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6 22:39:21
就在不久之前，专家学者们还在怀疑俄罗斯可能陷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乃至国家解体的境地，现在忽然之间，它仿佛又成了令美国、欧洲都为之焦虑、恐惧的强敌。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这么快发生变动，变动的只是舆论场上的看法，而如果我们被它所左右，难免就无法看清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尽管现在渲染川普的谄媚、欧洲的软弱，但实际上，俄罗斯才是纸老虎。
表面上看，俄乌双方现在战场上是相持不下的僵局，但俄罗斯以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力、军备，三年下来竟然只打成平手，这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别的不说，如果真能在战场上占到更大便宜，俄罗斯只怕对和谈也不会感兴趣，那既不符合它过往的历史记录，也不符合普京的个性。
三年战争，俄罗斯的总债务飙升了79.3万亿卢布，暴增86%。俄罗斯央行的基准利率达到了夸张的21%，但仍未能阻止通胀率一路攀升。连那些在战时拿到大笔订单的军工企业也被加息重创，面临破产的窘境。
俄央行行长艾尔维拉·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承认，卢布的贬值反映出市场判断俄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前景。也难怪去年底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断言，俄罗斯经济将在2025年全面崩溃。
这是明眼人不难看出的。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基于俄罗斯的战争损失和经济困境认定：“普京现在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如果这是在玩扑克，普京手里拿着一对2，却在孤注一掷地虚张声势。”
回头来看，普京发动这场战争本身就是虚张声势：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来掩盖自身的虚弱。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国力开始了漫长的相对衰落，尽管有短暂的起色，但它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并不足以支撑它重振大国雄风。
在手握一副烂牌的情况下还雄心勃勃，那么虚张声势是必不可少的演技。也就是说，尽管这看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实际上是一出以战争形式出现的政治戏码：通过一番敲打，辅以恫吓和讹诈，榨取到对方原本不肯自愿给到的利益，屈从于己方的政治意志。
要做到这一点，自身实力还在其次，关键是赌对各方反应，寄希望于对手的分裂、软弱和混乱。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速战速决，己方承受的损失在可控范围内；
内部混乱的乌克兰无法抵抗，很快投降；
美国不愿介入，因为无关其核心利益；
欧洲没有美国领导，群龙无首，不能团结起来坚决回应，也顾忌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这样的理想条件，有一部分的确出现了，尤其是当下的美欧分裂，对普京来说肯定正中下怀。日前，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问题分析师、曾就职于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的麦克斯·伯格曼说：“我认为他看到了真正的机会，既能在实际上赢得乌克兰战争，又能把美国从乌克兰和欧洲排挤出去。”
然而，更多设想却落空了：乌克兰出人意料地抵抗了三年之久，俄罗斯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泥潭，而欧洲倒是成功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虽然缺了美国的支持，但即便蹒跚向前，居然行动起来力撑乌克兰了。
2023年的一项欧洲民调显示：78%的欧洲人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77%相信俄罗斯当局应为乌克兰当下局势负责；42%认为欧盟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弱于俄罗斯。这意味着欧洲人正在认真看待俄罗斯的威胁，但并非对自身力量没有自信。
普京玩的是一个以小博大的危险游戏，只有在对方分裂、混乱的前提下才能获胜。俄罗斯的开战与其说是以乌克兰为对手，不如说是以西方为对手，但另一面，它又再三不惜诉诸核讹诈来阻止美欧涉入，仿佛它对乌克兰有私仇要报，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最终正是其自身的行为，使得它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本来，乌克兰东部、南部的俄语区一直有着强大的亲俄势力。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这两块区域的民众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加入一个与俄罗斯的关税同盟，而不是加入欧盟。
然而，战争爆发后，最亲俄的乌东四州和克里米亚（占乌克兰总人口约20%）被俄罗斯控制，对剩下部分的乌克兰人来说，选择哪一边几乎已经没有悬念：2022年11月的一项民调，高达86%的乌克兰人相信，和欧盟保持更紧密关系，对乌克兰来说是好事，而78%的人认为亲俄是坏事。
数据来源：GeoPoll，2022年11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国际问题教授尼娜·赫鲁晓娃在开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判断，俄罗斯此举只会让乌克兰加速远离：
现在乌克兰将是绝对的乌克兰。当普京说西方正在使乌克兰反俄时，他在使乌克兰反俄方面所做的工作，比美国的任何宣传都要多，因为你不能把一个国家炸得爱你。
他们怎么会认为轰炸完乌克兰，然后指望他们来接近俄罗斯，这让我无法理解。我认为现在的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和独立。
俄罗斯经此一战，算是彻底失去乌克兰了，不管最终沿着哪条边界线停火，俄罗斯都将很难对战后的乌克兰施加影响了，而这是占领一小块领土所无法弥补的损失。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句话常被人引用，看起来就像是当下的预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常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罗斯帝国梦的回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冲突的前沿从未像现在这样逼近俄罗斯的腹地。太平洋战争期间，加藤周一发现，虽然日本媒体上永远都宣称是己方获胜，但“获胜”的地点距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他据此判断日本正走向失败。和历史上的俄国势力范围对比来看，俄罗斯当下的咄咄逼人，倒不如说更像是困兽犹斗。
本来，冷战后让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投向西欧，似乎就是一种让俄罗斯保持虚弱的廉价、简单办法，俄罗斯无法阻挡这一进程，入侵乌克兰的结果，反倒让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本的中立国倒向北约。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如果乌克兰也“重返欧洲”，那么除了白俄罗斯这个突出部位之外，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已经退后到跟1917年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接近。
这意味着，这次战后，欧盟将不战而胜，实现德国在两场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实现的帝国梦，得到东欧的巨大腹地。那些嘲笑欧洲虚弱的人没有看到，哪怕是条顿骑士团东征的时代，西欧和中欧的影响力都不曾向东深入到这么远的地方。
可以说，几百年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形势从未如此差过，哪怕在这次战前，它好歹也能对乌克兰施加强大的影响，但现在却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冷战时苏联的噩梦：铁幕向东推进半个欧洲，一直逼近俄罗斯家门口。
俄罗斯的力量实际上是被高估了，原本纸老虎好歹也是老虎，不料战争打了三年，暴露出了真实的实力。普京固然是虚张声势，欧洲政治家也乐得利用这一威胁来推动政治变革。
冷战后的东欧各国都把欧洲看作是未来和机会，但俄罗斯则本能地把西方看作是威胁，其结果，它自己也被欧洲看作是威胁。对西欧人来说，这是历史的回归：抗击从东方草原身处源源不断涌出的蛮族，最好把他们挡在墙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被打垮。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否决了将军们试图对俄国先发制人的计划，他说自己“不想因为怕死就去自杀”，他曾任驻俄大使多年，太了解它了，“这个摧毁不了的帝国，……即使在吃了败仗之后，也仍然会是我们天然的和充满着仇恨的敌人。”如何与它相处，是欧洲人的复杂课题：“俄国是一种自然力量，和它打交道就像忍受坏天气一样。”
历史一再证明，俄罗斯需要欧洲，有甚于欧洲需要它。欧洲可以转向别处获得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原料，但俄罗斯却很难获得欧洲资金、技术、思想、文化的替代来源，毫无疑问，双方的脱钩对俄罗斯的伤害更大。
欧俄贸易产品结构
俄罗斯原本就面临经济转型的困境，战争对此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使得其经济结构更加依赖石油天然气、木材、粮食等初级产品。开战以来，有超过100万俄罗斯年轻劳动力外逃，特别是IT、金融、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人才大量流失，工业产能断崖式下跌。
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悲观地预测，俄工业产能面临的不止是“去工业化”，乃至是“去现代化”的严重风险。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60年代曾挖苦苏联是“拥有火箭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rocktes，上沃尔特即非洲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意指它除了导弹之外，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这一说法从未像今天这样贴近实际。
无论战后是什么样，俄罗斯都将不再被视为欧洲的一部分，经济、科技、文化都可能面临衰退。讽刺之处就在这里：普京发动了一场想让俄罗斯再次强大的战争，结果是削弱而非增强了俄罗斯的力量，却帮助欧洲强大了起来。
2025-02-21 08:20:55
美国总统川普对俄乌战争的表态已经引起了不止一次争议：第一次是他一度夸口，上任24小时内就会结束战争（这倒是没多少人当真）；第二次则是人们现在赫然发现，原来他的和平方案就是抛弃乌克兰，逼迫这个抵抗了三年之久的国家向侵略者屈服。
由他主持的和谈在美俄之间进行，乌克兰和欧洲甚至都没上桌。他不忘从中为美国捞取好处（乌克兰的资源），不断向受害者施压，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发动这场战争的普京。
他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得人心（4%的支持率——这当然不是真的），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美国花了3500亿美元，却一无所获。当然，他始终不忘夸耀只有他能结束这场战争，威胁泽连斯基如果不屈从，他将“没有国家可言”。
难怪有人总结，这次谈判结束后，“土地属于俄罗斯，资源属于美国，债务属于欧洲，荣誉属于乌克兰！”不过，值得补充的是，乌克兰和欧洲的很多人更多感受到的只怕是羞辱。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看来世人普遍理解为此人软弱可耻，早已明里暗里向普京献媚，因而在漫画上，他的这一姿态被明确无误地看作是对普京绥靖，乃至是自甘成为其傀儡。
有人因此讽刺：“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他们原本想选出一个总统让美国更伟大，结果却是让普京更伟大。”
这种失望情绪当然可以理解，但道德化的解释不免将国际事务看得太戏剧化也太简单，仿佛那只取决于一两个人物的个人品性。这可能也会让我们再一次低估了川普：他或许看起来反复无常，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看来可也不太会做亏本买卖。
在我看来，他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完全符合他一贯的立场：最重要的是“美国第一”，让美国获得实际利益才是重点，像乌克兰这样遥远、贫穷的角落，在他眼里完全不值得美国投入资源，欧洲人如果关心，那就该自己出钱出力。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已经明白说了：“欧洲国家必须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人应该冲在前面（lead from the front）。美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保护自己的边界，以及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 他还说，美国军费应该低于GDP的3%——2024年是3.21%。
德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1.5%
国务卿卢比奥在和七国集团外长会晤后，也说了类似的话：“美国和我们的伙伴正在一道努力帮助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同时着手应对中国对欧洲、印太地区以及美国构成的挑战。”
也就是说，在这些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必须同时完成几个目标：美国压缩军费（预算更多用于发展国内经济）；逼迫欧洲增加军费开支，他们别想再免费搭便车，这样也可以压制他们经济对美国的竞争；美国将有限的力量重点用于对付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表面上看是对俄罗斯屈服，但实际上隐含着对俄罗斯的轻视，因为这种绥靖的前提是：就算对俄让步，但不用担心它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多大挑战。这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局势，当时美国对苏联扩张的任何前沿都要进行狙击，但现在？俄罗斯不过是个二流国家。
当然，这里的争议点在于：川普这样固然捞到一点实利，但真的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吗？他这样抛弃乌克兰、羞辱欧洲盟友，可以说毁掉了美国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软实力，以后盟友还能信任美国的承诺吗？
更不用说，之前三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算是打水漂了——不管支援了多少，如今美国这样，还能指望乌克兰人如何感恩戴德不成？
这些，我想川普也不在乎，毕竟欧洲人又不是他的选民。贯穿他外交理念的，是这样一种美国对海外事务的厌倦，简而言之，美国人现在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川普的美国，主动放弃了“帝国”，而想成为一个自利的民族国家。
何谓“帝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解释：“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现在的现实是：当全球化体系演变到今天，美国内部兴起一股越来越强的质疑声，认为这一体系可能对美国不利，于是川普应运而生，他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一体系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他自己定义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改变乃至不惜亲手摧毁它。
这诚然是“百年未有的巨变”。自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率美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长久以来盛行的是“武装的威尔逊主义”，其核心是“试图按照美国的想象来进行一种世界性的重新改造，从而达到永久和平”（《美国新军国主义》）。基辛格1994年也说过“每当美国面临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务的时候，它无论如何得回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上去。”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这在美国可名声不大好），基辛格也曾吐槽过，小罗斯福总统1941年将“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那场战争中美国的目标，但“这些目标远远超越欧洲过去任何一次战争的目标”。他的意思是，欧洲各国的历史可不会为这些抽象的普遍原则而战。
罗伯特·卡根曾一针见血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问题是：“如果美国是建立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那么当这些原则受到围攻时，美国怎么能够采取一种超然的不关心态度呢？如果他们真的表示不关心，他们怎么能够设法避免出现这样一种含义，即他们的原则事实上不是普遍性的呢？”
美国以前也不时出现孤立主义，像1972年越战高潮时乔治·麦戈文的总统竞选口号就是“该美国回家的时候了”，这反映出一种直觉，即过分专注于国外的问题已经太长时间地使国内问题逐渐恶化了。然而，川普现在还不止这样，他是要采取一种“美国本位主义”，从而将那句著名的口号颠倒为“全球行动，本地思维”（act globally, think locally）。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目送“美利坚和平”的时代远去，回到各自为战的霍布斯丛林世界，由实力来决定谈判桌上的位置。美国就像当年条顿堡战役之后的罗马帝国，决定退缩到边墙之后，不再理会外部那个混乱的蛮族世界，不管怎样，这确实承认了其自身的有限性。
由此而来的震荡，可不会局限于乌克兰，想想看，当欧洲人发现美国佬不可靠时，必然会转向自我依靠乃至重新武装。到那一步，东亚也会跟进，别的不说，设想一下，要是没了美国的保护伞，日本制造出航母和核武器，对地缘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虽然一直以来，中国人痛恨美国的霸权，但真到那一天，人们或许会怀念以前的“美帝”，至少那时没那么混乱，而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美国，可能会更难打交道。
前方高能，请系好安全带。
2024-11-15 18:47:53
在可怕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发生后，“四无五失”人群开始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不少地方的社区日前正紧急排查这一类人员。
所谓“四无”是指：无配偶无孩子；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无房子车子等固定资产。“五失”则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和精神失常。
看到新名词，难免自动对号入座。我有朋友开玩笑说：“除了暂时还没精神失常，全中。”还有人自嘲：“三四年前还是成功人士，现在不但是loser，还成了四无五失人员。”
我看来也至少满足两条：无工作无稳定收入、生活失意（至少旁人看来），之所以没有“投资失败”，只是因为没什么可投资而已。之前社区也有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失业后有没有再就业，我也老实回答：“有。但现在又失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好，你有变动要及时更新。”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视为潜在的危险？这背后隐约可见的治理逻辑是：如果一个社会人员面临各种挫败（“五失”），再加上没有软肋（“四无”），无所顾忌，就可能不知干出什么事来。
也就是说，你是否被视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取决于你能否精神正常并获得一系列“准入装备”（而没有这些装备，就很难精神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逼婚催生，因为那是“标配”——只要获得标配，你就隐身了，安全了，没人重点关注“正常人”，否则你不止是“非主流”，现在甚至显得危险，难免有人觉得：“为什么你有点不正常？”
这意味着，达不到“正常人”标准不仅无法充分享受权利，还可能遭受排斥，而这很有可能加剧当事人的困境。因为排查的过程就暴露了你被视为异类，是一种羞辱。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跟我抱怨，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工作才好不容易让几个抑郁的学生情绪平和，结果那会因为有人抑郁跳楼，一排查可好，抑郁的就更抑郁了，“净帮倒忙了！”
如果方向错误，排查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谁说无儿无女、无业、无资产就一定会充满戾气？只要你想开了，卸下这些包袱，反倒也轻松自在了，还有什么怨恨？有那力气，还不如自己去吃顿好的。
之前的四年里，我经历了三次失业，我本人对此很坦荡，倒是有些亲友问起时似乎多多少少觉得我这样有点“可怜”，是不是过得不好。当然，经济上难免受影响，但压力也减轻了，倒是更能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我没觉得这样“不好”。
有朋友跟我说，他喜欢坐车时和司机搭讪闲聊，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出租车司机一般是骂网约车、担忧无人驾驶普及、抱怨交警钓鱼执法，想法会更偏向底层互害；网约车的年轻司机怨气普遍少点，可能因为没家庭压力会更松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反而挺享受这份职业自由的状态。”
确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戾气，与其说是来自“生活挫败”本身，倒不如说是来自“想成功而不可得的挫败”。那些想通了这一点，放弃寻求成功而躺平的年轻人，倒也少了养家糊口的焦虑，心态上是更为平和了。
即便一个人满足“四无五失”的全部特征，也未必就会去无差别杀人。实际上，大部分这样的人都很善良胆小，因为往往正是因为这种内在品质，他们才没能在我们这个丛林社会的残酷生存竞争中胜出，滑向了社会边缘，但更多时候，他们安于边缘，只要没被逼得连边缘都不得安宁。
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特别能忍。“四失五无”又怎样？还不都是自己默默消化情绪？哪怕无法消化情绪，陷入抑郁，到“精神失常”这一步也就是极限了，更激烈一点的恐怕更有可能选择自杀而非杀人，因为这些人最擅长的是对内攻击，而非对外攻击。
要说起来，最近一年里多起这类无差别攻击事件的凶手，倒是都有一个人口统计学特征：50岁上下的老男人。那是为什么？仅仅只是巧合吗？
这类人通常可不属于“非主流”群体，倒更有可能是“基本盘”，但正因此，他们更难以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挫败。他们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困境是由什么造成的，也不知道能有什么渠道可以寻求解决，简言之，他们愤恨这个“社会”没能满足自己的伦理期待。
人类学家卢蕙馨（Margery Wolf）曾有一个洞察：“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不幸找到某个原因，但不同人的归因可以相去甚远，有的人会想“为什么”（why），但有的人在面对个人不幸时恐怕也是找寻找一个人格化身（who）：“谁？谁造成了我当下生活如此困顿不堪？”
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不难找到责任人的，毕竟在小农社会的环境底下，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几乎你的所有不幸都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是哪些与你有新仇旧恨的人；然而到了一个复杂如迷宫般的现代社会，如果不具备抽象的思维能力，一个人很容易迷失，他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虽然明知道自己处境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该归罪于谁。
当然，本来还有一个现成的责任人：自己。然而，最抗拒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的，恐怕就是老男人了。之所以这类人很少会抑郁低落、精神失常，恐怕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更习惯于对外释放攻击性。当他们把所有不满、不幸都归因于外界，想要找到一个人格化的负责人又找不到时，报复社会的心态就产生了。
仅仅根据外部特征摸排“四无五失”人群，是难以锁定这些潜在行凶者的，对现实生活的挫败，人们也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应对之道，但不论如何，他们想得到的是帮助而非干预，然而，当下的治理逻辑在意的不是你需要什么帮助，而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危害社会。
真正治本的因应之道，是建立一个由自治的个体组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人们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有渠道和机构求助并解决，也清楚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行承担责任、又究竟该承担多大责任。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们的社会才多一点希望。
2024-11-13 19:45:51
“像这种报复社会的，还真没有办法防，什么严刑峻法也没用，因为人家已经想明白后果了那就是同归于尽……所以，只能看运气或者当时你的反应快不快了……”
在珠海冲撞路人事件发生后，这是网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应。毫无疑问，谁都不希望悲剧重演，可是要怎样才能预先阻止同类事件？一想到这里，人们的思路就卡壳了。
要预先防范暴力事件，是需要有信息的。这就像天气预报，哪怕云图瞬息万变，准确预测很难，但好歹通过复杂计算，我们可以大致有所判断。如果知道某人经常家暴妻子，最近还不断升级，那周围人和警方就可以提高警惕进而采取必要措施，因为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可以提前锁定。
在这次事件后，很多人在震惊之下都认定，凶手内心肯定潜藏着“恶魔的种子”，仿佛他携带着原本就携带着某种病毒，只是一到特定条件之下就爆发出来，荼毒他人，谁沾上谁倒霉。
微博大V“荡科长”就认为：
能犯下这种恶性案件的人，我不信他在婚姻存续期间是个普通人和好人。案件的真相不是因“其对离婚后财产分割不满而引发”，而是“嫌疑人因其恶劣行为或性格导致离婚，进而恼羞成怒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并付诸执行”。
另一位就说得更明确：
我猜凶手肯定是从小或者一出生就是一个危害社会的孽种，他有预谋的选择地点，极其强悍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其残忍的杀人手段都昭示这凶手危害社会、杀人如麻的本性，只是他提前实施了。我认为下一步应该重点排查刑满释放人员，有暴力犯罪倾向人员，精神病居家患者等等这类不稳定社会人员。
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推定：“正常人”干不出这种事，反过来，干出这种事必定是“天生坏种”，不可能没有迹象可寻，因此，把这些潜在的坏人搜寻出来，予以清除，我们的共同体就可以安全无虞了。
问题是，怎样才算“孽种”？如果真有所谓“犯罪基因”，那在人群中应该均态分布，坏人不会突然变多，那怎么解释此类事件增多？知道有些人有前科，就可以采取歧视性的预防打击了吗？不管设想多好，实践起来势必导致扩大化。
事发地点周围加强了警戒
本来，这类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其隐蔽性和突发性：行凶者可能没有前科，平日里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直到事件爆发，没人料到他会成为行凶，受害者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害。这是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任何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
这就是应对无差别攻击普通人事件的棘手之处：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甚至没有征兆，哪怕你知道他对社会不满，但也想不到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来。至于严刑峻法的威慑，对这些“自己不想活，拖几个人一起死”的人也不起作用。
由于警方通告中提到凶手樊某“62岁，离异”、“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公众在解读时也就更进一步滑向错误归因，并加剧了由此而来的无力感和宿命感。
不乏有人指责“凶手的前妻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仿佛是她躲避了攻击，这个残忍的懦夫才把气撒在无关的人头上。照这种想法，凶手的暴戾仿佛就像打雷下雨，是没奈何的事，也无法防范，谁轮上了只能算自己倒霉。
那还能怎么做？到这一步，中国式的管治思路很自然地就会滑向另一端：既然认定那种行为是无法预测的、难以锁定谁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受害者，那么还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管制凶器，但接下来难道要禁止开车吗？
顺着这样想，很容易陷入死胡同，这表明，我们的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哲学家梁娥（Susanne Langer）曾指出：“问题的提法，不单规限且引导答案的答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提问，就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架构，限制了我往什么方向去寻找答案。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一书中对比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发现双方对社会秩序的根本设问就是不同的：
霍布斯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孔子等人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前者的问法是：“为什么？”是个智性问题（intellectual question）；后者的问法是：“如何？”是个规范问题（normative question）。
在公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也能明显看出这一点：太多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防范”（how），而不是追问、反思悲剧的根源（why）。
这种思路适合那种知根知底的小型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因而发生什么事都没什么复杂难解的（“早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也就不必问“为什么”了，之所以出现那些的行为失范，只是因为有些人没遵守正确的规范。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规范，那也是早就知道的，不必讨论，因而问题只是怎么去做——要么教导人照做，要么把无法改正的害群之马驱逐出去。
小时候看《包公案》，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包公断案，仿佛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他总是一下子就能知道谜底，问题只是如何逼问罪犯承认，并予以公正地判决。
多年以后我才领会到，这就是中国文化思维的特点：受小农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因是简单明了的，难的是怎么做——所谓“知易行难”。
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庞大复杂的地步，像这样的思路已经无法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了。像无差别攻击这样的事例频发，不仅是社会失范的征兆，也意味着凶手无法为自己的不满情绪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不清楚自己的困境是谁造成的，因而才会把整个社会都怨恨上了。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当一个社会出现全新的变动时，不了解清楚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贸然应对，不但未必得当，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如果不知道“为什么”（why），又怎么知道怎么做（how）？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困境：问题不是一两个坏人制造了这样那样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即便有什么不满情绪也是弥散的、无组织的，没有渠道可以释放和纾解，这看似低成本维护了稳定，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消化了情绪，然而一旦爆发，这恰恰也是它难以对付的地方；与此同时，深入的调查和反思也随着调查记者的失势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制度化的信息渠道同样缺失。其结果，所有人就像在迷雾中兜圈子，当事人搞不清楚自己压力和痛苦的来源，出了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去弄明白，就急于应对。
没有正确的问题，我们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2024-11-13 19:40:25
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信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春上村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2024-11-13 19:36:21
恐怕谁都没想到，郑州四名女大学生一时兴起的夜骑开封，没几天竟然激起了当地20万年轻人纷纷效仿。不仅郑州，北京、西安、成都、武汉、合肥的大学生都掀起夜骑潮，原本的即兴之举，顿时成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
到这一步，上面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最初开封文旅部门敞开欢迎“青春激情”，到后来叫苦不迭“孩子们别来了”，然后是交警封闭郑开大道，郑州、太原、西安院校发文禁止跨地骑行。虽然仍有学生挥舞着国旗跑步前往开封，但这一大型狂欢大体算是落幕了。
然而，有一个困惑仍然盘旋在所有人心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做？又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王三表那篇《万人夜骑开封必须刹车》标题就已表明态度，讽刺“上万人集合夜骑那就是‘集体性癔症’”，认为这些年轻人享受的只是“乌拉拉一帮人，可以让机动车靠边、让一切规则脱序的‘群众力量’”：
这次万人骑行，我们只看到媒体廉价的赞美，却失去了理性、建设性的引导，哪怕连平衡性的信息都欠奉（譬如相关方面接收的压力，交通秩序的干扰等等）。
在他看来，“当万人夜骑用骇人的形式粗暴介入了公共生活时，当然要追问它的意义，评判它的意义了”，而在他眼里，那“只有所谓‘波澜壮阔’的特殊审美，以其对整齐划一有特殊爱好的旁观者”。
也就是说，他召唤起的是“大串联”这样的历史记忆，认为那代表的一股盲动、无序的非理性力量，因此，“青春没有售价，但必须要有兜底”。
微博上也有人挖苦这种“青春”的表达方式是廉价的：“最开始是‘青春没有售价，直飞海南三亚’；后来变成了‘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到拉萨’。现在成了‘青春没有售价，单车夜骑天下’，这青春行情跌的比我买的股票都快。”还有人嘲讽：“青春没有售价，我被堵在当下。”这种审美式反应很有代表性：它在意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你表现的姿态要好看。
张丰《从郑州到开封，有没有出路》一文则完全是相反的立场，认为这是一场“听话的反叛”，赞许这是年轻人在自发地寻找出路，是他们“对快乐的渴求”：
过去20年，中国高校疯狂扩招、合并，各地都建有大学城。但是，大学城的规划非常讲究，它几乎是去生活化、去社会化的。大学城很少有书店，几乎没有校外的公共活动。它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社区“，甚至连商业价值也缺乏——整体上是透明、干净的禁欲风格。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是奇怪的青春。健康的，让家长和老师放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空洞的。微博上“成年网友”，绝大部分都在指责年轻人“盲从”，阻碍交通，毫无意义。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走出校园骑行已经是一种冒险，在这样的“无意义”中也能寻求意义。
这些意见领袖看法分歧之大，本身就折射出公众难以理解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群体心理：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要理解这一事件，我想最好还是回到原点，从这样一个问题入手：为什么四个女生的一时兴起，短短几天会病毒式传播，激起那么多人纷纷效仿？
这意味着，看上去沉闷的人群只是看上去守序，但早就渴望来一次宣泄和狂欢，只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由头，仿佛干旱已久的一堆易燃物碰到一点火星，瞬间一触即发，火势急速蔓延开来。
无人组织的自发集体行动要涌现，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想想看，如果人们原本有着各自分散、多元的兴趣和生活安排，哪怕年轻人再冲动，也不可能突然齐刷刷地一致采取这样的行动。
什么样的社会才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是：那些高度同质化、自发行为受管制、又有着普遍不满情绪的社区。
由于长期处于“闷燃”状态，人们的情绪无法宣泄，因而有时一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由头，就会让无数人产生共鸣进而效仿，因为不管怎样，那至少让人心里好受一点。
1867年，正处于巨变前夜的日本谣传有神符降临，各地市民和农民纷纷走出家门，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成群结队狂歌乱舞，忘情地反复咏唱“可好啦”（ええじゃないか），还闯入高利贷者、商人和地主家，吃饱喝足后继续歌舞，无人能制止。这场狂欢持续了四个月之久，蔓延至各大城市，而人们为什么这样，至今众说纷纭。
去年淄博烧烤爆火也是个谜：一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工业城市，只是因为有学生在网上谈起当地烧烤，不知怎么的就引发了无数人奔赴淄博体验一把。要说那是因为淄博烧烤有多好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倒不如说那就像一口高压锅里左冲右突的蒸汽，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说这是在“寻求意义”都抬高了，因为极有可能的是，当事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更有可能只是想做点什么宣泄一番，却无法转化为理性的集体行动。这诚然是一股非理性冲动，但话又说回来，在那样憋闷的空气底下，还要人理性、礼貌、守序地行动，甚至还要求姿态好看，不免强人所难。
问题也在这里：如果上上下下都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只能一禁了之。管理者很难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自由舒展是人的本能需求，那种长期受屈抑的状态当然是不舒服的，总要找到一个宣泄口。即便这次消停了，但易燃物还在，缺的只是一颗火星而已。
这种系统性的困境，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堵不如疏”的道理倒是也都懂，然而到头来仍然是“堵”多“疏”少，因为一刀切的“堵”操作起来简单得多了，结果就是“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管”的怪圈始终无法摆脱。
你以为这是个闹剧？并不是，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