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6 19:52:28
2024年国际聋人周在九月末拉开帷幕，全纳教育、手语倡导、韧性聋人社群、多样生命经验、文化骄傲……不同主题日里，聋人聚到一起，用自己的方式体察当下和畅想未来。电影作为跨越了多种感官形式的艺术媒介，串联起了个体私密的感受与社会共享的议题。
一个以聋人主导、面向聋人题材、鼓励聋人创作的电影节是什么样？从西雅图、罗马、香港、上海到成都……聋人电影节的落地可能经历哪些曲折，又会给所在城市带来什么？在“聋人与城市”系列活动的对谈中，三位影像工作者郑小三、陈伊如、Piggy将讲述ta们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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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 / 郑小三、陈伊如、Piggy
主持人 / 林子皓
活动时间 / 2024年8月16日
手语翻译 / 程莹、杨美琳
实时听打 / 牟均
聋人督导 / 猫猫（倪颖杰）
编辑 / 安孟竹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活动主持人，我叫子皓，我是听人，我的手语名字是（手比L指脸上酒窝），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的手语名字。欢迎大家来到“聋人与城市”系列的第一场活动，由成都野梨树提供场地，主办方LOOKFOR与结绳志一起组织。我们有三场对谈、一个工作坊在野梨树，还有一个攀岩工作坊在另一个场地。今天晚上我们的活动，将由三位聋人和听人嘉宾以“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聋人电影节”为主题来进行分享。
今天这场活动由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障别的朋友同时参与。我们会有现场的字幕、手语翻译，也有声音，有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也希望大家可以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来接收今天晚上的信息。希望我们度过一个开心的晚上。
首先有请第一位来宾郑小三老师作主题分享。他会介绍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有请郑小三老师。
分享人：郑小三
郑小三：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很高兴见到大家！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这里分享有关聋人电影节以及我个人的经历。我叫郑小三，这是我的手语名。我作为一名聋人导演相关影视制作，目前在上海徐汇区业余大学做老师，曾经是聋人电影节的创办人，也是上海静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公众号是“青争场”。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怎么聚焦聋人电影的创新与合作。
为什么城市需要聋人电影节？
首先，作为聋人，我要和谁合作？和听人吗？创新不应该仅限于聋人社群，而应从社会的角色去思考创新。我们应该与各个领域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共同推动聋人电影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讲解和展示。
这是我的自我介绍。2012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徐汇业余大学联合开办专升本听障班就读，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学校开设新增了微电影的课程，我对电影的兴趣非常大，包括创作编剧、拍摄、剪辑、设计等等方面。我们学校十分支持我们毕业作品《声边》这部微电影，学校和公益组织一块找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找了专业团队一起合作，从而让中国聋人的电影梦可以变成现实。
我们开始做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以聋人生活为主的故事，这个故事由听人团队为辅进行改编，参与剧组整个过程、拍摄、剪辑、宣传设计等环节。最后这部影片在上海、香港、北京等地进行过展演，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在我心中种下了聋人电影的种子。
有一天我组织举办沪港聋人电影交流会的活动，看到香港聋人导演分享很多聋人导演的作品，我就撸起袖子开始干，学习聋人题材的剧本、拍摄和制作的知识技术。我们通过招募组成了一个聋人群演和制作团队，还自己出资还拍摄制作了一个手语MV，就是刚刚看到的《单身情歌》手语版，把这部作品提交也在英国领先的、最有名的聋人电影艺术节投稿，配上了英文字幕。没想到这部作品入围了，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最终我们还获得了一个“最佳艺术短片”的奖项。得到了这个奖项意义很大，因为我代表中国的聋人团队，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付出的结果。我们跟国际上的聋人制作水平比，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但没想到成功了。当时基本上是名扬天下，因为中国一度只有我这一位聋人导演得了国际大奖，而对方国家已经有了很多聋人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我就向他们交流学习。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际聋人电影节的展出地区。
多伦多、西雅图等都有举办过聋人电影节，欧洲的德国、法国、慕尼黑、罗马，这些城市的聋人电影节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
亚洲板块里，东京、台湾、香港都举办过国际聋人电影节，印度也有。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电影节？当时我就在想，他们可以，那中国大陆也一定也可以举办聋人电影节。从零开始。这个思考一直在我脑海里——培养那些青年聋人的创作才能，让他们的才华更好能够向公众展示，向更广泛的听人社会伸出援助之手，让聋人群体受到注意，从而对社会包容产生影响。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的创意就这样诞生了。
我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下就就开始做，招募了一些热心的聋人和听人志愿者，还有一些听人导演、评委也愿意做支持，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组织一起共事。这件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处处碰壁，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去，克服了这些挫折，最终在2018年9月21-23日在上海成功举办国际聋人电影节，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是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的手语（见海报）。在当时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品向全世界征集了80多部作品，其中选了50部作品放映，包括奥斯卡获奖影片《沉默的孩子》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给了我们这部影片授权，其中很多是国际上首映。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想用电影与艺术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包容。
聋人电影展有三天内放映活动，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全世界各个艺术组织机构，有名的聋人艺术家，出席我们电影节的阵容代表着当今国际聋人文化的顶尖人物。世界上两大国际聋人电影节，英国聋人电影艺术节Deaf fest和法国聋人艺术节Clin d’Oe节的的创始人都来了，而且担任了我们的评委会的评委。我们的嘉宾来自欧洲德国，俄罗斯，日本，北美和南美，他们或者是电影制作人，或者是表演艺术家，或者是研讨会主讲。当时我们的选题，选一些作品最重要的目的，设置影片有获得奖项，还有请评委组，同时也还有聋人的艺术家，电影的评委组是听人合作，以合作的方式来选择这些入围放映的电影。
这个活动给聋人带来了什么呢？
过去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对自己的未来有些迷茫：我自己的技能应该从哪里发展呢？许多参会者，特别是聋人表示，这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一次盛会。通过我们的活动，中国聋人群体通过电影和艺术的力量，让更广泛的社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这样就可以更好接受自我表达，树立榜样增强自信，社会上也可以增加一些连接，促进聋听合作。
这些年，作为聋⼈导演和影像拍摄者，我经历了许多挑战和成⻓。从个⼈创作到建⽴⼀个充满活⼒的聋⼈团队，我⼀直通过影像展示我们世界中的重要声⾳。影像不仅是⾃我表达的⽅式，更是提升聋⼈群体关注和理解的⼯具。我们制作了许多短⽚，展示了聋⼈的艺术才华和独特视⻆，同时推动社会对聋⼈群体的接纳。
青少年的聋人电影人和艺术家，和所有人一样，都是中国梦的拥有者。通过组织聋人电影节，我们相信可以实现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这些经历坚定了我支持和培养后辈的决心。我不仅分享经验、提供培训，还鼓励他们探索商业模式，寻找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尽管财力支持有限，但大家的热情和努力必定会带来积极的成果。电影节不仅是公益活动，也是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责任担当。
电影节本身也是聋人群体终身学习的一种模式。我们为潜在的聋人艺术家举办电影制作工作坊，并走访聋人学校鼓励年轻人。在活动中，如拍摄推广影片、网络建设和纪念品海报设计，我们尽量使用年轻的聋人志愿者。我们的团队在这些过程中学到了领导艺术、沟通技巧，还与国际高端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了商谈，这些都是以前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被邀请与高水平的娱乐媒体和企业讨论如何促进聋人群体的社会融入。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聋人电影节成为持久的榜样，鼓励聋人年复一年地进取。
对聋人来说，影像制作不仅是艺术表现，更是表达自我和传递声音的方式。通过影像，我们能打破沟通障碍，把聋人的独特经历和感受传达给更多人。视觉语言、手语和其他非语言元素还有无障碍制作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讲述故事，提供不同于传统声音的视角。同时，这也是影响社会、倡导包容的重要工具。
我和我的团队通过短片和影像作品，不仅展示了聋人的艺术才华，还推动了社会对聋人群体的理解和接纳。这些经历激励我在影像制作中不断探索新可能，并支持后辈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沉默的孩子》大家看过吗？网上有放映，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编剧Rachel Shenton，也是女主角，因为她有聋人家庭的背景。有一名小女孩maisie，她爷爷奶奶是聋人，父母是聋人，几代的聋人家庭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她看到聋人社区遇到各种障碍，也对其进行理解和共鸣，这也激励了她创作编成了一个故事，呈现了这样一个影片，最终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真人短片。
我们讨论的是“聋人电影”，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聋人电影？聋人电影这四个字代表什么？
就像艺术片、动作片、科幻片、恐怖片等等这些电影有各自的特点一样，我们也是有聋人电影有独特定义和题材内容的。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聋人电影是指制作过程中聋人参与的作品，不管是制片、导演、编剧、演员等等，只要有聋人参与，都可以被称为聋人电影。影片中有手语片段或者探讨聋人议题参与，这也可以归类为聋人电影。
聋人电影的深层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聋人议题——听觉主义、口语为主的教育方式，聋人学习口语和手语的选择，接触聋人的社会障碍，以及对聋人或听障者的偏见和歧视，聋人教育的问题，到聋校的逐渐减少，以及听力辅助设备，包括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等。聋人文化和聋人社群探讨，包括历史、手语、艺术的表达等等。此外，聋人从过去到现在一定有属于他们聋人社群的历史，比如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或不允许学习手语。手语翻译、笔译和口译。还有聋人艺术，比如跳舞、电影、创意、绘画等等，还有聋人家庭成员，大家知道这些词代表什么吗？父母是聋人，生下聋人孩子就是DOD，CODA就是父母是聋人的听人孩子，GODA是聋人祖父母的听人孙子孙女，SODA是自己的亲人有聋人哥弟姐妹的听人，这些是英文缩写指的是不同家庭背景下的聋人或听人子女和亲属。聋人或许被社会视为一种障碍和残疾，但我们对于聋人家庭成员的故事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
在第一届成功之后，我们计划举办第二届聋人电影节。组委会在2019年中在业余大学举办开第二届揭幕式，做了一些筹备宣传，但是那时候遇到了疫情，我们会考虑安全为先，所以当时我们暂停了第二届聋人电影节。疫情之后的2023年，我们准备重新开始举办第二届聋人电影节，展示新一代聋人的风采。我们已经建立了中英双语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公众号进行宣传征集，收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影片，一共100多部。选片过程包括初筛、评审和复审，由电影专业人士和聋人艺术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详细审查影片的艺术质量、创意和对聋人文化的体现。最后我们会通知入围影片的创作者，进行版权授权、安排放映和提供技术支持。
那个时期，学校启动了电影制作课程和培训，来培养更多聋人。我们还与手语语言机构、电影学院、社会组织等建立了联系，提供支持和保障。我们制定了电影节方案，包括主题、活动内容、选片等，并成立了电影节组委会，负责筹备和执行。
刚刚所说的这些是前期的部分，后期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官方的支持，没有主办方或者合适的人来支持这个聋人电影节，这就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寻求符合条件的主办方，比如聋协、残联和其他广播电视台等有主体资质的单位，他们觉得聋人电影做非常有意义，但他们觉得报备比较麻烦，会有一定的障碍，因为这些重重的困难和障碍，我们第二届的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准备延期，直到我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主办方。如果迟迟没有找到，我们可能会考虑寻找其他合作路径，就像我们去年找到了与北京UCCA合作举办艺术无障碍影像周，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放映。北京UCCA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拿到了16部影片的版权放映，同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两节期间的SMG百视通帮助线上展映聋人影片作品和手语教材等，审片之后选中了四部聋人导演的作品，通过百视通平台上来播放。
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审片。我可以接受所有的聋人作品，但是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审片人员看不懂手语，因为只有听人负责审查，但是他们不会手语，他们不敢去接收。另一个问题是，全国的手语都不统一，（就像）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方言，比如我们现在有通用手语“你好”【手势汉语逐一打出“你”和“好”】，这是国家为标准的手语，有的是这样的“你好”【摆手表示 hello】，审片人员就会觉得为什么影片展示的和通用手语是不一样呢？他们就会担心是不是片子里的手语存在问题，会不会违法？所以就一直卡在这方面。正好那时候我联系了手语语言学专家和组织机构来背书，他们愿意担保，保证影片手语的那些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方言、官方手语标准有不同。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的团队来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专业的手语翻译团队可以跟审片人员一起合作，确保审片程序的顺利进行。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第二届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还没有官方支持，资金有限，我们相信通过积极和努力地组织做下去，看看是不是能有其他的形式，比如公益活动。我们也在找经费支持，找免费的场地合作，来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在北京、上海进行这样的放映，并为聋人群体和聋人艺术家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机会。主要是让大家看见聋人影片，我们会持续做下去。
我们做聋人电影节永远都是小众项目，我们要严格遵守遵循法律，但尽量不让外力破坏、干涉或者随便去改我们各种各样关于聋人文化的客观存在，这方面还是要坚守的。（依然）没有单位愿意出来百分百信任，这一点不奇怪，毕竟聋人电影节需要一步步被看见。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索关于这方面的机遇和挑战。2023年9月1日正式出台了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新法规推动无障碍设施的普及，包括轮椅坡道、手语翻译、信息无障碍、字幕等。无障碍领域水平的提升，或许为我们提供更多可能性，准入门槛降低。目前手语推广会比较宽松，社会各界对于聋人作品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聋人活动非常活跃，还有群体自觉，展现了聋人的自信，看到他们展示聋人文化和作品形式，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
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比如专业教育的缺失，聋人的专业领域选择非常有限，除了设计和美术之外，电影相关专业几乎没有。
无障碍沟通的问题仍然普遍，手语翻译的支持很匮乏，信息沟通有很大的障碍，平时我们出去社交，只能购买手语翻译服务来实现信息的平等传递。
团队合作的意识的培养也很重要，在我们合作过程中，大家有不同的想法，需要互相磨合增进交流，互相了解彼此，来达成共识。
社会包容性还有待提升，有人是依然以偏见的视角看待聋人群体，要通过电影娱乐性的这些平台宣传和推动这些观念的改变。同时，聋人群体创造力，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艺术、跳舞形式，展现聋人的独特才华。
我现在回归主题讲述一下，为什么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它的意义代表什么？我们都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当前的聋人和听障人群体的状况是，社会融入是个大问题。很多事情我们聋人参与不了，包括在教育、就业、医疗和娱乐等领域，许多聋人无法享受到平等的社会服务，经常遭遇社会排斥，心理服务也缺乏。为什么要做聋人电影节？目的就是我们要用电影、艺术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包容，让聋人与听障人在各个社会领域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入。聋人电影节作为一个平台，能够引起公众对聋人群体现状的关注，并推动相关政策和服务的改进。
在中国，许多聋人要么是失业、就业难，要么从事底层工作，容易被雇主剥削，或从事非法活动。我们这个平台为聋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并致力于创造更多充满生机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聋人的生活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聋人对电影及媒体行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一家主流电影及媒体公司雇用聋人人才。主流媒体和电影行业几乎看不到一位聋人演员、导演、影视工作者以及艺术家出现在屏幕上。有聋人电影节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让全世界聋人艺术家展示他们的创作作品，分享交流经验，并培育中国有梦想的聋人影视与艺术创作人才。欧美国家举办的聋人电影节开展他们的电影及媒体培训课程已经证明，让这些聋人掌握电影制作技能，可以实现他们影视梦想。
通过举办聋人电影节，不仅能够展示聋人艺术家的才华，还能提升公众对聋人群体的认识和理解，促进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我们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团队，都是以聋人团队为主导、听人为协助，听人在做一些支持性的工作，包括与英国聋人电影节合作、与在举办国际聋人电影节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主办方zebra建立合作关系。zebra对我们提供了指导和建议，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们中国聋人电影与艺术的梦想。（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展示聋人才华的平台，为聋人创造充满生机的就业机会，提升聋人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好。
回应：陈伊如
主持人：谢谢大家。感谢郑小三导演作的分享，大家也可以看到，聋人电影节在海外的城市并不是新事物，但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当一个聋人决定做一个电影节，遇到的是种种不同的困难。从无到有一点点去形成团队，去和政府、和不同的机构协商，到可以和海外导演征集影片，到与国内拍电影的聋人形成关联，这都是正在生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从2018年第一届开始到2023年，隔了这么多年，最终没有举办第二届。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一座聋人电影节、但聋人电影节却在现实中遭遇了这么大的阻碍？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问题。
现在进入第二位嘉宾的分享，陈伊如会从网上跟我们连接，她现在在纽约。
陈伊如：书店的朋友们好，虽然你们是面对屏幕上的我，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你们。我是陈伊如，我有一个手语名字，是狐狸的意思。我现在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现在在准备开学，开学就是布鲁克林聋人学校的老师了。说来其实很巧，前两天才跟一个聋人音乐剧导演见面，他想要做一个纪录片，我们交流了之后要投一些什么样的电影节。所以我非常开心刚刚郑小三老师提到的那些国际电影节，其实都有在我们观测的列表里。
我2016年从上海去往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的专业，我的毕业短片《夏青》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是以上海手语为主要语言的短片，它非常荣幸地进入了非常多的国际电影节。但被那些电影节问到是什么触发了做这个电影的灵感，我一直都会说是一个美国的聋人导演，大概是2018年我在纽约参加聋人电影展的时候，看到了一部查尔斯做的长片电影，让我非常触动。在看完电影的时候，虽然我当时美国手语打得一般，但是我还是勇敢上前，利用语音转文字的科技尝试跟他交流，说我现在正在学习手语，我非常喜欢你的电影，我也是一个电影人、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他说做聋人电影不是很容易，但是还是希望你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开拓一点点的天地，他真的让我非常触动，尤其是这部电影的音乐做得非常非常棒。我很好奇，问他怎么选择电影里的配乐，他说因为电影是团队工作，说他会信任一些听人音乐家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性，就把很多信任给了他的合作者。当我自己在构思《夏青》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把很多信任给到了我的聋人老师和我的聋人演员。郑小三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做《夏青》这部电影。
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被问到，问我是怎么选择或者怎么挑到那么棒的演员和主演，我一直会描述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到上海手语中心的一场活动当志愿者，我一扭头就看到我的理想演员。
刚刚郑小三老师分享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有这么一个社群，来展现聋人朋友的才艺，展现他们的演员能力？然后以至于像我一样的听人导演再拍类似题材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和聋人、听人演员交流。所以我非常认可他讲的，需要有教育资源，需要有培训平台。
最近一次参加聋人电影节是今年4月份在美国西雅图的聋人电影节，也是时隔四五年再次在电影节实地放映这个片子。当时令我非常深刻，在场确实有一半的参与者都是聋人，甚至在其他的一些场次我还可以看到有盲聋观众，就是同时有听力障碍和视力障碍的朋友，这也让我非常触动。因为电影节本来就是展示文化多样性的场所，而聋人电影节恰恰是做无障碍艺术非常突出的，是可以做成榜样的地方。当时我的整个参与过程，包括映后谈，也是以聋人的体验为中心，不是听人团队为主导的、以听人中心或者健全中心主义的电影节，二是真正的以聋人关注的体验为中心来做的。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不重视听人观众，而恰恰是它的一系列措施，能够让不同需求的听人，包括母语都不是英文的我，都可以非常顺利去享受这个影展。所以我觉得挑战与其说是真正的在资金、场地里获得支持，还有一种就是从意识上去理解文化或者说去尊重手语的文化，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在艺术上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无障碍的话，那么它其实是可以包容世界上更多元的文化，这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我从国内也带了一些小的聋人艺术家文创回来，这次专门跑了一趟国内的爱聋舍，这是他们做的文创产品，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每次去参加电影节，他们都会给我寄手办和小礼品，就特别喜欢使用他们。所以其实像是这种富有中国手语特色的这些产品，都可以做成非常丰富的好玩的东西，去进行售卖，这也是非常好的宣传文化的方式。提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脑海里设想了一个非常可及，非常无障碍，非常融合的一个气氛和场景。希望从今天书店的分享作为一个开始，慢慢的去积累对聋人电影、聋人电影节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出力，把好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保护我们的艺术创想和我们的梦，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中国大陆真正看到类似的电影节。
这是我对于小三老师的回应，我可以把更多的话题空间给到在场的导演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Piggy。谢谢。
回应：Piggy
主持人：谢谢伊如，伊如从她的角度给到了大家另外一些视角，为什么听人会觉得聋人电影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及她是怎么和聋人、和电影、和聋人社群形成关系的。接下来请在现场的最后一位嘉宾用她的方式来讲述，在这个命题上，她会有什么观察和答案，有请Piggy。
Piggy：大家好，我是Piggy，我的手语名字比较形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首先很感谢刚刚郑小三导演和陈伊如导演，他们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行动和坚持，包括做电影节，进行电影创作的决心，今天很高兴受邀作为对谈嘉宾，我大概用十分钟时间和大家分享我和电影结缘的故事。
我是一个后天耳聋的听障人士，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因为药物中毒导致双耳神经性的耳聋，所以需要带助听器，需要看文字辅助和听打。我想学新闻传媒相关专业，报名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专业听障不能报考，比如导演、编导。最后我填报了财务会计专业，当时不管是我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做一个会计是不用怎么听声音，也不用怎么说话的职业。我一边读了会计，一边去学校新闻和广播站电台工作，自学我的理想专业，也同时通过公益倡导的方式，很幸运地把我这个爱好做成了工作。
2017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台湾进行交换学习。我以前在大陆，去电视台实习，所有的上司或者同事都告诉我，作为一个健听人你要怎么去采访，作为一个健听人怎么做新闻。但是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一切反过来了，很巧也很幸运的是，台湾聋协的理事长牛暄文刚好也跟我一样很喜欢新闻传媒领域，他在聋人协会工作的同时，也是台湾公共电视台手语新闻的主持人和记者。那是第一次，他教我说，我们作为听障人士要怎么去做一个记者，要怎么去做采访，包括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哪些翻译，比如说美国手语、中国手语以及国际手语要不同的交换着翻译。我觉得那次的学习和交换让我好像重新意识到我自己的新闻理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所以2016年回大陆以后，我拍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眼底星辰》，拍摄了14个没有做盲人按摩的视障朋友在大陆的新职业。
七年过去，现在视障朋友的职业已经更多了。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不光是想要记录和见证在中国大陆的盲人多元就业的变化，其实也是在探索作为听障或者作为聋人，我们的职业也可以是多元的。不止是在那些和声音无关的职业适合我们，那些和声音有关、或者是对我们来说更有挑战的专业，也是我们可以去从事的。也许十年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可以选择，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用作品的形式，我们用倡导的形式，让别人在看见听障社群，听障社群也在互相看见。我们真的可以去做和电影有关的职业或者工作，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
一直以来我其实是在常规学校就读，但是我发现好像自己确实经常会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可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不同理解成独特？我觉得残障或者说听障，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特质，也许会帮到我，也许会让别人因此认识到我、看到我。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更开阔了，就像我去从事纪录片创作这条路上，我发现有陈伊如、郑小三导演，有很多聋人，他们也有相同的梦想。可能不久的将来，大陆不再对我们的大学专业报考有身体限制，就像伊如说的，我们在合理便利和无障碍的支持下，可以和健听人一起做一样的工作。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个主题“为什么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为什么不呢？我在耳聋两三年以后才开始重新练习说话，就算我学了手语，我发现周围的同学不会手语，我依然无法和他们交流，所以我练习用口语表达，是希望别人能够更加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后来我也挑战了去说脱口秀，去TED演讲。我发现当我们站出来、被听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可能会因为当年这样一词很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美好的改变。
最后想分享一件事情，刚刚提到盲人多元就业。其实在大陆，2014年之前中国的盲人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普通高考的，所以我们2013年开始就做了很多的倡导。那时候的公益环境相对比较好一些，我们可以做行为艺术、可以给教育部写信、可以提议，在各种倡导下，终于在2014年，我们有了中国第一份普通高考的盲文试卷。到了2015年，中国其他的残障考生，可以在高考的时候申请对应的合理便利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高考。我觉得也许有很多事情，现在看不到结果或改变，但是就坚持下去吧，就像我们的聋人电影节，也许现在只是等待，等待更好的一个时机或者环境，最后大家还是会看到我们的作品。谢谢。
主持人：谢谢。Piggy是成都本地的嘉宾，刚刚Piggy没有提到的是，她的片子《成都残障女子图鉴》，各位如果在成都的话或许接触或者看过。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Piggy之后也会有一些机会在成都或者到各地放映。
主持人：大家今天可以看到，电影节其实会牵扯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它有影像本身的设计者，从拍片到剧本的协作，这些影像内部的事，再到宣发，和政府和城市公共部门的接洽，让他们理解这种文化活动的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链接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生态。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环节了，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随时交流。不管你用手语还是口语，想要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在现场提供了不同的信息支持。
我刚刚听到三位的分享，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社群。社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几何体，尤其是在城市里，大家往往是以个体方式存在，好像从小到大你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一个聋人伙伴，在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里的经验也很不一样，如果在普通学校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感官差异和你周围的人差异非常大。所以想问一问Piggy，你觉得社群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刚刚的叙述里，你也提到是郑小三或陈伊如这些盟友给你的成长的鼓励。你是怎么在社群中建立舒适感或者熟悉感的？
Piggy：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作为一个听障导演，我可能会比一般的纪录片导演或者记者更容易去同理我的受访者或者是拍摄的对象。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聋人有不同的文化，比如说有听障口语族、听障手语族，有不同的语言习惯。但大众对于我们的认识是很有刻板印象的，比如他们经常会说你不是一个听障吗？你为什么会说话，他们觉得我们聋人的表现就应该是不说话或者是“啊-啊-”，他们就这样形容给我看，我觉得天啊，大家对我们还是太缺少了解。甚至我们残障伙伴互相也不够了解。比如有一个轮椅朋友，他会说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残疾人，因为你有手有脚的，我说那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很多我们自己的文化，可以用一些文字也好或者影像的方式，可以更多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当我看到国际聋人电影节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聋人导演，或者郑小三和伊如，他们会给我一种思路，就是怎么把你的想法通过行动的方式变得更加容易实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一直以来也在做NGO的公益传播，我很希望大家看到残障人士，提到残障人士不止是身残志坚或者是很励志的形象，而是看到我们有血有肉的那一面，在看到我们不同工作能力的同时，也看到我们对于无障碍的需求。
郑小三：刚刚提到社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我们聋人社群来说，常见的是，比如进入聋人学校，会发现有一部分使用口语交流流畅，或者佩戴了人工耳蜗。而我们天生的聋人群体习惯用手语交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群。使用口语不会手语，或佩戴人工耳蜗的人可能会因为交流方式的不同而不在同一群体中。
我们可能会感到更愿意与同样使用语言的人在一起，加入这个群体。这也反映出我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认为重听人、口语使用者不是聋人，因为他们可能更容易与社会主流融入。但主流社会把他们视为一种残疾，他们对自己身份会很纠结。我们使用手语的聋人会比较清晰，但我们明确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了各种样的称呼，就会被贴刻板标签，比如“聋哑人”。如果我们通过手语交流来连接这样的文化，就构成了一个社群。由于交流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跟社会会有脱钩。而使用口语的重听人，以及佩戴助听设备的人，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连接更为紧密。这些不同的交流方式和身份认同差异，影响着人们与社会的联系。
主持人：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伊如。你说到电影节除了聋人之外，也有盲聋的朋友。而像Piggy提到，哪怕同一个障别，不同的人群，个体在里边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会让各自的成长生命经验也不一样。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里，既有使用手语的聋人，也有使用口语的重听者，也有像伊如这样在学习和使用手语的听人。你怎么看待你在残障社群里的位置，你和他们关系的远近？或者说，你是怎么和这个网络形成盟友的？
陈伊如：如果是在大学时期，单纯只是在做电影制作，而不去关心其他的专业、其他议题的时候，我对于事情的观点，完全就是作为创作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技术，去帮助你完成这个作品，会把自己的创作局限在那个地方。但是恰恰是因为学习了手语，先从美国手语开始，再学习中国手语，然后再到制作一部和这个社群一起创作的影片，然后再慢慢慢慢一点点进化，到我去了聋人学校当老师，去服务多障别的小朋友，我对于社群的认知，以及作为创作者的历程，是有慢慢在进化的。我也不断去调整自己和这个社群的位置关系。因为当我不了解手语，或者我无法真正使用它交流的话，那其实这个社群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没有学习非常好的时候，就去放弃跟他们建立联系，因为我还是拥有很多其他的语言。比较幸运的一点是电影，我有这种艺术的语言在和他们交流，这也是我去展示我的诚意、我的心的方式。后来真的去当了一个教育者，一个老师之后，我跟这个社群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发现自己比那些身份是聋人的孩子有更多语言，这个权力和关系，又发生了非常微妙的转变。所以我一直在想，是否艺术或者说这些媒介可以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去帮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平等的关系？
作为听人，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很多听人的创作者和我说，我感觉到去接触这个事情我会有一些顾虑。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彼此互相丰富的一个过程。如果当时没有那位聋人导演非常开放的心态，去和我一个在那边打初级美国手语的外国人交流的话，可能不会有我后来的旅程，不会有我的《夏青》，这也是我想要提出的一点，是双向奔赴。要努力应用无障碍，利用这些科技帮助我们建立联系。就像我之前的某一个演讲里讲的，它不是一个保障，而是一个承诺，承诺你在我们的交流和关系里，努力的去运用这些措施，因为我想要和你交流。所以它是一个愿景，一个承诺，我承诺你，并且我想要你遵守这个承诺，这也是我在残障社群里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希望我用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能力，小小的作品，去扶持和保护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谢谢现场给到陈伊如的掌声。观众现在可以随时提问，有嘉宾和朋友想要发言吗？
观众 1：大家好，我在举手的时候心怦怦跳，感觉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是Piggy分享给我的，因为经常看到她去参加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就一直想要来加入，但这是第一次参加。我想要分享的是，刚才郑小三导演的一大段分享，我着重仔细听了三个词：平等、融合、自信。我想结合我身边的一位残障朋友，我认识她这几年以来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是一名尤克里里爱好者，我跟那位残障朋友的相识也是因为这个小乐器，她是一名坐轮椅的残障人士，我跟她第一次相识是2018年，那时我认为她是一个很内敛的女孩子。后面随着大家慢慢见面参加活动，相识了，就开始逐渐了解她，她从一开始是整天呆在家的状态，只是有这样一个小乐器去消遣自己的时间，到后面慢慢她也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成功融入了（从我的角度来说）健全人的生活，再到后面跟朋友慢慢出去玩，也谈恋爱，给我最直观感受是，她生活得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
我一开始跟她相处，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女孩子，我邀请她出来玩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她跟我讲可能最近不太想出来玩，理由是刚好上一个星期跟朋友约着去欢乐谷，但因为她是一名残障人士，坐着轮椅，有很多项目不能玩，就是因为她的原因导致她的朋友也没有办法玩一些自己想要玩的项目。因为这个事情她陷入了非常深的自责。当时她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能够理解她，但也不能够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这两年，我们也经常会约出来一起弹弹琴、聚会、吃饭，我慢慢发现她这两年成长得越来越好，之前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我跟着你一起去走那个无障碍通道，或者在上地铁的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她把轮椅稍微翘起来一下才能上地铁，现在她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很自如应对发生的一切。我可以通过她面部的表情看出她的状态，我在她脸上真的看到了自信两个字。
还有一个是说平等，我们在跟她一起外出的时候，社会上其他人的态度也会有一些变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行，外人可能会一直盯着她，觉得这人怎么是坐轮椅的，会有人在她背后讲小话。现在我们一起出行，旁边有人会说那个小姐姐坐着轮椅，她好酷。
这是郑小三导演分享的时候，我听到的非常触动我的三个词，让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位残障朋友，我就想要结合她的经历分享我对这三个词的理解。我刚才坐在第一排，抬着头看了很久，脖子很酸，夏天（piggy）上去分享的时候，那时候的夏天在我眼里是发光的，我们上次见面也是做公益活动，每次我都想要告诉她，夏天你真的就是一个又酷又可爱的人，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田野：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田野。我来自重庆，目前在重庆成立了一个聋人团队，主要是做一些短视频的内容，我听到郑小三导演的分享，我收获很大。特别是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一个聋人电影节，我听了之后非常认可，我本身就是聋人，和听人不一样，我可以用手语来表达自己。我作为一名手语聋人，我只能通过手语的方式来发出我的“声音”，很难通过语言来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有用我的手语来表达我的情感以及思想。我想我们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很多的聋人，他们都是沉默的一派，我希望像郑小三导演讲的，我需要国内给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聋人在上边发声，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有些聋人电影不是特别好，南京有一个听人导演拍摄的聋人导演有关的电影，我没有感受到这位听人导演给我带来的共鸣，我感觉我好像不是里边的那位聋人。但香港的《不说话的爱》是一部好电影，那个电影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刻。我想问一下各位，包括陈伊如、Piggy、郑小三导演，为什么听人导演拍摄出来的聋人电影，和我们聋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应该怎么做出比较好的聋人电影？希望获得三位导演的解答。
陈伊如：谢谢你的发言，你的问题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会问我自己的。我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的话语权到底在谁那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是聋重听故事，话语权应该是这个社群本身的，但往往是没有那个文化意识的听人导演，会觉得这个话语权是他们的，这会让一个和这个社群、集体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创作者，比如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人占据了国内创作者的大部分，他们可能会觉得从视觉的角度上来说手语只是一个去扶植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故事的元素，只是在表面上去利用它，没有真正触及到内心。如果要真正回应说为什么他做出来的故事感觉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没有把这个社群的体验和感受放在中心位置上，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故事，最终的主旨就是说我要很励志，但是其实人的一生，包括生命体验，都是非常丰富的，有非常多的悲伤、愤怒，甚至其他的情绪在那边，不单单只是一个积极的面向。这是一个挑战。
还有就是聋人的创作者该怎么去做故事，或者说去做更加专业性的故事，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就像美国的奥斯卡有一个片子《CODA》，国内翻译是健听女孩——但我不太喜欢这个翻译名字。可在这个平台上，它确实给到这个社群非常大的曝光度，在美国的境内，对于这个故事的呈现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它也有一定的创作的成员是聋人本身，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要为之后去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个觉得可以做到的事，那就是可以更多地利用科技，利用和听人的合作，但是不要去放弃自己讲故事的话语权，要更多的去为自己的故事发声，这也是我比较想要从这个社群获得的正向反馈。确实在无障碍没有普及的电影行业，做这样的片子非常艰难，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故事和我们自己想要做影视的梦想，所以更加希望有类似愿景的聋重听朋友或者是多障别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自己的故事，去牢牢抓住它，而不要把它拱手让给别人讲。这是我的小小见解，谢谢。
郑小三：谢谢田野提出的问题，我同样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感受。我跟很多听人沟通，发现他们在处理聋人相关议题时，或者拍摄的时候，常常缺乏真正的聋人视角。很多聋人电影中的角色都是由听人扮演的，没有聋人的角色，这让我感到难以产生共鸣，因为这些角色的真实感和我自身的经历有很大差距。我曾经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场景。
你的建议是好的，我们常常会跟他们（听人影视从业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和建议，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因为社会对这些议题没有宣传，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普及工作。世界聋人联合会倡导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没我们聋人参与，不要为聋人做决定”，这个口号非常好，对很多人有冲击和启发，希望未来不管是在讨论聋人或者残障相关的议题的时候，大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尊重残障的话语权，从不同视角进行沟通和交流后再做决定。
在电影拍摄中，相关聋人题材内一定要有聋人演员参与，尽管有些制作方担心用聋人演员可能影响流量和票房，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营利无可厚非，固然重要。因为制作方常常要考虑流量明星的号召力。如果是请聋人演员，一定是会增加沟通成本，存在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聋人演员能够带来更真实的表现，提供更宝贵的视角。包括还有一些同样的聋人角色的扮演机会被聋校听人老师和手语翻译人员占用，因为他们会手语，缓解这些沟通问题，他们可以更好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很常见。
我们要给制作方提供聋人电影节这样的平台，更多的平台和交流机会。不管是聋人还是听人，都可以通过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通过积极推广和宣传聋人电影，大家对这些方面的了解也会更深入，助力于电影行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就像陈伊如导演提到的，提升无障碍意识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科普，让听人更容易理解聋人文化和视觉表达。通过不同视角和换位思考，我们可以制作出更具包容性的电影。
聋人创业者觉得聋人在行业中的参与度不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就索性自己创业，自己成立聋人团队，以自己的方式方法进行表达，这种做法非常值得鼓励，为聋人群体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不过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非常艰难，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积极推动电影的宣传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和看到聋人群体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方法助于展示聋人的创造力，也能够促进社会对聋人文化的认知和接受。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为聋人群体的更多发展机会而奋斗。谢谢。
Piggy：刚刚两位导演已经一定程度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我想谈谈话语权这个问题。我曾经很短暂的在大陆的一个很少见的手语栏目里工作，但我很惊奇的是，整个团队除了那个主持人是聋人，其他的全是健听人，本来那个聋人是有一些听力的，她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的。而且当我进去以后，这个团队希望把这个所谓的主持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人设，就是一个全聋的聋人美女，手语打得很好，看起来很好看。而因为我带助听器可以听到声音，他们需要听的就叫我去做。导演说话的时候，我说请问你刚刚跟主持人说还是跟我说，他说当然跟你说，她又听不到，而且她不用听。整个电视团队，最后变成所谓的聋人美女只需要出镜的时候出来打几下很漂亮的手语，其余全部都是对手语完全不了解、对公益完全不了解的团队在幕后。我发现在大陆，听障新闻工作者的话语权，真的是很难去拿到，当我们没有这个话语权的时候，你就别提我们可以平等发声。我之后去了另外一个公益独立媒体，在选题会上我会提一些残障有关的议题，他们说为什么要写残障，残障议题到时候出来浏览量太低，不够吸引眼球，所以我提关于残障的选题，每次会都会被否决。我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提。但是他们说不，我们举手表决，只有你一个人提这个，所以我们决定过掉。所以在各种媒体，我们听障的新闻工作者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我们三位为什么要坚持做下去的原因。谢谢。
星星：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是我的手语名字，星星。我是成都本地人，是一名川剧变脸演员，我在表演学系学习了将近20年，目前在成都跟听人一起工作，也有一些表演和直播的经历，婚礼和各种庆典都会邀请我们去做表演。我以聋人身份参加过很多听人活动，（这些活动里）只有我这样一个聋人。每当我说我是聋人，别人就说，你是聋人！真的吗？如果听不清音乐和节奏，你怎么变脸？我虽然是聋人身份，但我的技术完全没有问题，我的节奏都在我的心里。
曾经我遇到过很多问题，他们觉得我是聋人，不愿意请我表演，我经过很多次的据理力争，我也不怂，我想要争取这样一个表演的机会，最终我成功了。电影电视节目都来采访我，问我作为聋人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的目标是做演员。
成都将近30%的聋人都知道我，聋人演员很少，只有一个，有这样的展示机会，公众才会认识和知道我。我从小到大都是聋人，我觉得聋人生活真的非常不易。我非常支持郑小三导演和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我把我拍摄的材料发给过他们，虽然最后落选了，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对我们聋人的支持。对于我来说，沟通连接会比较少，基本是听人请我参加活动，聋人反而很少。我去过杭州、北京，等等这样的听人活动，他们知道这个有名的聋人做了非常好的川剧变脸。我非常高兴能为聋争光。我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亚飞：大家好，我叫亚飞。我是河南人，长期在成都工作，我本人是电影的忠实爱好者，尽管肩上扛着事业、家庭的多重压力，我仍然梦想着独立拍摄短视频电影。许多朋友对参与拍摄电影缺乏兴趣，这让我感到独木难支，如何卸下这份重担，我正在寻找平衡的方法，希望能既追求梦想，又不失对事业与家庭的责任感。
陈伊如：非常感激刚刚这些观众的发言和分享，我觉得有愿意表达的人，内心一定是有故事的，我们作为导演和创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去抓住这些故事。也想跟和Piggy和郑小三老师一起呼吁一下，其实可以更多地、更积极地向感兴趣的朋友多讲这样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从社群里自身出发的故事。例如之前跟小三老师在上海交流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要拥有更多的社群内部故事。所以也希望，从这一个小的平台开始，未来有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项目可以专门征集来自聋人朋友的故事，这是我的想法。我们甚至可以做剧本会，让聋人朋友自己写剧本。这是我的回应。
观众 2：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一个听障学生，我下学期就大三了，我的专业是和聋人比较贴近，我想要以大学生的身份来提一个问题。怎样可以不局限于聋人的身份、去更好地挖掘——不仅是聋人，还包括智障人士和其他的障别人士的故事？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我一直都没有想到很好的主题。在郑小三导演和Piggy已经有很多尝试，我也很有兴趣问一下他们丰富的经验。不止是我，我这个专业里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怎么进行创作探索？不止是电影，还有自媒体等形式。希望前辈们给我们一些指导。今晚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我也得到了很多收获。谢谢。
陈伊如：我听到这位学生有想要做媒体做影视的愿望，想要问怎么做的更好，是这样吧？还是要回应刚刚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对于自己故事的话语权，技术的层面可能不是最困难的，因为技术这个方面可以通过非常多的资源来学习，但是原创的故事是非常难的，原创的好的故事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与其是说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倒不如说是可以多给一些创作、想法、构思的机会和平台，从这个点开始着手做起来，拿着自己的故事，拿着自己的剧本去找到专业的资源做，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Piggy：我想补充一点。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是形式，比如说我为什么选择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它对于我来说相对入门比较容易。另一点，我耳聋以后练习听力和说话，我都是用看纪录片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在学习，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纪录片那种很真实的魅力，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看看自己对哪方面的形式或者是哪方面的题材比较有兴趣，先去尝试做，然后慢慢积累自己的风格和作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郑小三：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目前短视频非常流行而且相当成熟，这时候你不用需要高端的设备，用手机就可以进行拍摄。可以把你的想法做一些分镜，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观点，用一些专业电影的方法去做剪辑、进行内容创作。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我们可以简单的交流，比如在编剧和拍摄、剪辑的技巧给你一些支持。
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很困难，但你可以通过一些资源对接来实现你的想法。你可能寻找需要交流平台的支持，比如找陈伊如、Piggy，找我，我们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创造出成功的作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平台进行宣传，同时媒介宣发，或者通过聋人电影节等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故事和心灵的表达。虽然开始资源比较有限，但慢慢走上更大的平台，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机会。
主持人：我们现在10点12分，时间正好2小时，这个时间不会是大家交流的结束。我们在“聋人与城市”活动里，所有的手语翻译、速记服务，都在彼此配合，让沟通更加顺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手语翻译是一个志愿服务或者是一个听人献爱心的实践，但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现场活动里存在非常复杂的信息流，需要的是非常专业的服务支撑。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所谓无障碍沟通的成本，这其实是我们需要看见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太复杂而放弃，或胡乱拼凑。我们同样也有聋人督导的角色，一直在远程通过会议在观看现场的手语翻译和现场交流中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保证在不同的障别人群来到现场，去进行真实而深入的交流。那些往往被我们忽略掉的像是基础设施一样的环节，其实是需要监督和关照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崩裂，就像是一条大马路上一道致命的坎，可能就造成了某个伙伴没有办法顺畅地走过那条路、来到现场的原因。
【嘉宾介绍】
郑小三
聋人，电影制作人和动画设计师，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SHIDFF）发起者，首位在英国聋人电影艺术节获奖的中籍聋人导演，“青争场”（上海寂静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伊如
听人，电影导演及聋重听人教育工作者，她的手语电影《夏青》入围二十余国际电影节。现工作于美国纽约圣弗朗西斯聋人学校，服务多族裔的聋多障学生。
Piggy
90后听障人士，公益插画师/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导演，NGO视觉编辑。国内脱口秀史上首位残障女性，TEDxChengdu讲者，花不语残障人工作室创始人&主理人。主要关注和服务于残障平权、儿童保护、女性平等、多元性别、反暴力等议题。
2024-08-14 19:53:09
主流人群常常将残障者想象为无助的受苦者，在一片荒芜的生活中等待拯救。在这种助残思路下，“无障碍”（accessibility）往往是单方向“我为你好”的事后补救，例如为电影制作口述影像版本，用人工耳蜗来让聋童进入“可听”的世界，用盲道来框定盲人出行的路线和停顿点……并以此将障碍者容纳进主流社会之中。
然而，障碍者真的需要非残障者一厢情愿的包容吗？
2024年8月16-18日，结绳志将来到成都，与LOOKFOR共同举办系列活动“聋人与城市”，从不同的侧面展现聋人与所处世界的关联：她们彼此携手，拍摄影像、搭建电影节、研究手语的历史与文化、舞蹈、写诗、在城市街道游走、攀爬与享受社群的快乐。即使没有主流社会的介入，聋人也能借助手语感知、建造自己的宇宙星球，如生命一样发芽长大。
如同聋人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在《Sensory Futures》里提到的，让我们成为有感之人（sensing person）的方式是多重的。近年来，人类学基础设施研究开始关注感官层面，研究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创造或维系了特定的感受、体验和欲望，但是却往往预设了一个常规化的感官身体。弗里德纳则更进一步询问，让人们得以沟通、感受和建立关系的更深层基础设施会是什么？
如果说“无障碍”往往意在对“边缘人群”进行生产力转化与收编治理，那么“多感官城市”则把重心放回到了人本身的感受、关系与创造力上：
什么是令人愉悦的？什么是令人痛苦的？
何时空间缩窄？何时流动敞开？
残障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直接的感官探索来积累关于城市的知识？
残障者的独特视角又如何让非残障者通过打开被封闭的、忽视的感官，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未来？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周末的主题周。
放映+讨论
作为跨越了多种感官形式的艺术媒介，电影串联起了个体私密的感受与社会共享的议题。一个以聋人主导、面向聋人题材、鼓励聋人创作的电影节是什么样？从西雅图、罗马、香港、上海到成都……聋人电影节的落地可能经历哪些曲折，又会给所在城市带来什么？在“聋人与城市”的首场活动中，三位影像工作者将用自己的故事讲述ta们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畅想。
时间：8月16日（周五）20:00
地点：成都野梨树书店（麓湖店）
分享语言：中文、中国手语
手语翻译：程莹、杨美琳（手声倾）
聋人督导：猫猫（倪颖杰）
嘉宾
郑小三
聋人，电影制作人和动画设计师，上海国际聋人电影节（SHIDFF）发起者，首位在英国聋人电影艺术节获奖的中籍聋人导演，“青争场”（上海寂静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Piggy
90后听障人士，公益插画师/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导演，NGO视觉编辑。国内脱口秀史上首位残障女性，TEDxChengdu讲者，花不语残障人工作室创始人&主理人。主要关注和服务于残障平权、儿童保护、女性平等、多元性别、反暴力等议题。
陈伊如（线上）
听人，电影导演及聋重听人教育工作者，她的手语电影《夏青》入围二十余国际电影节。现工作于美国纽约圣弗朗西斯聋人学校，服务多族裔的聋多障学生。
工作坊
时间：2024年8月17日10:00-12:30
地点：成都野猴子WEClimb攀岩馆
招募人数：10-15人
语言：中文、中国手语
手语翻译：程莹、杨美琳（手声倾）
聋人督导：猫猫（倪颖杰）
嘉宾
程菲菲
聋人，推动聋人文化与手语的倡导者，2022年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优秀毕业生。现任广州无障碍手语服务中心媒体运营者、手语老师。
曹书韵
编辑、策划人、写作者。“CARE 关怀汇流”项目发起人。正在联合发起“攀岩无障碍”行动研究网络，致力于通过攀岩探索身心疗愈/成长、女性主义与残障赋权的有机落地。
分享+讨论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公共记忆与文化的承载场所，也是关系浮现和流动的地方。3D可触摸打印、拆除玻璃展柜、手语猜谜与解说服务、轮椅友好的低位展区、气味剧场……如何诉说一个物件背后的时空故事，让它潜藏的信息在不同的感官维度展开？
几位分享嘉宾将讲述自己和博物馆的邂逅与进行中的友好无碍共创实验。
时间：8月17日（周六）14:30
地点：成都野梨树书店（麓湖店）
分享语言：中文、中国手语
手语翻译：程莹、杨美琳（手声倾）
聋人督导：猫猫（倪颖杰）
嘉宾
田野
聋人，重庆予尔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大渡口区予声无障碍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专注聋人赋能和手语无障碍服务，确保聋人在公共文化场所的信息无障碍权益，并联合发起“无障碍山城”城市无障碍测评行动。
程菲菲
聋人，推动聋人文化与手语的倡导者、媒体运营者、手语老师。作为手语采集组成员，不定期参加相关手语的专业培训。读大学就开始关注信息无障碍，每次去不同的城市，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院看看。
沈妍
残障融合社群少数派说（Minority Voice）理事，“少数派说”公众号主编，使用轮椅的脑瘫人士，喜欢看电影和展览。
工作坊
通过手语、视觉语言、肢体语言、视觉白话（visual vernaculars）、轻松的游戏、互动设置，引导参与者认识手语与聋人文化，彼此建立联结。
时间：2024年8月18日10:00-12:00
地点：成都野梨树书店（麓湖店）
招募人数：无特别限制（40人以内）
语言：中文、中国手语
手语翻译：程莹、杨美琳（手声倾）
聋人督导：猫猫（倪颖杰）
嘉宾
浦文沅
聋人女性、首席舞者、舞蹈老师、资深手语老师……作为一名聋人，从综合大学上海大学艺术设计本科毕业。作为一名资深舞者，曾以上海残疾人艺术团首席舞者登上世界各地剧场的舞台。现在是一名手语老师、舞蹈老师，一直在探索跨人群、跨语言的表达方式。
分享+讨论
如果说“无障碍”往往意在对“边缘人群”进行生产力转化与收编治理，那么“多感官城市”则把重心放回到了人本身的感受、关系与创造力上：什么是令人愉悦的、什么是令人痛苦的，何时空间缩窄？何时流动敞开？残障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直接的感官探索来积累关于城市的知识？残障者的独特视角又如何让非残障者通过打开被封闭的、忽视的感官，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未来？
本圆桌将作为“聋人与城市”系列活动的收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时间：2024年8月18日14:30-16:30
地点：成都野梨树书店（麓湖店）
分享语言：中文、中国手语
手语翻译：程莹、杨美琳（手声倾）
聋人督导：猫猫（倪颖杰）
嘉宾
曹书韵
杂志编辑，策划者，写作者。阶段性的注意力/志业召唤相对集中在“CARE 关怀汇流”和“攀岩无障碍”行动研究网络。高共情高敏感强发散的低精力i人在抱石中发现了身脑心灵“流动汇合”与“勇敢有力”的秘密！
甜饼
双语听障人士，重庆两江新区知珑社会⼯作服务中⼼（Know Deaf）负责人，2022年福布斯U30。机构曾发起第一届LUMEN儿童无障碍艺术节，长期执行听障⻘少年与听障女性群体相关社会⼯作项目。
沈妍
残障融合社群少数派说（Minority Voice）理事，“少数派说”公众号主编，使用轮椅的脑瘫人士，喜欢看电影和展览。
野梨树（麓湖）无障碍抵达指南
有两个办法可以获得这份指南
1、点击此处跳转。
2、参阅LOOKFOR编辑部发布的推文。
感谢以下机构和个人的支持
手语翻译机构
上海手声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手声倾”）成立于2018年，是沪上首家拥有全职手语翻译员的社会企业。前身是组建于2014年为聋人和听人提供各类手语翻译服务和资源的“沟通无忧”为聋服务项目组（以下简称“沟通无忧”）。
手声倾成立以来，除了延续原“沟通无忧”的各项手语翻译服务外，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扩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和探索。在致力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服务的同时，亦积极倡导残疾人在生活、工作、教育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
聋人督导
倪颖杰/猫猫（无障碍手语服务中心）
联合主办
LOOKFOR
结绳志
2024-07-23 21:44:26
当婴儿出生之时，往往以触摸感受和探索世界，这种触觉模态在现代系统中却常常遭到限制和规训。屋墙的电路插口与明火灶台，博物馆厚重的玻璃，“安全社交距离”，都让人们不自觉缩回手指、抱紧双臂。谁被允许触摸？舒适范围在哪里？会有禁区和危险吗？谁能定义这些禁区？
在本文中，美国盲聋诗人约翰·李·克拉克以“距离主义”一词，梳理了触觉生物在视听社会中被隔绝和圈锁的感受。盲聋（DeafBlindness）通常与特定基因状况（“尤塞综合征”，详见社群公众号Usher一家人）相关，个体处于视力障碍与听力障碍的双重光谱之中。在充分支持的状况下，学习手语，学习盲文，或者是拥抱一种灵活混杂了不同身体发音要素的触摸语言，都会打开盲聋个体和世界交流的可能性。然而，往往是主流教育者的“介入”式支持，让盲聋儿童一度彼此隔绝，损失了感受和发展触觉语言、直接交流的机会，而这种介入，在盲聋人成年之后依然持续存在。
带着语言被剥夺的经历，盲聋人们逐渐走到一起，并将更加亲密。如今，克拉克是亲触语运动（Protactile movement）的践行者，也和盲聋伙伴、语言研究者一起，通过“亲触研究网络（Protactile Research Network）”等社群知识平台思考、介绍和传播关于触觉生活的细节。触摸的音系学与手语、口语有何区别？漫长疫情中，盲聋幼童如何习得亲触语？技术与设计如何引入亲触法则？这些问题便是打开新大陆的邀请。在本文末尾，校对、特约编辑Raffia也分享了自己进入触觉模态、成为“同航人”的心路历程。
“你感觉到了吗，世界震颤着，因为它终将崩塌并重新凝聚在一起吗？”
原文作者 / 约翰·李·克拉克（John Lee Clark）
校对、特约编辑 / Raffia
译者 / 心澈、 Raffia
编录 / 林子皓
头靠在你的手臂上无奈地蹭了蹭，我发现自己即将为你介绍一个花哨的新词汇。作为诗人，我并不喜欢行话。然而我们有时的确需要一个新词，来改变理解世界的方式。明眼聋人（sighted Deaf）群体就是如此活用“听觉至上主义”（audism）概念的。该词由聋人学者汤姆·汉弗莱斯（Tom L. Humphries）于 1975 年首次提出，但直到明眼健听的（hearing-sighted）语言学家哈伦·莱恩（Harlan Lane）在其1993 年出版的《善心背后：被削弱的聋人社群》一书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听觉至上主义”才真正被广泛讨论。明眼聋人一直都知道，听人社会的歧视总是建立在他们的听力情况和口语能力上，但这个新词的出现突然让这样的现象更容易被识别分析。
很典型地，在我们的盲聋社群，也有几位伙伴在盲人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变体，但都没流行开来。最近，“视觉至上主义”（vidism），这个描述对视觉的极度认可与推崇的词，获得了一些关注。它很实用，原因有二：首先，它点出了明眼聋人群体通过压迫我们来复刻他们所受的压迫的一些方式；其次，除了宽泛的“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一词外，健听盲人群体一直没能提出一个术语来阐释视能特权与偏见——直到“眼球中心主义”（ocularcentricism）在学界尴尬地找到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伙伴布赖恩·尤纳什科（Bryen Yunashko）（译注：美国当代盲聋倡导者，盲聋智库联合发起人，曾担任芝加哥大都市区盲聋联盟主席），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去定义与讨论“视觉至上主义”。
然而，仅讨论“听觉至上主义”和“视觉至上主义”，还是跟现实隔了层玻璃墙。我能感觉到另一边藏着个什么更庞大的东西。我渴望一个新词，可以把这层神秘的墙彻底击碎，揪住它的脖子说：“终于逮到你了，你个老狐狸！”
自 2007 年亲触语运动（译注：“亲触运动”/Protactile Movement 是一场美国盲聋群体所掀起的运动，参与者主要以触摸为信息交流方式，彼此直接相连，详见附录。）以来，不论盲聋人还是非盲聋人，我们所有人对这玻璃墙存在的感知日益强烈。这场运动，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是谁、什么才是自然而真实的、如何活着、语言是什么。至此，我们过去曾不得不承受的，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好奇，触觉的反面是什么？研究了盲聋社群的历史，我发现我们一直都是触觉生物。但听人与明眼人却长久以来限制着我们的触觉生活（tactilehoods）。我们总是被剥夺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我们要如何称呼这种形式的压迫？
我建议称之为“距离主义”。“距离”（distance）这一英文单词，起源于拉丁词语“distantia”，意为 “保持距离” （a standing apart）。“距离主义”指的是听觉和视觉这两种远距离感官的特权。许多文化都是在这两种感官近乎垄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极大伤害了我们。这种基于以视/听觉而进行社会参与的执念，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死亡。
但这么说又过于简化事实。不同形式的社会偏见，各自拥有鲜明的性格和一套独特且盘根错杂的恶。因此，我将详细阐述“距离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保持距离（a standing apart）”的含义。目前，亲触语中，我们已有一个词汇来描述拒绝触觉、拒绝连结的人。它（译注：前文写到的“触觉”的反义、给盲聋群体带来压迫的力量）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态度。很多视听社会都高度赞扬这套逻辑，社会成员也努力保持距离，不论彼此相隔有多近。社会的统治者和英雄们也都孤身一人——他们离众人的距离越远，就越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则因贫困、剥削或惩罚而被迫挤在一起。这些让人处处受限的生活条件，尤其是让他们消失在公众“视野”和“听野”中的条件，把“距离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套逻辑下，尽管技术大肆宣传其连结世界的能力，它又常常让人们相互隔绝。
选择只使用这些远距离的感官，并以这种方式生活的明眼听人，是否做错了呢？不。如果他们想眼睛瞪大、耳朵张开恨不得扇动着，他们尽可以如此存在。但当他们把他们的距离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就有意见了。
我们一起读一段经典的距离主义式陈词吧，出自一篇教盲聋人群怎样使用白手杖（译注：white cane，视障人群使用的导盲行动辅具）的教科书前言：
“同时失去视觉与听觉，是目前人类所知最严重的身体障碍之一。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残障夺走了人体最主要的两种感官，而我们主要通过它们来获取所处世界的认知与信息。它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交流的有效性与行动的自由，这些都对于全面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曾经，这样的说法几乎无可辩驳。但现在有了对“距离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把它层层剥开。这套老掉牙的说辞，将社会不公说成是受害者的错，而有特权的一方得以假装无事发生。我们身处社会底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盲聋。那就没办法了。于是我们和社会底端继续绑死。这可真是个简单的把戏。他们把东西拿走，拿到我们够不着的地方，然后说我们的认知有限。不管他们做什么，最后还是我们的错。
我多希望把由此挖掘出的所有想法都分享出来，但那估计要写上好几年！接下来，我想聊聊“距离主义”是如何在盲聋人的生活里运作的。
尽管于我们而言，社会里有很多障碍，我们依旧对周围的世界有很多感知。但当我们去探索，甚至仅仅是存在着，明眼听人就要冲过来干预我们的生活。他们能帮我们吗？“别碰！”他们乐于向我们形容某物。他们会引领我们，哦不，他们会帮我们拿过来。这样做多简单！！“你好！我叫凯蒂，我是你的‘干预者’ （Intervenor）”！（译注：政策定义中帮助盲聋人群和外界沟通交流的职业者，该表述多在教育场所中使用）
我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件事：为什么在盲聋儿童的教育历程早期，学校管理层会开始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一位特殊的“师友”（teacher-companion）？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某些课上，我们只有一位授课老师，依旧还有彼此相伴。我们可以追溯“距离主义”是如何开始的、明眼听人又如何想让一切“看起来正常”。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可不怎么好看；我们聚在一起开心地闹成一团的样子也不大美观。教育，意味着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坐在桌前。
解决方案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一位明眼的陪同人员。这些“师友”，把我们彻底分开，让老师站在我们前面授课。他们通过这种代理的方式把我们变成“能听能看”。即使我们一直和授课老师保持着接触，但因为陪同人员的配对加入，盲聋伙伴不再挤成一团，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整洁多了，且感人肺腑：自我牺牲的老师们，孜孜不倦地维系着我们和世界仅存的联系。啊！伟大的老师们，创造着教育的奇迹！
如今，那些特殊陪伴者被称为“干预者”或是“介入者”。这头衔简直太恰如其分了。偷听了本文的“干预者”们会抗议道，“但吉米想碰什么，我都让他去碰了啊！”不，朋友，这根本不是“允许”或“鼓励”的问题。这涉及到一整套文化——同样是触摸，我们有“距离主义”式的触摸，也有“亲触”的触摸。不同文化也对身体接触间有着不同定义，有些在见面时握手，而某些则喜欢亲吻脸颊。但这些情况，都只是“距离主义”规则下的例外，且依然受其制约。亲触的基础，是一整套基于触摸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握手或亲吻并不与“距离主义”相悖，而是从属于一套更大的、关于触摸的词汇系统。一个“距离主义”者并不能真正教导或激励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作为亲触社群一员学习、生活。然而，盲聋儿童的教育却从未将我们列在教师的行列中。为什么会这样呢？
1841年9月30日本可能是一段美好且不同寻常的历史的起点。这一天，我们的伙伴奥利佛·卡斯维尔（Oliver Caswell），这位十一岁的盲聋男孩，走进了柏金斯启明学校（译注：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美国最早的一所盲人学校）。我们的姐妹劳拉·布里吉曼（Laura Bridgman），这位后来被查尔斯·狄更斯等一众人认定为教育奇迹的世界名人，彼时已在那里学习了四年（译注：劳拉·布里吉曼是美国第一位接受英语语言教育的盲聋人。在狄更斯的《美国纪行》一书中，记述了劳拉的事迹，使她短暂出名了一阵 ）。那天，在奥利佛第一次遇见的人中，劳拉是第一位引起他兴趣的人，二人十分合得来。见此情形的学校主管塞缪尔·格里德利·豪（Samuel Gridley Howe）决定让劳拉成为他的教学助手，来教授奥利佛第一堂课。劳拉和奥利佛通过指拼法进行学习（译注：指拼法是指用手势拼出字母表中的字母。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没有语法结构和句法，虽然在手语中使用，但手语包含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更核心且重要的组成。)，跳过了塞缪尔·豪曾在劳拉的课上所使用的更费劲且适得其反的步骤。此后，劳拉极热心于给奥利佛上课，每周花费数小时投身于这项志业上。柏金斯学校里最珍贵的收藏之一就是一幅描绘劳拉教奥利佛读书写字的画像。而校长塞缪尔·豪漫长的欧洲蜜月之旅，也适时眷顾两人，给了他们自主学习的机会。
在聋人教育中，聋人老师会在教育开始的第一天就参与其中。很多学生在毕业后会立刻被聘为老师，同时也有聋人老师在世界各地成立新学校。早年盲人学校的盲人毕业生也会被聘为老师，继续扮演关键角色。但在盲聋儿童的教育里，我们却没看到过类似的模式。现如今，我们有数以千计的“干预者”在工作；有数以百计的老师在聋校、盲校或公立学校里教书；还有数以百计的早期干预专家。但他们无一人是聋盲者。发生了什么，让这些触觉老师和榜样们被彻底地拒之门外？
塞缪尔·豪回到柏金斯后，他发现劳拉和老师同学们走得太近，学了太多宗教相关的知识，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他声称自己的教育实验被毁了。他本想知道，如果没有人向劳拉提及上帝或宗教，她是否会自发想到或发现上帝。他愤而作出激进的改动，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劳拉只被允许接触一位老师，任何拓宽她交际圈的建议或计划都被他拒绝。柏金斯由此创立的这个模式，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沿用，即为我们每人配备一位特殊的陪同“师友”。这些人据称是被派来帮助我们、保障我们安全、保护我们免受不良影响的。如今我们也明白了，他们更是来确保我们追寻“距离主义”这一愿景的。我们就这样学会了等待，等人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怎样的，而不再自主探索。
某些形式的压迫，期待并造就这样的结果：他们压迫的目标人群被裹挟着，除了合作与感恩，别无选择。“距离主义”的意图，就恰恰在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美遵循它，但一定要屡败屡战。就是这注定失败的尝试，让社会确信我们认同着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处在需要做好、但永远也不够好的位置。塞缪尔·豪坚定地将我们排除在盲聋领域之外，因为它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失败。如果它的目标是成功地教育我们，那么它早就会拥抱我们所展现的丰富的触觉世界感知，并重视我们作为教师和领导者的价值。相反，“距离主义”是我们要遵守的首要条件，而要使距离主义煞有介事，教育领域的工作就需要既困难又昂贵，而不是简单而有效。
成年后的我们也会受到功能相似的干预服务。美国称这类服务者为“支持服务提供者”（译注：Support Service Providers, 以下简称“支持者”，为聋盲群体提供视觉及环境信息的专业人员）；英国则称为“交流指导员”（译注：Communicator Guides，以下简称“指导员”）。在加拿大，他们甚至懒得假装盲聋成人与儿童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干预者既为儿童服务，也为成人服务。
我并不是主张我们不需要明眼助理。毕竟我们的确生活在“距离主义”社会中，我们也无需排斥周围那些“读空气的人”。但“支持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却往往令我们窒息。这也是为什么自治权（autonomy）是“亲触运动”的主要关切。我在教“亲触语”时，喜欢把“autonomy”这个词分成三个部分，使其语义和拼写便于记忆：
AUTO：他们自然而然地（automatically）做了很多事——插手接管替我们做决定，以各种假设揣测我们。
NO：我们要对这种惯性行为说“不”（no）！
MY：我们要说“我的”（my）！——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自主做出决定。
我刚认识某些“支持者”时，她们就管我要购物清单了。她已经准备好全权代理，只需要我抓着购物车把手跟在一旁。她们往往会对我的行为感到困惑，因为我不提供购物清单，而是主动带领着她一起走向可以找到我想买的东西的位置。了解、学习我周围的世界，是我的责任。她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陪伴我，协助我更新这部分知识。她的工作并不是获取这本该属于我的知识。
有位“支持者”在身边还是有帮助的，但如何以及何时提供支持对我们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体验。不幸的是，大多数“支持者”、“指导员”和“干预者”项目都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距离主义”理念。这导致他们经常主导我们的生活，妄自揣测我们，把我们的白手杖推开，不让我们和周边世界接触，总是挡在我们与他人之间，而不是支持我们与他人建立直接交流，他们引导我们的方式，让我们与世界永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难怪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在我们内部聚会、会议、休闲时，他们的“距离主义”理念一展无遗，丑陋且不自知。过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人被分配一位“支持者”。他们非但不辅助我们彼此联系，反而成为与我们交谈最多的人。他们的存在，织出一张“距离主义”的网，将我们分开，或者更难找到彼此。他们还会破坏我们聚作一团、用触觉共同交流、感知的时机。有位朋友和我分享他参加了一场瑜伽活动的经历，发生在一个很受欢迎的为我们提供社群服务的休闲中心里：这位瑜伽老师是我们一位社群伙伴，她想让学员们以“亲触”的方式来做瑜伽。一开始，大家很开心地聚作一团，互帮互助、传递信息。但这场面似乎有点混乱，某个“支持者”忍不住上前干预、纠正她“客户”的动作。“这动作不是那样做的，应该这样”。很快其他“支持者”也纷纷走上前来干预了。没过多久，所有人以一条完美的直线排开，每个人和ta的“支持者”成对站好，保持距离。
就算我们摆脱了这群讨厌的“干预者”，“距离主义”仍以白手杖的形式与我们如影随形。没错，我爱我的手杖，但它也是头几个让我意识到不对劲的事物之一。这对我们当下的讨论意味着：一旦我们觉得需要手杖，就已经进入了“距离主义”的领地。我们的长期目标之一应该是拿回我们的领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得以放下手杖，因为环境的设计做到了能让人安全、无障碍和体面地去碰触和摸索。
至于公共出行，我们仍需发问：为什么要给我们白手杖？定向行走训练师（译注：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Specialist，或称定向行动训练专业人员，主要为视障者提供行走相关的技能培训服务。）如同咒语一般不断重复的三个词是“独立”、“自由”和“安全”。我们的伙伴罗伯特·西尔维奇（Robert Sirvage）指出，在美国手语中，这三个词的打法是一样的。我们手腕交叉着，像挣脱手铐一样逐渐分开。这个动作是“自由”，又是“独立”和“安全”。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想法是“距离主义“的终极幻想。我们置身于与世隔绝的两人泡泡之中，只有一个干预者在旁，引导我们，替我们说话，向我们解释这个世界，这还不算“距离主义”的最优方案。它最想实现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独自活在这样的泡泡中。
白手杖让我们得以独自出行、去到远方，但同时也隔绝着我们直接和世界建立联系的可能。这个魔杖为我们建造泡泡，让我们漂浮其中。明眼定向行走训练师总是一对一训练我们，围着我们转啊转，确保泡泡越来越厚。他们喜欢先侦测好一个地方，找到去那里的路，然后再把我们带去，说，“直走，走到马路牙边，然后转四十五度角，再直走，直到栏杆前。”这套行动守则，充斥着标准化的转弯和航行，直到我们撞上什么，然后再转下一个弯。
教育界还没做好接受任何盲聋教师的准备，因为他们坚信，我们无法教会彼此如何行动。没错——我们确实无法教会彼此如何在他们那贫瘠荒凉、又无意义的模式下行动。这模式为我们定下的唯一目标，只有“在道路中间以直线行走”。他们不过是希望我们给世界带来的干扰越小越好。讽刺的是，视人们在路上碰到我们的白手杖时，纷纷像红海一样分开，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得以“在道路中间以直线行走”了。真好笑啊，如果所有人都这样逃离我，我又如何能接触到任何人呢？
他们将我们置于泡泡中，而这泡泡有时厚如坦克。数不清有多少次，当我在靠近另一位盲聋朋友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这是在打扰他们乘着坦克、喷气前进呀！他们时常一手握着盲杖，一手握着别的什么，我只得等待他们从坦克一般的泡泡中抽身，才能和他们交流。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泡泡变得尽可能轻薄，让它在任何有可能与他人连结的时候，瞬间破裂。这意味着我要找到合适的手杖：一根玻璃纤维制作的轻薄手杖。它轻如铅笔，一根仅需我两只手指就能握住的铅笔。不是坦克，而是一根细细的触须，有时向前，有时夹在我腋下、拖在我身后，让我可以用双手向前探索着。
我喜爱的出行模式之一，是与他人共同导航，尤其是与一位盲聋朋友一起。我同意罗伯特的建议——我们需要以盲聋社群为本的出行方法。这和康复系统的逻辑背道而驰，因为康复系统是“距离主义”里程碑——该逻辑以一对一指导为基础，有效地将我们孤立，并告诉我们，我们是残缺的，急需补救。
在继续讨论“距离主义”之前，让我们再读一下那段教科书前言：
“同时失去视觉与听觉，是目前人类所知最严重的身体障碍之一。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残障夺走了人体最主要的两种感官，而我们主要通过它们来获取所处世界的认知与信息。它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交流的有效性与行动的自由，这些都对于全面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终极讽刺是，这段话出自一位盲聋人，已故的罗伯特·J·斯密达斯（译注：美国当代著名盲聋教师、活动家、作家）。很多明眼听人表达过同样的态度，但“距离主义”实在是无孔不入，连我们自己都内化了这套逻辑。海伦·凯勒认为，我们“被禁锢在黑暗与无声的双重牢笼”中，并称我们为“地球上最孤单的人”。这是她的胡思乱想；不过，我们确实体验到了字面意义上的边缘感，包括现实空间中的上的边缘。
我们在自己身上觉察到了“距离主义”的影子其实是件好事。它证明了“距离主义”是多么严重、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弊病。我们的姐妹，了不起的杰莉卡·努乔（Jelica Nuccio）和 aj 格兰达（aj granda）在发起“亲触运动”时，我们就知道这将是历史性的时刻。现在，当我们认识到“距离主义”的极大危害，她们的成就也就显得愈发伟大了。
好好想想吧，这座星球上生活着数十亿人，所有人都认为要过上完整、正常的生活，就必须要有听力和视力。数十亿人都认为盲聋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命运。数十亿美金，被用来追寻医学治疗所带来的希望。“距离主义”这个老狐狸，通过远程控制的咒语，将整个世界玩弄于手中。
我们来自西雅图的姐妹们却有勇气站出来有力地宣告着：还有属于盲聋的方式；除视听能力之外的方式；我们真正需要的唯一治愈方式就是彼此。你感觉到了吗，世界震颤着，因为它终将崩塌并重新凝聚在一起吗？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约翰·李·克拉克简要介绍了“亲触”（Protactile）的概念，以下为作者口吻：
我对于亲触的定义主要为三个相互交叉的概念：
行动（MOVEMENT）。这是一场由盲聋者领导的行动，意图对这世界提出更多要求并改变它，同时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行动，创建我们自己的空间，并欢迎他人进入。亲触哲学认为，视听能力并不是人们生活、发展的必须。
实践（PRACTICES）。为践行亲触哲学，我们正发掘我们想要如何生活、学习、探索、创建不同的空间。这一过程要求我们挑战并摒弃视人社会所建立的众多规范与价值观。
语言（LANGUAGES）。如果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以上所提到的皆无法实现。我们的语言早已超越语言本身，迅速成为一种全新的模态（modality）。它的特点包括使用我们的“语言四只手”（four linguistic hands）——说话者的双手与接收者的双手；使用接触空间（contact space）或接收者的身体；使用轻拍（taps）、按压（presses）、掐挤（squeezes）、划线（lines traced）等动作。
本文受约翰·李·克拉克本人授权翻译传播。Translated and excerpted from Touching the Future: Essays by John Lee Clark. Copyright © 2023 by John Lee Clark.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介绍
约翰·李·克拉克（John Lee Clark）是一位盲聋诗人，散文家，历史学者，译者，“亲触语”教育家。他的最新著作有《如何沟通：一部诗集》（How to Communicate: Poems）、《触碰未来：散文集中的宣言》（Touch the Future: A Manifesto in Essays），前者获得明尼苏达图书奖，并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他与他的伴侣，艺术家安德里亚·克拉克（Adrean Clark）、他们的三个孩子、两只猫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定居。
译校者介绍
心澈，一只乌贼。
Raffia，猫咪按摩师，见习“同航人”。
子皓，亲触语入门中。
Raffia
在鹿特丹的一次盲聋聚会结束后，我协助匆匆赶路的E一起走了一段路，他给我看手机里每日行走的公里数，平均都在7千米以上。我说我也喜欢散步，那有空一块走吧。E左手轻搭在我的右肩上，在不熟悉的地方会用右手握着的盲杖敏捷地探寻着前方的地面。我的高度和方向稍有变化，他就会跟着移动。E步速飞快，所以每次一起散步，我都觉得肩上几乎有个发动机，兴奋地推动着我。E走得开心会伸出舌头，我也学着这么做，多了一种新的方式感受风。
我们的交流，因为没有双方都可以流利表达的语言，混杂了美国手语、国际手语、荷兰手语、我不小心混进去的一些中国手语、还结合亲触语、英语打字。像了解聋人的人都知道聋人是交流的专家，E也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多语者。他从去年开始学习轮滑，养了一只猫，热爱自拍，在用多邻国学英语，而他如此鲜活生活的样子依然被海伦凯勒对盲聋人的塑造——“被禁锢在黑暗与无声的双重牢笼中”——遮盖着。
克拉克所描述的很多场景，也是我在荷兰作为同航人（co-navigator）亲身经历的。我称自己为“同航人”，因为我更相信这个定位所承载的关系。但在荷兰这个协助聋盲人士的工作，实际上叫作“监督者”（begeleider），名字中也不难看出被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在我参加过的盲聋协会的聚会上，会出现文中所提及的场面——译员和监督者们横亘在盲聋伙伴之间，隔着桌椅，“帮助”TA们，不被“帮助”的时候，盲聋人就坐着等待；服务盲聋人的机构并不了解盲聋文化，会问出类似“为什么不干脆帮她在网上超市购物呢”的问题；“破例”允许盲聋人健身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将盲聋者看为潜在的安全危机；因为不知道“盲聋”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觉得能用手机的盲聋人是在装盲的行政工作人员等等。这些都是“距离主义”的直接体现。
学习“共同导航”，是我试着和盲聋朋友们一块儿打破“距离主义”的实践之一。“同航人”也是本文作者克拉克提出的一个概念， “共同导航”意味着导航者并不只由明眼人担当，盲聋者也是导航者，TA们的生活经验是共同导航的基础。克拉克也直接地点明，“同航人”要做的不是干预或去想当然地支持，而是加入盲聋者的生态，协助TA们以自身经验塑造世界。（译注：详见克拉克新书《触碰未来》中的论文“共同导航”。）
朋友S也是一个这样每天都在塑造自己世界的人。我们认识之后，她说：“你要不要为我工作？我白天要工作，晚上才能去健身房，但很少有人愿意晚上工作。”所以，可以说我是S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同航人”。她引导我穿过社区：禁用谷歌地图，我得跟着她手上的指示走，学习用触摸标记方向。她极力要求为她提供盲聋支持的机构雇佣我，说服TA们我虽然不会荷兰手语，但可以用国际手语和她很好地交流，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我们走啊走，我学习如何更好地作为一个整体移动，这个新身体有时更宽，有时更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身体。刚开始一块行走时，我因为没预估好宽度而让她不小心撞到了停靠的自行车，感到很抱歉，她则很无所谓地对自行车提出批评说：“嘿你就这么随心所欲在这一横，可真淘气！”
在这些行走中，我感受到道路是如何不断地上下颠簸、突然中断、变成楼梯、电线杆或胡乱停放的自行车。无障碍在外部不断失效的时候，我们调侃着这些失效，然后继续行进。在这些行走中，有时候我成为一只猫、一袋洋葱，或一朵花的延展，让S的手和它们相连。这是我很希望能流利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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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8 21:55:34
如果你查阅全球各地的教学大纲，会发现大多数民族志方法论课程都聚焦于传授具体技能——如何观察、如何访谈、如何做好田野笔记，却很少有方法论训练会留出空间来思考田野工作应该如何适应研究者的个人生活状况——可能的残障、照顾家人的责任，亦或其他政治经济限制。如果你是博士生，学院、基金评审人、出版编辑依然希望你能不间断地开展“长期”田野工作。然而这样的期望在你进入学院后，亦或生活遭逢变故时，都不再现实。
向来是环境决定方法，而非方法决定环境。过去数十年来，世界/田野的变化不断重塑着民族志工作者进入田野的方式，然而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如何受到研究者生活与劳动处境的影响，却鲜有深入探讨。随着许多田野计划因新冠的肆虐而遭到搁浅，人类学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打破田野的陈规，让研究中的干扰和缝隙转化为方法论创新的起点。2020年中，莱斯大学的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与曼彻斯特大学的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共同发起了“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研究与教学计划，旨在开拓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论，邀请我们重新反思何谓田野，如何工作。
本期刊出“教与学·拼布民族志”系列第一篇，发表在文化人类学网站上的《拼布民族志宣言》，未来还将推出三位作者的拼布民族志访谈，以及拼布民族志教学大纲。不确定时代的“田野工作”有怎样的样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或其他相关资源~
原文作者 /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原文发布 / 文化人类学网站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6月9日
编译 / 安孟竹
图源：原文网址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a-manifesto-for-patchwork-ethnography。Diane Helentjaris提供
即便是在新冠大流行到来之前，“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也早已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以来，民族志工作者们一直在对田野工作的陈规旧俗提出质疑——包括“田野”与“家”的分离，田野工作者随时待命、无所不能的（男性主义）性别假设，以及人类学对苦难主体的偏好（Anjaria & Anjaria，2020；Robbins，2013)。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劳动处境、人类学的“女性化”、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期待、环境的考量，以及人类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和解殖批判，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田野工作究竟还能否等同于一个需要在遥远之地度过一年乃至更久的过程。家庭的责任，脆弱的处境，其他被隐藏、被污名的或难以启齿的因素，以及当下的Covid-19【原文发布时间为2020年】，都让许多学者难以、或压根无法亲身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新冠大流行让许多田野工作计划泡汤了，能否继续开展同样的民族志研究，前景也不甚明朗。越来越多的医疗专家和观察家认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长期田野工作或许已变得不再可能。
虽然民族志工作者一直在通过线上研究、多点田野、自我民族志等方法，以及通过关注流动的、熟悉的或本身就是专家的研究对象，来适应田野工作的种种挑战（Harrison 1991；Marcus 1995；Gupta and Ferguson 1997；Amit 2000；Burawoy 2000；Faubion 2009；Faubion and Marcus 2009；Nagar 2014；Papacharissi 2015；Huang 2016），但这些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需求。很少有民族志工作者关注民族志实践如何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专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多重责任所重塑——这些责任包括从育儿、健康问题到财务、环境、政治和时间的约束；从“家庭”中的关系承诺到特定研究对象的变动不居。
我们主张巩固人类学中已经出现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出于必要的需求，但仍在黑箱中运作。我们立足于女性主义和解殖理论长期以来关于个人与专业、理论与方法在研究中相互交织的主张。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已经女性化，但研究与家庭生活仍都保持着性别化的分工，能够进行理论生产的（女性）家务劳动往往被抹杀（Ahmed，2006）；健全中心主义的预设支撑着学术生产力，心理健康影响着研究和写作（Pollard，2009；Cvetkovich，2013；Pinto，2014；Johnson，2016；Platzer and Allison 2018）；额外的服务需求不成比例地落在性少数和少数族裔教职员工身上（Ahmed 2012；Matthew 2016）；家庭生活与高校生活之间的摩擦妨碍了工作效率（Bothwell 2018；Lundquist and Misra 2015）；紧张的政治气候以及令人反感的终身教职和晋升准则贬低了公共人类学和行动人类学的价值（McGranahan 2006）。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但它们并没有明确关注人类学家如何对方法和认识论进行创新，以应对亲密的、个人的、政治或物质层面的种种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构思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论和理论路径，我们称之为“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拼布民族志的起点在于承认“家”和“田野”的重新组合现已成为必要——面对当前的新冠大流行病更是如此。我们所说的“拼布民族志”是指围绕短期田野考察设计的民族志规程，使用零碎但严谨的数据，以及其他抵制出版发表过程中所要求的固定性、整体性和确定性的创新之举。拼布民族志并不是指一次性的、短期的、工具式的旅行和顾问式的关系，而是一种保持长期承诺、流利语言能力、充足的背景知识和慢思考的研究方式，这些正是所谓传统田野工作的特质（Faubion，2009 ；Pigg，2013 ；Adams、Burke & Whitmarsh，2014）；同时这种研究还充分关注到不断变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何深刻且不可逆转地改变着知识生产。拼布民族志不是为了提高学术产量而找的借口。相反，它是一种有效的、但也更温和友好的研究方式，因为它拓展了我们可以接受的材料、工具和分析对象。
2021年初，在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们将汇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长、工作生活条件各异的人类学家，在解殖理论和女性主义洞见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我们不会将研究者面临的多重责任/承诺视为制约，而是要反思在研究者这些生活和工作的承诺之中、以及通过这些承诺产生了怎样的知识和方法。拼布民族志在方法论上的创新重新定义了何谓研究——它应当是与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包含差距、限制、片面、和多元承诺进行的合作，而不是在与之对抗（Haraway 1988; Cerwonka and Malkki 2007）。
我们检视了民族志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并追问我们所面临的新型现实是如何对各个阶段进行重塑的。首先，我们必须如何重新认识“前往”田野这一概念？当研究人员面临个人的、经济的和政治上的限制时，他们如何构思田野地点与田野考察？我们如何确保田野考察能够成行？当旅行无法实现时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压力如何重新定义“家”和“田野”？作为民族志工作者，我们的首要目标究竟是“去面对彻底未知的世界……使其变得可以理解（这的确是可能的）”（Howell 2017, 18），还是说，拼布民族志可以提供什么其他的东西？其次，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当长期田野调查变得不再可能，是否需要适应新形式的“在场”：在短时间内或远程进行研究有哪些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发展和维护关系？如何面对研究结果中的空白？第三，我们的生活和各种责任承诺如何要求以新方式收集数据：当我们以片段的、拼布式的方式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如暴力冲突空间或跨国移民路径）本身就是由碎片、空白和缺失构成时，我们会构建怎样的新档案？怎样的分析和表征方式能够适应而非回避这些困局？第四，拼布民族志的方法如何重新思考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时间性？典型的写作模式假定研究者遵循线性时间轴。然而，迫于出版压力，如今许多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之中就已然开始构想分析（Cerwonka and Malkki，2007）。这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最后，新自由主义紧缩和劳动力限制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教学和行政责任，也造就了不断变化的“知识的政治经济”（Nagar，2014），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调整自身进行新的参与、做出新的承诺？我们该为学生和其他对拼布民族志方法感兴趣的人提供怎样的榜样或模板？
拼布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以承认和适应研究者生活的复杂性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变革的是人类学知识本身。拼布民族志帮助我们重塑了何谓知识、何谓研究，以及我们如何转化那些被视为“限制”和“约束”的事物，从其出发开辟新洞见。我们希望这一举措能为那些即将开始研究项目的人，或其他因个人、经济或现实原因而觉得自己的研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人，提供一个方法论框架和一副理论铠甲。拼布民族志并不通过要求更高的生产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相反，它试图通过消除预先给定的范畴、抹去我们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之间的界限来重塑这个世界。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我们将拼布民族志作为一种资源提供给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莱斯大学能源文化梅隆-索耶博士后研究员（2012-2013）、哥伦比亚大学 ACLS 新教师研究员和讲师（2013-2016）以及亚利桑那大学中东与北非研究助理教授（2016-2019），目前任莱斯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沙漠中的飞船：阿布扎比的能源、气候变化和城市设计》（Spaceship in the Desert: Energy,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Design in Abu Dhabi》（杜克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主要关注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是一位医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印属克什米尔地区和整个南亚的暴力、医学、精神病和政治等问题。她在克什米尔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探索了精神病学和人道主义关怀空间如何对抗、以及如何成为更广泛的暴力和占领政治的缩影。瓦尔玛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的课程包括全球健康与不平等、医学与心理人类学、人道主义、冲突与健康、情感与情绪。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2013-2014 年在耶鲁大学跨亚洲项目担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目前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她著有《合而为一：缅甸一个日本非政府组织中的宗教、发展和环保主义》（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她一直从学术和实践两个角度继续关注国际援助工作，目前的研究项目主要关注日本和智利之间围绕备灾开展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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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5 01:27:40
《中土人》一文出自巴西记者、作家埃利安·布鲁姆（Eliane Brum）在2004年的非虚构写作，收录于英译文集The Collector of Leftover Souls: Field Notes on Brazil’s Everyday Insurrections（Diane Whitty译, Graywolf, 2019），台版名为《剩餘靈魂的收藏者：巴西日常革命的田野筆記》（沈維君、列蒙譯，遠足文化，2021），其中故事篇篇精彩。
埃利安·布鲁姆作为国际知名的巴西报道记者，曾多年为巴西《零点报》（Zero Hora）、《时代》（Época）杂志的报道记者，也为西班牙《国家报》、英国《卫报》等撰稿，获得了众多新闻报道类奖项，包括西班牙国王奖、美联社美洲奖、巴西雅布提新闻报道奖等。她坚持每日在推特上发问：“谁下令杀害了马里耶勒？”（Marielle Franco，巴西左翼政党人士，身前为里约市州议员，于2018年3月14日被枪杀，是推动巴西近年黑人运动的重要记忆点之一），迄今已2000多天。
2017年，为了站在气候和生态变化的前线报道，布鲁姆同丈夫，《卫报》国际环境编辑乔纳森·沃兹（Jonathan Watts）一道从圣保罗市移居到了亚马孙森林深处的城市阿尔塔米拉（Altamira），因备受争议的贝罗蒙特大坝修建而让辛古河沿岸生态被严重摧毁的地方。2022年，他们与新闻同道创建了葡、西、英三语的亚马孙环境新闻平台Sumaúma（美洲木棉，许多美洲神话里的圣树），一个“来自世界中心的新闻平台”。这期间的经历和报道收录于她的最新文集《涡旋螺旋：作为世界中心的亚马孙》（Banzeiro Òkòtó: The Amazon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Graywolf, 2023，葡文版于两年前推出）。
辛古河谷的中土如今成为一处国际环境/气候运动的象征地，阿尔塔米拉城即为距其最近的城镇。同环境抵抗的前线见证人重回森林相似又不同，文中的“中土人/中土民族”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原住民，实际是二战期间在国家资本的扩张下被任意地缱派又遗弃在森林的劳工后裔，在与真正的原住民发生冲突后，后裔们重新过上了森林里那简单又隔绝的生活，数代后又被另一波“掠夺者”所“发现”。
本文为“巴西原住民视角”系列译文，该系列将陆续推出当下巴西社会中的原住民叙事，以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的故事，来打开文明的茧房。从星球视角来看，而今地球命运的中心，应属亚马孙雨林，这块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这片关乎所有生命的奇迹和命运的地方，在全球资本扩张暴力和仍为严峻的政治现实下，一步步被推向毁灭的临界点。巴西原住民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高涨，走在抵抗的前沿。由森林孕育出来，总在承受最骇闻暴力的人们，拥有对环境和危险最敏锐的感知，同时承载了历史的受难与诗性正义。在各地的生活和抗争中，原住民既面临着当下所有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又打开了这些问题，为我们敞开了另外的人类存在、另外的世界，并向我们投来联结的目光——我们，从来都是地球上的原住民。
由此，本系列也体现了世界人类学的视角与关照，正如蒂姆·英戈尔德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这个世界并非同质宇宙，而是充满了各种情状与可能性的多重宇宙。
原文作者 / 埃利安·布鲁姆（Eliane Brum）
原文出处 / 2004年10月4日《时代》
翻译 / 黄雪桦
特约编校 / 周星月
编辑 / 王菁
01
中土人
雷蒙多·诺纳托·达席尔瓦（Raimundo Nonato da Silva，名字来自西班牙圣人Raymond Nonnatus，全名词意可为“劝诫守护·未生·来自·森林”）不知道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是谁。这两位达席尔瓦中，后者是巴西总统，前者则是一个没有总统管辖的巴西人，是广阔天地中的自由身。
雷蒙多生活在一个在巴西本土都鲜为人知的国度，那里大多数男人都叫雷蒙多。这个共和国位于亚马孙河流域中央，所属区域的名字听起来像出自于J.R.R.托尔金的神话宇宙——中土（Terra do Meio/Middle Earth）。这是一个隐形的国度，因为其中99%的居民都没有出生证明或身份证件。从官方角度来说，雷蒙多们和雷蒙达们（Raimundas，女性名）并不存在。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坚持着自己的存在，羞怯于笨拙且矛盾的言词。他们是文盲，或用他们的话说，是“瞎子”。他们从未投过票，因为魂灵只有在世界末日的前夕才会成为选民，在末日之后居留。中土人可能在被官方国家注意到之前就消失了。他们住在森林，像森林一样，融于森林，是濒临灭绝的物种。
中土人是“橡胶士兵”（arigós）的后裔，“橡胶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政府从巴西东北部拉到森林深处。他们在那里定居繁衍，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到两百人的单一族群，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中纠缠不清。他们就像印第安人在接触所谓的文明之前一样生活。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他们以森林所赐为食，而森林也慷慨送赠：冬天是巴西坚果；全年都有野味、鱼、苦配巴树（copaiba）油和酸渣树（andiroba）油。
如果不是被所谓的“土地掠夺者”（grileiros）发现，他们会在这个没有货币的国家就这么生活下去。作为熟悉亚马孙的饕餮大鳄，“土地掠夺者”派来了枪手，带着武器和许可证进行杀戮。这些人挥舞着从腐败的公证处和政府机构那伪造而来的地契，宣称自己拥有数千英亩、甚至数百万英亩的森林。他们远不如表现出来的身份那么简单，其中大多数人住在巴西南部、东南部或中西部的大城市里，借他人出面犯罪，而自己则精细打扮到指尖，光鲜地参加古典音乐会。
像在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Pedro Álvares Cabral）的时代一样，“土地掠夺者”的代表首先给了雷蒙多们一些小玩意——这回是一把巴西雷亚尔，好让他们离开森林。随后，对他们亮出猎枪枪管。如今中土人已被打上死亡标记。仅凭一个人，塞西利奥·多雷戈·阿尔梅达（Cecílio do Rego Almeida），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板，也是巴西为数不多的知名土地掠夺者之一，正在法庭上争夺一块土地，其面积可能超过1700万英亩，相当于荷兰和比利时的国土面积总和。如果他赢了官司，将会迫使所有的中土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官司在历时多年后以撤销C.R.阿尔梅达公司的地契，土地被认为公有而结案】。
雷蒙多·贝尔米罗（Raimundo Belmiro）说：“他们要把我从这里赶走，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枪指着我的头。”39岁的雷蒙多是9个孩子的父亲，也是族群领袖之一。他沉默寡言，却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无所畏惧。“有一天我从森林里回来，外面的人进了我家。后来其他人也来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森林。我拒绝了他们以3500美元买地的交易。接着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家涌来，坐着小型机动独木舟拉贝塔（rabetas）过河，上面满载着武装枪手。他们有精良的速射武器，不像我，只有用了23年的猎枪。他们想吓唬我，确实也这么干了。我已经被打上了死亡标记。”
那天早上，雷蒙多和他的家人醒来时已经没有东西可吃了。大家散开从不同方向进入灌木丛中寻找食物。不到中午，13岁的费尔南多就抓到了一只超过650磅的貘，而14岁的弗朗西斯科则带回了两只山雀。雷蒙多解释说：“这就是森林，什么都有，物产丰富。这也是我被盯上的原因，但我要留下来。”
02
雷蒙多们的国度
雷蒙多的故事是希科·门德斯（Chico Mendes）故事的重演，后者因一场已被预言却无人阻止的谋杀而成为国家英雄。然而雷蒙多的世界却藏在森林更深处。中土占地近2000万英亩，为保护亚马孙提供了最后的一线机会。该地区位于帕拉州，因其位于欣古河和伊里里河（Iriri）之间而得名。在原住民领地和国家森林的包围下，中土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一直保护着它不被破坏——官方的破坏是无数次掠夺性的占领丛林的尝试，以军政府尤甚；私人的破坏则是打着企业家幌子的掠夺者施行的，他们用“农业综合企业”这种华丽辞藻来包装破坏行为。许多人都声称自己拥有这片无人区。
上世纪90年代，土地掠夺者通过偷猎活动加强了对森林边界的侵扰。十年后，铺设跨亚马孙公路和库亚巴-圣塔伦（Cuiabá-Santarém）跨州公路的相关新闻加剧了压力。在东南方向，欣古河畔圣费利斯（São Félix do Xingu）城镇周围已经变成了蛮荒西部。大多数奴役、非法伐木和土地纠纷引起的死亡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素材。东北边界上的阿尔塔米拉城则是入侵的口子，经此的入侵迅速扩张。而在西北方向，安弗里西奥小河（Riozinho do Anfrísio）岸边，整个雷蒙多族群都住在这，每家之间相距甚远，坐独木舟得走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河流的名字来自安弗里西奥·努内斯（Anfrísio Nunes），他出身塞尔吉培州（Sergipe），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受政府批准开发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资源。他的后代同样宣称拥有这片土地。“为了沿着小河割胶，安弗里西奥从东北部带来了超过两百个‘橡胶士兵’家庭”，74岁的维森西亚·梅雷莱斯·努内斯（Vicencia Meirelles Nunes）如是说，她是安弗里西奥的继女，同时也是他的儿媳。“那时印第安人摧毁了‘橡胶士兵’的整个群体。安弗里西奥抚养了18个亲人被卡亚波人（Caiapó）或阿拉拉人（Arara）屠戮的孤儿。”
这些雷蒙多都是“橡胶士兵”的后裔。一旦橡胶不再有利可图，他们就被留在这自生自灭。他们的命运早就定格在帕拉州建立之前，没有学校教育、医疗保障，也没有出生证明。他们不想占有森林，只想在这里生活。他们的世界观里，并没有筑起的藩篱。
03
埃尔库拉诺的旅程
为了向巴西政府展示族人的存在，一个名叫埃尔库拉诺·波尔图（Herculano Porto）的60岁瘦小男人被推选出来，前往阿尔塔米拉。作为唯一拥有文件证明的户主，这个侧面像鸟、眼睛像猫的男人，是唯一适合踏上旅程的中土人，也就成为了族群的族长。在划了一天的独木舟后，他来到了安弗里西奥小河河口，在那换乘摩托艇。路上他遇到了一头正在过河的美洲豹，他说，“我们以为它是一头鹿，就把船开了过去。”
埃尔库拉诺启程回去的日子恰好是9月7日，巴西独立日。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带回两个足球和一张由天主教会牧地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文件里，他们族群请求联邦政府设立一个采掘保护区。在请愿书的底部，族人必须按下拇指印作为签名。
埃尔库拉诺要回到他的国度，只能乘船渡过长达204英里的水路。直到几天后，他的传奇旅途才会在一条蜿蜒通向内陆的河流尽头画上句号。和欣古河分流后，伊里里河穿过迷宫般的岩石深入中土地区。旅人必须从一条急流出来后逆流而上，用绳子把船放到下一条急流中，如此闯过六条急流。这项任务把他们的手撕得鲜血直流。
熟谙水性的埃尔库拉诺并不畏惧河流中的艰难险阻，唯一让他烦恼的是船夫贝内迪托·多斯桑托斯（Benedito dos Santos）的劝告。贝内迪托62年来都在亚马孙地区当割胶工、矿工、皮条客、美洲豹猎人和雇佣枪手。在他所说的故事里，没有几个人能活下来。“我在这亚马孙地区为大鳄们赶走过很多人。用暴力处理起来容易极了。这种事情一遍遍上演，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原住民能获得胜利。这个世界永远都会为土地而争斗。”他讲着故事驾船顺水而下。“嘿伙计，在他们把你扔出去之前就赶快把地卖了吧！”埃尔库拉诺闻言微微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没有牙齿但满是决绝的笑容。
在旱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乘船到埃尔库拉诺的国度入口要花上七天。旅人通常不得不沿着更难走的水域扎营数周，直到可以过河。一路上，像埃尔库拉诺这样的人会在河流和林地中寻找食物，特别是一种名为“黄头侧颈龟”（tracajá）的乌龟。森林就是他们的餐厅。
白天快要结束，太阳落山后，河底的岩石变得无形且致命，人们开始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餐。他们在水中洗澡，沿着河床慢慢拖动脚步，小心翼翼地不踩到有毒刺的鳐鱼。在几码以外，凯门鳄如同闪光灯般的双眼向外张望，等待着某个疏忽的人冒险走近。埃尔库拉诺和他的族人并不会冒这样的险。他们属于这个世界，有着天生的本领。他们把吊床绑在树上，舒展开来，度过伴着沙沙声响入睡的夜晚。
在这些夜晚的后半夜，森林的静谧是由噪声组成的。埃尔库拉诺·波尔图知道每一种声响的名字，他对整片森林都了然于心。林中的动物并不会攻击人。由于生态系统仍然维持平衡，每种动物都有食物。而人类是捕食者，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连美洲豹都不会挑战人类。在水中，只有水蟒像来自近乎末日的世界的生物一样，会吞吃人类。就在埃尔库阿诺走过这段特殊的旅途后不久，其中一条蟒蛇杀死了一个外出游泳的人，它碾碎了那个人的骨头，把他整个吞掉。
正当埃尔库阿诺在原始世界的河流中穿行，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瓦尔吉尼亚市（Varginha）的索法赞达（Sofazenda）房产中介公司在网上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埃尔库拉诺的部分土地。这则广告宣称安弗里西奥小河有许多奇景：“数十种硬木矗立在满是桃花心木的茂密森林中”，还有“大量矿石、锡石、黄金、钻石等矿藏”。当联系到房产经纪阿尔达米尔·伦诺·平托（Aldamir Rennó Pinto）时，他解释说，“因为有事耽搁”，该土地已经从他们的出售目录中删除。他提供了另一块面积为95万英亩的土地，售价900万美元。“事实上，那块土地就在我现在给你的这块土地里面。它属安弗里西奥·努内斯的继承人所有，我已经拿到了产权，一切都很顺利。”
目不识丁的埃尔库阿诺，用他按下的指印来抗击控制网络下的土地掠夺。当他终于回到家时，他发现自己的巴西坚果林已被夷为平地，就剩没砍掉最大的几棵树，而后放把火。对埃尔库阿诺来说，一片坚果林承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几乎是人命运的映照。
同样被打上死亡标记的埃尔库拉诺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当这份带有他的族人指印的文件最终交到官方国家、到首都巴西利亚时，那里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冒险之旅有多么漫长。
04
灵魂之争
在入侵者到来之前，中土没有货币也能正常运转。后来，土地掠夺者带来了货币和贪婪，穿透了灵魂的裂缝，分化出不和谐。弗朗西斯科·多斯桑托斯（Francisco dos Santos）是最熟悉河流及其万千变化的人，也是第一个受诱惑的人。桑托斯化名希科·普雷托（Chico Preto），以每天7美元的价格出卖自己，带着工人和枪手进出安弗里西奥小河地区。希科称，“我为保护区而战，但他们按时结账，而在这里很难通过其他方式赚钱”，“他们令人愉快，热心助人，甚至看起来不像会杀人”。
希科的继子也叫雷蒙多，他成了一个名叫戈亚诺（Goiano）的土地掠夺者的左膀右臂，因他犯下的暴行而臭名昭著。在河口处，他用广播警告来到这里的陌生人。这位唱反调的雷蒙多说：“最好把地卖掉，因为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夺走土地，然后把我们两手空空地踢出去”。
土地掠夺者利用政府的忽视，提供国家没有提供的东西。“我想要改善这些人的生活，建学校建诊所。我确保他们能用上小汽车，”埃德米尔森·特谢拉·皮雷斯（Edmilson Teixeira Pires）说，他自称拥有几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他已经在跨亚马孙公路插建了一段路，在那里建起了不止一所房子，带去几十名工人。他没能把路修到河边，完全是因为他被路易斯·奥古斯托·孔拉多（Luiz Augusto Conrado）挡住了路。孔拉多因为从婴儿时期就有的那绺灰白头发而得名 “条纹”（Manchinha），他警告道“你们可以立刻退回去。你们这些家伙别想踏上我的土地”。
“条纹”很熟悉这些大鳄表现出来的爱心。在与来自安弗里西奥小河地区的助产士弗朗辛妮德（Francineide）结婚之前，他在帕拉州的大型农场和牧场做了十多年的奴隶，后来在裸山（Serra Pelada）做矿工。他什么都见过，除了足以改变他命运的黄金。他很了解自己对抗着什么：“森林是穷人唯一的富庶之地。这人开始把我们围困起来，而我们需要巴西坚果、野味和鱼。他们一步步扼杀我们，因为他们在缩窄圈地范围。他们在这儿挖的路，只要有一条通到河里，我们和这片森林就完了。”
05
列为灭绝对象
如果入侵者得逞，森林将不复存在，346种树木、1398种脊椎动物、530种鱼类也将随之消失。这些品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内生的，只生长于中土地区。世界将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变得更加贫乏，而且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贫乏。除了失去数以千计的物种，地球上的人类族群也将减少。中土人是该族群的最后一批人，将和森林一样被消灭。在巴西的偏远地区，地理上的与世隔绝产生了一种堪称奢侈的无图像文化，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为雷蒙多们的土地。由于没有电视可看，这些人从不给自己的孩子取外国名人的名字，把迈克尔（Michael）转写成“麦孔”（Maicon），詹妮弗（Jennifer）转为“吉尼弗”（Dienifer），他们也没听说过若昂和玛丽亚这些现在在巴西其他地方很流行的名字。他们是圣雷蒙多·诺纳托（São Raimundo Nonato）的信徒。圣雷蒙多从死去的母亲的子宫中被拉出来，因此当他成为圣徒时，成了助产士的护佑者。他们的社会想象完全是靠耳朵拼凑起来的，其愿景来源于亚马孙国家广播电台播放的零碎内容，这是他们与巴西唯一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如何从听过但从未见过的动作中重塑足球比赛的方式。
“大罗”罗纳尔多和“小罗”罗纳尔迪尼奥是他们从未见识面目的偶像，两人的成就在每个雷蒙多的心中被重新诠释。足球是这些森林里的人获得巴西身份的方式。他们的身份建立于一个在水上市集（regatão）用440磅巴西坚果换来的足球之上，水上市集每年停靠六次，人们可以用当地产品换取城市的商品。
不知道总统卢拉是谁的巴西人雷蒙多·诺纳托·达席尔瓦有间抹灰篱笆墙房子，用棕榈叶做屋顶，对面就是足球场。每逢星期天，他的孩子们就用割胶刀换足球。他们就是在这个脏兮兮的公证处登记出生的。“能知道巴西总统的名字当然很好，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父亲说。
任何不熟悉雷蒙多生活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头脑不清。他是死在树林里的一个橡胶士兵的儿子，“我爸爸的名字叫祖扎（Zuza），姓泽（Zé）”。他自出生以来就一直过着无国籍的生活。他只知道河那边有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并莫名地把它想象成“一种运动”。对他来说，总统的名字真的不重要。国家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他的社会想象。巴西需要发现雷蒙多们，趁还未太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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