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9 22:19:09
这两天，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地讨伐法国球星姆巴佩，因为他的“独裁者”迷因将毛泽东也指为独裁者，然而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这却又是极大的禁忌，其结果是正如有人嘲讽的：“十几亿人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不知道受到的伤害是什么；还有几亿人对‘不当言论’感到愤怒，却不知道不当言论是什么。”
由于相关新闻对具体缘由讳莫如深，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人齐刷刷高喊着“支持”，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大部分人都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姆巴佩说了什么”都上了热搜。
这种大型行为艺术现场，难免会让一些人诧异，网上有一位说：
本来没在意，但是刷评论区个个都说“支持”，好像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我去搜各大平台没找到具体内容，甚至在某号看到写明“不能翻译的内容”。这彻底勾起我的好奇心，八卦到问国外同学……
在我们这个国度，很多新闻的关键信息都是缺失的，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草台班子”，常常倒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精细控制：哪些是能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而所有说出来的，都是为了预先管控好受众的反应。
本来，新闻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通过准确、迅速、全面地披露事实真相，让人们得以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然而，在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相反，新闻缺乏关键信息但却情绪浓烈，因为新闻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让人学会思考，恰恰相反，只需要让你知道“国外很乱”、“中国不可冒犯”，但你不需要知道原因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当下社会很多国人的行为模式就是这样被潜移默化塑造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极为普遍的情形。你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给你下一道禁令（“明天起别去张三家了”），你就算再三追问，他们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别问了，听话。”
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指出，奠定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秩序的孔子思想，其重点只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位者制定行为守则，下位者只须遵从：
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述行为规范的本质。
事实上，当事人要是知道清楚了，反倒会妨碍遵从。因为这时候每个人就会有各自的想法，甚至跟你辩驳，但直接的指令则是不由分说的，所谓“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在《鹿鼎记》里有一幕，康熙得知太后宫中竟有男人身死，为查明真相，前往夜探，皇上一句话就把二百多人“声控点穴”了：
众侍卫、太监正在乾清宫外层层守卫，一见忙跪下行礼。康熙喝令：“大家站住，谁也不许乱动。”这是皇帝圣旨，谁敢有违？二百余名侍卫和太监就此直挺挺的站住，毫不动弹。
这些侍卫和太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皇上为什么命令自己不许动，但你照做就完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最安全，既然上面的那些秘密不想让你知道，那你知道得越多，脑袋就越不安稳一分。
当你习惯了这样的活法，慢慢地就会丧失自己的主见和独立判断，因为那都很危险，只有听从指令、追随众人才是安全的——你不需要知道具体缘由，也别问“为什么”，关键是你的态度要跟上，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盲从”的“盲”不仅是源于信息不对称，而且连遵从者自己都觉得，最好别知道太多，听话就行，这样最可靠。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系统也在鼓励这样的盲从——“盲从”不太好听，但现实中却往往比“独立思考”得到的好处更多，还更不费力。
原因也不难理解：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难免就不那么听话，也就不好控制了，既然如此，在一个权力控制的系统里，自然会出现逆淘汰——听话的孩子才有糖吃。
久而久之，这就像在身体内植入了一个自动程序，一接到指令就会自动触发，而且由于免去了停顿下来思考的步骤，还反应极快，情绪异常激烈，都不问为什么，就恨意翻涌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网上的评论区经常看到一些高赞留言，喊着“坚决支持”、“xx必胜”，他们与其说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在站队表态，而越是这种缺乏个性的口号，还越能成为许多人的共同立场，倒显得声势浩大，在舆论场上引人注目。
我知道，仅仅批评“盲从”是无济于事的，没有人会乐于承认自己盲从，而只会把这种批评看作是知识精英的傲慢，何况他们足可找到很多理由为自己这么做开脱——例如，那是一种正义也正当的表达。
要有所改变，肯定是很难的，因为这并不只是改变对具体某件事、某个问题的判断，而是要改变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对于习惯了那一套教育方式的人来说，盲从才是更“自然”的事，因为那意味着凡事从“作为集体的一份子，我应该如何”这个点出发，不需要考虑“我”，以至于到最后已经不习惯从“我”出发来考虑问题。
只有当越来越多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社会的运作才有可能发生变动：下位者不再只是“不理解也要遵从”，而是“只有理解并认同，才能遵从”，这就意味着不得不改变原来那种简单直接的指令，而逐渐演变为复杂的说服、谈判、协商过程。
当然，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都太遥远了，但在当下，至少有一点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在了解清楚事实真相之前，先别急着支持或反对，更别让情绪替你做出判断。
你不必刻意特立独行，但也决不要太热情。
2026-10-29 21:59:53
姆巴佩道歉了，但中国这边显然并不买账。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道歉”首先意味着“认错”，然而，姆巴佩虽然道歉，却并未认错。
他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说自己的言论“错误”，只是说“欠妥”，因为“这些话伤害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许多人”，但“这绝非我的本意。我对中国人民及其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我真心感到抱歉。”
请注意，这番话的重点并不是落在他言论的对错上，而在于自己行为造成对方不快上。你说的一句话，从你的主观感受而言哪怕是真实的，但对方却依然可能不愉快，那这在礼仪上就是欠妥的。
打个比方，你到印度去，事后吐槽当地真是脏乱差，结果在网上招来很多印度人不满，你道歉了，因为不论如何，你这话确实让对方不舒服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认为自己原来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你心底里的想法没有改变，只不过现在知道了，这会冒犯到印度人。总而言之，你为之道歉的并非自己观点的错误，而是行为本身使对方不悦。
这是建立在双方感受不一致、观点分歧但尊重对方感受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看法一致，但我错在不够了解你、也不够尊重你的感受”，所以他才强调“我对中国人民及其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那意思是“我对这种异文化了解不深但我是尊敬的”。
这和中国的“道歉文化”显然大相径庭，因为在中国人的普遍认知里，“道歉”的意思是“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彻底反省”，你都没承认自己根本就错了，那这道歉就不“诚恳”。
正因此，国内很多人对他的道歉声明不满，嘲讽“他不是知道错了，只是怕了”——也就是说，按照这一权威主义伦理学的逻辑，不认错的道歉只是伪装出低头的样子以求过关，但态度都不到位怎么能让你过关？所谓“心服口服”，在我点头满意之前就还没完。
这其实是建立在“我对你错”基础上的，不容对方继续保留原有异议，那问题来了：怎样才能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仅仅表态道歉、乃至认错，都还不到位，哪怕你一副真诚的样子说“对不起，我真的错了”，对方还会反问：“你还知错啊？那你说说看，你到底错在哪里？”
这是最微妙也最危险的关口，你极有可能一句话没说对而前功尽弃，因为最棘手的是，即便你已经彻底反省、认真检讨自己，然而你所理解的过错，却未必是对方想要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要求认错绝不只是要对方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已，还必须是对方彻底接受己方的意志，双方要在思想上达成统一。
在无法改造其思想的情况下，能迫使对方屈服的几乎唯一办法，就是加大施压，但这就造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对方之所以低头明明是迫于压力，但你只因为压力（“怕了”）才这样又不能让我满意，你必须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确实错了。
这样，道歉常常演变成一个单方面碾压的态势，不够“彻底”就没法过关，而这又反过来让很多中国人既不愿意道歉，更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道歉是“真心诚意”的，结果是“道歉”的博弈没完没了，而越是这样，最后道歉越是并非出于真心，而只想过关。
更麻烦的是，道歉到哪一步才算过关，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如果要说有，那就是“道歉到直至对方满意为止”。
问题也在这里，因为怎样才算“满意”，是难以捉摸的，这就得揣摩对方心思，了解那个微妙的点到底在哪里。别说对老外了，就连中国人都常常吃不准。
如果他的道歉不能让人满意怎么办？那就希望他的“单位”能管管他，给他点压力，也把更多人牵扯进来，他不懂，难道管事的人也不懂？
正因此，央视体育青少年中心发言人强调，“姆巴佩本人是皇马球员，皇马俱乐部难辞其咎”，不认同皇马“球员有权表达个人主张”的解释，“希望皇马不要一厢情愿做白日梦。在皇马的道歉没有到位之前，一切免谈。”
也就是说，皇马作为姆巴佩的“家长”和“单位”，有责任“管好”他，道歉不但是要向权威低头屈服，而且态度还得到位，所谓“心服口服”，在权威点头满意之前就还没完。
这是一种没有妥协余地的博弈，其结果要么是对方彻底认错并屈服，要么双方关系崩断，因为一时间看起来这很难找台阶下。
其实依我看，也不用让洋人揣摩心思了，还不如这边教教他们，草拟好符合中国人胃口的道歉信，让他签个字，这事也就过了。反正按太多国人的理解，老外不那么在乎面子，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实际利益，相比起来，我们中国人就没那么在乎利益，尊严才是第一位的。
更何况，最终这边与其说是想要一个真诚的道歉，倒不如说是为了能有所交代：无论是对那些相关品牌还是合作媒体来说，他们只有表现得毫不妥协，才能避免被殃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姆巴佩越严厉，自己就越安全。
谁也不知道这最后怎么收场，但我猜想，这样声色俱厉的表态，与其说是对着姆巴佩和皇马说的，倒不如说是对着无数国人说的，毕竟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既彰显了“中国不可冒犯”的姿态，让洋人知道了我们厉害，也让国人长了志气，再怎么国际巨星，冒犯到这边的，那你非道歉到我们满意不可。
受教育的，其实不是姆巴佩，而是中国人。
2026-01-15 06:52:55
这份通告，无论是版式还是用语，原本实在平平无奇，但发出来不过三个多小时候，我看到时，它的阅读量已经超过该号平日文章阅读量十多倍了。
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感叹不已，也有人讽刺：“清华取消独立精神了！”还有人则说，还是改了得好，名实相符了，相比起隔壁北大，清华人的精神本来也不见得独立，在海外常有清华人在群里教训老同学：“你在国内要知道还是国内好。”
这我想倒并不重要，就像哪怕身边的中国人并不文明，但并不妨碍国人自我标榜“礼仪之邦”。何况无论清华人怎样，也无论这次改名有何隐情，“独立精神”要被抹消，总归是可悲的事。
“独立精神”之所以对清华人有着特殊意义，当然是因为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知识分子精神图腾的陈寅恪，一百年前曾是清华的国学导师。
这句话，最早是1929年他用以祭奠王国维的，当他自己一生践行之后，又被纪念的后人题写在他的墓前。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张这位国学大师的许多关键词，其实源出德国（请点击：《维舟｜陈寅恪思想的德国渊源》），不过，我当时谈到了“自由之思想”，却遗漏了“独立之精神”。
现在想来，陈寅恪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只怕也有德国文化渊源。
传统的儒家士人，是谈不上“独立”的，更没有强调过“独立精神”。很多人可能以为“独立”就是“气节”、“风骨”，然而，那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海瑞可算得“硬骨头”，冒死上疏，直斥人君之非，不可谓无气节，然而他精神独立吗？他在狱中得知被他痛骂的嘉靖帝驾崩，“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这是大忠，不是独立。
陈寅恪标举知识分子“独立”，想来其要义在于“不受政治干涉的自主研究”，但这并不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那种象牙塔式清高，更重要的是隐含着“文化可以也必须超越政治”的信念。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远不只是简单并列，而是紧密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独立”也就谈不上“自由”，唯有坚持“独立之精神”，才能以“自由之思想”达成超越。
这一内在动力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儒家的“成德”，倒不如说是古希腊的“爱智”。陈寅恪的另一段名言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仅从国学出发，就很难清楚认识陈寅恪这番话的深意。
英语的“independent”（独立）一词，原本仅指“不依赖他者”，且原本主体是民族、教会等，直到1660年代以后才指个人，一直要到1790年，才有了“不偏不倚，不受外界影响”（“unbiased, set up so as to be unaffected by outside influence”）这一层含义。
在德语中，“独立”（Unabhängigkeit）一词首先强调的是自主性（Autokratie），而“自主”这一概念源出古希腊语autonomía，从词源上来说指的是人作为理性存在所具备的自决状态，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只有自由人，才谈得上“独立”。
《辞源》对“独立”的解释
在儒家文化里，“独立”没有这样的内涵。勉强能诠释为“自立”的，是《易·大过》里的一句：“君子以独立不惧。”《荀子·儒效》里倒是有一句“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然而，这位大儒却否认了人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不论哪一种含义，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独立”指的是一种离群的生存状态（且不说精神状态）：或是不依靠人而能自立，或是超群而“遗世独立”，或是孤苦无依，其背后的含义都是相对于群体而言。在一个集体主义深厚的国家，这种离群状态长久以来既不受肯定，遑论得到羡慕，甚至无法被许可。
《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一书中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强调个人自主权的西方文化，常常把对他人的依赖、粘缠看作是病态的，然而在那些注重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对他人的疏离、乃至自我孤立，才被看作是病态的。
就此而言，对注重家庭观念的儒家社会来说，强调“独立之精神”，实属不可想象。汉语里固然也有诸如“穷不夺志”这样的说法，然而那指的是坚定意志，而非倡导自主性。直到一百年前，陈寅恪才给“独立”和“自由”注入了全新内涵。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总给人以一种“深知文化传统”的印象，但他身上的“现代”色彩其实一点也不少。
当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基本上是对知识贵族的期待，因为只有“士”才有“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超越性使命，凡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门人，也会被他不留情面地革出教门。后来的知识分子，也总有人自觉守护这一火种，以确保薪尽火传。
诚然，“独立精神”原本也就是一句话，它既无法约束知识分子都能遵行，甚至不能确保他们都能准确理解，遑论做到。是不是留着作为一个公众号的名字，除了象征意义之外，原本也无关紧要，然而它之所以改名（或“被改名”），恰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哪怕只是象征，也自有其意义。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它一旦照亮过我们的心灵，是不会被抹消的。
2025-09-23 05:56:51
“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的判决已尘埃落定，结果并不意外：法院维持原判，原告杨景媛的全部诉求被驳回。根据这一判决结果，被告肖明瑫的记过处分被撤销，学校方面多人被问责，但杨同学的硕士学位认定合格。
肯定有很多人对这个结果不满，但这场原本茶杯里的风波已经引发了太大的社会风暴，特定群体的权利诉求必然要让位于更重要的考量——无论是尽快平息纷争，还是维持现有秩序。
到这一步，围观者可以散了，但对当事人来说，创伤还在。当然，我下面所说的，都基于我此前《接纳人性，才能接近真相》那篇对事件的推断，如果你不认同我的看法，那就不用看下去了。
杨同学败诉，是因为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她的诉求，但这既不能证明她“诬告”，和她的学术能力更是两回事。一句话，她的失败并非因为她是“恶女”，而是斗争策略问题：她选择“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高风险博弈，而未能在更有利的时机适可而止。
无论如何，这个结果对她而言也是个解脱：再坏的结果，也比没有任何结果苦熬着好。事实上，她在这波舆论风暴尚未引爆之前的6月初，就已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乞求早点判，“判我败诉也可以”。也就是说，她其实在等待一个确定的结局，相比起来，胜诉还是败诉反倒也没那么重要了。在结果出来后，她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永远都别向后看。”
尽管现在铺天盖地地把她描绘成一个霸凌弱男子的“恶女”，但她的内心其实相当脆弱。指责她咄咄逼人的那些人或许无法理解的一点是：她那种攻击性，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反应：为了保护自己，过度反应总比忍受着没反应要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起事件中，她表现出一种对潜在伤害的高度警觉，因为她害怕自己如果不能及时地、严厉地反击，将遭受更大的伤害。这势必让她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而这种反应，表明她内心有着未处理的创伤。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到诉讼后期，肖母强力后援，但杨同学却没见到有家人站出来支持她，她好像就一直是自己在微博上吐槽。长期压力巨大又缺乏后援，那么当她拼尽全力一搏时，难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此而言，从事件发生以来的这两年里，在这么心绪难平的情况下，她居然还能完成硕士论文，已经算得相当不容易。
尽管有许多人诟病她的学术能力，但她看起来确实非常想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微博ID就叫“我真的想读PhD”，问题是她为何如此执着于读博？我猜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逃离——她很清楚，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逃离老家甘肃那个小地方，再也不用回去，而读博说不定是她能逃离的唯一出路。
尽管这一事件几乎肯定会严重冲击她的内心，却也没那么容易被打垮，相反，在情绪一次次崩溃时，她可以无所顾忌地释放，面对谩骂、败诉也完全无所谓，这有时看着像是自毁，但又像是干脆砸烂重来，倒也不失为一种勇气。
在自己微博上，她置顶了一条自己一年前说的一句话：“请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于千万次拯救自己于人间水火。”这应该是她的真心话，这个看起来内心相当脆弱的人，却又奇异般地有着非常坚韧顽强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只要能扛过打击，完全有可能蜕变重生。
极为讽刺的是，那些公众的道德审判，对肖同学的伤害可能比对她还大。她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就这样了，你们又能拿我怎样”，但他却不能这样无所顾忌地暴露真实自我。
虽然看起来他大获全胜，但这结果对他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做没做过，他自己心里清楚。公众的反应肯定会让他意识到，真实的自我必须死死地掩盖起来，是不可能被社会接纳的，而这只会让他的病症更为顽固。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宣称他清白的，其实很残忍，这些人需要他的形象作为一个工具来反击女权诉求，但完全不能接受真实的他。
杨同学的主导情绪是恐惧，而肖同学则是羞耻：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和严厉的家教，这使得他在青春期欲望萌生之后陷入内心冲突，手淫就是内心冲突的外化表现，但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他的羞耻感。从现在爆出的信息来看，他已经演变成了心理痼疾，靠自己已无法控制。
似乎没有人提到的一点是：在图书馆事件中，他为何会选择面对一个大姐姐做出下流动作？那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对方长得漂亮，还因为他在潜意识里的恋母情结，喜欢那种比自己更成熟的女性。
坐在对面公然自慰，其实也是一种隐蔽的挑衅，那种刺激并不只是色情而已，也许更刺激的倒是那种紧张、挑衅、冒犯还不被抓住的快感，这是一种相当隐蔽的权力欲，极有可能源于他从小与母亲形成的对抗模式。
然而，这其实又是一种胆小鬼的游戏，一旦被抓包，他立刻陷入坍塌，讨好、哀求，只求放过，但这位姐姐可不像妈妈那样会放过他。到头来，这个妈宝男还得靠妈妈强力出击，出面收拾一地鸡毛。
肖母接管这事，固然是因为杨同学不肯妥协的态度，但也是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孩子真实的一面：孩子是她的“作品”，不容有瑕疵破坏，哪怕是孩子本人都不行。
这当然也是中国家长常见的心态，造成了无数悲剧，但肖母肯定认为自己很爱孩子——为了护犊，身为人母可以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她真的是爱孩子吗？倒不如说是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心血被毁掉，然而她没能意识到，这样加重了自己孩子的问题。
肖同学的这种心理痼疾，真正需要的是理解、包容但划下边界——青春期的男性，对异性有欲望是完全正常的，这本来没什么可羞耻的，但你不能在公共场合猥亵、骚扰，做了就得付出代价。
也就是说，他需要的既不是严厉禁止和管束，也不是包庇纵容，把他粉饰成完全清白无辜，而是有人告诉他合理的边界、正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这样才有可能矫治行为上的偏差。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的创伤会更深、延续更久、更难治愈：他会发现，不但母亲无法接受真实的自己，那些站在他一边宣称他清白的人更不能接受，当然对面阵营的更把他视为“变态”。这种不敢暴露自我的羞耻感将一直伴随着他，成为困扰他内心的梦魇，那是相当折磨人的，并且无人可以理解。
回头看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杨同学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但一定要让这一次成为你的最后一次。”在经过这两年来的不断发酵之后，恐怕倒是还真的说到做到了。
很难说这到底是谁赢了：表面上看，诉讼结果是肖同学赢了，但从人格成长来看，他付出的代价更大。实际上，对他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承认错误，正视并改正，然而，那却是其母无法接受的，而他看来也缺乏这样的勇气与自主性。这也可见他的人格尚未成熟，这次的胜利，其实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母亲的胜利，并且是以他为代价的胜利。
2025-09-08 21:21:26
河北孟村杀妻案最后一晚的电梯监控
8月21日深夜，河北孟村的刘某（25岁）陪着醉酒的丈夫金昊（26岁）回家。等她的父母再见到的时候，她已没了呼吸，浑身是伤，尸检报告里描述：“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腰部三处愈合期的骨折伤……”
根据警方通报，她的致命死因是头部遭钝性打击，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昊。她遭此毒手的直接导火索，可能是给他的出轨对象打了一通电话。
事发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公众震惊的是施暴者如此残忍，而受害者的亲友们还有另一层震惊——连他们都不知道她身处地狱之中。
据她一位高中校友回忆，她当年单纯开朗，特别爱笑，婚后给人印象一直是生活幸福，“因为她从来只分享美好的事，她的心里充满美好”，“她不该死，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在她没有流量的社交媒体上，满是对幸福美满家庭的祈愿：
“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什么大富大贵大起大落都不重要，有了体贴有责任的老公，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有了平安安稳的小家，足以幸福地落泪了。”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受害者的微博截图
看得出来，她不仅是个好女孩，而且看得出来一直努力想做个好妻子。无独有偶，在广东佛山的杨晓东杀妻案中，受害者的高中同学也回忆：“她可以说是我见过最温柔最善良的女孩，高中三年，她都像个姐姐一样包容我们。”
相比起来，她们的丈夫却都极为残暴：杨晓东在妻子提出离婚7天后，就殴打并驾车撞击她三次，还疯狂地朝她捅了136刀，甚至在当初结婚登记时就威胁不答应就杀她全家；刘某在婚后不久就遭家暴，一再逆来顺受，最后却被丈夫打得没了人样。
为什么家暴的受害者多是好女人？为什么“好女人”却偏偏会栽在“坏男人”手里？
原因之一，恐怕恰恰是受害者被“好女人”的自我价值认同束缚住了手脚，让她们更倾向于采取包容、忍让的态度，因为她们相信这是“爱”，相信只要自己再“努力一下”，早晚能感化对方，至少挽救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就像童话故事再三暗示，“逆来顺受是通往幸福的前提”，然而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童话。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好人”通常意味着为了照顾他人感受而忍让、克制，自我牺牲奉献。孟村家暴案的两位事主是高中同学，本来女主成绩更好，是为了男友才降分入读石家庄政法职业学校；读大学时，她自己买几十块钱的杂牌衣服，却省吃俭用去优衣库给男友买新衣。
自2021年10月16日结婚之后，刘某多次遭家暴，为了掩盖伤痕，夏天也穿长袖长裤，眼角流血就说是骑车摔的，她弟弟说，那是因为姐姐“想保留婚姻的体面”。
她的家属张女士说：“刚结婚没到十天的时候，她就说打得她受不了了，这个我们有录音。然后他们（男方）就一直在道歉，他也一再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刘某此后再也没有向娘家人倾诉自己被家暴，“她太要强了，她就忍着，怕父母担心。”
相比起来，凶手金昊名声从来不好。他从高中就开始热烈追求女主，追了多年，甚至把她的其他爱慕者都打跑了。老同学回忆，他爱霸凌别的学生，“上高中时，他就是小‘混混’，有权有势，爱打人，我们都怕他”，以至于高中毕业后两人一度短暂分手后，身边友人都劝她不要复合。
这样的事例看多了，难免让人疑惑：为什么好女孩被坏男孩追到手了？仅仅是因为他死缠烂打，而她善良好骗吗？
我想，这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越是那些善良、容忍的女孩子，通常越是不善于拒绝人，边界感不清晰，其结果就是底线可能一再遭突破；更关键的是，她们的“懂事”意味着她们极有可能成长于缺爱的原生家庭中，这使得她们抵挡不住那种热烈的情感轰炸，因为那正是她们内心渴望的，之后即便遭遇家暴，也总想着可以回到初期的甜蜜，而从小缺爱带来的独立，又使她们不习惯向原生家庭求助——求助甚至会让她们产生一种有毒的羞耻感，因为那是“不体面”的事，不敢声张让人知道。
凶手的原生家庭则迥然不同。无论金昊还是杨晓东，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都极有可能是自恋人格障碍（NPD），这类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全能自恋，不但控制欲、支配欲极强，且把别人对自己的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最乐于猎取的，正是那种“高价值、低自尊”的“好人”——因为高价值才能满足他们自恋，而低自尊才会屈从。
这其实是低度发展的人格特质。每个人在人生之初都是全能自恋的，弗洛伊德称之为“婴儿陛下”，其愿望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有一个“完美母亲”满足自己所有欲求。武志红在《深度关系》一书开篇就清楚说明了全能自恋与暴力的关联：
全能自恋是婴儿最原初的心理，因此也是人最原初的心理。它的逻辑是，“我一动念头，世界就该按照我的念头而运转”。当全能自恋受损时，人会产生自恋性暴怒。我将其称为“全能暴怒”，觉得这个词比“自恋性暴怒”更合适一些。受全能暴怒驱使时，人会产生毁灭欲。
这种人总是一副“自己永远有理”的样子，甚至他打你也都是因为你有什么不对，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全能自恋其实和受害者的人品、行为没有关联，常常只是自恋受挫带来的暴怒。
杨晓东的抑郁症，极有可能就源于此：他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他所愿，妻子比他更优秀，他就更要牢牢掌控，在那种优越感和支配欲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自卑。
这可以解释一些家暴男的深层心理动因：他们实际上是“被宠坏的孩子”，真的自视为皇帝，认为家里的一切都得围绕着自己转，因而稍有不如意就不惜诉诸暴力手段，连工作失意，也打老婆出气。这种人嘴里说的“女人打服就好”，就表露出他们内心想的是把妻子完全工具化、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
这种人格的养成，意味着在早年经历了人格发育的停滞，那往往是和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是受到了过度溺爱，以至于将别人围绕着他转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他的“本我”（“内在的小孩”）没有被“超我”（“内在的父母”）约束，结果就是为所欲为的全能自恋泛滥成灾。
在孟村杀妻案发生后，婆婆居然还帮忙掩盖，通关系搞到心梗的死亡证明，试图毁尸灭迹。这足可证明，这个当妈的完全没共情另一个女性的痛苦，而是对儿子纵容到底。
事实上，在这对小夫妻婚后第一次发生家暴后，婆婆面对上门来的媳妇娘家人，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儿子几下，说“我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但并没有正式道歉。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那些重男轻女的地区和家庭，家庭暴力越是高发：因为在那样一种有毒的社会氛围中，男性从小就受到过度宠溺，在成长过程中和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本该被约束的全能自恋迟迟没能获得健康发展，最终将这一模式带入到了亲密关系中，认为妻子也应当继续扮演“完美母亲”的角色，予取予求，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看不惯就拳打脚踢。
对新一代女性而言，这是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警惕那些以自我为中心、一再突破你边界的求爱者，那不是爱，因为真正爱你的人必然首先会尊重你、共情你的感受。
如果你有个女儿，别只是把她培养成“好女人”，太过懂事未必是好事，有边界、有锋芒才能让她们活出自我；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儿子，那更要告诉他们，世界不会围绕着你转，别人更没有这个义务，暴力并不是力量的展现，只不过是招认自己无能。
2025-06-09 18:51:41
耽美动画《世界第一初恋》
多达两三百名在“海棠文学城”网站上写耽美小说的作者，日前被兰州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事实上，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纯粹“用爱发电”，辛辛苦苦码字，也没赚几个钱，而他们的创作梦想大概率就此破灭，人生也为之改变了。
在这一波风暴中，最让人困惑的点也在这里：很多人不明白，写点“男男之间的情情爱爱”怎么就犯法了？就算是“小黄文”，有必要判那么重吗？如果判罚依据是牟利多少，那为什么无偿写作的也要被严厉查处？
去年安徽绩溪警方就曾打击了一波耽美文学作者，不止一位被判刑四到五年。更早之前的2018年，写耽美小说的“天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当时就引起了“写小说比强奸判得更重”的质问，太多人无法理解并进而质疑量刑标准。
正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兰州警方的行动是“远洋捕捞”，张丰在《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中说：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不难看出，在他眼里，耽美小说和其它文学创作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是一些作者写给有特定需求的读者看的，不理解为何因此获刑，只能解释为这些年轻人好欺负。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逻辑（有市场需求，作者有权写，读者有权看，只要没伤害他人就不应被惩处），然而警方开展行动的治理逻辑却不是这样。
简言之，这在意的既不是什么“市场需求”，也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捍卫社会道德秩序——有没有人利益受损、创作者牟利了多少，那都是次要的，因为这种家长制心态真正担心的是“有伤风化”，让社会上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大众受了不良影响。
也就是说，它其实假定个人是不具备独立自主能力的，易于被“带节奏”，因此必须“防微杜渐”，在不良倾向稍有冒头的时候就加以严惩。之所以要重判，与其说是根据实际的罪责确定，倒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杀一儆百的公开教育，吓阻更多人效仿。
要理解这种治理逻辑，仅仅着眼于当下的耽美文学是想不通的，因为这根植于儒家社会的政治传统：捍卫道德秩序是大家长重中之重的职责，任何“不洁”的危险苗头，都必须掐灭在摇篮里。就此而言，文学创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那并不被视为作者的自由表达，而首先得符合社会要求——“文以载道”最看重的既不是市场需求，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在清朝就曾被多次禁毁，因为在卫道士眼里，大观园里那群少男少女的情爱，也是冲击礼教的“淫词”。
清人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记载当时法令：“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也就是说，除了“有裨礼教”的正能量书籍之外，其余歪门邪道，概行禁止，良民就得一门心思读圣贤书。
既然如此，那么“淫词小说”不管牟利多少，都要严厉打击。实际上，《大清律例》中甚至都没提到“牟利”，只说一律禁止：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内政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处罚在有些方面比现在更严厉：创作、印刷、售卖都要判刑，甚至买来看的读者也要处以杖刑，而现在耽美文的判罚基本只处罚作者；然而有些方面清朝却远比现在宽松：大不了也就是三年徒刑（而强奸罪严重者可被判处绞刑乃至斩立决），不像现在写耽美竟可判处十年以上。
更关键的一个差别是：清代所谓“淫词”的界定和当下大异其趣，对“同性之爱”并无什么禁忌。费侠莉在深入研究后发现，清代的“医学文献并未将任何形式的性行为或性欲对象视为病态”，换言之，同性之间产生情欲是“正常”的。苏成捷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也指出：
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从未禁止过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事实上，在清代或之前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及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遑论对其加以禁止。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所守卫的道德秩序是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同性之爱”只要无碍于这一点，那就没人在意。《红楼梦》中也有贾宝玉和秦钟同性之爱的暧昧描写，但那些卫道士之所以抨击它“淫词”，却不是因为这一点。
虽然我们现在或许觉得将《红楼梦》看作色情文学本身就很荒诞，但道德标尺的问题就在于其模糊性：到底怎样才算“淫词”，取决于你的道德尺度。
据耽美小说《天官赐福》创作的漫画
和清代相比，现在的耽美文学乍看是“情色”，但背后的社会心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清代的男性同性恋小说诸如《品花宝鉴》之类，大抵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但现在的耽美小说，却是“女性写给女性看的”。
这些年耽美小说之所以兴起，其深层次的社会动因是女性的觉醒：她们有了和上一代不一样的主体性，拒绝成为被男性凝视、支配的客体，而渴望一种更为平等的亲密关系，但在现实中却发现无法得到。
在这样的苦闷中，所谓“BL”（boy's love）的耽美小说就成为一条出路：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就免除了被男性支配的恐惧，反倒可以更自由地欣赏这份亲密互动，满足自己的情感濡养。
之所以有那么多耽美小说创作者都是家境困苦的女生，我猜想原因也在这里：这些新一代的娜拉醒来发现无路可走，正因为她们的处境比一般人更为窘迫，周遭的男性更为不堪，她们对异性恋也就更难抱有期待，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敏锐的感知和逃离现实的冲动，此时，耽美小说就是她们的乌托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创作者就算没什么收入仍然愿意不断去写，因为那首先出于她们内在的冲动。
起初，这或许被看作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小众趣味，然而当它吸引了越来越多受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社会影响时，那就不一样了。尤其当女性权利意识兴起、不婚不育观念盛行，耽美几乎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不良引导，至于你的“情感濡养”？那根本不是上位者考虑的事。
自去年以来耽美小说作者接连被刑处，可以说是一个转变的信号：在治理者看来，那种“风气”必须要加以扭转，以免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后果——那才是他们更警惕的，相比起来，强奸案通常“只是”对个人的伤害。这种视角在意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社会秩序。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耽美文学之所以兴起，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感受到的苦闷，源于年轻人的结构性困境，仅仅对它重拳出击，并不能消除那种社会心理，让他们乖乖地去谈婚论嫁，相夫教子，一辈子谨守正能量价值观，反倒是在堵死了这个出口后，让一些人越发绝望了。
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让年轻人有活路，能自由舒展，才能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