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ing Knots | 结绳志的 RSS 预览

County-Level Ethnography读者来稿｜县域民族志大调研

2025-02-13 12:08:43

This is a fieldwork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Ethnography in China.

County, xian 县, has long been a crucial analytical unit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and people’s conventional wisdom. In past studies, “county towns” 县城 have sometimes been regarded as self-contai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tities, exemplified by works like Cadres of a Middle County 中县干部, which examines the county-level political system. At other times, a county has been seen as a microcosm of China itself—like the research on Zouping 邹平, Shandong,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since the 1980s, attempting to discern broader national trends through a single location. County as a scale often appears subtly in ethnographic subtitles, embedded in phrases like “based o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More commonly, county towns serve as the assumed transition zon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Scholars conducting rural research stop for a meal at a county town restaurant or send emails to advisors from an internet café. Those studying cities often accompany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inevitably passing through county bus stations, transferring from a minibus to a village-bound van. Ethnographic accounts sometimes follow villagers’ upward mobility into county towns before tracing their journeys to even larger cities. Since Golden Wing, counties have been recorded as the structural backbone enabling families to navigat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fe.

As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has accelerated, counties are no longer viewed as homogenous reflections of China in miniature. Some have broken through anonymity to gain recognition: Xinhua 新化 County’s dominance in the printing business, Dushan 独山 County’s staggering debt crisis, Cao 曹县 County’s rise as an e-commerce hub. “Coming from a county” is no longer merely an unremarked fact in university dorm conversations; it is also the nostalgia and ambition captured in the band Wutiaoren 五条人’s County Town Chronicle 县城记. Amid China’s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going back to the county town to open a café” has become a half-willing, half-reluctant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Meanwhile, county-level high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creasingly absorb resources from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The county’s river (there is always a river going through the county town)—dammed anew, floating with fresh debris—embodies these shifting currents. These surreal yet familiar scenes evoke both unease and fascination.

So why go to the county? To do what? And how? These questions point to deeper cultural logics embedded in 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Rather than debating in the abstract, we advocate for hands-on engagement—gaining a tangible understanding through grounded research. This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Research emerges from a fascination with the unsettling yet compelling transformations of county life. It is rooted in a political-economic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y markets,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global networks. The handbook provides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step-by-step fieldwork methods (for example, “If your team exceeds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car, divide into smaller groups”).

For anthropological inquiries, we also encourage looking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to explore the personal and familial life histories embedded in county industries—their emotions, decisions, and the meanings they create within their shifting circumstances.

· 编者按 ·

‍

近日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窒息事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名农妇搭乘冷藏车从附近的村庄到镇上的牛肉加工厂上班，8名车厢内的农妇窒息而死。值得一提的是，牛肉加工是叶县的重要产业。这一事故也折射着这一县域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镇上的小加工厂吸收着年龄偏大，未外出务工的农妇在家门口打工，再通过短视频平台卖货。

县，曾是中国社会调研重要的分析单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县城有时被视作封闭而自洽的政治经济实体，如知名的《中县干部》所代表的县域政治体制研究。有时被视作一粒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的魔幻种子，如80年代以来，一众外国学者对山东邹平的调研，力图以此对整个中国的形与势作出判断。县域往往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民族志的副标题中诸如“基于华北某县”这样的短语里。

更常见的时候，县城是城乡之间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过渡地带，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在这里的饭馆稍作休整，在网吧里给导师回邮件；研究城市的学者有时会跟着打工人员回家，必经的一途是在县城车站从中巴转到下乡的面的；也有时，民族志的笔触会随着村民的兴盛而进入县城，再往返于更大的城市之间，从《金翼》开始，县就已经在民族志的解剖术中被纪录为一副供家族可进可退的筋骨。

直到城乡之间的流动越发加速，县也不再被视坐一勺照见中国的天然匀质原汤。突围的县城开始拥有姓名，比如新化县对打印店的垄断，独山县的负债奇观，曹县的自我电商化。“从县里来”不完全是大学寝室里没有回应的话题，也是五条人《县城记》里的欲望和回忆。而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回县城开咖啡馆”成为年轻人半推半就的选择。还有县中，县医院，下沉到县里也抽走乡村的房地产，流经县城的那条河和上面新拦的水坝、新漂的垃圾。这些自觉的奇景相像而熟悉，但让人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

到县城去，干啥？咋干？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的文化逻辑。与其空议，不如实干，在具体的调研中获得实感。这份《新时期县域调研手册》基于上述“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的兴趣和熟悉，立足于‍‍‍‍‍‍县域-地方市场与全国-全球市场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聚焦在县域产业和县民生计研究，并给出相关调研范例和深具可操作性的手把手方法（如“人数超过一辆汽车容量时可分组行动”）。而如果要做人类学的调查，我们也建议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多寻找和追问县域产业中个人/家族的生命史和他们在处境中的情感、决定和意义。‍‍‍‍‍‍‍‍‍‍‍‍‍‍

相关阅读：

书单 | 农政与食物研究

春节特刊·牛 | 牛的人类学

作者 / 魏怡然祁连山牧人

Author / Yiran Wei, Qilianshan Herder

作者系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关注草场、牧区

编辑 / 泽恩（食通社）毓坤（结绳志）

Editor / Ze’en, Yukun

本作品获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的支持

“我是从小吃肉长大的，一天不吃肉就无法生存。我们牧民说吃肉，都是指手抓肉，那种饭菜里的肉是不算的。我可以连续十天喝凉水吃肉，连茶都可以不喝。”

60岁的老牧民桑杰向我们讲述着他吃肉的习惯。

“像我这一代的牧民肉瘾很大，我想在你们眼里我们的饮食是很血腥的，我经常生饮刚宰杀的牛羊的鲜血（趁鲜血还是热的时候），生吃羊肝、羊胆，喜欢吃牛羊的内脏和灌肠。”

藏族人会把食物分为“白食”（དཀར་ཟས）和“红食”（དམར་ཟས），前者对应素食，后者对应荤食，但牧民口中的“白食”更多强调以酥油、奶渣、奶皮、酸奶等为主的奶食品，而“红食”对牧民来说就是牦牛肉和藏羊肉，传统上他们好吃肉，却基本不吃鸭鱼和海鲜等其他肉。相应的，在牧民传统的劳动分工中也有两种，以宰杀牲畜、剥皮、灌肠、解肉为主的“红业”（དམར་ལས）和挤奶、打酥油、酿酸奶等为主的“白业”（དཀར་ལས），前者主要是男性来做，而后者是妇女的工作。

桑杰描述的这些吃肉的习惯都是他年轻时的样子，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生活。因为那时他不仅食肉无忧，也常常单枪匹马驰骋在草原。有一次，为了寻找故人，他骑马从甘肃到了青海玉树的曲麻莱县，全程1000多公里。说起当年，他依然意气风发。

而现实是他没有牛羊，没有马，更没了当年的潇洒。他是甘肃M县开环卫车的司机，用他的话说“是开垃圾车的”。但他的确喜欢吃肉，我们聊天时餐桌上就摆着一盘刚煮的羊肉。

只可惜，这盘肉不是他亲自宰杀的藏羊肉或牦牛肉，而是市场上卖的便宜的进口肉，是新西兰的、乌拉圭的或是巴西的，但都不重要，在牧民的用语中都是同一个名字——“假肉”（ཤ་རྫུན）。

“假肉”，图源：作者。

县城的“假肉”

桑杰原本是M县塔玛镇玉溪村一个地道的牧民，喜欢骑马、放牧、大口吃肉。“做牧民的时候有充足的牛羊肉，我根本不吃其他的肉。”

1984年至90年代末，草场承包改革陆续在青藏牧区落实，农业集体化时代共用的草场划给各家各户，桑杰家分到了一块地势险要、又没有水源的草场，人畜饮水成了他在牧区生活的主要难题。

刚分到草场那两年，桑杰每次给牲畜饮水都要经过别人家围栏内的草场，每天花两个多小时，从河边背水回帐篷供人饮用。长此以往，也给相邻的牧户带来了不便。

于是他放弃放牧，把草场出租给邻居，卖掉所有牲畜，带着妻儿搬到县城谋生，这是2000年前后的事。刚开始，夫妻俩用卖掉牲畜的钱在县城经营一家台球厅，后来通过大哥的帮助，桑杰开上了环卫车，妻子也成为县城的环卫工。

桑杰说，到县城后处处要花钱，消费很多样，收入却变得单一。“生活不易，我也开始吃鸡肉和猪肉。再后来，有种便宜的牛羊肉（进口肉），虽然吃起来无法与本地牛羊肉比拟，但是没钱的时候还是会买它。”

对桑杰来说，作牧民时习惯了吃自宰的牛羊肉，如今吃“假肉”做的菜或面还行，直接吃清水煮的进口肉不仅不解馋反而会激发他的肉瘾，因为在牧民的味觉中进口肉的“肉味”比本地肉淡了太多。好在这些肉没有异味，勉强能吃——但是想要过“肉瘾”，吃完进口肉必须再吃一口本地肉才行。

牧民，图源：“牧民供波”。

所以，他索性把进口肉和本地羊肉肠、肚包肉一起煮了，这样至少从颜色上很难看出是进口肉，虽然仍能尝出不同，但对桑杰来说，这已是最容易接受进口肉的方式了。

便宜的进口肉

像桑杰一样，价格便宜是牧民选择进口肉的重要原因。来自M县德吉村的牧民顿巴，原来是他们村的小队长，他告诉我们，“去年（2023年）镇上有大车卖非本地肉，看上去跟牛羊肉很像，一种16元/斤，一种18元/斤，去肉铺买本地肉的话要30元/斤，价格差距很大。”虽然没有亮明进口肉的身份，但低于20元/斤的非本地肉，只可能是进口肉。

马川老板虽然是回族，但讲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在X县县城人流量最多的位置开了一家粮油肉铺，做了几十年进口牛肉的生意。据他回忆，2014-2020年，他常进货的新西兰牛肉价格一直稳定在20-25元/斤左右，比本地牛肉零售价低8-12元/斤。而在离县城不远的旅游小镇上开藏餐店，主营各类藏式面食、肉食的索南告诉我们，2014年他刚开店时本地牛肉和进口牛肉的差价为12-15元/斤，面对压倒性的价格优势，本地餐馆都选用进口肉做食材了。与此同时，很多肉铺也纷纷做起了进口肉生意。

我们走访了M县和距离M县三百公里的X县的14家肉铺，拼凑出了当地进口肉销量变化的大致轮廓：进口肉最早出现在2008年，当时销量还很少，且很多肉铺都不明说是进口肉，而打着本地肉或育肥肉的名义在卖。2016-2017年，买卖进口肉的人逐渐变多。从2018年开始，顾客开始区分便宜肉（进口肉）和本地牛肉，卖进口肉的店铺和进口肉销量都有了明显增加。

在M县城的31家牛羊肉铺里，只有6家只卖本地草饲牛羊肉，其他店铺均有售卖进口肉。2024年7月，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自然资源管理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研中发现，黄南州德合隆南路的11家肉铺中，仅有3家只卖本地草膘肉，其余都卖进口肉。

肉铺，图源：作者。

草膘肉，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天然草场长膘的畜肉，与牛羊的品种无关，牧民们与做牛羊生意老板都习惯了这种叫法，能直观的把吃草长膘的牲畜与吃饲料、谷物长起膘来的牲畜区分开。而在内地的菜市场、购物app上，这种肉被称为草饲肉，相较饲料和谷物谷喂养出的谷饲肉，这种叫法反而听起来更“低级”。

像桑杰这样已经放弃畜牧业生产、在城镇定居的藏族牧民，是进口肉在牧区最主要的个体消费者，整个青海省，定居的游牧民超过50万众。

仍在牧区放牧的牧民们，也会购买和食用进口牛羊肉。在青海Z县的50户牧民样本中，至少有32户牧民正购买、食用进口牛羊肉，平均每户每年花费7106元购买牛羊肉。世代以畜牧业为生的桑曲村牧民多杰说，虽然自己家比较传统只吃自己宰杀的牛羊肉，但是村里的其他牧民绝大多数或多或少都在买进口肉吃，如今牧民买肉吃已经司空见惯了。

“你是吃肉的人，就得认杀生的命”

除了明显的价格优势，在青藏牧区，受色达五明学院为主的藏传佛教派系极端不杀生思想的影响，以及牧区年轻人从情感上越来越不愿自己宰杀牲畜，也成了推动进口肉消费的文化因素。桑杰认为这有悖于牧民传统的习惯和价值观：

“我每年的‘冬肉’都是吃自己宰杀的本地肉。我是个传统的“牧民”，我为了生活宰杀牛羊不会有丝毫犹豫，因为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你是吃肉的人，就得认杀生的命。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敢杀生，甚至不会从事‘红业’，都不会灌肠和解肉。”

我们在M县肉市场不仅看到来自四川色达的牧民驾车500多公里到此买肉，也看到两位本地刚结婚成家的年轻牧民在买羊肉，他们表示买的是本地羊肉，主要是家里只养牦牛，需要吃羊肉时就得买。虽然没有说不敢杀生，但买肉省去了自己宰杀、剥皮和解肉等环节，更省事方便，所以相比于自己宰杀，还是更倾向于买肉。

桑杰代表了牧民传统的吃肉习惯和对杀生的态度，对于年轻人不愿宰杀的现状感到不满。在他眼里牧民就是这样，一只手沾满了牛羊的鲜血，另一只手要转着念珠为逝去的生命祈福诵经，他们深知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善与恶本就是并驾齐驱的。

根据藏族传统，为了让每个牲畜死得其所，牧民会物尽其用。肉、内脏和肠子必然用来吃，且要吃的干净，牧民的小孩从小被教育“吃肉时骨头啃的越干净，下辈子长得越好看”。羊皮可做皮袄、皮裤、皮毡、皮袋，牛皮做皮绳、皮靴、皮筏，羊角、牛角和骨头则可用来做勺子、刀销、刀把、玩具和容器等。

虽然放弃牧业移居县城已经二十多年了，桑杰依旧保留着牧民的传统手艺。他一直强调，牲畜的价值不只是肉，还有它们的皮、毛、粪、骨、奶。

图片：他用这些做了不少手工艺产品。图源，作者。

单一的市场

多样的畜产品，意味着多元的收入。人类学家格勒等在专著《藏北牧民》中记录了西藏那曲历史上的羊毛贸易。在上世纪50年代前，羊毛不仅是当地一大畜牧产业，也曾是整个西藏地区对外贸易最大宗的商品，那曲七大部落年产羊毛180-200万斤，羊毛远销南亚和欧洲。综合、多元的畜牧业产品是青藏地区传统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根基。

如今的现实却是，牧民从畜产品所得的收入越来越单一。

甘肃省M县德吉村里的牧民们，最近几年都只放养牦牛，草原上羊群的身影越来越少。眼看着牲畜结构从原来的三畜（牦牛、藏羊和马）变成了单畜，畜产品的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小队长顿巴愁容满面。

“传统上我们会说‘黑头牧人靠黑牛，黑色牦牛靠草原’（མགོ་ནག་བརྟེན་ས་སྤུ་ནག སྤུ་ནག་བརྟེན་ས་སྤང་དཀར།）。牦牛在藏语中是“诺尔”（ནོར），意为宝物或财富，牧民多少年来都是靠牦牛生活的。牦牛不仅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还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经济收益，以前牧民可以出售的不只是活畜，还有牛绒、羊毛、牛毛、羊皮、牛皮，以及各种奶制品。如今，酥油、曲拉(奶渣)等奶制品还勉强卖得出去，但其他产品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10年前，1张羊皮能卖50-100元，1张牛皮可以卖150-200元，现在牛羊皮都没人来收，1公斤羊毛卖5-6块钱，这个收入还不够剪毛的成本，牧民的收入很单一，就依靠活畜出栏（出售牲畜）收入。”

在肉类导向的现代化单一市场中，牦牛不仅失去了传统的文化意义和功能性价值，其经济价值也变得单一：如今一个牧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出栏多少牦牛，一头牦牛的价值仅取决于它有多少肉，而一斤肉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牧民没有任何话语权。

“假肉”驱逐真肉

每年9、10月，甘南州的牧民从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返回到海拔较低的秋季草场，为冬天的到来做准备。此时，他们会将畜群中需要淘汰、更换的牲畜出栏，将畜群规模和构成调整到最优，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

出栏的选择有两种：要么联系俗称“二道贩子”的中间商上门收购，要么直接把牛羊拉到屠宰场。考虑到运输成本和与屠宰场的沟通障碍，绝大多数牧民都会选择等二道贩子上门。

然而自2020年起，牧区牛羊价格持续下跌，市场低迷，“二道贩子”赚不到中间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牧民不得不跑到交易市场便宜处理牛羊，越着急用钱的人卖得越便宜。

议价的牧民，图源：作者。

2024年9月，我们来到M县牛羊交易市场，院子里已经挤满牧民拉着牛羊的车，这里聚集了收购牲畜的二道贩子和屠宰场的代理商。询问后得知，今年一头5岁以上的成年母牦牛，只能卖3500-6000元，而在行情最好的2019年，能卖出10000-13000元，五年间平均每年价格下跌1000元。

作者制图：M县成年母牦牛价格变化：2019年10000-130000元；2020-2022平均每年下跌1000元左右，到2023年每头仅能售卖7000-7500元，2024年3500-6000。

根据甘南州统计年鉴，在纯牧业县，活畜出栏收入占牧民家庭总收入比重达70%，牲畜价格持续下跌给牧民生活带来了极大挑战。

牲畜不出栏意味着要再养一年，天然草场的承载力有限，未能出栏的牲畜意味着需要额外购买饲草料、或租用草场来继续。如今牧民在生产上投入饲草料的占比逐年升高，为了弥补成本，每年需要出栏的牲畜也不断增多。在畜肉市场的推动下，如今的牧民都倾向于高投入、高出栏，但并没有实现高收入。

在X县我们观察到牧民扎西一家，扎西和他的妻子有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但他们三口之家的草场面积仅为350亩，这些草地并不足以养活他们家的50头牛和230只羊，因此每年需要额外租入草场（5万元/年），购买饲草料（5.5万元/年）才能保持这个畜群。扎西说：“牛羊再少就根本没法经营开，但是现在饲草料价格一直在涨，牛羊价却连年下降，放牧成本越来越高。”扎西在2023售卖的牲畜，仅得到了9万元的收入，连投入饲养牛羊的成本都难以覆盖，更不用提一家三口的生活需要。为此，他贷款了30万元，除了靠贷款继续维持生产，他别无选择。

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草原畜牧业逐渐形成了基于肉类市场的单一生产空间。过去的牧民是牧民也是屠夫，是皮匠、骨匠、绳匠、毡匠，是手艺人也是生活的主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如今，牧民把成群成群的牛羊卖到市场，而从市场里能获得的，只有那被称为“假肉”的进口肉和难以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

进口牛肉在中国

一直在牧区放牧的顿巴，很少吃进口肉，但作为卖牛的人，他觉得本地牛收购价持续走低，与低价进口肉的泛滥多少有些关系。“我前几天有点缺钱，找了一个卖肉的熟人想卖一个膘情非常好的母牛，给他看了母牛的视频，问他出多少钱，他也认为牛质量非常好，但出的价格完全达不到我的预期。村里很多人在说，镇上卖的便宜冷冻肉影响了本地牲畜的价格，我比较认可这个说法。”

尽管进口肉2008年才出现在M县的肉铺，但中国进口冷冻牛肉最早始于1992年。20年后，进口肉第一次在中国市场形成势头。

2012年4-12月，国内牛肉价格受养殖规模、出栏量下降的影响，相较过去一年价格同比上涨35%，一公斤牛腱子肉的售价高达120元。国内牛肉价格飙升之时，澳洲牛肉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整个2011年不足3000吨的澳洲牛肉进口量，到了2012年达到了2.72万吨。

2018年是进口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二轮发力期。2018年以来，中国积极拓展着牛肉贸易的“朋友圈”，逐步放开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10国的进口准入，累计准入国达到27个。当年，进口量出现新一轮激增，全年累计进口量超过100万吨。

自2015-2023年，进口牛肉量从47万吨增长至274万吨，牛肉自给率也从92.9%下降至73%。而从2021年开始，中国牛肉市场42%的进口牛肉都来自巴西，巴西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牛肉进口供应国。

作者制图：牛肉主要进口国

据巴西最大肉食品加工商JBS集团2023年财报，集团当年出口收入高达184亿美元，其中25.4%的产品出口目的地为中国。调研期间，我们发现牧区有大量Friloi公司和GJ公司的牛羊肉产品，这两个公司均隶属于JBS集团。

作者制图：近十年来，进口牛肉总量呈井喷式增长，与关税和贸易政策密不可分。

甘南州的牧民怎么也想不明白，跨越16000多公里、从地球另一端运到他们餐桌上的巴西牛肉，凭什么比本地肉便宜这么多？以2024年为例，进口牛肉价格平均为34元/公斤，即使加上运输和流通成本，也远低于我国本地市场约68元/公斤的牛肉批发价。

《2022年巴西肉牛报告》骄傲地宣称，辽阔的草地面积是巴西肉牛养殖的资源优势——巴西坐拥草地面积1.63亿公顷，0.7万公顷农牧业综合用地，约占巴西国土面积的27.3%。广阔的草原资源加上稳定的气候，是巴西发展畜牧业的优势资源禀赋。

优质的自然资源也带来了廉价的玉米、大豆等饲料，使得巴西集约化生产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报告显示，2001年起的20年间，巴西屠宰牛总量中，集约养殖数从206万增长至673万头,翻了三倍多，远高于屠宰牛总数20%的增长率，且屠宰牛的年龄3岁以上的比例从2001年47%下降到2021年的11%。除此之外，巴西的肉牛产业链条几乎完全由以JBS集团为首的加工商们掌控。从收购、养殖、育肥到屠宰、出售、出口，都可以在一家集团内完成，较低的摩擦成本给了加工商们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竞争，但仍能赚的盆满钵的利润空间。

宰杀年龄的降低，集约化程度的增加，大资本集团控制的产业链，广阔的天然牧场作为基点，给了巴西牛肉出口在近几年风靡全球并侵占中国市场的资本。但巴西的加工商们完全不会提及的是，他们声称的“天然养牛牧场”，大多是非法烧毁雨林的产物。

大洋彼岸的毁林养牛

从196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将亚马逊雨林的大片土地赠予或低价卖给来自南方的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用来养牛、种饲料玉米和大豆。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IBGE）数据显示，1970年代至今，随着国内外牛肉消费量的增加，巴西养牛规模翻了一倍，增量几乎全部来自亚马逊地区。

砍伐森林和开垦牧场，既源于政府的主导，也离不开当地的自主选择。人类学家Jeffrey Hoelle在《Rainforest Cowboys（雨林牛仔）》一书中，探索了巴西热带雨林从依赖森林资源（如橡胶采集）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养牛经济的历程，发现养牛业在巴西西部雨林地区的阿克雷州（Acre）带来了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并创造了文化认同。在土地利用与经济收益上，砍伐森林、开辟牧场往往被视为“进步”与“勤劳”的标志，而保留森林则常被贴上“懒惰”或“落后”的标签。牛仔被视作果敢、进步的乡村英雄，与“落后、贫穷”的森林割胶者或小农（caipira）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阿克雷州的许多居民并不认为保留森林是必要的，甚至认为政府和环保组织限制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经济机会，他们常常提到美国西进拓荒运动，认为自己在亚马逊地区应当像美国早期那样自由开拓，而不是现在这样“保护森林”。

Hoelle, Jeffrey. 2015. Rainforest Cowboys: The Rise of Ranching and Cattle Culture in Western Amazon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他们用“传统的烧荒”为借口，点燃了熊熊火焰燃烧起亚马逊雨林，攫取着雨林之下的土地，然而，自然也向“偷走”土地的人发起了反击。亚马逊过去以其极强的抗火能力而闻名，潮湿的树冠使得森林里的自然火灾之间往往相隔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然而，森林砍伐和燃烧带来的气候变化、地球变暖导致的温度升高和干旱，使得人为燃起的火，变为了可以吞噬一切的、不受控制的野火，2024年，亚马逊地区约有3742万英亩（相当于9个北京市）的土地被烧毁，森林、建筑、道路、原住民的家园正燃烧着，并化为灰烬。

养牛毁林，不仅让树木从捕集二氧化碳的碳汇变成了释放二氧化碳的碳源，后续在毁林地上进行的高强度农牧生产也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2011年首次针对巴西牛肉的全面碳排测算发现，生产每公斤肉排放103公斤二氧化碳，是欧洲工业化养殖的3倍之多。而中国作为巴西牛肉最大的进口国，在2020年引发了巴西约49.4万公顷（占巴西全部森林面积的1%）的养牛毁林。

巴西最大的肉食加工商JBS是毁林的一大“元凶”。尽管在绿色和平等机构的压力下，JBS集团于2009年就承诺不再采购毁林牧场或占有原住民社区牧场的牛，但巴西森林监察机构发现，直至今年，JBS仍在大量购买毁林牧场上的牛，并从毁林农场购买玉米、大豆等作为育肥饲料。

这一养殖业巨头与巴西的小农场和牧场主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正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廉价而环境代价极高的肉产品。而青藏牧区的肉铺也早已与世界接轨，原本该留在本地牧民手里的收入，通过进口牛羊肉进入了巴西肉商的口袋。

亚马逊牧场毁林，图源：Ibama，Wiki Commons CC

质忧的育肥肉

养殖方式的好坏直接影响肉产品质量。是不是圈养，用饲料喂养的育肥肉，敏感的牧民一吃就能吃出来。相比之下，天然草场放养的牦牛运动量大，因此肉纤维粗、口感较硬、紧实有嚼劲，而生长于高寒之地的牦牛肉与其他种类的牛肉肉质在营养成分和蛋白质、脂肪含量上的差异显著，其平均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黄牛，具有更多的氨基酸、更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更多的微量元素。

越来越多研究证实，牧民认为“有嚼劲”的草饲牛肉，其营养价值也更优。美国营养科学家克兰西（Kate Clancy）对草饲和谷饲牛肉营养成分进行了全面比较。她指出，草饲牛体内沉积的脂肪含量更低，且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特定脂肪酸，比如可显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Omega-3脂肪酸。纯草饲牛体内的Omega-3脂肪酸含量可高达3%，而连续圈养舍饲使得Omega-3脂肪酸含量不断降低。

此外，由于牧民的牦牛能在天然草场上采食多种植物，其体内也具有更高水平的植物营养素，如萜类化合物、酚类、类胡萝卜素和抗氧化剂，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人类健康。

然而在市场化发展的浪潮中，健康永远不是被优先考虑的，低价或利益空间才是首位。

活跃在青藏牧区的育肥商、屠宰厂老板、肉质加工厂老板非常认可天然草饲牦牛肉的营养价值，认为其他肉无法与之比拟。但他们也精准地意识到，在天然草场放牧，既是优势，也是短板。

冬季，大雪覆盖草场，经过春夏鲜美牧草滋养、膘肥体壮的牛羊，此时因为进食减少、消耗量增加而开始减重。第二年4-5月，天气转暖，随着牧草开始重新生长，牛羊也进入新一轮生长期。天然草地上放养的牛羊进食的频率和数量并不恒定，能获取的牧草数量也不确定，因此牛羊增重和增膘的效率被认为非常低。

育肥商人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了商机。他们从牧民手中收购牦牛运到集中养殖基地，通过精心配备的饲料进行育肥，不仅能让牦牛体重大增，还能使肉质更细嫩。

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天然草场放养的牲畜最终都逃不掉育肥的末路。坐拥两个育肥基地、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牦牛育肥的马老板告诉我们，“牛刚买来是不好好吃饲料的，第一个月要慢慢的增加饲料的量，把它的肠胃都换过一遍。从第二个月开始，每天可以长一公斤多。”刨去不能增重的第一个月，牦牛从初始的300公斤体重增重到600公斤，需要6-10个月。等牛肥到脖子和腿都动不了的程度，育肥就基本完成了。

育肥厂。图源，麦多。

这些育肥牛肉不仅供应广阔的内地市场，也流向了青藏牧区的各个角落，与进口肉大军一起冲击着天然草饲牦牛肉的价格和销路。

与巴西相比，位于青藏高原的牧民没有广阔充沛的草原、稳定的气候和降水，反而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不断地与自然相适应，保护着那一方水土勉强维持着生计。他们身处整个牧区牛羊肉市场的最底端，他们把在天然草场生长自由、营养丰富的牦牛肉供应到了市场，但经过中间商、育肥商、屠宰场等多个利益方的层层运作，最终消费者买到的牦牛肉，成了质忧的育肥肉。

贬值的黄金

据国家畜牧兽医局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我国牛肉价格和活牛价格均呈现一路走低的状态。截至2024年9月，全国活牛平均价格为25.46元/公斤，全国牛肉平均价格为68.2元/公斤，为近5年内最低价，而进口牛肉均价仅为不到35元/公斤，仍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以这一均价计算，甘南X县牧民每卖出一头未经育肥、体重约250公斤的成年牦牛，仅能获得6500元左右，而牧民的饲养成本约为1500元（未计入天然草场生态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每年需要出售10头左右的牦牛，才能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这对于平均仅有20-30只牦牛的X村牧户来说，几乎相当于变卖“全部家产”。

作者制图：观察进口牛肉的价格和我国本地市场牛肉批发价的波动情况，其整体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低价内卷的模式把当前的草原畜牧业和牧民生计推向了风险最前沿。接受亏损、尽快出栏，还是投入更多饲养成本、等待牛价回升？在这个难题面前，我们遇到的所有牧民都不知做何选择。

我们在M县牛羊交易市场见到尼玛时，他已经在交易市场等了两天，为了卖掉他的三头牦牛。

尼玛原来家里有5口人，60多头牦牛，2021年贷款了15万元扩大畜群，剩余的钱用于医疗和生活支出。由于牛价持续下跌，尼玛卖牛的收入越来越少，实在无力偿还贷款。2022年贷款到期后，尼玛被法院强制扣留了所有的补贴和作为管护员的收入。2023年，欠债太多的尼玛离婚，与两个儿子一同生活，目前家中还有39头牦牛和2匹马，贷款仍然没还清。但当被问到是否吃进口肉时他回答道：

“我只吃牦牛肉和藏羊肉，从来不买育肥肉和进口的牛羊肉。‘假肉’不仅不好吃还影响了我们牧民的生活，影响了我们本地牛羊肉的市场，我坚决不吃也不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尼玛坚持着他作为牧民的最后一丝倔强。

尼玛的处境是牧民中沉默的大多数，如今的牧民就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养着牛羊却卖不出去，没有钱生活；一边吃不起自己养的牛羊肉，反而要吃便宜的进口肉。

这让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在藏语中被称之为宝藏/财富的牦牛“诺尔”（ནོར），竟会贬值到如此程度？是牦牛真的没有了价值，还是我们衡量价值的标准变了？工业化畜牧业是否是最终的归宿？而商业化的大市场中，如何容得下一个健康的肉产品？

（文中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本作品获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的支持

参考资料:

JBS集团财报：https://ri.jbs.com.br/en/financial-information/results-center/

1.Health-Promoting Phytonutrients Are Higher in Grass-Fed Meat and Milk, Stephan van Vliet et.al

2.Nutrition and edible characteristics, origin trace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 of yak meat and milk: A review

3.A review of fatty acid profiles and antioxidant content in grass-fed and grain-fed beef

戴越,吕恒涛.进口牛肉和国内羊肉价格对我国国内牛肉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22,(02):18-25+133-134.DOI:10.13881/j.cnki.hljxmsy.2021.03.0249.

4. 巴西肉牛业考察报告之三｜巴西的肥育牛养殖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2MpnZcFomrgbWag47ACoqw

5. 巴西肉牛业考察报告之二｜巴西的育犊母牛和架子牛生产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uBYko0LGnjWanSDn_DZUPQ

原始出处：https://www.abiec.com.br/wp-content/uploads/Beef-Report-2022_INGLES_Em-baixa.pdf

6. Hoelle, Jeffrey. 2015. Rainforest Cowboys: The Rise of Ranching and Cattle Culture in Western Amazon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7. 田云,尹忞昊.中国农业碳排放再测算：基本现状、动态演进及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2,(03):104-127.

8. https://theecologist.org/2011/apr/05/why-our-growing-taste-cheap-brazilian-beef-devastating-amazon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倾情推荐】订阅newsletter

Matters：matters.town/@tyingknots20

爱发电：afdian.net/a/tyingknots2020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

Point in the Ocean, Plane in the South海洋的点，南方的面

2024-12-19 16:30:00

This piece is an ethnographic fiction about Hainan, the second-largest island in China. Through the 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who went to Hainan to “jump into the sea” (xiahai) in the 1980s, it traces the island’s recurring developmental vision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as well as how the 80s social debates on “human nature” (renxing) compassed the tides and rocks there. The piece also experiments with reimagining special zones like Hainan—not as isolated points marked by grand governmental plans, but as planes intricately woven with human efforts and desires, as well as the entanglements of land, water, cars, animals, plants, and other beings.

· 按 ·

年末了，给大家带来一篇暖和的写作。

本文是一篇虚构民族志，却得益于作者于2022年初受邀参与的广东时代美术馆的海南之行。在此致谢，也推荐时代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民族志气质浓厚的《岛亦有道》展览，一直持续到1月26日，详见下方海报。

本篇也是《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的系列写作，此前文章可见此篇：

作为肺的鄱阳湖：病毒、洪水、江湖关系与省际结构

原文作者 / 曾毓坤 Yukun Zeng

原文地址 / 广东时代美术馆公号

原按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边缘和刀刃也是。在英文中，edge一词同时捕捉住这两种意象。被挤压的角落，却锐利无比。披荆斩棘的利刃，收鞘后也只能停在虚假的威仪里。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书写台湾时很形象地用edge形容台湾发展时地缘上的刀沿和边界【1】。这个词也在朱苑瑜（Julie Y. Chu）《信用的宇宙论》【2】一书中为福清移民的终点（destination）和命定（destiny）所赋形。海南、台湾和曾被视作岛的福建一样，以大陆视角而言，都是比岭南更南的南方，是与国防边境过近而使资本首鼠两端的机关，也在某种反转后被赋予名为开放的南方证明。而这种反转何时有效？作为一位80年代发轫的作家，他的作品在90年代活跃而作者却销声匿迹，在他写作最为有效的今日，本篇文章决定认真研究他的溶解。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多恩的布道词在疫情初期成为广为引用的名句。反过来也一样。没有人是一片大陆，一部分的整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海南开发反复出现的野望和挫折不能离开更大的政治环境，中央政策的来与去，特区化所形成的时空差，冷战后期开始全球化的进击和彳亍【3】。但反复谈论这些大词是否只是在捕捉锥子的影子，此刻去追问布和每片纤维的感受，也是去检审看似统一的大潮下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和依附，让特区从“成功特区”的经验里解放。这是他的写作之于海南最大的意义。我阅读他的私人情结则来自他和我缺乏当代意义框架的故乡江西【4】，我们都知道即使不是岛，一片土地也可以在反复的改革中经历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点和面也是。三亚是天然的目的地。2022年初从北京飞抵三亚的那一天，我的身体在机场脱下秋裤的那一刻见证了天涯海角如何从航图上靠近的点化现为燥热的椰风海景。之后的旅程中，我和时代美术馆一班同侪和美术馆邀请的诸友一同搭车，行至他所到过的陵水、五指山、儋州、万宁和海口。我们都低估了一座大岛可以容纳的温差。交叉感染的感冒身体性地提醒着我们，这是一段比线更宽的旅程。在临近海口的昌江，我几乎病愈，才想到恒温而健康的司机师父马上将返回三亚，他们的旅程注定是环形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其中一位司机是他的老乡，90年代初从江西来海南务工，干过会所的保安也承包过农场的灯笼椒林，另一位则是海南土著，可能是逐渐淡忘底盘的黎远平。

正文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四周；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耀之下，它本身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

—— 威廉·戈尔丁《蝇王》

（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78页）

从他留下的那份自述，我们知道，大学即将毕业时他第一次阅读了《蝇王》。他甚至还记得小书摊上摆放书籍的秩序。国学大书摆在后头，面上是陈鼓应的老庄注释。迎着读者的那一侧：戈尔丁的小说和奥威尔与柏拉图比邻，还有手抄的尼至哀（这是王国维译的尼采），堆在四卷本的《浮士德》上。一张牛皮纸板上，用毛笔写着“启蒙”和“人性”，他不太记得这两个词孰上孰下，谁压倒了谁。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青年左顾右盼的模样，他们似乎与一切文学传统都有联系，能永远从一个虚无的中心出发，抵达一切，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的不同象限上纵横捭阖，斜率是解放。

读毕，他立即明白了西蒙的死印证了一场残酷的人性实验，专治和野蛮压倒了民主和文明；而岛屿是见证者。类似的形构在他同样读过的索福克拉斯与米兰·昆德拉里也存在。可这并不重要，困惑他并终其一生使他困惑的是，潮水、岛屿和地球的比例在小说中如此逼仄。他从未见过岛屿，却无比能否定一切关于岛屿的老旧草图。对这一地理型态的感知，他能依仗的是文学作品中轮回出现的乌托邦和军事基地，还有专业教育上所要求熟记的类型学（大陆岛、冲蚀岛、珊瑚岛、火山岛、冲击岛），还有纵贯八十年代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到《魂斗罗》的亚文化息壤。这几套语言他都从未充分信任，尤其是当他着力想象岛上居民的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当然，公平地说，戈尔丁也从未声称自己要描写真实的岛屿，因为这位老兵更熟悉的是真实的毁灭。同样公平地讲，作为地理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他恐怕并没有条件了解戈尔丁曾在二战时为皇家海军服务，在服膺古希腊悲剧前参与过追击俾斯麦号的战役。粗粝且锈迹偏颇的铁幕已经在80年左右的中国松动，但还是隔开了他与这位作家彼此复杂的心灵。是的，当书摊同时向他兜售戈尔丁和奥威尔时，这部小说已经被置换成了“人性”和“宿命”间单薄的除法，必将相等于潜在的核冬或虚浮的冷战。以此来看，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也只是寒空中必然出现却无的放矢的花火，他的雀跃可以理解，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困惑。以后见之明，不难判断，他的困惑发酵——或者热情燃烧——尚且需要更大的容器。

《珊瑚岛上的死光》海报。图源：豆瓣

容器很快就出现了，海南岛，地球上第42大的岛屿（排除澳洲），黎民的腹地，海防的边疆。1980年6月底中共中央的“海南问题座谈会”上提到要将海南的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给以较大的权限”【5】。在改革开放的辅助线里，这个岛被描绘为另一个深圳，大写的香港，或与台湾竞争的制度实验田【6】。被略去的则是这座岛本身的动量和纵深，黎峒到海滨盐田间的古道和新径，华侨农场里橡胶树和灯笼椒的生长期，三亚回辉族赞颂词里占婆语的余音。上岛之初，他也发现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闷热而空无，且远离几乎还不能被称之为市区的海口府城，几乎注定将热情导向那些地图上空白的板块、土地或者未来。

这种躁动是他写作的前提，拒绝和这一时期的氛围协定稳定的热容则是他的伦理。《猴岛》是他这个时期写作的代表。这是一篇接近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开篇的导语直击主题，陵水南湾猴岛的旅游开发潜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的一部分在领导未来的讲话中毫无生机地大放异彩【7】，另一部分则滞留在这位建省前海南行政公署宣传部新晋科员的说出——或听到的呓语中。

旅游开发调查组走后，第二天，一位在湾内养鱼的疍民带我再次上岛，我们攀着枝蔓未开、若有若无的一条小路，划开了新买的的确良，也避开了旅游开发规划中的石阶和缆道……

猴岛对一般疍民而言是淡水的水源，并不陌生，而老黄了解得更多一层。他告诉我，岛上大约有十几个猴群，每群有几十到数百之多，有猴王，但每年轮转，胜者为王。前几日领导也就此提起过邓公的“猫论”。老黄对此不以为然，他前几天取水时刚围观了一场猴王之战，猴子从不以命相搏……

昨日王导游留下的一篮子桃散落在地，并不是海南猕猴真正青睐的食材。但篮子已获二次利用，一头受伤的公猴正在上面休息。这是去年的猴王，篮边尖锐的篾头已被小心地拔开，它疲惫但并不焦虑，别的猴子在周围嬉闹，有时候也去给它梳毛，是玩乐也是为了彼此取暖。它前几日还怒目相对的年轻对手在猴群边上休息，像孕育熔岩的雪山，几乎应和着败者呼吸的节奏……

他并不迷恋小国寡民的秩序，事实上，猴子的密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最终被它们发现的时刻，比起丛林潜伏，更像迪厅偶遇。他仓皇而逃。

而事实上，逃跑并不必要。一段难辨真假的自白过后，文中的叙述者重拾勇气，讲述了故事的另一段。他们并未逃走，而是被猴子半胁迫半邀请地请入了猴岛的中央温泉。这本是另一群猴子的底盘，但这才发现猴子的社会组织非常松散，虽然会标记领地，但也有诸猴共享的场所。不同群的猴子对他们的到来反应不一，一只上了年纪的前猴王向他们搭话——老黄的翻译或者虚构使之得以可能。交谈在温泉的氲氤中进行，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和猴子赤裸相见。话题也到了黑猫白猫的理论。老猴并未见过灵活的猫科肉食种，但见过老鼠。它们对狩猎表示了朴素的认可，但对人类对捕食的单一想象，猴子颇为质疑。无论是黑猫还是白猫，捕到老鼠之后理所应当彼此分享。他意识到很难传递所谓“好”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猴群有充分的差异概念。族群是分开的，但投奔也十分常见。照料而非竞争是差异的结果——也重塑着差异的边界。报告的最后，他们看到老猴去安慰前述那位刚刚下台的猴王——即便因为分属不同的猴群，它们的口音和触碰彼此的爪型尚磕磕绊绊，他也能听到不同于另一位老人后来南下画圈的智慧。

83年是戈尔丁因为他以娴熟的“现实主义”和“神话”、“对当今世界人类境况的描写”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年份。这也是《猴岛》“偶然”从大院流出，广为传看的那年。如果说戈尔丁的世界是因逼仄而成立的寓言，他的书写是一部穿墙而过的杰作。这不是调研，但在调研的意义上，《猴岛》相比他那位著名老乡7年后出版的《灵山》更加无情，更加不计较人心单向的平和和自由。拒绝狭窄的“人性”也就是拒绝80年代后中国文学过犹不及的作者与强者呼应的声音。报告中的他和猴子与疍民老黄一样，是另一种意义上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而就像人与动物（当然也是动物与动物）之间毗邻指缝和毛发的交流一样，这种不可靠的声音尤为可信。因为信任是矢量而非数量的，但也绝非线性的，而顺着交互中的抚慰、倦怠、冲撞和原谅而不断塑形。

龚自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蝇王》。图源：豆瓣

海南是什么形状的？是自在漂流的岛？还是溶解一切的洋？在中央眼中，海南是一块必须加速的陨石。1983年是海南开始逃逸现实和神话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日，著名的“中央11 号文件”，即《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转发全国。会议提到海南的诸多特区政策，多与外商、外资和外汇有关。除了外资项目减税、免征关税、与外商合作开发旅游业和矿产资源等政策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可以使用外汇留成进口海南市场短缺商品，包括国家控制的17 种商品。”【8】

这是所谓“汽车事件”的重要背景。为了快速赚取特区启动需要的资金，海南行政公署领导雷宇麾下的海南“利用”“中央11 号文件”，“纵容”全岛倒卖汽车【9】。他两位年长的准同行，享受国务院财经津贴的两位知名财经记者邓加荣和张胜友曾经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里【10】，以现在读者有些难以理解的热情劲头纪录过发生在84-85年的这一社会戏剧，也引用了诸多当时媒体的报道口径：

一九八四年秋,

西方世界的传播媒介突然披露一则爆炸新闻:

根据人造卫星捕获的信息，中国南海的北部和琼州海峡两岸，已变成了一片钢铁海洋，中共正频频调动数以万计的坦克，即将投入到越南战场。消息是惊人的, 象一片乌云压向人们的心头。然而, 有惊无险。排列成方阵跨越大海的钢铁洪流，不是坦克，而是汽车。

……

还有一家报纸

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人欲横流的情状：

在海南岛开始炒卖进口汽车那一段时间，香港不少投机商人闻风而动，东飞日本, 西扑海南, 低价购进, 转手倒卖, 赚取高额利润, 当时一部十二座日产面包车, 在香港售价仅值五、六万港元，但在中国国内，则以一万元一个座位计价，一部十二座面包车卖到十二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多万元港币。怪不得香港投机商人蜂拥而来。有些投机商人转瞬间便腰缠万贯, 变魔术般地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以《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真相大白》为，详尽报道了中央联合调查组检查海南汽车事件的前后经过和处理意见。报道中说：“3 月5 日，共批准进口汽车八万九千多辆（90%以上是小轿车、面包车），已到货七万九千辆，批准进口电视机二百八十六万台，已到货三十四万七千台……”这些物资显然不是海南岛的建设和海南岛人民消费所容纳得了的，而且多数是海南岛建设所不需的（如小轿车、面包车）。实际上，进口的汽车已有一万多辆被倒卖出岛, 销到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

“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了国家计划，冲击了市场，违犯了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这些写作完全也可能出于他笔下，但他最著名的作品《底盘》文笔要节制得多。小说的主人公黎远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复员回到海南，在部队习得了车辆机械的基本知识，为港商所雇从事车辆走私的汽车切割工作，为了给他落病的女儿筹钱。点出这一略显俗套的理由是必要的，钱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总是和需要紧密相连，是鸡蛋和学费间的距离，而非货物两端的差价和资本。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一距离并不会迈出村镇票据经济的小循环内。甚至疾病都大多不会被当回事，只有对战场上回来的人而言，疾病是没有链桥的峡谷，而黎远平决定越过去。他的家乡位于海南西部儋州的洋浦，距离海南南部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尚有一段距离。洋浦岸上荒芜，水下则有深港，是海南开发的预留地，也因此农民自发的土地开垦颇受限制。对于这里的一位复员老兵而言，汽车并不在需要的范畴，汽车两端的魔鬼和拜物教才是【11】。

电影《热恋》海报。图源：豆瓣

这一乡土背景是小说的底盘。因此，小说中粗粝的机械感并没有拧上南方故事常有的港片味。当港商带黎远平第一次进入车间，有一大段近似《白鲸》第三十二章《鲸类学》的细节描写——这在当年夹在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家里并不多见。我们能地感觉到触碰走私车切割部件的是黎远平刚从枪管上退下的手和稍有斜视的左眼。这种精确带来的后果是不安。将国外的新车分割成小块，作为垃圾过关，再重组，有时候一辆车会变成两辆车，有时候走私车会在过境中重新喷涂外漆，更换内饰，脱胎换骨。这些走私车行业常见的切割术就像一台精巧的刑具，面对它，黎远平的不安不是害怕，而是他接触底盘时不由自主地共鸣的那种震颤。这种雷宇们从未感受到的震颤，驱动着本书最动人的几章，在其中，他将车的底盘藏在家里的老门板背后并试图向妻子辩解，他被求车心切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干部所恭迎【12】，他驾驶着有问题的车带着女儿离岛求医。

《命运狂想曲》代表了那一批汽车文学的主流，试图赋予雷宇以“人性”，这个他从未失去的东西，需要以向“命运之神”——或者这词背后真正左右命运的强力——的挑战来展现。

猛士悲歌唱大风。你是一个敢于向命运之神挑战的人，你也遭受到了命运之神极无情极严厉的惩罚，但你承受了一切，你没有颓然倒下，你站着仍是一个昂昂然七尺须眉男子汉。人生苦短，在你的身后，留下了一串谜也似的脚印；在你的身前，相信还会有谜也似的前程。

那么，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由人民评说！

由历史评说！

他并不想——也无法成为评说“人性”的人民和历史。这倒不是因为文学上的惜羽，而是他再也不相信“千秋功罪”的量纲。他是否参与过海南的汽车走私？抑或配合中央巡视组对此进行调查？比起引导雷宇们走向原告和被告的转向灯，他的立场——如小说的标题所言——更接近这个岛当时的底盘。这一次，不需要猕猴和疍家老乡告诉他，一岛的升腾或沉沦并不取决于人性的加减。用这位理科生小说所特有的八十年代魔幻数理化语言，黎远平的不安早已告诉他大岛是承重的面而非应力的点。复杂实验总是不关乎单线的成败，而是因那些意外溢出的蒸汽、溶剂和连锁催化反应而有意义。就这样，他让黎远平的数个结局相互碰撞1）逃入黎区，再打入华侨农场，捣腾橡胶生意，那是日后会所产业和房地产潮的第一桶金；2）回到洋浦，在89年洋浦事件的“主权之争”下参与民间测绘，等待不知何时会到来的那一次洋浦大开发；3）甚至“改邪归正”又“误入歧途”，以他几个最终成名的大学同学为模板，意外成了下海办报的作家或出国读书的第一代文化人类学者。这些以不同型态下凡的黎远平并未被他写入缧绁囹圄或生死别离，他们几乎构成了一张网，代替他写作。这也许是《东方洪堡》《航天碎片集》《海南纪实诗》《聶海花》等作品里作者笔名十分相近却并不统一的原因。

龚自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蝇王》。图源：豆瓣

诸多黎远平中，结局2的那一位尤为值得一提，因为我们能读到的那份自述就由其所见证和补完。里面最终提到了他的归宿。那年的一系列事件后，全国牵连海南政坛和媒体界大地震，他是写手也是读者，他想做纸而非笔，可最终成为是协助要人逃走的贵人也是没能保全更多人的罪人，他对此遗憾——是真诚面对政治和文学而非实验者本位的遗憾。最终，在黎远平补完的自述中，他没有被捕，也不太远逃离，他要溶解在这南方的岛与海面：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他也变成他们，围绕着他却很快散开，溶解在这座岛和周围的洋和屿之中，不再是善写的点，而是可测的面，像无数防波堤和投机者那样等待下一次浪潮。

《红色警戒2》玩家自制海南岛地图。截图图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PYqMMJSIgA

Reference:

[1]Weller, Robert 2000 Living at the Edge: Religion,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in Taiwan. Public Culture, 12(2): 477-98.

[2]Chu, Julie 2010 Cosm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3]Ong, Aihwa 2004 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4(4):69-96.

[4]新赣线小组， 2021，《江西的呼与吸》。

[5]郭志民、刘宁，编，2008，《辉煌海南：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海南媒体宣传报道精选》，海口：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第8页。

[6]澄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人民的公仆：纪念许士杰同志专辑》，澄海：澄海县文史委员会。

[7]朱崇山、陈荣光，2011，《深圳市长梁湘》，广州：花城出版社。

[8]陈克勤，2008，《海南建省》，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页。

[9]吴晓波，2014，《激荡三十年》，北京：中信出版社。

[10]邓加荣，张胜友，1986，《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中国作家》，1986，（5）：134-153。

[11]李安定，2011，《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北京：三联书店。而这段论述中描述的价值变换过程可以参考。Taussig, Michael 201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2]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2009，《海南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海口：海南出版社。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倾情推荐】订阅newsletter

Matters：matters.town/@tyingknots20

爱发电：afdian.net/a/tyingknots2020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

The Multiple Ontologies of Glyphosat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草甘膦的多重本体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2024-11-05 04:54:00

This piece i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ook Glyphosate and the Swirl. Just a reminder—glyphosate, marketed as Roundup by Monsanto, is neither merely a universal chemical term nor just another Western corporate story. It also seeps into the soil and soul in China. That’s precisely why the authors wrote this.

Glyphosate—an obscure and technical term—has long permeated modern society through Monsanto’s well-known herbicide Roundup and its associated Roundup-resist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ese products have made their way onto our dining tables, into our water bodies, soil, and even our skin. Debates over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are often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stances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 turning into cultural side dishes in court cases, celebrity endorsements, and scientific scandals.

· 编者按 ·

草甘膦，glyphosate，这些专业词汇拗口而生僻，却早已经由孟山都公司的知名除草剂“农达”（Roundup）和相关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产品而深入现代社会的餐桌、水体、土壤和皮肤。关于转基因的辩论也往往与政治立场和地缘政治想象联立，在法院官司、明星表态、科学丑闻中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佐餐。

本文立足于《草甘膦与漩涡》一书，另辟蹊径，从科学知识生产的角度聚焦讨论了草甘膦的争议。如该书作者所言，“科学共识不是监管机构或科学家在某一时间点传承下来的具有永恒不变性质的固定事物，而“是在面对持续存在的异议、争论或事实不确定性时需要达成共识的产物。”在这个角度上，没有草甘膦的世界是可能的吗？

01. 聚焦聋人电影的创新与合作

分享人：郑小三

郑小三：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很高兴见到大家！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这里分享有关聋人电影节以及我个人的经历。我叫郑小三，这是我的手语名。我作为一名聋人导演相关影视制作，目前在上海徐汇区业余大学做老师，曾经是聋人电影节的创办人，也是上海静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公众号是“青争场”。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怎么聚焦聋人电影的创新与合作。

为什么城市需要聋人电影节？

首先，作为聋人，我要和谁合作？和听人吗？创新不应该仅限于聋人社群，而应从社会的角色去思考创新。我们应该与各个领域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共同推动聋人电影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讲解和展示。

这是我的自我介绍。2012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徐汇业余大学联合开办专升本听障班就读，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学校开设新增了微电影的课程，我对电影的兴趣非常大，包括创作编剧、拍摄、剪辑、设计等等方面。我们学校十分支持我们毕业作品《声边》这部微电影，学校和公益组织一块找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找了专业团队一起合作，从而让中国聋人的电影梦可以变成现实。

我们开始做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以聋人生活为主的故事，这个故事由听人团队为辅进行改编，参与剧组整个过程、拍摄、剪辑、宣传设计等环节。最后这部影片在上海、香港、北京等地进行过展演，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在我心中种下了聋人电影的种子。

有一天我组织举办沪港聋人电影交流会的活动，看到香港聋人导演分享很多聋人导演的作品，我就撸起袖子开始干，学习聋人题材的剧本、拍摄和制作的知识技术。我们通过招募组成了一个聋人群演和制作团队，还自己出资还拍摄制作了一个手语MV，就是刚刚看到的《单身情歌》手语版，把这部作品提交也在英国领先的、最有名的聋人电影艺术节投稿，配上了英文字幕。没想到这部作品入围了，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最终我们还获得了一个“最佳艺术短片”的奖项。得到了这个奖项意义很大，因为我代表中国的聋人团队，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付出的结果。我们跟国际上的聋人制作水平比，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但没想到成功了。当时基本上是名扬天下，因为中国一度只有我这一位聋人导演得了国际大奖，而对方国家已经有了很多聋人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我就向他们交流学习。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际聋人电影节的展出地区。

多伦多、西雅图等都有举办过聋人电影节，欧洲的德国、法国、慕尼黑、罗马，这些城市的聋人电影节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

亚洲板块里，东京、台湾、香港都举办过国际聋人电影节，印度也有。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电影节？当时我就在想，他们可以，那中国大陆也一定也可以举办聋人电影节。从零开始。这个思考一直在我脑海里——培养那些青年聋人的创作才能，让他们的才华更好能够向公众展示，向更广泛的听人社会伸出援助之手，让聋人群体受到注意，从而对社会包容产生影响。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的创意就这样诞生了。

我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下就就开始做，招募了一些热心的聋人和听人志愿者，还有一些听人导演、评委也愿意做支持，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组织一起共事。这件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处处碰壁，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去，克服了这些挫折，最终在2018年9月21-23日在上海成功举办国际聋人电影节，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是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的手语（见海报）。在当时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品向全世界征集了80多部作品，其中选了50部作品放映，包括奥斯卡获奖影片《沉默的孩子》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给了我们这部影片授权，其中很多是国际上首映。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想用电影与艺术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包容。

聋人电影展有三天内放映活动，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全世界各个艺术组织机构，有名的聋人艺术家，出席我们电影节的阵容代表着当今国际聋人文化的顶尖人物。世界上两大国际聋人电影节，英国聋人电影艺术节Deaf fest和法国聋人艺术节Clin d’Oe节的的创始人都来了，而且担任了我们的评委会的评委。我们的嘉宾来自欧洲德国，俄罗斯，日本，北美和南美，他们或者是电影制作人，或者是表演艺术家，或者是研讨会主讲。当时我们的选题，选一些作品最重要的目的，设置影片有获得奖项，还有请评委组，同时也还有聋人的艺术家，电影的评委组是听人合作，以合作的方式来选择这些入围放映的电影。

这个活动给聋人带来了什么呢？

过去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对自己的未来有些迷茫：我自己的技能应该从哪里发展呢？许多参会者，特别是聋人表示，这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一次盛会。通过我们的活动，中国聋人群体通过电影和艺术的力量，让更广泛的社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这样就可以更好接受自我表达，树立榜样增强自信，社会上也可以增加一些连接，促进聋听合作。

这些年，作为聋⼈导演和影像拍摄者，我经历了许多挑战和成⻓。从个⼈创作到建⽴⼀个充满活⼒的聋⼈团队，我⼀直通过影像展示我们世界中的重要声⾳。影像不仅是⾃我表达的⽅式，更是提升聋⼈群体关注和理解的⼯具。我们制作了许多短⽚，展示了聋⼈的艺术才华和独特视⻆，同时推动社会对聋⼈群体的接纳。

青少年的聋人电影人和艺术家，和所有人一样，都是中国梦的拥有者。通过组织聋人电影节，我们相信可以实现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这些经历坚定了我支持和培养后辈的决心。我不仅分享经验、提供培训，还鼓励他们探索商业模式，寻找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尽管财力支持有限，但大家的热情和努力必定会带来积极的成果。电影节不仅是公益活动，也是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责任担当。

电影节本身也是聋人群体终身学习的一种模式。我们为潜在的聋人艺术家举办电影制作工作坊，并走访聋人学校鼓励年轻人。在活动中，如拍摄推广影片、网络建设和纪念品海报设计，我们尽量使用年轻的聋人志愿者。我们的团队在这些过程中学到了领导艺术、沟通技巧，还与国际高端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了商谈，这些都是以前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被邀请与高水平的娱乐媒体和企业讨论如何促进聋人群体的社会融入。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聋人电影节成为持久的榜样，鼓励聋人年复一年地进取。

对聋人来说，影像制作不仅是艺术表现，更是表达自我和传递声音的方式。通过影像，我们能打破沟通障碍，把聋人的独特经历和感受传达给更多人。视觉语言、手语和其他非语言元素还有无障碍制作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讲述故事，提供不同于传统声音的视角。同时，这也是影响社会、倡导包容的重要工具。

我和我的团队通过短片和影像作品，不仅展示了聋人的艺术才华，还推动了社会对聋人群体的理解和接纳。这些经历激励我在影像制作中不断探索新可能，并支持后辈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沉默的孩子》大家看过吗？网上有放映，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编剧Rachel Shenton，也是女主角，因为她有聋人家庭的背景。有一名小女孩maisie，她爷爷奶奶是聋人，父母是聋人，几代的聋人家庭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她看到聋人社区遇到各种障碍，也对其进行理解和共鸣，这也激励了她创作编成了一个故事，呈现了这样一个影片，最终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真人短片。

我们讨论的是“聋人电影”，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聋人电影？聋人电影这四个字代表什么？

就像艺术片、动作片、科幻片、恐怖片等等这些电影有各自的特点一样，我们也是有聋人电影有独特定义和题材内容的。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聋人电影是指制作过程中聋人参与的作品，不管是制片、导演、编剧、演员等等，只要有聋人参与，都可以被称为聋人电影。影片中有手语片段或者探讨聋人议题参与，这也可以归类为聋人电影。

聋人电影的深层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聋人议题——听觉主义、口语为主的教育方式，聋人学习口语和手语的选择，接触聋人的社会障碍，以及对聋人或听障者的偏见和歧视，聋人教育的问题，到聋校的逐渐减少，以及听力辅助设备，包括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等。聋人文化和聋人社群探讨，包括历史、手语、艺术的表达等等。此外，聋人从过去到现在一定有属于他们聋人社群的历史，比如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或不允许学习手语。手语翻译、笔译和口译。还有聋人艺术，比如跳舞、电影、创意、绘画等等，还有聋人家庭成员，大家知道这些词代表什么吗？父母是聋人，生下聋人孩子就是DOD，CODA就是父母是聋人的听人孩子，GODA是聋人祖父母的听人孙子孙女，SODA是自己的亲人有聋人哥弟姐妹的听人，这些是英文缩写指的是不同家庭背景下的聋人或听人子女和亲属。聋人或许被社会视为一种障碍和残疾，但我们对于聋人家庭成员的故事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

在第一届成功之后，我们计划举办第二届聋人电影节。组委会在2019年中在业余大学举办开第二届揭幕式，做了一些筹备宣传，但是那时候遇到了疫情，我们会考虑安全为先，所以当时我们暂停了第二届聋人电影节。疫情之后的2023年，我们准备重新开始举办第二届聋人电影节，展示新一代聋人的风采。我们已经建立了中英双语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公众号进行宣传征集，收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影片，一共100多部。选片过程包括初筛、评审和复审，由电影专业人士和聋人艺术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详细审查影片的艺术质量、创意和对聋人文化的体现。最后我们会通知入围影片的创作者，进行版权授权、安排放映和提供技术支持。

那个时期，学校启动了电影制作课程和培训，来培养更多聋人。我们还与手语语言机构、电影学院、社会组织等建立了联系，提供支持和保障。我们制定了电影节方案，包括主题、活动内容、选片等，并成立了电影节组委会，负责筹备和执行。

刚刚所说的这些是前期的部分，后期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官方的支持，没有主办方或者合适的人来支持这个聋人电影节，这就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寻求符合条件的主办方，比如聋协、残联和其他广播电视台等有主体资质的单位，他们觉得聋人电影做非常有意义，但他们觉得报备比较麻烦，会有一定的障碍，因为这些重重的困难和障碍，我们第二届的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准备延期，直到我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主办方。如果迟迟没有找到，我们可能会考虑寻找其他合作路径，就像我们去年找到了与北京UCCA合作举办艺术无障碍影像周，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放映。北京UCCA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拿到了16部影片的版权放映，同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两节期间的SMG百视通帮助线上展映聋人影片作品和手语教材等，审片之后选中了四部聋人导演的作品，通过百视通平台上来播放。

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审片。我可以接受所有的聋人作品，但是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审片人员看不懂手语，因为只有听人负责审查，但是他们不会手语，他们不敢去接收。另一个问题是，全国的手语都不统一，（就像）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方言，比如我们现在有通用手语“你好”【手势汉语逐一打出“你”和“好”】，这是国家为标准的手语，有的是这样的“你好”【摆手表示 hello】，审片人员就会觉得为什么影片展示的和通用手语是不一样呢？他们就会担心是不是片子里的手语存在问题，会不会违法？所以就一直卡在这方面。正好那时候我联系了手语语言学专家和组织机构来背书，他们愿意担保，保证影片手语的那些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方言、官方手语标准有不同。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的团队来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专业的手语翻译团队可以跟审片人员一起合作，确保审片程序的顺利进行。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第二届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还没有官方支持，资金有限，我们相信通过积极和努力地组织做下去，看看是不是能有其他的形式，比如公益活动。我们也在找经费支持，找免费的场地合作，来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在北京、上海进行这样的放映，并为聋人群体和聋人艺术家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机会。主要是让大家看见聋人影片，我们会持续做下去。

我们做聋人电影节永远都是小众项目，我们要严格遵守遵循法律，但尽量不让外力破坏、干涉或者随便去改我们各种各样关于聋人文化的客观存在，这方面还是要坚守的。（依然）没有单位愿意出来百分百信任，这一点不奇怪，毕竟聋人电影节需要一步步被看见。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索关于这方面的机遇和挑战。2023年9月1日正式出台了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新法规推动无障碍设施的普及，包括轮椅坡道、手语翻译、信息无障碍、字幕等。无障碍领域水平的提升，或许为我们提供更多可能性，准入门槛降低。目前手语推广会比较宽松，社会各界对于聋人作品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聋人活动非常活跃，还有群体自觉，展现了聋人的自信，看到他们展示聋人文化和作品形式，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

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比如专业教育的缺失，聋人的专业领域选择非常有限，除了设计和美术之外，电影相关专业几乎没有。

无障碍沟通的问题仍然普遍，手语翻译的支持很匮乏，信息沟通有很大的障碍，平时我们出去社交，只能购买手语翻译服务来实现信息的平等传递。

团队合作的意识的培养也很重要，在我们合作过程中，大家有不同的想法，需要互相磨合增进交流，互相了解彼此，来达成共识。

社会包容性还有待提升，有人是依然以偏见的视角看待聋人群体，要通过电影娱乐性的这些平台宣传和推动这些观念的改变。同时，聋人群体创造力，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艺术、跳舞形式，展现聋人的独特才华。

我现在回归主题讲述一下，为什么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它的意义代表什么？我们都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当前的聋人和听障人群体的状况是，社会融入是个大问题。很多事情我们聋人参与不了，包括在教育、就业、医疗和娱乐等领域，许多聋人无法享受到平等的社会服务，经常遭遇社会排斥，心理服务也缺乏。为什么要做聋人电影节？目的就是我们要用电影、艺术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包容，让聋人与听障人在各个社会领域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入。聋人电影节作为一个平台，能够引起公众对聋人群体现状的关注，并推动相关政策和服务的改进。

在中国，许多聋人要么是失业、就业难，要么从事底层工作，容易被雇主剥削，或从事非法活动。我们这个平台为聋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并致力于创造更多充满生机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聋人的生活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聋人对电影及媒体行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一家主流电影及媒体公司雇用聋人人才。主流媒体和电影行业几乎看不到一位聋人演员、导演、影视工作者以及艺术家出现在屏幕上。有聋人电影节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让全世界聋人艺术家展示他们的创作作品，分享交流经验，并培育中国有梦想的聋人影视与艺术创作人才。欧美国家举办的聋人电影节开展他们的电影及媒体培训课程已经证明，让这些聋人掌握电影制作技能，可以实现他们影视梦想。

通过举办聋人电影节，不仅能够展示聋人艺术家的才华，还能提升公众对聋人群体的认识和理解，促进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我们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团队，都是以聋人团队为主导、听人为协助，听人在做一些支持性的工作，包括与英国聋人电影节合作、与在举办国际聋人电影节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主办方zebra建立合作关系。zebra对我们提供了指导和建议，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们中国聋人电影与艺术的梦想。（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展示聋人才华的平台，为聋人创造充满生机的就业机会，提升聋人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好。

02. 从聋人电影社群到艺术的无障碍

回应：陈伊如

主持人：谢谢大家。感谢郑小三导演作的分享，大家也可以看到，聋人电影节在海外的城市并不是新事物，但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当一个聋人决定做一个电影节，遇到的是种种不同的困难。从无到有一点点去形成团队，去和政府、和不同的机构协商，到可以和海外导演征集影片，到与国内拍电影的聋人形成关联，这都是正在生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从2018年第一届开始到2023年，隔了这么多年，最终没有举办第二届。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一座聋人电影节、但聋人电影节却在现实中遭遇了这么大的阻碍？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问题。

现在进入第二位嘉宾的分享，陈伊如会从网上跟我们连接，她现在在纽约。

陈伊如：书店的朋友们好，虽然你们是面对屏幕上的我，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你们。我是陈伊如，我有一个手语名字，是狐狸的意思。我现在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现在在准备开学，开学就是布鲁克林聋人学校的老师了。说来其实很巧，前两天才跟一个聋人音乐剧导演见面，他想要做一个纪录片，我们交流了之后要投一些什么样的电影节。所以我非常开心刚刚郑小三老师提到的那些国际电影节，其实都有在我们观测的列表里。

我2016年从上海去往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的专业，我的毕业短片《夏青》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是以上海手语为主要语言的短片，它非常荣幸地进入了非常多的国际电影节。但被那些电影节问到是什么触发了做这个电影的灵感，我一直都会说是一个美国的聋人导演，大概是2018年我在纽约参加聋人电影展的时候，看到了一部查尔斯做的长片电影，让我非常触动。在看完电影的时候，虽然我当时美国手语打得一般，但是我还是勇敢上前，利用语音转文字的科技尝试跟他交流，说我现在正在学习手语，我非常喜欢你的电影，我也是一个电影人、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他说做聋人电影不是很容易，但是还是希望你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开拓一点点的天地，他真的让我非常触动，尤其是这部电影的音乐做得非常非常棒。我很好奇，问他怎么选择电影里的配乐，他说因为电影是团队工作，说他会信任一些听人音乐家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性，就把很多信任给了他的合作者。当我自己在构思《夏青》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把很多信任给到了我的聋人老师和我的聋人演员。郑小三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做《夏青》这部电影。

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被问到，问我是怎么选择或者怎么挑到那么棒的演员和主演，我一直会描述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到上海手语中心的一场活动当志愿者，我一扭头就看到我的理想演员。

刚刚郑小三老师分享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有这么一个社群，来展现聋人朋友的才艺，展现他们的演员能力？然后以至于像我一样的听人导演再拍类似题材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和聋人、听人演员交流。所以我非常认可他讲的，需要有教育资源，需要有培训平台。

最近一次参加聋人电影节是今年4月份在美国西雅图的聋人电影节，也是时隔四五年再次在电影节实地放映这个片子。当时令我非常深刻，在场确实有一半的参与者都是聋人，甚至在其他的一些场次我还可以看到有盲聋观众，就是同时有听力障碍和视力障碍的朋友，这也让我非常触动。因为电影节本来就是展示文化多样性的场所，而聋人电影节恰恰是做无障碍艺术非常突出的，是可以做成榜样的地方。当时我的整个参与过程，包括映后谈，也是以聋人的体验为中心，不是听人团队为主导的、以听人中心或者健全中心主义的电影节，二是真正的以聋人关注的体验为中心来做的。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不重视听人观众，而恰恰是它的一系列措施，能够让不同需求的听人，包括母语都不是英文的我，都可以非常顺利去享受这个影展。所以我觉得挑战与其说是真正的在资金、场地里获得支持，还有一种就是从意识上去理解文化或者说去尊重手语的文化，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在艺术上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无障碍的话，那么它其实是可以包容世界上更多元的文化，这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我从国内也带了一些小的聋人艺术家文创回来，这次专门跑了一趟国内的爱聋舍，这是他们做的文创产品，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每次去参加电影节，他们都会给我寄手办和小礼品，就特别喜欢使用他们。所以其实像是这种富有中国手语特色的这些产品，都可以做成非常丰富的好玩的东西，去进行售卖，这也是非常好的宣传文化的方式。提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脑海里设想了一个非常可及，非常无障碍，非常融合的一个气氛和场景。希望从今天书店的分享作为一个开始，慢慢的去积累对聋人电影、聋人电影节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出力，把好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保护我们的艺术创想和我们的梦，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中国大陆真正看到类似的电影节。

这是我对于小三老师的回应，我可以把更多的话题空间给到在场的导演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Piggy。谢谢。

03. 当聋人进入新闻与纪录片领域

回应：Piggy

主持人：谢谢伊如，伊如从她的角度给到了大家另外一些视角，为什么听人会觉得聋人电影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及她是怎么和聋人、和电影、和聋人社群形成关系的。接下来请在现场的最后一位嘉宾用她的方式来讲述，在这个命题上，她会有什么观察和答案，有请Piggy。

Piggy：大家好，我是Piggy，我的手语名字比较形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首先很感谢刚刚郑小三导演和陈伊如导演，他们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行动和坚持，包括做电影节，进行电影创作的决心，今天很高兴受邀作为对谈嘉宾，我大概用十分钟时间和大家分享我和电影结缘的故事。

我是一个后天耳聋的听障人士，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因为药物中毒导致双耳神经性的耳聋，所以需要带助听器，需要看文字辅助和听打。我想学新闻传媒相关专业，报名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专业听障不能报考，比如导演、编导。最后我填报了财务会计专业，当时不管是我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做一个会计是不用怎么听声音，也不用怎么说话的职业。我一边读了会计，一边去学校新闻和广播站电台工作，自学我的理想专业，也同时通过公益倡导的方式，很幸运地把我这个爱好做成了工作。

2017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台湾进行交换学习。我以前在大陆，去电视台实习，所有的上司或者同事都告诉我，作为一个健听人你要怎么去采访，作为一个健听人怎么做新闻。但是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一切反过来了，很巧也很幸运的是，台湾聋协的理事长牛暄文刚好也跟我一样很喜欢新闻传媒领域，他在聋人协会工作的同时，也是台湾公共电视台手语新闻的主持人和记者。那是第一次，他教我说，我们作为听障人士要怎么去做一个记者，要怎么去做采访，包括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翻译，比如说美国手语、中国手语以及国际手语要不同的交换着翻译。我觉得那次的学习和交换让我好像重新意识到我自己的新闻理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所以2016年回大陆以后，我拍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眼底星辰》，拍摄了14个没有做盲人按摩的视障朋友在大陆的新职业。

七年过去，现在视障朋友的职业已经更多了。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不光是想要记录和见证在中国大陆的盲人多元就业的变化，其实也是在探索作为听障或者作为聋人，我们的职业也可以是多元的。不止是在那些和声音无关的职业适合我们，那些和声音有关、或者是对我们来说更有挑战的专业，也是我们可以去从事的。也许十年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可以选择，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用作品的形式，我们用倡导的形式，让别人在看见听障社群，听障社群也在互相看见。我们真的可以去做和电影有关的职业或者工作，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

一直以来我其实是在常规学校就读，但是我发现好像自己确实经常会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可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不同理解成独特？我觉得残障或者说听障，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特质，也许会帮到我，也许会让别人因此认识到我、看到我。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更开阔了，就像我去从事纪录片创作这条路上，我发现有陈伊如、郑小三导演，有很多聋人，他们也有相同的梦想。可能不久的将来，大陆不再对我们的大学专业报考有身体限制，就像伊如说的，我们在合理便利和无障碍的支持下，可以和健听人一起做一样的工作。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个主题“为什么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为什么不呢？我在耳聋两三年以后才开始重新练习说话，就算我学了手语，我发现周围的同学不会手语，我依然无法和他们交流，所以我练习用口语表达，是希望别人能够更加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后来我也挑战了去说脱口秀，去TED演讲。我发现当我们站出来、被听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可能会因为当年这样一词很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美好的改变。

最后想分享一件事情，刚刚提到盲人多元就业。其实在大陆，2014年之前中国的盲人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普通高考的，所以我们2013年开始就做了很多的倡导。那时候的公益环境相对比较好一些，我们可以做行为艺术、可以给教育部写信、可以提议，在各种倡导下，终于在2014年，我们有了中国第一份普通高考的盲文试卷。到了2015年，中国其他的残障考生，可以在高考的时候申请对应的合理便利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高考。我觉得也许有很多事情，现在看不到结果或改变，但是就坚持下去吧，就像我们的聋人电影节，也许现在只是等待，等待更好的一个时机或者环境，最后大家还是会看到我们的作品。谢谢。

主持人：谢谢。Piggy是成都本地的嘉宾，刚刚Piggy没有提到的是，她的片子《成都残障女子图鉴》，各位如果在成都的话或许接触或者看过。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Piggy之后也会有一些机会在成都或者到各地放映。

04. 社群与联盟

主持人：大家今天可以看到，电影节其实会牵扯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它有影像本身的设计者，从拍片到剧本的协作，这些影像内部的事，再到宣发，和政府和城市公共部门的接洽，让他们理解这种文化活动的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链接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生态。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环节了，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随时交流。不管你用手语还是口语，想要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在现场提供了不同的信息支持。

我刚刚听到三位的分享，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社群。社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几何体，尤其是在城市里，大家往往是以个体方式存在，好像从小到大你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一个聋人伙伴，在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里的经验也很不一样，如果在普通学校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感官差异和你周围的人差异非常大。所以想问一问Piggy，你觉得社群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刚刚的叙述里，你也提到是郑小三或陈伊如这些盟友给你的成长的鼓励。你是怎么在社群中建立舒适感或者熟悉感的？

Piggy：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作为一个听障导演，我可能会比一般的纪录片导演或者记者更容易去同理我的受访者或者是拍摄的对象。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聋人有不同的文化，比如说有听障口语族、听障手语族，有不同的语言习惯。但大众对于我们的认识是很有刻板印象的，比如他们经常会说你不是一个听障吗？你为什么会说话，他们觉得我们聋人的表现就应该是不说话或者是“啊-啊-”，他们就这样形容给我看，我觉得天啊，大家对我们还是太缺少了解。甚至我们残障伙伴互相也不够了解。比如有一个轮椅朋友，他会说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残疾人，因为你有手有脚的，我说那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很多我们自己的文化，可以用一些文字也好或者影像的方式，可以更多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当我看到国际聋人电影节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聋人导演，或者郑小三和伊如，他们会给我一种思路，就是怎么把你的想法通过行动的方式变得更加容易实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一直以来也在做NGO的公益传播，我很希望大家看到残障人士，提到残障人士不止是身残志坚或者是很励志的形象，而是看到我们有血有肉的那一面，在看到我们不同工作能力的同时，也看到我们对于无障碍的需求。

郑小三：刚刚提到社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我们聋人社群来说，常见的是，比如进入聋人学校，会发现有一部分使用口语交流流畅，或者佩戴了人工耳蜗。而我们天生的聋人群体习惯用手语交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群。使用口语不会手语，或佩戴人工耳蜗的人可能会因为交流方式的不同而不在同一群体中。

我们可能会感到更愿意与同样使用语言的人在一起，加入这个群体。这也反映出我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认为重听人、口语使用者不是聋人，因为他们可能更容易与社会主流融入。但主流社会把他们视为一种残疾，他们对自己身份会很纠结。我们使用手语的聋人会比较清晰，但我们明确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了各种样的称呼，就会被贴刻板标签，比如“聋哑人”。如果我们通过手语交流来连接这样的文化，就构成了一个社群。由于交流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跟社会会有脱钩。而使用口语的重听人，以及佩戴助听设备的人，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连接更为紧密。这些不同的交流方式和身份认同差异，影响着人们与社会的联系。

主持人：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伊如。你说到电影节除了聋人之外，也有盲聋的朋友。而像Piggy提到，哪怕同一个障别，不同的人群，个体在里边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会让各自的成长生命经验也不一样。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里，既有使用手语的聋人，也有使用口语的重听者，也有像伊如这样在学习和使用手语的听人。你怎么看待你在残障社群里的位置，你和他们关系的远近？或者说，你是怎么和这个网络形成盟友的？

陈伊如：如果是在大学时期，单纯只是在做电影制作，而不去关心其他的专业、其他议题的时候，我对于事情的观点，完全就是作为创作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技术，去帮助你完成这个作品，会把自己的创作局限在那个地方。但是恰恰是因为学习了手语，先从美国手语开始，再学习中国手语，然后再到制作一部和这个社群一起创作的影片，然后再慢慢慢慢一点点进化，到我去了聋人学校当老师，去服务多障别的小朋友，我对于社群的认知，以及作为创作者的历程，是有慢慢在进化的。我也不断去调整自己和这个社群的位置关系。因为当我不了解手语，或者我无法真正使用它交流的话，那其实这个社群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没有学习非常好的时候，就去放弃跟他们建立联系，因为我还是拥有很多其他的语言。比较幸运的一点是电影，我有这种艺术的语言在和他们交流，这也是我去展示我的诚意、我的心的方式。后来真的去当了一个教育者，一个老师之后，我跟这个社群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发现自己比那些身份是聋人的孩子有更多语言，这个权力和关系，又发生了非常微妙的转变。所以我一直在想，是否艺术或者说这些媒介可以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去帮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平等的关系？

作为听人，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很多听人的创作者和我说，我感觉到去接触这个事情我会有一些顾虑。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彼此互相丰富的一个过程。如果当时没有那位聋人导演非常开放的心态，去和我一个在那边打初级美国手语的外国人交流的话，可能不会有我后来的旅程，不会有我的《夏青》，这也是我想要提出的一点，是双向奔赴。要努力应用无障碍，利用这些科技帮助我们建立联系。就像我之前的某一个演讲里讲的，它不是一个保障，而是一个承诺，承诺你在我们的交流和关系里，努力的去运用这些措施，因为我想要和你交流。所以它是一个愿景，一个承诺，我承诺你，并且我想要你遵守这个承诺，这也是我在残障社群里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希望我用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能力，小小的作品，去扶持和保护的一个东西。

05. 观众交流

主持人：谢谢现场给到陈伊如的掌声。观众现在可以随时提问，有嘉宾和朋友想要发言吗？

观众 1：大家好，我在举手的时候心怦怦跳，感觉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是Piggy分享给我的，因为经常看到她去参加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就一直想要来加入，但这是第一次参加。我想要分享的是，刚才郑小三导演的一大段分享，我着重仔细听了三个词：平等、融合、自信。我想结合我身边的一位残障朋友，我认识她这几年以来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是一名尤克里里爱好者，我跟那位残障朋友的相识也是因为这个小乐器，她是一名坐轮椅的残障人士，我跟她第一次相识是2018年，那时我认为她是一个很内敛的女孩子。后面随着大家慢慢见面参加活动，相识了，就开始逐渐了解她，她从一开始是整天呆在家的状态，只是有这样一个小乐器去消遣自己的时间，到后面慢慢她也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成功融入了（从我的角度来说）健全人的生活，再到后面跟朋友慢慢出去玩，也谈恋爱，给我最直观感受是，她生活得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

我一开始跟她相处，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女孩子，我邀请她出来玩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她跟我讲可能最近不太想出来玩，理由是刚好上一个星期跟朋友约着去欢乐谷，但因为她是一名残障人士，坐着轮椅，有很多项目不能玩，就是因为她的原因导致她的朋友也没有办法玩一些自己想要玩的项目。因为这个事情她陷入了非常深的自责。当时她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能够理解她，但也不能够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这两年，我们也经常会约出来一起弹弹琴、聚会、吃饭，我慢慢发现她这两年成长得越来越好，之前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我跟着你一起去走那个无障碍通道，或者在上地铁的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她把轮椅稍微翘起来一下才能上地铁，现在她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很自如应对发生的一切。我可以通过她面部的表情看出她的状态，我在她脸上真的看到了自信两个字。

还有一个是说平等，我们在跟她一起外出的时候，社会上其他人的态度也会有一些变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行，外人可能会一直盯着她，觉得这人怎么是坐轮椅的，会有人在她背后讲小话。现在我们一起出行，旁边有人会说那个小姐姐坐着轮椅，她好酷。

这是郑小三导演分享的时候，我听到的非常触动我的三个词，让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位残障朋友，我就想要结合她的经历分享我对这三个词的理解。我刚才坐在第一排，抬着头看了很久，脖子很酸，夏天（piggy）上去分享的时候，那时候的夏天在我眼里是发光的，我们上次见面也是做公益活动，每次我都想要告诉她，夏天你真的就是一个又酷又可爱的人，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田野：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田野。我来自重庆，目前在重庆成立了一个聋人团队，主要是做一些短视频的内容，我听到郑小三导演的分享，我收获很大。特别是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我听了之后非常认可，我本身就是聋人，和听人不一样，我可以用手语来表达自己。我作为一名手语聋人，我只能通过手语的方式来发出我的“声音”，很难通过语言来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有用我的手语来表达我的情感以及思想。我想我们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很多的聋人，他们都是沉默的一派，我希望像郑小三导演讲的，我需要国内给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聋人在上边发声，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有些聋人电影不是特别好，南京有一个听人导演拍摄的聋人导演有关的电影，我没有感受到这位听人导演给我带来的共鸣，我感觉我好像不是里边的那位聋人。但香港的《不说话的爱》是一部好电影，那个电影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刻。我想问一下各位，包括陈伊如、Piggy、郑小三导演，为什么听人导演拍摄出来的聋人电影，和我们聋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应该怎么做出比较好的聋人电影？希望获得三位导演的解答。

陈伊如：谢谢你的发言，你的问题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会问我自己的。我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的话语权到底在谁那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是聋重听故事，话语权应该是这个社群本身的，但往往是没有那个文化意识的听人导演，会觉得这个话语权是他们的，这会让一个和这个社群、集体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创作者，比如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人占据了国内创作者的大部分，他们可能会觉得从视觉的角度上来说手语只是一个去扶植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故事的元素，只是在表面上去利用它，没有真正触及到内心。如果要真正回应说为什么他做出来的故事感觉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没有把这个社群的体验和感受放在中心位置上，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故事，最终的主旨就是说我要很励志，但是其实人的一生，包括生命体验，都是非常丰富的，有非常多的悲伤、愤怒，甚至其他的情绪在那边，不单单只是一个积极的面向。这是一个挑战。

还有就是聋人的创作者该怎么去做故事，或者说去做更加专业性的故事，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就像美国的奥斯卡有一个片子《CODA》，国内翻译是健听女孩——但我不太喜欢这个翻译名字。可在这个平台上，它确实给到这个社群非常大的曝光度，在美国的境内，对于这个故事的呈现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它也有一定的创作的成员是聋人本身，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要为之后去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个觉得可以做到的事，那就是可以更多地利用科技，利用和听人的合作，但是不要去放弃自己讲故事的话语权，要更多的去为自己的故事发声，这也是我比较想要从这个社群获得的正向反馈。确实在无障碍没有普及的电影行业，做这样的片子非常艰难，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故事和我们自己想要做影视的梦想，所以更加希望有类似愿景的聋重听朋友或者是多障别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自己的故事，去牢牢抓住它，而不要把它拱手让给别人讲。这是我的小小见解，谢谢。

郑小三：谢谢田野提出的问题，我同样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感受。我跟很多听人沟通，发现他们在处理聋人相关议题时，或者拍摄的时候，常常缺乏真正的聋人视角。很多聋人电影中的角色都是由听人扮演的，没有聋人的角色，这让我感到难以产生共鸣，因为这些角色的真实感和我自身的经历有很大差距。我曾经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场景。

你的建议是好的，我们常常会跟他们（听人影视从业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和建议，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因为社会对这些议题没有宣传，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普及工作。世界聋人联合会倡导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没我们聋人参与，不要为聋人做决定”，这个口号非常好，对很多人有冲击和启发，希望未来不管是在讨论聋人或者残障相关的议题的时候，大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尊重残障的话语权，从不同视角进行沟通和交流后再做决定。

在电影拍摄中，相关聋人题材内一定要有聋人演员参与，尽管有些制作方担心用聋人演员可能影响流量和票房，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营利无可厚非，固然重要。因为制作方常常要考虑流量明星的号召力。如果是请聋人演员，一定是会增加沟通成本，存在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聋人演员能够带来更真实的表现，提供更宝贵的视角。包括还有一些同样的聋人角色的扮演机会被聋校听人老师和手语翻译人员占用，因为他们会手语，缓解这些沟通问题，他们可以更好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很常见。

我们要给制作方提供聋人电影节这样的平台，更多的平台和交流机会。不管是聋人还是听人，都可以通过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通过积极推广和宣传聋人电影，大家对这些方面的了解也会更深入，助力于电影行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就像陈伊如导演提到的，提升无障碍意识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科普，让听人更容易理解聋人文化和视觉表达。通过不同视角和换位思考，我们可以制作出更具包容性的电影。

聋人创业者觉得聋人在行业中的参与度不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就索性自己创业，自己成立聋人团队，以自己的方式方法进行表达，这种做法非常值得鼓励，为聋人群体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不过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非常艰难，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积极推动电影的宣传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和看到聋人群体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方法助于展示聋人的创造力，也能够促进社会对聋人文化的认知和接受。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为聋人群体的更多发展机会而奋斗。谢谢。

Piggy：刚刚两位导演已经一定程度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我想谈谈话语权这个问题。我曾经很短暂的在大陆的一个很少见的手语栏目里工作，但我很惊奇的是，整个团队除了那个主持人是聋人，其他的全是健听人，本来那个聋人是有一些听力的，她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的。而且当我进去以后，这个团队希望把这个所谓的主持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人设，就是一个全聋的聋人美女，手语打得很好，看起来很好看。而因为我带助听器可以听到声音，他们需要听的就叫我去做。导演说话的时候，我说请问你刚刚跟主持人说还是跟我说，他说当然跟你说，她又听不到，而且她不用听。整个电视团队，最后变成所谓的聋人美女只需要出镜的时候出来打几下很漂亮的手语，其余全部都是对手语完全不了解、对公益完全不了解的团队在幕后。我发现在大陆，听障新闻工作者的话语权，真的是很难去拿到，当我们没有这个话语权的时候，你就别提我们可以平等发声。我之后去了另外一个公益独立媒体，在选题会上我会提一些残障有关的议题，他们说为什么要写残障，残障议题到时候出来浏览量太低，不够吸引眼球，所以我提关于残障的选题，每次会都会被否决。我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提。但是他们说不，我们举手表决，只有你一个人提这个，所以我们决定过掉。所以在各种媒体，我们听障的新闻工作者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我们三位为什么要坚持做下去的原因。谢谢。

星星：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是我的手语名字，星星。我是成都本地人，是一名川剧变脸演员，我在表演学系学习了将近20年，目前在成都跟听人一起工作，也有一些表演和直播的经历，婚礼和各种庆典都会邀请我们去做表演。我以聋人身份参加过很多听人活动，（这些活动里）只有我这样一个聋人。每当我说我是聋人，别人就说，你是聋人！真的吗？如果听不清音乐和节奏，你怎么变脸？我虽然是聋人身份，但我的技术完全没有问题，我的节奏都在我的心里。

曾经我遇到过很多问题，他们觉得我是聋人，不愿意请我表演，我经过很多次的据理力争，我也不怂，我想要争取这样一个表演的机会，最终我成功了。电影电视节目都来采访我，问我作为聋人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的目标是做演员。

成都将近30%的聋人都知道我，聋人演员很少，只有一个，有这样的展示机会，公众才会认识和知道我。我从小到大都是聋人，我觉得聋人生活真的非常不易。我非常支持郑小三导演和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我把我拍摄的材料发给过他们，虽然最后落选了，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对我们聋人的支持。对于我来说，沟通连接会比较少，基本是听人请我参加活动，聋人反而很少。我去过杭州、北京，等等这样的听人活动，他们知道这个有名的聋人做了非常好的川剧变脸。我非常高兴能为聋争光。我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亚飞：大家好，我叫亚飞。我是河南人，长期在成都工作，我本人是电影的忠实爱好者，尽管肩上扛着事业、家庭的多重压力，我仍然梦想着独立拍摄短视频电影。许多朋友对参与拍摄电影缺乏兴趣，这让我感到独木难支，如何卸下这份重担，我正在寻找平衡的方法，希望能既追求梦想，又不失对事业与家庭的责任感。

陈伊如：非常感激刚刚这些观众的发言和分享，我觉得有愿意表达的人，内心一定是有故事的，我们作为导演和创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去抓住这些故事。也想跟和Piggy和郑小三老师一起呼吁一下，其实可以更多地、更积极地向感兴趣的朋友多讲这样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从社群里自身出发的故事。例如之前跟小三老师在上海交流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要拥有更多的社群内部故事。所以也希望，从这一个小的平台开始，未来有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项目可以专门征集来自聋人朋友的故事，这是我的想法。我们甚至可以做剧本会，让聋人朋友自己写剧本。这是我的回应。

观众 2：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一个听障学生，我下学期就大三了，我的专业是和聋人比较贴近，我想要以大学生的身份来提一个问题。怎样可以不局限于聋人的身份、去更好地挖掘——不仅是聋人，还包括智障人士和其他的障别人士的故事？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我一直都没有想到很好的主题。在郑小三导演和Piggy已经有很多尝试，我也很有兴趣问一下他们丰富的经验。不止是我，我这个专业里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怎么进行创作探索？不止是电影，还有自媒体等形式。希望前辈们给我们一些指导。今晚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我也得到了很多收获。谢谢。

陈伊如：我听到这位学生有想要做媒体做影视的愿望，想要问怎么做的更好，是这样吧？还是要回应刚刚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对于自己故事的话语权，技术的层面可能不是最困难的，因为技术这个方面可以通过非常多的资源来学习，但是原创的故事是非常难的，原创的好的故事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与其是说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倒不如说是可以多给一些创作、想法、构思的机会和平台，从这个点开始着手做起来，拿着自己的故事，拿着自己的剧本去找到专业的资源做，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Piggy：我想补充一点。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是形式，比如说我为什么选择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它对于我来说相对入门比较容易。另一点，我耳聋以后练习听力和说话，我都是用看纪录片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在学习，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纪录片那种很真实的魅力，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看看自己对哪方面的形式或者是哪方面的题材比较有兴趣，先去尝试做，然后慢慢积累自己的风格和作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郑小三：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目前短视频非常流行而且相当成熟，这时候你不用需要高端的设备，用手机就可以进行拍摄。可以把你的想法做一些分镜，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观点，用一些专业电影的方法去做剪辑、进行内容创作。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我们可以简单的交流，比如在编剧和拍摄、剪辑的技巧给你一些支持。

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很困难，但你可以通过一些资源对接来实现你的想法。你可能寻找需要交流平台的支持，比如找陈伊如、Piggy，找我，我们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创造出成功的作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平台进行宣传，同时媒介宣发，或者通过聋人电影节等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故事和心灵的表达。虽然开始资源比较有限，但慢慢走上更大的平台，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机会。

主持人：我们现在10点12分，时间正好2小时，这个时间不会是大家交流的结束。我们在“聋人与城市”活动里，所有的手语翻译、速记服务，都在彼此配合，让沟通更加顺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手语翻译是一个志愿服务或者是一个听人献爱心的实践，但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现场活动里存在非常复杂的信息流，需要的是非常专业的服务支撑。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所谓无障碍沟通的成本，这其实是我们需要看见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太复杂而放弃，或胡乱拼凑。我们同样也有聋人督导的角色，一直在远程通过会议在观看现场的手语翻译和现场交流中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保证在不同的障别人群来到现场，去进行真实而深入的交流。那些往往被我们忽略掉的像是基础设施一样的环节，其实是需要监督和关照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崩裂，就像是一条大马路上一道致命的坎，可能就造成了某个伙伴没有办法顺畅地走过那条路、来到现场的原因。

【嘉宾介绍】

郑小三

聋人，电影制作人和动画设计师，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SHIDFF）发起者，首位在英国聋人电影艺术节获奖的中籍聋人导演，“青争场”（上海寂静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伊如

听人，电影导演及聋重听人教育工作者，她的手语电影《夏青》入围二十余国际电影节。现工作于美国纽约圣弗朗西斯聋人学校，服务多族裔的聋多障学生。

Piggy

90后听障人士，公益插画师/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导演，NGO视觉编辑。国内脱口秀史上首位残障女性，TEDxChengdu讲者，花不语残障人工作室创始人&主理人。主要关注和服务于残障平权、儿童保护、女性平等、多元性别、反暴力等议题。

The Critical Archaeology into The Dawn of Everything《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的批判考古学

2024-09-20 16:50:00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delivers a revolutionary jolt to anthropology. Yet, celebrating it as a new canon would be ironic—precisely the kind of intellectual heroism the book challenges. To truly engage with its decolonizing provocation, we must take seriously critical responses from diverse anthrop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traditions—like the one explored in this piece.

· 按 ·

最近推出大陆中译本的《人类新史》是人类学界近年来的新风。基于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拆解了诸多基于“文明”“国家”的迷思，并提出和当下世界社会议题息息相关的思考，比如平等问题。本文作者是一名青年考古学者，自本书2021年甫一出版，即开始关注和阅读。通过仔细梳理书中的考古学案例，并结合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思潮，ta写下了这篇书评。

这篇文章写作于2022年上半年，当时台版和陆版《人类新史》都尚未出版，故文中将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书按原标题直译为《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一些具体词汇概念译法和现行版本或有不同。本文原标题为《“野蛮人”、考古学与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读《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原文发布于《青年考古学家(第3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编，2024，北京:科学出版社）。

小结也有幸得以发起关于这本书的留言赠书。请后台留言你对考古学的思考（比如考古学如何作为社会批判吗？），我们将赠出三本《人类新史》。‍‍‍‍‍‍‍‍‍

以下为作者对本文的介绍。‍

《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Graeber, David & David Wengrow (2021),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London: Allen Lane)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1961-2020)和考古学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 1972-) 2021年年底出版的新书，旨在从崭新的角度诉说人类大历史。两位作者从原住民批判开头，反省启蒙运动以来社会进化论主导的叙事，强调“野蛮人”与史前人，这些想象地理学中的“他者”，事实上和“我们”一样具备自觉的政治兴趣和反省能力。古今各种复杂的社会制度，不能简单以生业模式或“复杂”程度化约为若干“阶段”来理解。在拆解掉以文明或国家为核心的进化论史观后，该书呈现各式狩猎采集人群、农业社会还是城市群体，不管人口规模的大小，都能找到平等的例子，也都可见存在压迫制度的社会。作者援引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案例，强调历史上人们追求理想政治社会生活的决心，以及不被特定环境或技术框限的想象力和自由。

本文除了摘要该书内容，更肯定其对启蒙意识形态和“野蛮人”刻板印象的反思，有助于考古学研究的解殖民；也认为该书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展有关过去权力关系的想象力，提醒我们历史知识的当代意义和批判价值。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则在大叙事的眼光下，难免有材料处理不够细致的地方，部分描绘较粗糙，另一方面对动植物、技术、气候等“非人”也没有投以足够的关注，是比较可惜之处。

大卫·温格罗：超越王国与帝国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农耕国家是作茧自缚吗？

作者 / 甘聿群（伦敦大学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Author / Yuqun Gan

原文发布于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编《青年考古学家(第3辑)》，2024，北京:科学出版社。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暂译《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是已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人类学教授、社会运动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1961~2020)和现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比较考古学教授的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 1972~)两人多年努力的心血结晶。这并不是近年第一部探讨人类历史大叙事的著作，也不是首部由考古学和人类学者合著的作品，格雷伯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导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三十年前就曾经与柏克利的考古学者帕特里克‧基尔希 (Patrick Kirch)共同出版过关于夏威夷王国的书(Anahulu: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1]。但由学院出身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一起写作的大叙事的确较为罕见，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内外热烈的讨论和关注，一方面与作者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该书观点新颖，针对许多考古学的经典问题提出不一样的见解。两位作者从原住民批判(Indigenous critique)颠覆有关启蒙运动历史的认识，挑战从中延伸的西方中心意识形态，尝试拆解进化论的框架，重新理解人类大历史。以下首先介绍该书内容并分享笔者的读后感。

Kirch和Sahlins合作Anahulu

内容简介

1.1 关于“启蒙”与进化论的起源

现代的读者对于这样的叙事并不陌生：在农业和私有财产制出现以前，社会长期处于众人平等而没有压迫的美好状态，之后很不幸地随着人口增加与社会规模扩大，社会内部的差异也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势必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是启蒙思想家所述人类纯真“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失落的故事，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学新进化论者谈论的从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再到国家(state)的“社会复杂化”过程，更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与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等畅销大叙事重复的主旋律。

格雷伯与温格罗开篇就主张，追寻“不平等的起源为何”恐怕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视角。这个问题本身是启蒙运动以来进化论史观的产物，而社会进化论尽管看似“科学”，当代的学者却不应该忽略它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生成的一套世界观，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眼光局限。该书强调“启蒙运动”作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并不如主流叙事所描绘的，诞生于少数欧洲白人学者的智识激荡，与之相反，启蒙运动的许多概念来自欧洲与亚洲、非洲和美洲等更广大世界的相遇，当时大量描述异地见闻的回忆录广受欢迎，正是因为许多西欧人从中意识到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当欧洲人震惊于北美土著享有高度的个人自由(liberty)，妻女不受父兄“管束”、平民无睬酋长吩咐时，土著也难以认同欧洲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能理解财富间的差距是怎么转换为结构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16世纪欧洲知识界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正是源于北美土著思想家(Native intellectual)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反思，从欧洲思想家对这些原住民批判的回应之中，诞生了有关“进步”和“文明”的概念。社会进化论的学者反过来强调，一个社会的平等程度是由生业形态和生产技术所决定的，美洲社会之所以比欧洲社会更“平等”，并不意味野蛮人比欧洲人更“高尚”或是他们的社会制度更值得效法，只不过代表欧洲比美洲处于更“先进”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规模增大、组织形态复杂化，不平等是“进步”无可避免的代价。对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来说，这是人们逐渐奔赴不平等枷锁的可悲过程，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而言这是秩序和文明逐渐萌芽、值得庆幸的历史发展，但无论从哪个立场切入，进化论本身就足以替近代殖民提供意识形态基础，暗示着欧洲白人相较其他非西方“野蛮人”的“先进性”。

陆版《人类新史》；译者：张帆、张雨欣；九州出版社，2024。

该书决心挑战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叙事，作者主张“野蛮人”或史前人并不特别高尚或蒙昧，人类从古至今具有安排各种社会制度的创造力和可能性，不能依照社会进化论的思路，把古今不同的社会化约成不同的“阶段”或“形态”来理解，史前人跟我们一样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有反省现况并改变社会的意愿和能力——对作者而言，这种想象力和反身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其他动物之处。该书于是以此新视角展开对人类历史的讨论。

1.2 关于狩猎采集社会

以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ies)概括人类万年来旧石器时代的历史，扼杀了我们对于狩猎采集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尽管目前普遍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都生活在平等的小型游群中，考古学发现中仍不乏俄罗斯索米尔(Sunghir)等豪华墓葬或是如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的大型纪念性遗迹，有些学者依据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进化论框架，将这些社会归类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介于游群和部落两个进化阶段之间。然而作者指出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早期人类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无论是极地的因纽特(Inuit)、北美西北的夸扣特尔(Kwakiutl)还是亚马逊的南比夸拉(Nambikwara)等狩猎采集社会，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游群与部落并不是发生于不同历史节点的进化间段，而是同一群人在一年不同时间点的生活方式，在每年的庆典季节，原本分散在各地的游群，会相聚起来集体活动，这段时间内经常会有领袖发号施令，不过其权威往往只限于当季，仪式结束后人们又回到讲究平等主义的日常生活。该书主张，这类随季节变换的社会秩序是旧石器晚期以及之后许多社会的共同特征，甚至英国著名的巨石阵或许也是在这类季节性的聚集活动中建造的。直到晚近的历史时期，嘉年华性质的仪式依然提醒人们与当下不同政治实践方式的可能性，而最早的王权可能就是诞生于、但也仅限于仪式之中。这种定期反复切换的社会制度之所以重要，在于促使人们保有对政治的想象力和警觉性。

在冰期过后亦不乏如美国波弗蒂角(Poverty point)、日本三内丸山与芬兰“巨人教堂” (Jätinkirkko)等没有农业的大型遗址，在16世纪的历史民族学证据中，也能见到有“宫廷”与“军队”的北美卡卢萨(Calusa)渔猎采集社会。这些例子很难用经典的人类学概念来解释，不只不符合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对狩猎采集社会因为属于即时回报（immediate return）的生业系统，因而没有所有权概念、盛行平等主义的预测，也和马歇尔‧萨林斯所描述的每日工时短、不积累财富的原初丰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大相径庭。作者反省人类学界往往以少数几个生活于边陲环境的案例，如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人(San)，作为狩猎采集社会的典型，但可能无法代表古代各地狩猎采集社会的情况。另一方面狩猎采集者不是没有“所有权”概念，只是对谁能使用那些特定的土地和物品，有着和人类学家不同的概念罢了，事实上狩猎采集社会中与仪式相关的物品、知识、权力和景观，往往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如果从神圣性的角度切入来理解所有权，那么所有权的概念在没有农业的社会中也相当普遍。

原版《The Dawn of Everythin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21。‍‍

以进化论视角讨论前述“复杂采集社会”的另一个盲区，在于学者往往视其为人类历史中的“过渡性特例” ，而忽略了应当从这些材料本身，而非材料未来可能的变化来认识这些社会，被归类为属于相同演化阶段的“复杂采集社会”内部，其实存在许多完全相反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以相邻的加拿大西北海岸夸扣特尔人和美国加州尤罗克人(Yurok)和为例，夸扣特尔人以渔猎维生，以肥胖壮硕的身躯为美，贵族俘虏外地的奴隶分担生产劳动，彼此竞相举办奢华的夸富宴(potlatch)，与百姓一起大吃大喝，在宴会上分送或毁坏珍贵的物品，展现自己的慷慨豪迈；尤罗克人采集坚果，以谦逊克己为美德，菁英标榜自己不眠不休勤勉劳动，少见蓄奴的习俗，流汗成了重要的仪式环节，目的是要排除多余的脂肪，维持纤瘦的身材。两个社会对于奴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夸扣特尔人以及许多其他有奴隶的美洲原住民社会看来，被俘虏来的奴隶性质与“野生”的资源类似，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照护(care)”责任。夸扣特尔人一方面强调彼此之间的平等和共享，回到家中则让奴隶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享受奴隶的生产劳动，他们也有义务以类似现代人对“宠物”的关心和呵护来回报奴隶。尤罗克人则不认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论述，认为拥有奴隶是一个人懒散的标志，口耳相传英雄对抗奴隶主、解放奴隶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该依靠奴隶劳动，应当自食其力而的寓言。

这种巨大的世界观差异不是纯粹以生态环境与“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就能解释，毕竟加州渔类资源也挺丰富；也不是用两者属于不同“文化圈”总结就能打发的，这样并没有根本回答文化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作者的答案是视其为分裂生成(Schismogenesis)现象，认为这两个社会长年不断以追求“和对方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与表现自己，最终造成了彼此互为对方的镜像，镜像的背后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想象自身社会秩序的方式，生业模式和仪式活动的选择也因此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说明他们现在维持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盲目地被环境所“决定”，也不是由于对邻居的生活一无所知，因缘际会刚好发展出不一样的社会样貌。“分裂生成”是该书核心概念之一，在该书后面介绍到的农业与非农业社会、城市以及其外围的“英雄社会”等，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作者强调这些分裂生成作用下的社会，都是双方经过反思和批判自觉行动的结果。

1.3 关于农业

该书以近年考古学的新研究成果，反思“农业起源”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反对把西亚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视为农业的起源中心，因为严格来说新月沃地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至少可粗分为高地和低地两大地理单元，下面各有复杂多样的生境，驯化并非如早期所想象的，是发生于单一中心的迅速过程，而是极为缓慢、以数千年为尺度的变化，斑状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早期农业也没有如进化论者所预测，导致私有财产制的出现，最早的作物种植可能善用洪水季节性涨落的区域，不用投入大量的劳力，以集体形式生产。驯化并不是一个关于人们力图宰制自然，而后却被困在自造枷锁之中的故事，而更像一场人们探索环境、尝试照护周围动植物的实验。

在受卢梭影响的传统叙事下，家户内部的不平等，尤其是基于性别的支配关系(如丈夫对妻子等)，开始于“农业革命”之后，这也是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社会的老生常谈，是历史进化的代价。20世纪的部分女性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其中考古学家玛利亚‧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就主张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欧洲是一个和谐没有阶级的社会，女性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作者延续这套思路，根据现今民族志材料常见妇女与食物生产、草药作物之间亲密的连结，推测在这场驯化的实验中，女性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相较于土耳其东部卡拉汉特佩(Karahan Tepe)等高地狩猎采集社会，兴建大型的石质纪念建物、颂赞男性的阳刚气质，墓葬与图像等考古材料中常见对外暴力和内部阶层的证据，早期的农业社会，选择以陶土和壁画作为表现仪式信仰的主要媒介，大量的女性陶偶呼应着她们在这场社会实验中的重要性。这些早期农业社会不仅对外较爱好和平，社会内部也较平等。以土耳其加泰土丘 (Çatalhöyük)为例，这类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型定居聚落中罕见集中管理的迹象，个别家户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决定要怎么生产食物、进行仪式并保有自己的家族记忆。

金芭塔丝的名著《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两位作者对早期农业叙事的另一个批评是气候或环境决定论，他们借用社会学者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自由生态学(ecology of freedom)的语汇，描述过去人类自由进出农业生计系统的弹性，而不是如环境决定论或进化论者所说的，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被困在农业系统之中。他们认为早期农业社会未必有胜过狩猎采集者的“竞争”优势，农业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失败，早期农人也经常抱持某种随兴玩耍的心态在管理园圃(play farming)，适时切回狩猎采集的生业模式。

1.4 关于城市

该书不赞同城市与国家、官僚、阶级等一并出现的说法，指出大的社会单元未必一定需要阶层化管理，因为任何大尺度的社会，势必是“想象的”，即使是小规模的狩猎采集游群，也依然会意识到在面对面日常关系之外，存在氏族或偶族(moiety)等更大的社会单元，这点而言，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社会和大规模城市之间并没有区别。在欧亚大陆、大洋洲和美洲，不仅出现早于国家起源非常多年的大型城市[2]，许多早期城市更缺乏明显存在中央威权的证据，很可能是以集体的方式自我管理。该书分别以新视角介绍了乌克兰塔立昂奇(Taljanky)、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Uruk)、印度河谷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重要早期城址。其中乌鲁克和摩亨佐达罗可能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平等类型，一种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同”，因而无高低优劣之别；另一种则借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异”，放大个体的特殊性而让任何比较失去意义。在乌鲁克存在一套市民人人相同，要分摊劳动的意识形态，具有类似市议会的组织，男女市民都可以参加，直到更晚期亚述、巴比伦的城市之中可能都存在类似的议会制度。在摩亨佐达罗，高处的城堡(Upper citadel)出土的外来物品和财富，还不如位置较低的其他城市空间富裕，且找不出存在明确权威管理的证据，作者以为在城市空间中可见到另一种形态的平等，透过强调彼此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不具有可比性，类似今日在峇里岛仍能观察到的自我管理制度与平等的种姓概念。

即使原本明显存在不平等迹象的城市，也有崩溃而后转为较平等的案例，作者以山西陶寺遗址作为欧亚大陆案例的代表，指出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发生过剧烈的政治变革事件(包含中文学界所称的“毁墓”现象)，推测这或许是世界最早的“革命”纪录，陶寺晚期社会可能较早中期相对平等[3]。另一个有明显改革历史的则是墨西哥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公元200年的特奥蒂瓦坎存在诸多不平等和暴力的迹象，出现大型的宫室建筑、羽蛇神殿(Temple of the Feathered Serpent)和月亮金字塔，在仪式上牺牲大量的外地俘虏。但短短100年后，宫殿和羽蛇神庙被废弃，不再有人祭的习俗，开始出现新的神庙以及类似今日“社会住宅”的居住结构，很可能代表一次政治与宗教的变革，集体住宅近10万人口的住民不只生活的物质条件较前期差距减小，可能也共享公共议题的决策权。直到晚近的历史时期，中美洲依然有类似的政治体制存在，如特拉斯卡拉(Tlaxcala)城邦，该城邦是阿兹特克(Aztec)政权的宿敌，后来更出兵协助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进攻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而城邦支持西班牙人的关键决策，就是经议会成员反复多次的辩论后才定案的。

与早期城市相伴出现的还有尚武的英雄社会(heroic society)(类似前述夸扣特尔人和尤罗克人的分裂生成机制)，如堆放大量兵器的大型宫殿以及埋有丰富随葬品的狮子山(Arslantepe)遗址，就位于土耳其东部，紧邻早期城市分布的密集区。这些社会不实行城市的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围绕着若干贵族武士以及效忠他们个人的集团所组成，最早的有继承权力的贵族可能就诞生于此。作者指出进化论错误地把共时甚至具有共生关系的社会或生活方式，视为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在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平等与不平等经常相伴出现。

1.5 关于国家

今日常见许多以国家为主角的历史叙述，一方面容易让人只着重大一统的光辉时期，而忽略分裂时期的重要性。譬如典型的古埃及年表在古、中、新王国之间存在“中间期”，但事实上王国到中间期，并不是秩序到混乱，从生活于其中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间期”很可能是权威结构较弱，出现许多政治创新，底层受到的剥削也相对更少的年代。

另一方面以国家为主要讨论对象，继续往前追溯其历史上的“起源”，其实是研究者带着今日的政治想象回看古代。现代国家的统治原则是以人民(the people)的名义，分别以主权(sovereignty)、官僚系统(bureaucracy)和可供竞争的政治场域(competitive political field)定义并控制了人类历史上三个重要的社会权力来源：暴力、知识和个人魅力 (charisma)，这三种权力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生成机制，会被整合在一起并不是历史的必然，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广大时空范围内有许多仅依靠其中一种或二种支配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像是该书所谓的一级政权 (first order regimes)如依靠个人魅力作为统治基础的中美洲奥尔梅克(Olmec)、仰仗奥秘宗教知识的南美洲查文德万塔尔(Chavín de Huántar)、企图垄断暴力的北美纳齐兹(Natchez)，或是掌控任两种支配形式的二级政权(second order regimes)，如古埃及、印加和马雅等，各自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作者呼吁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叙事角度，而回到材料本身，具体讨论每个案例中巩固和维系权力的方式。把这些政权笼统地归类为“早期国家”，致力寻找这些社会的共同点作为国家社会的古代原型，不只模糊了这些政权之间巨大的差异，无助于从材料出发去认识这些社会自身的治理基础为何。另一方面，国家并没有所谓的起源，因为不同政治实体有各自不同的权力基础，不同的权力基础往往也来源于其他地方，甚至始于一开始和政治无关之处：如行政管理技术最早出现于叙利亚的小规模村庄而非城市或国家。政治史的复杂性更在于，起初原本的某种精神或考虑可能在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被转化变质，服务于更大的权力布置，如官僚制中为人诟病的去人性化，却可能源于人人相同(也因此可以被抽换替代)的平等主义。另一个案例则为照护关系的双重性，与常见的刻板印象不同，支配关系不一定要透过由上自下的官僚制度来维系，反而最容易发生于家户内部朝夕相处的日常关系，无论是北美原住民的主人和奴隶、收容庇护孤儿寡母的乌鲁克神庙、早期法老与其陪葬的臣民还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家父长式政体(patrimonial polity)，都是把暴力转化为某种亲属关系，表面上以照顾和奉献为名，实际上却由少数人垄断暴力，并创造出复杂的社会机械。

1.6 回顾“启蒙”与新大陆的历史

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一但开始就无法被挑战乃至终结。北美在一千年前后也出现过以卡霍基亚(Cahokia)为代表，存在大规模人祭与殉葬、阶层差异很大的社会，精英透过暴力和个人魅力进行统治。在这个系统崩溃后，作者从考古证据、奥塞奇族(Osage)口述传说和近代易洛魁联盟 (Iroquois)的政治运作方式，企图论证卡霍基亚废弃后的数百年来，北美的居民渐渐摸索出一套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西方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启蒙运动是欧洲人觉醒，开始批判国王与教会不合理的专断权力，重新定义人与神、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推动包括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后续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相较之下同时期其他非西方社会仿佛仍处在黑暗的“传统”之中，北美原住民更被描绘成处于“自然状态”的纯真孩子；但事实上该书指出北美这些被进化论者视为“简单”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为数世纪以来土著努力的结果，厌恶绝对权力、共享宗教知识以及讨论公共事务的传统，和西方现在仍引以为傲的“启蒙精神”有诸多类似之处，甚至开始的时间还比欧洲殖民者还要早。

台版《萬事揭曉》；译者：林纹沛；麦田，2024。

基于前述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以及开展研究时绕不开的殖民背景，人类学家一直喜欢以去历史化的角度来书写自己的研究对象，但该书希望能够强调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具有思考其他可能性并改革社会的能力。作者建议与其去从进化论大叙事的视角问“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不如去问暴力和支配的关系是如何成为特定社会常态的，以及什么样的机制可以避免这种支配关系的发生。

当今社会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很多人已经难以想象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以至于回看过去的时候也认为过去的人们没有这种想象力，或是宿命论式地认为随着社会规模扩大，个人的自由就一定要被牺牲，但该书核心的论点就在于指出这一切并非无可避免。现在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如“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抽象的口号与概念，应该要从人们具体的权力关注起，包括随心迁移、不服从他人指示、想象并重塑社会现状的自由。以这些个人基本的自由为出发点，不只有助于我们以此分析过去社会，也能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胶着而郁闷的现状。

读后感

2.1 野蛮人与解殖

该书的目的不只在于研究过去，从更广义的人类学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把该书视为一本探讨怎么面对“他者”的著作。如何面对在时间上与空间上与自我相隔遥远的“他者”，是西方人类学的经典命题。早期学者如泰勒(Edward Tylor)把欧洲人的祖先和非西方的“野蛮人(savage)”相连结，视非西方的野蛮人为欧洲人的童年[4]，因此对近代欧洲社会而言，那些在空间或时间上与自身遥远的社会，在进化论的世界观中因此被重迭等同了起来，构成了海地人类学者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所谓的“野蛮间隙(savage slot)”[5]——事实上笔者以为，正是在西方进化论的学术传统中，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就产生密切的联系，前者关心同时期生活在欧洲以外地区的“野蛮人”，后者则以研究过去的“野蛮人”为己任。经由考古学与人类学，在反复界定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创造出关于自我的新想象[6]。“野蛮间隙”成了西方标榜自身独特性(“现代”与“文明”)的基础，在这套想象的地理学中，“西方”是现代而主动的历史行动者，掌握着当下，“野蛮间隙”中的其他社会，则被描绘成被动的静态存在，不是属于过去的“落后”进化阶段，就是某种浪漫的理想“乌托邦”[7]。

该书的核心目的之一就在于想要根本解构这个启蒙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欧洲这套特殊的时空概念下，古代或远方的“野蛮人(savage)”被赋予高贵或粗鄙、睿智或纯真的刻板印象，当代研究者在研究过去以及同时期“他者”的时候，无形间经常再现这套意识形态，而忽略了这些被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同为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是具有智慧和反思能力，也一样会有愚昧和盲目时刻。笔者以为，该书的立场和当今许多重视过去能动性(agency)的研究套路相契合，创造力、想象力和反抗意志不是今人的专利，适当地把这些特质还给古人，不只是学术课题，更攸关考古学的研究伦理[8]：对过去行动者的赋权和共情，将有助于更平等地面对当下与我们共存的各式“他者”。

该书更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进一步从原住民批判出发，彻底颠覆了对启蒙运动过程乃至人类大历史的理解，能够与解殖民思潮呼应。读者会很惊讶地发现，理性辩论并不只是十六、七世纪法国人的专利，在北美早就有类似的传统，教科书上(对，没错，即使是东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反复颂扬的启蒙精神，源头实际来自“野蛮人”对欧洲社会的观察和批判。对许多关心解殖的学者而言，学术上的解殖民意味着除了引用伟大的“西方思想家”外，也应该认真对待被殖民者对知识生产的贡献[9]，以及不再单纯把“西方”想象成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唯一主体，而是去关注非西方社会在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10]。就这点而言，该书做了很大的努力，不只介绍了卢梭和霍布斯，也花了同等的篇幅介绍了温达特联盟（Wendat Confederation）政治领袖康迪亚隆克(Kandiaronk)，凸显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就存在自己的城市民主制度，有关科尔特斯对美洲的“征服”，也不是全靠着“细菌、枪炮与钢铁”所向披靡，背后还有特拉斯卡拉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以及中美洲内部当时各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这段历史不该被忽略的因素。笔者个人认为这是该书最重要的贡献。

演讲中的康迪亚隆克，图源：wiki。

2.2 大叙事与本体论转向

在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文明与野蛮的定义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几个方面，该书大致呼应了考古学、人类学英文学界近年的讨论趋势，不过有几个特点较为“反潮流”，值得注意。

第一个突出的地方是采纳“大叙事”的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宣布后现代精神的核心为对大叙事的不信任之后[11]，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考古学后过程学派对大叙事亦无好感，相较之下更提倡在地历史与多元的小尺度故事[12]。总之大叙事已经有好长一阵子不是欧美“正经”学术书写的主流，尽管近年似乎有复苏的趋势，且一直都不乏学者甚至非学术圈的人致力于大叙事的书写[13]。虽然该书有意识地批评先前几部大叙事著作的立场，但先前学界关于大叙事的诸多批评，或许还是能适用于该书，包括因为尝试把历史事件放入某个具有单一普遍逻辑或原则的宏大架构之中，牺牲掉叙事的多声性(multivocality)，容易简化现象，难以彰显过去的多样性和个别群体的特殊性等等[14]。举例来说，虽然作者很重视狩猎采集社会的多样性，但该书特别着重季节性对于社会制度切换的意义，然而根据现有的民族志材料而言，季节性明显的社会恐怕也只占狩猎采集社会的一部分，可以合理推测热带地区的季节性与该书援引的温带/寒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会有相当大的差别，虽然笔者并不同意环境或气候决定论，但倘若季节性对于社会政治生活那么重要的话，很难想象这些环境因素对于社会制度会完全没有影响。另一方面，除了季节，不同社会内部可能会有更多重要的仪式或社会活动周期，对于不同身分的成员可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例如依据人类学者克里斯‧奈特(Chris Knight)，很多狩猎采集社会的仪式周期是以每月30天为单位的，而在某些社会女性在其中的意义又特重大[15]。这些都是有趣而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因为篇赋长度与论述框架本身的局限，而没有呈现在该书之中。

大叙事的缺陷在论及性别相关的议题时特别突出，笔者肯定作者有心要想要凸显妇女在过去社会的重要性，包括女性在动植物驯化过程的贡献、在克里特岛迈诺安(Minoan Crete)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扮演要角等等，不过无形间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常见的“女性擅长照顾与关心他人，男性则喜欢暴力并压迫他人”的成见[16]，刻板印象或许是所有大叙事都难以规避掉的困境——即便是像该书这样一部拥护多样性和可能性的作品也无法幸免。然而大叙事以及性别刻板印象却正是许多女性主义考古学者近年一直在批评的，包括该书大量引用的金芭塔丝，以及其他有关女神信仰、史前母权制社会的讨论，事实上都没有真正触及过去性别的流动性或多样性，跨越大面积时空范围的去脉络化比较也很难经得起严格的证据验证[17]。另一方面由于叙事宏大，对特定具体材料的掌握难免具有缺陷，其中相较于西亚、北美和南美，该书对于东亚的材料着墨相对有限，读者应该能感受到该书对于陶寺、殷墟等中国考古学的讨论都不是特别深入，仅作为叙事中的辅助案例。

该书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在于几乎回避掉了近年来新兴的理论范式，无论是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或是考古学的“物质转向”[18]，在该书几乎没有触及。近年欧美考古学界萌发一股对“物”的新理解，强调人与物相互依赖关系的纠结(entanglement)[19]、组合(assemblage)[20]等新概念相继被提出，都强调器物或动植物等“非人”角色在过去的重要性。在累积相当数量检讨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sm)、强调人与物互相影响建构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2021年，出现一本这样强调人的选择与意图，几乎不谈论“物”的考古学著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无疑是相当特别的。书里仅一次以嘲讽的语气提到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表明作者对此一新兴范式的不认同，或许是担忧部分本体论相关的讨论强化了原住民与现代人生活在不同神秘时空的刻板印象[21]。作者之一的格雷伯更在与巴西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的辩论中，表达他对于本体论转向的不安，对他而言激进的本体论转向，并不能促进更平等的知识生产或社会运动[22]。

考古学“物”转向的重要著作，伊安·霍德（Ian Hodder）的《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Wiley-Blackwell，2012。‍‍

然而不论作者满不满意，这种研究角度近年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该书处理人类历史的宏大框架中，却几乎不见近年考古学重要研究主题的踪影，如气候、景观、技术、动植物和各类器物，作者忽略或刻意不谈这些形塑我们已知世界重要的“非人主体”，是该书为人批评之处[23]。举例而言，来自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STS(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很早就开始反思并企图超越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近年累积大量的成果都说明技术系统如何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技术动能(technological momentum)，另一方面又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而历史变迁是在这样复杂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24]。在关于驯化的讨论中，不少动植物考古学家，从生态遗留、古DNA等多线证据，意识到驯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包含动植物性状的变迁、人类行为的变化，也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农业是人与动植物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出来的结果，不同物种与人群存在不同的互动历史，不同区域有着多样的“新石器化过程”[25]。尽管该书坚持从社会选择的角度讨论古人的“玩种地” (play farming)，并暗嘲赫拉利等从麦子的角度讨论驯化的出发点不必要，并批评这种研究视角抹杀了过去人群的创造力和决定生活方式的能力[26]，但另一方面近年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尝试从植物本身的生态习性(植物的“物质性”materiality)出发，检视在作物驯化、新品种引入的过程，人、植物、技术和景观等如何彼此交织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共同建构出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活形态；这样的视角确实有助理解各时空不同社会中人与植物之间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指明学界先前关于狩猎采集与农业、野生和驯化等简单二分的概念未必合适[27]。

上述这些讨论，对该书的作者来说可能立场相对“保守”，但事实上，对很多学者来说，意识到技术变迁或驯化过程中存在许多“非人”的影响力，注意在人物相互建构的过程中会衍生出诸多复杂甚至是无可预期的结果，并强调这些过程在不同区域、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的高度多样性，本身就是对西方中心线性进化论的一种挑战，有助反思技术或任何因素的决定论叙事。不少学者提倡此类路径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借此挑战启蒙运动以来的意识形态，并且营造更平等且更富想象力的知识生产环境[28]。从这点来说，这些讨论虽然采取了和作者不同的切入点，但最终的学术关怀确有相通之处，该书怀着重新书写人类历史的抱负，却没有触及这些近年较热门的研究思路，或许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2.3 结论与展望：考古学知识的批判性

在检讨进化论以及进化论背后相关的启蒙意识形态之后，该书最大的雄心为提供一套进化论之外的框架来研究历史。笔者认同应该回到考古材料本身，而不受制于该社会类型或进化阶段的框定，不过个别的案例研究是否能得到支持该书论述的结论，以及历史叙事中多大程度要强调过去社会的自觉选择，多大程度要承认环境、技术、生态等非人层面的影响，恐怕还有许多讨论和摸索的空间。正如同作者对“想象力”的重视，这该书在拆解掉进化论史观、解构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后，对于未来考古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可能也在丰富研究者的想象力，尤其是针对看待权力的想象力，以及该问什么问题的想象力。

在权力研究方面，该书提供若干灵活的指标来探讨政治上的权力，虽然这么切入的用意主要是想论证“国家没有起源”，以暴力、知识和个人魅力等作为分析古代政权的标尺(第10章)。然而笔者仍认为这种强调权力具有多面向来源的研究视角，有潜力能够应用到对其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包括性别、亲属和经济等乍看“非政治”的关系。虽然有批评者认为两位作者不怎么关心女性在社会内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29]，本文前面也指出该书的大叙事角度无意间再现了性别刻板印象，不过作者讨论权力的方式，就笔者看来相当具有女性主义的关怀。该书主张权力具有异质来源、存在不同运作机制、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由不同的人群所掌握，这些观点受到卡洛尔·克鲁姆利(Carole Crumley)多元分层结构(heterarchy)概念的影响很深[30]。而以多元分层结构而非金字塔式的阶级(hierarchy)来界定权力，也很受性别考古研究的青睐，因为多元分层结构不只更能凸显性别与其他社会身分交织在一起的影响力，也更适合用来理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能动性，并能突破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探讨过去各种权利义务彼此镶嵌的复杂性[31]。

除此之外该书还注意到暴力和压迫经常来自亲昵的照顾和庇荫关系之中，这样的视野能和许多女性主义出发的批评产生共鸣。近年不少性别史研究，尤其是中国中古史积累的成果，已经注意到照护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32]，虽然性别史的切入点与两位作者专注的面向不尽相同，前者更关心女性如何透过照护替自己争取影响力，包括家族事务甚至政治地位上的赋权，或是关注照护责任与女性社会角色之间的关联等等，而该书则更关心暴力和支配如何在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中产生，在此议题上也未针对特定的性别。但笔者以为赋权与支配，实为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两类取径也都注意到照顾和被照顾本质上是亲密的日常身体与情感经验，从中经常衍伸出超越照顾行为本身的权力或伦理关系，有关照护的社会期待和论述，也往往涉及性别、阶级等更大的意识形态。日后许多更精彩的研究或许能从这个面向继续开展。

另一个启发之处则在于敲定研究课题的想象力。作者们自己定位《万物的黎明》是一本关于要问什么问题的书。读完该书的读者，无论认同与否，或多或少都会开始思考一个不问起源、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考古学叙事会是什么模样？最终考古学要问什么问题，牵涉到这门学科与当代社会该具有怎么样的关系。考古学或是更广义的历史知识，经常被批评巩固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论述[33]，研究者经常共情于辉煌的遗迹和统一的盛世，对平凡的废墟或分裂的时代则轻描淡写。该书最大的意义或许是提醒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只是如此，考古学知识也可以具有高度的批判力量，能够对当下提供反思和借鉴。正如同启蒙运动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相遇之中才激荡出新的思想火花，对于那些与我们不同社会的研究，无论是过去还是他者异文化的探讨，都能帮助我们意识到人类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唯有在众多可能性的比较之下，我们才能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身处社会制度的盲点和迷思。某种意义上而言，考古学知识的批判力量就在于古今之间的跳跃和回望。

后记

笔者想在书评末尾纪念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颜学诚老师，在阅读该书的过程，我经常想起他。颜学诚老师恐怕属于台湾人类学界关心宏大叙事的极少数，他讲课的观点其实与格雷伯和温格罗有许多契合之处，当该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让贫富差距可以系统性地转换为权力之间的不平等，颜老师同样也关心让“钱”与“权”之间能够转换(或不能转换)的机制为何，视其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

颜学诚老师，图源：fb顏學誠老師紀念專頁。芭乐人类学的这篇纪念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感知到这位关怀古今万物的学者留下的温度：‍‍‍‍‍‍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6

颜老师也在课堂上质疑过考古学起源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起源是个假议题，不管过去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都不应该影响当代追求平等的决心。对他来说，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并不在探求起源，而在于从时间长河中汲取适当的“工具套”，为当代的困境提供借鉴与反思。颜老师应该也很认同该书想藉考古学研究丰富当代想象力的初衷，他长期钻研各时空背景下不同的社会制度，一直努力从中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很遗憾颜老师在2018年因病去世，与格雷伯相似，55岁英年早逝的他，不仅没有机会在此书的基础上开展出更精彩的讨论，前述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观点也没来得及发表出来。正如同格雷伯与温格罗的新书始于北美的原住民批判，这篇后记希望能够作为一条简短注记，记录在东亚也有过这样的学者，他从江南农村的田野、先秦诸子经典以及人类学的想象出发，以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提出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万物的黎明》遥相呼应。

注释：

[1] Kirch P. and Sahlins M. Anahulu :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其中一个例子引用中国考古的材料，提到海岱地区的两城镇、尧王城比正式中原王朝(推测指的是商代)的出现要早1000多年。两位作者对于中国的考古材料似乎不如世界其他地方熟悉，把山东沿海到晋南盆地整个黄河中下游作为一个比较单位。一方面山东和河南相隔遥远，有各自的区域历史，作为一个比较区是否合宜或许可以另外讨论。另一方面作者可能不熟悉二里头时期的材料，并没有纳入讨论之中。比较具启发性的地方或许是可以重新思考龙山时期城址中居民生活的样貌。

[3] 关于陶寺遗址的“革命”，中文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不过叙事的角度比较不同，该书不站在国家起源的立场来看这段历史，也似乎较同情这些陶寺的毁墓者或革命者。中文相关的讨论如：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三代考古》第7期，2017年，第345-354页。何弩：《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4] Tylor E.B. Primitive Culture :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London: John Murray, 1891.

[5] Trouillot M. “Anthropology and the Savage Slot: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Otherness.” i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nthropology and the Modern World, edited by Michel-Rolph Trouillo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t, 2003:7-28.

[6] Gosden, C. “The Past and Foreign Countrie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A Companion to Soci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L. Meskell and R.W. Preucel, Malden: Blackwell, 2004: 161-178.

[7] 历史上“西方”包括的地理范围与指涉人群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不同的政治社会情境不断重新调整。参见注[5]。

[8] Moore H.L. “Ethics and ontology: why agents and agency matter.”, in Agency in Archaeology, edited by M. Dobres and J. Robb, London: Routledge, 2000:259–263.

[9] Todd Z. An Indigenous Feminist’s Take On The Ontological Turn: ‘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olonialis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9(1), 2016: 4-21.

[10] 同注[5].

[11] Lyotard J.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Trigger B.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71-477.

[13] a. Kristiansen K. Towards a new paradigm? The Third Science Revolution and its Possible Consequences in Archaeology. 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 22, 2014: 11-34.

b. 90年代关于考古学大叙事的讨论，谢拉特(Sherratt)有另一套有趣的见解，参见Sherratt A. Reviving the Grand Narrative: Archaeology and Long-Term Change The Second David L. Clarke Memorial Lecture. Journal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3(1), 199: 1-32.

[14] Pluciennik M. Archa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Other Ways of Telling. Current Anthropology, 40(5), 1999: 653-68.

[15] Knight C. “Wrong About (Almost) Everything.” FocaalBlog, 22 December, 2021 https://www.focaalblog.com/2021/12/22/chris-knight-wrong-about-almost-everything/

[16] Lindisfarne N. and Neale J. All Things Being Equal, 2021, https://annebonnypirate.org/2021/12/16/all-things-being-equal/

[17] Meskell L. Goddesses, Gimbutas and ‘New Ag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9(262), 1995: 74-86.

[18] a. Harris O.J. T. and Cipolla C.N.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troducing Curren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b. Heywood P. “Ontological turn”,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F. Stein, [Online], 2017.

[19] a. Hodder I.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Online] Hoboken: Wiley, 2012.

b. Hodder I. Human-Thing Entanglement: Towards an Integrate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7, 2011: 154-77.

[20] Hamilakis Y. and Jones A.M. Archaeology and Assemblag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7(1), 2017: 77–84.

[21] 参见第十一章：

“I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aren’t being imagined as living in a separate time, or as vestiges of some earlier stage of human history, then they’re imagined as living in an entirely separate reality (‘ontology’ is the currently fashionable term), a mythic consciousnes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p.454)”

[22] Graeber D. Radical alterity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reality’: A reply to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5(2), 2015: 1–41.

[23] 同样的观察请参考Fagan B. and Durrani N.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50(3-4), 2021: 80-99.

[24] Hughes T.P. “Technological Momentum.” in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edited by M.R. Smith and L. Marx,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25] a. Fuller D.Q., et al. “Entanglements and Entrapment on the Pathway toward Domestication”, in Archaeology of entanglement, edited by L. Der and F. Fernandini, Walnut Creek : Left Coast Press, 2016.

b. Fuller D.Q., et al. Domestication as innovation: the entanglement of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hance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cereal crops. World Archaeology, 42(1), 2010: 13-28.

[26] 参见第六章：

“But only if we accept the premise that it does in fact make sense to look at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wheat’. On reflection, why should we? Humans are very large-brained and intelligent primates and wheat is, well…a sort of grass(pp.230)……When today’s writers speculate about ‘wheat domesticating humans’ (as opposed to ‘humans domesticating wheat’), what they are really doing is replacing a question about concrete scientific (human) achievements with something rather more mystical(p.236).”

[27] a. Barton H. and Denham T. Vegecultures and the social-bi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plants and peopl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89, 2018: 17-25.

b. van der Veen M. The materiality of plants: plant–people entanglements. World Archaeology, 46(5), 2014: 799-812.

[28] Shanks M. Symmetrical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gy, 39(4),2007: 589-596.

[29] a. Lindisfarne N. and Neale J. All Things Being Equal, 2021, https://annebonnypirate.org/2021/12/16/all-things-being-equal/

b. Power C. “A response to David Graeber & David Wengrow’s ‘How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Libcom.org https://libcom.org/history/gender-egalitarianism-made-us-human-response-david-graeber-david-wengrows-how-change-cou

[30] a. 关于克鲁姆利对“多元分层结构(heterarchy)”的讨论，参见：Crumley C.L. Heterarchy and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1), 1995: 1-5.

b. 该书第十二章脚注15: “‘Heterarchy’ – the umbrella term she(指Carole Crumley) introduced for those other types of systems – was borrowed from cognitive science. Many of the societies we’ve focused on in this book – from Upper Palaeolithic mammoth hunters to the shifting coalitions and confederacies of sixteenth-century Iroquoia – could be described in these terms (had we chosen to adopt the language of systems theory), on the basis that power was dispersed or distributed in flexible ways across different elements of society, or at different scales of integration, or indeed across different times of year within the same society. (p.610)”

[31] a. Crumley C.L. Heterarchy and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1), 1995: 1-5.

b. Levy J.E. “Gender, feminism and heterarchy”, in Historical Ecologies, Heterarchies and Transtemporal Landscapes, edited by C. Ray an M. Fernández-Götz,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43-54.

[32] 参见如：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

[33] Kohl P.L.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Remote Pas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7, 1998: 223-246.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倾情推荐】订阅newsletter

Matters：matters.town/@tyingknots20

爱发电：afdian.net/a/tyingknots2020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

Tying Knots | 结绳志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