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4 00:19:55
学校的开除决定，只不过是顺应了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1.争论
当我还只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曾与父亲发生过一场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在他们单位门口打架，打着打着，不知怎的，就打进了单位里头。
这场殴斗以其中一人受伤倒地而结束。伤得倒不是太重，自己打电话报警后，自行离开。
父亲的观点是：太大意了，都只顾站在那看热闹，也不上前阻止一下。这幸亏伤得不重，否则单位脱不了干系。
我的观点是：只是个私营企业，又不是公安局，没有义务挺身而出阻止他人打架。二人打架也非与单位矛盾引发，莫说受伤，就是打死了人，跟单位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思维方式很“律师”，从十几岁时便已初见端倪，可见人要吃哪碗饭，往往也是天注定的。）
父亲很不屑：人在你单位出的事，能跟你单位没关系？
我更不屑：有没有关系不是看事出在哪，得论理。
这场争论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们谁也不屑于再继续说服谁。
现在的我，来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才终于发自肺腑的认同他的观点。但那时候的我，只有十来岁，还理解不了父亲，更理解不了这个社会运转的真实逻辑。
2.特色逻辑
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不能进行正确的归因推导，是许多奇葩事件的主要成因。
人受伤跟你们单位有关无关不要紧，重要的是现在人就倒在你们这儿，那不好意思，只能先委屈委屈你们了。
东方式的因果，就是一场击鼓传花，没人关心是谁点燃了导火索，只看最终炸药在哪个倒霉蛋手里燃爆。
在这种特色逻辑下，谁是悲剧发生前的最后在场者，谁就要为整场悲剧负全责。
这个观察结论，我在多起公共事件中进行过公开验证，无一失手。最近的成功案例是，成功全程精准预测了河北骑行男孩被撞身亡案的走向脉络与最终结局。
3.正确的归因
大连理工李姓女孩事件，也不过是对这个结论又一次无聊的验证罢了。
女孩到底有没有降低中国女性的国际评价，乃至有没有损害“国格”，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公开讨论价值，多半没有什么好事发生，最终往往以“网络开盒”、“人肉爆破”、“大字报批斗”潦草收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这场舆情应持何种价值判断，而在于，女孩应该不应该为这场舆情负责。
她究竟是那个点燃了炸药包导火索的人？还只不过是个恰好被燃爆的倒霉蛋？
这个判断应该不难。拍视频的人不是她，打上 easy girl 标签传播视频的人也不是她，对着视频手冲打飞机的人还不是她。
她只是跟一个外国人睡了一觉，仅此而已。
她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她本人，外国男，传说中她本人的男朋友，外国男的家庭成员之间。
后边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超出她控制的部分。
她不应该为超出控制的部分负责，所有人都不应该为超出控制的部分负责。
可能讲的有些绝对，我先给自己叠个甲，至少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学校对她的处理，不过是延续了那个古老但错误的归因逻辑，互文了二十年前发生在我与父亲之间的那场争论：人在你单位出的事，能跟你没关系？
事儿总是出在你身上吧，不怨你怨谁？
4.文化土壤
毫无疑问，学校对女孩的处罚过于严厉，属于广义上的公权滥用。
但如果只是在道德层面批判，而不去铲除之所以会滋生这种滥用的“文化土壤”，那这种滥用仍将会顽强的传递下去。
就像我在二十年之后，不得不由衷赞同并钦佩当年父亲的观点一样。
我顶着挨喷的风险替学校管理层说一句话：
只要这种公众层面的逻辑归因能力的严重缺失一天得不到补强，他们就事实上一天没有除了与女生进行彻底切割外的其他选项。
任何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独有的价值判断，但也不能否认，社会上一定存在一个占据主流生态位的共识价值判断。
在这个我不太想挑明的公共价值语境下，女孩想翻身，太难太难。
于是，在更广阔的公共舆论层面，学校处置女孩所依据的那套古老但错误的逻辑，又回旋镖到了自己身上：
人总是你们学校的吧？能说跟你们学校没关系？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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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12 22:25:30
五星级大酒店永和铂爵路边摆摊，日入三万，迅速成为一个大新闻。
昔日高高在上的高端商餐，如今成了人人都有机会品尝的平价餐饮。这几天郑州正是连续高温酷暑，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开始，想尝鲜的吃货郑州人们便顶着五十多度的体感高温，排队等着品尝五星级大厨的手艺。
永和铂爵距离老婆单位挺近，我还提过一嘴让她哪天下班去排队买点什么回来尝尝，结果被断然拒绝。老婆耷拉着脸说：恁热的天，你想热死我呗？你想吃你就自己去，我肯定不会去！
看来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对五星级大厨的手艺感兴趣。
大酒店经营不下去，转而下沉“低端市场”，疯狂内卷，永和铂爵并不是第一家。只不过他比较幸运，莫名其妙吃了一波流量而已。
单位楼下开了一家快餐店，味道非常可口。老板娘气度不凡，而且深谙餐饮管理之道。开放式厨房，每天十一点出头，社畜们开始下楼吃饭的时候，厨师小哥就开始当着食客们的面颠勺。手艺也着实了得，大铁锅颠的飞起，锅里不时翻腾出一条火舌。很快就在附近打出了名堂。
偶然一次机会，与老板娘攀谈了几句，道是原先也是在大酒店搞高端餐饮，不过这二年市场不景气，破产欠了一屁股债，好在队伍没有散，仍是原班人马，租下这间板房，从头来过。
老板娘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娓娓道来，波澜不惊，淡定的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今天在龙子湖夜骑，发现路口也有大酒店摆摊外卖。还上了大喇叭：红烧黄河大鲤鱼三十一条，盐焗大虾十八一盒。
价格不算贵。一条红烧大鲤鱼，放到店里卖，怎么也得大几十上百。但也谈不上便宜，有次回老城区和帖老大羊汤，门口就有个戴白帽的回民叫卖大鲤鱼，才十八块钱一条。本打算上前弄一条，结果生意太火爆，人家已经卖完了，正在收摊。
不愧是大酒店，服务员小姐姐眉清目秀，妆容精致。可惜与室外劳作不太搭，眼线已经被汗水氤开，显出别样的妩媚。
如果说大酒店的外卖与原汁原味的地摊有什么区别，大概在于外卖盒与包装袋还顽强保留了最后一丝高傲。
长盒形状的外带盒，鱼不用弯折就能放进去。还配了一小盒卤制的鱼汁，翻热后浇在鱼上。最后还拿出印有酒店 logo 的塑料袋，贴心的挽上一个活结。
可惜这一系列动作，基本全都是无用功，我压根就没看一眼塑料袋上印的什么东西，到家便把鱼塞进了冰箱。
马斯克常把第一性原理挂在嘴边。
我所理解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少装逼少弯弯绕，直奔主题。
就拿五星级大酒店内卷下沉市场这事来说，就是第一性原理的体现。
说一千道一万，饭店就是做饭让人吃饱的地方。什么环境啦、服务啦、社交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都是扯淡。
一顿饭所有的边缘价值都可以被剥夺，唯独“果腹”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第一性原理。
现在人们还有余力追求一下“好吃”，偶尔也会来点“精致”，但长此以往，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果腹”，“生命维持”这个最根本的价值上。
与其说是在内卷，不如说是这些行业向“第一性”的回归。
那么律师行业的第一性是什么呢？
毋庸讳言：帮客户打赢官司，解决问题。
对于刑辩业务而言，更直接，把人捞出来。
讲直白点，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你去劫狱呢。客户才不关心。
客户不要你的伤亡数字，客户只要“塔山”。
越是在经济下行趋势下，行业越会返璞归真，客户越只会对第一性价值付费。
为什么法律咨询公司能够逆势而上？
因为他迎合了市场规律，正视了客户对法律服务第一性原理的需求。
即便你并不能真的打赢官司，但只要拿到了你包赢的承诺，客户就获得了在万一官司败诉后向你索赔闹事的权利。这比你律师任何营销话术都管用。没人愿意心甘情愿接受自己花出去的钱白白打水漂的结局。
购买法律服务，别说是对老百姓，哪怕对一个资深律师而言，也是一项甄选成本和交易风险极高的行为。我曾无数次设想，假如有一天我身陷囹圄，又该如何选择律师？最后想了一圈，觉得还是不要乱花冤枉钱，给老婆孩子留着就行。我不是不信任某个律师，而是根本不信任这套律师制度。可惜我国现行刑诉法不太保障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利，如果假以时日，阅卷权能够得到明确保障，我想律师的聘请率还会持续进一步下降。
但偏偏很多同行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还在痴想妄想靠提高服务附加值的手段度过行业寒冬。甚至很多老律师，都公然鼓吹，要积极向客户提供情绪价值云云。
这种人纯粹误人子弟。
对不起，打不赢官司，哪怕你倒贴给客户吹鸡巴呢，也是卵用没有。并不能阻哪怕半分阻挡行业直线下坠的趋势。
上周参加所内论坛，畅所欲言探讨了未来行业商业形态，由于锦天城的核心业务在于非诉，对商业模式普遍有一些前瞻性思考，倒也碰撞出一些灵感火花。
其中刘律师的发言格外精彩，他早就做过打通法律市场需求端与服务端的尝试，做平台的时间甚至要早于华律网，可惜当时没有政策支持，烧完手上的一千多万之后，没有拉来后续融资，不了了之。说起这段跨界商业运作的经历，他显然很懊恼时运不济，说河南的融资环境宽松太保守，当时跑了很多地方，都说要见到现金流才能投。他急得直骂娘：我这每天几万的日活还不够分量吗？等跑出现金流了，我还用得着找你融资？还说如果是在北京上海，命运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按下他的感慨暂且不表。
我想，未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类假设在客户与律师之间的公司。
他们类似于保险公司。向律师垫付基础办公费用（食宿、交通、文印等），并给予最低限度的办案补贴，用自有资金承担败诉风险，以胜诉案件所收取的费用覆盖成本并盈利。
但又可能很难走通。
保险公司能够盈利，因为出险是一项小概率事件。概率模型支持它能够通吃所有风险。
而法律服务则不是，如果说民事诉讼尚且能勉强算个五五开的话，刑事辩护的成功率则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五，这还是把取保、撤诉、实报实销等等广义成功有效辩护的情形全部算上的数值。
如何能用 5% 的收益涵盖 100% 的成本呢？
我想不通。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律师行业再也不能掩耳盗铃，兀自把头埋进沙里当鸵鸟了。如果再不作出调整，这个行业就只有彻底覆灭一条路可走。
你嚷嚷一万遍“不允许包赢”，也抵挡不住“包赢”才是法律服务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一“第一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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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2 10:55:43
一个离奇但不保真的故事。
某女子，前几日到银行办理贷款被拒。原因是银行后台查询到她有一条刑事处罚记录。
后来女子发来了判决书。案发在 2010 年前后，盗窃罪，金额不大，偷了一台价值 3500 元的手机。认罪认罚（虽然当年认罪认罚还没有正式形成制度，但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判得也不重，单处罚金。
女子说想申诉。
这不出乎我的意料。许多轻罪案件，当事人当时不觉得痛，能弄个缓刑就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了，更别说她只是单处一个罚金。但刑事案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钝刀割肉的过程。在刑事判决下达的那一刻，许许多多社会上升通道将同时对你关闭。就连开个网约车，送个外卖小哥，送个跑腿，入职时都要查验无犯罪记录证明。时间越是往后往后推移，他所带来的痛感越是强烈。
我曾接到过一个白发苍苍六七十岁老者的申诉咨询。他在二十多岁，师专刚毕业时，卷入到一场刑案中，留了案底。因为这个案子，他丢掉了编制，失去了教师职业，搭进去一辈子。他忍了。由于这场变故，他的儿子没能享受到很好的教育，本来能站在他的肩膀上更进一步的儿子，连像样的教育都没能接受。他也忍了。他这一脉，直到第三人人，也就是他的孙子，才缓过劲来，重新考进了大学。他觉得再也不能忍了，必须要申诉，不惜一切代价申诉，所剩无几的余生只有一件事就是申诉告状，哪怕告到中央，也要把案底打掉。一想到竟要背负三代人的纵贯半个世纪的命运，我就觉得过于沉重，难以喘息，最终也没敢接手。
我刚要开口告诉女人，像这种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翻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可以申诉，那是你的权利，但也就是空跑个程序，拿到几张盖着法院鲜章的驳回文书而已。
换言之，这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个没有任何辩护价值的案件。律师的唯一价值，就是给她“织梦”。申诉的周期很漫长，一级一级往上打，申诉个三五年甚至更久是很常见的事。你虽然早就看到了故事的最终结局，但你还是要给她吹一个梦幻的气泡。这不仅无谓的消耗精力，甚至会反噬自身。据科学研究，泡沫爆裂的一瞬间，在那个极小的区域内，威力堪比原子弹。而律师恰巧不幸的站在爆破核心，无法逃脱。
但女人接下来的话，让我终于对这个案件刮目相看。
她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刑事调查。判决书上还写，我被关到看守所七天，更是子虚乌有的事。要不是这回贷款没办下来，银行告诉我有个案底，我还不知道咋回事！”
我的大脑像是连了电，一下子来了劲。
前段时间，某地法院闹出了个大乌龙。是个民间借贷案件，大致情况是，原告告错了人，写错了身份证号。这个被判还钱的倒霉蛋，不仅根本不认识原告，甚至在判决书认定的借款发生的时间点，因病躺在 ICU 病房里。
人在病房住，判决天上来。
很快就成为奇案，火遍大江南北。
还好火的比较及时，没有造成太大的次生灾害。上诉法院很快纠了错，并表示将严惩一审承办法官。
民事案件诉错对象，还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毕竟原被告本人都可以不到庭，对于小额的民间借贷案件，有借条，有明确的被告，法院径行下判，实在是一种司法常态，只不过距离老百姓对“包青天”的想象相去甚远罢了。不可能指望法院为了一桩几万块钱的，有欠条和明确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派出工作组，上山下乡实地调查去。
刑事案件弄错对象，也并非没有。
比如著名的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都属于抓错了人。
但这种弄错，跟该女子所说的弄错，又不是一回事儿了。
那两起命案中，错在把不是凶手的人认定成了凶手。但对于凶手姓谁名谁，家中几口人，从事何种职业，那是查的一清二楚。
但按这女子的说法，更像是小偷没抓错，只不过这小偷究竟叫张三还是叫李四，公检法一路错下来了。
我的第一想法：是不是女子的身份证被盗用？小偷被警察抓获后，掏出该女子的身份证，说自己就是该女子。案子也不大，谁也没在意，就这么将错就错？
我问女子，身份证在案发前是否遗失过。
女子说，想不起来，这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能记得。
我又仔细研读了一下判决书。该女子与被害人都是同在一家 KTV 上班的公主。我只在年轻的时候，作为消费者跟这个群体打过有限的几次交道，并不太敢武断的对整个群体下什么确定性的评价。不过既然是女人扎堆以色侍人的行业，KTV 又往往设置各种 KPI 考评，相互争风吃醋，多半是家常便饭。再加上这些人基本过着集体生活，某人去上钟，其它人能随意翻找出其身份证，也不稀奇。
如此说来，女子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之处？
但转念又一想。还是觉得过于离谱。
公检法虽然是三家独立的机关，但检法两家都是卷宗主义，除非遇到强有力的辩护狙击，否则只会对卷宗进行形式审查。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自始至终取保候审，那么只要公安这个环节弄错了身份，检察院和法院延续错误的可能性不仅不能说没有，甚至还不小。
但问题时，这个女子并非自始至终取保，她曾被拘留了整整七天。
一旦拘留，就多了一个送押程序。
要拍照，要体检，十几年前不清楚，现在还要抽血，要人脸识别。
光是人脸识别一项，就能彻底消灭冒用身份的可能性。
十几年前，我虽然还没有开始当律师，但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的情形仍没有彻底消灭。甚至还闹出过美女落马贪官为逃避死刑色诱看守所所长怀孕的丑闻。
在那个一个相对混乱的年代，搞错身份，难道真的没有可能吗？
当然，女子的说法还有许多疑点。但这些疑点，都是站在今天这个科技大飞跃，对社会已经几乎达成原子化管控的节点回头审视的结果。放在当年，放在这样一个小案子中，这样的疑点，真的没有一丝逃脱审查的可能性吗？
如果女子所述属实，倒也不难翻，只要把当年的卷宗拿到手，一看便知。
我倒是对这个案子挺感兴趣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缘拿到手。
如果有幸拿到了，我再来更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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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7 16:33:34
京汉区人民法院并京汉区人民检察院：
陈丹被控诈骗罪一案，于2025 年 4 月 3 日首次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陈丹主要就（疑似）同案犯刘明的涉案情况、赃款的具体去向、其与孙然、刘丽二人间存在大额经济纠纷被错误计入犯罪数额等三方面问题进行了法庭陈述。（详见辩护人提交的《关于陈丹涉嫌诈骗案应当中止审理，补充侦查的法律意见书》）
由于法检两院具体工作安排及陈丹在庭审中的陈述对起诉书指控事实造成了实质性颠覆两方面原因叠加，当日休庭后，案件即进入实质性的补查程序。
辩护人庭后多次与承办法官及承办检察官沟通案件进度，所得到的答复均为：案件正在补充调查，目前正在等公安送卷，公安送卷后，会第一时间通知辩护人阅卷。
然而到了6 月 27 日下午 3 时许，辩护人突然接到京汉法院电话通知，陈丹案拟定于下周二或下周三复庭。
辩护人询问来电的法官助理：休庭已经两个月，之前一直宣称的补查材料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了，为保障庭审效果，是否要优先考虑保障辩护人阅卷，而后再开庭？
得到的答案却令辩护人错愕：没有补充移送任何证据材料。
辩护人又问：上次庭审之所以休庭，就是因为庭上出现了新事实，需要补查。这两个月间咱们也多次沟通，你也一直回复我说在补查，怎么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没有呢？
助理又改口称：上次庭审不是才开了一半没开完吗？咱们先把庭开完。问题汇总一下，等检察院如果有材料补充过来了，我们可以再安排开庭。
辩护人说：那这是何苦呢？你这么说，就是认为有补查必要。既然有补查必要，那为什么不等补查结束，材料送过来，一次把庭开完，何必几次三番的折腾？再者说，现在陈丹案要补查的事实，是案件的核心事实，关系到重大在逃同案犯的抓捕和五百多万元赃款的去向。这些问题如果查证属实，将直接推翻目前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及在案证据。我们既然已经明知，目前的指控及证据极有可能不全面，为什么不能再多一点点耐心等等公安补查呢？我先表个态，如果法院对审限问题有什么顾虑，我作为辩护人完全配合，也保证做通陈丹本人和家属的工作。
助理又说：现在一直不开庭。被害人那边意见也很大。
辩护人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庭上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了。我认为被害人的核心诉求，是追回赃款。追赃问题一日不解决，社会矛盾就一日不会被根除。陈丹在庭上已经指出了 500 万余元赃款的流向。现在你们一点补查结果都没反馈，这种情况下开庭，你们确定被害人们会满意吗？
助理随后说：会将相关情况向领导汇报。
以上是我与贵院助理的沟通实录。
在此，辩护人以书面形式，向贵院表明立场：辩护人认为，鉴于4 月 3 日庭审中出现的问题至今一项也没有得到解决，陈丹案目前不具备复庭条件，辩护人明确且坚决地反对贸然复庭。如果贵院坚持不解决上次休庭后达成一致的补查问题，辩护人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坚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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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7 10:35:56
这两年巡视力度前所未有的加大，甚至有了重蹈历史覆辙的迹象。整个上半年，巡视组一直驻扎在各省区，几乎成为常设机构。而且据说下半年还要再来巡查，打着回头看的名义，已经初步显现出行政化的迹象。巡视制度有利有弊，宏观层面，历史学者们已经一遍又一遍分析过，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从微观层面讲，巡视制度对基层治理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好多年前，代理过一对老头老太的案子。老头涉嫌民族资产解冻诈骗，很低劣的谎言，年轻人一眼就知道假的荒诞，但恰又很对老头老太们的口味。我那时也是刚执业，只会从个人创收和炫技层面考虑问题，给老杨做了无罪辩护。虽然只是初出茅庐，刚拿执业证，但毫不讳言，技战术水平已经吊打百分之九十老律师。法院当然没有判老杨无罪，但我的庭审表现却给老杨老两口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到老杨服满三年刑出狱，依旧对我念念不忘，多次要委托我代理申诉。我深知这个案子压根没有半点儿翻案的可能，始终坚决推辞。老两口说：“那我们先去告着，等将来真要是重新开庭了，你可一定要再帮我们一把！”
一晃，从老杨出狱又过了二三年。前几日，突然又接到老两口电话。兴高采烈。说：“刘律师，有个好消息给你分享啊！我们的案子有眉目了！我们去那个中央巡视组告状，人家接待的人态度可好，认真看了我们的材料，说这案子确实有问题，他已经批给省检察院办理。还说下半年他们还会来，他们要是给你处理的不好，到时候你还来找我们。”
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可以说，很多原本可以妥善化解的矛盾，恰恰由于信访制度的存在，而被一步步激化，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设计信访制度的人，忘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即任何政策，最终都要靠具体的人来落实。任何制度，在具体人的执行下，都必然会扭曲变样，偏离最初的设计。历史上的教训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王安石熙宁变法，变法的每一项政策，出发点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偏偏正是这场变法，将北宋折腾得民不聊生。
接待老杨两口的接访人员，选择了一种对他个人而言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处理方式：将事一脚踢给业务单位，并将自己打扮成与民同心，秉公执法，挑战不公的青天大老爷。
至于结果如何，那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巡视一结束，他拍拍屁股就走了。至于下半年是否还回来，即便不是随口诓骗，再来的巡视组成员里是否还有他？是否又这么巧又被老两口碰着？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
老两口本来已经基本弃疗，好不容易在时间无声的冲刷下舔舐好了伤口，被这个接访人一撩拨，又像打了鸡血一样，闷头告起了状。
有些病可医，有些病则不可医的。凡不可医的，早点告诉他，让他早日坦然面对，享受剩下的生活。这也是一种起码的医德。
但在信访制度下，你几乎不可能奢望任何一个接访人员拥有这种“医德”。只有那些经受过最魔鬼训练的保镖，才能飞扑枪眼，迎着子弹挺身而出。面对“来势汹汹”的信访人员，谁又会傻到“替人赴死”呢？即便面对老杨两口这样还算讲点道理的信访人，又何必亲手击碎他们心中美好的幻象呢？
自己只需要写个条子，哪来的回哪去，就能打发走信访人，还能顺便捞两句谢谢。
信访就是这样一套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荒腔走板的制度：它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它既不具备相应的业务权限，更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它注定是一套“尸位素餐”的制度。推诿懈怠已经是它对整个社会伤害最小的运转方式。这套系统越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它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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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1 10:59:05
前两天，接到个咨询。
电话里，对方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背着什么人似的，问我在哪里，怎么能尽快见到我一面。
我说，有什么事，先在电话里说一说吧。
对方声音压得更低了，坚持要见面，讳莫如深，说电话里不方便说。
我再三追问下，对方才稍微透了一点口风，说他有个小表妹，牵涉到一桩案子，可能面临被监察委调查，想咨询一下。
有人说，监察法实施后，律师就失去了广义上侦查阶段的代理权，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需知在以前，检察院虽手握反贪反渎利剑，但径行自侦的案子少之又少。《人民的名义》中那些高光时刻，都是文艺拔高。如果检察院的工作真那么有力度，国家也没必要叠床架屋再弄出来个监察委。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依旧是纪委移送的，检察院只不过当个二传手而已。律师能介入被纪委调查的两规案件吗？显然也不能。只不过萧规曹随而已，谈不上进步退步。
虽然明知成不了案，但还是想听一听。因职务犯罪被抓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案源都流入了红顶勾兑律师和京派屎磕律师之手。我执业至今，正儿八经替当官的辩护，还只有张局长一案。张局长叭叭叭喊冤，家属也起劲，一会说上北京请徐昕，一会说找媒体曝光，硬说有个什么会议记录本，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结果到头来，本子费劲千辛万苦拿到了，却压根没他说的东西。检察官当庭得意洋洋挥舞着记录本，还让老张当庭查看，发表意见。最终弄了个当庭哑火，灰头土脸。
第二天，跟来人见了面。他表妹却也不是个当官的。道是几年前办过教培班，通过教育局一条线，给家长安排过学生。自然是有偿的，教育局拿大头，他表妹拿个小头。这条线如今已混成了教育局一个小头。但人在做天在看，昨日还坐在台上风光无限，今天就被拉了清单。
“已经被监委叫走十七天了，还没有回来，八成被留置了。”来人不管是手机通话还是当面咨询，声音都压得极低。说话间还不时朝窗外门口张望，一副担心隔墙有耳的畏葸样子。
我最讨厌这种人。如果不是职业所囿，实在绕不开，我根本不会跟这种人打交道。永远是光明磊落的人，让人交往起来更放心。哪怕是个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魔鬼，他在铁网后高昂起头颅敢作敢当的那一刻，也值得一份与律师的双向奔赴。但这样式儿人就不得不防一手了，说不定他出了这扇门，立即就把你给卖了。你越给他交底儿，他越能卖出个好价钱。我假装处理信息，不动声响打开录音，又将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才开始说话。
后面的谈话表明，我这个录音，非常有必要。
“你知道的，办辅导班，你手里得有资源。这个资源还不是说教学资源，你得能跟上头搭上线，办成事。家长相中哪个学校，你得能给人家孩子弄进去。不然，就没人来你这了。”边说，来人边用手指头向上戳了戳空气。像极了《武林外传》中口头禅“我上头有银”的无良胖书商老太。
“办事嘛，这你也知道，肯定得花钱。事儿是都办成了。这个钱呢，小表妹留了一部分，大部分都给领导了。”来人继续讲着。
“怎么给领导的？”
“前几年是转账，这二年查的严了，开始给现金了。”
“转账？”我脱口而出。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年都 2025 年了，前几年，也就是 2020 年前后的事吧，都 21 世纪二三十年代了，竟然还有人傻逼到转账受贿？就连部队里的泥腿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纷纷学会收现金收存好钱的银行卡了。
“转账多少钱？现金多少钱？”我接着问。
“转账的有二百多万，现金的我还不清楚。”
看来来人也做过功课，知道现金不好追查，而转账则百口莫辩，直奔主题。
我问：“怎么会转账呢？这种事哪有转账的？”
对方说：“兄弟，你有所不知。那几年市场行情太火爆，家长把钱拿过来，根本来不及约领导见面再拿过去，只能立即先给领导转过去，要不就不赶趟儿了。”
我说：“听你这意思，当时竞争还挺激烈？”
对方仿佛终于找到了共振频率一样，使劲点了点头：“那可不是！光巴着这一条线的培训班，都有十几家呢。印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也只是借个光，不使劲往前钻，领导不带你玩了。”
一家就二百多万，还不算现金，就这还极有可能是往少了说的数。十几家，啧啧，不敢想。更荒诞的是，这个他口中的领导，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副局长而已，当时的职务，恐怕只是个科长？像这样能直接或间接安排学生，攫取巨额利益的小官巨贪，还有多少？
果然，对方又开始往外倒料：“这事儿说起来也是他们内部搞斗争。学生是都办成了，家长都很满意，没有人告。”接着又压低了好不容易才正常起来的语调：“估计是他们内部分赃不均，咬起来了。现在是波及到我们了。”
我没法接话了，只得把话题往案件上回引：“现在你这个小表妹是什么情况？纪委找她谈话了没有？”
来人说：“我正是要来请教你这个事儿呢。纪委目前还没有找她，将来会不会来找？如果来找了，我们该咋说？”
我再次装作手机来了信息，点亮手机屏幕，确认正在录音。许多人面临刑事调查后，都会慌不择路的问出类似问题。其实对于律师来讲，这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照实说。”
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能令对方满意。他开始主动抛出自己的方案：“我听别律师说，能不能说这些钱是借款，说是领导借表妹的钱？”
要搁前几年，我会很怀疑，这话是否真的是从律师嘴里说出来。但如今，见惯了太多胆大心黑的同行的“勇敢”操作，也不由得我不信了。
我从来不敢自诩自己多么清高，但有一点，做买卖，一定得合算，赔本买卖不能干。红线可以拿来蹭，但绝不能真的突破。钱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有命挣也要有命花才行。
我直勾勾的盯着对方的眼睛，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不行。”
对方赔了个笑，鸡啄米似的，不停哈腰点头。看得我有些不忍。于是开口跟他解释：“借款需要双方形成合意，不是你单方面说借款就是借款的，现在对方已经被留置，信息渠道被掐断，如何确保对方也会这样说？这是其一。其二，如此巨额的借款，需要合理的借款事由，他当时是急着买方呢？还是家中有人得了急病等着钱救命？再三，借款不借款的，终归要有个字据，老百姓之间几万块钱儿尚且要打条，更何况这么大金额？你们的借款合同在哪里？”
我每说一条，对方脸上的表情便凝固一分。及至说完，整张脸已成了一摊下一秒就彻底凝固的水泥。
我看对方还没有完全死心，又上前补了一刀：“我给你说个真事儿吧。我的一个当事人，冤案当事人，曾经借给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五十万块钱，平反后检察院怀疑这五十万块钱是托关系为案件打招呼的贿款，把线索移交给了纪委。你猜最后怎么才洗清嫌疑吗？嘴说不行，合同不行，就连核查了借还款记录还不行，直到最终落实，这个公职人员在拿到钱后真的去买了房子，交到了开发商账户，这事才算画个句号。你对比着掂量掂量，你想靠借款蒙混过关，岂不是太小儿科了吗？把人家纪委当傻子吗？”
对方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把手机关机，回乡下躲几天咋样？他们一起开培训班的，有好几个都已经躲起来了。”
一下给我整乐了。我强忍着笑意，说：“躲得了一时，你躲得了一世？现在到哪不得刷身份证？出门大街上都是天网摄像头。人不用派人去找你，给公安去个函，挂个网逃，坐等你到案就行了。”
对方还不死心：“那能不能装精神病？我看网上说，精神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我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拜拜吧您类~”
起身送客。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分类: 故事会 | Tags: 教育腐败，行受贿，职务犯罪，反腐败， | 添加评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