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5 15:59:15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沉痛悼念戴逸先生》（2024年1月25日）。其中记载有戴公的生平，照录于此。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戴逸，男，汉族，1926年9月10日出生，江苏常熟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入北京大学读本科。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读研究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小组、清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78年被评为教授，1981年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后转为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至1987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
戴逸教授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都卓有建树，贡献巨大。195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即享誉全国，这是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早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为教材。1977年，受外交部委托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编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戴逸教授先后组织了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90年代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等，并先后主持编写了《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丛书。主要论文集有《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等，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戴逸文集》12种14册，汇集了其主要著述，约700万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清史学科发展轨迹，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戴逸教授长期呼吁国家编纂清史，并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之不懈努力。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教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二十余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推动《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序开展，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至2018年10月，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
戴逸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包括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等。
戴逸教授贡献卓越，曾被评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以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越南胡志明勋章。其学术著述也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为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戴逸教授永垂不朽！
2024-01-16 11:28:03
本文发表于《新京报》2022年4月22日。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64 pages. ISBN: 0520082869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ISBN: 9787214224866.
1980年代中期开始，以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两部曲的发表为标志，美国汉学界一度出现过一种研究倾向，关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领域、精英自治运动乃至“市民社会”的出现过程。在这一研究趋势中，最常被提到的著作有五部，分别是：
在这一史学潮流中，除最为引人注意的罗威廉外，接踵关注城市政治及其产生背景的研究，即为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该书脱胎于作者198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19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大众抗议》（Peking in the 1920s: Political Order and Popular Protest），1989年正式以著作的形式出版精装单行本，1993年又出版平装本。现今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成功弥补了关于中国城市政治史汉译上一枚“遗珠”的缺憾。
《北京的人力车夫》全书共分为12章，其中第1章近于背景介绍，第12章“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则属结论。本书的写作具有非常鲜明的结构性特色。全书将1929年10月22日人力车夫与电车公司的冲突（第11章）作为叙事高潮，在此之前的9章，则可以比作“人物登场”与“剧情发展”，是在给这一幕作铺垫。以此为线索，可以将全书（除第1章背景介绍与第12章结论外）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2、3章）是对人力车行业社会状况的鸟瞰。作者指出，人力车夫与乘客之间的阶级差别以高度具象化的方式呈现——衣服简敝的车夫在下挥汗奔跑，着装整洁的乘客在上安坐，也令这一行业处于社会矛盾显而易见的前沿地带，冲突频发。车夫面对车厂主的压力，难缠主顾的刁难，流氓、骗子和不法警察的侵害，严峻的生活成为团结与凝聚车夫群体的外部力量，这是车夫群体卷入城市政治的重要缘由。
第二部分（第4-6章）考察与人力车夫群体关系紧密的三类社会要素：市政管理组织（警察）、法团组织（商会）和新交通工具（电车公司）。其中电车公司最为重要。作为人力车夫最大的竞争对手，电车于1924年12月在重重困难中登场。商会以人力车夫的反对情绪为筹码，试图干涉电车公司组建；但在电车公司寻求北洋政府的支持后，商会又不得不有所退却。作者指出：“电车未能在1920年代树立起一种为足够多的人提供方便的清晰形象，从而也就无法摆脱诸如人力车夫迫害者、税收和公益负担的合适目标、洋人的危险发明，以及价值可疑的现代邪物等其他形象。”（p. 162）
在第三部分（7-10章）中，作者呈现出，人力车夫群体内部从“同行帮衬”的朴素情感纽带，向能实现更广泛动员的组织性联系过渡，为此，作者梳理了工会组织等市民团体作为商会等法团组织以外另一势力的兴起过程。在1920年代中期，通过效仿和渗透传统行会制度，工会这一现代劳工组织逐渐在北京取得了初步的地位（第7章）。这些组织的动员能力部分地源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如同乡会、茶馆等（第8章）。换言之，1920年代群众政治和团体政治的绽放，使得城市政治“不再只是精英仲裁和政府机关的专属领地”（p.226）。
这种城市政治的新趋势，在19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受到严峻考验。如1926年奉军夺取北京前后，面对抛弃现代政体基本原则的强横军阀，商会等法团组织在城市政治中的地位高度依赖于以往在北京市民团体中建立的权威（第9章）。奉军退出后，北京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法团及工会的权力网络则被卷入了国民党内部斗争之中，从而令城市政治呈现出另一面貌（第10章）。动员人力车夫，在北京是一个城市政治问题，而在北京以外则是国民党人争夺权力的问题。
1929年，随着电车公司公布“环路夜线”项目，电车与人力车的争端进入白热化。总工会中张寅卿一派试图打倒支持电车工人的掌权派别，对人力车夫一再加以煽动，传统行会、警察乃至市政府都逐渐丧失了调停的能力。结果是人力车夫发动大规模暴乱。历经多年培育的城市政治格局，有消减社会矛盾的“调停”的一面，但也有令事态升级的激烈一面。
在作者看来，民初北京城市政治是一种“错位的发展”。无论是北洋前期相对稳定的政府，还是后来的军阀及国民党“党治”的尝试，这些外在势力都试图强力干涉城市局势。然而，这些势力都没能将权力伸入到城市社会的迷宫中，从而一再在施展权力后转为守势，令城市政治中的既有秩序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沿着另一条道路生长，偏离图解式的“现代政治”而表现为复杂的面相。作者将这种既有秩序应对、吸纳新兴团体的冲击以维护权威的机制，称为“守势政治”（Politics on the Defensive）。
在这一机制中，一些地方精英一方面能够与更高级别的政治力量建立联系，又能“以当地的资源和支持为筹码换取更高层级特权和职务”，从而使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的政权“得以滑行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并能以最小的代价控制地方日常事务，从而获得最大的政治机动性”（p.331）。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的政治运动，未能直接孕育一场社会革命，在近代史叙事中被置于以农村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面，但它依然哺育了一种近代城市管理者-市民之间的交互模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控制城市提供了条件。
城市政治，在近代欧洲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启发了许多社会史研究者用城市中的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来衡量欧洲以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进程。本书也不例外。《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后，被列入了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这是本书在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定位。
1990年，罗威廉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一文即提到本书。罗威廉注意到史谦德对“官-公-私”三者作出区分，并且聚焦于“公”的范畴，也就是市民团体、法团组织及其实施动员的场所和舆论圈 。这也正是罗威廉在《汉口》两部曲中提出的研究路径：在官府和民众个人生活之间，通过寻找被称作“公”的空间，例如公共生活的场所、公共舆论的传播平台等，划定它们有别于“官”和“私”的界限，观察它们与社区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透视近代中国独立于官府以外的“公共领域”的存在。
史谦德的研究与罗威廉《汉口》两部曲的确有颇多合拍之处，他在书中提到过罗的讨论令他“受益匪浅”（p.194）。作者在论述市民团体的组织过程中，也强调，公共生活的场所如妓院、澡堂、公园等地点，是市民交换情报、议论时事的信息枢纽，并举1922年玛格丽特·桑格在北京演讲后其言论即得印刷流通为例，试图说明这些场所的公共性。
对史谦德乃至罗威廉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1991年，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召开的工作坊“中国曾经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吗？”工作坊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给予了批评。魏斐德认为这些讨论夸大了“公”的力量，以及“公”与“官”“私”之间界限的显著性。他指出，《北京的人力车夫》与罗威廉的论述有着类似的缺陷；正如史谦德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欧洲“公共领域”概念的成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剧烈两极分化之上的，而与此矛盾的是，北京的商人群体和商会都倾向于依靠政府权力，与国家并非对抗的关系。史谦德的修正是，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是有限的、“软性的”，并无明确界限 。不过读者大概不会对这种言辞上的修正非常满意。
今人阅读史谦德的研究，大约会得出与魏斐德相似的印象。诚然，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内的公共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史谦德将这种局限在学校内的动员机制扩大到澡堂、妓院等市民生活中的场所，未免过于夸大。事实上，作者并未真的拿出多少能够体现这些生活场所（尤其是在高校以外）实施动员的具体案例。作者也承认，车夫散居城市各处，彼此又有竞争关系，他们之间团结的纽带十分脆弱（65-75页）。这似乎并不能证明人力车夫暴动源自团体意识下的有效动员，更不能说这种动员源自“公共领域”对国家的反抗。
再如，作者对同乡会这一乡谊纽带给予厚望，但整个清代，旅京同乡组织虽然为成员提供羁旅京华的低水平福利援助，并且能够让其成员有一定的议事空间，但其广度十分有限。清末“公车上书”时粤东新馆的盛况，毕竟仅是个别事件。在这一点上，白思奇（Richard Belsky）在《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的思考值得重视，会馆的政治功能更多表现为两点：
换言之，同乡会馆的作用，应置于国家内部看待，是国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问题，而非对国家权力的制衡。
正如杨念群指出，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应当谨慎地辨析中西语境差异，全面地检视经验论据，评估历史场景，以期解决西方地方化经验普世化“削足适履”的矛盾 。有鉴于此，史谦德在本书中的叙事图景，恐怕更应视为一种讨论的起点与尝试，而非理论上的“定论”。
治北京史者都会意识到，虽然北京历史悠久且辉煌，文献掌故众多，但作为一座典型的建制城市，如何能够从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找到她的特色，如何能够发现北京在作为“中央”化身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以外的意义，如何能不把北京史书写成一部王朝更迭史，始终是研究中的难题。
北京史最明显的生长点，便是北京城中大量的古迹，它们是城市历史的具象化沉淀，同时又是历史掌故的发生场所，代表着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色。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城市历史地理、历史建筑、历史文物为中心，书写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便成为北京史最重要的一种叙事取向。早在1949年，侯仁之先生《北平城市地理》作为北京城市史研究的开创作品，便以此路径展开。此后如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也是从城市寺庙的角度透视城市社会的组成形态。相比于史谦德的研究，韩书瑞涉及的时段更早，跨度也更长，并未像史谦德一样急于考察城市政治中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与协商，而是考察寺庙作为政治秩序的文化符号，以及城市社区的公共场所的特殊作用。国内这方面的新著尤多。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围绕城市古迹、“三山五园”等园林景观书写文化史。
与此相比，从传统或近代的北京社会入手，考察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城市政治，相对来讲难度会更大一些，史料上的局限，对研究者来说不容小觑。早年研究者如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即有此憾，史谦德的研究大多采用当时《益世报》等报纸登载时事作为案例，但对民国北京报纸有所涉猎者，想必都会理解，报章所载颇近今日之“社会法制新闻”，会突出其中猎奇冲突的情节，作为现象分类展示尚可，但难以深作推求。今天的北京史研究者大多可以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等较为系统的史料来弥补报纸的不足，较之史谦德的时候已经颇为改善。近年来出版的“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系列，即属结合多种史料，书写北京社会的专题著作。
在明晓以上两种研究路径的特点以后，再来评估史谦德的著作，会意识到其中种种不易及突破之处。《北京的人力车夫》并非如史明正及其同时期的社会史著作那样较为明确地书写一部“现代化”的故事。相反，史谦德很明确地指出了“新”和“旧”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电车并非一路凯歌地顺利替代人力车，新社会团体也并非单线地取代旧有行会，正如民主政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机制的死亡一样；同时，作者最终的立论，也建立在能够利用传统政治资源、动员仍然被传统机制控制的人群的精英之上。这令作者的论点超越了同时代的“现代化”叙事，而进入了中国近现代史更为多元与复杂的理论领域。后来周锡瑞编纂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另一著名作品《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与国族身份，1900-195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时，史谦德在结语中也仍然坚持了这一看法。
虽然史谦德将北京特色文化场所引入社会史的努力，有一些不够妥帖之处，但他对城市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尝试作出论述，这方面的努力可说是时代先声。后来的研究者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将目光投向1920年代末、失去政治中心的光环以后的北京，更多着意于城市文化风貌中“非古迹”的“气质”，如回收二手货行业、“庙市”等平民生活中的特征性元素。尽管董玥和史谦德之间的差别颇大，但从社会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加以透视，会发现二人都在试图结合两种不同路径，将社会或文化的研究资源哺育对方，而非仅“就古迹谈文化”或“就报纸谈社会”。再如新进研究者墨安屴（Emily Mokros）《晚期帝制中国的京报：国家新闻与政治权威》（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也是以“非古迹”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考察北京城市在政治现象中的角色。它们都是北京史研究方法中推陈出新的代表作品。
史谦德的著作出版后，成为了北美汉学北京史研究的一个标杆，受到韩书瑞等后来人的盛赞。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很少见如本书一般，在叙事上精巧设计，将一件城市暴乱事件嵌入城市政治的图景中，为其撰写一部历史的脚本。写作上追求结构性，当然不免贻人“削足适履”之讥，但平心而论，作为读者而言，这种阅读体验上的提升较之对周详的追求要显著得多。在作者笔下，1920年代的北京宛若一出话剧，主角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配角警察、法团和市民组织，反派则是电车公司，他们一起将剧情推向高潮。相较于我们通常认知中以农村革命为主旋律的近代史，这一出城市政治剧却也提示出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史谦德的这部著作虽然诞生于三十多年前，今日再读，仍然会为其中的种种思考而产生共鸣——无论作者的尝试是否切中肯綮，这大概便是本书的魅力，也是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城市政治史这一学科的意义所在。
2024-01-16 11:17:12
本文系与江晓成合撰《清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评和卫国〈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发表于《清史论丛》2023年第1期，社科文献，2023年）一文之第三节“借景观山：‘重提政治史’的方法论对话”选段。这部分敝人贡献多些，贴上博客来。
所评图书为和卫国《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道义与政治》一书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在贯彻“问题意识”的同时，还有着非常鲜明的“方法意识”。作者引述了杨念群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政治史的边缘化，并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而是政治史“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 。作为对这一边缘化危机的回应，本书绪论中表达了对于清代政治史的方法论期望：打破原有思维定式，“积极探寻政治演生的基本逻辑，探讨政治史研究如何更好地与政治本义相契合”。
作者亦积极践行这一方法论传统。本书中将“乾隆朝大规模积贮养民视为一个‘活的’政治过程”，“其产生、发展、演变、结束，无不体现着各种政治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第12、13页）。作者将这种方法论概括为三点：对焦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关注地方政治生态及其相对独立性，强化历史参与感（第13-16页）。总之，作者对乾隆朝常平积贮这一国家治理典型个案政治过程的研究，背后关怀则是多年来对如何“重提政治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持续思考。
同作为对“重提政治史”这一治学理念感兴趣的研究者，笔者认为《道义与政治》中所体现的方法意识，颇能体现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研究的差异。近二十年来，秦汉史、唐史、宋史等断代史领域，对于政治史的拓展，都给出了各自的创新性回应。例如邓小南在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中提出“‘活’的制度史”这一理念，在多个断代史领域引发了广泛响应。 根据张祎的看法，“‘活’的制度史”的理念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结合“过程”、“关系”和“行为”三重视角，其二是选择“文书制度”“信息沟通”等议题。其中对“过程”的关注，延续了制度史关注制度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传统，更加强调时段的切割与制度演进的阶段性。 与这一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的是，面向政府如何利用行政文书来沟通信息、划分权限，进而处理事务的研究，即基于古文书学对古代国家“政务运行”的探讨，方兴未艾 。
重提清代政治史，一方面必然要从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对政治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研究理路上也势必要基于清史史料学与问题意识，体现出清史的特色。例如，同以“过程”来概括对于国家政治行为的某些关注点，但《道义与政治》与其他断代政治史研究内涵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和卫国所谓“政治过程”指国家政策从酝酿、决策、制定到推行的过程，是国家治理与权力明暗交互的时空场所。 它面向的是朝廷“大政”或其中的某一类政策，而非制度或文书。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兴替、文书流转、信息沟通与政令往来，只是“政治过程”中诸多要素的几种常见形式。类似的用法，在新进研究如袁飞对嘉庆时期漕政的研究中也能见到 。这一差异的背后，部分原因是清史和其他断代领域对古文书研究的方法论差异。清代行政文书的实物保存数量远多于其他断代，不太可能件件详考；清代政治史中对行政文书的利用，往往建立在任青、庄吉发、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等人针对清宫档案较为成熟的整体研究 之上，文书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便要淡化很多。另外，清代政典类文献如《大清会典》及则例等基本完整地流传了下来。这令研究者可以比较直接地接触到清代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对制度细节作文本考证的需求大大降低。故而清代政治史研究可以将焦点从具体的制度规定、文书流转等单种或数种历史要素上暂且发散，重新聚焦于更宏观的、由“简并”（Degenerate）的复数历史要素组成的“过程”。
清史较为丰富的史料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历史中的“人”比其他断代要清晰得多。门类繁杂的史料如中央档案、地方文书、科举录、方志及种种稀见史料，揭示了更多不同性质、不同身份的，或个体、或群体的“清朝人”的事迹，这些事迹又形成了关于清代政治中主体（国家治理或权力斗争的实施者）和客体（国家治理或权力斗争的作用对象）的历史认知。也正是因为“人”的面貌变得清晰，权力与支配关系在历史“舞台”上被“演员”把握的情节才趋于明确，政治史的主体性才能更加强化。
不过，就政治史与社会科学方法相对话之处，笔者仍有一定的保留意见。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述，《道义与政治》一书在立意上与社会经济史视角下的仓储史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写作时也表现出了对社会科学概念的谨慎态度。例如在绪论中，作者在表述自己对国家治理、政府职能的认识时，明确地主张应以《清经世文编》“六政”的划分作为分类学标准，杂以“盐政”、“漕政”等具体“实政”领域，试图淡化经济史、文化思想史、工业史、水利史等由现代学科体系所厘定的分类学概念（第14页）。作者在研究中，亦反复提醒不宜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术语、理念框定历史（第199、257、261、271页）。
诚然，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对政治议题本土性、内生性的发掘当然重要。但最近数十年来历史学多个领域的研究实践，业已体现出了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蓬勃生命力；清代政治史在追求整体化、系统化的路径上，也肯定要从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中借力。尽管作者并未从经济史的视角审视仓储政策，但毋庸讳言，清前期仓储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热门议题，来自灾荒史的关注固然不可或缺，魏丕信、高王凌等人试图以仓储问题考察清代国家能力以及社会福利水平，这些研究对于仓储问题的讨论也都是有贡献的。事实上，作者着力点之一“国家治理”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不断凸显其理论价值，便与政治学界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耕耘、最终形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本书的论述来看，“国家治理”的内涵与“六政”的分类学也并不冲突。
推而广之，即便同样是在官僚政治的议题之内，作者研究的18世纪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完全可以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主题形成直接对话。在社会学家周雪光的最新研究中，他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概括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并以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要线索分析解决矛盾的应对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允许地方在统一决策之下的某种灵活执行、运动型治理等。 作者所论常平积贮政策在乾隆朝的推行恰也是一种典型的“运动型治理”，而且所论制度运行中的央地关系、地方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地方官僚制度的合谋现象等问题与周雪光的研究颇多共鸣。显然，虽然时段不同，但中国国家治理面对的问题和解决机制在纵向上却高度相似。作者若对相关理论妥为借鉴或予以反思，其结论必将溢出专业领域，无疑能够增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力。
2024-01-15 22:54:22
本文已发表于2024年1月6日《上海书评》。
《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黄丽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472页，88.00元。
清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架构单元是“衙门”，例如《大清会典》的组织体例便是将国家大政分解为归口不同衙门的各项事宜，然后分门别类，按照不同衙门的排列顺序介绍国家行政的基本规章制度。这一认知框架也影响了清代政治制度史。对于学习者而言，以衙门职能为顺序来了解清朝政府框架，几乎是学习清代政治制度史的必要路径。然而，虽然作为单元的“衙门”在清代政治制度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某一衙门及其下属官僚群体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却并不甚多。个中原因十分微妙。
清代中央部院衙门中，内务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既是一个事务繁杂的职能部门，同时又代表了八旗制度中的一类“皇帝世仆”政治身份，在“因事而设”与“因人而立”之间游走。因此，想要系统地在清代政治制度中考察内务府，必须要同时兼顾两个视角，这固然能揭示清代政治制度中“家”“国”交叉的面相，但研究的难度亦可想而知。已有研究多以《大清会典》等官修政典、正史等为据，描述一种框架性的“制度”或结构性的“运行”。近年的新研究，如赖惠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及青年学人王嘉乐的研究，更多依靠财政这一视角，以“皇室财政”的角度来考察内务府在清代国家制度中的地位；此一角度固属另辟蹊径，但在内务府“家”“国”两种政治属性这一根本议题上，显然还是问题的侧面而非正面。在这一点上，学界需要的是一部比较纯正的、一定程度上脱离《大清会典》框架的社会-政治史，重点应放在官员与权力运使上，关注清代国家如何在官僚制的框架之中实现家产制的目的。
《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即为这一类正面论述的最新尝试。本书脱胎于作者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此后屡经修改，补入了新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等内容，最终于2020年以《化家为国》之名由台大出版中心单独出版，202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勾勒官员群体特征：第一章初步介绍内务府组织沿革及下属包衣旗人的组成；第二章考察内务府堂官——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选任；第三章介绍内务府挑补包衣当差的机制，亦即在“体制内”获得第一份工作的过程，包括两种重要的出仕途径：在官僚体系中挑补笔帖式或司员，或在旗务体系中挑补兵丁及其他差事；第四章则将目光投向出仕之后的长期仕途，即官员如何考核、如何迁转。
下编则关注清代官僚政治框架下内务府官员的角色。第五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最重要的一项京外职任，即出任各地“税差”，包括管理盐务的巡盐御史，江宁、杭州、苏州三织造，以及淮安关、粤海关等重要榷关。包衣旗人出任此类官职，一面管理各处税关事务及款项出入，一面承担办理宫中贡物、宫中器物变价等事，同时还可能负有监督地方官员、调查收集地方情报等“皇帝耳目”的责任。第六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旗人参加科举的途径与机会，着力探究在科举制这一“选贤任能”的主要途径之中，是否有包衣的一席之地。作者于此章之中遍历包衣之中种种不同的旗下身份，逐一考察各类身份是否拥有参加科举的权利。第七章考察除科举以外清代另一选官途径——捐纳制度中包衣旗人的身影，观察包衣旗人以报捐笔帖式乃至中级司官改善仕宦处境的手段。另外，本章还关注到内务府旗人主动或被迫（被摊派）向朝廷捐输家产的种种情况。
就研究内容而言，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本书完整地考证了清代总管内务府堂官的年表。内务府的长官——总管内务府堂官履职的年表，是内务府权力结构最基础的一种体现。然而，一方面，总管内务府堂官并无固定员额，往往由部院大臣兼领，多人同时任职，官员有增有减，较难兼顾；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考，拥有“总管内务府”头衔的官员现有几种清代职官文献如《清史稿》职官年表及钱实甫编纂的《清代职官年表》均未覆盖内务府大臣。强光美在硕士论文中由清代官书史料整理形成《清代内务府大臣名单一览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于此做出了更加谨慎的努力。考虑到内务府大臣复杂的任职情况，作者在史料选取上并未局限于官修史料中的堂官任命记录，更扩大到内务府题本档案中的衔名记载，以便确定多位堂官同时任职的情况，也进一步厘清了如乾隆时期李质颖等具有总管内务府头衔、但并未行使职权的官员的情况。作者的这一考证努力，形诸书后附录《清代内务府总管堂官年表》，颇可补《清代职官年表》之不足，可以成为日后考察内务府高级官员的名单资料。
第二是研究中对内务府官员仕宦的诸多统计工作。例如，第二章中，作者分类统计了内务府堂官的出身情况，由此注意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侍卫出身人员及外戚人员的比例大幅下降，而拥有科举功名、以笔帖式出身人员的比例大幅提高，而且很多官员由领班司员——坐办堂郎中擢升。作者将这一倾向称作内务府堂官任命上的“文官化”的趋势（126页）。这一工作体现出，内务府堂官作为连接皇帝与包衣、宫廷体制与官僚体制最关键的职位，其任职人员的政治属性在十九世纪的变化。作为一种通行印象，总管内务府堂官作为替皇帝管理家事的奴才，得任是职者，与皇帝的人身依附关系应是首位的，而个人官场资历则是次一等考虑的对象。康雍乾时期的内务府堂官遴选标准，也确实存在这一层倾向。然而，嘉庆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务府堂官具有科举头衔或笔帖式等文官资历，体现出文才或行政能力在内务府堂官人选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而人身依附关系纽带反而逐渐居于其次。
再如，第七章中，作者利用内务府档案中的“捐输册”，统计嘉庆道光年间六个捐纳事例中内务府包衣旗人报捐项目，由此体现包衣们以捐纳入仕时的具体策略（358页表7-4）。这一统计工作显示，内务府人员在捐纳官职时，有着两种较为稳定的倾向：一为，报捐笔帖式以便完成“起家”的过程，由无官职的闲散人员到“有官可做”；二为，报捐在外文官，分发各省补用，以便获得具有实权的官职和收入上的优势。与此相比，报捐京内部员者十分稀少。嘉庆时期尚有不少包衣试图由笔帖式捐升六品司员，至道光朝也基本消失。笔者亦曾关注清人典型的仕宦路线，大体而言，属意于京内职务者，除因科举优胜、得跻清阶以外，一个重要的动机便是在有家族财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官员希冀能够以京内职务为身份活跃于北京官场，并不急求外放。例如乾隆初年在盐商家族江氏子弟江菼，在担任内阁中书期间积极为家族的盐商事业争取保护伞，并因此而得罪；关于这一案件，吴玉廉在《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一书中有所提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71-73页）。显然，对于生长于京师、人际关系深植于旗人社会的包衣而言，他们无需依靠中下层京官身份来为自己在北京的社会地位增光；倘若内务府内升迅捷，包衣尚且愿意报捐司员以寻求仕进，但若内务府司员升迁壅滞，那么包衣们就基本不再关注京内职位了。对包衣而言，尽管他们有着皇帝世仆的政治身份，但捐官的最大动机始终在于获取实际的利益，这种心态与外间民人报捐并无二致。作者的这一统计工作，非常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十九世纪上半叶，亦即嘉庆道光之际政治、社会变迁有着强烈关注，并且成功地将这种研究兴趣付诸实践。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强调的，嘉道之际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面相是，官僚体制权力不断扩大，皇帝在保有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权力的同时，因应于时代脉动，设计出更加完善的制度，并更多依赖制度以实现更好的治理（13-15页）。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变革，与乾隆时期“宸衷自裁”的局面颇为不同，臣民对皇帝的决策有着更加明确的预想（或许可以形容为有着更强的“确定性”）；这种变革无法用“嘉道中衰”的惯常叙事加以形容。为此，作者从多方面论述这一变革在内务府制度变迁中的体现。第二章中内务府总管堂官的遴选标准由君主私人向包衣官僚的变化，第四章述及内务府官员考核与迁转逐渐依靠完善的考课制度及堂官的斟酌，而非官员与君主的私人关系，第五章谈到十九世纪包衣税差承担的公开职事（如办贡）和秘密差事（监察周边官员、收集地方情报）都面临收缩，部分盐政与榷关事务交由地方督抚办理，甚至出现依靠地方督抚监管包衣税差的现象，都体现出嘉道年间一种作为“日常”的官僚体制逐渐替代了围绕君主个人意志而形成的“家产制”权力机制。以往对嘉道之际政治制度的探讨，流于浮泛者多，而能以具体制度变迁较为翔实地表现这一“体制扩张”历史进程的研究，似不多见，作者的研究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很明显的是，《化家为国》无论从史料还是分析视角来看，仍是在制度史框架下的研究。作者在考察内务府包衣官僚的时候，主要所依靠的仍是官修史籍、政典文本以及中央行政档案文书。在考察官僚群体时，作者较多关注的是他们仕履上的出身与关键节点的情况。这种研究思路，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者十分熟悉的。但坦白而言，同为较多利用政治制度史研究框架分析官僚群体的研究者，笔者对这一研究思路的限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此就本书中的若干弱点阐释一二。
严格来讲，制度史与官僚群体研究是存在不匹配之处的。制度史的基础在于静态的规范，尽管研究者往往着眼于这些静态的规范如何在稍显动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有怎样的意义，但它的底色仍是静态和高度结构化。然而，官僚群体研究实际上面向的是人群，即便仅关注其政治面相，仅靠官方视野下涉及相关群体的制度规范，以及政典中提到相关群体的只言片语，是否能够揭示一群官员微观上多元、宏观上有序的某种政治取向？这种研究方式在较为初步的“投石问路”上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研究内容与框架抬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写作上的瓶颈便会浮现。
就笔者自己的研究经验而言，以制度史角度检视官僚群体，有两种比较泛常的切入方式。一种是梳理人事管理制度，描画国家体制形塑出来的此类官僚的身份。《化家为国》的上编即循此路径展开。另一种切入方式是，根据政典、档案中提到相关群体的语句，揣测官员们在某些时间节点的生活状态。例如清代翰林官员研究者经常引用《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九年的一条上谕“翰林官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来论证此时翰林官群体政治地位较低、清廷怠慢文人。诚然，这一切入方式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对政令中的少数片断作逻辑上的放大，不足以反映历史真实。除此之外，随着官员履历史料近些年的披露，考察官员群体宦途的研究逐渐浮现。这些研究一般依靠档案、题名录与官修史料中的任职记录，追踪典型案例的仕宦轨迹，以此描画官员群体的政治生态。《化家为国》第六、七章即不乏此类研究路径的实践。
以制度史的学术传统而言，追踪官员个人仕宦经历，已经属于较为具体、较为切实的研究路径创新了。然而，这一研究路径在实践中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清代人事任用制度所产生的官员履历，主要包括的信息仅有出身、任官经历和若干任官资格信息（如捐花样、分发、降调处分等），功能上虽然能够达到描画宦途的目的，但从阅读体验上而言，往往并不能对官员本人的生活或精神状态给出足够打动人的描述。例如经常被引用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笔者随手从中检出一条：“牟錝元，正白旗汉军人，年五十七岁，由监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总河齐苏勒大计卓异，三年九月内补授江南淮安府宿虹同知，四年正月内补授山东济阴道。”（第1册第14页）读者除了知道此人做过同知、道员以外，似乎无法进一步解读此人究竟宦迹卓著（或不卓著）到何等程度。可以看到，这种人事任用文书的信息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即便连缀考证，描画出典型官员的宦途，在缺乏对比对象的情况下，亦难以令读者领会其中奥妙。
这也是《化家为国》一书利用官方史料试图体现官员政治或社会地位时所遇到的问题。本书在介绍人事管理具体制度时往往举出具体人物作为例证，但这些例证涉及的人物，对读者而言多属陌生，也就不太容易进一步对这些制度所形塑的官员政治生态有比较实在的认识。尤其是，作者选择了一种结构性较高的篇章布局，对内务府官僚人事制度有比较广泛的覆盖，也就涉及更加复杂的制度运作情况，对每种机制、每个例子所能投入的精力也就更有限度。有些例子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例如作者在介绍包衣以科举入仕和内务府内升两种途径之间的冲突时，提到了光绪十八年进士延燮的例子，此人一面备考、一面在内务府排队候补道员职缺，竟在将到班时得中进士，旋又在翰林散馆考试时因成绩不佳而归入进士班铨选，仅得知县（308页），可称不幸。但像这种戏剧性较强的故事在全书中是很少见的。更多的例证段落，更类似于第四章谈到京察一等对仕途影响时的一组案例（226页），读者仅能知道这些人物在京察一等以后获得升迁，但究竟京察一等意味着什么、优升又优在几何，恐怕并未传递给读者。
笔者的看法是，制度史视野实际上成为《化家为国》推进自身论述的瓶颈。平心而论，《化家为国》应属以追踪官员履历做官僚群体研究的较为成功的尝试，作者将重心仍置于制度的语境中，强调结构上对内务府制度多方面的覆盖，令“读者对例子不熟”的阅读体验问题稍为缓和。但也正是这种“成功”，体现出了这一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度，亦向政治制度史研究同仁提出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展现官僚的政治生命？如何展现官僚群体的政治生态？或许在这一点上，结构上的规整与问题意识的突出，彼此的扦格是一个大难题。
谈到内务府研究，一个必然会谈到的议题便是它所象征的君主在体制外拥有的政治权力。确实，内务府包衣旗人是清朝君主在官僚体制之外伸张权力的关键群体，而内务府掌管的庞大产业，承担的复杂职事，则为皇帝遴选亲信，维系包衣在政治机器与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张勉治（Michael Chang）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径直将清朝皇帝动用官僚体制之外实施统治视作韦伯“家产制”权力在清代的反映。其他研究者虽然不一定认同“家产制”的表述，但往往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君主与大臣：清中叶的军机处，1723-1820》中，探讨军机处权力的来源时，使用了内廷机构的“法外活力”（extralegal dynamic）一词，表达的事物是相近的。不过，这种将内务府包衣旗人政治身份看作君主权力资源库的观点，存在一个明显的弱点：如果包衣旗人对于君权如此重要，那么他们在内务府体系中的仕途，是否都是围绕君主活动展开的？以往政治史的解读，倾向于认为这些皇帝家仆的政治身份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并进一步认定，内务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背后是君主权力在为之背书。而笔者在阅读《化家为国》一书之余的思考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如此绝对，内务府包衣旗人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政治利益，而君主权力的伸张则只是对它的选择性利用而已。简而言之，包衣旗人的个人身份，其存在可能要先于君主权力代理人的身份。
《化家为国》揭示了内务府包衣旗人的三种晋升途径：府内当差、科举、捐纳。其中，挑差是包衣旗人在八旗体制中所确定的晋升途径，也是包衣们保持自身政治身份匹配（旗籍与职位同属内务府）的主要方式。而科举与捐纳出仕，则并非由八旗制度框架所确定，而是由另一套清代官僚体制对普通人开放的、较为广泛的安排所提供的晋升途径，或多或少带有一点“个人权利”的意味。因此，挑补差事与科举、捐纳之间，便存在一种政治身份框架内外之间的张力。而由《化家为国》的论述来看，可以看到，包衣旗人在经营个人事业时，其选择是非常现实的，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家族的利益。清前期内务府内升较为迅捷时，包衣们便倾向于考取内务府笔帖式、库使等职位，盖因“府内挑差考试的考试内容或补授门槛均低于科举”，“清初内务府笔帖式、库使的挑补考试向来独立举办，竞争者也较少”（138、139页）。但若从君主的一侧来考虑，君权代理人所需要的是为皇帝尽心效力的家仆，需要包衣们更重视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这与包衣们的政治算盘是矛盾的。
如果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看到，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包衣旗人的个体独立性有着更为多元的表现。例如，总管内务府堂官的人选中旗籍科举精英比例的上升，证明了君主对于包衣善于经营自身政治资本的认可。再如，笔者在研究康熙、雍正时期中枢机构之一“批本处”时注意到，批本官员中，受过一定教育、拥有一定个人文化素质的包衣如杨万程、来保等，较之单纯侍卫出身的人员要更活跃。皇帝在遴选近臣时，往往也是在忠诚的基础之上随才任使，选拔足堪驱使的包衣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甚至，在人事活动以外，财政活动上竟也有些类似现象。本书第七章谈到乾隆以后皇室工程向内务府包衣旗人摊捐款项，这一现象在康熙后期已能见到（可参见王敬雅《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清史研究》2023年第5期）；包衣的腐败，源自制度以外的自利行动，而皇帝从中攫取皇室经费，是自利行为的结果，不能视作包衣代理皇权的一部分。
这也是《化家为国》研究的意义所在。这一研究在结构上的广度，令包衣旗人官僚多元的政治活动得以同时展现，进而令读者明确包衣旗人的政治能动性，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如制度史所提示的那样为君主效力犬马，而是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的。因此，在判断清朝国家权力结构时，必须要注意到这种“人”的因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一直有着“内廷-外朝”的分野，经典解释之中经常将“外朝化”看作某种必然，但《化家为国》所展示的内务府体制“外朝化”进程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相。在这一进程中，“外朝化”的趋势有着复杂的背景，包括包衣生齿日繁，君主与包衣的关系因时而变，国家权力的逻辑发生转变等等，同时也有着多变的表象，如包衣个人政治选择愈发重要，内务府堂官出身愈发“文官化”等等。作为本世纪史料大量披露以后政治制度史领域中涌现的第一批面向清代特定衙门的长篇研究之一，《化家为国》显示了在一定广度之下政治制度史的丰富程度，也必将引领下一时期人们对清代政治的更多思考。
2023-01-25 10:41:0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于2022年7月正式启用东城区祈年大街的新馆。新馆在硬件设施和查档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也意味着过去几年里基于西华门内旧馆的查档经验基本不再适用。本文将基于笔者半年来若干查档经历，简单介绍现在查档的一些经验，以供各位春节后可能能自由活动开展研究的读者参考。
我不是一史馆的工作人员，本文在细节方面尽可能与一史馆官方口径作核对，但恐怕不符之处仍然难免。欢迎读者对其中舛错进行指正。
到馆需要预约。可预约未来一周的日期。
一史馆提供官网、微信公众号“皇室宬”和小程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个预约办法。大部分遵照网站指示即可预约。例如官网首页选择“服务”-“预约服务”-“预约查档”，登录后选择查档日期即可。经测试，小程序预约最为便捷，推荐可以正常使用微信的用户使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预约时一定要从“预约查档”入口预约，不能从“预约参观”入口预约。
新馆现在每天至少有60个座位，号源充足。旧馆“一号难求”甚至要用脚本抢号的窘况已经成为过去。日常查档一般提前一两天预约即可——当然如果事情重要的话最好提前一些。
新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祈年大街9号。倘若坐地铁的话，有三种方案可供参考：
其中第一种路线有以下两点不便：
也可以乘出租车直接开到门口。但这段路不方便停车，如果要乘车离馆的话建议尽量缩短司机师傅等候时间。
一般工作日都会开门。临时闭馆前会在微信公众号“皇室宬”上发布通知。
早上8:30开馆，下午16:15左右开始离馆提示。中间可以出馆，但需要再次安检。
此外，2023年1月开馆后，暂时要求每日12:00-13:00馆内消杀期间读者必须离开阅览室。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出去吃饭。
入口处要刷身份证，检查随身物品和人身安检。除常见危险品外，安检的重点是充电宝、食品和书本纸张。充电宝对容量有要求（似乎和机场一致，我的20000 mAh的能带进去）。纸张内容似乎只要不是传单或广告之类的就可以，一般的研究笔记应该没啥问题。不能带入食品，连压缩饼干也不行。饮料一般可以带入。
进入大门后，左转上电梯去六层利用区。从六层电梯出来，右转进入一个签到室签到。
如果你是今年第一次到访，那么需要在签到台填写申请表，内容包括研究题目（博士研究生填写论文题目即可）和利用范围（一般填写若干全宗名即可）。填完表之后会给你一个读者ID编号，用来登录馆内阅览系统。ID仅限年内有效，年底会统一失效（所以每年第一个工作日会有抢头香的彩头……）。搬到新馆后，一般查阅和摘抄工作无需提供介绍信（但复制档案仍然需要介绍信）。对于市民研究者和[由于单位奇葩行政原因而]开不出介绍信的研究者来讲，重大利好。
对于同年之内再次到访者，直接到这个屋里告知馆员你的姓名，说你要签到就好。
完成签到后，将大多数随身物品寄存在电梯厅左侧的存包柜。注意这是个自动存包柜，每次取出物品时都要全部取出、重新寄存——非常怀念旧馆的老式存包柜，可以借机tk大牛……阅览室不允许带包和饮品进入，因此大多数东西都要塞进寄存柜。我一般只带一个文件夹和一个活页本。工具性质的资料会预先打印出来或者是用离线文档存到手机里。
搞定寄存后就可以去阅览室了。从电梯厅左方的走廊过去就是阅览室。
阅览室门口可以放杯子。
目前手机和充电宝是可以带入的。
由于无法带入任何食品，对于计划全天查阅的读者，建议中午出来吃点东西。东侧的“新活馆”商厦里有“眉州小吃”和麦当劳。其他吃的好像都有点远。新馆不再提供盒饭。
馆内提供直饮水，有开水和温水两种。提供纸杯，但还是建议带个杯子进去。有饮料自动贩售机。有咖啡机，但味道不甚好。东侧“新活馆”商厦南侧往东走有个星巴克，可多加利用。附近也有瑞幸，但要走几步。
阅览室提供PC终端。从馆内PC终端输入读者ID编号登录馆内阅览系统，即可检索档案目录、阅览档案。除少数档案需要馆员提供微缩胶卷外，绝大多数通过阅览系统查到的档案，阅览方式都是直接在系统里浏览档案的图片（一史馆习惯称为“电子档案”）。读者可以用纸笔摘抄，或者使用阅览系统自带的一个摘抄功能，对着图片打字录入。（跟旧馆差不多。）
馆内大部分可利用档案的目录可以在官网的“查阅”-“资源检索”功能里检索。来馆前可以预先搜搜看，圈定一个检索范围，甚至编好查阅目录、绘制打印提炼信息的表格，来提高阅档效率。目前似乎只有内阁全宗的“北大移交题本”分类还没有在线目录（但其实也不太影响，“北大移交题本”由于历史原因，检索目录里的题名字段不太能反映文书内容，几乎只能一件件点进去看）。
摘抄功能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文本字段；比较明显的盲点是换行符会被直接无视。有人说曾经触发过系统问题导致摘抄内容保存失败，建议先用PC终端上安装的WPS摘抄再拷进去。PC终端会定期清除数据，输入法里的自造词都会被清空，这意味着搜狗拼音输入法输入效率会很低；会五笔的朋友们明显录入比拼音输入法顺手。（这一点上十分怀念旧馆。旧馆的PC终端多年没有清理过数据，搜狗词库已经被无数秃头博士生调教得得心应手。）
每天闭馆前，去阅览室服务台拿个摘抄登记条，写上馆内ID号码和邮箱，馆员会把当日利用馆内摘抄功能摘抄的内容发到你的邮箱。对于大多数阅览系统中“电子档案”（不知道这是啥的人查找一下全文哈）的摘抄，输出内容包括摘抄日期、具奏人姓名、具奏人头衔、题名、原纪年、摘抄内容。但不包括全宗名和分类名。如果你经验丰富可能能猜出来02-01-02是内阁全宗北大移交题本，但如果没这么老练的话，最好在摘抄内容里记一笔。摘抄内容是唯一可以定制的内容，可多加利用。
个人观点，工作效率：馆内摘抄功能≈提炼信息填表>手抄。因为手抄回去还得录入。
每年可以申请复制若干件档案。在服务台拿申请单填写档案信息，并且在查阅系统里提交相关申请即可。详情请询馆员。拿到的复制档案是加密了的图片，需要使用馆方提供的特殊阅读器才能打开。似乎这个阅读器只支持Windows系统。
理论上馆员有权审查你摘抄和复制的内容是否符合利用范围。但低调一点，一般没事。一史馆馆员素质很高，对于常驻且懂行的读者，她们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是非常热心帮忙的。当然，对于“明显不在状态”的读者，馆员也很难从最基础的历史知识教起。
阅览室禁止拍照摄像。新馆摄像头多，监控比以前灵，不要试图拍摄照片……
馆内的全文数据库包括清实录、清会典、起居注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起居注、上谕档、随手档的检索功能，可以定位到图书内容以后回家找电子书摘抄。
馆内提供一史馆历年大部分出版物的纸书，可供查阅。有些书籍外间罕见，例如《清宫甲午战争档案汇编》等，到馆直接看书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