带着深深的失落。“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这字字泣血的诗句，正是他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贫病交加的韩愈，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深夜时分，他常常独坐灯下，翻阅着儒家经典，试图从圣贤之言中寻得慰藉。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终究让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不得不低头。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离开这座曾经寄予厚望的帝都，黯然回到宣州故里。 这一次的离开，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残酷现实的第一次妥协。 然而，这位屡试不第的寒门士子，日后却成为了“百代文宗”。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绮靡晦涩的骈体文风，强调”文以载道”，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与柳宗元等人共同开创的文学新风，影响了整个唐宋文坛，后世将他们尊为“唐宋八大家＂。
既然韩愈文学造增如此深厚，为何屡试不第呢？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深层问题。唐代虽然实行科举取士，但制度尚不完善，门第出身仍然重要。加之当时盛行的“行卷”之风——士子们在应试前将自己的诗文呈送给名流显贵，以求得青睐与举荐——使得科举的主观性极强。及至中唐，政治日益黑暗，科举之路更是论为贵族豪强提拔子弟、培养亲信的捷径，对于韩愈这样的寒门子弟而言，科举之路真是充满了看不见的障碍。
而韩愈，一是出身微寒，根本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所以就很难脱颗而出；二是韩愈的文风与彼时唐朝流行辞藻华丽的骈体文并不符合，骈体文读起来非常优美，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个中意境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惜骈文美则美矣，但如果把它用在为选拔人才上面，是不太合适的。而三是韩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是不愿写这种文风的，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
不过世易时移，风水相轮。
命运的转机终于在贞元八年到来。这一年，“是年一榜，多天下孤凭伟杰之士”，这便是唐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虎榜”，这一科共录录取进士23人.皆是壮穆栋梁的大才，这其中就有韩愈，而这次韩愈在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前，遇到了他的伯乐，当时的主考官陆势、副考官梁肃，和韩愈一样，在政治上属于务实派，所以对韩愈十分欣赏，再加上宰相郑余庆的推荐，贞元八年，当“龙虎榜”金榜题名，韩愈的名字赫然在列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叩开了仕途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一纸功名，更是他十年寒窗、数载困顿后，向理想迈出的坚实一步。然而，从“登龙门”到真正“入仕”，其间仍有一道关隘，那便是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一场更为严苛的考验。
唐代诗人赵嘏在《长安晚秋》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并非是对太宗皇帝的褒扬，而是对科举制度下无数士子皓首穷经、蹉跎半生的无奈写照。
年少时以为勇气和热情取之不尽，三十而后，才知人生如春花，日日凋零。流光易逝，悲欢无情。断雁声中，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全都蹉跎在了科场中。
而韩愈之后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皆是折戟沉沙。更不幸的是，抚养韩愈长大的嫂嫂郑夫人病逝了，嫂嫂的离世，如晴天霹雳般击碎了韩愈的心。这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在嫂嫂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的。他含泪写下“蒙又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字字血泪，句句哀思。对韩愈而言，嫂嫂不仅是长辈，更是母亲般的存在。
嫂嫂的离世，让韩愈一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消沉。然而，生活的重压不容他沉溺太久。彼时，他已年近而立，却仍未解决温饱，更遑论实现胸中抱负。他深知，若要在这长安城立足，便不能再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着丧亲之痛，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投入到那场名为“博学宏词科”的残酷角逐中。然而，命运似乎仍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才子，他再次名落孙山。三十而立，却一无所有，这对于心高气傲的韩愈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为了那份不灭的理想，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与矜持，连续三次硬着头皮，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宰相毛遂自荐，向名门望族投递简历，这几乎成了他每日的功课。那字字恳切的信件，那一张张寄托着希望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然而，即便希望渺茫，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心中那团“道”的火焰，从未熄灭。
贞元十二年，董晋以75岁高龄出任宣武节度使，为了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底，便开始广罗人才。而韩愈便被董晋相中了，事实是董晋对韩愈确实不错，韩愈为了感谢董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曾写下“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不过董晋此时已是高龄，仅三年后，董晋便去世了。而董晋逝世未久，宣武军中便骤生兵变。宣武军内部大打出手，死伤无数。不过好在韩愈因扶董晋灵柩而不在现场，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祸。
无奈之下，韩愈只能第四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好在这次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终于又找到了一隅之地。
为了庆祝这次考试得中，韩愈心情大好，于是独自登临华山游玩散心。
华山，自古便以其鬼斧神工的险峻而闻名。当韩愈登上苍龙岭，面对那“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的壮丽奇景时，他热泪盈眶，诗兴大发。然而，彼时的华山，并非今日这般有石阶护栏，唯有一线天成的山脊，如巨龙般蜿蜒盘旋。就在这绝壁之上，韩愈一时失足，被困于险境。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却无人应答。夜幕降临，山风呼啸，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惊惧、绝望、无助……这些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瞬间将这位未来的“百代文宗”吞噬。他颤抖着写下绝命书，将其抛下山崖，然后放声大哭，那哭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凄厉。幸而，华阴县令恰巧路过，发现了这封求救信，才使韩愈得以脱险。后人常以此事戏谑韩愈胆怯，殊不知，这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血有肉的韩愈——他并非不惧死亡，他也有凡人的恐惧与脆弱。然而，正是这份对死亡的深刻体验，才更凸显了他此后在面对强权、面对生死抉择时，那份超越凡俗的“胆大妄为”与坚韧不拔。
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不思赈济灾民，封锁消息，谎报灾情，致使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堂上下因畏惧李实的权势，皆缄口不言。而彼时韩愈已晋升为监察御史，他亲眼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对李实的谎报灾情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张署、李方叔愤而上书，结果反遭李实等人的陷害，被贬连州阳山令。
关于韩愈被贬一事，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可能参与其中，但已故学者卞孝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说缺乏实质证据。这一争议反映了中唐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过韩愈确实曾怀疑过，但很快韩愈就打消了念头，而且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三人之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学术交流。
而同年，韩愈的另一个亲人，侄子韩老成突然病故，两人虽是叔侄，却年岁相仿，从小一同长大，情同兄弟，韩老成的离世对韩愈打击非常大。于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带着韩愈的无尽哀苦从心头流到了笔端，成为了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斯文之重，可见至深。
之后，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七年，韩愈三度担任国子博士，从事教育事业。因为当时世家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入仕，并不需要老师传授学问，所以老师的地位往往被他们所轻视，形成了耻于求师、羞为人师的社会风气。韩愈以一个觉醒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于上层阶级，明白学问于个人与国家的分量，遂写下《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以此抨击当时的不正学风。随后，又写了名篇《进学解》以自喻，这篇文章以“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开头，运用师生问答的诙谐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引起了当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而文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贪多务得”等成语，流传至今被人们沿用。
之后这篇文章深受宰相李吉甫喜爱，遂调韩愈入国史馆任修撰，参与史书编纂。但是韩愈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他只是到了馆，但就是迟迟不动笔。
而韩愈有个名叫刘轲的粉丝，得知自己偶像工作消极，就写信希望偶像振作起来。韩愈面对粉丝的建议，便回了信，并道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做修史这个工作的原因。在这篇《答刘秀才书》中，韩愈这样写道“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必有天灾”，并列举了孔子（修完《春秋》，各国都不待见他）、司马迁（遭受宫刑）、陈寿（连续被贬官）、崔浩（参与修史被灭族）、范晔（卷入谋杀案被杀）等等。在这篇回信里，韩愈态度很诚恳，希望自己的粉丝可以理解他，他真的不想干。
其实韩愈这番“史官高危论”不过是托辞罢了，背后的原因他确实无法明说，因为唐代官修史书制度是非常凸显政治对史学控制的，所以韩愈内心就很煎熬，修史必然会面临政治干预的风险，但自己是无力抗争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修史，倒不如消极罢工，躲开好了。
但回信的最后一句却惹了麻烦，韩愈写道， “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我不干，其他人也能干这个工作。
刘秀才有没有回复，我们不得而知了。但这篇回信却让好友柳宗元看到了，柳宗元得知韩愈有此想法后，专门写了篇长文批评韩愈 ——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
从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言辞激烈，对韩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无论如何，韩愈最后还是参与編修了《顺宗实录》。
不过，我从《答刘秀才书》中，倒是看出了韩愈的真性情。而且后来种种际遇，也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
在经历了多次贬谪、调任、复职后，韩愈终于元和十年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47岁的韩愈，终于在长安有了自己的住所。然而国家时局却风雨飘摇，藩镇作乱，人心浮动，朝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力主讨伐淮西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中被叛军刺死于长安街头，朝野惊惧。铁血宰相尸骨未寒，本该同仇敌忾之际，却有小人上书，建议停止征讨淮西以自保。大唐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公然挑衅。
在很多人犹疑畏缩之时，年近五旬的韩愈，默默随着征讨大军出发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仅是武元衡的遗志，更是韩愈一生的信仰。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奉旨征讨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洞察战局，建议裴度派精兵从小路突袭蔡州，擒拿叛将吴元济。或许因为韩愈的文人身份，裴度并没有采取这个建议。而名将李愬却与韩愈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于文城起兵夜袭蔡州，果然生擒了叛将吴元济，淮西战局由此逆转，各藩镇纷纷服软，归顺朝廷。
凭借对战局的卓越见解，韩愈被升为刑部侍郎，居四品。在任期间，他屡次仗义执言，任劳任怨，深受唐宪宗李纯的信任。
而这，只是韩愈风骨的开始。
自太宗以来，唐王朝逐渐倚重佛教，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至宪宗时，举国上下崇佛之风愈发炽烈，以至朝政废弛，百姓困苦。元和十四年，宪宗迎佛骨入京，举国礼佛，农人弃耕，商户停业，更有甚者，为一睹佛骨不惜倾家荡产，或自残以示虔诚。
整个帝国沉溺于病态的迷信之中。
吴世昌先生在其《试论韩愈其人》一文中，曾深刻剖析了佛教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影响。他指出，“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寺宇变成了政治避难所，变成了躲避徭役和赋税的逋逃薮，国家的户口锐减，而僧尼的人数大增，无数显贵为了享受特权度为沙门。那些所谓救苦救难的渡缘人，在礼佛这块遮羞布下丑态尽显，成了夺百姓之食，剥万民之衣，蛀国家之根本的蛆虫。”彼时的大唐，自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余毒未消，国力已是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在这样的危局之下，佛教的过度兴盛，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侵蚀了国家根基。韩愈敏锐地察觉到这股暗流，深知若不加以遏制，必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在此之前，韩愈的妻子卢氏，曾希望韩愈收敛性情，不要事事逞强。并写给韩愈一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事，必先退之”。韩愈也深以为然，便把“退之＂二字作为了自己的表字。
然而，这一次，面对荼毒社稷的佛骨，韩愈深知，他必须堵上自己的性命，宁与天下歪风邪气为敌，也绝不能退。他要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为大唐社稷正本清源。
于是，他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写下了那篇激荡千古的《论佛骨表》。
这篇奏疏，字字如铁，重重击打在朝堂之上，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隔着千百年的时光，再次读起这段话，我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从文武百官中缓步出列的韩愈。他就这么昂着头，站在宣政殿幽暗的光影之中，为他心中的道义再一次飞蛾扑火般站到了那些人的对立面。
《旧唐书》记载， “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唐宪宗读完《论佛骨表》大怒，下令要以极刑处死韩愈。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认为以佛道治理国家会引发无尽祸乱，举例说明了自古以来笃信此道的皇帝都早早崩逝，既然佛骨不能立国，又不能长寿，因此奉迎佛骨毫无意义。他还主张应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此文一出，韩愈得罪了无数权贵与信众。
韩愈一生笃信儒道，讲仁爱、重民本、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忠诚，不只是对宪宗一人，更是对大唐江山社稷。旁人不敢言，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他敢为。
在群臣的极力劝谏下，宪宗仍要杀韩愈而后快。但唐宪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昏君，他很爱惜韩愈的才华。
于是稍降怒气的宪宗朱笔一勾，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被贬后，有人劝慰韩愈，韩愈只淡淡地说：“言涉不敬”，韩愈承认自己或许因言辞激烈触怒圣上，但此事无悔，问心无愧。
半生功名，旦夕之间化为乌有。韩愈带着失落，在隆冬苦寒中踏上前往潮州的流放之路。路过蓝田县时，天下起了大雪，噩耗再至 —— 自己的家人因受牵连被逐出京，幼女却在途中病逝。韩愈悲痛难抑，却也只能咬牙前行。
潮州远离中原，素为流放之地，山水瘴毒，民风荒蛮。韩愈与家人跋涉数月，终于抵达。初到潮州，满目皆是恶山恶水，他在《泷吏》中写道，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这是他对潮州的初印象。心中虽有惊惧，韩愈依然坚守初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自己只要能为国家除弊，即便是献出自己的性命，也无所畏惧。
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韩愈很快调整心态，召集官吏熟悉政务，深入田间体察民情。他祭雨乞晴，修渠铺路。当时潮州鳄鱼成灾，时常伤人性命，为了破除当地百姓对鳄鱼的恐惧迷信，韩愈写下了《祭鳄鱼文》，激励当地百姓组织反抗，通过制作“强弓毒矢”和涂满硫磺的猪羊投入恶溪来驱赶鳄鱼。最终解决了鳄患，得到了百姓的称颂，成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韩愈废除了当地“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终生为奴”的陋习，推行“计庸折值”法；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耕作技术，改善当地贫瘠的百姓生活。更重要的是，韩愈十分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大胆启用人才，将俸禄全部捐出，兴办学堂，聘请乡贤执教，扭转了“潮人未知学”的局面，为潮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以后，潮州人才辈出，百姓以“韩江”“韩山”纪念其恩德，后人有诗云：“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而做出这一切，韩愈只用了八个月。
元和十四年，适逢大赦，韩愈调任袁州刺史。韩愈外调的短暂时间里，大唐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宪宗于盛年崩逝于大明宫，强行续命的帝国，也重新进入了死亡倒计时，藩镇势力再度死灰复燃，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心中皆生出取而代之的僭越之念。承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了自己的上司，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剿灭却屡屡受挫，河北局势岌岌可危，即位不久的唐穆宗焦头烂额，一旦河北局势控制不当，全国的节度使必定望风而动。到那时，百姓首当其冲，举国悲鸣，王朝倾覆不过在片刻之间，所以必须有人前往交涉，稳住河北局势。唐德宗兴元元年，同样是为了安抚叛军，大唐名臣颜真卿受命前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驻地谈判，后被残忍杀害。
如今颜鲁公血迹犹在，又有谁再敢罔顾性命前去安抚呢？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却总有那么一群脊梁，在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中，逆流而上，甘之如饴地冲在最前方。他们并非铁石心肠，亦是血肉之躯，却为了心中的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虽九死而无悔，虽万难而无惧。
这一次，字“退之”的韩愈再次站了出来。
长庆二年，朝廷赦免王廷凑及成德军兵士，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史书载，叛军头领王廷凑为人奸诈，嗜血成性，稍不顺意，便有几百上千亡于他的刀下，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魔头。所有人都觉得韩愈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宰相元稹为此痛惜道“韩愈可惜”，唐穆宗下令后也后悔了，于是派快马想召回韩愈。韩愈见到来使只是匆匆下拜言道， “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说罢，头也不回，径自前行。
而在镇州，王廷凑用铠甲的寒光、出鞘的刀刃，已经表达出了他对朝廷这次安抚行动的态度。面对王庭凑的威逼，韩愈毫无惧色，开门见山直言“安史之乱以来，凡叛族皆族灭，无善终者”，一番慷慨陈词，给王廷凑讲明了归顺朝廷与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
王廷凑并非不懂这套说词，要不然也不会谋反了。但韩愈善于把握人心，巧借“服从众意”为台阶，给了王廷凑足够的体面，使王得以归顺，化干戈为玉帛。叛军动摇，最终归附朝廷，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从镇州归来的韩愈随即转任吏部侍郎，次年擢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曾记载，六军将士听说韩愈就任京兆尹后，都不敢做违法之事，私下互相告诫“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说，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谁敢犯法啊。
不过此时韩愈身患疾病，京兆尹只做了两年，便因病告假了。
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可能是韩愈一生中最为平和舒心的时光了，早春时节，万物复苏，春意融融。韩愈邀请挚友张籍同游踏青，兴致所至，写下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色融融，诗意满怀。
早春的午后，长安街头人声鼎沸。一位两鬓斑白、背脊微驼的老人，背着双手，缓步踱行。细雨如丝，斜洒在青石板上，道旁的小草新添嫩绿。老人抬头望向远山，脚步渐缓，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时光如水，恍惚间，眼前的老人仿佛又化作贞元二年初入长安的青涩少年。
长庆四年，韩愈在挚友张籍的陪伴下辞世，终年五十七岁。
因韩愈一生与宗教的冲突与纠葛，他的死因一度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流言与猜测并起，史料却对此讳莫如深。某种意义上，他的真正死因，也成了历史的谜案。
行文至此，韩愈那句在《祭柳子厚文》中的慨叹，不禁回荡在我耳畔：“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竞亦何较？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人生一世，不过大梦一场，其间的利害得失，又何须斤斤计较？梦醒时分，方知万事皆空，一切悲欢离合，皆如过眼云烟，不值追忆。这本是韩愈祭奠挚友柳宗元之语，却也恰如其分地道尽了他自己一生的豁达与感悟。而这与张籍在《祭退之》中对韩愈临终神态的描绘却是形成了奇妙的内在呼应与共鸣，诠释了一种对生命与死亡的超然。“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回首韩愈一生，从贞元二年那个饥寒交迫却目光坚定的少年，到长庆年间两鬓斑白的京兆尹，变的是容颜与官职，不变的是一腔赤诚、九死不悔的孤忠与担当。科场蹭蹬，难消济世之志；贬谪流离，不折为民之心；刀斧加身，未曾退却守道之胆。他用一生诠释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这份孤勇与坚守，穿越千年，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诚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赞：“韩愈其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气。”这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韩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文笔扭转颓风，以道义匡扶天下，以忠诚触怒君王，更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瓦解了叛军的士气，化解了社稷危难。这份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文末，心有诗曰：
贞元少年入帝京，寒门学子志凌云。 三番落第心不改，一片丹诚道自明。 敢谏佛骨惊朝野，甘赴潮州济苍生。 文起八代衰微势，千载文宗仰大名。
2025-07-21 12:10:37
注：感觉之前写的有点浅，所以撤回重新修改了下。
在豆瓣《小王子》的评论区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十几岁的时候渴慕着小王子，一天之间可以看四十四次日落。是在多久之后才明白，看四十四次日落的小王子，他有多么难过”，《小王子》从来不是一个关于星球的童话，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曾经相信爱、失去爱、又重新寻找爱的灵魂。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一个声音，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 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小王子》是一部写给成人的童话。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只有经历过人世沧桑的成人，才能真正理解小王子的忧伤；说它不对，是因为真正能够理解《小王子》的人，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这种纯真不是无知，而是智慧；不是幼稚，而是深刻；不是逃避，而是勇敢。
《小王子》的故事始于一场飞机失事，一个飞行员迫降到了撒哈拉沙漠的正中央，四面荒无人烟。就在他试图去维修飞机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金发的小男孩。小男孩说他自己叫小王子，来自很远的外星球，经历了一系列旅行来到了地球。然后飞行员就一边维修自己的飞机，一边听小王子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一开始小王子聊起了自己的星球——B612，在这个星球上有着3座火山，有着小王子很喜欢看的日出日落，还有着坏植物——猴面包树。小王子一个人在星球上生活了很久，有一天，一朵玫瑰却在土地上长了出来，那是小王子的星球上第一次出现玫瑰。爱情最初的模样，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人倾尽所有的温柔，如朝圣者般虔诚地守护着心中的圣殿；另一个人则在爱的迷宫中迷失，用伤害来掩饰脆弱，用骄傲来保护恐惧。小王子的玫瑰宣称自己是世间唯一，这不是谎言，而是爱情的真相——在爱的人眼中，被爱的人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当爱变成了一种证明，当温柔变成了一种要求，最纯真的感情也会在误解的荆棘中流血。这是爱情的悖论：我们因为太在乎而伤害，因为太爱而失去。
所以小王子为了逃避离开了他的星球，踏上了游历之旅。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星球，上面分别都居住着一个大人，分别是没有臣民但满心统治欲的国王；认为自己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自大狂；自我矛盾的酒鬼；想要占有所有星星却没空仰望星空的商人；盲目点灯熄灯的点灯人；还有教条主义的地理学家。
在小王子纯净的眼中，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显得如此荒诞不经。
后来小王子来到地球，他降落在了沙漠上，在这里他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蛇告诉他可以帮助小王子回到遥远的故乡，让他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他。然后小王子开始在地球上四处游历，有天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玫瑰花园，里面有整整5000朵玫瑰。这时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朵。接着他遇到了一只狐狸，小王子想和狐狸玩耍，但狐狸说，我不能和你玩耍，因为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系，我们彼此之间还只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你要说服我，我才能和你一起玩。之后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如何驯服自己，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狐狸的教导让小王子明白他和玫瑰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玫瑰本身并不是唯一的，但是自己日复一日的与玫瑰相处交流，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的玫瑰。小王子讲到这里的时候，距离飞行员坠入沙漠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飞行员的水喝完了，两人决定一同去找水井，第二天早上他们找到了水井，小王子喝完了水，告诉飞行员自己今晚就要离开地球，回到自己的星球了，希望飞行员不要来看，因为那可能看起来很痛苦。
到了晚上，对小王子万般不舍的飞行员还是来了，他看到小王子和最开始的毒蛇在一起，原来蛇说可以帮他回到故乡，是指用毒把小王子的肉体杀死，让他的精神回到故乡。在夜空下，小王子告诉飞行员，自己要送他一个礼物，那就是天上的星星，他说，你只要一抬头，就能想到我在其中的一颗星球上快乐的生活着。最后，飞行员目睹了被蛇咬了的小王子缓缓倒在地上，他的肉体死去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你没看过这本书，只是听我讲故事，也不难看出在小王子的书中有着许多的象征，飞行员、猴面包树、玫瑰、狐狸、蛇、六个星球的人等等，这些形象到底象征着什么，不同的人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再加上它里面颇有深意的情节和对话，让小王子成为了一部富有哲理的寓言童话。比如《栗树下的晚餐》作者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瓦就曾把《小王子》中的哲理比作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空的天穹一样无穷无尽。
但深究到底哪种看法更符合作者的原意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与《小王子》口中只在乎结果的大人没什么两样。我想这也绝对不是作者希望我们去做的。只要是你真正用心感受到的那就是真实的，那就是作者想让你看到的。就像书中狐狸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小王子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淳朴而干净的描绘爱的故事。当然，这里的爱并不单指爱情，而是广义的爱，包含爱情、友情、亲情等等，但爱情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这个故事给我们展现的是小王子从不认识爱到理解爱、明白爱的过程，即小王子对爱的认知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懂爱的阶段。小王子一直独自生活在一颗小星球上，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从未接触过其他人。这个阶段的小王子对爱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感觉，象征着我们幼稚的童年。他喜欢火山，只是因为火山可以帮他烤面包，喜欢日出日落，只是因为看着他们可以带来好心情，讨厌猴面包树，那只是因为他们会把星球给毁掉。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孩子的心里不会掺杂过多的现实因素，对待事物的态度往往只是决议单纯的好恶。这时，一株玫瑰在他的星球上盛开了，小王子为她日日浇灌，为她除虫，拿玻璃罩为她挡风，这让他与玫瑰之间诞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的象征。
但是，面对心高气傲、心口不一的玫瑰，小王子时常手足无措，他也并不能理解玫瑰矛盾的言语下隐藏着的爱意。玫瑰说，她有四根刺可以防止自己被老虎吃掉。小王子耿直的回答，老虎不吃花，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他只是想让小王子夸赞她。玫瑰说她讨厌风，让小王子给他找一个屏风。小王子很困惑，花为什么会讨厌风呢？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看小王子是否愿意为她付出。玫瑰在小王子面前故意咳嗽，故意想让他感到内疚，这让小王子觉得她简直太做作了，但小王子不理解，实际上她只是想让小王子更在乎自己。
实际上，这正是很多情侣、夫妻间常会有的矛盾，男生往往更偏理性，而女性往往偏干感性，女生往往不会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而男生则不善于理解女生话中隐含的含义，男生不知道女生对你撒娇蛮横，恰恰证明她在乎你，她绝不会对一个普通朋友做这样的事。而女生也不知道，男生的思维都很直，跟他们说话越直越好，最好就别绕弯子，而这种差异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积累出矛盾。
小王子和玫瑰都是第一次懵懂的遇到爱，两人也都不懂爱，也不懂得如何互相理解，如何互相退让，而这脆弱的感情就在这互不理解，互不退让的情况下，最终让两人走向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和伤害的境地，也让小王子负气出走，踏上了旅程。
此时，小王子来到了第二个阶段，探索爱的阶段。小王子一路途经了六个小行星，六种孤独的灵魂。国王在空旷的王座上发号施令，却没有臣民来聆听；自大狂在无人的舞台上独自表演，却没有观众来喝彩。他们都在追求某种形式的"连接"——权力的连接、崇拜的连接、知识的连接，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连接。
这些成人世界的众生相，映照着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逃避的同一个真相：我们害怕自己在这个宇宙中毫无意义。于是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权力的游戏、财富的游戏、知识的游戏、成就的游戏。我们在这些游戏中越陷越深，直到忘记了游戏的目的，忘记了游戏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忘记了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曾经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孩子。
我们在追求意义的路上，失去了意义本身。
小王子的困惑是深刻的：为什么成长意味着孤独？为什么成熟等同于冷漠？这些大人们曾经也是孩子，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选择了放弃爱的能力？这种放弃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适应？
或许，这正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
我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世界，却生活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贫乏；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感到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束缚；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迷茫。
韦伯说“世界的祛魅”，或许在《小王子》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六个星球上的大人们，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他们用数字衡量一切，用逻辑解释一切，用效率评判一切。他们失去了对神秘的敬畏，对美好的感知，对爱的能力。他们活在一个被完全理性化的世界里，却发现这个世界空洞得可怕。
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吗？
我们用理性征服了世界，却发现征服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我们用科学解释了一切，却发现解释之后生活失去了意义；我们用技术改造了世界，却发现改造之后的世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成为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的奴隶，成为了自己发明的游戏的囚徒。
接着，小王子便来到了第三阶段，明白爱、并重新寻找爱的阶段。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狐狸。狐狸在书中其实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告诉小王子，“驯服”才是爱的核心，而“驯服”无疑也是这部童话的核心。狐狸说，如果没有“驯服”，没有“建立联系”，“现在对我来说，你不过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千百个小男孩没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用不着我。而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和其它千百只狐狸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不可缺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我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驯服”这个词汇在此处承载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既不是征服，也不是占有，而是一种相互的选择与承诺。真正的“驯服”是双向的：我们在选择爱一个人的同时，也允许自己被爱所改变。这种改变并非失去自我，而是在关系中发现更完整的自己。狐狸的声音如同古老的钟声，在小王子的心中仿佛敲响了一个永恒的悖论，真正的自由，往往诞生于甘愿的束缚；最深的解脱，常常来自最美的沉沦。当我们为了爱而放弃选择的权利时，我们反而获得了选择爱的能力。这是“驯服”的奥秘——它不是征服，而是投降；不是占有，而是给予；不是控制，而是释放。
狐狸告诉小王子，如果要“驯服”他，“首先你要离我稍远点坐着，最好在同一个时间来，然后每天你可以做的稍近一点”。狐狸所说的驯服方法，隐含着的就是爱的核心——付出与责任。
爱一个人，是你要对她（他）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从远处开始，慢慢与她靠近。“每天同一时间来”则意味着你对他（他）肩负的责任。你不能今天爱，明天就不爱，持续而坚定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爱的本质远比“付出与责任”更加复杂。
柏拉图说爱是对美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说爱是一种德性，奥古斯丁说爱是对上帝的渴望，弗洛伊德说爱是性欲的升华。每一种解释都有其深刻性，也都有其局限性。
《小王子》则说，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给予。狐狸所说的“驯服”，实际上揭示了爱的本体论特征：爱是一种相互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创造了与他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自己。这种创造是双重的，我们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自己，也在爱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小王子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在爱的关系中，她获得了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关系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爱的奇迹：它能够在平凡中创造神圣，在有限中触及无限，在时间中创造永恒。爱不是发现，而是创造；不是找到，而是建构；不是获得，而是给予。
这是《小王子》这本童话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看似平常，却蕴含着被现代人遗忘的深刻智慧。但是我想请大家深入的去思考这里面的含义。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爱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是因为本质上就是会爱的人，所以去爱；还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去爱，所以成为了会爱的人？这个问题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我们是被命运推着走向爱情，还是主动选择了爱情这条道路？
小王子的故事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答案：爱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行动。我们不是因为会爱所以去爱，而是因为选择去爱所以学会了爱。这种选择的勇气，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超越本能，创造意义；我们可以超越自我，拥抱他者；我们可以超越有限，触及永恒。
而小王子在思考后终于明白了自己和玫瑰的爱究竟是何物。他的玫瑰本来确实不是唯一的，他和那花园里的五千朵玫瑰也没什么两样。但正是自己每日的浇灌，正是自己日常的爱护，正是两人日常的交流，才让这朵玫瑰成为了最特别的一朵，一朵只属于他自己的玫瑰。所以小王子后来才会对自己的不负责感到愧疚，他说，“可惜我从前什么都不懂！我应该看她的行动，而不是听她的言语！她为我散发芬芳，点亮我的生活，我不应该离开她的，我应该看出藏在那些小把戏后面的柔情。花儿的心思好难琢磨的！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
最后，小王子用消灭自己肉体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小星球上，与他心爱的玫瑰重逢。
应该说让人伤感吗？
还是让人欣慰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结局。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很不错，但是好像还是很难理解“爱”，如果你随机找一个人说爱是什么，那么大部分人都很难说个所以然来，因为“爱”作为一种人类在现实中的情感体验，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对他有过数不清的研究和定义。
小王子告诉我们“爱是付出与责任”，这是伦理学范畴里对爱的一种解释；而在哲学上，柏拉图认为爱是人类对至善至美的一种追求的渴望；斯宾诺莎则认为爱是所有善的、好的、幸福的事物的源泉。在心理学范畴中，爱是一种强烈、积极的情感心理状态。在儒家文化里，爱是一种仁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基督教中，爱是一种博爱，它来源于上帝，既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也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而在爱上，有着爱情、亲情、友情等等。但人们首先第一时间想到的必然是“爱情”。
因为亲情的基础来自于血脉联系，友情的基础来自于志同道合，他们都不需要过多的主动付出和维护，而爱情的基础是最需要主动的实践和体验的一种爱。
但无论人类在理性上如何去定义，爱终究是一种我们感官上的感性体验，它无疑有一定理性的部分，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一种非理性。我们难以用理性把握，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用重复实验去验证、确定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认可的定义。
但爱确实需要实践。爱归根结底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就算你精通心理学，研读过所有的哲学著作，通读宗教典籍，但如果你从未在现实中真正感受过爱，那你也绝对不可能真正去理解爱。如同小王子不曾离开他的小世界，而在旅途中感受到爱，那他也绝对不会明白爱的真谛。
而《小王子》其实可以说就是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给妻子康苏爱萝的一封情书，现实中圣埃克苏佩里是历史上第一批开辟夜间航线的飞行员，曾几次坠机奇迹生还，与妻子康苏爱萝一见钟情，在第一封信里，圣埃克苏佩里就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我喜爱你的不安，喜爱你的怒气，我喜爱你身上一切尚未被完全驯化之处”，但因为二战的发生，两人聚少离多，加之“狐狸”的出现导致互相猜疑与争吵，圣埃克苏佩里无法忍受，决心逃离，以当时年龄最大的飞行员身份重返战场。法国投降后，圣埃克苏佩里不得流亡美国，而妻子留在了战火纷飞的欧洲，日夜对妻子的思念和悔恨促使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这本《小王子》，而随后圣埃克苏佩里回到法国执行盟军飞行任务，1944年7月31日，他为了盟军着陆，开着战斗机飞往法国南部侦查敌情，但起飞后不久便失踪了，年仅44岁，如同小王子从地球消失一般。直到2003年10月，法国政府打捞出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残骸，但至今坠机原因仍是个谜题。
小王子的那句“当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时间的帷幕，让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战火中对着星空的忏悔。圣埃克苏佩里写下这句话时，他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穿越云层，他的心却在回望那个被他遗弃在欧洲战火中的女人。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忏悔，更是每一个曾经因为年轻而错过爱情的人的忏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小王子，在爱情面前手足无措，用逃避来回应深情，用离别来证明自由。直到多年以后，当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份爱可能已经错过了，那个年轻的自己也永远回不来了。
既然爱这么痛苦，我们真的还需要它吗？没错，人和人本就不相同，人和人的悲喜也并不互通。所以，爱他人必然是伴随着痛苦的，但人生的哪一项事物是毫无痛苦的呢？
歌德劝导我们不要迷信理论，要去亲身体验一切，尝试一切，去生活，去奋斗，去感受爱，感受人生的全部；弗洛姆说，爱的本质是要为某种东西付出“劳动”以及“使某种东西成长”；林清玄说，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与真实的表达，没有透过实践与表达的爱，是无形的、虚妄的。
小王子的回归，如同一滴水重新汇入大海，如同一缕光重新融入阳光。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消失，而是永恒。他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最完美的诠释：爱不是占有，而是释放；不是得到，而是给予；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永远在心里。他的死亡，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他的离别，是对爱情最完美的诠释。
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或许应该问自己：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能听到内心最纯真的声音？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愿意为了爱而“浪费”时间？在这个崇尚理性的社会，我们是否还敢于相信童话般的美好呢？
小王子从未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他存在于每一个孩子第一次说'我爱你'的勇气中，存在于每一对恋人在争吵后的和解里，存在于每一个母亲深夜为孩子掖被角的温柔中。他是人类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在这个冷漠世界中保持温暖的秘密。
当夜幕降临，当我们独自仰望星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遥远的光点，更是内心深处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王子，那个依然相信爱情、友谊和美好的自己。这就是《小王子》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最勇敢的事情不是学会如何长大，而是学会如何在长大后依然保持孩子般的纯真；最智慧的选择不是变得现实，而是在现实中坚持理想；最珍贵的能力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不被世界征服。
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它在心里。
2025-07-10 15:30:24
在美学中，悲剧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它的深度从古希腊贯穿到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净化’情感（卡塔西斯），到尼采强调悲剧展现生命在毁灭中的‘狂欢’（酒神精神），再到现代理论关注观众与剧情的‘间离’（布莱希特），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开悲剧吸引力的密码。但面对今天的我们，这些答案似乎还不够。这些对于悲剧美学的变化也潜移默化的重塑了美学的边界。同时，也影响了普通人对于艺术审美的变化。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悲剧美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悲剧美学是一种审美形态，主要表现为通过揭示矛盾冲突和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升华。这么说或许有些太正式了，通俗来说，美学悲剧性即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展现的生命姿态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悲剧美学的核心便是悲剧性，而悲剧的本质在于悲剧是不能脱离人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否则谈悲剧也是无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还是太抽象了。
那我们以日常接触到的影视剧来举例，无论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喜剧、爱情、还是恐怖等等，其实都是无法脱离“悲剧性”这一内核的，其中悲剧性的人物往往一般是具有抗争精神的正面形象，比如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赵本山先生的《落叶归根》《马大帅》，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大鹏导演的喜剧电影，都有着悲剧美学的身影。
不过当你认同这一观点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可能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通常来说，“悲剧性”三个字所映射的应该是痛苦啊，我们不应该避之不及么，那我们又为何会花费金钱、时间，甚至以情感为代价去沉溺于可怖的悲剧之中呢？
历来很多人给出了答案，但我更喜欢其中一个答案，即现代观众在悲剧中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古典美学“快感”的深刻“宽慰”感。
如何理解呢？
那么首先要先了解下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思考。
古典美学对于悲剧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悲剧性带给了我们那份快乐的心理体验，其实这是一种诞生于“道德”二字的共感，而这个“道德”即古典美学中的“自然道德”。
其中“自然”二字，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最为常见的意义就是有别于现代化城市的大自然。是花鸟树木、山川河流、宇宙星空，他指向的往往不是人。而人文领域的自然二字，特别是古典美学中的自然二字，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人，而且是超越了一定规制的人，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即古典美学所侧重的是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所指的就是“道德”本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能够与超越了规制的道德融为一体的人。
古典美学认为人最大的先天性是道德性，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带有道德感。这个道德感不是后天因为人文规则或社会法律强加的道德感，而是诞生于世界时就与生俱来一般显现而出的自我道德本身。当然，就像美学并不是单调的讨论美与丑一样，这个道德也不是单一的指向善与恶，它所指向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自我认知的道德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好与不好，善与恶都建立在个体自身所携带的道德内部。进而我们发现，将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联系向另一个个体的自然道德的绳索，往往并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公理，恰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内部，而联系他们之间的绳索就是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共感。据此，古典美学或操持古典美学审美意见的哲学家们，就合理的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冲突总结成自然冲突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美学所叙述的悲剧性美感已经不足以概括和解释我们当下的人文社会了。因为自然道德在我们当下已经被曲解，或者应该说自然道德因为社会的规制与驯化走向了单一道德的处境，人们更多的纠结于对和错，并且这个对和错是趋于表象的对和错，所依凭的是一个外部世界为我们植入的道德观念，即拉康所说的——诞生在现代社会规制之中的新兴人类所会面临的处境。从一开始趋于古典美学自然道德式的由共感所建立的反思情绪，走向了只在乎表象的外部道德。
因此西方古典美学所做出的以自然道德为主，完全摒弃外部道德的观点就失效了。但不能说古典美学就落后了，只不过它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化、在升级，你可以看做古典美学是个“引子”。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的心理活动本身，它与创作活动，也就是艺术家们的创作动机、取材、制作方法与展现方式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就表现出了自然道德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的大众审美活动所涵盖的范围本身了，或者应该说我们至少应该对其加以区分。就此我们能发现，优秀的影片所制造与展现的悲剧性，其实是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的一种双重感动，一种理性与感性同时被打动的感受。
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缜密，如今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道德已经不再是那样纯粹的自然道德，我们个体的道德已然是外部道德与自然道德的结合了。
外部道德根植于日常生活，体现为现实的理性判断；内部道德则常常超越日常，表现为更本能的感性冲动。
二者结合之后，或者说当某一部影片能够在这两个角度同时打动我们时，外部道德与内部道德就开始融合。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将其称之为“超道德”。
在这种奇妙的审美过程中，我们不会再认为道德的视角高于生活本身，或是低于甚至背离于生活本身，相反，会理性的认为那个出现在荧幕上的感性生活是切实发生过的，但同时又感性的感受到它是隔离于我们个人理性生活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矛盾情绪。
简单来说，古典美学认为，过于写实或完全源于现实的内容，难以激发悲剧特有的快感，也难以构建纯粹的审美体验。
显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难被认同。
因此，在我们当下，与其说悲剧性会带来一种快感，一种快乐的心理感受。不如说悲剧性带来的是一种游离于“快感”周围的“宽慰”。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宽慰”指的又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7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记录长片的《帝企鹅日记》中，当人们在看这部真实反映企鹅生活的纪录片时就感受到一种“悲剧性”。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所以“宽慰”不是高兴，不是解脱，而是一种在目睹巨大苦难和毁灭时，因看到其中不屈的抗争、尊严的坚守、或生命本身顽强延续而从心底涌起的温热、释然，甚至带点悲壮的敬意。它像在寒夜深渊中瞥见一束微光，虽不炙热，却足以确认希望和意义的存在。
就如同《帝企鹅日记》中的帝企鹅，我们可以想象镜头下，一只帝企鹅父亲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暴风雪中，将唯一的企鹅蛋小心翼翼护在脚蹼和腹部的褶皱里，用生命的热量抵御极寒，几十天不吃不喝，只为等待新生命的诞生。风雪几乎将它淹没，但它纹丝不动。作为观众，我们理性知道（外部道德）：这是残酷的自然法则，生存本就艰难。但感性上（自然道德）：我们被这种近乎悲壮的生命坚持深深震撼。结局可能是小企鹅成功孵化（带来希望），也可能是父亲力竭倒下（带来哀伤），但那份在绝境中展现的生命责任感和韧性本身，就给予我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 ——
生命，竟能如此坚韧和庄严。
这种感受超越了简单的“好看”或“感动”，它是灵魂层面的共鸣与确认。
这正是现代悲剧美学的精髓，人用生命在抗争中展现出的那种强烈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抗争的意志就叫做悲剧精神，这是人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看见漫天的大雪，当我们发现生存不仅仅是一场严酷的考验时，一种“悲剧性”俨然显现。
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着与自身同样渺小的存在，它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时，一种崇高的“宽慰”感便紧随着“悲剧性”的显现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既理性的思考了外部世界，被它本身的存在而感动，又感性的支持着那个理性世界里挣扎着的芸芸众生，为自己发出的赞美而触动。
这种反抗给读者、观众带来了快感，即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而这份快乐的体验建立在妄想痛苦时的忘我情绪。
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凝望痛苦本身时，感受一份悲剧性时，痛苦的体验是未来性的。它超出了我们所认识的当前生活，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范围，以及悲剧性建立的痛苦所带来的情感体验，要远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体验都要更加强烈与难忘。这使得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戏剧或影片之中，从而混淆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因此我们才会流连于“悲剧性”的怀抱，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难以言说的代入感。
当这种灵魂的“宽慰”感渐渐沉淀，它常会引发一种深层的自省：在生命的困境面前，我又是否也拥有那份坚韧与尊严呢？
以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理性的，畅想未来则是完全感性的行为。而习惯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我们，现在拿出手机看看日历上规划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个人计划。那些能够为生活带来改观的物质目标也好，那些能够为精神世界的土壤里埋下种子的梦想也好，实质上都是我们在以理性的方法做着切实属于感性的事情。
因为理性最终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而一旦未来成为过去，感性又跃入眼前告诉我们 —— 那是命运的安排。
符合当下的美学，是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的。它站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某个地方，既有着古典美学的韵味，又有着文化转变时的那份剧烈。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悲剧性”所在。
因此，我们痴迷于悲剧，寻找荧幕上的“悲剧性”，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抗争的身影、那些毁灭中闪耀的尊严里，照见了自身。那份独特的“宽慰”感，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感知（自然道德）在复杂现实（外部道德）的映照下产生的强烈共鸣。浪漫主义称它为灵魂的忧郁，理性主义视其为崇高的理想，而存在主义则宣告——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认清世界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命、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永恒姿态。
悲剧之美，正在于它让我们在“宽慰”中，触摸到这姿态的壮丽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