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9 09:29:08
读者来信：
刘臣律师你好！
我是在知乎上刷到您的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现在很迷茫。
1.我是当事人（取保状态），作为公司的美工兼对接，公司老板据我了解已判刑。
我的获利是几千块钱，干了将近三四个月这样。
2.现在我的案件到了检查院，一开始我们（除去老板一共 7 人）被公安以帮信罪逮捕的，后面检查院不批捕，现在可能是因为老板被判了诈骗罪，所以警方想以诈骗罪定我们的罪，已经移交检查院了。
3.我的案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包括老板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12 月份我因学校临近毕业想找份工作先签了实习证明就入了他公司，他公司是做网站的，因为我大学期间学的比较差所以不会制作网站，所以就进公司当美工，但是我这个美工其实是半斤八两的，我自己学的不咋地，只是跟他的关系好，然后进公司里了，然后进了公司之后，他给我的美工任务基本上是微信发压缩包给我，然后我自己修修改改了之后再发给他，期间美工图片都是正常的图片，或者说是他让我给他找的图片啥的，由于他们做的网站大部分都是电商网站的，然后我就一直认为是做的跨境电商网站，然后 3 月份 20 号左右，他跟我说有点累（因为他自己也做网站），然后把对接客户的工作也交给了我，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客户要改网站的需求，转发给其他的技术，但是呃对接工作的软件是一个飞机软件，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我就答应了，然后就把一些客户要改的需求转发给技术（都是些正常的网站修改技术），然后到 4 月 10 几号的时候老板就被抓了，当时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情况，甚至叫他爸妈去报警问问看，然后在 4 月 17 号这样警察就把我们抓了，被抓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上游就是利用这些网站去诈骗。
想问您几个问题:
1.这个公司当年是老板在学校的时候就创了，然后因为创的时候他跟我说创的时候要两个人，所以说当时因为玩的很好，就帮他创立（因为当时也幻想着什么，万一他的变成马化腾这样大集团公司了呢），然后就占股这个公司 1%（当时是处在宿舍，宿舍的人都有见证），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 1%的股份会对我有影响吗？因为公安问过我一嘴，但是没记在笔录上，然后检察官找我问话的时候也问过一嘴，我跟检察官解释了，但是检察官说没用的，还问我那些分红，然后出多少钱，我也跟检察官说了，我 1 分钱也没出，分红也 1 分钱也没拿。想问一下这个会有影响？
2.案子到这个地步，我有什么能做的呢？我肯定是不希望留下案底的，因为我确实不知情，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几千块去骗人，但是前面口供没做好。
3.依据您的经验，大概这类型会判大概多久？有没有可能拿到不起诉，比较我也才刚出社会不想就背了个缓刑。
4.因为家境比较贫穷，家里是没有钱去请律师去帮助我，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自救嘛？
5.关于我的工作美工是半吊子的基本没改过多少图，改的图也大概是淘宝商品图去水印这样，然后是对接，转发工作的内容也是给网站修改功能的。
6.检查官找我问话的时候曾经跟我说，我们这帮人当初是很多人建议捕我们，但是是他看在我们还是学生的份上没逮捕我们，但是他只跟我说了这个话，并没有跟同样的其他人说这句话，他是不是把我认定成一个小头目了？
文笔比较差导致文章比较混乱，非常抱歉让您费心了。
祝:身体安康
工作顺利
站长回信：
读者好，来信阅，简要回复如下：
总体感觉核心事实有所缺失，难以作出较为精准的判断。
最令我难以理解地方来自于你老板的罪名认定。
帮信罪，通常位于电诈链条上相对边缘的位置，一般行为人认识到或者应当认识到，其所从事的行为，极有可能是在为电诈犯罪提供帮助，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继续实施。对于核心电诈活动的具体内容，主观上处于不确切明知的状态。如果主观上明知在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帮助，也明知电信诈骗犯罪的具体展开手段，则罪名相应嬗变为诈骗罪。
按照通常的情形，像你们公司这样为其他网站提供外包建站美化服务的，至多定个帮信罪。而且能成立帮信罪的前提，还得是你们所进行美化的图片，能够明显看出与电诈或网赌相关联，仅从工作内容上，就足以使员工判断行为性质。
但如果你老板已经被认定为诈骗罪，则说明至少你老板与核心电诈环节有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甚至直接就是电诈活动的参与人之一。只不过你老板极有可能并不会向你们如实透露他对电诈活动的参与深度。
这也是工业化大分工时代对犯罪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之一。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遵循风险与收益相对等的原则行事，如果他们得知老板是个日入斗金的电诈犯而自己只不过拿每月几千块钱的微薄工资，那么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作出理性选择，要么用脚投票走人不立危墙之下，要么要求参与分肥，总之要实现风险收益对等。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诈犯罪，都会细分作业链条，并进行相应的信息隔离。
如果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分析你的案件，其实你的处境不是非常有利。
其一，关于是否够罪及罪名认定的问题。如果你的老板都只不过是一个被电诈集团利用的帮信犯，那么你们作为员工，安全系数显然要更高一些。但现在你的老板已经被认定诈骗，则你的安全系数显然会直线下降。在刑事案件中，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不过倒也不必幻想在公安面前佯装不知。大多数人是一辈子中第一次面临讯问，能不出差错，确保自己的话被完整准确记录已经相当不易，更别说在公安面前装老练了。一般来说，一个人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侦查员搭眼一瞅，就知道个七七八八。你老板知道的越多，高危信息与你们建立关联的概率就越高。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立案罪名是帮信，但现在公安想按诈骗把你们全诉过去。
其二，关于参股的影响。刑事案件的审查，不同于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的股东身份、法人身份，在刑事案件中，只是判断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参与深度的参考判断标准之一。换言之，刑事案件关注的是你究竟有没有参与核心犯罪活动，参与多深。一般来说，登记股东或法人，至少意味着与老板的关系相较其他人更为密切，在警方眼里，会让你比其他普通员工显得更“显眼”一些，但最终刑事责任的认定，还是要以查证属实的个人实际地位作用为准。
其三，关于你的工作内容对定性的影响。其实在上文中已经略有涉及，工作内容本身对工作性质及你对公司业务性质的主观明知状态有一定的辅助判断价值，这是其一。但最终的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作性质。同案犯的口供，尤其是你老板的口供，工作群聊天内容，获利情况等，都会成为辅助判断的参考物。
其四，关于下步你还能做什么。你只谈到之前的笔录没做好，但是具体没做好到什么程度？缺乏相关信息，难以做出判断。况，刑事案件中，你个人的口供只是一方面，你还要考虑，如果你的口供没有做好，那么其他人会不会也有此种情况？每个人的口供都跟客观事实差一点，那么最终拼图起来的案件全貌，就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
我个人建议：一方面，今后的口供，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完整的向办案人员叙述，并且要认真核对笔录，如有错记漏记，你有权利要求更正；另一方面，案件到检察院后，还是要找一个靠谱些的律师，拿到案卷材料，认真分析研判一下。说难听点，就是最终判了，也判个明白，不要稀里糊涂的给自己留下遗憾。如果实在是经济困难，至迟案件到法院后，会给你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现在很多年轻的法援律师还是很负责任的，与法援律师加强沟通，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其五，关于量刑处理。因为看不到案卷，现在只能说做一个大概的初步判断。目前对于类似电诈类案件，想做不起诉有一定困难，一般要么是情节特别轻微，比如上班才一俩星期这种，要么是案件证据不足以定罪，有很好的无罪基础。但是从量刑上来说，边缘人也不会特别重，有司也已经注意到，边缘人有很强的工具人色彩，主要打击对象还是核心组织者，最终获利者。
以上，供参考。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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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5 10:35:44
老申大晚上向我求救，说案子遇到了棘手情况，不知道该咋办了，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一听，着实棘手。
一个取保候审的女当事人，案件起诉至法院，法院作出了逮捕决定。
按说这也是正常操作。女人涉嫌在缅北搞诈骗，按现行司法政策，一般不适用缓刑。
通常来说，凡是不宜适用缓刑的案件，公安和检察院也不会给办取保。一抓一放再一抓，凭空多耗费许多司法资源。在很多司法官眼里，反正最终都要坐牢，前期放出来几天也没啥意义，而且人还容易放“野”了，后期万一人不配合，抓不回来，反而是个隐患。
老段（另一个案件当事人）号里就曾经跑过取保候审的人。也是个缅北遣返回来的电诈犯，退了一大笔前后，当地县里给办了取保。但那个县实在太穷了，太想要钱了，竟全然忽略了对跨境电诈犯作社会危险性评估。
这些跨境电诈犯，一来多半没有成家立业，在国内无牵无挂，二来对偷渡走线那一套轻车熟路，三来在境外有整套社会关系网跑出去反而更容易讨生活。
这哥们取保后，二话不说，又偷渡润出了国。这下县里可炸了锅，连累全县所有取保候审的人，不管啥罪名，不管啥家庭困难，一律通通紧急收押。
扯远了，说回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办取保，是因为案发时，她有个尚在哺乳期的小孩。对于哺乳期的妇女，不能采取羁押措施，这是一条红杠杠。
取保候审的期限是 12 个月，一晃一年将近，案子终于诉到了法院。法院一看，哺乳期也过了，符合收押条件了，二话没说，就下了逮捕令。
但问题是，女人心眼子也多，她虽然已经生了孩子，不能像前面那哥们那样再次一润了之，公安传唤她，说要执行逮捕决定，她无从违背，但她从四川老家来河南时，却抱上了自己刚刚不满两岁的小孩。
公安的大老爷们，一见母子俩，脑瓜子嗡一下就炸了。对付犯罪分子，他们有经验。但眼前这一大一小，哪里还是犯罪分子专政对象啊？大人哭得梨花带雨泪眼摩挲，小的哇哇大哭嗷嗷待哺。
一开始，公安还试图给女人做思想工作，说你这样对你自己和孩子都没有好处，赶紧联系家人把孩子接回去安顿好。
见女人不买账，软的行不通，又尝试来硬的，说你如果还不配合，我们就把你小孩送福利院去。
先澄清一下，我虽然由于工作性质，常年与帽子叔叔进行高强度对抗，但这事儿咱必须有一说一，给帽子叔叔正名。
公安说把女人小孩送福利院，只是单纯的吓唬，不可能真干。娟姐老公是个派出所的所长，一次抓嫖，抓到一个未成年小姑娘。成年妓女，抓到后开个行政处罚，该罚款罚款该拘留拘留，例行公事而已。但对未成年，情况就复杂的多。系统内要求，对未成年不能一罚了之，必须一管到底，送还家乡，交到其监护人或社区手里。然而所里是既缺钱又缺人更缺车，最后她老公没办法，开着娟姐新买的奥迪小轿车拉小姑娘回老家。
小姑娘刚开始只说，自己老家在南阳市淅川县。淅川已经是河南省内首屈一指的偏远地带，从郑州开车到淅川县，至少也要五个来小时。孰料车一进县城，小姑娘又说，她家在哪哪山上的一个村子里。一看地图，那叫一个路漫漫而修远。她老公又开车开了俩仨小时，才终于把小姑娘送回家。
这一趟下来，新到手的车自然是少不了托底剐蹭。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娟姐觉得自己新买的车竟然被老公拿去拉卖淫女，心里犯恶心，跟老公大吵了一架，恨不能把车卖了。不过毕竟也是当律师的，心理承受阈值高一些，又觉得小姑娘也着实可怜，此事才算罢了。
女人既然混过电诈园区，对公安的行事风格，多少有些了解。是以公安说把她小孩送进福利院，她心里倒是一点不慌。
不仅不慌，她还担心老申坏了她的计谋，偷摸背着公安给老申打电话，交代老申：“如果公安把孩子交给你，你转头就跑，可千万别接！”
老申是个婚都没结的单身汉，自己一日三餐都还要靠点外卖，哪里有跟小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女人这番话倒正中老申下怀。心想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吃饱了撑得接你的孩子？
老申问我的意见，说这种情况该咋办？
我支吾半天，也憋不出个屁来，只得无奈的说：“你这个情况吧，有点超出我的大脑算力了，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你自求多福吧。”
老申第二天一大早，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那个小县城。
去之前，他预想了一百种方案，见不着承办人怎么办，承办人不通情理坚决要立即逮人怎么办，还有最纠结的，公安真一把把孩子塞给他怎么办？
毕竟他是女人的辩护人，对女人负有某种程度上的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难道到时候他真要抱着这个刚蹒跚学步嗷嗷待哺的小娃娃，跋山涉水，送回女人老家？
哲人告诉我们，遇事不决，呼呼大睡。
老申还没走到小县城，女人那边就传来消息，说问题暂时解决了。
果然所有的精神内耗，都是自寻烦恼而已。
原来公安上的大老爷们先坐不住了，深感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是个烫手的大山芋。公安们等不及身为辩护人的老申出面交涉，自己主动找到法官和检察官，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说这人怎么抓吧？你们要能把孩子的问题处理好，我们就能抓人。你们要是处理不好，就别搁这当甩手掌柜发号施令。
最后公检法三家的大老爷们吧唧着烟商量的结果是，立即送客，让女人先回去。名义上的说法是，给她十五天时间，该请保姆请保姆，该投亲戚投亲戚，十五天后，再回来执行逮捕。如此也算仁至义尽，如果十五天后女人还抱着孩子来，那就要不客气云云。
我没办法预知 15 天以后的事儿，不过以我对这片魔幻土地有限的了解，预感这事儿大概也就黄了。
对一个被告人是否进行审前羁押，本来就有弹性处理的空间。像女人这种棘手的情况，哪怕司法机关明知他们在卡自己的 bug，也犯不着跟她死磕。
由于对育有幼年子女的女性强行采取强制措施，曾酿成过血的悲剧。曾经发生过母亲被拉去强制戒毒，不满三岁的小孩无人照料，竟然饿死家中的惨剧。惨剧发生后，涉事民警被判刑追责。女人说家中无人愿意照看幼儿，极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但谁也犯不着去赌这个概率。
对轻罪案件被告人是否进行审前羁押，本来就有一定弹性。法院后续只管该咋判，至于到了执行的时候，监狱如何收监，那就不是自己要考虑的问题了。
正所谓，解决矛盾不如转移矛盾。自己的智慧破不了这个局，但要充分相信监狱方面的智慧可以。
这女人后续大概会走上这么一出老套但屡试不爽的剧情。
刑事司法程序，想扭转它的走向很难，但如果想技术性拖延它的进度，方法却有不少。女人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老申跟检察官协商争取适用缓刑，检察官就半开玩笑的说道，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除非你能给她弄怀孕。老申当即红了老脸，说我肯定给她弄不了怀孕，她想怀孕就自己去想办法。
俩人的对话虽然多少带点猥琐的恶趣味，但却恰恰精准卡中了另一个 bug。既然哺乳期的妇女不能收押，那就有不少人动起歪脑筋来，我何不一直怀孕？
正常人听起来会觉得这事儿很荒诞，但实务中这样卡 bug 的人还真不少。
最有名的卡 bug 选手，是一个落马美女官员，因贪腐金额巨大，被判死刑（当时的法律还保留着对职务犯罪的死刑），为了保命，竟然成功勾引了看守所所长，还怀上了孩子，成功卡上了 bug，死刑改判死缓。这事儿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能在网络上检索到。
现实中，我也亲眼目睹过反复卡 bug 的女当事人。当年还是实习生时，协助指导老师跟进了一个涉嫌诈骗的女当事人。女当事人学历很高，属于妥妥的高智高知人群，骗来第一桶金后，迅速转型洗白，案发时，已经是好几家大火锅店的老板。为了不住进看守所，反复多次怀孕，她的案子直到我实习期结束也没走完诉讼程序。她的最终结局我不清楚，只知道她当时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利用反复怀孕生孩子孩子恶意躲避刑事处罚如此常见，以至于有些时候，司法机关实在看不下去，偶尔也动真格，真把孩子送福利院，再把人收监。
偶尔到什么程度？到整一回就能被最高检当作宣传典型的程度。大多数尝到卡 bug 甜头的人，根本不会回头，只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甚至检索到了这个，还是 2024 年的新闻：闺蜜合伙盗窃靠反复怀孕育 11 子躲刑罚，一个生了 7 个娃一个生了 4 个娃……
做刑事案件越久，我就越对人性感到失望。所谓学溶于水，母子连心，在利益面前，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只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他们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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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3 12:41:16
一、与老徐的相识
老徐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
多年前，我帮他打过一桩索要货款的官司。一审被对方黑了，收获了一场荒诞的大败。我觉得很对不起老徐，又免费为他打了二审。二审开庭间隙，我杵在法院走廊外坐立不安，老徐可好，瞅准时机，卧在长椅上呼呼大睡起来。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一审黑的太离谱，被上诉人也没来应诉，法院稍稍看了几眼上诉状，还没听几句我慷慨激昂的陈述，就直接说，好好好，别恁激动，给恁改（判）了就是了。
这个案子让我与老徐同时看到了对方身上某些可贵的品质，互相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对老徐来说，愿意免费无偿继续代理二审要说法的律师不常有；对我来说，败诉后不甩锅不抱怨而且愿意继续无条件信任的当事人也不常有。
从那以后，老徐隔三岔五会给我推些小民事案件。老徐也就是个做水暖耗材生意的个体户，朋友圈里常有人有法律需求。但我从老徐那个案件之后，逐渐淡出民事诉讼领域，民事官司着实有点太黑，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怎么判都能判的有依有据，没点关系勾兑还真玩不转，还是干刑事刺刀见红来得更纯粹一些。
二、老徐被拘留了
接到老徐电话说他被拘留时，我正在吃火锅。
火锅店里蒸汽氤氲，人们吃得急头白眼，喜笑颜开。欢快的场景加上老徐天然乐天派的语调，让他嘴里那句“我被拘留了，刚从拘留所出来”显得格外不真实。
我诧异的“啊”了好几声，老徐重复了好几遍，我才终于闹清楚，原来正是老徐本人，而不是他的什么亲戚或哥们，被拘留了。
我紧接着问：“因为啥事被拘留了？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我又怕老徐搞不清楚文绉绉的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有啥区别，又追了解释了一句：“是关到拘留所了？还是关到看守所了？”
老徐说：“关进拘留所了，拘留了五天，这会儿刚放出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三、这几年老徐过得不容易
我竖起耳朵，听老徐讲述他的故事。
这二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个体户老徐自然也不例外。
前两年，侥幸跟几个伙计揽了一个大活。
某县一个政府拆迁安置工程项目，老徐几个人牵头搞工地的三通一平管网铺设。政府开的条件很苛刻，要几个人先垫资，工钱随工程进度结算。
但是怎么说呢，地方政府这几年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有人评价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完完全全的“公务员经济”。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洼地区输血，政府接受转移支付后，大项资金搞工程搞基建，小项资金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发补助，共同带动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的总阀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一旦过上紧日子，民间经济立即进入寒冬。
老徐几人干了将近一年，垫资大几百万。对于有实力的包工头来说，几百万不算大钱，但对老徐几个个体户，可几乎要了老命。
几人三番五次到县政府去要账，政府人员态度倒是非常好，又是端茶又是倒水，但一旦说到钱，就皱着眉头不吭声，只顾喷云吐雾长吁短叹。
四、老徐想了个要账的好点子
老徐几人眼看走正道要不来钱，聚起来一合计，决定给政府上点“眼药”，当即把工程停了。
你不是政府工程限期完工吗？
我偏就给你来个罢工，将你的军，看你解决不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
老徐们的思路按说也没错。
人们对待别人的事儿，跟对待自己的事儿，上心程度终归不一样。
对政府来说，拖欠工钱，就是“别人的事儿”，但当老徐他们以罢工相逼，工程进度受到实质影响，这事儿就变成了政府“自己的事儿”。
但老徐们终究还是错误估计了形势。
政府不是要恶意拖欠他们工钱，而是政府手里实在拿不出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小县城甚至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发放都难以保障，区区工程款，自然要要往后顺顺。
但是政府项目关系到民生大局，政府不能坐视不管毫无作为，这不仅是政府职责所系，更是政府主要责任领导政绩所依。
老徐们出了牌，现在轮到政府出牌了。
五、拦轿要账惹恼了青天
老徐几人，天不亮就开上面包车，直奔某县而去。
他们得到消息，主抓项目的副县长对工程进度不满意，今天要亲自到工地现场“督战”。
几个人为啥搞出一场“罢工”的大活儿，说白了不还是为了搞出点动静，好让自己的诉求直达天听？古老的生存智慧，仿佛不需要借助任何传播媒介，每个国人生来便能自动熟练掌握。
在县城这疙瘩地方，副县长就约等于天。只要能拦住青天，哭诉冤屈，区区工钱，一定不难解决。
老徐几人恨不能将四面透风的面包车油门踩进油箱里，终于在将将上班时分，赶到了工地。
他们到的时间挺合适，副县长青天正在左拥右促下，巡视工地，不时驻足，左指右点，为工程推进发表指导意见。
但老徐等人此刻却已经顾不上拦住青天喊冤要账了，他们既悲痛又震惊的发现：
工地上，新入场的施工队张灯结彩，一台台挂着大红花的挖掘机，排成整齐的队列，正在接受副县长的“检阅”。
他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扫地出门了。
老徐几人骤然从满怀希望的云端，坠入寒冷彻骨的冰窖。
哪里还顾得上要账？几人当即冲进工地，拦在完成检阅正要进场施工队额挖掘机面前，大吵大闹。
现场欢乐祥和，团进奋进的气氛，被老徐几个不速之客“破坏”殆尽。青天也深感触了霉头，匆匆钻进小轿车，离开是非之地。
六、“怪就怪你们撞到青天枪口上了”
老徐等人正围着新入场的施工队大吵大闹之际，几辆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至。
老徐几人被带回派出所记笔录。
直到此时，老徐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他们看来，政府拖欠工钱在先，现在不仅不结算工钱，反而找了新施工队进场，找新施工队进场也不是不行，只要结清工钱，他们立即离场走人，现在钱钱没见到，干了一半的活儿反而为他人做了嫁衣。几人想不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亏理。
公安却只问老徐等人，拦挖掘机没有，闹工地没有。
老徐等人想说，拦是拦了，闹也闹了，但是这事儿不能这么论，得从头慢慢理。
公安压根不给老徐吐槽的机会，对老徐等人说，你们有经济纠纷，为什么不依法解决？为什么要闹工地呢？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现在要拘留你们。
公事办完，往拘留所送的路上，公安才终于给了老徐等人倾诉的机会。
一个相貌忠厚的公安大哥拍拍老徐肩膀说：“哥们，不是我们非得跟你过不去，怪就怪你们撞到青天枪口上了。”
七、上访还是上诉？
在拘留所里，老徐每天晚上数星星。越数心里气儿越不顺。
给我打电话，一是吐槽发泄，二是要维权。
不同于他以前给我打电话，这回他不是来咨询我的意见，而是来告知我他的决定：
“明天我就上北京，告他丫的！”
我听的一脑门子汗，问他：“他丫的是谁？”
“公安啊！还能是谁！谁拘留我我告谁！”
“你告他啥内？人家说你扰乱公共秩序也没说错啊，再说你自己笔录里不也认吗？”
“那也不中！他们是非不分！我这是事出有因！”
“因在政府欠你钱不假，但那不归公安管，再说真拿到台面上上纲上线一板一眼说，政府欠你钱你也该去法院起诉，不该搞拦轿要账这一出儿。”
老徐一听这话就急了：“你丫的净给我搁这胡扯，打官司有啥用？能要过来钱吗？到头来事儿不少耽误，钱不少花，钱还是一毛也拿不着！”
我不得不承认，老徐说得有道理。我虽然觉得上访不妥，尤其是老徐扬言要直接进京，更是不妥之至，但一时语塞，竟找不到什么有力度的言语劝阻他。
八、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
之所以要开篇大幅笔墨介绍我与老徐的相识，是想说明，老徐虽然粗枝大叶，语言粗鄙，但绝非一个没有法律观念，不遵守社会运行规则的人。
即便当年官司被对手下了黑手使了绊子，他也坚决通过司法程序，依靠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表现出一个“帝国良家子”的优良素养。
时间真是把杀猪刀啊。是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把老徐从一个良家子改造成一个拦轿喊冤进京上访的刁民呢？
老徐这件事，割裂来看，各方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充足的道德辩解。
老徐就不用说了，政府拖欠工钱，强行清场，还把他抓起来关了五天，自己跟他死磕，天经地义。
新施工队也很无辜，我就来干个活，结果第一天就被几个壮汉大闹工地。政府欠你钱，你找政府去，来阻挠我挣钱算怎么个事儿？合着你饿着大家就都得陪你一起挨饿？
公安更简单，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要不是撞到副县长枪口上，不可能抓你，但既然抓你了，肯定有法可依，你跟县里有啥纠纷不归我们管，但你大闹工地，阻拦施工是客观事实，我们秉公执法，你挑不出我们理。
就连政府也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说不给你钱，只不过财政紧张，得多等些日子，再说当时把活给你时都说好了，要垫资要垫资，现在你干一半撂了挑子算怎么个事儿？那么多拆迁户等着房子住呢，关系大局稳定，岂能容你胡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不干就滚粗。
每个人都在这场博弈中，进行着能让自己获取“局部最优”的微操。一旦你摒弃预设立场，分别代入到他们的视角中，你还真不得不承认，他们每个人的操作都挑不出大毛病来。
然而，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优。过分的、片面的追求局部最优，有时反而会破坏全局最优。
老徐这事儿，这大概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九、最后的忠告
电话中，我给老徐的最后的忠告是：“我还是建议你去起个诉，不是说打官司能解决你多少问题，而是有个诉讼程序在这儿，对你毕竟也多少是个保护。”
希望老徐能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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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8 18:33:12
申请人：刘臣，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系涉嫌贪污、受贿罪一案被告人张局长之辩护人
被申请人：张三、李四、王五
申请事项：请求人民法院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强制证人张三、李四、王五到庭作证。
事实与理由：
张局长涉嫌贪污、受贿罪一案，贵院前日公开开庭审理。
庭前会议中，被告人张局长本人及辩护人共计申请了包括张三、李四、王五三人在内共计六名证人出庭作证。贵院经审查，认为全部有必要出庭，并依法向六名证人邮寄了书面出庭作证通知书。
然而庭审当日，只有赵六、孙七、周八三人按时到达法庭，出庭作证，张三、李四、王五三人，则对法院的出庭通知置若罔闻。
在前日的庭审中，辩护人已经口头申请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之规定，强制上述三名证人到庭，接受法庭调查，贵院并已记录在案。现正式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申请。
理由详述如下：
一是上诉三名证人身份特殊，具有不能取代的证明价值，非到庭作证不能查清事实。其中张三和李四是前后两任粮食局局长，对于查清吴九和郑十二人代缴社保三金有无通过局党委会议研究，是否经时任局主要领导同意交办，有关键证明价值，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证人王五是18万元贿款的行贿人，该笔贿款，前后反复经历三次送送还还，且收送款双方对最后一笔送款时间各执一词，不仅关系到能否认定张局长主观上存在受贿故意，也关系到该笔贿款是否及时退还，同样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
二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证明了证人出庭的价值，非单纯出示宣读书面笔录能够替代。如当日出庭证人周八，当庭作证内容与纪委笔录记载存在较大出入，其当庭明确证述，关于郑十社保费承担问题，其向时任局长李四进行过汇报请示，李四原话称：“郑十会去上班？干脆别叫他上班了，给他交个三金。”得到时任局长李四明确肯定后，周八才将郑十纳入不用个人承担社保费用人群。其当庭还明确证述，张局长虽然是副局长，但根本无权支配使用局资金，非经一把手点头，不可能办理。
三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揭露了目前在卷证卷的片面性。当日到庭的三名证人，无一例外，全部都在纪委对张局长正式立案留置前，被纪委多次传唤调查，并制作有调查笔录。相关笔录内容，被告人张局长及辩护人多次申请同步随案移送，但纪委及检察院方面，始终坚称不存在相关问话材料。在纪委始终拒绝全案移送证据之情形下，唯有强令证人到庭，才能全面还原客观事实。
四是经过前日之庭审，已经充分构建了足以推翻指控证据体系的重大合理怀疑，需要通知上述关键证人到庭，进一步核实情况。当日庭审中，辩护人出示了张局长的工作日志，证明当日粮食局党组确曾召开会议，研究相关人员人事安排相关工作。辩护人出示该组证据后，公诉人随即出示了一份粮食局当日召开党委会的会议记录。根据该会议记录显示，并不存在张局长所称的研究人事的会议议程。张局长随即辩称，当日党委会共形成两份会议记录，其中关于人事安排的议程，记录在另一份会议记录上。辩护人仔细审阅了两份会议记录，认为张局长之辩解有很强的合理性。首先，张局长的两本日记上，都记录了人事安排的会议议程，两本日记同时记错的可能性不存在。其次，张局长的日记所记录的第一项会议议程，与粮食局会议记录严丝合缝，连金额都分毫不差，可以充分证明张局长本人日记记录的真实可靠性。如果张局长的日记记录是可靠的，那就只能说明，纪委方面极有可能隐匿了另一份关于人事安排的关键会议记录。两份会议记录的对比情况一并附后，供贵院审查时参考。
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强制证人张三、李四、王五到庭作证，接受法庭调查。
法条链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五条：
强制证人出庭的，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由法警执行。必要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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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7 09:07:42
接上篇：
张局长这个案子，我最初的打算是挣个快钱。
我接手的时候，案子所有的庭审程序都已经彻底走完，就等着下判。
平心而论，前一任律师的工作卓有成效。
那次庭审结束后，监委约莫觉得滥用职权罪的证据太不像话，主动变更起诉，拿掉了滥用职权罪。
严格来讲，起诉至法院后，发现证据不足或压根不构成犯罪，应当撤回起诉。但撤回起诉，从法律定性上来讲，属于无罪处理的一种。监察委号称政治机关，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属于“不能犯错”的主体。原先在内蒙办老匡的案件，监委也是以变更起诉代替撤回起诉，让我不由怀疑，这是不是监委系统内一种约定俗成的处理惯例。
但是变更起诉与撤回起诉，对后续诉讼程序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变更起诉后，法院需要再次组织开庭审理。而撤回起诉，则不需要。
就是这样一点细微的差异，给了我在这个案件下判前最后一秒紧急介入的机会。
接这个案子时，家属也没有对我报以很大希望。之所以要增加一名律师，是因为前一任律师跟家属沟通不太顺畅，双方产生了信任危机，家属怀疑律师被法院策反。本来家属打算将他彻底踢出局，经我劝阻，才最终作罢。我劝家属保留前任律师，也有私心，如果家属请了我之后将他踢掉，他一定会怪罪于我，刑辩律师圈子就这么大，我不想被人背后嚼舌头根子。
结果没想到，算上今天这次正式开庭，光是我接手后，就已经开了两次庭前会议，一次正式庭审。今天的庭审，虽然磕磕绊绊走完了程序，但是后遗症很多，一些关键事实隐约有浮出水面之势，但距离最终水落石出，尚有一定距离。主审法官刘副院长，工作认真负责，明察秋毫，不愿意为监委和检察院背锅，我判断，这次开庭远远不是最后一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再有下次开庭。
我现在不得不为刘院长竖起一根大拇指。今天开完庭，已是晚上七点多。这个案子，家属情绪比较激动，其间休庭时，张局长爱人还跟公诉人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幸好张局长爱人性格比较平和，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要是张局长那个盛气凌人的妹妹在场，八成要闹得打上一架。
开完庭，刘院长的爱人还跑到法院，来接刘院长下班。近期社会面恶性案件频发，多半是生活受挫又涉访受挫引起，漯河法官王佳佳，由于一个标的额仅1万元出头的判决，竟遭到当事人报复杀害。刘院长爱人想必是担心庭审中家属情绪失控，早早的“埋伏”到了法庭附近，直到庭审结束，才终于现身，接走妻子。夫妻恩爱，伉俪情深，可见一斑。刘院长可谓人生大赢家，一方面工作业绩出色，能够得到院领导市领导认可，干到副院长位置上。另一方面，又能兼顾家庭，许多事业型女强人，家庭关系都不太和睦，像刘院长这样，能做到家庭与事业间皆圆满者，相当少见。
刘院长之所以愿意为这个案子投入如此多的司法资源，甚至不惜为此得罪纪委，与她的人生状态也有关系。
刘院长应该很能与张局长这样的干部形成共鸣。他们物欲不高，生活幸福，不去搞那些蝇营狗苟之事。但眼下的厂卫办案模式，显然营造出了一种官场逆淘汰的恶劣氛围。
越是问题大，牵涉的各方人员就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越安全。每个人都拿着枪指着另一个人，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恐怖之上的威慑。纪委本身也是官僚队伍的一员，里头相当多的领导及普通工作人员，也处在这张威慑网中。他们不愿意拿任何一个可能破坏威慑平衡的人开刀。一旦威慑平衡被打破，将带来一连串连锁效应，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倒塌，很快就会形成雪崩。越是像张局长和刘院长这样，游离在“威慑网络”之外的人，越容易成为纪委捕猎的对象。
张局长之所以到了法院之后全盘翻供，与刘院长的“谆谆善诱”，“释法说理”不无关系。张局长有抑郁症，被留置之前，一直靠药物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纪委留置期间就不说了，就是正常人都扛不住纪委的手段，更别说一个抑郁症了。到了检察院后，公诉人又是个极具攻击性，正义感爆棚的小年轻，第一次提审，就对他一通威胁恐吓外加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当然，我不是说正义感不好，作为国家公诉人，正义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但过强的正义感，反过来会遮蔽公诉人的眼睛，误导公诉人的判断。张局长案公诉人非常优秀，是我见过为数不多，能够脱稿应变，与辩护人打硬仗的公诉人。假以时日，待他对沉重的司法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正义感接上地气，一定会成为一个不仅技术优秀，且视野更加开阔的公诉人。
张局长在案件进入法院之前，一直处于自暴自弃，听之任之的状态。刘院长在首次开庭之前，对张局长说了一句：“你有啥要说的，现在要赶紧说，否则以后就没机会了。”张局长这才开始全面“翻供。”当然，张局长自己并不认为他是在翻供。按他的说法，他原先对一直对纪委实话实说，但是纪委不听不信，后边所有的认罪笔录，都是纪委编造，再与他进行彩排演练，最后才录音录像制作笔录。
法院检察院中女性占比越来越高，未必是件坏事。
相较男性，大多数女性对于事业的执念没有那么大。事业心弱，恰恰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事业心弱，就意味着她们要奉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家庭，这就让“威慑网”上其他人主动拉拢腐蚀她们的机会大大减少。事业心弱，同时还意味着，她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揣测上意，投其所好，甚至为了在大人物面前挣表现，故意干脏活自污，交投名状。
我一直讲，法律是一份贵族职业。无论是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在理想的状态下，都应当由“富足”的人担当。这里所说的富足，是指主观精神状态上的“富足”，而非客观物质条件上的富足。一个人一旦陷入对物欲的追求，那将是无止境的，欲壑永远难填。但一个人要想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平和，实现路径却有很多。比如我，读读书码码字，就能过得很富足。只不过，要想体验到我这种“富足”，门槛也不低。
一个游离在“威慑网”之外的法官，亲眼目睹另一个游离在“威慑网”之外的干员，是如何被纪委“杀良冒功”，疯狂围猎，最终心生惺惺相惜，兔死狐悲之感。
这是她愿意主动深入介入案件，并且自始至终拉偏架，暗自助力张局长和辩护人的深层次心理机制。
至于什么案件终身追责啊，怕将来缠访闹访啊，都是表面。
她只是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事业顺利，不需要将过多精力放在人事斗争上。但人家能干到副院长，显然不是个不懂官场规则的傻白甜小仙女。什么翻案啊追责，缠访闹访，都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说出来吓唬吓唬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还可以，她是过来人，这几招究竟是实是虚，有多大杀伤力，再清楚不过。
张局长能碰上刘院长当他的主审法官，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果换一个身处“威慑网”之中的法官，早就干净利落给他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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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2 21:16:04
本来想谈谈最近很火的“远洋捕捞”，但写出来却写成了这样。看起来跟“远洋捕捞”毫无关系，其实却是为我深度剖析“远洋捕捞”公共议题进行理论准备。在我看来，“远洋捕捞”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还是一个语言问题，更精准的说，是一个语意污染问题。“远洋捕捞”公共议题，是一个语意污染的典型样本。要从语言角度剖析它，就必须进行这样的理论准备。
我对中文时常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中文不算是一种很友好的语言。它没有成体系的显性语法，难以组织起顺口的长句，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极高。西语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从句套从句，就完事了。西语的长句不会显著提升理解成本，但中文就做不到。西语中的长句一旦直译成中文长句，立马变得晦涩难懂，如观天书。
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要明显高于西语。西语一个从句就能流畅传递的信息，中文可能要拆分成三四个短句。在组织这三四个短句时，你又不得不考虑短句之间的衔接。不仅是语意上的衔接，还要考虑发音、气流上的衔接。
然而中文的上限极高，一旦你与它充分磨合，它将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全宇宙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上限如此之高的语言系统。
刘慈欣的短篇科幻《诗云》，就讲述了一个关于中文之美的故事。外星文明拥有极高的技术能力，它们能够毁灭恒星，视地球生物为虫豸。这个外星文明试图用技术手段超越人类的艺术创作，它们动用了一整个恒星星系的能量，暴力穷尽了所有汉字可能的排列组合，创造出了一个实体的“诗云”。
最后，外星文明指着诗云对地球人说：“不管是你们已经创作出来的，还是没有创作出来的，所有的诗，都在这里。”
“是的，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从中挑选出真正的作品。”人类回答。
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EmilCioran）说：“One does not inhabit a country; one inhabits a language.”
齐奥朗指出了语言的实质，即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工具。
语言的特性会塑造共同的思考方式，通向共同的思考结果，最终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
一个人真正的祖国，是他所使用和理解的语言，而非任何物理边界。
中文写意、模糊、缺乏显性语法，掌握门槛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注意，我说中文缺乏显性语法，并不是说中文缺乏组织规范。只不过中文的组织规范，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科学”，更多靠使用者自行探索领悟。
中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是不讲逻辑。
其实这完全能够从中文本身的特性上找到解释。
思考本身就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载体。思考并不是无声的，每一个默默思考的人，脑海里都有一个声音在飘荡。
这个声音，就是他最擅长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是母语，但不绝对。
他对这门语言的掌握极限，就是他思想的极限。
普通人使用中文进行精准表达的难度太高，这限制了他们逻辑能力的自我孕育。
一个生活在中文环境下的人，要想提高逻辑能力，有两条路径。
一是持续精进学习中文，以突破语言能力为抓手，持续突破思考边界。二是抛弃中文，换另一种语言进行思考。当然，另一种语言，未必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符号语言。自然语言并不是思考的最佳载体，逻辑学中大量引入逻辑运算符，就是要摆脱自然语言对思想的禁锢。
无论是持续精进中文，还是转向一门新语言，门槛都很高，都以长时间的高等教育为先决条件。尤其是持续精进中文，不仅依赖于受教育程度，更依赖于个人持之以恒的主动求索。反倒是转投一门新语言，训练成本更低一些。你经常会见到很多理工男，文字组织能力与思想能力不成比例。就是因为他们在理工科训练中，以较低成本掌握了大量符号语言。这让他们拥有了除了中文之外的思考工具。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英语为首的西语正在广泛制造阶级隔离，最终将走向死亡。理由是西语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几乎每一个细分学科中，都存在大量艰涩生僻的新词汇。一个西语使用者，想要进入一门新学科，首先要过的不是知识关，而是语言关。
不得不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在知乎这样高知扎堆的平台上，这种观点几乎呈压倒之势。但它与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并不冲突，不仅不冲突，甚至可以说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儿。
中文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大，下限低，不保底，上限高。这制约了中文使用者的通识教育水准。西语的劣势在于上手难度小，下限高，有保底，但同时上限也低。好比打电子游戏，一个是前期很苦逼的大后期职业，一个是前期就能起节奏但后期能力一般的职业。
在不同的适用场景，不同语言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知乎的观点着眼于高端科研场景的语言适用性，进而得出西语正在走向死亡的结论，倒也能自洽。
不过我不认同知乎 er 们认为西语正在大规模制造阶级隔离。中文的造词能力远强于西语，但这不代表一个律师会计师文科大学教授会去阅读物理学生物学的前沿论文。但你能说他们与科学家工程师群体间已经出现了阶级隔离吗？显然不能。
真正制造阶级隔离的，不是词汇量，而是思考强度。
反倒是中文，由于不能为它的入门使用者提供合格的思考工具，正在批量制造大量没有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的人。
写到这儿，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农村妇女吵架的场景。架吵到最后，她们的语言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对抗强度。她们口中发出的声音，逐渐从语言退行成近乎动物的嚎叫。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她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治疗，这无关金钱，而在于她们甚至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表达自己的痛苦。对中文使用者而言，精神创伤本身不是“富贵病”，但精神创伤的医治，却是“富贵病”。你至少要过了语言关，才能谈得上进行治疗。
事实上，中文造成的阶级隔离，远比西语严重的多。
一个准确的“定义”，是进行一切精准思考的前提。
一个熟练掌握中文使用的人，恰恰可以利用中文模糊、混乱的特性，以偷换语意的隐蔽方式，完成对中文初级使用者的洗脑，进而对其实施压迫。
很多语意污染，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扭曲语言原本含义的程度。
比如我之前曾举例过的“普信男”。杨笠正是通过污染偷换语意的方式，大肆带节奏造流量，将这个词扭曲成了性别对立的代表性关键词。
中文的这种模糊性，及由于模糊性而导致的语意易污染性，使得任何公共讨论都变得事实上不可能。
一百个人嘴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连共同的讨论起点都不能确立，哪里谈得上公共讨论？
缺乏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反过来又使得公众难以接受日常通识教育。于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就无力进行精准表达，无力进行精准表达就难以进行深度思考，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就更容易陷入语意污染的陷阱，一旦陷入语意污染陷阱就必将进一步削弱其语言能力。
新文化运动时，激进人士提议，将汉语进行拉丁化改造，激进者如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冷静下来想想，所谋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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