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31 20:17:29
动笔写总结时，看到“评论尸”老师在朋友圈发布病情求助，令我感触良多。去年此时，我也身处类似的困境，只是程度稍轻。当时我盲从了专家的建议，强忍剧痛坚持康复运动，结果适得其反，最严重的时候，双腿麻木刺痛，还会伴随心跳过速、莫名出汗等症状，甚至诱发了血管迷走性昏厥。
之后，我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每天除了上班，几乎都在查阅各种资料。我会在小红书上寻找症状和自己相似的病友交流，也看了不少海外的相关研究。然后，根据身体的反应，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恢复方法。到现在，通过坚持自己制定的计划与饮食调理，身体算是差不多回到了正轨。
然而，精神上的康复显然比肉体缓慢。大病留下的“余震”还是存在，比如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有时逻辑会突然中断（类似于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症状在上半年很明显，所以也导致我写文章时，我必须反复地阅读很多遍才能理清思路。我跟家里人开玩笑说，身体虽然康复了，但灵魂仍需一些时间归位。总体而言，还是向好发展的。
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 史铁生《病隙碎笔》
除了生病和恢复身体外，创作减产还有另一个核心原因，那就是关注度带来的压力。这两年博客和公众号粉丝逐渐多了，读者的来信与评论有时候反而让我下笔时顾虑重重。我有时候会过度审视文字，陷入了“想太多”的泥潭。不过对于创作而言，这或许是每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吧，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的迷茫，最后终将回归到“见山只是山”的坦然。
有一天，佛陀在教化众生，有一个愤怒的婆罗门冲过来，对着佛陀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佛陀静静地听着，神色不动，一言不发。
等那人骂累了，佛陀心平气和地问他：“朋友，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你坚持不肯收下，那这份礼物归谁呢？”那人愣了一下，说：“我若不收，自然还是归送礼的人。”
佛陀微笑着说：“这就对了。刚才你把你所有的愤怒和辱骂当作礼物送给我，但我拒绝接受。所以，这些恶毒的语言，依然只属于你自己。”
那么，言归正传，今年总的来说，还是有几个事情值得一说：
2025年8月，我创办了个人播客《太隐观复》。目前已在小宇宙、Spotify等平台上线，更新了24期节目。节目的声音是AI生成的，经过调试后效果不错。接下来，我计划做些更有趣的内容来提升质量。之前想过克隆自己的声音，但因为录音设备一般，效果没达到预期，就先搁置了。
每年我都会参加一些论文比赛，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纯属“玩票”，但我非常享受查资料和探索的过程。那种独特的心流状态，让我感到由衷的充实与满足。
2025年下半年，病情好转后，我为了防止复发开始尝试减肥。我没有借助药物，纯是靠不吃晚饭，然后配合每两天一次的少林基本功训练。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套法子对我而言，确实管用，因为短短两个月，我成功减掉了将近20斤。
PS：为了感谢大家的推荐与支持，我计划明年定制一批金属书签，通过抽奖等方式送给大家。另外，也请打赏的朋友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向你表达谢意。再次致谢！
上半年因为生病，躺床上时间比较多，为了缓解焦虑情绪，就去看了电影、玩了游戏、刷视频，但最后感觉更焦虑了，最后还是读感兴趣的书才有用（举着读书手真的酸）。在这个过程中，禅宗的思想让我得到了一定的结果，并得到了两个感悟：
1️⃣ 生命本身即是目的，而非手段。 大学时，我常苦思：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如今省悟，生命并无所谓的“幸福终点”。
过去，我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被无形规训，将每一分、每一秒都视作博取未来的“牺牲品”。那时，我误把生命当成了通往某个目标的手段。
然而，生命不在于“换取什么”，而在于“如何度过”。每一秒的存在，都无需为下一秒负责。 当下的圆满，本身就是生命的最高价值。若能以此观照禅宗的“三重境”与“破三关”，或许更能明了此中深意。
2️⃣ 强大，是不离世间法，而行出世间道。 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无需逃避，更不必“挂机”离场。生活际遇皆是规则，我们应以“觉醒的玩家”视角入世。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达到一种虽在红尘中历练升级，内心却洞悉万象虚幻（缘起性空）。金钱虽重，难买真理；挫折虽痛，不伤本性。人在认清了游戏的虚妄后，才能拥有真正的定力。
维摩诘言：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 —— 《维摩经》
我曾执着于工作，对自己较为苛刻，却所得甚少，很多事情的走向非人所能左右。这两年的病中时光，让我重新审视人与工作的边界。苏轼曾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努力固然必要，但“竭力”不应是常态。美好无需强求，要在坚持与释怀间寻找平衡。如《桃花源记》告诉我们的，我们应从刻意寻路的“问津者”，回归到顺其自然的“武陵渔人”。
人生苦短，工作并非唯一的支点。写作、绘画或写代码等等，皆是灵魂的栖息地。多维的兴趣构筑了我们稳定的内核，使人获得满足，不再轻易受外界左右。
更重要的是，需要认清一个现实：无论你多么优秀，这个世界上，终有人不喜欢你，所以佛家讲“缘分”的觉悟，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阴阳”的觉悟（即事物的两面性），更要有“解脱”的觉悟，要允许他人的不喜欢，而非为了迎合他人而磨平自己。
他人的爱，不能让我增值；
他人的恨，不能让我贬值。
我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所以，不要把“让别人满意”写进你的人生里，那是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上个月，李继刚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深省 —— “你是在通过‘学习’来逃避‘创造’吗？”
反思现状，我似乎除写作外，确实极少将知识转化为产出。虽尚有编程余力，也会做些视频，心中也有一些构思，但却始终在观望与等待中消磨。这种“只学不作”的状态，本质上是以勤奋而为掩护的惰性。
觉察即是改变的开始，破局是明年的目标。
今年的阅读多集中在上半年。那时除工作外，我常因病卧床，彻夜难眠，唯有借文字来消解身心的煎熬。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在那些辗转的反侧中，我淘洗出几本值得一荐的好书：
今年还关注了辩论比赛，我很喜欢肖磊的思辨风格，如果要我说一下辩论的魅力，那就是辩论在于辩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这很好的映射了客观世界的矛盾与流变。它迫使我们将事物的内部张力外化，借由激烈的逻辑博弈，来揭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从而训练我们摆脱贫乏的线性思维，学会以全面、发展、联系的眼光洞察本质。作为观众，还是多看看辩论高手之间的交锋，快意淋漓，也是顶级的智力游戏。
多年来，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我”的视角来看，仿佛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我就好像游戏里的玩家一样，这个世界好像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直觉上告诉我，你仿佛不是这个世界的角色，而是操作者。这种奇特的直觉让我在佛学上，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佛学中的“唯识”境界。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界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并没有一个客观独立于你之外的“物质世界”， 山河大地、楼房街道，本质上都是阿赖耶识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唯识学将这种机制分为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那个“能感知的我”，相分则是那个“被感知的世界”，而这两年的沉疴来，算是一种“逆增上缘”吧，“帮助”我剥离了“身见”，这种“抽离感”让我看清了原本模糊的人生意义。虽然这种感觉才刚入门，但心里已经亮堂多了。
2026 年，我的这场“人生修行”的旅途仍在继续 >>>
2026年，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我将与女友步入婚姻殿堂。
在这里，我由衷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工作与生活的支持与理解。
2025-12-27 14:37:15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1930年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清华七友”之一）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先生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目,这份书目见于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鲁迅全集》，题名为《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列书12种，记有：
- 计有功 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 辛文房 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 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查了下，全称应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包含《全隋文》）
-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的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 《世说新语》刘义庆 晋人清谈之状
-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雅雨堂丛书》中有 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 《抱朴子外篇》葛洪 有单行本 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 《论衡》王充 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 《今世说》王晫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
太隐识:
在多抓鱼买了本周立民先生的《躺着读书》，书不厚，读起来挺有趣的，前边讲了很多萧红萧军的事情，但惭愧，我对萧红萧军不是很了解，作品也没读过，以后会准备读一读。但后边周立民先生有一篇短文讲茅盾的事情很有意思。比如周立民先生写道，当时郭沫若和茅盾（沈雁冰）第一次见到周振铎厚，郭沫若觉得“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但茅盾对周振铎第一印象则完全相反，茅盾后来在《学生时代》写到“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材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耗子。”而且茅盾后边又补了一句：“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另外，茅盾和胡风关系很不好，俩人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经常吵架，胡风说茅盾是“大书店雇佣的编辑，大杂志的主编，资本家的代理人”。茅盾则说胡风领南京政府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津贴，社会关系复杂，并毫不隐晦地说：“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断，因为他向鲁迅介绍的情况常常是带着浓烈的意气和成见的。”胡风则在后来写到一个故事，借鲁迅参加某个聚会，并让茅盾难堪来暗暗讽刺茅盾。但知道这个事的只有胡风，所以也没人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
过去文人吵架确实挺有趣的，如周立民先生所说，“文人吵架，你来我往，阵势很大，不像村妇，什么偷汉扒灰、鸡毛蒜皮，而是在鸡毛蒜皮里有民族大义，在喷嚏咳嗽中有国家兴亡，反正有天上不说地下，有云里不说雨中。”
南泉禅师的座下有东西两位堂主，某一天他们发生争执，都认为寺内的一只猫是自己的猫。南泉见这番场景，便拎起那只可怜的猫对两位堂主说道：“道得即不斩。”意思是，你们如果能够讲出领会佛法的真实心得，我就不斩了这只猫。结果两位僧人皆无法回答，于是南泉禅师把猫斩为两截，这的确听上去蛮“血腥”。后来赵州禅师来到寺内，南泉禅师便把这个问题也抛给赵州，只见赵州将鞋脱下，顶到头上。南泉禅师便说：“你如果当时在，猫儿就不会冤死了！”
太隐识:
在《壹苇可航》2025年第40期的通讯中，讨论了最近去世的“欢喜哥”许绍雄，并深入探讨了无常这一主题。我很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无常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每个人可以在当下身心中验证的事实。佛教通过“三法印”来判定一切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因此，“清醒地认识无常”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逞强或硬撑，而是要觉察到因缘的流动，从执著中松开，使心与事相应地善巧应对。
而认识无常并不是消极忍受或听天由命。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理解无常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常见”，即认为痛苦和快乐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断灭见”，即误以为既然一切无常就不需要努力。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我们才可以影响因缘，通过种植善因（如持戒、布施、正念、正定），调整条件，改变走向。
当然，这种观照破执，只是佛家的观点，道家和儒家也是认同无常为常的，不过儒家讲变中守常，这个常包含的是德性，而道家则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让问题随因缘自解的部分先退潮，人则以最小代价穿越其间。
这本书一直没读完，最近终于翻完了，简单总结下，就是现代科学表明，人的衰老与端粒长短有关系，一般来说，就是年龄越大端粒就越短，75岁的时候人的平均端粒回到最短。而端粒又依赖于端粒酶，也就是说，端粒酶活性高的话，是可以让端粒进行生长的。
那么端粒酶活性是不是越高越好呢？也并不是。现在市面上的确有卖激发端粒酶活性的药，但是布莱克本认为，人们不应该去吃这种药，因为端粒酶过多，也会让原本不该继分裂的细胞继续分裂，从而导致癌症。
那么，如何让自身的端粒酶通过健康的方式来保持端粒酶活性呢，还真有，那就是自身压力的调节，避免严重的负面情绪。最典型的三种：一是你对身边一切事物都保持着“敌意”，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要嘴上火或心理骂几句；二是悲观情绪，也就是说，悲观的人总是会对事物总有一个负面的预期；三是胡思乱想。不过这是人的天性，书里说，人每天大概会产生65000个想法，但是几乎90%是没有意义、不值得跟进的，所以，我们如何脱离出来专注于当下就很重要了。
书里就十分推崇一种调节方法，那就是冥想（好吧，今年我做冥想确实很少），因为冥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专注于当下。不过端粒其他调节因素也有很多种，比如居住环境（比如布莱克本就曾居住在治安环境不好的地方，长期保持警觉就导致健康受到影响）、受教育程度等等都会。
另外，书里还特意提到了遗传因素，如果父母端粒因为后天环境原因导致比较短，那么孩子的端粒也会比较短。另外，女性在怀孕期间，如果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对孩子的端粒乃至健康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出生以后，如果家庭环境不好，缺少父母关爱，那么也会导致端粒变短。
所以，保持健康的心态和习惯对我们保持健康、年轻的身体的影响是很高。当然，书里只是提供了一种结论，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找到适合调节自身压力的方式。
最近出差路上随机听了微见的一期播客《手机 AI 与思维固化》，有一句话说得不错 ——
“我们对AI的要求，恰恰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自己想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么他也不可能从AI那里获得什么价值。”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论语·阳货》
太隐识:
庄周所谓“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学的，不是生活的已经是很难得，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话，则完全是生活的，同时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欢喜若狂。 —— 废名《少时读书》
太隐识:
太隐识: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小孩（曾卓君）曾说，任何游戏玩到最后都是智力的博弈。 期待之后的比赛，我还是喜欢大战场排兵布阵带来的战斗快感。
2025-11-23 09:24:49
本栏目《隐说》由原《棱镜通讯》分离而来，《隐说》主要聚焦于我近期读的一些好书、好文章、好的付费栏目、日常思考等等，其中有摘录、点评、扩展。
香帅老师在《金融思维20讲》里，讲到了“如何把杠杆思维运用到生活中”，讲的非常好，分享一下。
香帅老师指出，杠杆思维其实包含着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借力思维，另一种是硬核思维。
借力思维，指的是谁能拿到最优的、最长的那根杠杆，进而能够最成功地借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香帅老师就举了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制造企业以及2000年后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暴涨的例子来解释，那时快速致富的企业是如何利用杠杆思维的。这种思维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成长。一言以蔽之，找到正确的杠杆也是我们的人生必修课。
硬核思维，指的则是“支点”。也就是说，杠杆效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支点的硬度是必要条件，否则反而会放大损失。正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好金融，坏金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金融的杠杆效用是不是有好的项目、好的实体经济、好的核心支持。这对我们个人生活上来讲，也是非常有借鉴启发的。
香帅老师在文章里有句话讲的不错，“一个具有硬核的人，你就会发现，借力周边就变得非常容易。只要你有内核在，杠杆是容易得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杠杆是创造的而不是碰到的。”
熊十力先生说“读书，须预定终身趋向”，什么意思呢？
太隐识:
有人问我，看到我时不时分享佛学内容并创作禅诗，就问我是否信仰佛教。
太隐识: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一个禅宗公案。有人曾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父回答：“吃茶去。”
所以说，品茶并不一定要种植茶园，但茶香却能够沁入心脾。对于信徒来说，这碗茶象征着虔诚；对于学者而言，它透露着智慧。而在我这杯茶中荡漾的，是属于我自己的禅思。难道这不有趣吗？哈哈。这样或许更容易理解吧。
陈嘉映先生曾写道，“一开始我没打算以哲学为业。但各种情况吧，有意无意就让我用哲学就业了。不说谋生吧，以哲学为业也许是说，他主要的精神活动是用究理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不可以吧。但我还是觉得，多数人，哪怕好道，也不必以穷理盘道为业，专门穷理盘道容易蹈空。还是以比较落实的事情为业比较好，心理学、社会学、做建筑、教物理、做企业、当县长，同时也可以好道。其实，这样的人多了，穷理才有意思，他做企业，他研究基因，但是他好道，从好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来好道，这道才有意思。干各种事情的人都不好道，另有好多人成天盘道，什么具体的事情都不做，或干脆不会做，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比较糟糕。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手一样。”
太隐识:
“并非随着哲学的终结，思也已一道终结。思正向另一个开端过渡。” —— 海德格尔
太隐识:
梅多斯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系统在呈指数级增长，那么这个系统中必然存在增强回路；同时，系统中也必然存在至少一个调节回路，因为在有限的环境中，没有一个物理系统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一开始，系统可能增长得很快，调节回路不明显，好像没起作用；但随着增长的持续，调节回路的力量会压倒增强回路，让增长逐渐放缓，直到停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苏格拉底曾说，“我是说一个了不起的论证，它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称呼来称呼任何事物，比方说，大或小，重或轻，因为大的会是小的，重的会是轻的——并没有什么单个的事物或性质，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混合所产生的；这个变化，我们把它不正确地称为存在，其实是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永远长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
太隐识:
之前买了本《南方周末写作课》，学学写作技巧，看到王天挺老师分享的写作方法论，很有启发，分享一下。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的一句话，“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读历史就是去了解人类心智曾经达到的地方，了解这些，我们能了解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理性，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够达到何种的底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vuizqE7w/?vd_source=28321308a211180f11e1dcec72a05e25)
太隐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eznEj7/）
作为杜琪峰的老粉，这部片子在当时真的被低估了，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位up解读的非常好，解答了我当时看完后的一些疑问。推荐观看。
2025-11-20 15:41:51
我们从小都应该听到过一句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那么，三个和尚为什么反而没水喝了呢？
其实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即当三个和尚在一起时，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取水的责任。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收益由大家平均分享，而成本却需要某些人单独承担。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倾向于成为“搭便车者”。
所以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这一逻辑，就能更好地领悟社会中许多现象的本质。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到集体的行动之间应有一种关键的机制。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个体的行为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而无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社会领域的一种改善。
举个例子，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要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由于认知局限或个人执念，这个决策可能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管理团队能看出问题，但是否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呢？
从生活经验看，很多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在于反对需要承担成本，而决策改善后的收益却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导致了集体沉默的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过去新闻上常看到的湖泊治理，工业化之前，湖水清澈，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各种污染源增加，湖水逐渐变得浑浊。那这不就损害了每个市民的利益了么，谁不希望在清澈的湖边散步呢？
但湖泊的环境治理就会涉及几个利益相关方，一是市民，市民的生活品质自然受到影响；二是排污的企业，企业需要承担治理的成本；三是政府，政府即要依赖企业税收，又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治理难的原因，但这也是接下来的集体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写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那么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呢？
可以说，他大概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十本书之一。它在谷歌的学者数据当中，引用已超56000多，可见其影响程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96945/
而奥尔森在这本书里，针对集体行动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逻辑。
一是在他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个人是理性的，当存在共同利益时，人们会通过社会契约进行集体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二是理性人假设。奥尔森理论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然而，理解此处的“理性”至关重要。它并非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知、计算完美的“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它首先指行为的目的性与一致性。其次，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下审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理论指出，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个体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进一步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决策过程深受心理偏误影响，这解释了为何声望、荣誉感等非物质因素也能成为强大的行动驱动力。因此，奥尔森的“理性人”是一个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强调在没有特殊激励时，个体不会天然地为集体利益付出成本。
三是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源于集体行动所追求目标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无论是洁净的湖水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具备两大特征，即非竞争性（一人享受不会减少他人可享用的量）与非排他性（无法轻易阻止未付出成本者从中受益）。正是这“非排他性”，直接导致了“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的产生。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既然无论自己是否贡献（如参与治污），都能享受到集体行动成功后的成果，那么最优策略便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污染本身是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未包含其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种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行为在个体层面显得“理性”。
四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普遍性。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人数增加时，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享受收益，最终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发生。
另外，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而集体行动的困境仿佛恰是“N人囚徒困境”的映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搭便车”是无论他人如何选择的占优策略，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缺失的集体非理性结局。
既然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什么情况下集体行动仍然可能发生？奥尔森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条件:
一是收益远大于成本。当改善带来的收益很大，而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即使一个人承担全部成本，他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超过成本，这时就会有人主动行动。例如，当楼道停电时，有经验的住户可能会主动检查保险丝并修复。虽然他的行动让整栋楼受益，但由于成本很小（时间和精力），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二是小规模集团。如果一个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协调成本较低，收益分配相对明确。如果能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几家主要企业都能获得明显收益。
三是强制机制。奥尔森认为强制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手段。比如税收就是典型例子。国家需要提供基本安全和抵御外敌的能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资金支持，而强制征税，国家解决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过说句题外话，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里，强制征税仍需要警惕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风险，以防止强制权力异化为 “寻租（Rent-seeking）”的工具。
四是选择性激励。也就是给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额外激励，使他们获得更高收益。比如看很多国家的政党就是典型例子，政党精英比普通成员获得更多政治机会和相关价值，这种选择性激励使政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所以，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方说在有些领域，小集团经常可以战胜大集团，原因就在于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能力成反比，规模越大，越难采取有效行动，而规模较小时，反而更容易协调一致。比如，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就是例证，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贵族面对的是平民阶层。但君主和贵族通过建立小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更有效的政治行为者，因此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不过，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常看到有人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来说明小集团的行动效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小集团，的确展现了奥尔森理论所强调的行动力优势。不过这种成功更深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俄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口号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此，小集团的组织优势是在宏观条件成熟时才得以最大化发挥，它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变量，而非唯一的决定变量。
不过奥尔森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并不是在这本书里研究完这一现象就丢一边去了，而是这套理论，你会在他其他著作里都能看到。比如他在《国家的兴衰》、《独裁、民主与发展》 （1993年发表的论文）、《权力与繁荣》中都曾引用自己这套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里简单说一下，展现其精彩之处。
一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并得出结论，如果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更容易走向衰败。如果统治精英与社会有共同利益（如通过税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更可能繁荣。如果精英只需谋取特殊利益就能获得收益，而不依赖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容易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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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化。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奥尔森还受到了中国华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启发，并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首先是流寇阶段，多个统治者竞争，没有确定的法律秩序。由于统治者不确定能统治多久，倾向于掠夺而非建设，经济难以发展。然后是坐寇阶段，某个统治者建立稳定统治，倾向于征税而非掠夺。民众愿意从事生产，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经济开始增长。而最后则是民主阶段，为实现持久繁荣，必须限制统治机构权力，通过法治和民主约束权力。
三是生产性行为与掠夺性行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如果社会精英有动力从事生产性行为，社会走向繁荣，而如果精英有动力从事掠夺性行为，社会则走向衰败。这成为理解国家繁荣与衰败的基本分野，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很大程度上都重复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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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写这本书的是19世纪60年代，但他能够系统的分析到从个人理性到集体行动之间的机制，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了，最夸张的是，等到有人质疑他理论的时候，都是25年后的事情了。可以说，奥尔森的这套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中许多公共领域问题长期无法改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有效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战略思路。
但这套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
一是忽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动物，还受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十月革命时候的列宁就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具有特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先锋队组织。通过思想武装，小规模组织获得了强大行动力。
二是人的动机过于简化。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理性人，但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声望、尊敬、荣誉等非经济因素也都是重要动机，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做事就是不为直接经济收益，而是为了荣誉感，这可能促使他们率先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所以，关于简化人的动机这点，也是后来学界很多人对奥尔森主要质疑点之一。
不过尽管有局限，但理论的机制往往不在于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在于为理解世界提供特定的、新颖的、有穿透力的视角。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比如为什么有些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呢?
如何设计机制才来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呢?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参与和改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人类为之追求、文明为之进步的阶梯。
2025-11-18 16:31:24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云南永昌卫。
盛夏的瘴气如同浓雾，将这座帝国西南的边陲戍所包裹得密不透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就是杨慎，字用修。
一个本应在青史中以状元、宰辅之子、经筵讲官身份流芳的名字，此刻却如同一截被遗忘的枯木，倒在了远离故土的蛮荒之 地。他的一生，始于“一盏孤灯”，终于“一条大江”。
那盏孤灯，曾照亮他锦绣灿烂的前程，而那条大江，最终吞没了他所有的荣辱与悲欢。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京师相府的书房内，深夜的寂静被一盏摇曳的孤灯打破。灯下，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正襟危坐，文思泉涌，写下了“一盏孤灯照玉堂”的诗句，这个少年便是杨慎。而这盏孤灯，是理解杨慎一生的钥匙。
彼时，这盏灯照亮的是一个天之骄子的锦绣前程。他的父亲，是当朝内阁首辅杨廷和，正试图用他那持重而有力的手，稳住这艘在正德皇帝荒唐游戏中摇摇欲坠的大明巨轮。而作为长子，杨慎自出生起，便被寄予了继承父辈荣光与志业的厚望。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期望。或者说，他的天赋，早已超越了所有人的期望。史书和野史笔记都有记录着他的早慧，京城中，“杨状元”的称呼，几乎是在他束发之年便已早已预留给他的冠冕。
正德三年（1508年）的会试事件，更为这位“京城第一才子”的传奇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传，在考场之上，杨慎文思泉涌，下笔万言。然而，夜深人静下，阅卷官王鏊和梁储因过于喜爱杨慎卷子上的文章而反复研读，不慎将烛火燎着了卷子，导致一篇佳作化为灰烬。次日，二人为逃避责任，只得另选佳作，而杨慎因此落榜。此事真伪或不可考，然天下信之，足见其才名之盛，已非科场成败所能拘。
三年后，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的杨慎再次踏入贡院。这一次，命运没有再开玩笑。他以一篇汪洋恣肆、纵论古今的策论，毫无悬念地夺得殿试第一。当身着红袍、头戴金花的他跨马游街时，整个京城为之沸腾。他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是首辅的骄子，是翰林院的修撰，更是天子门生。此刻，他的人生，宛如那盏彻夜通明的玉堂孤灯，光芒万丈，照得前路一片坦途。他自信、张扬、才华横溢，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最高理想。他坚信，凭借胸中所学与一腔热血，定能辅佐君王，澄清宇内，青史留名。
但他不知道，那盏灯，早已为他的一生埋下了孤高与宿命的伏笔。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位比正德帝聪明百倍，也冷酷百倍的嘉靖帝。这位皇帝将亲自出手，将这盏灯从繁华的玉堂，掷入万里之外的蛮荒烟瘴。
正德十六年（1521年），荒唐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年仅三十岁且无子即位。此时紫禁城的权力真空，将杨廷和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他以首辅之尊，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一手策划并迎立了武宗的堂弟、远在湖广安陆的兴王朱厚熜入继大统。
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天子，便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当朱厚熜的车驾抵达京城郊外时，一场关乎国本与皇权的巨大风暴已在酝酿之中。杨廷和率百官出迎，要求他从东安门入，居于文华殿，以太子身份完成即位仪式。
而这个仪式，其实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其实就是在告诉嘉靖，你是来继承大统的，必须被纳入孝宗皇帝的宗法体系，成为他的“嗣子”。
然而，这位来自藩邸的少年，却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政治嗅觉与执拗。
他拒绝了。
“吾奉诏嗣皇帝位，非为皇太子也。”
他坚持要从大明门（皇帝出入的专属之门），堂堂正正地走进皇官。这是他打响的第一枪，目标直指杨廷和所代表的文官集团为他设定的礼法牢笼。
这便是震动朝野的“大礼议”的开端。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嘉靖帝应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兴献王与兴王妃，是称“皇叔考”，还是追尊为“皇考”（皇帝的父亲）。
但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意志的殊死搏斗，一边是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他们坚守的是“继统不继嗣”的祖制礼法。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宗法传承与礼仪秩序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皇帝的个人情感。因为这是维护帝国稳定的基石，也是文官集团用“道统”制约“君权”的最后防线。另一边，是孤身入京的嘉靖皇帝，他聪慧、敏感而又自尊心极强。他无法容忍在名义上“背叛”自己的亲生父母，去认一个从未谋面的伯父为父。
更重要的是，作为天生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礼法之争，更是他摆脱杨廷和等旧臣控制、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唯一机会。所以，他以“孝道”这一儒家最根本的伦理为武器，向庞大的文官体系发起了挑战。
起初，杨慎并未处在风暴中心，此时他作为翰林修撰，更多的是在父亲的身后，为护礼派提供法理与经义上的支持。他看着父亲杨廷和这位为大明操劳一生的老臣，在与那位少年天子的拉锯战中日渐疲惫。杨廷和的策略是持重、退让，试图用时间和朝堂的集体压力，让皇帝慢慢接受既成事实。
但杨廷和低估了嘉靖的决心，嘉靖帝开始越过内阁，直接提拔支持自己的新科进士张璁、桂萼等人，组建起“议礼派”的核心团队。朝堂之上，新旧势力短兵相接，暗流涌动。杨廷和感到心力交瘁，最终选择了致仕归乡，希望以自己的离开，换来风波 的平息。
然而父亲杨廷和的退隐，不仅没有平息风波，反而抽掉了压在火药桶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约束，杨慎性格中那份属于天才的刚直与激烈，被彻底激发出来。他无法容忍祖宗礼法被如此践踏，更无法容忍父亲一生的坚守付诸东流。于是，杨慎选择了站出来，成为护礼派最决绝的领袖。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强令群臣议定兴献帝的尊号。此时，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杨慎与同僚二百余人，身着青衣官袍，从长安街一路行至左顺门外。他们跪伏在地，从清晨到正午，烈日暴晒，汗透衣背。官员们开始撼门，宫门在二百多双手的撞击下发出沉闷的巨响。他们放声痛哭，哭声在紫禁城高大的红墙间回荡。杨慎站在这群人的最前面，振臂高呼，那声音撕裂了京城压抑的空气，也为自己的命运写下了判词——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的口号，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集体殉道。他们知道此举的后果，但他们仍然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皇权之墙。
这不仅是文人风骨的最高姿态，同时也是政治生涯“自杀式”的终结。
而门内的嘉靖帝被彻底激怒了，这位隐忍了三年的君主，终于露出了他冷酷的獠牙。他下令将所有官员逮捕下狱，并随即在宫廷之上，对为首者施以“廷杖”。廷杖虽始于东汉，但直到明初仍是保留厚衣示辱，但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掌权后，便改为了去衣行刑，导致致死率极高。锦衣卫的校尉们，会用浸过油的粗大棍棒，击打受刑者的大腿和臀部。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读书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肉体乃至生命的摧残。
而彼时的杨慎被死死按在冰冷的金砖地上，他能听到棍棒划破空气的呼啸，能感到每一次重击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剧痛。血肉模糊，意识在清醒与昏厥之间不断的摇摆。
那一刻，他作为天子门生的所有荣耀与幻想，都随着棍棒的落下，被一同打得粉碎。
他活了下来，但有十六位同僚死于这次廷杖，存活下来的人，则拖着伤躯戴上枷锁，发配充军，杨慎则被发配帝国的边陲一—云南永昌卫。
圣旨下达的那一刻，杨慎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那盏曾照亮玉堂的孤灯，骤然熄灭。
前方，是三千里瘴疠之地，是无尽的黑暗与流放。
此一去，山高路远，杨慎的妻子黄峨（蜀中四大才女之一）执意伴行。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杨慎身带重枷，望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心如刀绞。不忍黄娥相送，遂悲痛写下《戍云南·江陵别内》以诉衷肠。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丈夫的诗句，悲痛欲绝，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此后的三十五年间，两人鲜少见面。
有生别离，对于两个有情的人来说，真是人生的一大苦处，如杨慎那句“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此中滋味，非未经历者所能深切。
从京师到云南，三千里的路途，杨慎走了整整四个月。在官差的押解下，一步步走向帝国的边缘。昔日状元游街的风光，与此刻阶下囚的狼狈，形成了人生最残酷的对照。
而之所以走了四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曾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改革，裁撤了很多“冒滥官”（即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或军功的官员），这些人见杨家失势后，买了很多杀手企图在押解路上杀了杨慎泄恨，而杨慎得知消息后，一路上非常谨慎，小心翼翼。
经历了漫长的艰难险阻后，杨慎终于来到了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但现实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这里是“穷荒绝域”，瘴气弥漫，疫病横行。他从云端的翰林学士，跌入戍卒的泥淖，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军役、恶劣的环境，以及来自政敌可能随时再次发动的追杀，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杨慎乃至“卧病左足偏，肉黄皮皱形半脱”，几乎死去。
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微光，成为了他绝境中的救赎。永昌知府严时泰与杨慎是同年进士，但严时泰非常敬重杨慎的才华与为人，于是冒着风险，将杨慎从繁重的军役中解脱出来，安排他做一些文书工作。而巡按云南的御史郭楠，不仅上疏为杨慎求情，更在永昌城外的山间，为他修葺了一座云峰书院。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杨慎得以有一地方，修养身体。
而这座书院，也成为了杨慎在云南的“迦南美地”，让杨慎有了一个可以栖身、可以读书、可以讲学的地方。在这里，那盏熄灭的孤灯，被重新点燃了。
这一次，它照亮的不再是通往权力之巅的仕途，而是通往文化深处的幽径。
杨慎的生命，在政治的废墟上，开始了另一种维度的重建。他不再是那个一心要“致君尧舜”的政治家杨慎，而是回归成为纯粹的学者杨慎。
有时候，我私心以为，这才是这位大才子的真正归宿。但历史真若如此，怕是难看到那首惊为天人的《临江仙》了。
被剥夺了政治身份，反而让杨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在京城，他是权力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学问是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云南，他摆脱了所有束缚，学问本身成了他生命的目的与归宿。
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这片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土地。他发现，这里并非文化沙漠，而是蕴藏着勃勃生机的文明富矿。他学习当地的语言，考察山川风物，与各族士人交往。他的足迹遍布云南的山山水水，从一个流放者，变成了一个深入田野的学者。
“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
“湖荡鱼虾晨积场，市桥灯火夜交光。油窗洞户吴商肆，罗帕封颜爨妇妆。”
他的诗句，不再只有庙堂的忧思，更多了对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他整理西南文献，考证历史沿革，写下了不朽的云南民族史巨著《南诏野史》，为这片土地补上了缺失的历史。而他也并非完全消极避世。当寻甸土司安铨、武定土官凤朝文发动叛乱时，这位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率家僮及步卒百余”，与当地守臣用计击败叛军，展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另一面。
他在被帝国遗忘的角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着百姓免遭战乱。这三十余年的流放生涯，杨慎的身体虽被无情地摧残，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变得空前广阔。他著书立说，涵盖经、史、子、集，其涉猎之广，考据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他完成了从一个“专家”到一个“通儒”的蜕变。
那盏孤灯，在刺破蛮荒黑夜的同时，也为杨慎照亮了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
杨慎的声望与学识，在四川、云南广为流传，他的品德得到了云南百姓的高度认可与尊重，民间多有升庵之词（如现位于云南昆明西山区高峣村的“升庵祠”），香火旺盛。百姓们还创作了大量关于杨慎的民俗故事。在故事中，杨慎化身爽文大男主，与贪官豪强斗智斗勇。在大礼议事件中，更是施计给了嘉靖一耳光。这类故事爱憎分明，趣味盎然，充满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机智与幽默。杨慎也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逐渐神化，成为了百姓心中一尊代表智慧与正义的精神化身。
嘉靖八年（1522年）八月，西南边陲阴雨连连，杨慎因早年伤病时常旧疾发作。就在病痛折磨他的同时，家乡接连传来噩耗，他的弟弟杨恒与父亲杨廷和相继离开了人世，杨慎悲痛欲绝，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回家奔丧，可这样的人之常情却被断然驳回。杨慎泣血述情，百般求告，最终在巡抚欧阳重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到新都老家。
而在杨廷和离世的前一年，《明伦大典》修成。这意味着大礼议事件中嘉靖一方的彻底胜利。嘉靖迫不及待的又把当时反对的大臣们重新拉出来，治了一遍罪。退休多年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罢去生前所有荣耀，削职为民。谁能想到四朝元老、一代贤相死的时候却只能身裹布衣草草下葬。
因为是戴罪之身，杨慎无法守制。处理完父亲与弟弟的后事，他就立马踏上了返回云南的路程。
而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并从未真正忘记杨慎。
这位君主，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近乎病态的多疑。他可以二十年不上朝，但朝堂上下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对于当年在左顺门外，那个领头高呼、挑战他至尊皇权的状元郎，他更是耿耿于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看似不经意地问起：“杨慎云何？”
而锦衣卫的密探，像无形的影子，时刻监视着杨慎在云南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大赦天下，都会有朝臣们提请赦免杨慎，但每一次，嘉靖帝都毫不犹豫地朱笔一挥，两个字：“不准。”
这位天子，似乎就是要让杨慎，那个曾经的天之骄子，在屈辱与绝望中，烂死在西南的泥土里。
杨慎对此心知肚明。
他知道，紫禁城里那道冰冷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自己。他必须向那位皇帝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我，杨慎，已经废了。我沉溺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再无一丝一毫的政治威胁。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最惊世骇俗的一幕“行为艺术”上演了。
根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杨慎，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会在闲暇时，让人给自己傅上厚厚的红粉，梳起滑稽的双丫髻，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在一群歌妓的搀扶下，醉醺醺地招摇过市。
比如《乐府纪闻》上曾写道，“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
街市上的百姓，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作此怪状，无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人嘲笑他疯癫，有人惋惜他堕落。而杨慎，就在这众人的嗤笑与同情之中，坦然前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
这是一种最高明的“佯狂”。
当他戴着花、涂着粉，被歌妓们簇拥着，像一个丑角一样穿过人群时，他知道，这幅荒诞的画面，会通过密探的眼睛，变成一行文字，最终呈现在嘉靖皇帝的御案上。皇帝看到报告后，或许会轻蔑地一笑，杨慎，士林领袖，不过如此。他老了，疯了，彻底不足为惧了。
据说，当有大臣再次报告说杨慎“老病”时，嘉靖帝才“稍觉宽慰”。
而杨慎得知消息后，就“更加放浪形骸”了。
正如杨慎所写，“愚者人嗤，我则悦安”，这何尝不是自嘲下的生存方式呢。杨慎用外在的荒唐，为自己内在的清醒与尊严，筑起了一道最后的屏障。
而在这副红粉傅面的伪装之下，他依旧是那个在书斋里通宵达旦、考镜源流的大学者。白日里，他是与歌妓嬉笑怒骂的“狂客”，而夜深人静之时，他则是与古圣先贤对话的“孤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杨慎刚刚结束一场喧闹的宴饮，送走那些环绕身边的莺莺燕燕。他洗去脸上的铅华，露出一张被岁月与苦难刻满皱纹的脸。他回到书房，重新点亮那盏熟悉的孤灯。灯光下，他摊开纸笔，继续撰写着他的著作（《丹铅》系列、《词品》等均为杨慎晚年所著）。
窗外，是云南的虫鸣与风声；而心中，却是无尽的悲凉与孤傲。
杨慎的“疯癫”，自然是演给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的。他一生的悲剧，浓缩在这张涂满红粉的脸上——
大伪若真，大智若愚。
这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强大到无法抗拒的专制机器周旋时，所能做出的最悲壮，也最无奈的反抗。
晚年的杨慎，心中只剩下一个字：
归。
乡愁，就像一坛越陈越烈的酒，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浓得化不开。他常常登上永昌城外的高山，向着东北方，向着那遥远的故乡极目远眺。
那里，有他儿时的庭院，有他已逝去的亲人，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是比廷杖和流放更残酷的凌迟。
按照明朝的律例，流放的犯人年满六十即可赎身还乡（但执行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杨慎早已超过这个年限，他一次次地上疏请求，但每一次，都被嘉靖帝“不准”驳回。那道来自紫禁城的怨念，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将他死死地捆缚在云南的土地上。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云南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朝廷终于允许杨慎短暂离开戍所，到靠近故乡的泸州居住。或许是嘉靖帝也老了，或许是朝中还尚有同情他的人在斡旋。
无论如何，七十一岁的杨慎，终于踏上了离家最近的一片土 地。泸州，与四川仅一江之隔。
杨慎站在长江边，望着那滚滚东逝的江水，心中百感交集。江水的那一边，就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而这滔滔江水，又何尝不像他自己的一生。裹挟着泥沙，奔腾向前，无论遇到多少险滩绝壁，最终都汇入大海。
他想起了自己二十四岁状元及第时的意气风发，想起了左顺门前那一声决绝的呐喊，想起了廷杖的剧痛与屈辱，想起了云南三十余年的孤寂与坚守。
荣耀、理想、抗争、毁灭、重生...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飞速掠过。
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变迁，此刻都涌上心头。那些曾经让他痛苦不堪、让他彻夜难眠的恩怨情仇，在这浩荡的江水面前，忽然变得渺小起来。
他不是第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才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苏东坡曾在赤壁之下感叹“人生如梦”，辛弃疾曾在北固山头追忆“金戈铁马”。
而他，杨慎，在这泸州江畔，又该留下些什么呢？
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与苍凉，攫住了他。
他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肉身，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着历史的长河。
于是，千古绝唱，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九个字从他口中吟出时，杨慎终于与自己、与嘉靖、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终极的和解。他不再是那个与皇帝抗争的杨用修，他将自己一生的悲欢，消解在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他完成了一个士大夫最后的升华，从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咏叹者。
然而，悲剧的终章，来得猝不及防。
一道冰冷的圣旨再次传来。
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让地方官感到了压力，或许是京城里的政敌再次进谗。他被勒令即刻返回云南永昌卫的戍所。
就这样，一个年近古稀、满身病痛的白发老人，在官差的押解下，再一次被强行带离。
他回望了一眼北方的故乡，眼中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片死灰。最后的枷锁，还是落下了。
彼时，杨慎在云南的好友或调离或辞世，他孤寂非常，加上身体的病痛，折磨的这位老人苦不堪言，在病榻上，他写下了《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次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杨慎在云南的戍所中凄凉离世，终年七十二岁。
故乡的妻子黄峨知道杨慎去世后，徒步赶赴云南奔丧，扶柩归里，而后“独守孤坟”直到去世。
杨慎终其一生，也未能踏上归乡之路。
当数百年后，人们唱起那首《临江仙》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从未离去。
他化作了那座青山，那轮夕阳，那江上的一叶扁舟。
那盏曾在玉堂燃烧的孤灯，并没有熄灭。
它被长江的风吹向了历史的夜空，化作一颗永远明亮的星辰，照耀着后世每一个在黑暗中坚守的孤独灵魂。
2025-10-19 20:41:22
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美国工程师、企业家，游戏开发商雅达利和出奇老鼠的创始人。只要谈起电子游戏史，布什内尔是绝对无法绕过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街机，创立了曾经的美国游戏业霸主企业雅达利，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主机，甚至连史蒂夫·乔布斯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可以说，布什内尔奠定了现代电子游戏产业的基础。
布什内尔更被《新闻周刊》评为”改变美国的 50 位人物“之一。
1943年，诺兰·布什内尔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克里菲尔德。从小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发明天赋，他将自己的卧室和车库改造成实验室，专门研究无线电等电子设备，导致他的母亲每次进入他的房间都要做好防触电的准备，以防被自己儿子各种实验设备电到。
这些实验虽然还在正常孩子的游戏范围内，但后来的布什内尔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无线电研究。他曾经将一个一百瓦的灯泡装在风筝上，专门在夜里放飞，试图制造出战斗机突袭的视觉效果。他甚至制造了一个液体燃料火箭引擎，将其绑在滚轴溜冰鞋上，而目的只是想让自己成为小镇上最快的人。
结果，这个实验差点把自家的车库炸掉。
长大后，布什内尔先是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就读，但因为成绩不佳，转入了犹他大学工程学院，并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从电子工程系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整个大学时期，布什内尔都沉迷在计算机机房里玩一款名为《太空战争》（Spacewar）的游戏。这款游戏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拉塞尔 (Steve Russell)、马丁·格雷茨 (Martin Graetz)和韦恩·维塔宁 (Wayne Wiitanen)等六个人发明的 （PDP-1 汇编语言编写，这几位后来在计算机系统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性电子游戏。游戏中，允许两名玩家各自用摇杆和按钮控制飞船，在太空中互相发射鱼雷对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vb4Hktv7U&pp=ygUNU3BhY2V3YXIgZ2FtZQ%3D%3D
由于当时能够运行游戏的计算机只有科研机构、大企业和学校才买得起，而一到暑假，学校计算机房就会关门，导致诺兰无法玩游戏。这种苦恼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这类游戏移植到电视机等更便宜的设备上，那不就能随时随地玩游戏了？
到了暑假，诺兰并没有闲着。他跑到马戏团门口摆地摊，销售口香糖等小商品，后来又到游乐场打工。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学会了中国象棋。似乎，只要是游戏，他的兴趣就异常的高。
1968年，布什内尔大学毕业，布什内尔希望能够到迪士尼工作，这样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遗憾的是，迪士尼拒绝了他的申请。
为了维持生计，布什内尔进入了一家名为 Ampex 的磁带存储设备制造公司担任工程师。成为上班族后，他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然而，制作游戏机的欲望让他愈发强烈。他，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1971年，英特尔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 4004，这是第一款用于计算机的四位微处理器，虽然只有2300个晶体管，功能相当有限，但这个消息让诺兰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用4004作为核心，制造出梦想中的“游戏机”了。
布什内尔的妻子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为了让他安心研发游戏机，她甚至购买了一张双层钢丝床让两个女儿睡上下铺，腾出小女儿的卧室给布什内尔当工作室，还把仅有的500美元支持他创业（这个妻子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于 1969 年结婚，但 1974 年离婚了，原因没搜到）。
在这个简陋的小工作室里，诺兰以微处理器为主要部件，添加了一些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配上19英寸的屏幕，制造出了一个投币就能玩的“大盒子”——“电脑太空”（Computer Space）。这个“大盒子”比台球桌等设备小得多，非常适合摆放在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供客人游戏。
后来，这种机器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 —— 街机。
这台街机上的游戏是布什内尔和好友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合作开发的，名字也叫《电脑太空》，可以说，其实是当年布什内尔沉迷的《太空战争》的街机版本。
随后，两人将这台街机授权给位于硅谷的一家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然而，由于游戏操作过于复杂，销量很差，这给了布什内尔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次失败，让布什内尔和达布尼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市场其实最需要的是操作更简单、更容易学习的游戏。
1972年，两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名为雅达利（ATARI）的公司。
起初，雅达利只是为其他公司设计游戏，比如他们的第一份合同就是为一家公司开发驾驶游戏。后来，他们聘请了计算机工程师艾伦·奥尔康（Allan Alcorn），决定自主开发游戏。
1972年9月，游戏终于完成了。
布什内尔和艾伦·奥尔康将这个游戏命名为Pong，名字灵感来源于击打乒乓球的声音。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两名玩家分别操纵自己的球拍移动，将屏幕中间的球弹向对面，只要一方没有接住，对方就获得一分。除了这些基本规则外，奥尔康还加入了许多创新想法，比如球在场上停留的时间越久，速度就越快；将球拍分成八段，每段反弹球的角度都不相同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ShX2pTz9A&pp=ygUEUG9uZw%3D%3D
不过，很多文章没说清楚的是，Pong 这个游戏是创作基础的，那便是“视频游戏机之父”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的“棕盒子”（Brown Box），这也导致后来Magnavox公司（奥德赛游戏机的制造商）起诉雅达利（原作者贝尔研发后，技术授权给了Magnavox公司），指控其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在玩过Magnavox Odyssey上的电子乒乓球游戏后，抄袭了创意并开发了《Pong》，诉讼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雅达利并未选择对簿公堂，而是向Magnavox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资料显示为70万美元，约合现今370万美元），并同意向其支付《Pong》的专利许可费和版权费，以继续销售游戏，而这个诉讼案也是电子游戏行业最早的重大诉讼案之一。而Magnavox公司也在此之后，陆续起诉了多家模仿《Pong》玩法的公司（如Bally Midway、Coleco、Mattel，甚至任天堂），并成功获得了巨额专利费（近1亿美元）。
Pong 做完后，布什内尔等人决定先将这台游戏机放到一家酒吧里供顾客试玩，观察大家的反应。
布什内尔几个人其实内心很紧张，害怕再次失败。结果第二天酒吧老板就打电话将布什内尔叫醒，告诉他游戏机出现了故障，要求他立即将这台“破机器”搬走。布什内尔害怕极了，立马赶到酒吧检查后发现，自己都无法将硬币塞进游戏机。
结果，打开机器一看，原来是游戏机的盒子里装满了硬币。
Pong一经推出，酒吧里的顾客就疯狂地爱上了它。
看到Pong如此赚钱，布什内尔决定趁胜追击，开始大量生产。然而，当时他手头资金不足，自己找了两家游戏公司谈合作都被拒绝。最后，布什内尔孤注一掷，向银行贷款才勉强完成了Pong的生产。
1972年11月29日，Pong正式发布。
而值得一提的是，扩张期间，雅达利的员工也增加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后来乔布斯创业时，曾找到曾经的老板布什内尔，声称自己开发了一个可以创造1000万美元利润的产品，希望布什内尔投资5万美元给苹果公司。布什内尔虽然欣赏他的想法，但还是没有投资。而乔布斯留给雅达利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写的工作备忘录（2012年，这张备忘录以275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而 Pong作为雅达利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游戏，几乎承载着公司所有人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当时测试Pong的那家酒吧在安装这台街机后，顾客数量大幅增加。Pong一台机器的收入就超过了其他所有娱乐设施（如自动点唱机、弹球机等）的收入总和。Pong 在市场正式发布后，两年内销量达到了8000台，雅达利的销售额也达到了1500万美元。
而英特尔发布的微处理器4004还没来得及引发计算机革命，但已经被诺兰用来让游戏机无处不在了，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们也拥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玩具。
但布什内尔的性格没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除了玩游戏和发明游戏外，对其他事情都没什么兴趣。而雅达利这家公司在硅谷也因此出了名，被称为“怪人和疯子的乐园”。
继火爆的Pong街机之后，雅达利于1977年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 —— 雅达利2600游戏主机。雅达利2600是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用游戏主机，堪称现代游戏机的鼻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所谓的家用游戏机大多自带显示器，控制器也集成在主机上。雅达利2600巧妙地利用电视机作为显示屏，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之前的游戏机游戏都固化在主机存储器上，一旦玩腻了游戏，主机也就失去了价值。而雅达利2600开发了可更换的游戏卡带，玩家可以在不更换主机的情况下体验不同的游戏。
从1977年上市发售到1992年停止发售，雅达利2600共售出3000万台，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大约每两台游戏机中就有一台是雅达利2600。仅1980年一年，它就为雅达利带来了接近20亿美元的利润。
但是，这笔巨额利润与诺兰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开发雅达利2600 游戏机总共耗费了七年时间。1976年，公司就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开发费用陷入财政危机。导致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给华纳，并与华纳签订了七年不竞争条款。由于当初合伙开公司时他占一半股份，所以布什内尔一下子获得了1400万美元。
华纳接手雅达利后，向公司管理层派遣了许多自己的人员，这也与布什内尔等人产生了巨大冲突。布什内尔最终选择离开公司。
此后的雅达利凭借雅达利2600以及从南梦宫购买的《吃豆人》，成为美国电子游戏行业的霸主，大量游戏开发商都在为雅达利开发新游戏。在1982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市场上就出现了接近一万款游戏。
然而，由于雅达利对自家游戏的管理极不严格，几乎什么游戏都能上线，导致大量游戏开发者热衷于开发同质化的垃圾游戏。连华纳自己也想赚快钱，利用自家的著名电影《外星人E.T.》制作了一款游戏，在圣诞节前开始疯狂打广告推广，但这款游戏却是一个开发时间仅为六个星期的粗制滥造产品。
虽然《外星人E.T.》在发布前广告投入不少，但游戏玩家可能已经被垃圾游戏整出了心理阴影。结果在本应大卖的圣诞节市场上，华纳准备的400万份游戏只售出了150万份。这些多余的卡带和其他存货，光是每天的仓储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华纳为了及时止损，最终在一夜之间让这些游戏卡带全部“消失”了。后来有新闻报道，这些游戏卡带都被华纳埋进了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垃圾填埋场，以掩盖这次巨大的商业失败。
这一事件被称为“雅达利冲击”，直接导致美国玩家对美国电子游戏厂商彻底失去信心。
而日本游戏行业趁势崛起。
1985年，任天堂在欧美开始发行NES（即游戏史上著名的红白机），凭借《大金刚》《超级马里奥兄弟》等经典作品，让崩溃后的美国电子游戏界重新焕发生机。
此后的美国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主要是索尼和任天堂两家日本游戏厂商的竞争。任天堂有NES这一王牌，后来推出了Game Boy，索尼在1994年也推出了PlayStation。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
在此期间，雅达利虽然陆续推出了各种主机，但完全无法与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对手竞争。
直到2001年，微软推出了初代Xbox游戏机，美国自己的主机行业才算真正迎来了复苏。
不过，这些都与布什内尔无关了。
离开了雅达利后，1977年，诺兰用手头的资金进行了又一次创业，开设了一家名为Chuck E. Cheese's的比萨餐厅。这家餐厅主打快餐与电子游戏、动画等娱乐活动的结合。在等待比萨烤制的时间里，孩子们可以用免费的代币玩游戏机，而父母则可以在旁边的房间休息观看动画。
1983年，雅达利因为“雅达利冲击”带来的巨额亏损进行了硅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裁员（共4000多人失业，不久后的1985年，英特尔裁员7200人则打破了这个记录）。
这时，布什内尔又跳了出来，他声称到1983年9月30日晚上12点，他离开雅达利时签订的七年不竞争协定就要到期，他打算卷土重来，再度生产游戏机。
华纳自然知道布什内尔的厉害，最后私下到布什内尔，给了他一笔数目不详的资金，保留了专利权。
巧合的是，布什内尔刚拿到这笔钱没多久，Chuck E.Cheese's 就开始负债，诺兰当年就辞去了董事长职务，选择了离开。
在自己的公司遇到危险时，布什内尔似乎永远是第一个“逃跑”的人，要不就是被迫离职，要不然就是主动离职。
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
2010年，布什内尔创办了教育科技公司Brainrush（头脑冲击），希望通过游戏改造美国教育，将枯燥的教育变成有趣的游戏，提升学习吸引力。
2016 年，布什内尔还涉足了手游与VR（虚拟现实）领域。
截至目前，布什内尔主要专注于教育科技领域，还致力于推动“抗衰老游戏”项目研究（帮助老年人维持灵活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游戏）。
注：很多人称呼布什内尔是“电子游戏之父”，但如果系统来看，真正的“电子游戏之父”是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而布什内尔是将这种娱乐带入大众世界的人。以后棱镜通讯会专门来讲一下威利·希金博汉（Willy Higginbotham）和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两位电子游戏行业先驱者、创造者。
作为游戏历史上的传奇，布什内尔可以说为游戏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一手创造了美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辉煌，在黯然退场后又继续创业，但每一次创业都始终围绕着“游戏”这个主题。
但他也存在显著的缺点，在战略判断和公司管理上过度自信，崇尚技术至上，导致一遇到市场竞争过热、泡沫破裂的时候，他的游戏公司就很容易迅速衰落。
但对于布什内尔来说，工作、事业甚至妻子都可以因为“不合适”而放弃，而只有游戏才是他终其一生都不会抛弃的东西。
这种对游戏的纯粹热爱，或许正是他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