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3 09:24:49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香帅老师在《金融思维20讲》里，讲到了“如何把杠杆思维运用到生活中”，讲的非常好，分享一下。
香帅老师指出，杠杆思维其实包含着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借力思维，另一种是硬核思维。
借力思维，指的是谁能拿到最优的、最长的那根杠杆，进而能够最成功地借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香帅老师就举了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制造企业以及2000年后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暴涨的例子来解释，那时快速致富的企业是如何利用杠杆思维的。这种思维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成长。一言以蔽之，找到正确的杠杆也是我们的人生必修课。
硬核思维，指的则是“支点”。也就是说，杠杆效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支点的硬度是必要条件，否则反而会放大损失。正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好金融，坏金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金融的杠杆效用是不是有好的项目、好的实体经济、好的核心支持。这对我们个人生活上来讲，也是非常有借鉴启发的。
香帅老师在文章里有句话讲的不错，“一个具有硬核的人，你就会发现，借力周边就变得非常容易。只要你有内核在，杠杆是容易得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杠杆是创造的而不是碰到的。”
熊十力先生说“读书，须预定终身趋向”，什么意思呢？
太隐识:
有人问我，看到我时不时分享佛学内容并创作禅诗，就问我是否信仰佛教。
太隐识: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一个禅宗公案。有人曾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父回答：“吃茶去。”
所以说，品茶并不一定要种植茶园，但茶香却能够沁入心脾。对于信徒来说，这碗茶象征着虔诚；对于学者而言，它透露着智慧。而在我这杯茶中荡漾的，是属于我自己的禅思。难道这不有趣吗？哈哈。这样或许更容易理解吧。
陈嘉映先生曾写道，“一开始我没打算以哲学为业。但各种情况吧，有意无意就让我用哲学就业了。不说谋生吧，以哲学为业也许是说，他主要的精神活动是用究理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不可以吧。但我还是觉得，多数人，哪怕好道，也不必以穷理盘道为业，专门穷理盘道容易蹈空。还是以比较落实的事情为业比较好，心理学、社会学、做建筑、教物理、做企业、当县长，同时也可以好道。其实，这样的人多了，穷理才有意思，他做企业，他研究基因，但是他好道，从好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来好道，这道才有意思。干各种事情的人都不好道，另有好多人成天盘道，什么具体的事情都不做，或干脆不会做，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比较糟糕。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手一样。”
太隐识:
“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 —— 海德格尔
太隐识:
梅多斯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系统在呈指数级增长，那么这个系统中必然存在增强回路；同时，系统中也必然存在至少一个调节回路，因为在有限的环境中，没有一个物理系统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一开始，系统可能增长得很快，调节回路不明显，好像没起作用；但随着增长的持续，调节回路的力量会压倒增强回路，让增长逐渐放缓，直到停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苏格拉底曾说，“我是说一个了不起的论证，它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称呼来称呼任何事物，比方说，大或小，重或轻，因为大的会是小的，重的会是轻的——并没有什么单个的事物或性质，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混合所产生的；这个变化，我们把它不正确地称为存在，其实是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永远长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
太隐识:
之前买了本《南方周末写作课》，学学写作技巧，看到王天挺老师分享的写作方法论，很有启发，分享一下。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的一句话，“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读历史就是去了解人类心智曾经达到的地方，了解这些，我们能了解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理性，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够达到何种的底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vuizqE7w/?vd_source=28321308a211180f11e1dcec72a05e25)
太隐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eznEj7/）
作为杜琪峰的老粉，这部片子在当时真的被低估了，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位up解读的非常好，解答了我当时看完后的一些疑问。推荐观看。
2025-11-20 15:41:51
我们从小都应该听到过一句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反而没水喝了呢？
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即当三个和尚在一起时，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取水的责任。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收益由大家平均分享，而成本却需要某些人单独承担。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一逻辑，就能更好地领悟社会中许多现象的本质。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到集体的行动之间应有一种关键的机制。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而无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社会领域的一种改善。
举个例子，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要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由于认知局限或个人执念，这个决策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管理团队能看出问题，但是否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呢？
从生活经验看，很多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在于反对需要承担成本，而决策改善后的收益却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导致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过去新闻上常看到的湖泊治理，工业化之前，湖水清澈，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各种污染源增加，湖水逐渐变得浑浊。那这不就损害了每个市民的利益了么，谁不希望在清澈的湖边散步呢？
但湖泊的环境治理就会涉及几个利益相关方，一是市民，市民的生活品质自然受到影响；二是排污的企业，企业需要承担治理的成本；三是政府，政府即要依赖企业税收，又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治理难的原因，但这也是接下来的集体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写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那么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呢？
可以说，他大概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十本书之一。它在谷歌的学者数据当中，引用已超56000多，可见其影响程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6945/
而奥尔森在这本书里，针对集体行动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逻辑。
一是在他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个人是理性的，当存在共同利益时，人们会通过社会契约进行集体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二是理性人假设。奥尔森理论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然而，理解此处的“理性”至关重要。它并非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知、计算完美的“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它首先指行为的目的性与一致性。其次，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下审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理论指出，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体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进一步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过程深受心理偏误影响，这解释了为何声望、荣誉感等非物质因素也能成为强大的行动驱动力。因此，奥尔森的“理性人”是一个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强调在没有特殊激励时，个体不会天然地为集体利益付出成本。
三是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源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目标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无论是洁净的湖水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具备两大特征，即非竞争性（一人享受不会减少他人可享用的量）与非排他性（无法轻易阻止未付出成本者从中受益）。正是这“非排他性”，直接导致了“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的产生。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既然无论自己是否贡献（如参与治污），都能享受到集体行动成功后的成果，那么最优策略便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污染本身是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未包含其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种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行为在个体层面显得“理性”。
四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普遍性。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人数增加时，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最终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发生。
另外，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而集体行动的困境仿佛恰是“N人囚徒困境”的映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搭便车”是无论他人如何选择的占优策略，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缺失的集体非理性结局。
既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什么情况下集体行动仍然可能发生？奥尔森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条件:
一是收益远大于成本。当改善带来的收益很大，而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即使一个人承担全部成本，他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超过成本，这时就会有人主动行动。例如，当楼道停电时，有经验的住户可能会主动检查保险丝并修复。虽然他的行动让整栋楼受益，但由于成本很小（时间和精力），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二是小规模集团。如果一个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协调成本较低，收益分配相对明确。如果能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几家主要企业都能获得明显收益。
三是强制机制。奥尔森认为强制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比如税收就是典型例子。国家需要提供基本安全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资金支持，而强制征税，国家解决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说句题外话，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里，强制征税仍需要警惕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风险，以防止强制权力异化为 “寻租（Rent-seeking）”的工具。
四是选择性激励。也就是给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额外激励，使他们获得更高收益。比如看很多国家的政党就是典型例子，政党精英比普通成员获得更多政治机会和相关价值，这种选择性激励使政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所以，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方说在有些领域，小集团经常可以战胜大集团，原因就在于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能力成反比，规模越大，越难采取有效行动，而规模较小时，反而更容易协调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就是例证，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贵族面对的是平民阶层。但君主和贵族通过建立小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更有效的政治行为者，因此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不过，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常看到有人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来说明小集团的行动效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小集团，的确展现了奥尔森理论所强调的行动力优势。不过这种成功更深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俄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口号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此，小集团的组织优势是在宏观条件成熟时才得以最大化发挥，它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变量，而非唯一的决定变量。
不过奥尔森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在这本书里研究完这一现象就丢一边去了，而是这套理论，你会在他其他著作里都能看到。比如他在《国家的兴衰》、《独裁、民主与发展》 （1993年发表的论文）、《权力与繁荣》中都曾引用自己这套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简单说一下，展现其精彩之处。
一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并得出结论，如果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更容易走向衰败。如果统治精英与社会有共同利益（如通过税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更可能繁荣。如果精英只需谋取特殊利益就能获得收益，而不依赖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容易衰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68710/
二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化。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奥尔森还受到了中国华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启发，并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首先是流寇阶段，多个统治者竞争，没有确定的法律秩序。由于统治者不确定能统治多久，倾向于掠夺而非建设，经济难以发展。然后是坐寇阶段，某个统治者建立稳定统治，倾向于征税而非掠夺。民众愿意从事生产，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经济开始增长。而最后则是民主阶段，为实现持久繁荣，必须限制统治机构权力，通过法治和民主约束权力。
三是生产性行为与掠夺性行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如果社会精英有动力从事生产性行为，社会走向繁荣，而如果精英有动力从事掠夺性行为，社会则走向衰败。这成为理解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基本分野，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很大程度上都重复了这一观点。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315182/
奥尔森写这本书的是19世纪60年代，但他能够系统的分析到从个人理性到集体行动之间的机制，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了，最夸张的是，等到有人质疑他理论的时候，都是25年后的事情了。可以说，奥尔森的这套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中许多公共领域问题长期无法改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战略思路。
但这套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
一是忽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动物，还受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十月革命时候的列宁就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具有特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先锋队组织。通过思想武装，小规模组织获得了强大行动力。
二是人的动机过于简化。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理性人，但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声望、尊敬、荣誉等非经济因素也都是重要动机，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做事就是不为直接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荣誉感，这可能促使他们率先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所以，关于简化人的动机这点，也是后来学界很多人对奥尔森主要质疑点之一。
不过尽管有局限，但理论的机制往往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在于为理解世界提供特定的、新颖的、有穿透力的视角。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比如为什么有些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呢?
如何设计机制才来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呢?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参与和改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人类为之追求、文明为之进步的阶梯。
2025-11-18 16:31:24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云南永昌卫。
盛夏的瘴气如同浓雾，将这座帝国西南的边陲戍所包裹得密不透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就是杨慎，字用修。
一个本应在青史中以状元、宰辅之子、经筵讲官身份流芳的名字，此刻却如同一截被遗忘的枯木，倒在了远离故土的蛮荒之 地。他的一生，始于“一盏孤灯”，终于“一条大江”。
那盏孤灯，曾照亮他锦绣灿烂的前程，而那条大江，最终吞没了他所有的荣辱与悲欢。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京师相府的书房内，深夜的寂静被一盏摇曳的孤灯打破。灯下，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正襟危坐，文思泉涌，写下了“一盏孤灯照玉堂”的诗句，这个少年便是杨慎。而这盏孤灯，是理解杨慎一生的钥匙。
彼时，这盏灯照亮的是一个天之骄子的锦绣前程。他的父亲，是当朝内阁首辅杨廷和，正试图用他那持重而有力的手，稳住这艘在正德皇帝荒唐游戏中摇摇欲坠的大明巨轮。而作为长子，杨慎自出生起，便被寄予了继承父辈荣光与志业的厚望。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期望。或者说，他的天赋，早已超越了所有人的期望。史书和野史笔记都有记录着他的早慧，京城中，“杨状元”的称呼，几乎是在他束发之年便已早已预留给他的冠冕。
正德三年（1508年）的会试事件，更为这位“京城第一才子”的传奇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传，在考场之上，杨慎文思泉涌，下笔万言。然而，夜深人静下，阅卷官王鏊和梁储因过于喜爱杨慎卷子上的文章而反复研读，不慎将烛火燎着了卷子，导致一篇佳作化为灰烬。次日，二人为逃避责任，只得另选佳作，而杨慎因此落榜。此事真伪或不可考，然天下信之，足见其才名之盛，已非科场成败所能拘。
三年后，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的杨慎再次踏入贡院。这一次，命运没有再开玩笑。他以一篇汪洋恣肆、纵论古今的策论，毫无悬念地夺得殿试第一。当身着红袍、头戴金花的他跨马游街时，整个京城为之沸腾。他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是首辅的骄子，是翰林院的修撰，更是天子门生。此刻，他的人生，宛如那盏彻夜通明的玉堂孤灯，光芒万丈，照得前路一片坦途。他自信、张扬、才华横溢，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最高理想。他坚信，凭借胸中所学与一腔热血，定能辅佐君王，澄清宇内，青史留名。
但他不知道，那盏灯，早已为他的一生埋下了孤高与宿命的伏笔。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位比正德帝聪明百倍，也冷酷百倍的嘉靖帝。这位皇帝将亲自出手，将这盏灯从繁华的玉堂，掷入万里之外的蛮荒烟瘴。
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唐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年仅三十岁且无子即位。此时紫禁城的权力真空，将杨廷和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他以首辅之尊，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一手策划并迎立了武宗的堂弟、远在湖广安陆的兴王朱厚熜入继大统。
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天子，便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当朱厚熜的车驾抵达京城郊外时，一场关乎国本与皇权的巨大风暴已在酝酿之中。杨廷和率百官出迎，要求他从东安门入，居于文华殿，以太子身份完成即位仪式。
而这个仪式，其实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其实就是在告诉嘉靖，你是来继承大统的，必须被纳入孝宗皇帝的宗法体系，成为他的“嗣子”。
然而，这位来自藩邸的少年，却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政治嗅觉与执拗。
他拒绝了。
“吾奉诏嗣皇帝位，非为皇太子也。”
他坚持要从大明门（皇帝出入的专属之门），堂堂正正地走进皇官。这是他打响的第一枪，目标直指杨廷和所代表的文官集团为他设定的礼法牢笼。
这便是震动朝野的“大礼议”的开端。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嘉靖帝应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兴献王与兴王妃，是称“皇叔考”，还是追尊为“皇考”（皇帝的父亲）。
但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意志的殊死搏斗，一边是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他们坚守的是“继统不继嗣”的祖制礼法。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宗法传承与礼仪秩序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皇帝的个人情感。因为这是维护帝国稳定的基石，也是文官集团用“道统”制约“君权”的最后防线。另一边，是孤身入京的嘉靖皇帝，他聪慧、敏感而又自尊心极强。他无法容忍在名义上“背叛”自己的亲生父母，去认一个从未谋面的伯父为父。
更重要的是，作为天生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礼法之争，更是他摆脱杨廷和等旧臣控制、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唯一机会。所以，他以“孝道”这一儒家最根本的伦理为武器，向庞大的文官体系发起了挑战。
起初，杨慎并未处在风暴中心，此时他作为翰林修撰，更多的是在父亲的身后，为护礼派提供法理与经义上的支持。他看着父亲杨廷和这位为大明操劳一生的老臣，在与那位少年天子的拉锯战中日渐疲惫。杨廷和的策略是持重、退让，试图用时间和朝堂的集体压力，让皇帝慢慢接受既成事实。
但杨廷和低估了嘉靖的决心，嘉靖帝开始越过内阁，直接提拔支持自己的新科进士张璁、桂萼等人，组建起“议礼派”的核心团队。朝堂之上，新旧势力短兵相接，暗流涌动。杨廷和感到心力交瘁，最终选择了致仕归乡，希望以自己的离开，换来风波 的平息。
然而父亲杨廷和的退隐，不仅没有平息风波，反而抽掉了压在火药桶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约束，杨慎性格中那份属于天才的刚直与激烈，被彻底激发出来。他无法容忍祖宗礼法被如此践踏，更无法容忍父亲一生的坚守付诸东流。于是，杨慎选择了站出来，成为护礼派最决绝的领袖。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强令群臣议定兴献帝的尊号。此时，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杨慎与同僚二百余人，身着青衣官袍，从长安街一路行至左顺门外。他们跪伏在地，从清晨到正午，烈日暴晒，汗透衣背。官员们开始撼门，宫门在二百多双手的撞击下发出沉闷的巨响。他们放声痛哭，哭声在紫禁城高大的红墙间回荡。杨慎站在这群人的最前面，振臂高呼，那声音撕裂了京城压抑的空气，也为自己的命运写下了判词——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的口号，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集体殉道。他们知道此举的后果，但他们仍然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皇权之墙。
这不仅是文人风骨的最高姿态，同时也是政治生涯“自杀式”的终结。
而门内的嘉靖帝被彻底激怒了，这位隐忍了三年的君主，终于露出了他冷酷的獠牙。他下令将所有官员逮捕下狱，并随即在宫廷之上，对为首者施以“廷杖”。廷杖虽始于东汉，但直到明初仍是保留厚衣示辱，但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掌权后，便改为了去衣行刑，导致致死率极高。锦衣卫的校尉们，会用浸过油的粗大棍棒，击打受刑者的大腿和臀部。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读书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肉体乃至生命的摧残。
而彼时的杨慎被死死按在冰冷的金砖地上，他能听到棍棒划破空气的呼啸，能感到每一次重击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剧痛。血肉模糊，意识在清醒与昏厥之间不断的摇摆。
那一刻，他作为天子门生的所有荣耀与幻想，都随着棍棒的落下，被一同打得粉碎。
他活了下来，但有十六位同僚死于这次廷杖，存活下来的人，则拖着伤躯戴上枷锁，发配充军，杨慎则被发配帝国的边陲一—云南永昌卫。
圣旨下达的那一刻，杨慎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那盏曾照亮玉堂的孤灯，骤然熄灭。
前方，是三千里瘴疠之地，是无尽的黑暗与流放。
此一去，山高路远，杨慎的妻子黄峨（蜀中四大才女之一）执意伴行。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杨慎身带重枷，望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心如刀绞。不忍黄娥相送，遂悲痛写下《戍云南·江陵别内》以诉衷肠。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丈夫的诗句，悲痛欲绝，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此后的三十五年间，两人鲜少见面。
有生别离，对于两个有情的人来说，真是人生的一大苦处，如杨慎那句“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此中滋味，非未经历者所能深切。
从京师到云南，三千里的路途，杨慎走了整整四个月。在官差的押解下，一步步走向帝国的边缘。昔日状元游街的风光，与此刻阶下囚的狼狈，形成了人生最残酷的对照。
而之所以走了四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曾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改革，裁撤了很多“冒滥官”（即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或军功的官员），这些人见杨家失势后，买了很多杀手企图在押解路上杀了杨慎泄恨，而杨慎得知消息后，一路上非常谨慎，小心翼翼。
经历了漫长的艰难险阻后，杨慎终于来到了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但现实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这里是“穷荒绝域”，瘴气弥漫，疫病横行。他从云端的翰林学士，跌入戍卒的泥淖，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军役、恶劣的环境，以及来自政敌可能随时再次发动的追杀，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杨慎乃至“卧病左足偏，肉黄皮皱形半脱”，几乎死去。
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微光，成为了他绝境中的救赎。永昌知府严时泰与杨慎是同年进士，但严时泰非常敬重杨慎的才华与为人，于是冒着风险，将杨慎从繁重的军役中解脱出来，安排他做一些文书工作。而巡按云南的御史郭楠，不仅上疏为杨慎求情，更在永昌城外的山间，为他修葺了一座云峰书院。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杨慎得以有一地方，修养身体。
而这座书院，也成为了杨慎在云南的“迦南美地”，让杨慎有了一个可以栖身、可以读书、可以讲学的地方。在这里，那盏熄灭的孤灯，被重新点燃了。
这一次，它照亮的不再是通往权力之巅的仕途，而是通往文化深处的幽径。
杨慎的生命，在政治的废墟上，开始了另一种维度的重建。他不再是那个一心要“致君尧舜”的政治家杨慎，而是回归成为纯粹的学者杨慎。
有时候，我私心以为，这才是这位大才子的真正归宿。但历史真若如此，怕是难看到那首惊为天人的《临江仙》了。
被剥夺了政治身份，反而让杨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在京城，他是权力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学问是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云南，他摆脱了所有束缚，学问本身成了他生命的目的与归宿。
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这片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土地。他发现，这里并非文化沙漠，而是蕴藏着勃勃生机的文明富矿。他学习当地的语言，考察山川风物，与各族士人交往。他的足迹遍布云南的山山水水，从一个流放者，变成了一个深入田野的学者。
“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
“湖荡鱼虾晨积场，市桥灯火夜交光。油窗洞户吴商肆，罗帕封颜爨妇妆。”
他的诗句，不再只有庙堂的忧思，更多了对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他整理西南文献，考证历史沿革，写下了不朽的云南民族史巨著《南诏野史》，为这片土地补上了缺失的历史。而他也并非完全消极避世。当寻甸土司安铨、武定土官凤朝文发动叛乱时，这位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率家僮及步卒百余”，与当地守臣用计击败叛军，展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另一面。
他在被帝国遗忘的角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着百姓免遭战乱。这三十余年的流放生涯，杨慎的身体虽被无情地摧残，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变得空前广阔。他著书立说，涵盖经、史、子、集，其涉猎之广，考据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他完成了从一个“专家”到一个“通儒”的蜕变。
那盏孤灯，在刺破蛮荒黑夜的同时，也为杨慎照亮了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
杨慎的声望与学识，在四川、云南广为流传，他的品德得到了云南百姓的高度认可与尊重，民间多有升庵之词（如现位于云南昆明西山区高峣村的“升庵祠”），香火旺盛。百姓们还创作了大量关于杨慎的民俗故事。在故事中，杨慎化身爽文大男主，与贪官豪强斗智斗勇。在大礼议事件中，更是施计给了嘉靖一耳光。这类故事爱憎分明，趣味盎然，充满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机智与幽默。杨慎也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逐渐神化，成为了百姓心中一尊代表智慧与正义的精神化身。
嘉靖八年（1522年）八月，西南边陲阴雨连连，杨慎因早年伤病时常旧疾发作。就在病痛折磨他的同时，家乡接连传来噩耗，他的弟弟杨恒与父亲杨廷和相继离开了人世，杨慎悲痛欲绝，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回家奔丧，可这样的人之常情却被断然驳回。杨慎泣血述情，百般求告，最终在巡抚欧阳重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到新都老家。
而在杨廷和离世的前一年，《明伦大典》修成。这意味着大礼议事件中嘉靖一方的彻底胜利。嘉靖迫不及待的又把当时反对的大臣们重新拉出来，治了一遍罪。退休多年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罢去生前所有荣耀，削职为民。谁能想到四朝元老、一代贤相死的时候却只能身裹布衣草草下葬。
因为是戴罪之身，杨慎无法守制。处理完父亲与弟弟的后事，他就立马踏上了返回云南的路程。
而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并从未真正忘记杨慎。
这位君主，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近乎病态的多疑。他可以二十年不上朝，但朝堂上下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对于当年在左顺门外，那个领头高呼、挑战他至尊皇权的状元郎，他更是耿耿于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看似不经意地问起：“杨慎云何？”
而锦衣卫的密探，像无形的影子，时刻监视着杨慎在云南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大赦天下，都会有朝臣们提请赦免杨慎，但每一次，嘉靖帝都毫不犹豫地朱笔一挥，两个字：“不准。”
这位天子，似乎就是要让杨慎，那个曾经的天之骄子，在屈辱与绝望中，烂死在西南的泥土里。
杨慎对此心知肚明。
他知道，紫禁城里那道冰冷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自己。他必须向那位皇帝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杨慎，已经废了。我沉溺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再无一丝一毫的政治威胁。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最惊世骇俗的一幕“行为艺术”上演了。
根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杨慎，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会在闲暇时，让人给自己傅上厚厚的红粉，梳起滑稽的双丫髻，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在一群歌妓的搀扶下，醉醺醺地招摇过市。
比如《乐府纪闻》上曾写道，“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
街市上的百姓，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作此怪状，无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人嘲笑他疯癫，有人惋惜他堕落。而杨慎，就在这众人的嗤笑与同情之中，坦然前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
这是一种最高明的“佯狂”。
当他戴着花、涂着粉，被歌妓们簇拥着，像一个丑角一样穿过人群时，他知道，这幅荒诞的画面，会通过密探的眼睛，变成一行文字，最终呈现在嘉靖皇帝的御案上。皇帝看到报告后，或许会轻蔑地一笑，杨慎，士林领袖，不过如此。他老了，疯了，彻底不足为惧了。
据说，当有大臣再次报告说杨慎“老病”时，嘉靖帝才“稍觉宽慰”。
而杨慎得知消息后，就“更加放浪形骸”了。
正如杨慎所写，“愚者人嗤，我则悦安”，这何尝不是自嘲下的生存方式呢。杨慎用外在的荒唐，为自己内在的清醒与尊严，筑起了一道最后的屏障。
而在这副红粉傅面的伪装之下，他依旧是那个在书斋里通宵达旦、考镜源流的大学者。白日里，他是与歌妓嬉笑怒骂的“狂客”，而夜深人静之时，他则是与古圣先贤对话的“孤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杨慎刚刚结束一场喧闹的宴饮，送走那些环绕身边的莺莺燕燕。他洗去脸上的铅华，露出一张被岁月与苦难刻满皱纹的脸。他回到书房，重新点亮那盏熟悉的孤灯。灯光下，他摊开纸笔，继续撰写着他的著作（《丹铅》系列、《词品》等均为杨慎晚年所著）。
窗外，是云南的虫鸣与风声；而心中，却是无尽的悲凉与孤傲。
杨慎的“疯癫”，自然是演给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的。他一生的悲剧，浓缩在这张涂满红粉的脸上——
大伪若真，大智若愚。
这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强大到无法抗拒的专制机器周旋时，所能做出的最悲壮，也最无奈的反抗。
晚年的杨慎，心中只剩下一个字：
归。
乡愁，就像一坛越陈越烈的酒，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浓得化不开。他常常登上永昌城外的高山，向着东北方，向着那遥远的故乡极目远眺。
那里，有他儿时的庭院，有他已逝去的亲人，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是比廷杖和流放更残酷的凌迟。
按照明朝的律例，流放的犯人年满六十即可赎身还乡（但执行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杨慎早已超过这个年限，他一次次地上疏请求，但每一次，都被嘉靖帝“不准”驳回。那道来自紫禁城的怨念，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将他死死地捆缚在云南的土地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云南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朝廷终于允许杨慎短暂离开戍所，到靠近故乡的泸州居住。或许是嘉靖帝也老了，或许是朝中还尚有同情他的人在斡旋。
无论如何，七十一岁的杨慎，终于踏上了离家最近的一片土 地。泸州，与四川仅一江之隔。
杨慎站在长江边，望着那滚滚东逝的江水，心中百感交集。江水的那一边，就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而这滔滔江水，又何尝不像他自己的一生。裹挟着泥沙，奔腾向前，无论遇到多少险滩绝壁，最终都汇入大海。
他想起了自己二十四岁状元及第时的意气风发，想起了左顺门前那一声决绝的呐喊，想起了廷杖的剧痛与屈辱，想起了云南三十余年的孤寂与坚守。
荣耀、理想、抗争、毁灭、重生...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飞速掠过。
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变迁，此刻都涌上心头。那些曾经让他痛苦不堪、让他彻夜难眠的恩怨情仇，在这浩荡的江水面前，忽然变得渺小起来。
他不是第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才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苏东坡曾在赤壁之下感叹“人生如梦”，辛弃疾曾在北固山头追忆“金戈铁马”。
而他，杨慎，在这泸州江畔，又该留下些什么呢？
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与苍凉，攫住了他。
他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肉身，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着历史的长河。
于是，千古绝唱，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九个字从他口中吟出时，杨慎终于与自己、与嘉靖、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终极的和解。他不再是那个与皇帝抗争的杨用修，他将自己一生的悲欢，消解在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他完成了一个士大夫最后的升华，从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咏叹者。
然而，悲剧的终章，来得猝不及防。
一道冰冷的圣旨再次传来。
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让地方官感到了压力，或许是京城里的政敌再次进谗。他被勒令即刻返回云南永昌卫的戍所。
就这样，一个年近古稀、满身病痛的白发老人，在官差的押解下，再一次被强行带离。
他回望了一眼北方的故乡，眼中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片死灰。最后的枷锁，还是落下了。
彼时，杨慎在云南的好友或调离或辞世，他孤寂非常，加上身体的病痛，折磨的这位老人苦不堪言，在病榻上，他写下了《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次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杨慎在云南的戍所中凄凉离世，终年七十二岁。
故乡的妻子黄峨知道杨慎去世后，徒步赶赴云南奔丧，扶柩归里，而后“独守孤坟”直到去世。
杨慎终其一生，也未能踏上归乡之路。
当数百年后，人们唱起那首《临江仙》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从未离去。
他化作了那座青山，那轮夕阳，那江上的一叶扁舟。
那盏曾在玉堂燃烧的孤灯，并没有熄灭。
它被长江的风吹向了历史的夜空，化作一颗永远明亮的星辰，照耀着后世每一个在黑暗中坚守的孤独灵魂。
2025-10-19 20:41:22
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美国工程师、企业家，游戏开发商雅达利和出奇老鼠的创始人。只要谈起电子游戏史，布什内尔是绝对无法绕过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街机，创立了曾经的美国游戏业霸主企业雅达利，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主机，甚至连史蒂夫·乔布斯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可以说，布什内尔奠定了现代电子游戏产业的基础。
布什内尔更被《新闻周刊》评为”改变美国的 50 位人物“之一。
1943年，诺兰·布什内尔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克里菲尔德。从小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发明天赋，他将自己的卧室和车库改造成实验室，专门研究无线电等电子设备，导致他的母亲每次进入他的房间都要做好防触电的准备，以防被自己儿子各种实验设备电到。
这些实验虽然还在正常孩子的游戏范围内，但后来的布什内尔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无线电研究。他曾经将一个一百瓦的灯泡装在风筝上，专门在夜里放飞，试图制造出战斗机突袭的视觉效果。他甚至制造了一个液体燃料火箭引擎，将其绑在滚轴溜冰鞋上，而目的只是想让自己成为小镇上最快的人。
结果，这个实验差点把自家的车库炸掉。
长大后，布什内尔先是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就读，但因为成绩不佳，转入了犹他大学工程学院，并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整个大学时期，布什内尔都沉迷在计算机机房里玩一款名为《太空战争》（Spacewar）的游戏。这款游戏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拉塞尔 (Steve Russell)、马丁·格雷茨 (Martin Graetz)和韦恩·维塔宁 (Wayne Wiitanen)等六个人发明的 （PDP-1 汇编语言编写，这几位后来在计算机系统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性电子游戏。游戏中，允许两名玩家各自用摇杆和按钮控制飞船，在太空中互相发射鱼雷对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vb4Hktv7U&pp=ygUNU3BhY2V3YXIgZ2FtZQ%3D%3D
由于当时能够运行游戏的计算机只有科研机构、大企业和学校才买得起，而一到暑假，学校计算机房就会关门，导致诺兰无法玩游戏。这种苦恼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这类游戏移植到电视机等更便宜的设备上，那不就能随时随地玩游戏了？
到了暑假，诺兰并没有闲着。他跑到马戏团门口摆地摊，销售口香糖等小商品，后来又到游乐场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学会了中国象棋。似乎，只要是游戏，他的兴趣就异常的高。
1968年，布什内尔大学毕业，布什内尔希望能够到迪士尼工作，这样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遗憾的是，迪士尼拒绝了他的申请。
为了维持生计，布什内尔进入了一家名为 Ampex 的磁带存储设备制造公司担任工程师。成为上班族后，他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然而，制作游戏机的欲望让他愈发强烈。他，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1971年，英特尔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 4004，这是第一款用于计算机的四位微处理器，虽然只有2300个晶体管，功能相当有限，但这个消息让诺兰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用4004作为核心，制造出梦想中的“游戏机”了。
布什内尔的妻子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为了让他安心研发游戏机，她甚至购买了一张双层钢丝床让两个女儿睡上下铺，腾出小女儿的卧室给布什内尔当工作室，还把仅有的500美元支持他创业（这个妻子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于 1969 年结婚，但 1974 年离婚了，原因没搜到）。
在这个简陋的小工作室里，诺兰以微处理器为主要部件，添加了一些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配上19英寸的屏幕，制造出了一个投币就能玩的“大盒子”——“电脑太空”（Computer Space）。这个“大盒子”比台球桌等设备小得多，非常适合摆放在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供客人游戏。
后来，这种机器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 —— 街机。
这台街机上的游戏是布什内尔和好友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合作开发的，名字也叫《电脑太空》，可以说，其实是当年布什内尔沉迷的《太空战争》的街机版本。
随后，两人将这台街机授权给位于硅谷的一家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然而，由于游戏操作过于复杂，销量很差，这给了布什内尔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次失败，让布什内尔和达布尼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市场其实最需要的是操作更简单、更容易学习的游戏。
1972年，两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名为雅达利（ATARI）的公司。
起初，雅达利只是为其他公司设计游戏，比如他们的第一份合同就是为一家公司开发驾驶游戏。后来，他们聘请了计算机工程师艾伦·奥尔康（Allan Alcorn），决定自主开发游戏。
1972年9月，游戏终于完成了。
布什内尔和艾伦·奥尔康将这个游戏命名为Pong，名字灵感来源于击打乒乓球的声音。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两名玩家分别操纵自己的球拍移动，将屏幕中间的球弹向对面，只要一方没有接住，对方就获得一分。除了这些基本规则外，奥尔康还加入了许多创新想法，比如球在场上停留的时间越久，速度就越快；将球拍分成八段，每段反弹球的角度都不相同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ShX2pTz9A&pp=ygUEUG9uZw%3D%3D
不过，很多文章没说清楚的是，Pong 这个游戏是创作基础的，那便是“视频游戏机之父”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的“棕盒子”（Brown Box），这也导致后来Magnavox公司（奥德赛游戏机的制造商）起诉雅达利（原作者贝尔研发后，技术授权给了Magnavox公司），指控其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在玩过Magnavox Odyssey上的电子乒乓球游戏后，抄袭了创意并开发了《Pong》，诉讼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雅达利并未选择对簿公堂，而是向Magnavox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资料显示为70万美元，约合现今370万美元），并同意向其支付《Pong》的专利许可费和版权费，以继续销售游戏，而这个诉讼案也是电子游戏行业最早的重大诉讼案之一。而Magnavox公司也在此之后，陆续起诉了多家模仿《Pong》玩法的公司（如Bally Midway、Coleco、Mattel，甚至任天堂），并成功获得了巨额专利费（近1亿美元）。
Pong 做完后，布什内尔等人决定先将这台游戏机放到一家酒吧里供顾客试玩，观察大家的反应。
布什内尔几个人其实内心很紧张，害怕再次失败。结果第二天酒吧老板就打电话将布什内尔叫醒，告诉他游戏机出现了故障，要求他立即将这台“破机器”搬走。布什内尔害怕极了，立马赶到酒吧检查后发现，自己都无法将硬币塞进游戏机。
结果，打开机器一看，原来是游戏机的盒子里装满了硬币。
Pong一经推出，酒吧里的顾客就疯狂地爱上了它。
看到Pong如此赚钱，布什内尔决定趁胜追击，开始大量生产。然而，当时他手头资金不足，自己找了两家游戏公司谈合作都被拒绝。最后，布什内尔孤注一掷，向银行贷款才勉强完成了Pong的生产。
1972年11月29日，Pong正式发布。
而值得一提的是，扩张期间，雅达利的员工也增加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后来乔布斯创业时，曾找到曾经的老板布什内尔，声称自己开发了一个可以创造1000万美元利润的产品，希望布什内尔投资5万美元给苹果公司。布什内尔虽然欣赏他的想法，但还是没有投资。而乔布斯留给雅达利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写的工作备忘录（2012年，这张备忘录以275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而 Pong作为雅达利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游戏，几乎承载着公司所有人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当时测试Pong的那家酒吧在安装这台街机后，顾客数量大幅增加。Pong一台机器的收入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娱乐设施（如自动点唱机、弹球机等）的收入总和。Pong 在市场正式发布后，两年内销量达到了8000台，雅达利的销售额也达到了1500万美元。
而英特尔发布的微处理器4004还没来得及引发计算机革命，但已经被诺兰用来让游戏机无处不在了，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们也拥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玩具。
但布什内尔的性格没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除了玩游戏和发明游戏外，对其他事情都没什么兴趣。而雅达利这家公司在硅谷也因此出了名，被称为“怪人和疯子的乐园”。
继火爆的Pong街机之后，雅达利于1977年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 —— 雅达利2600游戏主机。雅达利2600是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用游戏主机，堪称现代游戏机的鼻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所谓的家用游戏机大多自带显示器，控制器也集成在主机上。雅达利2600巧妙地利用电视机作为显示屏，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之前的游戏机游戏都固化在主机存储器上，一旦玩腻了游戏，主机也就失去了价值。而雅达利2600开发了可更换的游戏卡带，玩家可以在不更换主机的情况下体验不同的游戏。
从1977年上市发售到1992年停止发售，雅达利2600共售出3000万台，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大约每两台游戏机中就有一台是雅达利2600。仅1980年一年，它就为雅达利带来了接近20亿美元的利润。
但是，这笔巨额利润与诺兰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开发雅达利2600 游戏机总共耗费了七年时间。1976年，公司就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开发费用陷入财政危机。导致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给华纳，并与华纳签订了七年不竞争条款。由于当初合伙开公司时他占一半股份，所以布什内尔一下子获得了1400万美元。
华纳接手雅达利后，向公司管理层派遣了许多自己的人员，这也与布什内尔等人产生了巨大冲突。布什内尔最终选择离开公司。
此后的雅达利凭借雅达利2600以及从南梦宫购买的《吃豆人》，成为美国电子游戏行业的霸主，大量游戏开发商都在为雅达利开发新游戏。在1982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市场上就出现了接近一万款游戏。
然而，由于雅达利对自家游戏的管理极不严格，几乎什么游戏都能上线，导致大量游戏开发者热衷于开发同质化的垃圾游戏。连华纳自己也想赚快钱，利用自家的著名电影《外星人E.T.》制作了一款游戏，在圣诞节前开始疯狂打广告推广，但这款游戏却是一个开发时间仅为六个星期的粗制滥造产品。
虽然《外星人E.T.》在发布前广告投入不少，但游戏玩家可能已经被垃圾游戏整出了心理阴影。结果在本应大卖的圣诞节市场上，华纳准备的400万份游戏只售出了150万份。这些多余的卡带和其他存货，光是每天的仓储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华纳为了及时止损，最终在一夜之间让这些游戏卡带全部“消失”了。后来有新闻报道，这些游戏卡带都被华纳埋进了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垃圾填埋场，以掩盖这次巨大的商业失败。
这一事件被称为“雅达利冲击”，直接导致美国玩家对美国电子游戏厂商彻底失去信心。
而日本游戏行业趁势崛起。
1985年，任天堂在欧美开始发行NES（即游戏史上著名的红白机），凭借《大金刚》《超级马里奥兄弟》等经典作品，让崩溃后的美国电子游戏界重新焕发生机。
此后的美国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主要是索尼和任天堂两家日本游戏厂商的竞争。任天堂有NES这一王牌，后来推出了Game Boy，索尼在1994年也推出了PlayStation。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
在此期间，雅达利虽然陆续推出了各种主机，但完全无法与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对手竞争。
直到2001年，微软推出了初代Xbox游戏机，美国自己的主机行业才算真正迎来了复苏。
不过，这些都与布什内尔无关了。
离开了雅达利后，1977年，诺兰用手头的资金进行了又一次创业，开设了一家名为Chuck E. Cheese's的比萨餐厅。这家餐厅主打快餐与电子游戏、动画等娱乐活动的结合。在等待比萨烤制的时间里，孩子们可以用免费的代币玩游戏机，而父母则可以在旁边的房间休息观看动画。
1983年，雅达利因为“雅达利冲击”带来的巨额亏损进行了硅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裁员（共4000多人失业，不久后的1985年，英特尔裁员7200人则打破了这个记录）。
这时，布什内尔又跳了出来，他声称到1983年9月30日晚上12点，他离开雅达利时签订的七年不竞争协定就要到期，他打算卷土重来，再度生产游戏机。
华纳自然知道布什内尔的厉害，最后私下到布什内尔，给了他一笔数目不详的资金，保留了专利权。
巧合的是，布什内尔刚拿到这笔钱没多久，Chuck E.Cheese's 就开始负债，诺兰当年就辞去了董事长职务，选择了离开。
在自己的公司遇到危险时，布什内尔似乎永远是第一个“逃跑”的人，要不就是被迫离职，要不然就是主动离职。
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
2010年，布什内尔创办了教育科技公司Brainrush（头脑冲击），希望通过游戏改造美国教育，将枯燥的教育变成有趣的游戏，提升学习吸引力。
2016 年，布什内尔还涉足了手游与VR（虚拟现实）领域。
截至目前，布什内尔主要专注于教育科技领域，还致力于推动“抗衰老游戏”项目研究（帮助老年人维持灵活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游戏）。
注：很多人称呼布什内尔是“电子游戏之父”，但如果系统来看，真正的“电子游戏之父”是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而布什内尔是将这种娱乐带入大众世界的人。以后棱镜通讯会专门来讲一下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两位电子游戏行业先驱者、创造者。
作为游戏历史上的传奇，布什内尔可以说为游戏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一手创造了美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辉煌，在黯然退场后又继续创业，但每一次创业都始终围绕着“游戏”这个主题。
但他也存在显著的缺点，在战略判断和公司管理上过度自信，崇尚技术至上，导致一遇到市场竞争过热、泡沫破裂的时候，他的游戏公司就很容易迅速衰落。
但对于布什内尔来说，工作、事业甚至妻子都可以因为“不合适”而放弃，而只有游戏才是他终其一生都不会抛弃的东西。
这种对游戏的纯粹热爱，或许正是他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原因吧。
2025-10-19 20:09:37
在上一篇文章（天才的重量）中，我们了解了达·芬奇的生平。
所以简单总结下，达芬奇并非是什么神，他在绘画方面的确天赋极高，但也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在人生选择上，他也跟普通人一样，会胆小，会纠结，甚至食言。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同时代画家如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都很有声望。为什么唯独达·芬奇被如此大肆宣传呢？而且，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达·芬奇不仅没有被历史掩埋，反而仍在这个时代不断地被打包、消费和再创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确实值得探讨。
如上篇文章所说，我们对达芬奇的巨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蒙娜丽莎》外，是由一本叫《达芬奇密码》的畅销书点燃的。这本书经过影视化后，就更加火爆了，每个书店基本上都会摆着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本书里讲了许多“秘密”，听来尤其刺激。比如它宣称存在一个古老的“郇山隐修会”，达芬奇正是其领袖之一，其使命是守护一个惊天秘密，耶稣结了婚，并留有后代，而在那幅《最后的晚餐》里，坐在耶稣身旁的并非门徒约翰，而是他的妻子抹大拉的玛利亚。
当然，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功夫去翻阅严肃的历史资料，自然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秘闻”都站不住脚。那个“郇山隐修会”，并非流传千年的古老组织，而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个法国人伪造的产物。至于将抹大拉的玛利亚指认为耶稣的妻子，这在某些非正典的基督教文献中确有提及，但将其与《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直接挂钩，则纯粹是作者丹·布朗的绝妙想象。
那么，更有趣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假的，为何我们还如此着迷呢？
我想，这背后触碰到了人类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对“阴谋论”的偏爱。
从人体认知角度来看，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了强烈的模式寻求（Pattern-seeking）倾向，即使面对随机或无关事件，也会下意识地赋予其意义和因果关系，这被称为 “幻想性错觉” （Pareidolia）。当现实世界发生复杂、模糊或令人恐惧事件，这个时候阴谋论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确定的单一因果解释（比如“一切都是某个秘密集团在背后操纵”）的效果，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理解、确定性和认知闭合（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心理需求，极大的帮助我们减少面对未知时的焦虑感。同时，当人们感到当人们感到无力、无法掌控自身生活或外部环境（如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或全球疫情）时，阴谋论还能提供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其实接触阴谋论反而是削弱个体的自主感和控制感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对阴谋论无法自拔。
换句话说，阴谋论的魅力在于它能够为这个复杂、混乱、看似毫无道理的世界，提供一个极其简单、清晰的解释。放佛告诉你，你所看到的一切表象都不是真相，似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个秘密的组织，在操控一切，给人一种“我好像窥见了天机”的快感。
所以，当我们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太在乎它的真假了呢？
福柯认为，我们所谓的“真实”，很多时候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由一套强有力的“话语”（Discourse）建构起来的。一本火爆全球的小说、一部好莱坞大片、无数的媒体报道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套关于达芬奇的强大“话语”。这套“话语”通过不断地生产、强化着一个“充满秘密、挑战权威”的达芬奇形象。慢慢地，这个由故事塑造的形象，其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历史学家那些枯燥的考证。
当然，透过丹·布朗《达芬奇密码》的成功，当然不止因为它会讲故事。
假如我们将它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审视，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现代消费社会一个堪称典范的文化产品。
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本书是如何风靡全球的？
它有悬念迭起的情节，它有对权威（例如教会、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有很多精彩的解谜设计，不仅精准地满足了大众潜在的反叛心理，还能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自己也学到了艺术史、符号学、密码学“知识”的错觉。
这种感觉，我们今天应该再熟悉不过了，比如你看那些短视频，什么三分钟给你讲完一本哲学名著、五分钟让你知晓一段复杂的历史。其实它们提供的，都是一种“知识速成”的快感。
上个世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就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具体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不再是某种需要你沉潜涵泳、具有批判精神的事物，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商品。
而《达芬奇密码》就很贴合这套概念，因为它把复杂的历史、深奥的艺术，通通简化成一个个刺激的“知识点”和“谜题”，剥离掉其中真正需要思辨、甚至可能令人不安的部分，然后打包成一个让你感觉很爽、很有收获的娱乐产品。读者在消费这个故事的同时，仿佛也被给予到了一种“我变聪明了”的幻觉。
在这条被预先设计好的、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达芬奇本人，也被打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偶像，一个几乎“全能天才”的终极范本。他不仅会画画，懂建筑，能搞发明，还精通人体解剖和密码学。这个形象，简直完美地迎合了我们今天对于“全能天才”的崇拜。他不再是一个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其时代局限与个人烦恼的历史人物，他被降格为一个可以被量化、被模仿的“成功学”偶像。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如果丹·布朗把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与达芬奇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这本书还会如此成功吗？
恐怕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米开朗基罗的形象太清晰、太坚硬了，他就像自己雕刻出的《大卫》，充满了力量、痛苦与挣扎，压根没什么“秘密”可言。
而达芬奇不同，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笔记里面别管说靠不靠谱，就达芬奇那个绘画天赋，即便不靠谱的内容也会让人们一看到，就感觉到高级感和神秘感，而且因为当时记载较少，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很多故事，浑身散发着“神秘感”。
也正是这种模糊与不确定性，为后来商业化的演绎，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
讨论到这里，我们或许要触及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达芬奇这样一个“神”呢？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但意义却极度稀缺的时代。科技仿佛无所不能，但我们每个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又常常感到无力与渺小。过去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宏大的叙事，无论是宗教、家族还是国家，其凝聚力都在逐渐消解。
似乎每个人都仿佛成了一座漂浮在汪洋中的孤岛，被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与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所包围。
而就在此时，我们就特别渴望一个“超人”的出现。
于是，我们把所有最美好的想象，比如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创造力、反叛权威的精神等等的向往，通通投射到达芬奇这个名字之上。他成了我们对抗日常平庸、对抗枯燥的“工具理性”的一面精神旗帜。
我们崇拜他，在谈论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神性，暂时摆脱了自身的渺小与不安。
这让我想起尼采。
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宣告“上帝已死”。他说的当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真的死了，而是说，在现代社会，那个曾经为整个西方世界提供终极价值与意义来源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已经崩塌了。
但价值一旦出现了真空，那么人们就会迫切地需要新的偶像来填补。
这在历史上已经是无数次的重演了。
这个被神化了的达芬奇，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消费时代臆想出来的“超人”（Übermensch）。他代表了一种人类潜能的极限，一种生命意志的极致展现。
但是，这是一种极其被动的、消费式的崇拜。
换句话说，我们并非在读完他的故事后，受到了“超人”的激励，而去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其实只是在消费他的神话，用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罢了。
我想，或许我们并不是想成为超人，而是在等待一个超人来拯救我们贫乏的精神世界。
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版的“我执”呢？
在佛学里，“我执”是对一个恒常不变、坚实自我的执着。而在今天，是不是也执着于一个完美的、全能偶像的存在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接纳一个不完美的、有局限的、会犯错的、终将逝去的自我。
而对外部神祇的依赖，恰恰反衬出我们内在精神的空洞。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针对达芬奇，文字前的你，可以将达芬奇视为一枚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造神运动”。
你环顾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讨论“造神运动”是不对的，但是，规律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在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神”。
从硅谷的科技狂人，到社交媒体上拥有千万粉丝的知识领袖、生活方式博主。我们把他们捧上神坛，背诵他们的语录，模仿他们的穿着，渴望从他们身上直接获得人生的答案。
然后，一旦发现他们身上有瑕疵，或有了新的偶像，我们又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推倒。
这难道不讽刺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断“造神”又不断“弑神”的循环罢了。
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的危机，那就是公共理性与“常识”的流失。
当我们将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责任，“外包”给那些所谓的“天才”和“偶像”时，我们其实就放弃了自己作为成年人最宝贵的理性能力。
我们不再相信真理是需要通过复杂的思辨、耐心的讨论、对不同观点的审视才能慢慢趋近的这种路径，而是渴望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由心中的“神”直接给出答案。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无所不能的达芬奇神话。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去发现那个有血有肉、会犯错、有局限、一生中许多计划都半途而废，但依然在无尽的好奇心驱动下去画画、去解剖、去探索世界的凡人达芬奇。
承认他的不完美，也是为了找回我们自己的勇气，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依靠自己的常识与理性，去思考、去判断、去生活的勇气。
与其仰望一个被我们制造出来、高悬于空中、无比孤独的神祇，不如回到地面，学习做一个清醒的、完整的、有缺点但却无比真实的人吧。
2025-10-12 15:56:55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仰山是沩山的一个学生。沩山见到仰山说：“孩子，你要快点开悟哦，千万不要执著于文字和概念。” 仰山回答说：“我是连信仰都不要了呢！” 沩山说：“你是信了才不要呢，还是因为本来就不相信才不要的呢？” 仰山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不能信任何其他东西。” 沩山说：“这样的话，你仅算是一个小乘佛法之徒。” 仰山说：“我是连佛都不要见。” 沩山说：“经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又有多少是魔说的呢？” 仰山说：“我认为统统是魔说的！” 沩山说：“好好好！此后，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 后来说，仰山承续了沩山的衣钵，继续开创发展沩仰宗的禅风。
太隐识:
再说一个关于仰山和沩山的公案。
仰山住东平时，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
仰山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沩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沩山送来。若道是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
众无语。
仰山遂扑破，便下座。
太隐识:
选题这件事，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一草一木，还是读书阅读，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灵感来源。当你感到悠闲自得时，随手写下两句，可以记录在笔记本或手机备忘录中。这类题材通常较为轻松，只需语句通顺，写写即可。这类作家乃至博主有很多，写的很优秀。
不过，我更喜欢复杂点的选题，比较有挑战性。
复杂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深度，但又在我的能力和认知范围内可以进行写作或突破思考的主题。通常，我通过阅读书籍、观看电影和与他人交流，突然间意识到某个话题很有趣，或者联想到某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先将这些有潜力的“种子”选题记录下来。
因此，我积累了很多选题，其实，许多都处于半成品阶段。
当我遇到创作瓶颈时，有两个可能的应对方向。
首先，如果感到无法继续写作，暂时搁置作品，不要过于勉强自己 （这点真的很重要）。可以转向其他半成品或全新的选题继续创作，或者通过散步、观影等方式放松心情，以期在不经意间获得新的灵感。
其次，可以在文章中进行实验，尝试各种可能性，观察其发展方向，并寻找新的启发。当思路逐渐清晰和完善时，就可以对文章进行精炼，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这也是我这些年的感触和心得，创作瓶颈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反思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与作品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自我认知，类似海德尔格“此在”（Dasein）的概念。
换句话说，我们应对选题和创作的瓶颈，要有一种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去面对。
余华在 1996 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长篇小说的写作》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的很好，分享一下——
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和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质？
太隐识: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419564/
前两天看雍正王朝，就去搜了下邬思道是否有其人，发现邬思道其实出自清末李岳瑞创作的笔记小说《春冰室野乘》的《田文鏡之幕客》一文。
再说《田文鏡之幕客》一文，简单翻译一下，说的是 ——
田文镜在雍正朝担任河东总督，受皇帝宠信之专一，与李卫、鄂尔泰呈三足鼎立之势，一时风头无两。世间流传关于其幕僚邬某的轶事颇为传奇，特此摘录。
邬先生乃绍兴人氏，精通刑名法术之学，时人尊称"邺先生"。当田文镜在河东设衙时，延聘其入幕辅政。邺先生问田文镜："大人愿做名垂青史的总督，还是庸碌寻常的总督？"田文镜答："自然要做名臣。"邺先生便道："既然如此，请放手让在下行事，切勿干涉。待我草拟奏疏时，一字都不许您过目。此疏呈上，大人必成大业，可能信我？"田文镜知其才能，慨然应允。原来奏疏早已拟就，遂署名田文镜上呈——竟是弹劾隆科多的本章。
隆科多作为雍正帝舅父，颇具才略，当年雍正得以继位，其出力甚多。然其后居功自傲，日渐骄纵，令雍正深感困扰，而朝野大臣竟无人敢劾其罪。邺先生早已窥破圣意，故敢行此险招。奏疏上达后，隆科多果然获罪，田文镜圣眷愈隆。
后因政见不合，田文镜渐疏远邺先生。邺先生愤而辞去，自此田文镜所奏之事多不合圣意，屡遭申饬。不得已派人寻回邺先生，许以重金相聘。邺先生要求每日支付五十两白银方允复职，田文镜只得应允。重返开封后，邺先生拒居巡抚衙内，每日辰时入衙酉时离去。见案头红笺封银锭便欣然命笔，若一日缺奉，当即拂袖而去。田文镜愈发敬惮，圣眷遂渐复旧观。
其时雍正亦知邺先生在幕之事，每逢田文镜上请安折，御批常道："朕安，邺先生安否？"其声名显赫至此。邺先生客居开封，无家室之累，每日所得五十两白银，或赈济贫民，或纵情酒肆，从不留至次日。后田文镜卒，邺先生离去，各地督抚虽重金礼聘，终不知所踪。久之后，方闻其已被征召入宫。
再说这本笔记小说的作者李岳瑞，也不简单，他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后任清史馆编修。其仕宦经历使其熟谙清廷政务与朝野掌故，故该书即依托其见闻辑录而成。
不仅邬思道这个人物被刘和平改编进《雍正王朝》小说里，其中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十分有趣。比如奇女子李奉贞（有李素贞一名，见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二甲进士李嘉乐作诗《悼奇女李素贞阵亡八绝》、《李士坦以奇女传刊本见示再作长歌》），说的是咸丰年间，唐县武愍公李孟群有位堂妹叫李奉贞，通晓诗书，精于骑射，对《六韬》《孙子兵法》及占候之术无不精通，为侍奉母亲终身未嫁。武愍公时任知府，奉胡林翼之命督军讨贼，邀奉贞同行。奉贞即身着戎装随军，在军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武愍公从知府数年间升迁至布政使，获命帮办军务，多半仰赖奉贞之力。并且有一次武愍公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围困，很多将领都不敢冒然救援，结果李奉贞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冲杀进包围圈，亲手斩杀了数十个敌军，并救走了武愍公，等回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李奉贞身上盔甲已经被鲜血染透了，众人瞠目结舌，活脱脱天神下凡一般。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武愍公与胡林翼攻打太平天国军队，久攻不下，李奉贞便与武愍公计划夜袭，结果孤军深入，援军迟迟未到，最终血战殉国，年仅二十多岁。李奉贞战死后，武愍公的部队士气大落，最后全军覆没。
里面不乏一些诗句，比如《大盲头陀遗诗》，说的是明末时期有个小有名气的秀才，这个秀才特别想像自己的偶像陈汤、班超那样杀敌报国，但是赶不上时局的变化，明朝很快灭亡了，这个秀才因未能实现报国杀敌的梦想甚至悲恸呕血数升，之后褪去儒服摘下头巾化为头陀，每天吟诵到“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等诗句时，就泪流满面，情不自已。之后头陀长期往来秦淮河畔，写了很多诗表达自己的忠孝节义，钱谦益为此非常感动，并为这个头陀刊刻百首诗集，其中钱谦益特别喜欢头陀做的两句诗句，分别是“牧马人归夕阳影，报钟僧打过潭声”、“鸥惟空阔无他恋，燕亦炎凉到处飞”，钱认为世间那些声名显赫、张扬跋扈之徒，恐怕写不出如此超逸的诗句。
还有很多小故事也非常有趣，要是写小说的话，读读这类笔记小说，的确会有不少灵感。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285363/
最近读了读《高岗传》，写的不错，虽然有很多地方有“修饰”和“模糊”不便说明的地方，但是了解高岗这个传奇人物也是足够了，还是推荐读一读，最后一部分写了“高饶事件”中“五虎上将”之后的经历，有一句话写的很好 ——
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
之前看李连杰版的《霍元甲》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到这句台词，周末重温的时候发现这句话说的很好 ——
“人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是一定要有勇气走完最后一步”（结尾霍元甲在擂台中毒时所说）
太隐识:
前谷歌员工 Scott Jenson 文章，对目前大模型存在的泡沫进行了解读，Jenson 认为，目前硅谷在大模型上正在快速降温，大模型正在从大型集中模型转向更小更专精的小模型，其中有一个观点很能带来思考，Jenson 认为，人们常因追逐热点而误用技术，例如试图用LLM替代人类创造性工作（如写作），反而忽视其真正处理语法驱动型任务的优势。并以自身经验说明大模型在辅助校对、整理笔记等“枯燥”任务中其实更有效。
对于未来大模型的发展，文章有一段话写的很好——
Ultimately, a mature technology doesn’t look like magic; it looks like infrastructure. It gets smaller, more reliable, and much more boring.（归根结底，成熟的技术看起来并不像魔法;它看起来像基础设施。它变得更小、更可靠、更无聊。）
余尝谓古人为诗似难尚易，今之人为诗似易实难。余自早岁受书，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胜流相倡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㧑呵，撚须拥被，徒自苦耳。
太隐识: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783406/
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惰气； 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亦可鼓畅天机。
太隐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