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3 08:39:30
xAI起诉了一位检察官，捍卫用户看裸图的权利？这官司到底告的是什么？告一个检察官，怎么就能把一部法律推翻？一张图罚50万美金，能不能把xAI玩死？马斯克这回又演的是哪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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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先看一个画面。以前在X上经常会有一种帖子，叫脱衣帖。先给一张正常图片，甭管是女明星还是普通人，然后说把衣服脱了，换成比基尼，或者给一张人体模型摆好的姿势，让照片里的人也摆成那个姿势，把敏感部位突出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类图片原来有一段时间非常多。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帖子里写着@Grok，让它干这件事，图片生成以后不会出现在原帖里，而是出现在评论区。你在信息流里看不到结果，必须点进帖子详情页，才能看到后面的评论。点进去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一点击，就进入了详情页，也就看到了一批新的广告。对于X来说，这就是收入。所以这当然是一门好买卖，当时才会遍地开花。
马斯克自己说过，Grok Imagine上线以后生成的图片超过3,400万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里面还有一个叫“辣味模式”的东西，英文叫Spicy Mode，2025年8月跟着Grok Imagine一起上线。
这东西有多离谱？当时The Verge记者去试，压根没提任何露骨要求，只写了一句大白话：“泰勒·斯威夫特和几个哥们在科切拉音乐节上狂欢。”就这么一句，Grok吐出了30多张她穿着暴露的图。记者又把“辣味”开关拨了一下，出来一段视频，泰勒·斯威夫特开始跟一群模特表演脱衣舞。全程没有一个明确要求说让她跳脱衣舞，或者穿什么暴露服装，只有“狂欢”两个字。
xAI的使用条款里白纸黑字写着，禁止以色情方式描述他人的形象。确实写了，但也仅此而已。这就像门口的告示说“我看着你呢”，进门以后却没人管，属于典型的掩耳盗铃。
这件事有没有人管？有。明尼苏达打了第一枪，立了一部法律叫HF 1606，2026年8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全美第一部专门冲着AI脱衣技术去的法律，叫first in the nation，明尼苏达是头一个。
大家先注意一个细节，这法律不是法院要管，是议会要管。明尼苏达州参众两院都要投票：众议院132票赞成、1票反对，参议院65票赞成、0票反对。这个州里民主党和共和党照样掐得你死我活，不是绝对一边倒，但禁止AI脱衣的投票结果仍然是压倒性的。
法律最狠的地方是罚钱：每一次违法最高50万美金，这个数字非常明确。为什么明尼苏达州要立这部法？因为当地有一个男性，从社交媒体上扒下来他认识的女人的正常照片，然后生成脱衣图片。80多个人被他这样处理，全都是他生活里认识的，不是明星，不是网红，而是同事、同学和邻居。对于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这实在太不安全了。
前面是立法，后面是xAI起诉。它告的是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埃里森。人家给你立了一部法，你却把总检察长告了，这算什么事？时间也很有意思。7月28日，xAI在明尼苏达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这部法律违宪，并禁止埃里森执行。7月31日，联邦法官多诺万·弗兰克驳回了xAI的紧急请求。8月1日，法律正式生效。
大家要注意，法官驳回的理由不是“你说得没道理”，而是“你来晚了”。法官说的是时机问题，不是实体问题。这部法律5月份已经走完全部立法程序，白纸黑字挂在州议会网站上，谁都能查。xAI一直没动，等到还剩4天、马上就要执行了，突然冲到法院说特别急，明天要出大事。法官的意思是：前面这么多个月都干什么去了？5月份就立了法，怎么最后剩4天才跑来？这种临阵磨枪肯定不行，所以把紧急请求驳回了。
那明明是明尼苏达州议会立的法，为什么要告州总检察长？在美国只能这样干，因为你没法告议会，也没法告那部法律，只能告执行法律的人。州总检察长手里拿着这部法律，可以用它来罚你，所以xAI起诉埃里森，要求他不能拿这部法律来罚自己，就是这样的逻辑。
下一个问题，这部法到底罚什么？一张图片有两个过程，一个叫生成，一个叫传播。如果我生成了一张垃圾图片，但自己收藏了，或者拿到其他平台传播，罚不罚？如果法律罚传播，那么有人把其他模型生成的垃圾图片上传到X，这又罚不罚？
这一次的法律既不是罚生成，也不是罚传播，而是罚“生成能力”。比如把图片送到Photoshop，找一个修图高手，花很多时间修成一张特别羞耻的图片，这件事不管；但你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一键脱衣的能力，点一下就脱，这件事不行。法律罚的就是这个东西。至于传播，这次的法律不管，但明尼苏达州有其他法律去重罚色情图片，以及损害别人隐私或名誉的图片传播。
所以，这一次的法律罚的是一键脱衣能力。你说自己不是一键，而是费了很大劲才做出来，那个反而不管。xAI之所以要据理力争，还有一个原因：法律里“隐私部位”的定义，是从明尼苏达刑法的性接触条款里直接搬过来的，宽得离谱。按xAI的说法，宽到AI生成一个没穿上衣的男人，或者一个穿泳装的人，都可能算违法；修复老照片、把家庭老相片做成动图、做讽刺漫画，也可能被打进去。所以它确实有理由抗辩。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起诉？5月份立法就完成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大家要注意，马斯克喜欢把事情做得特别极致，裁员以后只剩非常少的人。对于一个人员捉襟见肘的机构来说，未必有时间顾上所有事情。
这一段时间，他这些公司的法务在忙什么？2月份两个公司合并，合并估值1.25万亿，等于是一个1万亿的SpaceX合并了一个2,500亿美金的xAI。做公司合并绝对能把人累死，事情非常多；合并完还得上市，上市也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所有法务、外包团队，再加上雇来的一大批律所，都得忙得脱好几层皮。这可能就是他们走到最后一天，才想起来还有明尼苏达这件事，赶快补上。
但为什么一定要补？刚才说过，Grok Imagine生成了3,000多万张图片，而一次违法最高罚50万美金。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50万美金本身似乎不算多，欧盟动不动就罚10亿美金，或者几亿美金，但那是一个固定的数，通常按照全球营业额成比例计算。
明尼苏达的50万美金不一样。到底有多少用户在明尼苏达？这些人做了多少次违法操作？所有违法每次50万美金，最后到底是多少钱？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数。上市公司要交财务报表，如果把它写进去，就会变成一个不可知的负债风险。这样的无底洞一旦进了财报，股价就别要了，必须赶快收拾干净。
所以马斯克哪怕来晚了，也可以对股民说：我们确实晚了一点，但已经在积极处理，不用担心。这样就不会赤裸裸地在财报里留下一项谁也搞不清要罚多少钱的风险。正在处理这个过程，本身就等于给财报打了一个补丁。
再往下，大家要想的是马斯克到底想做一门什么生意。Grok现在其实已经落后，而且正在转向。原来的Grok确实百无禁忌，别说出图片，聊天时说话也像掺了沙子，什么都敢说。现在已经老实太多，图片不出了，回答各种问题也四平八稳。你让它说点稍微露骨的话，它会告诉你这件事不能干。
Grok 4.5已经回到正路上，开始做编程、AI agent，也就是AI代理。为什么？第一，它现在是上市公司体系的一部分，再百无禁忌，谁都受不了；第二，明尼苏达立了法，其他州会不会照着干？明尼苏达除了众议院有1票反对，其他几乎全票通过。如果别的州继续跟进，这件事就没完没了。所以产品变老实了，但马斯克并没有放弃在AI赛道上奋起直追。
现在做AI，实际上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卷编程。梁文锋讲过，编程可以让模型变得更聪明，因为模型能自己生成代码、自己测试、自己迭代，看看怎样变得更好，这是整个模型变聪明的过程。只要在这条路径上的事情就做，不在这条路径上的事情就不做。马斯克也在走这条路，Grok 4.5就是这样的产品。
第二条路是做视频。字节跳动的Seedance 2.0，包括刚刚发布的Seedance 2.5，已经证明这条路完全可以挣钱，而且需求巨大。马斯克当然也想干，但视频这门生意有三个前提条件，达不到就吃不了这碗饭。
第一个条件叫品质。视频做出来不能让脸变来变去，不能质量很差。Grok还在奋起直追，距离第一梯队稍微有一点差距，但马斯克有能力追上。现在的第一梯队有谷歌Veo 3.1、字节Seedance 2.0和2.5、快手可灵3，以及刚发布的MiniMax海螺H3。豆包S2.5我已经能用，但特别贵，我一个月的套餐大概只够生成两条，所以还没敢让它好好干活。
第二个条件叫尺度。尺度如果太严，什么都要管，产品就没意思了。在尺度上有三类玩法。第一类像谷歌，尺度相当严格，但红线也很清晰。你可以研究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甚至可以申诉；它不给你生成，你可以问为什么，还有可能辩论赢。
国内的玩法是交押金。尺度一定把得很严，而且边界很模糊，什么能上、什么不能上，很多时候不会公开告诉你，也没法公开解释，没有面向普通用户的申诉机制。但是国内视频模型为什么发展得好？字节跳动等公司找到了一个方法：让真正愿意好好做视频、不想捣乱、不能轻易以身涉险的人交押金。押金交得足够多，就允许你做更多事情，也可以关起门来解释什么行、什么不行。
但像我这样只买最便宜套餐的人，边界就是一块黑幕。什么能上、什么不能上，我不知道，平台也不给解释，没有申诉窗口。原来在尺度上最松的就是Grok。马斯克必须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否则按照明尼苏达的法律，穿泳装不行，男的光膀子也可能不行，视频模型就没法干了。所以他还得继续往前走。
第三个条件叫平台。字节有抖音和TikTok，谷歌有YouTube，它们都有自己的平台。像FLUX 3，以及阿里的通义万象、Happy House这样的模型，没有自己的平台，就会很吃亏。马斯克有X平台，用Grok Imagine生成视频以后，可以直接放到X上。
自己的平台对视频模型有什么好处？首先是流量倾斜。你用平台自家的模型生成视频，平台播放时就可以给你多倾斜一些流量。平台为什么愿意干这件事，难道只是为了多卖一点token吗？这里有一个特别朴素的商业逻辑。
比如一家公司挣了1,000万美金。如果这1,000万是X平台卖广告挣来的，就不那么值钱，因为广告是一个不够性感的生意；但如果这1,000万是卖AI视频模型、卖token挣来的，就值钱了，PE会非常高。原来我们在X上发帖，平台挣广告费，还要跟创作者分。现在创作者用Grok视频模型生成一批视频，再把视频放到X上，平台把收入科目换了：原来叫广告收入，现在叫AI token收入。对于股市来说，两种收入对应的PE是完全不同的数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平台愿意给自家模型生成的视频做流量倾斜。流量不是白来的，原来可以拿去卖广告，现在用来补贴视频，就相当于在做收入的换栏目：原来叫广告收入，现在叫token收入。
马斯克还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优势，就是算力。在视频品质、尺度和自有平台这三个主要考量点上，他都占优，手里还握着算力。字节跳动算力不够，需要用很高的价格筛选用户，甚至让用户抢购。马斯克的逻辑不一样：算力中心都建好了，算力淤在那里，还需要四处去卖给Anthropic、谷歌，通过这样的关联交易才能顺利上市。既然现在有的是算力，那就可以直接干。
马斯克手里也有钱，品质不行就挖人，把质量提上去，这门生意就顺理成章了。至于他是不是真要干，牛已经吹出去了。以马斯克的性格，干什么事之前都要先吹牛。他说要用Grok重新拍一遍《奥德赛》，因为里面有黑人女演员等他不喜欢的元素，所以要用自己家的大模型重拍。如果Grok Imagine真能拍出《奥德赛》这样的大片，现象级的视频模型就出来了。
拍大电影和前面的Seedance、Veo有什么大区别？你得上4K、上60帧，还要用更高的算力把生意支撑起来。谁有算力？马斯克有。其他人的算力都捉襟见肘，只有马斯克会说，我怎么建了一大堆算力却用不掉。所以牛已经吹过了，至于什么时候实现，那就是“埃隆时间”。他吹过的很多牛最后确实实现了，但时间往往会有一点小出入。
把这些事串起来，这盘棋就一清二楚了。马斯克手里有地盘，有X平台，也有算力；品质能够追上，因为他有钱；现在只差尺度。如果能够守住尺度，不让明尼苏达这样的法律限制产品，用Grok大模型做视频就会成为一门非常好的生意。
最后回头看新闻标题：“xAI起诉检察官，捍卫用户看裸图的权利。”这个标题不能说错，但把最要紧的东西都遮住了。
第一，这部法律禁的不是裸体，而是零门槛。它靠技术门槛豁免，精确地把手工修图放行，把一键出图摁死。它罚的不是那张图，而是那个按钮。
第二，马斯克告的不是道德，是账。他起诉的时间点不是法案通过那天，而是生效前4天。法官驳回的理由也不是“你说得没道理”，而是你来得太晚。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务算完或有负债，发现这是一个可能有、可能没有，而且深不见底的无底洞，才想起来给后面打补丁，做法律补救。
第三，这个官司真正要保的是一门还没开张的生意。品质、尺度、地盘这三块，他手里有两样半，就差尺度这一格。因为前面跳得太欢脱，现在必须收一收。他不是为了你看裸图的权利去打仗，而是为了那么多闲置显卡，去法院抢一张开工许可证。
最后说一句我自己的判断。这场仗打完，不管xAI赢还是输，有一件事不会变：马斯克接下来一定会把X做成一个AI视频生成加分发的闭环。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显卡在那里空转，广告收入需要换一个栏目，股价需要一个完整的AI故事，总不能天天把显卡卖给别人去用。
这个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Discord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
2026-08-02 08:30:00
马斯克跟《经济学人》的总编辑吵了一架，整整吵了九十分钟。他们到底在吵什么？两个人甩出一大堆数据，是真的吗？如果两边的数据都是真的，我们到底应该信谁？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到了AI时代，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了真假，只剩下信与不信？
先把画面支起来：地点不是演播室，也不是会议室，而是特斯拉得州超级工厂的车间，背后就是机械臂和生产线。马斯克坐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在采访前几天，他刚把已经约好的CNBC采访推掉。坐在他对面的是六十多岁的英国女士赞妮·明顿·贝多斯，牛津出身，说一口标准英式英语，是《经济学人》总编辑。九十分钟聊到最后，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马斯克还端得住，用他那套聪明劲一条条反驳；贝多斯是真急了，最后几个回合声音都变了。
这场架的结尾比采访本身还精彩。采访播出后，马斯克在自己的平台上公开称这位总编辑为“西方的叛徒”。国内也报道了这次采访，但基本只报了一句：马斯克说中国AI会领先世界。这话他确实说了，而且说得很实在：中国AI公司用很少的算力就能做到现在的水平，一旦算力上来，可能就是领跑者；约束条件说到底就是电和芯片，中国卡在芯片上，中国以外卡在电上。他讲AI实际上只讲了半小时，剩下六十分钟都在吵架，后面这部分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先说三组数字。第一组是2亿4,000万对125万。2亿4,000万是马斯克在X上的关注数，125万是《经济学人》全球付费订户总数，而且还是它创刊180多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两者相差192倍。第二组是0对1,400万。贝多斯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砍得那么急，非洲的孩子会死；马斯克给出的数字是0，而她手里的《柳叶刀》研究说，断供到2030年可能造成超过1,400万人死亡。第三组是62,775对44,447。马斯克说，欧洲热死的人比美国被枪打死的人还多，为什么不写篇文章讲空调？这三组数字，一个假的都没有。最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谎，却谁也没能说服谁。
拆这场架之前，先得认人。贝多斯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学的是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也就是英国培养内阁大臣的那个专业；之后在哈佛读硕士，还是肯尼迪学者。毕业后，她被波兰财政部长请去当顾问，当时正值东欧转轨、休克疗法推进最猛烈的时期；随后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两年经济学家。1994年，她进入《经济学人》，从新兴市场记者一路做到商业和金融版主编，2015年2月2日出任第17任总编辑，成为这家1843年创刊的杂志在172年里第一位女性总编辑。到今天，她在这家杂志工作了32年，当总编辑11年。
这不只是一个记者，而是一整套西方精英筛选机制一级一级选出来的人。牛津、哈佛、IMF、《经济学人》四道门，每一道都得有人点头才能进去。对面坐着的马斯克却一道门都没有走过。他的授权不来自任何部门的筛选，而来自2亿4,000万个关注按钮一个个点出来，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九十分钟里，他们先后打了五场：第一场，什么叫正常人；第二场，断供有没有死人；第三场，英国会不会内战；第四场，欧洲热死的人是不是比美国被枪打死的人多；第五场，2亿4,000万人关注你，你该不该负责任。
第一架是“什么叫正常人”。这一架数字最少，却是全场的地基，后面四架全从这里开始。贝多斯先说，马斯克支持的不只是民粹右翼，而是极右翼，在有些国家甚至是非常边缘的党派。马斯克立刻打断她，说自己支持的是正常人，凭什么把他们污蔑成极右翼？贝多斯问：“你觉得那是正常人吗？”马斯克回答，往回倒10年、15年，这些政策完完全全就是正常的：边境应该安全，城市应该安全，花钱应该合理。这三条哪一条是极右翼？他接着批评贝多斯和整个媒体界，称他们对“极右”一词的用法荒唐、虚假、误导，是胡说八道，并特意要求这段一定要保留，不要剪掉。贝多斯答应一点不剪，原汁原味放出来。
马斯克在《经济学人》总编辑的采访里当面要求“别剪”，其实不是在跟对面的人说话，而是在对屏幕外的2亿4,000万人说话。他从坐下来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说服贝多斯，而是打算当着她的面说服屏幕前的你我。
贝多斯没有继续争论什么叫极右，而是换了个打法。她说，马斯克支持的那些人里有相当卑鄙的人。德国选择党的魏德尔本人，她见过，确实是个相当有想法的人，但党内有真正的新纳粹。马斯克带着2亿4,000万粉丝给整个党做无差别背书，在欧洲的影响力之大，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马斯克回答：“我希望我的影响还能更大一点。”
这一架的关键在“正常”两个字。正常不是描述词，而是一把随时移动的尺子。一条街原来都卖包子，你也卖包子，你就是正常的买卖人。后来铺子一家家改卖蛋糕，大家开始说这是一条做西点的街；你一步没动，还在原地蒸包子，却成了守旧派、跟不上时代的人。你说自己才正常，没有撒谎；街坊说你不正常，也没有撒谎，因为街已经变了。
贝多斯争的根本不是定义，而是背书的代价：魏德尔本人没问题，不等于党里真正的新纳粹没问题；马斯克给整个党无差别背书，那些人也就跟着他的2亿4,000万关注者一起上桌了。马斯克谈立场，贝多斯谈后果，从头到尾不是一个话题。这不是辩论，而是两列火车在两条不相交的轨道上各开各的，谁也撞不上谁。
“我希望我的影响还能更大一点”，可能是九十分钟里马斯克最坦白的一句话。贝多斯本来想让他因影响过大而感到不安，他却直接把影响大当成好事接了下来。在他的价值观里，影响力本身就是正当性。这个逻辑后面还会用到。
第二架是“断供到底死没死人”。贝多斯说，她相当支持这次援助体系改革，但关停大批项目的方式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讲的是马斯克在DOGE关闭大量项目。马斯克只回了一个词：“Zero”，也就是0。贝多斯说，她有记者在非洲，抗艾滋病的药一夜之间断了，人会死。马斯克则问，全世界几万家NGO为什么不接手？比尔·盖茨基金有500亿美元，麦肯齐·贝佐斯捐了500亿，他们若不接手，同样有责任；而且钱根本没停，只是转到了国务院。
贝多斯随后说了全场很漂亮的一句话：她对这次改革其实相当同情，但改革的速度和突然程度几乎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马斯克说，这完全是假的。
贝多斯的底气来自《柳叶刀》覆盖13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回头认定，这些项目20年间避免了大约9,100万人死亡；再往后推演，断供到2030年可能造成超过1,400万人死亡。马斯克所说的“钱没停”也值得拆开：2025年3月，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取消83%的项目，5,200份合同砍掉八成三，剩下不到两成。这好比公司把我的出差报销额度砍掉八成三，把剩余额度转到另一个部门审批，却告诉我额度没变，只是换了流程，显然还是有差别的。
但也别急着认为贝多斯赢了。1,400万不是逐个点出来的数字。世上不会有一张死亡证明写着“死于美国断供”。断供不直接杀人，而是让药停了、诊所关了，让本来能治的病治不了。因此无法点名统计一个、两个、三个，研究者只能建立模型：假设资金一直给下去，算出本来应该有多少人活着，再减去真实世界的数字。这套方法是为了让看不见的死亡进入账本而发明的，天生带有误差，所以必须按区间报告。1,400万的区间是850万到1,970万，它只是中间数。
所以真正的分歧不是死没死人，而是什么才算数。马斯克要的是数出来的死亡：名字在哪里，死亡证明在哪里？贝多斯给的是推算出来的死亡：模型认为少活了多少人，就算死了多少人。过去州县遭灾，往上报死亡人数也有两种方法：一种翻户部黄册，一册册点名字；另一种按年成推算。两种都能上奏，都不算欺君，关键是办谁的时候用哪一本。要办地方官，就翻黄册，把人命一条条摆出来；要给自己贴金，就用区间很宽、可以挑一头念的推算数。
这一架里，马斯克要的是死亡证明；可下一架攻击欧洲时，他恰恰用了推算数字。贝多斯则正好反过来。两个人都没撒谎，而是都换了尺子，都在需要证明自己论点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把。
第三架是“英国会不会发生内战”，也是全场最火爆的一场。贝多斯说，马斯克宣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问他上次去英国是什么时候。马斯克说几年前。贝多斯说，自己一直在英国，他说的就是胡话。马斯克回了最伤人的一句：“你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
贝多斯接着讲犯罪数据：伦敦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安全得多。由于马斯克拥有那么多粉丝，许多美国人真的相信欧洲已被可怕的穆斯林移民占领，每个街角都有强奸。马斯克的结论是，如果有一大群快速增长的人，其信念与西方信念对立，到了某个时候一定会有一次清算，那就叫内战。贝多斯提议一起去英国转一圈。马斯克说自己去过100多次；她再问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他还是只能说几年前。去过100多次和最近一次在几年前是两回事，这成了全场最尴尬的30秒。
贝多斯的数字确实有分量。伦敦2025年凶杀率是每10万人1.1人，为2014年以来最低；华盛顿特区则是27.5，正好是25倍。这一项上，她是碾压式的正确。但还有一层：英国国家统计局同时发布两套犯罪数据，一套来自警方记录，一套来自居民入户调查。警方记录下降，居民调查却上升，民众实际经历的犯罪同比增加10%。同一个国家的犯罪，在两套账本里呈现相反方向。所以“所有数据都不支持你”这句话本身也挑了尺子，她选的是警方那一本，因为那一本在下降。
这个世界上没有“数据说了什么”，只有你拿哪把尺子去量。以后有人说数据是客观的，就问他：你手里的尺子是谁给的，量的是哪一头？
争论进行到中间，贝多斯拿出了一部具体电影，叫《公民义警》，一部2026年的加拿大动作片。男主角是搬到欧洲的前美国陆军军官，白天是有产业的体面人，晚上变成公民义警，专门处理法律没能处理的移民罪犯。法官把6个强奸犯当作“难以融入社会的受害者”放掉，他便杀了法官，再闯进强奸犯家里，把一家人全部处决。
德国分级机构拒绝给电影评级，理由是它宣扬私刑；在德国没有评级，基本等于不能进入院线。主演阿米·汉默在2021年因性侵指控事业一夜归零，这是他这些年唯一接到的主角。后来有报道称，他看完影片后崩溃，认为电影充满仇恨、令人作呕。导演愤怒否认，说自己给了他钱和机会，他开开心心拍完却反过来背刺，这就是精英的惯常嘴脸。
6月25日，这部无法在德国上映的电影被完整上传到X，免费放了48小时。马斯克本人转发，还特意提到“史翠珊效应”：越禁，传播越广。烂番茄影评人给出6%，观众给出94%，相差88分。同一部片子，两拨人的分数都是真的。至于市场表现，导演称截至6月30日，流媒体收入60万美元，而成本是200万美元，所以它依然亏钱。
回到采访桌上，贝多斯说自己前一天看了这部电影，认为它不是好电影，把欧洲描绘成反乌托邦，美化私刑暴力和对一个穆斯林移民家庭的屠杀，马斯克把它放到X上是不负责任的。马斯克只回了一句：“我觉得它就是一部电影，值得一看。”这九个字把她那一大段道德指控卸掉了。
这就像街面上的录像厅。街坊说你放的片子教坏孩子，老板说这不就是一部片子吗，爱看就看，不爱看别看。他没有反驳指控，也没说电影拍得好，而是把这场争论从公堂挪到街面。上了公堂要讲王法，在街面只能讲个人好恶。贝多斯没有说出口的意思是，既然这不是一部好电影，大家就不应该看；马斯克的意思则是，它是一部电影，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要不要看，你无权替我们做决定。
第四架是“欧洲热死的比美国枪杀的多”，最短，却杀伤力最强。贝多斯说，美国谋杀率高得多，很大程度是因为枪太多。马斯克给出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欧洲因高温死亡的人比美国因枪死亡的人多，为什么不写篇文章讲空调？贝多斯很体面地回答，《经济学人》也写了几篇空调文章，上周封面就是一篇长文，并让马斯克读读他们的杂志。
根据《自然医学》覆盖欧洲32个国家的研究，2024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为62,775人；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2024年枪支死亡总数为44,447人。只看这两个数字，马斯克赢了。但一个数字是算出来的，一个是数出来的。没有谁的死亡证明写着“死于天热”；高温会诱发心梗、脑梗、中暑，研究者只能用高温期间实际死亡人数减去同期预期死亡人数，把差额算在高温头上，这叫超额死亡法，与前面1,400万的模型属于同一类。
62,775的区间是36,765到84,379，它只是中间数。区间下界36,765低于美国枪支死亡的44,447，而后者是一张张死亡证明统计出来的。就像游戏装备写着伤害3.7万到8.4万，不能对别人说这把刀固定一下就砍6万2。区间就是区间，掐掉区间只报中间值，就不只是数据，也是话术。
还有一层，恰好是马斯克那句反问自己的答案：欧洲家庭空调覆盖率大约20%，美国大约90%。欧洲热死人更多的直接原因，本来就是没有空调。再拆美国44,447个枪支死亡：其中自杀27,593人，占62%；他杀15,364人，占34.6%。贝多斯说“谋杀率高是因为枪太多”，针对的是34.6%，但两个人谁都没有提那27,000多人。
这正是需要看见的东西：不是谁在撒谎，而是一堆真实数据从哪头念，就替你从哪头说话。
第五架是“2亿4,000万人关注你，你该不该负责任”。前面四架都是铺垫，这一架才直奔主题。贝多斯问，一方面，马斯克描述十年后文明级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长期参与社交媒体上最糟糕、如部落主义粪坑般的环境，这两个世界观怎么能放在一起？马斯克说自己不觉得矛盾。贝多斯追问他是否反穆斯林，他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说，如果有人带着对立的观念来到一个国家，他反对这个。
贝多斯摊牌问：那你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恨你吗？马斯克说，也许有些人恨他，这大概是真的，但他不在乎；正如贝多斯所说，有2亿5,000万人关注他，所以喜欢他的人远多于不喜欢他的人，而且恨媒体的人比媒体自己意识到的多。记者的好感度只有15%左右。贝多斯说自己知道，美国确实如此。马斯克说，人们恨她远远超过恨他。贝多斯回答，认识她的人比认识马斯克的少太多，她与他不在同一个赛场上。
“记者好感度15%”大抵有出处，但换了口径。盖洛普2025年的数字是，美国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28%，在50年调查史上首次低于30%；对记者诚实与道德标准的评分，报纸记者是17%，电视记者是13%，这才接近15%的来源。它不是好感度，而是对是否诚实的评价。一个人可以不喜欢你，同时认为你不撒谎。
同一组调查里，共和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是8%，首次跌到个位数；民主党人则是51%。所谓媒体被全民憎恨，更准确的说法是，一半读者恨你，另一半依旧相信你。这是割裂，不是崩塌。马斯克说“他们恨你”指的是那一半，贝多斯说“在美国是这样”指的也是那一半。两个人都对，但都只说了一半。
这一架真正的胜负手是贝多斯那句“我跟你不在同一个赛场上”。说这话时她像是认输了，却也是全场最重要的一句大实话：她的赛场比的是你说得对不对，马斯克的赛场比的是有多少人听你的。
五场架打完，把它们合起来，就能看到下面埋着什么。贝多斯经过四道门，每一级都万里挑一，筛选非常严酷。但筛选的不只是聪明，还有合适不合适。每道门后都站着一整套体系，体系点头，她才能进去。所以她判断时不只是一个人在判断，也会考虑整套体系希望她如何判断，因为她服务的不只是自己，也是把她一级级选出来的体系。这不是说她不诚实；恰恰相反，她越诚实，就和体系贴得越紧，因为她的判断力本来就是体系一层层教给她的。
这才是马斯克那句“你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真正扎人的地方。在这套体系里，贝多斯被挑出来替社会思考、替社会判断真假，这既是职务，也是信念。那些没读过牛津、没订阅《经济学人》的普通人，在体系眼里成了无知民众，是需要被告知的人，而不是需要被听见的人。底层表达由精英通过数学、统计和分析代为呈现：你的日子好不好，不用你说，抽样调查会说；你怕不怕，不用你喊，犯罪率会说。哪怕英国居民调查的犯罪率上升，只要警方数据下降，她依然可以选择相信警方。
在这套体系里，一个具体的人只是小数点后许多位的一个数字，可以被四舍五入。回头再想“你活在真空里”，它就不只是气话。马斯克指控的是：你并不打算听这些人说话，只打算替他们说话。你手里的犯罪率在下降，却没有去那些觉得不安全的人家里坐一坐。你不是不诚实，而是压根不需要。
这像青天大老爷升堂。老爷爱民如子，清正廉明，没有私心，但判案靠的是卷宗、文书和师爷抄来的数字。对老爷来说，那只是今天第七件案子；他没法把七件案子里的每个人都当成完整的人来看。
《经济学人》的125万订户，是各国决策层、投资人、企业高管和大学教授。他们读完再讲给董事会、学生和下属。这125万不是读者数，而是节点数，像朝廷邸报，印量小得可怜，却从中书发到各省，再由官员传到县、传到乡绅，最后在茶馆讲给百姓听。印量小不等于影响力小；它本来就不准备直接给所有百姓看，而是给那些负责告诉百姓该怎么想的人看。这套体系还有一个巨大好处：出了事找得到人。文章是谁写的、谁负责，都查得到。
再看马斯克。他的2亿4,000万关注确实是一个个点击出来的，但也有水分。他买下推特并改名X时只有1亿1,060万粉丝，现在是2亿4,000万。对谈中常说2亿5,000万，但实际数字是2亿4,000万。X公开推荐算法代码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专门标记发帖人是不是马斯克本人的标记位。算不算违规？我的判断是，这可能算合法：44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这条街是他买下来的，他把自己的铺子挪到街口第一家，又把路牌指向自己家，并不奇怪。现在它已经到1.7万亿美元，更不容易买了。但马斯克回头说大家全是自己走到他这里来的，也没那么厚道。
这场架真正的死结是，两个人从头到尾都在各说各话，而两句话都成立。贝多斯的指控是：你没有经过这套筛选，没有考过科举、点过翰林，没有任何一道门约束过你，却掌握着2亿4,000万人的注意力，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大，凭什么可以不负责任？这套体系最值钱的，从来不是“我更聪明”，而是“我的命拴在这句话上”：我署名、发更正、上法庭、丢饭碗。它接受几道门的规训，换来的是说话资格；你不接受规训，凭什么白拿这个资格？
马斯克的“我不在乎”也不只是耍无赖，而是一整套世界观：你那个资格是几十个人内部发的，与我无关；我的资格是2亿4,000万个真人一一点出来的。你们的章程我不认，所以你们那套责任我也不背。
矛盾就在这里。一个说权力必须配责任；另一个说，那种责任只是你们体系的规矩，我不属于那个体系。这两句话在各自逻辑中完全成立，彼此之间又没有双方都承认的第三方裁判。所以他们吵九十分钟仍说服不了对方，不是因为水平不够，而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张两边都认的桌子。
他们争的从来不是移民、欧洲或空调，而是世界的话筒应该归谁：一边是任命制，一边是流量制。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活在真空里，而且两个人都说对了。贝多斯活在几道门里面，门外的人只是数据表格里的小数点；马斯克活在2亿4,000万关注里面，那也是算法替他挑出来的世界，划走的人他同样看不见。两人各自站在一个精心过滤的世界中央，指着对方说：你活在泡沫里。
这就来到这一期最核心的结论：AI时代没有那么多真假，只有信与不信。两个人全程没有一个人犯明显的数据错误，引用的数据都是真的，也没有听错对方的问题。伦敦每10万人1.1的凶杀率是真的，欧洲高温相关死亡62,775是真的，《柳叶刀》的数据是真的，15%的媒体评价也有真实来源。他们不需要撒谎，因为真实世界足够大，大到你想要什么样的真话，都能从里面找到。
但他们经常不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九十分钟后，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赢了，而且各自的赢都有数据支撑。这不是一个人诚实、一个人不诚实，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举证规则在同一张桌子上争谁才算数。
今天每个人都能拿到海量数据，在AI帮助下，拿到的数据大概率还是真的。但同一份真实数据，会把不同的人引向完全相反的结论。同一个44,447，马斯克用来证明美国的枪不是主要问题，贝多斯用来证明美国的枪就是问题；同一部《公民义警》，一边看见煽动仇恨，一边看见言论自由。
以前常说有数据、有事实、有真相。现在的问题却在于我们想相信什么。我们往往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先射箭，再画靶子。很多人说我不客观，没错，我也是主观的。即使引用这么多数据，我依然主观，因为还有一个讨好型人格的AI在帮我。当我先得出结论，再让AI按结论找数据，它会干得很好。
结果是，未来不会有那么多真假，只剩下信与不信。每个人先选好自己要相信什么，再带着选择去找数据；AI替他把数据凑齐、把状子写好。所有人都站在真实数据上，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而且人人都能拿出真的证据。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人》这样的媒体没用了？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比过去更重要，只是角色变了。有个非常讽刺的事实：X上的“社区笔记”是马斯克用来替代编辑的纠错机制，可它引用的信源高度依赖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维基百科和新闻媒体。他说不需要编辑、不需要记者，但替代品引用的恰恰是编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的判断是，马斯克这样的传播方式未来大概率会成为主流，这个趋势挡不住。那么个人怎么办？我看到任何数字，第一反应不再是它真还是假，而是它怎么来的：是从死亡证明一张张数出来的，还是模型推演出来的？超额死亡究竟怎么算？只要是算出来的，我一定要找它的区间，还要知道是谁算的、有什么利益诉求、为什么会算出这个数。我会以这种方式看待所有数据。
今天不是要讨论欧洲会不会内战，也不是要讨论欧洲是否比美国更安全，或欧洲是否有很多人死于高温。信哪边都可以自圆其说。真正要讲的是一件大得多的事：在一个所有数据都是真的、所有人都能拿到数据，还配有一个专门替你找证据的AI的时代，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
采访快结束时，贝多斯说，如果马斯克只是主张欧洲应该有安全的边界，她完全同意。马斯克说自己支持移民，只要对方能成为有产出的成员、诚实，并且不虐待当地人。贝多斯回答，这几条她也全部同意。吵了一个半小时，互相说对方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指责对方全是编的，最后落到具体政策上，两个人却发现基本一致。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他们从来不是在吵事情，而是在吵谁有资格说这件事情。
采访播出后，马斯克回到自己的平台，面对2亿4,000万人，称这位与他吵了九十分钟的总编辑为“西方的叛徒”。他没有再举数据，也没有继续辩证，只是表达态度：我认为她是叛徒。马斯克认为，自己虽然买下X并拥有2亿4,000万关注者，但同样拥有言论自由，有权在平台上说出自己的观点。注意，这是观点，不是事实。
在采访桌上，双方讲事实、摆道理、举数据，为的是说明观点有事实依据；在X上，他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观点。为什么下桌以后还要补这一刀？因为在他的赛场上，这才是最后一个回合。桌上的九十分钟遵守贝多斯的规则：摆数据、讲逻辑、最后握手言和；回到自己的平台，规则就换成马斯克的：2亿4,000万人看见了，没有更正栏，也没有事实核查团队。这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一次示范，示范两套规则的差别。
那到底该信谁？这个问题问错了。以后不会再有“该信谁”，只会有“我选择信谁”。选择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数据替你做的。数据会影响你，而且从今往后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真、越来越唾手可得，但它一条也不能替你决定。你先射箭，后画靶子；它只会在你作出决定后跑出来为你鼓掌。
2026-07-31 08:30:00
Anthropic 公司花几千万美元买旧书，切开、扫描，然后打成纸浆。这两天，这件事又闹上了热搜，咱们今天就把它好好拆一下。
这件事叫“巴拿马计划”。Anthropic 内部也知道，这种事情一旦起了代号，多半就有不能公开说的部分。他们从 2024 年开始，花几千万美元从二手书商那里成批买旧书，再外包给 Datamation 扫描服务公司。流程是先用液压切纸机把书脊切掉，让整本书变成散页，然后送进高速扫描仪做双面扫描，每分钟可以处理 80 到 120 页。扫完以后，回收公司把纸拉走，打成纸浆。六个月能处理 50 万到 200 万本，这已经完全是一条工业化流水线。
这件事最初是怎么被翻出来的？Anthropic 一直在跟作者协会、图书出版商打官司，前面刚花 15 亿美元解决了其中一部分争议。诉讼过程中，一些内部文件被保密；官司告一段落后，材料陆续解封。2026 年 1 月 27 日，《华盛顿邮报》拿到 4000 多页解封法律文件，把“巴拿马计划”翻了出来。当时虽然报道了，却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
第二波就是这几天。2026 年 7 月 25 日，科技媒体 404 Media 报道说，批量买书、扫描、销毁已经不只是 Anthropic 一家公司在做。有一家叫 ISBNdb 的公司，本来维护图书 ISBN 编码数据库，现在也在处理图书收购、扫描和销毁。它在网站上打出的广告词是：“世界上最好的 AI 训练数据，正躺在书架上。”
更精彩的是，ISBNdb 还写清楚，客户向它下单、让它去买旧书扫描，每一单都会签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一边招揽生意，说“来，我帮你扫书、处理书”；另一边又说“咱们保密，我保证不告诉别人”。这说明它知道这件事说出去会让人不舒服。Anthropic 也知道，所以这件事只能干，不能说。这就是整件事最魔幻的地方。
这件事跟我还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原来卖过高速扫描仪。我卖过贝灵巧和柯达的高速扫描仪：每分钟 80 页大致是贝灵巧的速度，每分钟 120 页，柯达的机器可以做到。我还当过台湾宏光高速扫描仪北京办事处的经理，那种机器大约每分钟扫 30 页，速度慢一些。我也参与过国家图书馆的图书扫描和数字化项目。
传统图书数字化的处理方式其实差不多：一刀切掉书脊，变成单页，再送进高速扫描仪做双面扫描。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最快。只要不切书脊，速度就会变得非常慢，还会带来其他连带损伤，成本极高，所以切书脊一直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我们当时做完以后，并不会把书送去打纸浆。扫描结束后，那些散页会重新胶粘起来，书仍然可以使用。重新装订后，书大概只比原来窄一两毫米，基本看不出来。原来的硬壳可能保不住，需要重新做一个封面，但内容和阅读并不受影响。过去的数字化项目是切开、扫描、再装回去；这次不一样，扫完以后原书直接变成纸浆。
除了国家图书馆，我们所知道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扫描项目就是谷歌。谷歌花了大量资金去谈合作，大约扫描了 4000 万册图书。谷歌当时也考虑过能不能不切书，直接把完整的书扫进去，因此做了很多测试。马斯克现在嘲讽 Anthropic，声称自己不切书、不毁书，还要专门建一个图书馆，把扫描后的书都保存下来。但这件事没有听起来那么现实，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反直觉的结果：把书毁掉可能合法，把书保存下来反而可能涉及法律问题。
谷歌测试过直接把书放在平台扫描仪上。我在宏光工作时，我们也造过一种特殊扫描仪：一面平，另一面以 120 度钝角斜下去，正好可以把一本展开的书压在上面，开着盖扫描。机器确实造出来了，却没卖掉几台。第一个原因就是慢。书切开以后，一摞纸放进机器，转眼就扫完了；完整的书却要不断拿起、翻页、重新压上去。
慢工出细活，多花钱或许还能接受，第二个问题却是损伤视力。扫描时有一根很亮的灯管在里面移动，操作员一直盯着它，对视力伤害非常大。后来有人把这类工作转到人工成本低的印度，让操作员在灯管移动时扭头看旁边。眼睛可能保住了，脖子又出了问题，员工的颈椎开始受不了。
再往后出现了更昂贵的新型扫描仪。它像吸尘器一样，扫描头下去时从一侧把书页吸起来，让纸张平顺地贴住扫描头，然后自动翻到前面，再扫下一页。这种设备能够不切书，但速度仍然不快，而且非常昂贵。面对 4000 万册这样的规模，保存原书意味着巨大的时间、人力和设备成本。
有人会问：既然谷歌已经扫了 4000 万册，Anthropic 直接找谷歌拿来用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自己费劲买书、切书？这里才到了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毁书，实质上却是纸质图书的出版法律已经跟不上 AI 时代。
谷歌扫描的 4000 万册书，使用方式受到严格限制。没有版权的公版书可以直接使用；仍在版权期内的书，可以用于搜索并展示小段落，但不能把整本书提供出来。谷歌必须帮助出版商卖书，不能以其他方式侵害出版商的销售权。如果让用户看完全本，最终导致出版社少卖一本书，这就越过了原来的授权边界。
Anthropic 前面那 15 亿美元为什么要付？争议的一部分不是它买了二手纸书，而是它从盗版来源直接拿了电子版。这部分要付钱，按当时的算法，每一本涉事图书大约得到 3000 美元。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后面理解出版社的定价逻辑还要用到。与之相对，买来一本纸书，切开、扫描，扫完再打成纸浆，这部分被认定为合法。同一个案子里，一部分需要赔钱，另一部分却合法。
谷歌把书扫描完以后，自己也未必能拿去训练模型。现在仍有出版商起诉谷歌，指控它把这 4000 万本书用于训练 Gemini。案子尚未有结果，谷歌需要证明：这些内容即使存在自己的数据库和硬盘上，也没有被违规拿去训练。能保存一份数字文件，不等于拥有训练模型的授权。
那 Anthropic 和谷歌为什么不干脆跟出版商好好谈，直接买电子版的训练权？新书肯定有电子文件，看起来这应该是最省事的办法。问题是，出版商自己也没想明白，训练权究竟应该按多少钱卖。传统出版的账很好算：卖了多少本书，就按销量跟作者分钱。可 AI 公司拿一本到模型里训练，究竟算买了一本、1000 本，还是替代了未来许多本书的销量？
假设谷歌对出版商说：“我拿你的书去扫描、去训练。”出版商会问：“训练以后，算你买了多少本？我怎么跟作者分钱？”谷歌当然希望只算一本，但出版商会认为，过去扫描图书是为了帮助它卖书，训练模型却可能导致读者跟模型聊完之后不再买原书。于是，价格不能只按一本纸书计算，还要把潜在损失算进去。
这也是每本约 3000 美元这个数字如此刺眼的原因。一本普通美国图书当然不值 3000 美元，但这笔钱显然不只代表一本书的零售价，而是包含了对复制、传播和潜在销售损失的估算。出版社拿到钱后还要再跟作者分账。
AI 公司同样不愿意把交易模式锁死。如果形成惯例，训练一本书就按买 1000 册来付钱，那么大规模训练的成本会迅速失控。于是它们宁肯钻现有规则的空子：花钱买一本实体书，扫描后把原件毁掉。
法官的逻辑叫“转换性使用”。AI 公司确实拿到了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是花钱买的，这一步没有问题。随后把它扫描、识别、拿去训练，再把原书毁掉，从数量上看并没有把一本书复制成两本。对版权方来说，违法的核心是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如果数字化后把原件毁掉，世界上仍只剩一份，法律上就可能被视为一种转换，而不是新增副本。
ISBNdb 看明白了这套逻辑。它掌握 ISBN 编码和出版信息，就对 AI 公司说：最好的训练数据都在书架上，你需要什么，我帮你去买。关键有两条：一定要花钱买，买完以后一定要销毁。现成电子版不能直接拿来用，因为出版社会说你没有为这份副本付钱，那就可能成为盗版；纸书只要合法买下，买家拿回去看、借给别人、放进图书馆、垫桌角，甚至撕掉糊墙，出版社都管不着。它只管你不能继续复制和传播。
为什么 ISBNdb 说最好的训练数据正在书架上？还有第二层原因：2022 年这个时间点。按照它的说法，在这之前出版的书里没有 AI 生成内容，在这之后出版的书则可能混入 AI 内容。对于训练数据来说，2022 年以前的纸书带着一种物理时间戳，能够证明内容来自生成式 AI 普及之前。
这很像二战前沉船里的低背景钢。二战前沉到海里的船，其钢材没有经历后来核爆粉尘造成的环境污染，辐射本底很低。要制造某些敏感的放射性侦测仪表，就要寻找这种旧钢。二战以后生产的钢材，环境背景已经改变，再拿去做极其敏感的侦测设备，可能影响精度。
AI 训练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用大量 AI 生成内容再去训练 AI，模型可能出现“模型崩塌”。AI 含量越来越高，模型训练来训练去，最后说出来的话人类反而看不懂。这又像两个隔河的村子，各自说话越说越岔，最后彼此无法理解。大量机器文本循环进入训练集，也可能让模型的语言逐渐偏离人类。
因此 ISBNdb 会说：它可以帮客户寻找 2022 年以前出版、带 ISBN、经过正规出版社登记的书。它知道书什么时候出版，也更容易判断这批材料是否来自生成式 AI 大规模进入互联网之前。这样一来，“为什么偏要买旧书”这件事就解释通了：旧书不仅在法律上容易完成首次购买，还被视为更干净的训练数据。
从更大的范围看，Anthropic 也在做一种蒸馏。它使用过去出版的图书，尤其是 2022 年以前的图书训练模型，本质上是在蒸馏全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版权规则却经历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纸质图书。出版社的核心要求是：你要买书，不要复制，不要传播，不要破坏它继续卖书的权利。至于书买回去以后怎么使用，传统规则相对简单粗暴，买家拥有很大的处置空间。
第二种是电子书，比如 Kindle。用户买到的并不是书本身，而是一项阅读权利，甚至可能被平台收回。纸质书买回去可以垫桌角，别人管不着；电子书却有可能从设备里消失。电子书能不能借给别人，也受到严格限制：有的书只能借一次，只能借 14 天，而且借出去期间，原来的购买者自己不能看。这套逻辑仍然模仿纸书，假设你手里只有一个副本；如果借阅者 14 天没看完，就希望他再买一本。
网文的控制还可以更细。我以前在盛大做起点中文时，会在每一页内容里打数字水印。如果有人把购买的内容复制、分发出去，平台可以通过暗记识别是谁传出去的。电子书比纸书的控制更先进，但核心仍然是管理“拷贝”：谁买了，谁能看，谁复制，谁传播。
第三种到了 AI 模型。模型公司自己也做蒸馏，所以对这件事门儿清。它们会在用户规则里写明：不允许使用我的模型去训练其他模型，不允许蒸馏。问题在于，调用模型的人会说，我用了多少 token 都已经付过钱，既然买了服务，为什么不能决定怎么用？
Anthropic 的回答是：普通聊天可以，但如果有人系统化注册大量账号，向模型提出几千万个问题，这显然不是普通使用，很可能是在训练竞争对手。新的模型一旦训练成功，例如训练出 Kimi 这样的产品，Anthropic 的用户量可能下降，收入会变少。这套逻辑跟出版社担心 AI 训练后少卖书，本质上非常相似：大家保护的都是自己的市场和未来收入。
从纸书到电子书，再到大模型，版权与蒸馏限制一直在演化。现在大模型公司找到的空子，就是购买便宜的旧书，尤其是 2022 年以前出版的书，切开扫描，训练完成后销毁原件。至少在传统纸质出版规则的框架里，它只买了一份、扫描了一份、使用了一份，又没有把整本内容重新吐给用户，于是更容易被视为合法。
Anthropic 的模型规则里还会强调：当用户询问一本书的内容时，不能输出整本书。它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再次越过复制和传播的边界。如果模型把完整书稿原样吐出来，就可能重新构成复制和传播。
至于毁书这件事，肯定会让人不舒服，因为人会给书赋予人格和感情。书本身当然没有人格，但我们在阅读中寄托了感情。听到一本书被打成纸浆、被彻底销毁，尤其想到其中可能有孤本或稀有书，人很难没有情绪反应。
所以这件事呈现出一个极其拧巴的结局：在现有规则下，它可能合法，甚至能够大规模工业化执行，但它不能被公开讲得太响亮。公司知道公众会不舒服，于是需要代号、保密协议和匿名中间商。合法能干，但是不能说，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2026-07-30 08:30:00
浸没式DUV光刻机量产，又吓崩了美股和韩股，又一次DeepSeek时刻到来了吗？
首先说新闻是怎么来的。两家外媒两天发了两条消息。7月27号，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先发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批量制造国产浸没式DUV光刻机，今年大概要生产5台，明年准备生产20台，准备交付给三家公司：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以及做内存的长鑫存储。
7月28日，路透社跟进了一篇报道，细节更多一点。要注意，牵头的不是一开始大家猜测的上海微电子。路透社报道中写的是Aishengna，因为写的是拼音，我也不太确定它在中文里叫什么。这家公司是2023年8月才成立的，注册资本70亿人民币，有两个股东，一个与上海电气有关，另一个是上海国际信托的子公司。路透社说，这家公司吸收了上海微电子的团队，也吸收了另一家叫宇量昇的公司的团队。宇量昇这个名字要记住，后面还要再讲。
这条新闻的核心信息全部来自匿名消息人士，不是官方发布会，不是公司公告，也不是交付仪式。路透社的报道里还有一句话：设备还需要进一步测试，距离阿斯麦的竞争产品还很远。截至今天，Aishengna没有发公告，上海微电子没有公告，所谓的三家客户——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也没有确认这个消息。当然，它们也没有辟谣。在中国，有消息出来时，有的公司会说无可奉告，有的彻底不理，有的会辟谣，这些反应代表不同的消息分量。
所以最准确的说法是：相对比较主流的媒体从匿名消息人士那里得知，中国已经开始组织国产浸没式DUV光刻机的小批量生产，今年目标5台，明年目标20台。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都很重要，都有背后的含义。开始组织生产不等于已经造完了，目标5台不等于下线5台，准备交给客户不等于客户已经收到了，当然更不等于这些机器已经在制造芯片。
这里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这三家准备接收光刻机？中国有很多晶圆厂，第一批机器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给它们三家？这个问题会反复讲几遍，因为它是这条新闻里最有信息量的地方。
股市不管这些。机器还没造出来，到底行不行也没有验证，股市已经先跌为敬。7月27号消息一出，阿斯麦当天跌了5.2%，盘中最深时跌了8%以上。第二天7月28日更狠，韩国KOSPI指数跌了10.84%，盘中一度跌了11%。这不是个股，而是指数，直接触发全市场熔断，停牌20分钟。整个7月份，KOSPI累计跌幅已经接近30%。三星电子跌了13%，SK海力士跌了14%，日本铠侠跌了18%。美股方面，美光一度跌了10%，AMD、ARM、希捷收盘都跌了8%，纳斯达克100直接跌进回调区间。韩股这段时间实在是上蹿下跳，7个月里熔断了8次，确实有一点夸张。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准备生产光刻机，跌得最惨的为什么不是荷兰阿斯麦？阿斯麦是全世界唯一生产光刻机的公司，却只跌了5%点几；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却迅速跌下去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面再详细讲。
接下来要拆解四个问题。第一，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水平，为什么第一批客户偏偏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第二，这台机器的国产化率应该怎么算，“全国产”到底靠不靠谱？第三，这件事到底该放鞭炮还是该泼冷水，是遥遥领先还是吹牛，应该怎样定性？第四，股市这一跌，真正跌掉的是什么？
先说机器的水平。DUV叫深紫外光刻机，波长是一百九十几纳米，再往下做已经很难。怎样让波长再稍微变短一点？泡在水里。因为波长在水里比在空气里更短，所以用超纯净水把台子泡上，让光射到水里，波长就又缩短了一些。所谓浸没式做的就是这件事。现在最先进的DUV光刻机都是浸没式的，在此之前还有在空气中工作的干式光刻机。浸没式是在工程极限达到之后，又向前抠出了一点空间。
按照目前公开的报道，国产这台机器对标的是阿斯麦2008年前后那一代机器，设计上奔着28纳米那一档去，大概相当于NXT:1950i那一代机器，也就是18年前的水平。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但193纳米的波长为什么能做出28纳米芯片，甚至进一步做7纳米？核心就是多重曝光，多曝光几次。至于具体怎样进行多重曝光，这里不详细解释。
这条路早已被证明过。台积电是2019年才开始把EUV，也就是极紫外光刻机，用到量产上。在那之前，7纳米芯片都是用DUV深紫外光刻机进行多重曝光做出来的。我们也是一样。去年12月，TechInsights拆解了麒麟9030，确认它使用中芯国际的N+3工艺，全程没有用到EUV。中国境内应该没有EUV光刻机，至少没有可以正常工作的整机；是否有一些零部件或核心零部件，是另一个问题。今年6月份，还有一家分析机构进行了更深入的拆解，说N+3的最小金属节距大概是32.5纳米，逻辑密度接近台积电的N6工艺。
因此，DUV能不能做先进芯片、能不能做7纳米芯片，早已不是理论争论，而是产业事实。但必须讲清楚：不是说这次目标量产的5台国产机器就可以去做麒麟9030或昇腾950，这两者没有关系。这些芯片还是用阿斯麦的DUV光刻机做出来的。国产设备现在只是开始向前走，不能把已经存在的芯片成果算到这批尚未交付、尚未验证的设备头上。
下面回到为什么偏偏由三家公司接收。先讲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在2020年12月被美国商务部放进实体清单，理由是军民融合。这是最硬的一种卡脖子方式，白纸黑字登在联邦公报上，全世界都能查到。谁要卖东西给它，先申请许可证，批不批要看美国方面的决定，相当于朝廷下了明旨，昭告天下。
中芯国际手里有阿斯麦的DUV光刻机，但再买新的能不能买到，需要一事一批；每买一台，都要去美国审批。以后机器坏了，能不能继续维修、能不能更换配件，也要审批。所以中芯国际需要一个替代方案。哪怕替代机器暂时不够好，也可以用它告诉美国方面，已经有了替代产品，或许反而能增加批准进口的可能性，这也算一招。
第二个是华虹半导体。华虹半导体不在实体清单上，但它遇到另一种方式，叫is-informed信函。正常的出口管制要走完整立法流程，要发布征求意见稿、公示、走流程，速度很慢。is-informed信函相当于一个后门：商务部直接给企业发一封信，通知企业从现在开始，卖给这家公司东西需要申请许可证。它没有走完整流程，而是用信函确认，而且速度很快，今天发信，明天就可以停止供货；要继续供货，就一事一批。
美国为什么盯上华虹半导体？很多人看到华虹，会以为它和华为有关，其实从股权结构上说，华虹半导体与华为没有关系。但它背后有一家一直支持它的公司，叫新凯来。这是一家华为系半导体设备公司，目标据说是今年做出每月几千片7纳米晶圆。真正与华为有关的不是华虹半导体，而是新凯来；新凯来在华虹半导体里的分量也不是股权分量，而是双方在合作生产、进行7纳米芯片试制。
第三个是长鑫存储。长鑫存储这两天刚上市，上市当天涨了466%，一下超过工行，成为中国股市上最贵的公司。以前大家总说，中国股市最贵的公司为什么是茅台，现在终于证明我们也有硬科技，股市上最贵的公司变成了长鑫存储。
长鑫存储没有进入美国商务部名单，但进入了美国国防部的1260H清单，这是另一个清单。进入这个清单后，如果商品需要进入美国军事采购，就要申请各种手续。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美军使用大量苹果设备，而苹果被美国美光存储狠狠收割并嘲讽之后，去找美国政府，希望放长鑫存储出来，让苹果在中国销售的设备使用长鑫存储芯片，否则成本太贵，玩不转。现在苹果又希望再往前走一步：保证在美国销售的苹果设备使用美光芯片，但希望所有在美国之外销售的苹果设备都能使用长鑫存储芯片。
这三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不同名单。它们以后是否还能购买阿斯麦光刻机，需要去美国审批，或者可能以后就买不到。今天买得到，明天不一定；已经买到的阿斯麦DUV光刻机，未来坏了之后是否有人维修，也是问题。所以三家公司最着急。它们的法律身份不同，但商业处境相同。
另外，这三家公司还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中芯国际正在大批量生产7纳米芯片，麒麟9030的N+3工艺就是它做出来的，当然是在阿斯麦DUV光刻机上做出来的。这里层数最多，多重曝光用得最狠，套刻精度要求也最严苛。
华虹半导体一边是特色工艺的老手，功率器件、嵌入式存储做了很多年；另一边，它有一个叫Fab 6的工厂，又在探索新工艺，向7纳米靠近。这是老工艺和新工艺混跑的环境，最考验机器适应性。
长鑫存储做的是眼下最贵的存储。服务器使用的DDR5由长鑫生产，长鑫还在做HBM3试产。存储工艺逻辑与逻辑芯片完全不同，层数少，但重复性要求高得离谱。一块晶圆上有几百亿个电容，差几个芯片就直接废掉了。一台设备必须在三种环境下活下来。
因此，这次小规模量产真正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告诉美国方面：即使不供应，中国也能自己造。美国限制有一个特点，有时一旦对方自己能造了，它反而会说算了，卖给你吧。第二件是交三张答卷：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的三种环境，这台机器到底能不能应付？
还有一条宇量昇的线。宇量昇是上海光机所和新凯来合资的项目，两家各占一半股份。新凯来是前面讲过的华为系芯片设备公司。中芯国际从2025年9月份开始，就在测试宇量昇的浸没式DUV光刻机。这条线早就在跑，只是到7月底才被外媒捅出来。现在宇量昇团队加入进来，项目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机器大致是什么水平，为什么三家公司先得到机器。
接着说国产化率。没有人会相信这台机器是100%全国产。这两天有人炒作国产化率90%、80%或70%，但这些数字其实没有那么大意义，因为统计方法不同。按重量统计，国产化率可能达到99%。与其争一个口径不明的比例，不如研究到底有哪些东西不能国产。
第一是投影物镜。光从光源发出来后，要经过很多层镜头打到硅片上。现在这类镜头来自德国蔡司。国内也有人测试、研发，但现在还达不到对方的水平。
第二是光源。深紫外光刻机DUV的激光光源主要有两家公司在做。一家是美国公司，但已经被阿斯麦收购，大概率不会供应；另一家叫Gigaphoton，是日本公司。至于这家日本公司以后是否愿意继续供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第三是高端传感器和精密伺服系统，包括位移量尺、光栅尺、精密电机等，这一块也是德国和日本公司占主导。国内也有人做，但据业内说法，国产控制系统的国产化率不到20%。整套控制系统主要还是依靠德国和日本，全世界都购买这两个国家的产品，包括阿斯麦也是如此。
第四是双工件台。这一块反而是国内相对比较亮眼的，国产化率会高一些。
第五块才是真正卡脖子的东西：光刻胶。浸没式DUV光刻机使用的光刻胶100%由日本生产，而且日本已经说不再接受新订单。只要是中国客户，去下订单就没有了。中国在卡日本的稀土材料，日本就卡中国的光刻胶。今年从日本进口的光刻胶基本上要清零，再往后就彻底没有了。
国内不能生产光刻胶吗？能。每一样被卡脖子的东西，国内都在生产。但是直接换上国产产品以后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工作，还要重新测试。
那么，这件事到底该放鞭炮，还是该泼冷水？目前只是传闻，而且是匿名人士的传闻，没有任何官方回应；机器里还有很多东西来自日本和德国，最核心的部件不是自己生产，光刻胶又被一剑封喉。
但这里必须给出一个结论：这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中国有非常多的科研成果，最后没有办法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之所以有各种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文件，就是因为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太难，中间有一道巨大鸿沟。一旦这个东西真的走出实验室，准备开始量产，就是巨大进步。5台也算小批量量产。
一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进入工厂，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第一道门槛，是从样机变成台套。样机怎么做出来？一群老师傅在车间里只伺候一台机器。机器能跑，但可能只能跑一次，下次还能不能跑出来不一定；这台机器也不能复制，下一台怎么做以后再说，这就叫样机。
台套则意味着有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可以按照一个标准继续往下造。从5台到20台当然有区别。项目成熟后，可以继续改进，降低成本、提高精度。但第一道门槛非常重要。
第二道门槛是整机指标，重点是套刻。拿一块晶圆上来照相，这件事本身没有那么难。难的是照完以后，要在上面涂各种东西，再蚀刻出痕迹，然后再照一次，而且可能不是再照一次，而是再照十几次。照十几次以后，芯片不能废掉。只要其中一次摆歪一点，或者镜头里有灰尘，整个晶圆就废了。所以套刻才是真正对光刻机的考验。
第三道门槛叫客户工艺验证。光刻机到了晶圆厂，不是通上电就能跑。它还要与光刻胶、掩膜、涂胶显影机、蚀刻机、量测设备、缺陷测量设备一起磨合。光刻只是晶圆厂生产过程中的一步。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芯片、不同的工艺层上，需要重新寻找工艺窗口。
这又解释了为什么是那三家公司：它们的工艺完全不同，对光刻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如果三家公司都测试通过，就有巨大的代表意义。但要注意，现在所说的是准备交给它们测试，不是已经交付，更不是已经通过客户工艺验证。
第四步是稳定放量。一天到底能跑多少晶圆，一个月要停机几次，能不能连续工作，良品率能不能稳定，不能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良品率就下降。
这里可以讲一个故事。日本人早期造战列舰时，发现炮总是打不准，有时打得特别远，有时特别近，怎么也找不到原因，这就属于良率差。后来找英国工程师来看，工程师发现弹药仓距离锅炉房稍微有点近。锅炉房有时变热，导致弹药温度改变，发射距离也就不准。对于炮来说，弹药温度与爆炸后的力量有关。
这种问题自己很难找出来，即便定位到了，有时也改不了。比如船已经造好，锅炉房能不能挪走？挪不走。这就是稳定放量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晶圆厂最后看的不是情怀，而是要核算成功制造一片合格晶圆到底花多少钱。造十片只成功一片不行，现在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成品率，才可以真正进入生产环节。
目前只是跨过了第一道门槛，也就是走出实验室，真的准备开始量产。后面还有第二道、第三道以及更多事情要做。但第一道门槛最值钱，因为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开始动起来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
那么，股市为什么跌得这么惨？从前面的过程看，这件事真是八字还没一撇：信息来自匿名人士，所有接收方没有确认，最终能造出什么样的机器也没人知道，股市却已经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核心原因只有一个：现在AI基建这条线已经拉得实在太紧。在AI还没有搞清楚怎样挣钱的情况下，科技巨头一年在AI基建上的投入，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型或中小型国家的GDP。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股价上蹿下跳。
中国开始生产DUV光刻机，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过去中国为什么没有生产出更多芯片？因为被卡脖子。如果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早就砸锅卖铁扩产。现在扩不了，问题就在光刻机。如今传出自己开始造的消息，全世界看了以后自然会心里发寒。
再看一个数据。今年6月份，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不是服装，不是家电，不是手机，而是芯片。上半年集成电路出口1,772.8亿美金，同比增长96.1%，在去年同期基础上接近翻番。
但必须注意，这些钱是怎么挣到的。出口芯片按照数量来说只增长了7%，剩下那部分主要是涨价涨出来的。出口额接近翻番，不等于芯片数量接近翻番。
对于全世界的芯片厂商来说，这套路径很熟悉。中国的体量、全产业链、中国工程师密度、很低的薪资加很多的班、整个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加在一起，会让它们想到家电、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走过的路径可能再重演一遍。虽然芯片大规模扩产可能还要再等两年，但这套路径它们太熟悉了。
这也是三星和SK海力士跌得比阿斯麦惨得多的原因。就算这5台机器造出来，也只是阿斯麦2008年的水平，而且什么时候交付还不一定。阿斯麦最新的DUV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一年能造130多台，明年还要扩产，再增长30%，2028年继续扩产。所以这件事对阿斯麦的短期影响没那么大。
但对三星和SK海力士影响就大了。它们也没有生产出更多芯片，现在赚这么多钱的原因，与中国芯片出口额接近翻番的原因一样：价格涨了。价格为什么涨？物以稀为贵，因为生产不出那么多芯片。
现在世界工厂的巨轮开始运转，最后一个卡脖子的东西似乎正在松动。即使国产光刻机暂时不够好，美国方面审批时也可能稍微放松。总之，中国扩产的路已经开始走。对三星和SK海力士这种依靠稀缺性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来说，市场自然会担心。
这算不算DeepSeek时刻？我认为还不能算。现在“DeepSeek时刻”似乎不再只表示中国造出好东西，而变成中国放出一点消息，然后美股暴跌，语言的发展就是这么有趣。但这一次还不能算，因为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到底能不能工作，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距离DeepSeek时刻还有点远。DeepSeek是真的把东西造出来了，包括前两天的Kimi K3也是真的把东西造出来了，而这次目前只是一个小道消息。
最后总结三件事。第一，这次只是一个传闻。官方没确认，企业没确认，客户也没确认。
第二，这次真正拿出来的不是5台光刻机，而是考卷。设备要去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考试。这张卷子一方面要证明国产光刻机可以应对不同环境，另一方面也要交一张卷子给美国方面看：我们自己也能做，你的设备该卖还是卖给我。但这仍然只是准备考试，不是已经通过考试。
第三，在整台光刻机里，包括光源、透镜，最关键的掩膜和光刻胶，还有很多被卡脖子的地方。卡脖子不意味着永远卡死，卡住的是时间和成本。只要愿意花钱、愿意等，总有一天能够做出来，只是要看划算不划算。
这次股市暴跌，主要还是神经绷得太紧。我对于科技、对于人工智能这次大的浪潮和方向，仍然抱有坚定信仰。虽然这一轮确实让我亏了不少钱，但只要方向是对的，中间都只是过程。真正考验信仰的时刻又来了一次。
2026-07-29 08:30:00
携程被罚了51亿，冤吗？会死吗？为什么是现在？罚完以后会怎么样？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官网发布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是国市监处罚〔2026〕29号，当天新华社、央视都跟进了报道。
大家看到的处罚数字是51.79亿元，这个数字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罚款35.2182亿元，这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有公式的：携程2025年在中国境内的销售额是469.5766亿元，乘以7.5%，就是35.2182亿元。国家规定的反垄断处罚幅度是销售额的1%到10%，所以7.5%是相对较高的处罚，但并不是顶格。阿里大概罚了4%，只是它的销售额基数大；美团罚了3%，总数比携程这次少一点。7.5%比较高，但“顶格”是另外一种政治表达，两者不一样。
第二部分是没收违法所得16.5806亿元。这部分钱，是携程用一套系统强行调低酒店价格以后，最终成交的订单给它带来的佣金，也就是靠这套规则玩法多挣的那部分钱，要吐出来。两部分加在一起是51.7988亿元，抹掉后面的零头，就是51.79亿元。
除此之外，还有一笔很多人没注意到的钱：责令退还酒店订单储备金1.2278亿元。这个钱的性质不一样，不是罚款，而是本来就不该扣酒店的钱，现在要还回去。
像携程这种商业模式，最害怕的是酒店逃单。房间到底卖贵了还是卖便宜了，对携程有影响，但关系没有那么大。酒店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客人从携程订了房，到店以后，酒店让客人把携程订单退掉，再给一个更便宜的价格。这样酒店绕过平台直接成交，正是携程最怕的。所以携程要求酒店先交押金，如果发现酒店这样做，就扣押金。这次携程扣掉的约1.2亿元押金，被认定不该扣，需要退回去。
大概是三项处置加在一起：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退还酒店订单储备金。51.79亿元再加上约1.23亿元，携程这一次总共要出53.03亿元。除了7.5%的罚款比例创下较高纪录以外，这次还有一个创新，就是第一次把三件事办齐了。过去以罚款为主，很少三管齐下。
为什么这次能够三管齐下？违法所得怎么能算得这么清楚，非法扣掉的押金又怎么能算得这么清楚？这一定离不开携程的配合。携程把整个系统的数据翻出来，经过审计后确认哪一笔算、哪一笔不算。这种工作不可能靠人手算明白，肯定是机器从系统数据里算出来的。所以，整个处罚结果应该是携程积极配合形成的。
时间线也值得一说。案件在2026年1月立案，7月19日总局送达处罚告知书，携程放弃陈述、放弃申辩、放弃听证，相当于“我认了”。7月25日正式作出处罚，同一天，携程在“携程黑板报”这个内部平台上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7月27日，携程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同时公布5个方向、19项整改措施。这就是事件的大致完整过程。
我算是携程最早一批金卡会员，应该在二零零几年就是金卡会员了。最早的携程是靠打电话订房，那时甚至还没有网站。我之所以那么早成为金卡会员，是因为自己长期出差，中国境内除了西藏等极个别省份，其他地方大概都去过，再加上在全世界到处跑，一直需要一个像携程这样的公司或者工具协助安排行程。
我记得早期坐在长途车上，就会举起手机给携程打电话，说请帮我订房。订好以后到酒店，说一句“我有预订”。当时觉得这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但说实话，我跟携程的关系也很复杂。互联网上那些令人不舒服的套路，携程一个也没落下：诱导消费、取消困难、退改的各种坑、默认勾选，能想到的它基本都有，甚至还能用你没想到的办法坑你。
后来携程又做了很多“商旅管理”。它直接进入公司，替公司管理员工差旅。员工不必自己订票、订酒店，也不必自己走报销流程，直接从内部系统下单，携程把票、酒店，甚至有些饭馆都安排好，剩下的在公司内部结算。
这为什么让我不舒服？首先我不是老板，公司省下的钱跟我没关系。其次，这种系统会干预个人选择。我当时是国航金卡，喜欢坐国航攒里程，但商旅系统偏偏让我飞东航或南航，不给我选国航，因为国航给它的折扣可能比较低。我说国航的时间更合适，价格也更便宜，它不管，反而在报销流程上写着：出差人拒绝选择最便宜的航班，因为要攒国航里程。这样显得我很有私心。当然，我确实有一点私心，但在时间更合适、价格更便宜的情况下选国航也很合理，它却一定要恶心你一下。所以我和携程之间的关系并不顺畅。
不过说到这里，必须承认携程是一家挺神奇的公司。它从电话订房的时代一路走来。当时没有网站，手里就是一张卡片和一个电话号码。后来互联网时代到来，淘宝等有网站的玩家起来了，携程也把网站和整套体系建起来，活了下来。再往后是移动互联网，美团等新玩家出现，它又活了下来。现在民宿、抖音、快手和直播电商都起来了，它仍然活着。
当然，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玩家发明的各种阴损招数，携程也都学会了。它把别人的坏毛病学回来，还能在一次又一次变革中保持市场支配地位，占有百分之五十几、接近60%的市场份额，并且顶过了两次疫情。疫情对差旅和旅游的损害巨大，携程却每次都扛了下来，还能继续提升份额，这的确很神奇。
现在中国差旅、出行领域的三个头部平台是携程、同程和美团，三家合计占整个行业的95%。还要注意，第二名同程的最大股东就是携程，持股25%。所以在中国出行市场，携程是绝对的老大。
下面回答四个问题：携程冤不冤，罚了以后会不会死，为什么是现在罚，以及罚完以后会怎么样。
先说冤不冤。肯定不冤，因为这次认定的不是“你太大了”，而是两套非常具体、可以还原的操作链条。
第一套叫“特牌加独家”。携程给一部分优质酒店挂上“特牌”，酒店获得更高流量和更好权益，但条件是线上所有客房库存必须全部交给携程分销，不许放到竞争对手平台。这种限制流通的独家要求，属于反垄断必须打击的行为。超过90%的特牌酒店长期执行了这项独家要求；不执行，就会受到警告、限流、取消权益或者摘牌。携程把这套体系维持得相当严密。
第二套叫“金牌、无牌加全网最低价”。金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要比竞争平台低20元，或者至少低5%；没有挂牌的酒店，携程价格也不能高于竞争平台。也就是说，携程上的价格必须是最低价。
关键还在执行方法。携程不是跟酒店商量，而是通过调价助手、AI生意助手、挂牌通等工具，或者由人工在后台直接把酒店价格改掉。酒店不执行，就会被限流、摘牌，或者被扣订单储备金。
酒店价格并没有一个天然标准，不能简单地说某间房就应该卖400多元、100多元或者别的价格，它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我以前去广州，最怕赶上广交会。不是广交会期间，酒店可能按正常价格的四折或三折销售；赶上广交会，价格就可能变成正常价格或门市价的三倍。但广交会期间，酒店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上升。
酒店经营者想的是，能不能先在携程获得流量；到了旅游旺季、人多了，就涨价，甚至把此前的便宜订单毁掉。过去很多人因此骂酒店，现在又回过头来骂携程。携程的逻辑是：你先在我这里骗到流量，等旅游旺季、十一长假或五一长假再涨价、毁单，这不允许，我就用调价助手把价格调回去。
这两天有人说携程很坏，把成本400多元的酒店房间调成100多元，酒店亏了怎么办？但酒店房间并没有这样一个固定成本，它凭什么值400多元？所以这里面没有谁天然是好人，酒店也不是好人。
决定书查出的情况包括：在酒店根本不知情时强制开通调价工具；酒店想退出却退不掉；退出以后又被重新开通。当然，酒店是否愿意这样陈述也值得琢磨。去酒店做笔录，酒店一定会说自己不知道；但当酒店追问为什么没有流量、怎样才能有流量时，平台告诉它开通调价助手就给流量，这一段酒店又可能选择性遗忘。通常就是这样的。
前面两套行为在法律上分别被认定为“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所以，处罚书指责的这些事情，携程确实都干了，而且没少干。它占中国酒店订购市场的58%左右，当然也是做得最多的一家，因此说它不冤是成立的。
但你说它有没有冤的地方？也有，因为这么干的肯定不只携程一家，大家都这么干，没有谁不干。只是今天选择罚携程。你不能说“别人也这么干，为什么只罚我”，既然罚到你，你就只能接受。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普遍违法、选择执法”。规则早就写在那里，前期执行得没那么严，大家都越界。等到某一天需要立规矩，就从越界的人里挑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份额最高的老大，打一顿板子，让它喊得惨烈一些，再表示接受处罚、痛改前非。表演结束以后，回去继续过日子。
携程把这些条件全占齐了。处罚决定书认定，携程在相关市场2025年的GMV占比是58.7%，接近60%，已经超过法定推定市场支配地位常用的50%门槛。而且它手里不只一个平台，还有同程和去哪儿：携程是同程的大股东，去哪儿也是它的。所以从选案逻辑看，选择携程没有毛病。
第二个问题，罚完以后会不会死？不会，大家不用替它担心。把携程账上的钱捋一遍就知道了。
截至2026年3月31日，也就是上一份财报的截止日期，携程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受限现金571.24亿元，短期投资238.92亿元，长期投资中持有到期的定期存款和理财229.51亿元。这三块加起来，携程自己在公告中说，现金及投资大约是1,040亿元。
携程也有负债。短期债务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务是200.87亿元，长期债务107.42亿元，合计308.29亿元。扣除有息债务后，广义净现金大约是731.71亿元。51.79亿元的罚款，如果按它现在手里的571亿元现金计算，只占9.1%，并不算多。罚款交完，第二天仍然照常发工资，不会造成致命影响。
那这笔钱一点也不疼吗？当然疼，毕竟是50多亿元人民币。它大概相当于携程2026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的两倍，准确说约为2.07倍；一季度归母净利润是24.99亿元，相当于一次罚掉两个季度的利润。但这是利润层面的问题，不是资产负债表层面的问题。它是一次大出血，但不会断气。
还有一个更值得琢磨的信号：7月27日港股开盘，携程不但没跌，还高开高走，盘中一度上涨7.7%，达到369港元。机构给出的解读是“利空出尽是利好”，不确定性消除了。这件案子从1月立案，到现在终于靴子落地，处罚金额已经确定。
在中国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原则，叫“一事不二罚”。接受罚款后，同样的问题不会再罚第二次。这像打游戏时的复活保护圈：角色被打死后原地复活，身上会有一段保护光环，帮助它重新适应游戏，别人攻击时可以免伤。
市场也很清楚，这笔钱不致命，而且罚过以后，这件事就翻篇了，后面慢慢整改，属于一次性了结，不会再用同一件事反复处罚。携程接下来会有一段“重生保护期”，反而成了当下最干净、最合规、监管最不容易马上再动一次的平台。前面说过，它做过的这些事其他平台也有，所以这种保护对它后续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次处罚对携程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好处。携程原来执行的策略，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旧模式：把酒店和平台绑死，酒店先交押金，平台替酒店调价，酒店还必须把所有房源交给平台，由平台分配流量。这种办法很有效，但并不是新模式。
新模式是不再捆绑酒店，愿者上钩。酒店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走。想要流量，就花钱买；平台不让你交押金，也不替你调价格。至于花多少钱，酒店自己看着办，商家之间自己内卷。抖音就是这种玩法，这才是新时代的玩法。
携程不知道这种新玩法吗？它知道，但原来躺着赚钱太舒服，自己改不掉。现在监管相当于替它升级：旧玩法必须停掉，改成新的、让商家自愿花钱的模式。美团原来也有很多“二选一”，现在不要求二选一了，商家可以随便选平台；但想从美团获得流量，就花钱买。隔壁卖包子的投了多少钱，卖饺子的投得比它少，生意自然不如它。规则最后会变成这样。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处罚也算帮助携程完成商业模式升级。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分析任何问题都应该追问：为什么不是去年，不是明年，偏偏是今年？
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下行，当然也叫“稳中向好”。2026年二季度GDP增长4.3%，一季度还有5%。旅游市场则是人多、钱少。2025年国内出游65.22亿人次，同比增长16.2%；总花费6.30万亿元，只增长9.5%。也就是说，每个人平均出游费用下降了5.7%，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穷游。
什么叫床车旅游？现在国内卖了很多新能源大SUV，把后排座椅放平，在里面搭一张床，晚上就睡车里，不订酒店。车停在景区门口停车场，睡一晚，早晨到停车场厕所洗脸刷牙，然后上山。现在有人就是这么玩。对卖机票、卖酒店的携程来说，这当然很难。
我为什么早早成为携程金卡会员，并且与它有这么深的不解之缘？因为过去需要不断出差。现在中国有7亿多劳动人口，其中3.2亿是灵活就业，快接近一半。我现在也是灵活就业，还需要出差吗？不需要。大家不出差，出去又是穷游，对携程整个市场盘子来说当然像天塌了一样。
现在中国饭馆、酒店的数量、营业额和利润都在暴跌。酒店和民宿还没有完整统计数据，但饭馆的数据已经出来了：2026年第一次出现倒闭饭馆比新开饭馆多的情况，饭馆存量总数开始下降。这是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数字，所以现在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携程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整个村子都在闹饥荒，地主家却还在“朱门酒肉臭”，当然很扎眼。
看携程2026年一季度财报：总净收入162.08亿元，同比增长17%；酒店预订收入65.10亿元，增长17%；交通票务收入60.50亿元，增长12%；跟团游收入11.30亿元，增长19%；商旅管理收入6.90亿元，增长20%。外面的人都快饿死了，它这里还歌舞升平，不打它打谁？
但也要讲清楚，财报是做出来的。仔细拆开携程的财报，会看到一个很反常的点：携程2025年全年归母净利润是334亿元，同比增长95%，接近翻番。中国的差旅和旅游市场已经这么惨，它为什么还能利润翻番？难道天上掉馅饼了吗？还真是天上掉了馅饼。
携程投资过一家印度在线旅游公司MakeMyTrip，2025年卖掉了这家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计入利润。它大约有一半利润是这么来的，主营业务利润应该没有怎么增长，甚至还稍微下降，这才是它更真实的财务状况。投资收益让整张利润表显得很魔幻。
再看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是24.99亿元，去年同期是42.77亿元，同比下降42%。这才更接近它真正的经营状态：利润接近腰斩。获客成本在上升。别看携程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它仍然逃不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最底层的逻辑：携程也要去腾讯、字节跳动和抖音买流量。
携程自己对2026年二季度收入增长给出的指引是3%到8%，而一季度还是17%。所以携程的财报也快撑不下去了。携程配合监管把这次处罚做掉，表现出挨打很疼、痛改前非的姿态，一个原因就是自身财报开始撑不住。在这样的时间点把利空出尽，股市看到结果以后马上上涨。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整个下游都在倒下、饭馆、民宿和酒店日子都很惨的时候，携程仍然增长的收入和利润到底从哪里来？答案不用猜，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下游酒店、民宿从业者身上压出来的。
携程变成了矛盾的制造者：上面顶着监管，下面压着商家，中间被挤压的力量全都传导给开酒店、开民宿、开饭馆的人。于是，2025年针对携程平台独家条款和平台调价的举报集中爆发。2025年8月，贵州约谈；9月，郑州约谈；12月，云南省旅游民宿协会直接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集体投诉。到了这一步，就轮到国家出手了。
国家出手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要泼一盆冷水，千万不要以为罚这笔钱是因为国家没钱。对于国家机器，不能用家庭过日子或者经营公司的思路去理解。国家手里有央行，也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地方政府缺钱是真的，但国家层面不存在简单的“手里没钱”。国家真正担心的是，发行的货币为什么流通不起来，为什么不转了。
而且这次罚的钱也到不了地方政府手里，因为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处罚，钱进入国库就结束了。所以国家处罚携程要做的事情，是杀鸡儆猴。从效果看是儆猴，但从选案逻辑看，携程绝不是随手抓来的那只鸡。它的市场份额接近六成，是绝对头部，也是规则本身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携程的违法行为从2020年就开始了，其实这类行为一直存在。为什么处罚书从2020年讲起？2020年是疫情开始的年份，大家的日子从那时起变得难过。原来平台也违法，但行业还在上升期，大家还过得下去，矛盾没有爆发。疫情来了，下游已经哀鸿遍野，平台仍然“朱门酒肉臭”，矛盾就集中爆发了。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不是“杀鸡儆猴”，而是“打头部、立规矩”。这套动作所产生的政治效果，是让人感觉“青天大老爷看到了民间疾苦，出手收拾为富不仁的乡绅恶霸”。
上面不会承认是疫情或宏观环境让商家的生意变难，这种矛盾必须找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看起来又肥又为富不仁、特别该打的对象，让它把矛盾背走。携程正是一个完美人选：够大、够典型、钱够多，打一次还死不了，而且确实干了这些事情。
这个逻辑跟当年处罚美团一模一样。美团为什么被罚34.42亿元，还退了12.89亿元保证金？因为它一边压饭馆，一边压外卖骑手。对我们这些在美团订外卖的人来说，美团确实很好用：便宜、快、选择还多。但国家处罚考虑的不是消费者能不能吃到更便宜的饭，而是怎样让下面开饭馆的人不至于闹事，让送外卖的人还能吃得上饭，不要出来搞事情。它要的是维稳，这才是国家处罚的核心原因。
携程也是一样。处罚以后，消费者能订到更便宜的酒店吗？未必，甚至订不到。处罚针对的恰恰是“酒店价格被生生压下去”这件事。所以处罚携程以后，消费者订的酒店可能会变贵，但酒店从业者可以认为，自己原来日子过得不好，不是因为国家，不是因为疫情，也不是因为宏观经济，而是携程这个坏人把本来应该挣的钱压走了，于是又能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才是为什么现在处罚。
第四个问题，处罚以后会怎么样？我的答案是不会怎么样，不会有什么根本变化。
有三个理由。第一，大环境不会变化。处罚携程以后，大环境会变好吗？我们就愿意出去吃饭、住酒店了吗？不会。谁给我发雇佣合同，谁派我出差，我才会正正经经住酒店；否则我不会轻易出门。就算出去旅游，我也会穷游，住最便宜的酒店。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床车旅游已经不合适，睡在车里，晚上起来上厕所也很麻烦，但我仍然不会住很贵的酒店。
第二，处罚携程后，其他几家平台会不会收敛一点？会，但该干什么还得干，大家总要过日子。
第三，明面上的规则拆掉以后，暗地里的规则还会重建，而且会建立一套更高效的盘剥体系。携程原来的体系看起来很狠，但比较陈旧，效率并没有那么高。现在这种让商家花钱买流量的体系，才是被全世界互联网商业模式验证过的最高效的盘剥体系，而且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不愿意花钱，就看着旁边那家生意兴隆，自己门可罗雀，还说不出什么。
所以不会有什么根本变化。我现在订酒店，都会货比三家，把携程、飞猪、同程、抖音直播等渠道全部比较一遍，也会看华住集团。华住也做订酒店的业务，但它自己盖酒店、买酒店，是重资产运营，所以最后通常华住给出的价格最好，因为酒店是它自己的。
但一定要比较。以前我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是因为出差花公司的钱，只要最快订上酒店，其他平台便宜十块八块跟我没太大关系。现在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且有的是时间，自然会货比三家。
总结一下，携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这一点必须说清楚。但公司做到这么大，没有哪家公司是单纯的好人，都是坏人，区别只在于是否守规矩。
我们真正应该通过这次处罚看到的，不是51.79亿元这个数字有多吓人，而是这套市场规则如何运转。规则先立在那里，但前期不严格执行，大家先折腾，越界也暂时不管。可这些越界行为一定会在下游制造巨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等矛盾积累到需要一个出口时，规则制定者会突然出现，说自己发现了问题、抓住了坏人、打了板子。打完以后，大家觉得青天大老爷开眼了，但结构一点没变，只是矛盾被转移了。
真正矛盾的制造者，是上面的规则制定者，而不只是下面那个薅羊毛的平台。
这里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携程这次真正挨打，不是因为它卖得贵，恰恰是因为它把“全网最低价”变成了控制酒店的工具。消费者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也确实买到了最便宜的酒店，但酒店却不能去其他平台降价，最后整个行业只剩下低价、低利润和低质量的内卷竞争。
这不是旅游崩了以后政府找携程开刀。恰恰相反，是游客越来越多，每个人花的钱越来越少，平台又把低价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监管才会赶在整个行业利润彻底被卷穿以前，把规则重新立一遍。
当然，规则立完以后还得接着卷，只是换成一个更隐蔽、更高效、更残酷的方式继续卷下去。至于重写以后的规则是否好用，等明年这个时候再看。
2026-07-28 08:30:00
黄仁勋为什么着急推动开放权重倡议？先把事情说清楚。一个从来不发推的人，突然发了人生第一条推。7月24日，黄仁勋在X上发了一个帖子。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内容，而是这是他人生第一条X。他以前不是不发，而是原来根本没有账号。过去我们在X上看到的各种英伟达消息，都是由英伟达官方账号发布的。一个世界市值最高公司的CEO兼创始人从来不发X，这件事多少有些特别。当然，他跟每天长在X上的马斯克没法比。
黄仁勋这条帖子的阅读量直接冲到1,100多万。按照X平台的付费标准，他已经可以获得收入了，但这点收入对黄仁勋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他发的是一封公开信，题目叫《开放权重与美国的AI领导力》。帖子里写了一句话：“开放模型强化安全和网络安全，加速创新与扩散，并且使主权成为可能。”他一直在强调“主权”。
事情随后开始滚雪球。第一批有25家签署，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直接翻到50家，OpenAI和谷歌都进去了，现在是77家。不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等大家看到视频时可能又涨了，我们暂时以77家为限来讲这个故事。
在讲开放权重倡议书之前，首先要明确几个概念：什么是开放权重，什么是开源，什么是开放软件。这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闭源API，也就是我们现在习惯使用的OpenAI、Anthropic、谷歌Gemini、xAI的Grok和Meta的Muse Spark。这些都属于闭源API，部署在各自公司的服务器上，权重在人家手里，价格、访问权限以及什么时候停机，都是人家说了算，使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
有时停机也不是故意的。比如前两天OpenAI的认证服务器挂了，全世界的人，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人，都无法登录，好像隔了几个小时才恢复。对我来说，这倒是一件比较欢乐的事：那天我刚好把自己的Codex额度用到100%，一点都不剩，第二天一觉醒来额度又被重置了，我还挺开心。
第二个概念是开放权重，也就是这次公开信的主题，英文叫open weights。它保证模型参数可以下载、检查和修改，也可以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但训练代码通常不给，训练数据说明通常也不给，许可证还可能带有一定限制。使用开源软件不等于免费，开源软件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里面有许可证，使用者必须遵守。开放权重模型的许可证通常是在开源许可证上修改而来，比如限制用户数量或部署规模，部署量太大以后可能就要付费。
第三个概念才是完整的开源AI。按照开源促进会，也就是OSI的定义，完整开源除了提供权重，还要提供修改系统所需要的训练代码、数据信息，以及使用、研究、修改和再分发的权利。OSI说得很清楚，只开放权重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开源AI。
还有一个概念叫开放软件，可以理解为在开源软件后面再进一步。开源软件仍属于商业模式，到了开放软件那一层，更像是宗教信仰。开源软件可以挣钱，开放软件则追求完全免费。我们这里不展开讨论。
这一次77家签署的，就是开放权重，不是开放软件，也不是完整的开源AI，更不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开放。我之所以花时间掰扯这些概念，是因为如果把它简单归结为“开源派对闭源派”，就看不见这次真正争夺的东西。争夺的其实是模型的控制权和分发权：谁能够决定一个模型能不能被下载、能不能自行部署、能不能被拿去做别的东西，这才是核心。倡议并不要求拿到模型的人能够从头重新把模型做出来，那已经是完整开源AI的范畴了。
谁签了、谁没签，有时比签了什么更重要。就像一个领导生病了，来探望的人一个个记下来。有人问领导记得住吗？领导说，来的人记不住，但谁没来，我能记住。这里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先看芯片企业。AMD和英伟达来了，其他企业却没来，英特尔、博通、高通和Arm都没有出现。这里没有任何情怀，全部是生意和利益，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英特尔没来其实挺奇怪，我估计可能是它的算力芯片份额太小，所以不掺和这件事。
模型厂商来了一些。除了Anthropic，事实上中国以外的大部分主流模型厂商都来了，中国模型厂商一个都没来。估计我们也想去签，但人家不要咱们，这个阵营就是这么泾渭分明。Meta、Mistral、Cohere、OpenAI、谷歌和微软都在其中。谷歌一开始不在，后来CEO皮查伊专门发了一条X，说很高兴能够代表谷歌支持这件事，谷歌长期从开源中受益，也是开源的重要贡献者，并一直通过Gemma系列提供开放权重模型。他还专门艾特了Google DeepMind和DeepMind的CEO哈萨比斯，意思就像是：你们看，我已经表态了，赶快去签字。
OpenAI也签了，这件事稍微有点奇怪，后面再讲。马斯克第一天表示支持，但名单上当时并没有xAI。到75家名单时，它已经进去了，不过出现的名字是SpaceX，不是xAI，也不是SpaceXAI。因为xAI和SpaceX已经完成整合，现在正式名称应该叫SpaceXAI。估计是SpaceX的人想欺负一下xAI的人，专门不把AI写上，这件事也挺有意思。日本的Sakana AI也在名单里。所以，在中国以外的AI厂商里，基本上都去签字了，唯一没签的是Anthropic。
剩下的签署者包括算力厂商、推理平台、云厂商、开发工具企业、软件企业、网络安全企业、行业客户、一批投资机构，以及原本就做开源AI模型服务体系的企业和组织，比如Hugging Face、Ollama和LM Studio。专门做开源的Linux基金会也在其中，A16Z和孵化器YC也在。
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结构性判断：这77家里，真正直接训练、研究或者评测模型的，大概只占三成；剩下七成，是模型扩散之后能够挣钱，或者能因此获得议价权的产业参与者。所以这不是一支理想主义队伍，而是一个利益联盟。它最稳定的共同利益，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开源”，而是“不要把可下载模型这一整套商业形式一刀切掉”，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准备切这条路。
谁没有来？除了Anthropic，亚马逊、甲骨文也没有来，还有刚才提到的博通和英特尔。这些都是大家原本可能认为应该出现在名单里的公司。
亚马逊没来的原因很简单，它把赌注押在Anthropic上，Anthropic怎么说，它就怎么做。谷歌虽然也是Anthropic的大股东，但谷歌毕竟有自己长期经营的人设，需要继续沿着开源和开放权重这条路走，不能因为支持了Anthropic，就把自己的人设丢掉。至于甲骨文，它押注的是OpenAI。虽然OpenAI签了字，但甲骨文与OpenAI合作的部分，一定是OpenAI不开放的那一部分，所以甲骨文也没来。
Anthropic没有签其实比较好理解，这与它一贯的表达一致。这次Anthropic官方没有表态，达里奥·阿莫迪也没有出来说什么，只是单纯没有签字。达里奥·阿莫迪一直强调，能力很强的模型一旦开放权重，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叫覆水难收。权重放出去以后，别人可以对模型做后训练或强化学习，原开发者再也无法控制这个模型后面会干什么。
比如Kimi K3这样的模型，本身能力非常强，但仍然设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限制。别人却可以拿这个模型去破解、解除限制，这时Kimi已经拿它没有办法了。坏人、恐怖分子或者其他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人，手里就可能获得非常强力的工具。这一直是达里奥·阿莫迪的观点。这也让我想起Steam：任何游戏只要上了Steam，里面的角色最后穿什么衣服，就不完全由游戏公司控制了。
达里奥·阿莫迪这次没有发出新声音，但Anthropic仍然有人出来说话。一位名叫朱利安·施里特维泽的研究员出来阴阳怪气了一番。这个人来头不小，原来是AlphaGo、AlphaZero和MuZero这一系列项目的开发者，显然是从谷歌来的。7月25日，他在自己的X账号上连续发了两条。第一条说：“我太高兴了，黄仁勋现在也是开源信徒了，期待CUDA和GPU驱动开源发布。”第二条说：“纳德拉也站出来支持开源了，等不及看到Windows和Office开源了。”纳德拉是微软CEO。
这种阴阳怪气和反讽，我认为与倡议书本身关系不大。出来讽刺的人，可能更像开放软件或开源软件的宗教信仰者。他看到一些人打着开放权重的牌子，借开源软件的旗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实际上却在做生意、追求商业利益，所以心里不服，出来讽刺一下，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回到公开信本身，它的核心主张可以归纳为四条。
第一，要给合法蒸馏留出空间。信里说得很明确，蒸馏就是用一个模型的输出帮助训练另一个模型，这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技术，可用于模型改进、评估和验证，也是从既有技术中学习、在其基础上构建和改进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相对而言，用非法手段从闭源模型中提取价值是另一回事，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和商业框架处理，而不是一刀切地限制或封死整个技术路径。
但到底什么是合法蒸馏，这条边界在信中很模糊。这个模糊也不难理解，因为一旦写清楚，联盟内部可能首先就会吵起来，字也就签不上了。不同公司对这一点的要求不同，每家的用户使用手册都有自己的规定：达到什么情况算蒸馏，什么情况算正常使用，各家定义并不一致，而且通常也比较模糊。
第二，要鼓励美国自己的开放权重模型。信中的原话是，美国的AI领导力不应该由某一个前沿模型来判定，而应该看美国有没有建成一个强大的、能够扩散到每个行业的开放生态。它建议政策制定者扩大初创企业和研究者获得算力的机会，投资共享训练资产，包括数据集、工具和评测框架，并保持前沿模型的多元性。
第三，它承认开放权重有风险，但反对用禁令应对风险。信里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明确写道，权重一旦发布就超出了原开发者的控制，被修改过的版本很难追踪或撤回。但接下来它又说，正确的应对不是禁止开放权重。理由是网络安全：当攻击者在使用先进AI时，防御方也必须拿到能力相当的模型，才能检测、模拟和响应新出现的威胁。
这里指的应该是前一段时间GPT-6攻击Hugging Face的事情。先进模型上去攻击，结果OpenAI的GPT和Anthropic的Claude都拒绝服务，最后Hugging Face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了GLM 5.2，才把事情搞定。
第四，不要因为开源模型可能存在问题，政府就直接把这条路封死。信里使用的措辞是，避免对开源模型施加过早的限制。当然，有一点它没有说：现在这种巨大的开源模型只来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天朝上国，恰好与美国不对付。而且现在真正发布开源大模型的公司，没有任何一家在这封信上签字。这个倡议大概率不会有什么结果。
顺便说一句，这封信开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类比。它说，1980年代早期的开源软件先驱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念，也就是“软件只有在公司牢牢控制代码时才能进步”。后来，开源软件支撑起大半个互联网，也支撑了美国军方和联邦机构的关键系统。美国现在在AI上面临类似选择：到底走开源还是闭源？要记住这个1980年代的类比，后面要专门讲一个Borland的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可以拿来对照。
那么，黄仁勋到底在着什么急，为什么着急忙慌地推动这样一份倡议书？这里分两部分讲：第一，中国是不是要领先了；第二，黄仁勋近期和远期的焦虑到底是什么。
中国做了这么多大型开源模型，是不是要领先了？马斯克在7月23日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说，美国可以立法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模型，但美国阻止不了世界其他地区使用这些模型。他认为，中国有相当大的机会成为全球AI领导者，理由是中国的电力规模、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当然，这只是他的预测。
黄仁勋在7月22日接受Axios采访时说，中国的开放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企业应该被允许使用它们。市场把Kimi、DeepSeek这些低价开放模型误读成硬件需求的利空。但他同时又说，不存在中国把美国公司撞出公路的情况，这种可能性为零。也就是说，中国再强，美国仍然领先。黄仁勋说话还是比马斯克圆滑一些。
最近泄露的梁文锋四小时访谈里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出，因为AI竞争最终是生产竞争。在人才方面，中国不缺，人才已经多到内卷甚至产能过剩；在电力方面也不缺；芯片和其他产能则会慢慢追上来。所以最终拼生产时，世界工厂必然会胜利。这是他的一套理论。
接下来谈黄仁勋近期和远期到底在焦虑什么。大家喜欢把黄仁勋比作金矿旁边卖铲子的人，但卖铲子的人最喜欢什么样的金矿？是产很多金子吗？不是。卖铲子的人最喜欢矿工是一盘散沙。因为一盘散沙的矿工会互相比较，会寻找最好的铲子，所有卖铲子的人都在开放环境里竞争。最后大家发现黄仁勋家的铲子最好，就都去买他家的铲子。
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最后只剩两三家大公司统一开矿，黄仁勋站在旁边卖铲子，大公司却可能说：“我不要买你的铲子，我要自己建厂造铲子。我的铲子可能没有你的好，但我可以专门训练矿工，让他们按照我这把铲子的方式挖矿。”这就是黄仁勋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使用闭源模型，比如Anthropic、谷歌Gemini或OpenAI的GPT，这三家公司都可以研发自己的芯片，找博通合作。博通也没有签字。TPU实际上就是博通设计、在台积电生产的。OpenAI、它背后的微软以及亚马逊，也都在做类似的事情。这些公司不需要向英伟达和黄仁勋支付品牌溢价，也不需要交专利授权费，完全可以自己把芯片做出来。哪怕没有英伟达的好用，也可以将就使用，只需要训练一下，就能得到更适合自己手型、更适配整个采矿流程的新铲子。这正是黄仁勋讨厌的局面。
如果大家使用开放模型，比如Kimi K3和GLM 5.2，情况就不一样了。开放模型无法专门训练用户按某种固定姿势干活，而且这些模型原本都是在英伟达芯片上训练出来的。算力机构、云厂商和那些建设主权AI的国家，就会开开心心地购买英伟达显卡。这是黄仁勋近期的焦虑。
远期焦虑仍然可以用卖铲子的故事解释。现在这些开放大模型都从哪里来？都来自天朝上国。因为禁运问题，中国的大模型都被要求适配本国自己的算力卡，比如华为昇腾950。这就好像来了一群东方矿工，他们确实是散兵游勇，但有一套特殊的挖矿方法。他们不用铲子，而用镐和耙子，而且已经训练得很好，价格便宜，效果也非常棒。大家可以沿用这套镐和耙子的方式继续培训、继续挖矿，那么卖铲子的人就不再占优势，卖镐和耙子的人也能站在旁边竞争。
哪怕镐和耙子没有别人的铲子好，这群人已经适应了这套东西。一旦这些大模型真的在全世界流行，大公司、大工厂决定使用智谱GLM 5.2或Kimi K3，它们也可以选择华为昇腾950部署。部署之后，效果与英伟达大差不差，这才是黄仁勋真正害怕的事情。一旦真走到那一天，他可能就是作茧自缚，真的把自己玩死了。
所以黄仁勋现在一定要出来呼吁：赶快开放权重，美国人也要做一些这样的东西，不能只让中国人做。中国人做出来的模型一定会适配自己的算力卡，到时候CUDA这套生态就捆不住人了。这才是他真正着急的原因。
因此，他的核心建议不是让中国开源模型更顺畅地发展，而是美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开放权重模型。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一旦美国有了自己的大型开放权重模型，这些模型一定会原生支持英伟达生态和CUDA。从训练到推理的整套流程，开发者围绕它建设的工具链，企业围绕它进行的部署，以及其他国家围绕它建设的主权AI，都离不开英伟达。
美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缺算力。如果它真的能够组织美国创业公司训练这种大模型，就有可能训练出比中国模型更好的产品，真正把scaling law做起来。现在中国的模型，不要只看2.4T或2.8T的总参数量，它们在每个任务中能够激活的参数量也就是50B，不敢再大，因为再大设备就顶不住。但这个问题在美国不存在，它可以在英伟达B300算力卡上每次激活几百B的参数，可能一下就超过中国的开放模型。
这件事能不能成？我的判断是不能，一点戏都没有。
美国确实有一些创业者在尝试，比如签署名单里的AKI AI、Reflection和Nous Research。Nous Research就是做Hermes Agent的公司。它们确实在尝试训练美国自己的开源大模型，但难度非常大，面前有三个重大难题，也就是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钱。大模型不是Linux，也不是后面要讲的Eclipse，不是靠一个基金会凑一凑，或者靠几个人凭个人爱好为爱发电就能做出来的。训练大模型必须花真金白银，需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第二座大山是商业模式。开源模型早期一定很难赚钱。权重开放以后，开发者想再把钱收回来，难度很大。
第三座大山，也是最讽刺的一座，是美国的AI应用公司更喜欢直接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进行后训练和微调，从头训练并不划算。Cursor原来也是这么做的。它们有更简单、更直接的路径，没有必要从零开始。
这几天还有一位叫Ben Thompson的人，在7月20日写了一篇博客，题目叫《谁在害怕中国模型》。文章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观点：美国开放模型创业公司受到前沿实验室条款限制，反而可能需要去蒸馏中国模型的蒸馏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公司如果从头训练模型，第一关就过不去，而且问题不只在钱，还在数据标注。它们没有数据，而数据标注成本非常高。怎么办？中国模型的玩法，是去蒸馏Anthropic和OpenAI。中国公司在中国，相关美国公司可以写信指责，也可以要求美国政府处理，但它们过不来。美国模型公司就不一样，如果真的敢坐在美国蒸馏Anthropic，律师函分分钟就送到门口。因此，美国公司反而更难做出自己的模型。
所以我的判断是，即使黄仁勋号召了这么多人，得到77家响应，也改变不了这些根本原因。不存在相应商业环境时，非要一群人花很多钱、很多时间，去做一件长期看不到收益的事情，是不可能持续的。
前面反复强调，这些人不是靠信念、信仰或情怀聚在一起的。77家是靠商业利益聚集在一起的，只有把利益说清楚，联盟才可能继续前进。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做出来？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比美国强？这里有三个特殊原因，而且这三个条件美国一个都不具备。
第一是人才密度。中国的人才密度是内卷级的，美国不具备。第二是数据蒸馏。中国公司可以蒸馏美国模型，把最昂贵的部分省下来，美国公司却不能这样做。第三是一个封闭、没有外来竞争的市场。因为OpenAI和谷歌禁止中国境内使用其服务，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种封禁，中国厂商可以随便使用OpenAI、Anthropic和Gemini，中国模型公司可能根本活不下去，早就死了。一定要有“小院高墙”，它们才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出来。
当这三项条件都不存在时，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里，美国很难做出自己的开放大模型。就算它想做，估计还是要依赖中国工程师。以美国现在的生态，这件事仍有相当大的难度，或者说不确定性。
下面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原来是Borland大中国区的Evangelist。早期Borland就是那个卖铲子的人，但想收拾它的是IBM。IBM不能让Borland握着Java开发工具这把铲子，因为IBM自己要卖小型机，也要卖Java中间件产品。一件关键开发工具掌握在一个只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小公司手里，IBM认为不行。
那怎么办？开源，就像今天黄仁勋做的事情。IBM成立了Eclipse基金会，然后把做主机的厂商拉进来，包括IBM自己、惠普，可能还有Oracle和Sun。Borland自己也傻呵呵地加入了，说大家一起做开源，支持一下。Borland本身算是相对有情怀的公司，加入后还贡献了代码。Eclipse最早期的代码有一半来自Borland。
后来，Eclipse这个产品把Borland干掉了，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统江湖。当时我正在Borland工作。我印象中，JBuilder 2007是第一个基于Eclipse的版本，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自己的那套版本不要了，转而在Eclipse基础上修改，最后变成了这样的状态。
为什么Eclipse能成功，而今天黄仁勋想做开放大模型却做不成？黄仁勋当然比当年的IBM更有钱，世界第一市值公司的称号不是白来的，但当年成功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Eclipse本身花钱较少。做一套软件能花多少钱？几千万美元，少一点可能几百万美元就能做出来。后面还可以快速更新迭代。Eclipse最早的版本奇烂无比，但软件可以一点点改，就像忒修斯之船，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替换。最后成功的Eclipse已经完全不是最初那个东西了。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Eclipse是一套开放的插件系统。它发布以后，各家厂商都可以在上面改。IBM可以在上面做WebSphere，Borland可以在上面做JBuilder 2007，Oracle和Sun也都可以在上面做自己的东西。每家公司都能使用统一架构，在上面增补一点内容。
但这两个条件在大模型领域都不存在。大模型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训练的，每个版本都要从头开始，而且每次都非常昂贵。它最终给出的是一个完整结果，不可能像插件系统一样，从里面去掉一部分，再加一部分上去，这件事做不到。
因此，即使77家公司都去签字了，最后训练出来的模型到底谁来用，仍然是问题。它不像Eclipse，可以先有一个基本框架，大家再往上增加插件。大模型没有这个能力，它就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即使美国公司真的训练出一个大模型，比如做Hermes Agent的那家公司训练成功，它还要与中国这群“卷王”竞争。智谱、Kimi、MiniMax、千问、百度、字节和腾讯，都在等着发布开源模型。这些公司可能在一个月内一人发一个，美国创业公司根本比不了，也卷不过它们。
最后总结一下。黄仁勋这次的动机是商业考量，与情怀无关；所有签字者也都有各自的商业考量，同样没有情怀。
倡议的核心包括三点：给合法蒸馏留出空间和标准；不要把开放模型这条路一棍子打死；美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开放权重模型。
响应者虽然众多，但结构非常清楚。77家里只有三成是真正做模型的，剩下七成都是靠模型扩散赚钱，或者借此获得议价权。这是一个标准的利益联盟，不是一份自由软件宣言，这群人没有共同信仰。
我认为最终结果不会发生太大改变。商业环境不支持，资金量级不支持，模型不可分拆的特性不支持；如果与中国工程师比内卷，美国公司也没有胜算。
黄仁勋这一嗓子喊出来，动静很大，得到77家响应，但大概率最终只会给中国开源模型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不会产生其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