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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

2025-06-03 07:31:48

2018年，由不同身体能力伙伴组成的共生不错舞团在广州成立，此后，舞团通过工作坊、小剧场、舞会、舞酱等不同形式，邀请感兴趣的参与者平等共舞。本文源自舞蹈学研究者阿超对舞团团长释文一次访谈。阿超和释文算是“网友”，还未曾在线下谋面。这场两人线上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不仅是一场基于研究的交流，更像是一段关于生命、身体与存在意义的探寻。在2023年中英无障碍艺术论坛上，释文围绕“什么是障碍？”这一问题的分享和具身体验，为本次对话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残障研究学者塔尼娅·蒂奇科斯基（Tanya Titchkosky）在《可及性之问：残障、空间、意义》（The Question of Access: Disability, Space, Meaning）一书中指出，障碍并非某种静态的现实，而是在相遇、讲述与聆听中持续被建构的意义（Titchkosky, 2011）。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释文以细腻的洞察与真挚的分享，带阿超进入了身体、舞蹈和生活实践中的多重经验，并持续反思着“残障”与“自我价值”的多义性。

访谈的初始阶段，学术距离与个人情感交错其中。阿超始终在思考，如何在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互信和共鸣。过程中，阿超被释文姐的生命故事所深深吸引，并意识到理解和共鸣不在于是否有着相同的经历，而在于真诚聆听、回应、以一颗真诚的心去触碰另一颗心。随着释文姐故事的层层展开，“彼此看见、相互见证”的力量正在悄然生发——在倾听和互动中，她自我成长的步伐、内在的节奏与坚韧，不断在彼此的交流中激发出新的理解与共情。当阿超再次回顾、整理访谈文稿时，释文的故事唤起了彼此间对“见自己、见他人、见众生”的深刻理解。在这样开放而真诚的对话中，个体生命力的独特性得以彰显，残障经验所蕴含的复杂性与创造力被不断感知与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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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释文、阿超

校对 / 阿超

编录 / 子皓

“我终于敢看别人的眼睛”

阿超：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如何进入到舞蹈学习和实践当中？

释文：我2001年确诊类风湿，从发病到瘫痪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发展比较迅速。我刚开始没想到瘫痪会持续这么多年，当时想着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不能行动而已。之后我从一天一天的数着，到一年一年的数着，那段时间整个心情很低落，也越来越阴沉。身边的人跟我讲：你以后怎么办？要是瘫痪了，以后都走不了怎么办？还有瘫痪之后没有人要我等等之类的话。

瘫痪那年我才16岁。好像在我们从小的观念当中，比如瘫痪，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有人让我爸给我弄一个残疾证，我坚决不要，好像办了这个残疾证，我就像是被宣判了“死刑”一样，像在说我的整个人生都无望了。当时我感觉自己真的好惨，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老天爷怎么要这样对待我。有很多这样的比较消极和忧郁的情绪。

2004年时，我去了另一家医院。医生说，我已经是类风湿晚期，因为我有很多关节都已经严重变形，即便手术也无法恢复成一个“平常人”的身体。当医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都这样子了，好像活着没什么用。加上抑郁越来越严重，在2006年暑假吧，我有了一个自杀的行为。当痛感传来时，我想“我不能这样，我还这么年轻，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过，不能就这样死掉。”

然后，就开始一个自救的过程。向外界寻求治疗是一种出路。家人给我买了一些治疗类风湿和心理学相关的书，我也找到了医院，经历了从治疗到手术的过程。手术是能让我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手段，刚好有一个机会，但整个过程又很曲折。术后我右边的膝盖感染，又对我的精神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我在2002年左右瘫痪，2013年进行手术，到2014年出现感染，接着又持续治疗了好几年。我经历了多次手术，到了2016年，医生让我再准备十万元，这对我的身心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当时，由于整个治疗的过程花费了很多钱，我想要出去找一份工作。那时候我还拿着一个四角助行器来支撑自己，它比较稳固还可以防止摔倒。

正好那段时间，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恭明中心的一位同事。他给我发了2016年底的“合意融合艺术节”的相关信息，活动内容包括应用戏剧、共生舞、即兴音乐等。推文中提到，只要想参加，不需要有经验，只需要有一颗开放的心，想尝试都欢迎报名参加。

我纠结了几天之后，还是决定报名。活动刚开始的阶段，我会把助行器放在一边，自己慢慢走动。工作坊的伙伴们也帮助和保护我，当时就甩掉了助行器。这是一个为期三天的工作坊，第四天上午还有一场演出，我还做了一个主角。演出当天，忘记了是经过了一番怎样的挣扎后，我最终还是带着助行器上台去表演。结束后，我感到非常开心，尽管带着助行器，我仍完成了这一挑战，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整个人都感觉是一个挺好的状态。邀请我来恭明中心实习的同事，当时也是艺术项目的工作人员，他说：“我很期待你来参加共生舞。”我当时很疑惑：跳舞不是需要手脚都用上吗？我现在脚走成这个样子，手还要拿着助行器。等于我双手双脚都用不上，我怎么跳舞呢？我说：“我这样子可以跳舞吗？”他说“可以的，很期待你的参加。”

2017年，恭明中心推出了一个“导师培养计划”。当时，能够教授共生舞或类似形式舞蹈的老师只有丸仔。组织者也希望培养更多在融合领域有特长的导师，比如应用戏剧、共生舞、即兴音乐等都开始了招生。那一次我参加的是应用戏剧，因为我首先就把舞蹈最先排除，我觉得我跳不了舞。第二个排除的是音乐，我的手也弹不了乐器之类的。可能真的是一种缘分，由于当时报名应用戏剧的人数不足，就无法开班。那时候还有一位同事，是一个残障伙伴，她邀请我来做导师。

我纠结了半个月，因为我的家人并不想让我过来参加。毕竟，我在家里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都不需要我做。我妈妈担心我在外面无法独立生活，所以不愿意让我去广州。我当时和家人进行了很多沟通，最终还是决定报名。然而，由于应用戏剧人数不足，我也不想浪费报名费就回家。

在进一步沟通后，我和那位残障同事进行了交流，她是一位单手单脚的舞者，她说：“我都能跳得了舞，你也一样可以的”。她给了我很多鼓励，最终我报名了共生舞课程，就这样和共生舞结缘。让我觉得更加神奇的是，那个折腾了三年都没好的伤口，在参加共生舞后竟然“不治而愈”，虽然丸仔和我的主刀医生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共生舞从圆圈开始，也在圆圈中结束。第一天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从一个相互了解的圆圈舞开始。我们先邀请对方，比如我邀请你并和你交换位置，坐到你的位置上，然后你再邀请下一位伙伴，和他交换位置，就这样轮流进行着。我坐在那里感到非常紧张，心里想着“千万不要有人来找我”，但还是有人邀请了我。当我被邀请时，就感觉很尴尬，因为我走起来是很慢很慢的步伐，从我的位置走到另一个人的位置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只是交换位置，后来就是从圆圈出来后在中间做一个动作，然后大家依次做动作，有一些循序渐进的引导。在做完这个练习后，我们还进行了双人舞等练习。这是一个为期7天、共计30小时的工作坊，前6天我们进行了舞蹈练习和排练，第七天则在一个大型广场上进行演出。印象很深刻第一天4个小时的舞蹈结束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写道：“这个课我没有白来”。

2017年，心无障碍共生舞会。共生舞从圆圈开始，也在圆圈中结束。图源：释文/丸仔。

第一天就给我很大的感受，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记得那天发生在结束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叫“自由舞”的练习，像一个舞会的形式。大家学了一天的内容之后，在没有任何人的带领下自由地跳舞，在那个过程中，有其他伙伴来邀请我参与。当时还有一把可以转动的办公椅，我坐上去后有一个伙伴在后面推着我，推得很快。我闭上眼睛，任由她推着。我双臂张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飞很自由，非常开心。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感受——在这里，我是被接纳的。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错，不会有人嘲笑我好不好看，是不是僵硬，或者手是否变形。这个感受与平时非常不同。

到第七天的早上，我们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演出前，我还在说：“我好害怕，怎么办？”很多伙伴鼓励我说“没关系，一定可以的”，于是我就上台表演了。演出完成后，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真正完成了这两个小时的表演。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不仅仅是开心，不仅是一次与自己、与伙伴“见自己、见他人、见众生”的经历；它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之后，我们进入了导师培养计划。隔了一天，我们又在同一个环境里，与丸仔和所有学员一起住了7天，在那里，我们一起吃住、参加工作坊。有一天晚上，一个伙伴拿出了体验工作坊演出的视频。我们在观看时，我看到自己出场的那一刻感觉冲击力很大：这个人怎么走得那么慢。

阿超：为什么这会对你自己的冲击很大？

释文：是因为真的看到我和别人很不一样。平常我只知道自己走得很慢，不知道自己在视频中是这么一个“鬼样”。我之前和丸仔比喻自己在那个时候像一个“僵尸”，走路和机器人一样，手很机械地摆动，脚一步一步地像踩蚂蚁一样慢慢移动。能看到大家都已经去舞台另一边了，我还在这边慢慢踱着步，整个身体很颠簸，摆动地摇摇晃晃，和其他人很不一样。这是对我冲击很大的一个部分。那天，我同事就和我说：“你不喜欢你的身体”，我回答：“对“。生病之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看自己跳舞的视频，它不仅让我感到非常冲击，还让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较消沉。

阿超：包括当时在第一天走圆圈的时候，你说当有人邀请你走到他的位置时觉得很“尴尬”，这种不舒服的来源是什么？

释文：其实我现在的感受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我是在很尴尬的情况下走到了下一个人的位置。其他人没什么反应，因为那时候我都是在关注我自己，我看不到其他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又很紧张，是因为从我的位置走到下一个人的位置，虽然是很短的一段路，而我都需要走上一段时间。至于其他人具体如何反应，我真的不记得。

我觉得这种尴尬感，是来自我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比如说一下子就从一个地方两三步就走或者跑到另一个位置，但我自己还在这边很慢的走，我也走不快，我只能很慢的行进。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空间都很安静，没有音乐，没有其他人讲话，连我自己的心跳声我都能听得到，是很紧张的一种状态，所以更多的还是关注到我自己的身体状态。我现在回想，比较有印象的感受就是紧张和尴尬。

阿超：刚才听你分享当时的感受时，我注意到你在舞蹈过程中会留意到身边其他人的表现，比如他们能够做得很快、很流畅，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不上。我很好奇，在为期7天的工作坊到最后完成两个小时演出的过程中，这种尴尬或不适的感觉有没有逐渐缓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慢慢允许自己放慢脚步，并逐步接纳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步幅的？

释文：是有慢慢消除一些紧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慢慢在专注的状态下，我会更加专注在动作上而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刚开始在第一天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我介绍环节，比如自己的名字、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来到这里。讲到这些的时候轮了一圈才到我，而我一直都处在很紧张的状态中不停想着：我要讲什么。在这个很紧张的等待的过程，我的情绪会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在我被其他人邀请的时候也是一样，相当于整个空间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舞动，而在等待又很久却还没有轮到我的时候，这种情绪和紧张感都变得更加明显。我想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来邀请我进行互动，可能我的状态又会不一样。

课堂中，我们会有双人舞和多人舞的练习，其中传递了一些理念和分享，就是：每个人做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把自己解读到的和理解的部分做出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分享是，心的安静，才能看到彼此。共生舞中有很多这样的环节，还有与他人共舞的理念。它不断地让我意识到，原来当我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动作，以及和他人进行的互动。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跳舞，我需要专注于我的舞伴，比如他/她做了什么，一停一动，什么时候停下，我的注意力既要放在舞伴身上，同时也需要关注到我自己。这样，我就不会只停留在情绪里面，跳舞时也不会有太多情绪流露，可以在安静的状态下进行分享。

我们会在一天的练习结束后，分享当天的感受和想法，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太敢讲。这个时候，那种尴尬和紧张感又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但是，这些环节让我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和观念，每一天的感受都很不一样。这些体验也让我在一些残障意识方面有所转变，比如我们现在的障碍很大程度上是由目前的环境还没那么无障碍所造成的，以及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点是，当时我相当于是从初阶到了一个导师的培养（研修营），大概半个月都沉浸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在那里，没有人会笑话我，不管我做什么都是被接纳的。不管做任何内容，我都按照自己的能做到的去做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做一个“一字马”，或者把身体举到什么样的高度，因为所有动作的大小、高低、快慢都是由我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状态去呈现的。我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导着去感受：原来我可以这样做，我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慢慢的，我会有这样一种观念上的打破和认知上的拓展。

回想起我刚瘫痪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到的无论是信息也好，还是我身边人给我的感觉，都会让我感觉自己“残了就是废了”，我的整个人都没有用了。当时我有很多类似的认知和观念上的束缚。然而，在那几天的研修营中，其他人给我的反馈都是：“我每天看到释文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自己又会有很多的体会。这一天跳完舞之后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有怎样的感受和收获。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有一天晚上，我在跟其他人在玩着玩着，我们就突然开始对视起来了，然后好多人来找我对视，我们还比赛看谁能够保持不眨眼睛的时间更久。以前我不太敢看人家的眼睛，当时我就分享道：“今天很好的一个收获是，我终于敢看别人的眼睛”。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紧张。我发现自己也是可以做到，并且和大家有很多互动。这是一个不断打破的过程，好像我内心以及认知上很多很坚硬、很顽固的“冰块”“冰山”，在一点点被敲碎、被消融在那个场域里面。这种感觉很神奇。

“有用没用”

阿超：你觉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身体的价值，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身体？

释文：工作坊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了。我忘记了自己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接纳自己的身体的。我经常跟别人分享，我说：只要我看到我的身体，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看到，起码在大众以及在公共场合表演时，我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再有太多的对抗，或者是抵触我这样的身体。在演出过程中，我也不会太在意我的身体，而是更在意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不记得具体是怎样一个事情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纳的。但肯定是从共生舞开始，从那一次很直观地看到视频中的自己。平常我只看到自己的手是关节已经变形，又握不了拳，手蜷缩在一起也拿不了东西，即使拿了东西也伸不进我的嘴巴。我之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局部，但那一次在视频里面我看到自己很多关节都已经僵硬、僵直在那里，无法弯曲；看到自己整个人以及和其他那么多人之间的一个对比。

还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是我们2019年底做了一个作品《呜[u]》。有一个伙伴通过描述我的身体让另一个视障伙伴更好的了解。我们选择自己的一个身体部位来表达，比如说是欣赏或不接纳的态度等。我选择的身体部位是我的双脚，因为它们对我而言，既不能蹲，又不能爬高，不能跳，也不能走得很快。我甚至无法参加像祭祖、祭拜这样的活动，因为类似跪下去的动作我都做不了。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渴望自己能走得快一点，可以跑、可以跳、蹲下去或跪下去。

另外一个伙伴可能想借助手电筒来用代替人们观看的视角，想要借此来表达被凝视后的不舒服的感觉。她就用手电筒来照着我的双脚，并描述我的双脚有一些纹路，皮肤有些黑黑的像斑一样等等。在伙伴描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不适感——原来我的双脚在别人眼里是这个样子。这次的经历和感受也对我的情绪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但那次之后，在2020年之后，我就很少再有对自己身体有不接纳或者其他负面情绪的情况。

阿超：从你最初参与工作坊时并没有选择舞蹈，到后来又决定投身于舞蹈的学习和实践，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过想通过努力表现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面对和理解自己曾经提到过的那种“残了就是废了”的内在否定感的？

释文：其实其他人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你没有用”之类的话。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影响是来自于我内在的感受。我有几个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从小是我带着他们长大。大概从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分担农活，所以从小我都是那个可以帮家里分担很多事务的人。但在我瘫痪之后，我完全无法做任何事情。不提其他一些日常琐事，仅仅一个普通的起床动作，我都需要我妈妈扶着我起来。你能想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从什么都能做还能帮家里分担家务，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婴儿，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来帮忙。这个打击，是说我从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废人，完全的什么都不能做的那种状态。这是让我陷入到负面情绪和消极的点，并不是其他人跟我讲了什么，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我很惨”“这个世界怎么如此不公平”，这种自怜的状态很让我抓狂。

从小我其实并没有接触过很多残障人士，比如听障、视障者或使用轮椅的人。我接触到的大多是一些看起来比较普通，能走、能跑、能跳，只是有些不同的人。其他具有不同能力或更特殊残障的人，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小学时，我看到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他走路有点跛，还有一个有些眼疾的女生会由于他们自身的差异而被他人嘲笑或捉弄。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身边的同学时常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当我看到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身体或者人，会因为他们存在某些的差异而被嘲笑，被其他人整蛊或捉弄时，我内心会不禁联想到自己，就感觉自己也成为了那样一个所谓“小众”“很惨”的群体中的一员。

阿超：听到你的分享，我能够体会到，从曾经作为家庭的照顾者，到后来变成需要被照顾的人，这种角色的转变可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做事情还是思考问题的时候，这样的感受是否还会时不时地浮现？你会怎样面对或者调适这种心理上的变化？

释文：是会有的。前几天，我在看采访问题时我还没想那么多。但有一天我带着9个多月大的外甥女在床上玩，床上有一个蚊帐，左右和床尾这三边是开着的，有三条拉链。我妈和妹妹把右手边的拉链拉上并缝好了，其他两边是为了防止她掉下去。她之前已经掉下去很多次了，但那天她又掉了下去。本来缝好的地方因为她的重量越来越向下陷，导致她越陷越低。当时我感到非常紧张和恐惧，就赶紧叫她的哥哥来帮忙抱起她，但因为一些事情他没有及时的过来，结果外甥女就掉到地上了。我当时很恐惧并且很大声叫了我妈妈。我妈被我喊得很烦，孩子也哭了。如果当时我情绪稍微稳定一些，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上来抱起孩子，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但那天我突然又感受到了“没用”的感觉，本来很小的一件事却让我哭了三个小时。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从小以来，我还是会被“有用没用”这样的一种认知所影响着。虽然我工作了很多年，自己也在推动无障碍的理念，但这些“冰山”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撬动，并且把它们全部溶解掉的。所谓的“自我和解”，其实是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让我又重新来看待“没用”这件事。

我记得去年9月11号，我们几个人在广州白云湖公园游玩的时候，我还在跟其他伙伴分享一个我那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我能不能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也可以接纳自己”的这个状态？比如我现在在中山，家里有一个店铺，尽管目前生意惨淡也没什么生意，但是我还是在照顾着店铺和我的外甥女。前段时间，我爸爸遇到了一次交通事故，我陪他一起处理。但在老家，我因为不太敢用煤气炉（在广州时用电磁炉做饭）。我爸会跟我说，他出去干活，不用我煮饭，等他回来。很多时候他早上做好饭，我们吃完后，晚上他回来再做。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应该煮饭，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好像在等饭吃的感觉让我不自在。我在想，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能不能真的很自在、舒服地享受这种状态。2020年因为疫情，我在家里待了半年，5月份之后才去到广州。那段时间，我不是不工作，而是无法工作。和现在不一样，至少现在我不会什么都不做，也不是在家里懒散地躺着。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心安理得地接受什么都不做的状态。这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有付诸行动。我想尝试一次，就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完全依靠别人生活，但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但回到生活中还是很不一样”

阿超：刚才听你分享，似乎更多是在生活情境中，比如你提到在帮助他人时，偶尔会感受到力不从心，有些事情可能自己无法完成。我想问问，在舞蹈的过程中，你会不会也遇到过类似的感受？这样的体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释文：在舞蹈中，我不会有“无用”的感觉，因为我还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比如有一次，丸仔说：“我们来做一个一字马”，他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我的一字马”。在共生舞中，有很多这样的引导在讲，其实我不需要去挑战自己的身体，而是可以尝试做一些自己想要尝试的舞动。比如在2019年1月的作品《城》的演出中，我从一个伙伴的双腿下滑到地上，伙伴扶着椅子，我再用自己的方式从地上回到椅子。这是一种我想要的探索。就像我在论坛上分享的那样，我站立时只有上半身能够动，而且动作幅度不大、比较受限，坐着也有局限。我就特别喜欢在地面上舞动，感觉自己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探索。我会想让双脚如何爬到墙上，双肩如何支撑着地面，慢慢让双脚往墙上爬等等这些尝试让我感到自由。我们不是教一个动作让大家来学，如果让我回到学校去做广播体操，可能体会又会不一样。在共生舞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展自己的舞姿，做自己能做的就好了，不需要去跟别人一样。舞蹈课从开始就是这样引导的，所以不会有“我没用，我想做又做不到”的想法。

2019年共生不错舞团《城》演出现场。详见：演出回顾 | 很高兴在这座「城」遇见你！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但回到生活中还是很不一样，因为生活里真的有很多障碍存在。比如说我要从床底拿一个东西，但我跪不下去又够不到，我需要拿我的拐杖去勾。或者我需要去高一点的地方拿东西，但我爬不上去，首先我就会找其他人帮忙，其次可以用我的拐杖，如果能够的话就够，不能够的话再想别的办法。丸仔常说“生活即舞蹈”，我也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生活中，我也在做练习。比如我现在拿着手机，放在距离我嘴巴大概自己一个手掌，10公分左右距离，我能感知到我现在拿着手机并且正在干什么，我是专注的跟你在聊天，专注在我要讲的内容上。我理解的“生活即舞蹈”就是专注下来，专注于我的动作，专注于我要做的事情和状态。比如我走路的时候，我会感受我自己慢慢的步幅和节奏。有时如果不专注或者没有这个意识在的话，也会很容易着急，想要走快一点或者在吃饭时无意识地变快。

我经常说“跳舞容易，但生活很难”。生活上的第一个难点是，我不愿意和其他人接触或沟通，我们直接来跳舞就好，这是很不一样的，跳舞是用比较直接的身体上的触碰。比如现在我和我的外甥女在互动，虽然我并不能抱起她，但我的双手拉着她的双手说“123”，久了之后，她自己就会用力，然后我一下就把她拎起来。从和她的互动中，我会体验舞蹈中的方式是如何去运用到生活当中，这是很有趣的。回到和其他人的沟通，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但是在舞蹈中，不管怎么做，我都可以做我自己，我也可以和其他人有一个身体的接触。我可以高一点、低一点或者慢一点，我可以自己来做选择的。和他人的语言沟通可能会有很多卡点，但在跳舞过程中，身体语言的沟通是相对会舒服很多。

阿超：你觉得这种舒服是在舞蹈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是共生舞或者融合艺术带来的这样比较自由的选择和空间。

释文：像一些专业舞蹈的内容我根本无法做到，比如拉丁舞，我肯定做不到。再比如像我刚刚讲的广播体操或者芭蕾舞的动作甚至是下蹲动作，我都是无法完成的。共生舞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每个参与者都专注于发展自己的舞姿、做自己能做到的就好。因为每个人来参加共生舞之后，其实是有自我意识的，比如我的手只能举到一定的高度，老师也并不会硬性要求把我的手抬到和你一样的高度。比如之前我跟丸仔一起做的练习，他把我抱起来旋转之后再从他的后背滑下来，这些都是我自己想要探索我才去选择尝试的，不是他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动作。一切的出发点是我。我会跟他说：我想要“飞”，我想要学一下这个。我向他提出自己想要探索的想法，我们就会看如何去完成这个事情，过程是有商有量有沟通。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都是在他在感知着我的身体，我也在感知着他的，比如我的哪一个部位是要用力，丸仔也会告诉我哪个地方用力会比较好一点。我刚开始其实很容易紧张，担心万一会摔下来或者怎样，因为我不能很好地稳定自己。并且我的双脚如果没有太多力气的话，我摔下来就很糟糕，所以会很恐惧，也怕死。有时候他把我扛起来，我还是会吓得大声叫。

阿超：你刚才提到，刚开始时其实害怕，但你还是愿意去尝试。当时你是如何面对这种恐惧的？你觉得自己是在努力克服它，还是在和它慢慢相处？

释文：也不是克服，而是我想要尝试、探索一下。现在我做很多事情，并不站在一个克服的角度上来看待，而是想看看这样是否可行，以及我可以如何去做。就“克服”而言，感觉这不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要做一些事情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克服某个心理障碍，这一点尽管我还没有理得很清楚，但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探索未知的状态，保持一种好奇心。并不是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或者我一定要做到某些事，不是带有一个“我一定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或者目的”才去做某些事，而只是我自己想要探索，能做到我就做，做不到那就做不了。我想要看看自己的身体还有哪些可能性。我接触共生舞已有6年多了，其实我也看到了自己在动作上的一些惯性。所以，我想做更多身体和动作上的开发，去探索不同的动作与身体的可能性。

我想跟你分享另一个点，是关于我的外甥。他现在7岁多，快8岁了。他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刚开始我们会对他说：“你是男子汉，要勇敢一点，克服恐惧”。我们告诉他，大家都在同一层楼，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一天，他说他想上厕所，我就陪同他一起。虽然距离厕所不远，但因为我走得慢，距离就显得有些远。我问他：“你怕什么？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呀？”我本来想继续用很惯性的打鸡血的方式，鼓励他勇敢一点，克服恐惧。但那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对他说“害怕是一种感觉，对不对？”说完这句话后，我们俩都安静了。从那之后，他这段时间都敢自己去上厕所了。我觉得这次经历真的不一样，但又很难形容。这像我在论坛上分享的一样，“鸡蛋从外面打破，它是营养、是食物，但从内在打破，它是生命力”。我只能举这个例子，我看到他的害怕、他看到自己的害怕，也许他就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看到我不喜欢我的身体，但也许慢慢地，我会开始接纳它。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要接纳自己”，我可能反而有“你来接纳一下试试！”的对抗、排斥。“打鸡血”和内在的一种接纳又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谦卑不是骄傲的反面；而是当你看到骄傲，谦卑就出现了”。很多时候当我和别人谈论这个问题时，经常需要费些力气去思考我要如何把它叙述、表达出来。

有一句话讲到，“尽管我们知道了很多道理，但都过不好这一生”，这些所谓的“道理”其实都是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比如，在这之前很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摆脱别人的期待，成为自己”。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在我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是我自己有体会有感悟，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真理。道理是我给你灌输一些认知，比如：“你要好好学习，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如果是我自己知道，通过学习获得一些东西，我想要寻求内驱力的学习。这是我想要有选择的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超：一个是被灌输的，另一个是自己体验过后感知到的。

释文：对，是我自己有所感悟、有所体会，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推文中说的那些内容感觉可能有些空泛，文字和语言其实比较苍白，有时候发的一些推文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比如：“可以打破认知、打破规则、打破标准”类似的表达。从小我们的认知就是被这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规则所灌输。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又是不可以的。很多人甚至可能并没有体会过所谓的“打破认知”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好像从小就被这些观念灌输之后，很难再去想象它们是可以被打破的。所以我们也主张让大家都来亲身感受一下，来参加工作坊和舞酱之后，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有感受、有体会、有感悟。现在缺乏的，可能是大家是否有足够的好奇心想要来尝试和感受。因为目前都是同样形式的表达和叙述，但很多时候某个道理和一个自己真正有感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内在生发”具体而言，还是此前的例子，我想要学习，是因为我想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因为父母告诉我，学习很好，未来会赚钱，会过上好日子。这两种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内在的生发是来自于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渴望，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所以我现在很反对有些盲目的“打鸡血”。

阿超：这是一种突破“励志”的个人叙事，因为我们好像一直在被告知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选择什么才是“好的”。

释文：我现在的朋友圈也是一个“励志”的人设，尽管我告诉别人我并不是励志，但是我在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确实是很励志的，我也没办法。这是我想要选择的，成为了现在被其他人看到的样子，励志就励志，也没关系。但是我不会鼓励其他人去励志，“你要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样”。虽然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无意识地表达，但我也会及时调整和反思自己，不想把我不想要的灌输给别人。好像从小到大我也是被这样灌输，同时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的，包括我弟弟。现在带我外甥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免这样的表达，如果表达了我也会去及时的调整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

我在学习、探索和尝试，作为一个融合舞蹈和融合理念的实践者，我在实践的是如何将舞蹈中的感悟应用到生活中。虽然这很难，但正如丸仔说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要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在生活中太难实现了。因为在舞蹈中，我可以尝试拒绝做不想做的动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做出选择，比如当舞伴引导我做某个动作时，如果我感到不适，我可以拒绝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它还是比较即刻、及时的。你能够理解这种及时性，就是在当下的一个选择和反应。它会不涉及那么多情绪的因素，也没有那么多角度的考虑，还是很不一样。但在生活中，我发现这并不容易。比如给外甥女喂奶，她不想吃但我又不想她饿着，就还是会试着多喂她几次。生活中我不断回顾自己是如何做出反应、回应以及如何选择的，这也是一种探索，很有意思。这是我学会如何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过程。重要的是看到真正真实的自己，并学会如何和他人表达自己。

“允许出错”

阿超：现在回想起来，当你不想和你的舞伴做这个动作时，你会如何通过身体表达你的拒绝呢？

释文：这样隔着屏幕不好讲清楚。其实很多情况都可以，例如你把我的手拉过去，我可以把手缩回来，你再拉时我也可以继续缩回来。又或者你用手做某个动作时，我可以用另一只手去拨开。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即时、当下的回应和选择，可能在跳舞的现场往往比较容易呈现。其实不是说具体哪个部位，而是刚刚提到的及时、即刻反应的一种状态。我不会先思考要不要尝试，而是直接知道这个动作到了我的极限，我不能再继续，就会向下拉或者以其他方式回应，这都是当下的选择和回应。

阿超：那么在你的整个舞蹈体验的实践过程中，会有什么样让你感觉到被挑战的经历？

释文：首先，我感觉内在的创伤比较多。比如，之前说过看到视频时，对我冲击很大的是我对自己身体的不喜欢和不接纳。这让我意识到我内心还有很多这样的感受。还有一些提问，也让我在观念上有很多碰撞和拉扯。比如，我意识到在跳舞过程中，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情况。那天我看到“有用没用”的问题，再次勾起了我内在的创伤。从小到我长大后的这种变化，是我一直很难接受的这种所谓的打击。比如以前我是一个活泼可爱、欢蹦乱跳的女生，后来就瘫痪在床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让我始终感到“我没用了，以后该怎么办？”的恐惧感一直存在。虽然现在已经是2024年，但我的感受还停留在2002年瘫痪后的那种状态，并没有被真正看到和疗愈。

正如丸仔讲的：“没有人需要被疗愈，但疗愈会在过程中发生”。所谓的疗愈，是我那个时刻发生了具体的事情所带来的感受，并且我看到了自己那样的一种感受，然后不停不停地将它慢慢消融掉。在共生舞中的“融冰”，也是我看到了或者融掉了我自己所谓的“障碍点”是什么，是我内在观念上的障碍，还是说一种心理上的束缚？这个过程其实有一种拉扯，相当于是我把伤口又重新揭开，看一看，它好像还化着脓，然后把它给消一下炎，再进行治愈的感觉。通过这些经历和思考，对我而言，有了更多的打开，才会有“我想要活出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说，疗愈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当时的感受。当这些感受被看到了之后其实就是被疗愈了，就不需要做更多了。

阿超：听到这些分享以及通过你的朋友圈，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爱思考和反思的人，有时甚至带有一点“自我批判”的感觉。让我很好奇的是，在经历了整个舞蹈体验和实践后，你对自己欣赏、接受以及认可的部分是什么？

释文：听你这么说，我好像真的很少去欣赏一下自己。平常做的比较多的是反思，思考我今天哪里没做好，哪里可以做的更好一点的。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之后可以每天欣赏一下自己。虽然我现在对自己的状态并不是不接纳或者是在否定自己，但是这种“不否定”或者“接纳”的背后，更多的还是反思。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可能还是一种自我否定。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非常感谢你。

我会愿意接受采访的一个点是，尽管有些时候看到一些问题时会觉得有点烦，但在聊天的过程中，是能够激发我的一些思考，触发不同的想法。我的整个感受和认知又通过这些对话被搅动了一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一直前进、不断进步，看到和反思过程中很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个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我很喜欢你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

阿超：就像“共生不错舞团”这个名字所传达的理念一样，尽管每个人都会犯错，但这就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有时候，虽然我们常说自己已经放下了，但这些事情可能依然会困扰我们，影响自己对“什么是真正的接纳”的理解。这或许是我今天之后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对话中是相互给予、共同成长和彼此看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释文：我突然想到你刚才提到的“共生不错”这个词，觉得很好玩。为什么舞团叫“共生不错”，刚开始这个名字其实是丸仔想出来的。2018年，那个时候我刚接触共生舞，其实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受。经过几年的成长和理解，现在的感受和当时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舞团的英文释义，并且在百度上逐个查阅、翻译了每个单词，然后发现“不错（mistakable）”也有“容易出错的”的意思。丸仔在舞团的介绍里也提到一个理念就是：允许出错。那时对我来说，“允许出错”这只是一个概念。但当我看到你给我发的问题时，我才意识到，“允许出错”其实是有一种松弛、放松和轻松的状态存在的。比如，我告诉你“不要紧张”，你反而会很紧张。但如果我说：你可以紧张，没关系。这个时候是不是反而没那么紧张了？“允许出错”其实是有一种松弛感在其中的，而不是“不能出错”。

“丸仔的共融教育手記：由舞動所能到共生舞蹈”。图源：丸仔，dance journal/hk

说到这里，从小到大，我就感觉为什么自己一直都在纠结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并且一直在反思这些部分，就是我从来没有允许自己可以犯错。论坛结束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很长的朋友圈，说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我能看到自己很紧张的那些场景仍然在脑海里面，记忆深刻。我看到的还是我不允许自己出错。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一点是，作为团长，我在推广共生不错舞团和“允许出错”的理念，但我仍然不能允许自己犯错。虽然我看到了自己的这种“不允许”，但是我还没有真的把它进行调整。

我现在在探索一种真正松弛和放松的状态。最近我在思考，除了在舞蹈以及舞酱中，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够很放松做自己的场域？尽管舞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但在演出时我仍然紧张。上台前，我需要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进入到我的作品中。

在表演时，我会专注于自己的动作和状态，这让自己不再紧张。但其实，现在无论我出现在任何场合，或者和任何人聊天，都还是会感到紧张。即使是和我家人，或者现在和你聊天讲话，我也没有感受到自己是完全松弛下来的。虽然你告诉我不要紧张，但我还是会紧张。这几十年来，我将近四十岁的这个年龄中，我想要探索真正松弛的人生状态和生命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没有很欣赏和认可自己，总是关注到那些我做得不好以及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很好地回应到你，甚至也不需要去回应。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颗小石子扔进了我的心湖，引起了一些波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看到自己还没有允许自己出错，没有允许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很喜欢蒋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美是回来做自己。”我真的能够做我自己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可以不用带着那么大的期望去真正的欣赏自己吗？比如在论坛那天，演讲之前我其实一直在“求助”，因为我害怕自己讲不好又很紧张，不知道讲什么。大家都说放松就好，不用担心，但这其实帮不了我。在我分享完后，很多人夸我讲得不错、很棒。还有一些我亲近的工作伙伴会向我提意见，一个伙伴跟我说：“你可以先尝试克服一下在公众场合演讲的紧张感和压力感”。尽管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现在我还做不到。

现在我想要真的从自己的内在去注入能量。去年生日我写给自己的一句话是：“随遇而安，随不同场域而安本心”。这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生命状态，就是不管我去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安心、自在和舒服的去做我自己，而不是充斥着很多担心害怕自己做的不好、怕讲错话。从我开始工作以来，我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直接进入公益机构实习时，我真的是从零基础开始。当时我战战兢兢地与人打交道，谨慎处理我的工作，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不出错，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上司或工作带来更多的错漏。所以大家都说我太用心、太认真了，我觉得自己活得太用力了。我想要探索一种不费力、放松且松弛的生命状态。终其一生，我都在寻找这种状态。如果我能找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探索和尝试的。

阿超：刚才你提到希望成为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自我，但却不希望犯错。我很好奇，你如何理解或者感受自己对于对犯错的规避和恐惧呢？

释文：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很多人给我反馈。比如说，我的一个伙伴有一次在开会时对我说：“你表达得不清晰，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你要说什么“。类似的反馈听多了，那天我就发飙罢工了，终止了开会。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反馈，其实所谓的“指责”，就是在说我没有做好。虽然大家不是直接说“你没做好”，而是说这个事情还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他们并不是否定我，而是说可以更好，但我只听到了“我还可以如何去做得更好”。有太多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我内在的一种心理束缚，内化成对自我的否定。现在我做某些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也不是要向别人证明“我也是可以做到的”，而是我更想要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松弛感。所以当我说“要成为自己，不犯错地成为自己”时，是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自己“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个潜意识。

但现在，我看到“自己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一点，以及我自身觉得纠结的点，比如说我的障碍点在哪里，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许可和认可吗？还是说我想要证明自己？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刻意想要证明自己或得到认可，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点内化成了“我不允许自己出错”以及对自己的束缚？这种束缚的根源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和一种期望吗？其实再深挖下去，是有这样的因素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拒绝和不接纳，虽然我现在已经慢慢接受了以前的这些“不接纳”的感受和情绪，或者在这个点上我感到顿悟了一些，但它们可能依然存在于某些层面。

最近我看了一些讲修行的老师的视频，给我一个启发。他们讲到，很多时刻的出现并不是像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而是在不停行走和感受的过程。一个内化在心里的东西已经存在太久了，就像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很小，可能只占了1%或10%，而大部分还隐藏在水面下无法被感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和解，成为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之前我给自己的压力过大，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真正的松弛、不费力、与所有人相处都没有压力的状态，这种执着反而成为了新的压力。现在我意识到我要看到自己的执着，理解它。真正的开心、内心深处的满足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不是因为吃了什么或得到了别人的夸奖。所以，这又成为一个执着的点。我现在在思考，不允许自己出错，怎么能真正成为自己？我要带着“不允许自己出错”的心态去成为自己吗？至少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有“不允许自己出错”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其实残障伙伴来参与真的很少”

阿超：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从体验到教学再到管理舞团，你是如何去体验和理解包容的？

释文：从我参与工作坊的经历来看，共生舞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能做到的尝试，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包容的。因为我能参与进去，还玩得很开心，这对我来讲我就是能做得到的，并且允许我做我自己能做的，这是一个包容。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起码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从教学的角度，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心智障碍的伙伴，她会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晃动。有时候无法用动作进行带领和解释的时候，我就会小声和她说：“尝试着手放下来”，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模仿彼此的动作，我做你来模仿我，或者你做一个动作我来模仿你。加上这些引导也对方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去舞动，而不是仅仅手拉手一直晃动。再比如，和视障伙伴互动，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做示范。有一个练习是“一动一停”，比如我会用某个身体部位在对方的身体上移动，或者牵着对方一只手，在一起去触碰、去舞动的过程中，我会在对方的身体上有停留，让对方感觉到我的动作停止了。或者我用一只脚在地上很用力的踏出声音来，或是拍手，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动态的停止。这是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可以如何进行引导，让大家做自己想做的动作，然后停住就可以。目的是让不同的伙伴可以参与进来。这可以让我去思考作为教学方面，应该怎样去包容。

作为组织者，在去年我们邀请了一个导师来做工作坊。当时有一个听力障碍的伙伴，由于我们没有招募到手语老师，后面我就跟他妈妈沟通，看可不可以由她来做手语翻译。所以他妈妈来到这个伙伴旁边，用一个翻译文字的方式，进行解释。我注意到这个听障伙伴一直盯着他的手机，然后我就跟妈妈讲：你跟他说可以先不看手机，先去看导师，看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再参与到活动中。就是用观察的方式来感知，因为一直盯着手机的话，其他信息是没法被接收的。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种探索，因为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配备到了一个手语老师或者一位口述翻译，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在我现在的一个实践来看，不是的。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不仅是身体障碍，还有经验、身份、知识文化背景的问题和差异。假如有些人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怎样包容他们的参与？再比如小孩子或婴儿怎么跳舞？如何与实际存在的人互动？我们要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包容地参与？还比如说跟有光感的，或者不是天生视障的一些伙伴互动，他们对一些事物能够进行感知，比如看到过太阳，知道黄色是什么颜色，起码有看到过一些东西，和从一出生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又是不同的。所以真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根据每个人当下的情况再去做一些调整。虽然我们的实践也持续了几年，但我们暂时接触到的残障伙伴比较少。比较多的还是轮椅使用的伙伴，再有视障的一些伙伴。我们有一个心智障碍的伙伴和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伙伴参与了几年我们的活动。舞团后面在做的这些活动，其实残障伙伴来参与真的很少，大部分来参与活动的都是非残障女性。

阿超：在不同群体去互动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感到比较有障碍或者挑战的部分？

释文：舞蹈的过程中不太有困难或者障碍，因为有时候也可以根据这些参与者的状态来调整，比如我怎么样跟不同的个体去互动。舞蹈其实很简单，比如在创作中，让大家表达自己想做的动作。

讲到包容，其实在舞蹈的语境中，我觉得包容在融合舞蹈和共生舞当中是容易产生的，这个“容易”的意思就是比在生活中要容易很多。具体而言，在剧场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支持就是提供字幕、手语以及口述影像，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还有就是有无障碍的洗手间以及无障碍通道给到轮椅使用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的容易的。我现在的理念就是，先在舞蹈中创造一种包容的环境，让大家体验这种氛围，然后再考虑如何在生活中实现这种包容。但为什么我说在生活中的包容比较难，比如一些沟通、协调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是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生活中实现包容更具挑战性。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部分，就是包容这个事情而言，真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到包容吗？

舞团演出时位于观众区的口述影像员，口述信息通过接收设备达到有需求的观众耳中。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回到另外一个关于“障碍”的问题。所谓“障碍”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障碍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多的还是关于观念、意识和认知以及内在恐惧的问题。比如，之前有家长担心大家外出后可能无法安全回来，或者担心他们会染上新冠，让作为组织者的我“保证”。所以有些也是内在的恐惧。很多事情并不仅仅是环境障碍，更是社会环境的障碍。这些障碍对我们的出行方式和渠道非常重要。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舞团一直在推动的理念，就是打破很多人对我们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让他们看到我们不只有“行与不行”。我们想要让他们意识到，是有很多想要探索生命更多可能性的伙伴。我所说的“我们”和“他们”，其实没有具体的指代。我统称这些想要出来、想要做自己、想要探索生命更多可能性的伙伴为“我们”，而不是简单地为残障或非残障。“他们”可能就指的是那些对我们有刻板印象，认为我们不能做很多事情或者有其他刻板认知的人，我都统称为“他们”。所谓的“我们”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残障伙伴，了解我们内在的障碍，包括观念上的障碍、内在的恐惧和害怕。想让更多人了解，并不是从克服的角度出发，而是我们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以及如果我的人生有自主选择的方向和自我发展，我会选择做什么？同时，也是想让非残障以及其他的社会公众看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和所需要的支持。他们平时对我们的了解是否是片面的还是能够看到每一个真实的人？

2022年《搭膊头.dance.二位环抱》演出谢幕。详见推文：残障舞者：当你们说我不能时，在台上你会看见我是可以的。图源：共生不错舞团

比如参加无障碍艺术论坛那天我提到，其实我看到谁都会很紧张，来到这个场域也很紧张。编舞和剧场负责人分别跟我说：我看到你，也都很紧张。因为我们相互都不了解，她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和我讲话，可能会害怕我是不是玻璃心，或者害怕说错一句话就会让我不开心，打击到我等等。我们彼此都很小心翼翼地讲话，不知道该如何帮忙或者和彼此沟通。比如我也不敢直接的表达：我需要帮忙，你能帮我一下吗？或者是说我有个想法，你想听一听吗？很多障碍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无论残障还是非残障，相互的紧张和顾虑可能让沟通变得更加困难。

论坛此前有两个历史学者做的分享来讲残障的发展。其中一个学者提到残障为何被视为“残废”以及一些命名和概念的演变过程。我自己思考了一下，以前社会依赖劳动力，如果我这样的身体无法工作，就赚不了钱。从劳动力的视角来说，我对家庭就是一种负担。因为赚不了钱，别人需要分担才能养活自己。但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了解每个人的障碍点是什么，并且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很多伙伴通过网络赚钱，定义自身价值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那么到底是谁在定义我们是“残”、“废”，以及各种模式和观念？其实，我或者说整个舞团，想要并且正在努力做的事就是去打破这些定义。如果每个人都不被定义，美也不被定义，身体也不被定义，我的认知等任何方面都是可以探索，人生会有更多可能性。

丸仔提到了“未知”，这个未知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探索，只要我们带着好奇心，就可以实现一种自我发展。我觉得自我发展，是作为一个人拥有尊严、得到尊重和自主选择的关键。共生舞的理念就是自主发展，我是从自我的内心生发出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共生舞的理念让我想要先进行自我实践和探索，去实实在在的成为我自己。虽然“成为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并找到推动自己的点。每个人可以从不同方面入手，我现在最想做的是自我关照和与自己相处。与“自己相处”的意思是，我们习惯性地与自己的情绪相处。比如，当别人骂我一句，我马上回骂；或者别人打我一下，我马上回打。这些习惯性地反应，我们是否可以有一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或想做的事？这种状态会带来怎样的生命影响？我在思考，每个人的影响点是什么？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达到“生命影响生命”，这种状态是什么？我还是在探索之中，我相信我现在谈论这些事情，和几年前、现在以及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后的理解都会不同。

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

阿超：这是一个不断成长、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刚才你的分享让我想起你朋友圈的三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深入的思考：“我是怎么理解残障？残障和我的关系？关于残障，我想做什么？” 。你刚才也提到“什么是障碍”，其实并非只有那些看得见的才算障碍，很多时候，但它的确存在于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分享对我有很大的触动。

释文：我参加这次的论坛之后，在看到每一个人分享的观点，又让我深入思考了一下我理解的“残障”、“障”是什么，以及残障和我的关系。共生不错舞团的愿景非常大，是希望以残障为线索去推动人人平等。但当我和丸仔讨论在论坛上关于“健全中心主义”问题的回答时，他认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健全中心主义”的，我们这些残障的伙伴都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存在的，这样才能真的去除所谓的“健全中心主义”，例如盖房子时都能想到不方便爬楼梯的人怎么上楼。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我更大的一个愿景还是希望在未来真的可以达成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共生舞就是从圆圈开始、从圆圈结束，没有一个人在前，也没有一个人在后。每个人可以相互看到的，没有一个人不被看到，无论是老师还是任何一个参与者，每个人都是分享者和共创者。我觉得这是我体验、实践共生舞这几年来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相互看到、彼此成就，共同创造。我一直有热情推动这个理念，也是因为我渴望这样的一个世界，虽然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完全实现。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点：我妈妈不会讲普通话，我外甥不会讲家乡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如何相互沟通呢？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比如我外甥会尽量用自己能讲得出的白话和她沟通，我妈则尽量用她能讲的普通话和他交流。这让我看到他们在学习如何与对方沟通。同样地，残障和非残障之间的沟通也是可以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我想要沟通，而这又是一个必要的事情，那么我应该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努力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点可以深入思考和探讨，如何解决或者化解这些障碍？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比如听到我妈妈和外甥沟通不顺的时候进行翻译。其实和一些无障碍的方式，比如手语翻译、文字转录和同声传译是一样的，都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场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看到每个人遇到障碍以及每个人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学习和沟通方式。

我还想分享一个和我家人相关的经历，让我对“残障”的理解也有了新的深刻体会。我的妹妹在怀孕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关于自身健康以及胎儿能否健康发育的障碍和问题。这让她和我们家人都担心和害怕，当时我也陷入了一种思考和复杂的情绪，我在想：虽然我已经在残障议题实践并且推动了好几年，但如果我的孩子有这样的障碍，我真的能接受且接纳我的孩子是一个障碍宝宝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发现自己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如果我们家迎来一个有障碍的宝宝，所有人能像欢迎健康宝宝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吗？这让我重新思考残障议题。我们也关注“优生优育”这个话题，我理解的优生优育并不是为了消除残障，而是我们在看到障碍的同时，扪心自问：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宝宝来到我的生命中，我能接纳他吗？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一问自己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在实践残障议题的人要自问。

那天我心情有点烦躁，在刷视频时看到一个关于王菲的采访。有人问她，在产检时就知道她的女儿有健康问题，为什么不选择终止妊娠。王菲回答说：“尊重生命”。这个回答给我很大的震撼。尊重生命，但如果真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护理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同的。我们家因为我的残障而致贫的，尽管以前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我的疾病让家庭经历了“因病致贫”是什么样的，残障的孩子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困难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认为需要实实在在地面对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喊口号。对我来说，推动残障议题和做相关工作让我自己收获很多。尽管我不断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和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时，我是否真的能接纳它？接纳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口号，而是真正面对它时的感受。“不论孩子是什么样子，我都爱他吗？”，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口号。做残障议题的推动工作时，到底推动的是什么？我觉得在于每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观念的打破，比如我以前觉得“残了就是废了”，但我现在觉得“残”是一种障碍，可以通过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观念来改善，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需要面对内心的实际挑战。

我看到很多人在论坛和其他场合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大部分还是从非残障的一个视角。这段时间结合论坛还有你发给我的问题，触发了很多我对残障深入的思考。我才重新问自己：我理解的残障是什么？残障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目前我想到的是，我是通过残障在成长，残障是让我看到自己是如何去理解人、去理解一个身体。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沉淀和思考，经历更多的事情。我之前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想看看生命会把我带到哪里，我还会经历什么，会带给我怎样的思考？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以及一种生命状态？“成为自己”，这个“自己”是谁？她是什么样的身份或状态？我快40岁了，我希望能够继续探索这些问题，带着力量去探索，看看内心的答案。

我的伙伴告诉我：我是有使命的，我也相信我是带着一种使命来的。这让我也在思考，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会成为谁？这是我作为一个人、一个残障人士，我自己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想在“残障和我的关系”这个问题中想继续探索的部分。从我生病到现在，我遇到的人和事都是很好的。虽然我有时会有自杀的念头，但这只是我内心状态的触发。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以及参加工作坊的人，包括医生，都对我很好。我也在想，残障到底让我看到更多生命中的美好，还是不美好的部分？我还没有答案。现在，我带着这种探索，去看看残障与我的关系是什么，看看它如何会让我发展成什么样的人和状态。几年后再回头看这些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话者介绍：

释文：类风湿晚期患者，关节严重变形，拄拐/轮椅使用者；8年共生舞经验，共生舞导师，共生不错舞团团长，共生舞推广者，共生理念实践者；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我的人生还会经历什么，生命之河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的生命还有哪些可能性。

阿超：奥克兰大学舞蹈学在读博士，社群与包容性艺术的研究、实践者。热爱与不同的生命相遇、共舞，在文字和对话中探索、聆听身体的故事。

面临种族灭绝的加沙聋人社群

2025-03-21 09:33:43

在灾难和战事中，残障群体更容易因结构性暴力的漩涡而堕入裂缝。2024年3月，位于加沙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大楼被以色列军队摧毁，而这仅仅是漫长狂轰乱炸中的一瞬缩影。缺乏零件、无法充电的助听器、断电夜里难以辨认的手语、失效的报警铃声——如同本文作者罗宇乐（Timothy Loh）所总结的，在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经历的饥饿、流离失所外，聋人群体还面临着额外叠加的脆弱性。

在晦暗中，巴勒斯坦聋人仍然彼此支持，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诉说故事。类似“橄榄守卫者（the Olive Guardians）”的平台集合了巴勒斯坦与国际手语使用者，通过远程传译的形式，为战时的加沙提供主流媒体忽略的手语信息与新闻。类似罗宇乐这样的听人与聋人人类学者，则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并为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不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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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巴勒斯坦人类学书单 | 我们都是难民

原文作者 / 罗宇乐（Timothy Y. Loh）
原文链接 / 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gaza-palestine-deaf-disability-justice/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 年 9 月 26 日
翻译 / 紫薯、邓晨
校对 / 张肇元
编录 / 林子皓

2019年，聋人学生在一家为聋人开设的学校交流。阿拉伯手语的意思是：你的社群爱你。图源：Majdi Fathi/NurPhoto/Getty Images

2024 年 3 月 6 日，我醒来后得知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从去年十月开始，一场持续的战争将加沙置于风暴中心，而眼下，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市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ASDC）【1】大楼。我的社交媒体信息流上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2】：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手握步枪，站在学校前，背后是燃烧的大楼。另一张照片【3】展示了袭击后的场景：窗户碎裂，废墟遍地，招牌上的字母缺失——只能依稀窥见昔日的模样。

一个由聋人领导的救灾响应组织“断联任务（Off The Grid Missions）”【4】发布了这些图片，并加以说明：“尽管这不是以色列首次使用炸弹和白磷燃烧弹攻击学校，但这次攻击的地方曾经是听障和残障儿童的安全和赋能空间，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社群以及我们服务的人群。”那时候，TA们尚不清楚孩子和工作人员的下落。

作为加沙可能仅有的两所聋校之一，“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的被炸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成立于1992年的“我们的孩子”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还是一个为加沙聋人提供全程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包括职业培训、听力与语言治疗、社区培训和意识提升项目，甚至还有一家餐厅【5】。

一群穿着白色厨师制服的人站在炉灶旁，用手语交流。2012 年，在开设加沙第一家聋人餐厅之前，“我们的孩子”举行了美食和餐饮服务培训。图源：Mohammed Abed/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两个月后，加沙聋人社区再遭受重创【6】：哈希姆·加扎尔，TA 们当中的杰出成员，木匠、巴勒斯坦手语教师及残障权利倡导者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连同妻子一起遇难，孩子中有七人受伤。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孩子”宣布了另一位工作人员安瓦尔·扎伊姆因战争丧生的消息【7】，他已为该机构工作了 30 年。

我从未去过加沙，自 2007 年以来，加沙一直处于封锁之下【8】，其边境由以色列控制。但我仍然深深感到这些损失带来的痛楚。

我是一个听人学者，进行耳聋、残障和辅助技术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主要研究地点是中东的约旦及阿拉伯语世界。我在约旦生活了近四年，并在埃及、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的其它被占领地区有过长期停留。很多我在约旦的研究中认识的人是巴勒斯坦人，有的家在巴勒斯坦，或/也是巴勒斯坦裔。

2016 年，我当时还在读硕士，在波士顿大学的“帕迪（Pardee）”期刊（现为《Pardee Atlas：全球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我们的孩子”推出的一项支持学生的新计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2014 年夏天以色列所谓的 “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9】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那年，三名以色列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绑架和杀害后，以色列军队发起了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击，导致 2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作为回应，该校启动了一个项目【10】，让聋人学生制作关于战争经历和加沙生活的短动画。通过研究，包括与“我们的孩子”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访谈，我了解到这个项目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艺术治疗方式，也是一种对以色列长达几十年的定居殖民占领的非暴力抵抗【11】。

重读当时写的关于“我们的孩子”聋人学生的文章，再看到十年后被夷为平地的加沙，令人不寒而栗——这让人从心底里意识到，巴勒斯坦的故事绝不是从2023年10月7号才开始的，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12】。在这场残酷且仍在持续的袭击中，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在经历饥饿、流离失所、轰炸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除此之外，加沙的聋人群体还面临着在战争时期愈发严重的额外脆弱性。

加沙地区聋人的战时处境

在持续的狂轰滥炸下，巴勒斯坦聋人——在加沙地区约 180 万人口中的 1.5 万人【13】——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TA 们或许能感受到震动，看到周围的物体摇晃，但无法听到炮击的声音【14】。TA 们也听不到以色列军队在即将袭击前发出的“警告”鸣声。在这样的情况下，TA 们必须依赖家人、朋友和邻居【15】提醒TA 们何时逃跑以避开轰炸。

然而，聋人和听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巴勒斯坦亦然。全球大约 90% 至 95% 的聋儿是由听人父母所生【16】，这些父母不懂手语，无法做超过最基本的沟通。这些沟通障碍，加上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占领的复杂局势，使问题更加复杂。“我们的孩子（Atfaluna）” 的一名工作人员在 2015 年谈到以色列军事行动时【17】解释道：“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用手语解释这种暴行背后的原因。”对于许多孩子来说，TA 们看到的只是家人在逃离家园，但无法充分理解局势【18】。

这场种族灭绝不仅影响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聋人，也影响到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巴勒斯坦聋人【19】；它带来的恐惧和孤立状况只会愈发严重。即使那些聋人的家庭懂手语或使用某种家庭手势系统【20】，以色列政府切断供电导致的黑暗【21】也使得在夜间使用视觉-手势语言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使用手语的巴勒斯坦聋人还担心TA 们可能在轰炸或军事袭击中失去手臂，丧失交流的能力，这已经发生在一些社区成员身上【22】。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使巴勒斯坦人几乎无法如常使用助听器（如图所示）和人工耳蜗（因带有外部处理器而需要定期维护）等辅助技术。图源：Momen Faiz/NurPhoto/Getty Images

这场战争也严重影响了依赖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辅具【23】的巴勒斯坦聋人。在最近为《北美人类学期刊》撰写的评论【24】中，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Michele Friedner）和克里斯汀·萨金特（Christine Sargent）提及了 2023 年 12 月在约旦安曼举行的一个会议，弗里德纳与报道中东地区残障相关话题的记者们一同出席。在会上，TA 们讨论了“在种族灭绝当下，去想着如何购买昂贵辅具并以及维护它们是多么令人不自在及违和”。

战争使得加沙的聋人几乎不可能为 TA 们的助听辅具充电，难以获得电池和其他必要配件，也无法获得听力康复和言语训练等医疗服务。正如弗里德纳写到的，这些助听设备和装置“构成了感官体验和生活”，而这些正在战争中被摧毁。

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的残障正义

所有这些表明，正如残障行动者艾莉·坎宁顿（Allie Cannington）【25】、王美华（Alice Wong）【26】和利娅·拉克希米·皮耶普兹纳-萨马林沙（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27】，以及残障组织如“罪孽无效（Sins Invalid）”【28】和“废除警治与残障正义集体（Abolition and Disability Justice Collective）”【29】已有力地主张的——早在 10 月 7 日事件之前——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就已是一项残障正义问题。

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成比例地危害了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同时也在造成更多受损的身体。战争的武器伤害身体、摧折骨骼、震破耳膜、戳瞎眼睛。2017 年，残障研究学者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描述了这些残障状况是以色列行使“残害权”（right to maim）【30】的结果。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转变为萨金特和弗里德纳总结的“无羞愧的屠杀意志”【31】。

以色列宣称自己致力于维护残障者权利【32】，并将自身塑造为该地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典范【33】。然而，其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表明，这种承诺并未惠及巴勒斯坦人。根据国际法【34】，以色列作为占领者，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待遇。

残障学者和行动者反对TA们认为的以色列“残障洗白”【35】和“无障碍洗白”【36】行为，即，以色列利用残障权利的言辞来转移对其他人权侵犯的注意力、同时为这些侵犯行为辩护。TA们还抵制企业和政府使用无障碍技术来帮助战争，例如开发武器化的假肢【37】。

正如活动家内莉·巴西利（Nelly Bassily）所写：“以色列不能一边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一边又用残酷的帝国主义殖民力量使巴勒斯坦人伤残。”

这些学者、行动者认为，巴勒斯坦残障者自己也早已清楚，“残障权利无法存在于缺少其他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例如医疗、食物和水、住所等权利”，萨金特和弗里德纳解释道【38】。

在费城，作者罗宇乐（左）在“教育学者支持巴勒斯坦（EdScholars4Palestine【39】）”组织举办的巴勒斯坦守夜活动中提供手语翻译。图源：Jennifer Bradley

过去一年里，像 TA 们具有听力和身体健全的同侪一样，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也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巴勒斯坦的实地情况。其中包括巴塞姆·阿尔哈贝尔（Basem Alhabel【40】，最近被《中东之眼》【41】和联合国新闻【42】报道）、卡马尔·加扎尔（Kamal Ghazal【43】）和纳比尔·沙克里（Nabeel Al Shokri【44】）。移居海外的巴勒斯坦聋人作为更大巴勒斯坦声援运动【45】的一部分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例如拉内姆·沙哈德（Ranem Shhadeh）是聋人，也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领导着”无障碍巴勒斯坦”（Access Palestine【46】）和”橄榄守卫者”（Olive Guardians【47】），这是一个通过手语翻译和字幕制作、在线上线下为国际聋人观众提供巴勒斯坦信息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尽管失去了主要办公楼，”我们的孩子”依然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TA 们与其他组织合作，支持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无论他们的障碍状态如何。在死亡与毁坏之中，在帐篷里运作的”我们的孩子”，正在为流离失所的家庭举办心理-社会支持课程【48】，给住在避难所的家庭提供食物【49】，向聋童分发助听器【50】，并为学生提供包容性的教育【51】。

巴勒斯坦聋人体现了“坚定不移（sumud【52】）”的精神，在无情的暴力面前坚毅不屈。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追随 TA 们：继续见证【53】，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54】，并为巴勒斯坦【55】及其他地方的不公【56】发声。

作者介绍

罗宇乐（Timothy Y. Loh）是一名科技人类学家，也是普林斯顿研究员协会的科森博士后研究员。他的民族志研究探寻约旦、新加坡、美国聋人社群及手语世界中的社会性、语言、宗教。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及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和阿拉伯研究学位。

译校者介绍

紫薯，资深公益从业者，从事过性别平等、流动儿童与社区发展领域的相关工作，并由此踏上了协作者与社会转变的道路。目前致力于议题交叉性的探索和能力建设。

邓晨，喜欢写作，关注全球南方的技术政治，还有进步运动的可能性。

张肇元，先天性感应神经性耳聋人士，成人耳蜗用户，英国爱丁堡大学统计与运筹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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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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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https://www.instagram.com/reel/C9Scn3vIabI/【42】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4/1149091【43】https://www.instagram.com/kamel.700/【44】https://www.instagram.com/nabeel.sh3/【45】https://19thnews.org/2024/05/campus-protests-deaf-students-gallaudet-university/【46】https://www.instagram.com/accesspalestine/【47】https://www.instagram.com/__shhadeh___/【48】https://www.instagram.com/p/C-iRBCqsk4k/【49】https://www.instagram.com/p/C-X6OeVIOnw/【50】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881852777302996&set=a.628021852686091【51】https://www.facebook.com/atfaluna.society/posts/pfbid0xXUCP7kMtwB45TnQCmMuuGVKYbXch4XjhVJqPAoV9T6o5Bh8AnQ7x5eLFoUYW9hPl【52】https://read.dukeupress.edu/south-atlantic-quarterly/article/113/3/547/3717/Sumud-A-Palestinian-Philosophy-of-Confrontation-in【53】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palestine-genocide-silencing-witnessing/【54】https://www.anthropologyforpalestine.org/disability【55】https://journal.culanth.org/index.php/ca/catalog/category/war-on-palestine【56】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palestine-crisis-scholarship-activism/

County-Level Ethnography读者来稿｜县域民族志大调研

2025-02-13 12:08:43

This is a fieldwork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Ethnography in China.

County, xian 县, has long been a crucial analytical unit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and people’s conventional wisdom. In past studies, “county towns” 县城 have sometimes been regarded as self-contai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tities, exemplified by works like Cadres of a Middle County 中县干部, which examines the county-level political system. At other times, a county has been seen as a microcosm of China itself—like the research on Zouping 邹平, Shandong,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since the 1980s, attempting to discern broader national trends through a single location. County as a scale often appears subtly in ethnographic subtitles, embedded in phrases like “based o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More commonly, county towns serve as the assumed transition zon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Scholars conducting rural research stop for a meal at a county town restaurant or send emails to advisors from an internet café. Those studying cities often accompany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inevitably passing through county bus stations, transferring from a minibus to a village-bound van. Ethnographic accounts sometimes follow villagers’ upward mobility into county towns before tracing their journeys to even larger cities. Since Golden Wing, counties have been recorded as the structural backbone enabling families to navigat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fe.

As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has accelerated, counties are no longer viewed as homogenous reflections of China in miniature. Some have broken through anonymity to gain recognition: Xinhua 新化 County’s dominance in the printing business, Dushan 独山 County’s staggering debt crisis, Cao 曹县 County’s rise as an e-commerce hub. “Coming from a county” is no longer merely an unremarked fact in university dorm conversations; it is also the nostalgia and ambition captured in the band Wutiaoren 五条人’s County Town Chronicle 县城记. Amid China’s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going back to the county town to open a café” has become a half-willing, half-reluctant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Meanwhile, county-level high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creasingly absorb resources from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The county’s river (there is always a river going through the county town)—dammed anew, floating with fresh debris—embodies these shifting currents. These surreal yet familiar scenes evoke both unease and fascination.

So why go to the county? To do what? And how? These questions point to deeper cultural logics embedded in 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Rather than debating in the abstract, we advocate for hands-on engagement—gaining a tangible understanding through grounded research. This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Research emerges from a fascination with the unsettling yet compelling transformations of county life. It is rooted in a political-economic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y markets,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global networks. The handbook provides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step-by-step fieldwork methods (for example, “If your team exceeds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car, divide into smaller groups”).

For anthropological inquiries, we also encourage looking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to explore the personal and familial life histories embedded in county industries—their emotions, decisions, and the meanings they create within their shifting circumstances.

· 编者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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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窒息事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名农妇搭乘冷藏车从附近的村庄到镇上的牛肉加工厂上班，8名车厢内的农妇窒息而死。值得一提的是，牛肉加工是叶县的重要产业。这一事故也折射着这一县域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镇上的小加工厂吸收着年龄偏大，未外出务工的农妇在家门口打工，再通过短视频平台卖货。

县，曾是中国社会调研重要的分析单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县城有时被视作封闭而自洽的政治经济实体，如知名的《中县干部》所代表的县域政治体制研究。有时被视作一粒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的魔幻种子，如80年代以来，一众外国学者对山东邹平的调研，力图以此对整个中国的形与势作出判断。县域往往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民族志的副标题中诸如“基于华北某县”这样的短语里。

更常见的时候，县城是城乡之间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过渡地带，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在这里的饭馆稍作休整，在网吧里给导师回邮件；研究城市的学者有时会跟着打工人员回家，必经的一途是在县城车站从中巴转到下乡的面的；也有时，民族志的笔触会随着村民的兴盛而进入县城，再往返于更大的城市之间，从《金翼》开始，县就已经在民族志的解剖术中被纪录为一副供家族可进可退的筋骨。

直到城乡之间的流动越发加速，县也不再被视坐一勺照见中国的天然匀质原汤。突围的县城开始拥有姓名，比如新化县对打印店的垄断，独山县的负债奇观，曹县的自我电商化。“从县里来”不完全是大学寝室里没有回应的话题，也是五条人《县城记》里的欲望和回忆。而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回县城开咖啡馆”成为年轻人半推半就的选择。还有县中，县医院，下沉到县里也抽走乡村的房地产，流经县城的那条河和上面新拦的水坝、新漂的垃圾。这些自觉的奇景相像而熟悉，但让人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

到县城去，干啥？咋干？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的文化逻辑。与其空议，不如实干，在具体的调研中获得实感。这份《新时期县域调研手册》基于上述“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的兴趣和熟悉，立足于‍‍‍‍‍‍县域-地方市场与全国-全球市场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聚焦在县域产业和县民生计研究，并给出相关调研范例和深具可操作性的手把手方法（如“人数超过一辆汽车容量时可分组行动”）。而如果要做人类学的调查，我们也建议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多寻找和追问县域产业中个人/家族的生命史和他们在处境中的情感、决定和意义。‍‍‍‍‍‍‍‍‍‍‍‍‍‍

相关阅读：

书单 | 农政与食物研究

春节特刊·牛 | 牛的人类学

作者 / 魏怡然祁连山牧人

Author / Yiran Wei, Qilianshan Herder

作者系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关注草场、牧区

编辑 / 泽恩（食通社）毓坤（结绳志）

Editor / Ze’en, Yukun

本作品获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的支持

“我是从小吃肉长大的，一天不吃肉就无法生存。我们牧民说吃肉，都是指手抓肉，那种饭菜里的肉是不算的。我可以连续十天喝凉水吃肉，连茶都可以不喝。”

60岁的老牧民桑杰向我们讲述着他吃肉的习惯。

“像我这一代的牧民肉瘾很大，我想在你们眼里我们的饮食是很血腥的，我经常生饮刚宰杀的牛羊的鲜血（趁鲜血还是热的时候），生吃羊肝、羊胆，喜欢吃牛羊的内脏和灌肠。”

藏族人会把食物分为“白食”（དཀར་ཟས）和“红食”（དམར་ཟས），前者对应素食，后者对应荤食，但牧民口中的“白食”更多强调以酥油、奶渣、奶皮、酸奶等为主的奶食品，而“红食”对牧民来说就是牦牛肉和藏羊肉，传统上他们好吃肉，却基本不吃鸭鱼和海鲜等其他肉。相应的，在牧民传统的劳动分工中也有两种，以宰杀牲畜、剥皮、灌肠、解肉为主的“红业”（དམར་ལས）和挤奶、打酥油、酿酸奶等为主的“白业”（དཀར་ལས），前者主要是男性来做，而后者是妇女的工作。

桑杰描述的这些吃肉的习惯都是他年轻时的样子，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生活。因为那时他不仅食肉无忧，也常常单枪匹马驰骋在草原。有一次，为了寻找故人，他骑马从甘肃到了青海玉树的曲麻莱县，全程1000多公里。说起当年，他依然意气风发。

而现实是他没有牛羊，没有马，更没了当年的潇洒。他是甘肃M县开环卫车的司机，用他的话说“是开垃圾车的”。但他的确喜欢吃肉，我们聊天时餐桌上就摆着一盘刚煮的羊肉。

只可惜，这盘肉不是他亲自宰杀的藏羊肉或牦牛肉，而是市场上卖的便宜的进口肉，是新西兰的、乌拉圭的或是巴西的，但都不重要，在牧民的用语中都是同一个名字——“假肉”（ཤ་རྫུན）。

“假肉”，图源：作者。

县城的“假肉”

桑杰原本是M县塔玛镇玉溪村一个地道的牧民，喜欢骑马、放牧、大口吃肉。“做牧民的时候有充足的牛羊肉，我根本不吃其他的肉。”

1984年至90年代末，草场承包改革陆续在青藏牧区落实，农业集体化时代共用的草场划给各家各户，桑杰家分到了一块地势险要、又没有水源的草场，人畜饮水成了他在牧区生活的主要难题。

刚分到草场那两年，桑杰每次给牲畜饮水都要经过别人家围栏内的草场，每天花两个多小时，从河边背水回帐篷供人饮用。长此以往，也给相邻的牧户带来了不便。

于是他放弃放牧，把草场出租给邻居，卖掉所有牲畜，带着妻儿搬到县城谋生，这是2000年前后的事。刚开始，夫妻俩用卖掉牲畜的钱在县城经营一家台球厅，后来通过大哥的帮助，桑杰开上了环卫车，妻子也成为县城的环卫工。

桑杰说，到县城后处处要花钱，消费很多样，收入却变得单一。“生活不易，我也开始吃鸡肉和猪肉。再后来，有种便宜的牛羊肉（进口肉），虽然吃起来无法与本地牛羊肉比拟，但是没钱的时候还是会买它。”

对桑杰来说，作牧民时习惯了吃自宰的牛羊肉，如今吃“假肉”做的菜或面还行，直接吃清水煮的进口肉不仅不解馋反而会激发他的肉瘾，因为在牧民的味觉中进口肉的“肉味”比本地肉淡了太多。好在这些肉没有异味，勉强能吃——但是想要过“肉瘾”，吃完进口肉必须再吃一口本地肉才行。

牧民，图源：“牧民供波”。

所以，他索性把进口肉和本地羊肉肠、肚包肉一起煮了，这样至少从颜色上很难看出是进口肉，虽然仍能尝出不同，但对桑杰来说，这已是最容易接受进口肉的方式了。

便宜的进口肉

像桑杰一样，价格便宜是牧民选择进口肉的重要原因。来自M县德吉村的牧民顿巴，原来是他们村的小队长，他告诉我们，“去年（2023年）镇上有大车卖非本地肉，看上去跟牛羊肉很像，一种16元/斤，一种18元/斤，去肉铺买本地肉的话要30元/斤，价格差距很大。”虽然没有亮明进口肉的身份，但低于20元/斤的非本地肉，只可能是进口肉。

马川老板虽然是回族，但讲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在X县县城人流量最多的位置开了一家粮油肉铺，做了几十年进口牛肉的生意。据他回忆，2014-2020年，他常进货的新西兰牛肉价格一直稳定在20-25元/斤左右，比本地牛肉零售价低8-12元/斤。而在离县城不远的旅游小镇上开藏餐店，主营各类藏式面食、肉食的索南告诉我们，2014年他刚开店时本地牛肉和进口牛肉的差价为12-15元/斤，面对压倒性的价格优势，本地餐馆都选用进口肉做食材了。与此同时，很多肉铺也纷纷做起了进口肉生意。

我们走访了M县和距离M县三百公里的X县的14家肉铺，拼凑出了当地进口肉销量变化的大致轮廓：进口肉最早出现在2008年，当时销量还很少，且很多肉铺都不明说是进口肉，而打着本地肉或育肥肉的名义在卖。2016-2017年，买卖进口肉的人逐渐变多。从2018年开始，顾客开始区分便宜肉（进口肉）和本地牛肉，卖进口肉的店铺和进口肉销量都有了明显增加。

在M县城的31家牛羊肉铺里，只有6家只卖本地草饲牛羊肉，其他店铺均有售卖进口肉。2024年7月，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自然资源管理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研中发现，黄南州德合隆南路的11家肉铺中，仅有3家只卖本地草膘肉，其余都卖进口肉。

肉铺，图源：作者。

草膘肉，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天然草场长膘的畜肉，与牛羊的品种无关，牧民们与做牛羊生意老板都习惯了这种叫法，能直观的把吃草长膘的牲畜与吃饲料、谷物长起膘来的牲畜区分开。而在内地的菜市场、购物app上，这种肉被称为草饲肉，相较饲料和谷物谷喂养出的谷饲肉，这种叫法反而听起来更“低级”。

像桑杰这样已经放弃畜牧业生产、在城镇定居的藏族牧民，是进口肉在牧区最主要的个体消费者，整个青海省，定居的游牧民超过50万众。

仍在牧区放牧的牧民们，也会购买和食用进口牛羊肉。在青海Z县的50户牧民样本中，至少有32户牧民正购买、食用进口牛羊肉，平均每户每年花费7106元购买牛羊肉。世代以畜牧业为生的桑曲村牧民多杰说，虽然自己家比较传统只吃自己宰杀的牛羊肉，但是村里的其他牧民绝大多数或多或少都在买进口肉吃，如今牧民买肉吃已经司空见惯了。

“你是吃肉的人，就得认杀生的命”

除了明显的价格优势，在青藏牧区，受色达五明学院为主的藏传佛教派系极端不杀生思想的影响，以及牧区年轻人从情感上越来越不愿自己宰杀牲畜，也成了推动进口肉消费的文化因素。桑杰认为这有悖于牧民传统的习惯和价值观：

“我每年的‘冬肉’都是吃自己宰杀的本地肉。我是个传统的“牧民”，我为了生活宰杀牛羊不会有丝毫犹豫，因为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你是吃肉的人，就得认杀生的命。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敢杀生，甚至不会从事‘红业’，都不会灌肠和解肉。”

我们在M县肉市场不仅看到来自四川色达的牧民驾车500多公里到此买肉，也看到两位本地刚结婚成家的年轻牧民在买羊肉，他们表示买的是本地羊肉，主要是家里只养牦牛，需要吃羊肉时就得买。虽然没有说不敢杀生，但买肉省去了自己宰杀、剥皮和解肉等环节，更省事方便，所以相比于自己宰杀，还是更倾向于买肉。

桑杰代表了牧民传统的吃肉习惯和对杀生的态度，对于年轻人不愿宰杀的现状感到不满。在他眼里牧民就是这样，一只手沾满了牛羊的鲜血，另一只手要转着念珠为逝去的生命祈福诵经，他们深知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善与恶本就是并驾齐驱的。

根据藏族传统，为了让每个牲畜死得其所，牧民会物尽其用。肉、内脏和肠子必然用来吃，且要吃的干净，牧民的小孩从小被教育“吃肉时骨头啃的越干净，下辈子长得越好看”。羊皮可做皮袄、皮裤、皮毡、皮袋，牛皮做皮绳、皮靴、皮筏，羊角、牛角和骨头则可用来做勺子、刀销、刀把、玩具和容器等。

虽然放弃牧业移居县城已经二十多年了，桑杰依旧保留着牧民的传统手艺。他一直强调，牲畜的价值不只是肉，还有它们的皮、毛、粪、骨、奶。

图片：他用这些做了不少手工艺产品。图源，作者。

单一的市场

多样的畜产品，意味着多元的收入。人类学家格勒等在专著《藏北牧民》中记录了西藏那曲历史上的羊毛贸易。在上世纪50年代前，羊毛不仅是当地一大畜牧产业，也曾是整个西藏地区对外贸易最大宗的商品，那曲七大部落年产羊毛180-200万斤，羊毛远销南亚和欧洲。综合、多元的畜牧业产品是青藏地区传统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根基。

如今的现实却是，牧民从畜产品所得的收入越来越单一。

甘肃省M县德吉村里的牧民们，最近几年都只放养牦牛，草原上羊群的身影越来越少。眼看着牲畜结构从原来的三畜（牦牛、藏羊和马）变成了单畜，畜产品的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小队长顿巴愁容满面。

“传统上我们会说‘黑头牧人靠黑牛，黑色牦牛靠草原’（མགོ་ནག་བརྟེན་ས་སྤུ་ནག སྤུ་ནག་བརྟེན་ས་སྤང་དཀར།）。牦牛在藏语中是“诺尔”（ནོར），意为宝物或财富，牧民多少年来都是靠牦牛生活的。牦牛不仅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还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经济收益，以前牧民可以出售的不只是活畜，还有牛绒、羊毛、牛毛、羊皮、牛皮，以及各种奶制品。如今，酥油、曲拉(奶渣)等奶制品还勉强卖得出去，但其他产品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10年前，1张羊皮能卖50-100元，1张牛皮可以卖150-200元，现在牛羊皮都没人来收，1公斤羊毛卖5-6块钱，这个收入还不够剪毛的成本，牧民的收入很单一，就依靠活畜出栏（出售牲畜）收入。”

在肉类导向的现代化单一市场中，牦牛不仅失去了传统的文化意义和功能性价值，其经济价值也变得单一：如今一个牧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出栏多少牦牛，一头牦牛的价值仅取决于它有多少肉，而一斤肉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牧民没有任何话语权。

“假肉”驱逐真肉

每年9、10月，甘南州的牧民从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返回到海拔较低的秋季草场，为冬天的到来做准备。此时，他们会将畜群中需要淘汰、更换的牲畜出栏，将畜群规模和构成调整到最优，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

出栏的选择有两种：要么联系俗称“二道贩子”的中间商上门收购，要么直接把牛羊拉到屠宰场。考虑到运输成本和与屠宰场的沟通障碍，绝大多数牧民都会选择等二道贩子上门。

然而自2020年起，牧区牛羊价格持续下跌，市场低迷，“二道贩子”赚不到中间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牧民不得不跑到交易市场便宜处理牛羊，越着急用钱的人卖得越便宜。

议价的牧民，图源：作者。

2024年9月，我们来到M县牛羊交易市场，院子里已经挤满牧民拉着牛羊的车，这里聚集了收购牲畜的二道贩子和屠宰场的代理商。询问后得知，今年一头5岁以上的成年母牦牛，只能卖3500-6000元，而在行情最好的2019年，能卖出10000-13000元，五年间平均每年价格下跌1000元。

作者制图：M县成年母牦牛价格变化：2019年10000-130000元；2020-2022平均每年下跌1000元左右，到2023年每头仅能售卖7000-7500元，2024年3500-6000。

根据甘南州统计年鉴，在纯牧业县，活畜出栏收入占牧民家庭总收入比重达70%，牲畜价格持续下跌给牧民生活带来了极大挑战。

牲畜不出栏意味着要再养一年，天然草场的承载力有限，未能出栏的牲畜意味着需要额外购买饲草料、或租用草场来继续。如今牧民在生产上投入饲草料的占比逐年升高，为了弥补成本，每年需要出栏的牲畜也不断增多。在畜肉市场的推动下，如今的牧民都倾向于高投入、高出栏，但并没有实现高收入。

在X县我们观察到牧民扎西一家，扎西和他的妻子有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但他们三口之家的草场面积仅为350亩，这些草地并不足以养活他们家的50头牛和230只羊，因此每年需要额外租入草场（5万元/年），购买饲草料（5.5万元/年）才能保持这个畜群。扎西说：“牛羊再少就根本没法经营开，但是现在饲草料价格一直在涨，牛羊价却连年下降，放牧成本越来越高。”扎西在2023售卖的牲畜，仅得到了9万元的收入，连投入饲养牛羊的成本都难以覆盖，更不用提一家三口的生活需要。为此，他贷款了30万元，除了靠贷款继续维持生产，他别无选择。

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草原畜牧业逐渐形成了基于肉类市场的单一生产空间。过去的牧民是牧民也是屠夫，是皮匠、骨匠、绳匠、毡匠，是手艺人也是生活的主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如今，牧民把成群成群的牛羊卖到市场，而从市场里能获得的，只有那被称为“假肉”的进口肉和难以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

进口牛肉在中国

一直在牧区放牧的顿巴，很少吃进口肉，但作为卖牛的人，他觉得本地牛收购价持续走低，与低价进口肉的泛滥多少有些关系。“我前几天有点缺钱，找了一个卖肉的熟人想卖一个膘情非常好的母牛，给他看了母牛的视频，问他出多少钱，他也认为牛质量非常好，但出的价格完全达不到我的预期。村里很多人在说，镇上卖的便宜冷冻肉影响了本地牲畜的价格，我比较认可这个说法。”

尽管进口肉2008年才出现在M县的肉铺，但中国进口冷冻牛肉最早始于1992年。20年后，进口肉第一次在中国市场形成势头。

2012年4-12月，国内牛肉价格受养殖规模、出栏量下降的影响，相较过去一年价格同比上涨35%，一公斤牛腱子肉的售价高达120元。国内牛肉价格飙升之时，澳洲牛肉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整个2011年不足3000吨的澳洲牛肉进口量，到了2012年达到了2.72万吨。

2018年是进口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二轮发力期。2018年以来，中国积极拓展着牛肉贸易的“朋友圈”，逐步放开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10国的进口准入，累计准入国达到27个。当年，进口量出现新一轮激增，全年累计进口量超过100万吨。

自2015-2023年，进口牛肉量从47万吨增长至274万吨，牛肉自给率也从92.9%下降至73%。而从2021年开始，中国牛肉市场42%的进口牛肉都来自巴西，巴西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牛肉进口供应国。

作者制图：牛肉主要进口国

据巴西最大肉食品加工商JBS集团2023年财报，集团当年出口收入高达184亿美元，其中25.4%的产品出口目的地为中国。调研期间，我们发现牧区有大量Friloi公司和GJ公司的牛羊肉产品，这两个公司均隶属于JBS集团。

作者制图：近十年来，进口牛肉总量呈井喷式增长，与关税和贸易政策密不可分。

甘南州的牧民怎么也想不明白，跨越16000多公里、从地球另一端运到他们餐桌上的巴西牛肉，凭什么比本地肉便宜这么多？以2024年为例，进口牛肉价格平均为34元/公斤，即使加上运输和流通成本，也远低于我国本地市场约68元/公斤的牛肉批发价。

《2022年巴西肉牛报告》骄傲地宣称，辽阔的草地面积是巴西肉牛养殖的资源优势——巴西坐拥草地面积1.63亿公顷，0.7万公顷农牧业综合用地，约占巴西国土面积的27.3%。广阔的草原资源加上稳定的气候，是巴西发展畜牧业的优势资源禀赋。

优质的自然资源也带来了廉价的玉米、大豆等饲料，使得巴西集约化生产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报告显示，2001年起的20年间，巴西屠宰牛总量中，集约养殖数从206万增长至673万头,翻了三倍多，远高于屠宰牛总数20%的增长率，且屠宰牛的年龄3岁以上的比例从2001年47%下降到2021年的11%。除此之外，巴西的肉牛产业链条几乎完全由以JBS集团为首的加工商们掌控。从收购、养殖、育肥到屠宰、出售、出口，都可以在一家集团内完成，较低的摩擦成本给了加工商们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竞争，但仍能赚的盆满钵的利润空间。

宰杀年龄的降低，集约化程度的增加，大资本集团控制的产业链，广阔的天然牧场作为基点，给了巴西牛肉出口在近几年风靡全球并侵占中国市场的资本。但巴西的加工商们完全不会提及的是，他们声称的“天然养牛牧场”，大多是非法烧毁雨林的产物。

大洋彼岸的毁林养牛

从196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将亚马逊雨林的大片土地赠予或低价卖给来自南方的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用来养牛、种饲料玉米和大豆。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IBGE）数据显示，1970年代至今，随着国内外牛肉消费量的增加，巴西养牛规模翻了一倍，增量几乎全部来自亚马逊地区。

砍伐森林和开垦牧场，既源于政府的主导，也离不开当地的自主选择。人类学家Jeffrey Hoelle在《Rainforest Cowboys（雨林牛仔）》一书中，探索了巴西热带雨林从依赖森林资源（如橡胶采集）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养牛经济的历程，发现养牛业在巴西西部雨林地区的阿克雷州（Acre）带来了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并创造了文化认同。在土地利用与经济收益上，砍伐森林、开辟牧场往往被视为“进步”与“勤劳”的标志，而保留森林则常被贴上“懒惰”或“落后”的标签。牛仔被视作果敢、进步的乡村英雄，与“落后、贫穷”的森林割胶者或小农（caipira）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阿克雷州的许多居民并不认为保留森林是必要的，甚至认为政府和环保组织限制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经济机会，他们常常提到美国西进拓荒运动，认为自己在亚马逊地区应当像美国早期那样自由开拓，而不是现在这样“保护森林”。

Hoelle, Jeffrey. 2015. Rainforest Cowboys: The Rise of Ranching and Cattle Culture in Western Amazon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他们用“传统的烧荒”为借口，点燃了熊熊火焰燃烧起亚马逊雨林，攫取着雨林之下的土地，然而，自然也向“偷走”土地的人发起了反击。亚马逊过去以其极强的抗火能力而闻名，潮湿的树冠使得森林里的自然火灾之间往往相隔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然而，森林砍伐和燃烧带来的气候变化、地球变暖导致的温度升高和干旱，使得人为燃起的火，变为了可以吞噬一切的、不受控制的野火，2024年，亚马逊地区约有3742万英亩（相当于9个北京市）的土地被烧毁，森林、建筑、道路、原住民的家园正燃烧着，并化为灰烬。

养牛毁林，不仅让树木从捕集二氧化碳的碳汇变成了释放二氧化碳的碳源，后续在毁林地上进行的高强度农牧生产也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2011年首次针对巴西牛肉的全面碳排测算发现，生产每公斤肉排放103公斤二氧化碳，是欧洲工业化养殖的3倍之多。而中国作为巴西牛肉最大的进口国，在2020年引发了巴西约49.4万公顷（占巴西全部森林面积的1%）的养牛毁林。

巴西最大的肉食加工商JBS是毁林的一大“元凶”。尽管在绿色和平等机构的压力下，JBS集团于2009年就承诺不再采购毁林牧场或占有原住民社区牧场的牛，但巴西森林监察机构发现，直至今年，JBS仍在大量购买毁林牧场上的牛，并从毁林农场购买玉米、大豆等作为育肥饲料。

这一养殖业巨头与巴西的小农场和牧场主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正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廉价而环境代价极高的肉产品。而青藏牧区的肉铺也早已与世界接轨，原本该留在本地牧民手里的收入，通过进口牛羊肉进入了巴西肉商的口袋。

亚马逊牧场毁林，图源：Ibama，Wiki Commons CC

质忧的育肥肉

养殖方式的好坏直接影响肉产品质量。是不是圈养，用饲料喂养的育肥肉，敏感的牧民一吃就能吃出来。相比之下，天然草场放养的牦牛运动量大，因此肉纤维粗、口感较硬、紧实有嚼劲，而生长于高寒之地的牦牛肉与其他种类的牛肉肉质在营养成分和蛋白质、脂肪含量上的差异显著，其平均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黄牛，具有更多的氨基酸、更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更多的微量元素。

越来越多研究证实，牧民认为“有嚼劲”的草饲牛肉，其营养价值也更优。美国营养科学家克兰西（Kate Clancy）对草饲和谷饲牛肉营养成分进行了全面比较。她指出，草饲牛体内沉积的脂肪含量更低，且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特定脂肪酸，比如可显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Omega-3脂肪酸。纯草饲牛体内的Omega-3脂肪酸含量可高达3%，而连续圈养舍饲使得Omega-3脂肪酸含量不断降低。

此外，由于牧民的牦牛能在天然草场上采食多种植物，其体内也具有更高水平的植物营养素，如萜类化合物、酚类、类胡萝卜素和抗氧化剂，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人类健康。

然而在市场化发展的浪潮中，健康永远不是被优先考虑的，低价或利益空间才是首位。

活跃在青藏牧区的育肥商、屠宰厂老板、肉质加工厂老板非常认可天然草饲牦牛肉的营养价值，认为其他肉无法与之比拟。但他们也精准地意识到，在天然草场放牧，既是优势，也是短板。

冬季，大雪覆盖草场，经过春夏鲜美牧草滋养、膘肥体壮的牛羊，此时因为进食减少、消耗量增加而开始减重。第二年4-5月，天气转暖，随着牧草开始重新生长，牛羊也进入新一轮生长期。天然草地上放养的牛羊进食的频率和数量并不恒定，能获取的牧草数量也不确定，因此牛羊增重和增膘的效率被认为非常低。

育肥商人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了商机。他们从牧民手中收购牦牛运到集中养殖基地，通过精心配备的饲料进行育肥，不仅能让牦牛体重大增，还能使肉质更细嫩。

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天然草场放养的牲畜最终都逃不掉育肥的末路。坐拥两个育肥基地、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牦牛育肥的马老板告诉我们，“牛刚买来是不好好吃饲料的，第一个月要慢慢的增加饲料的量，把它的肠胃都换过一遍。从第二个月开始，每天可以长一公斤多。”刨去不能增重的第一个月，牦牛从初始的300公斤体重增重到600公斤，需要6-10个月。等牛肥到脖子和腿都动不了的程度，育肥就基本完成了。

育肥厂。图源，麦多。

这些育肥牛肉不仅供应广阔的内地市场，也流向了青藏牧区的各个角落，与进口肉大军一起冲击着天然草饲牦牛肉的价格和销路。

与巴西相比，位于青藏高原的牧民没有广阔充沛的草原、稳定的气候和降水，反而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不断地与自然相适应，保护着那一方水土勉强维持着生计。他们身处整个牧区牛羊肉市场的最底端，他们把在天然草场生长自由、营养丰富的牦牛肉供应到了市场，但经过中间商、育肥商、屠宰场等多个利益方的层层运作，最终消费者买到的牦牛肉，成了质忧的育肥肉。

贬值的黄金

据国家畜牧兽医局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我国牛肉价格和活牛价格均呈现一路走低的状态。截至2024年9月，全国活牛平均价格为25.46元/公斤，全国牛肉平均价格为68.2元/公斤，为近5年内最低价，而进口牛肉均价仅为不到35元/公斤，仍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以这一均价计算，甘南X县牧民每卖出一头未经育肥、体重约250公斤的成年牦牛，仅能获得6500元左右，而牧民的饲养成本约为1500元（未计入天然草场生态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每年需要出售10头左右的牦牛，才能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这对于平均仅有20-30只牦牛的X村牧户来说，几乎相当于变卖“全部家产”。

作者制图：观察进口牛肉的价格和我国本地市场牛肉批发价的波动情况，其整体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低价内卷的模式把当前的草原畜牧业和牧民生计推向了风险最前沿。接受亏损、尽快出栏，还是投入更多饲养成本、等待牛价回升？在这个难题面前，我们遇到的所有牧民都不知做何选择。

我们在M县牛羊交易市场见到尼玛时，他已经在交易市场等了两天，为了卖掉他的三头牦牛。

尼玛原来家里有5口人，60多头牦牛，2021年贷款了15万元扩大畜群，剩余的钱用于医疗和生活支出。由于牛价持续下跌，尼玛卖牛的收入越来越少，实在无力偿还贷款。2022年贷款到期后，尼玛被法院强制扣留了所有的补贴和作为管护员的收入。2023年，欠债太多的尼玛离婚，与两个儿子一同生活，目前家中还有39头牦牛和2匹马，贷款仍然没还清。但当被问到是否吃进口肉时他回答道：

“我只吃牦牛肉和藏羊肉，从来不买育肥肉和进口的牛羊肉。‘假肉’不仅不好吃还影响了我们牧民的生活，影响了我们本地牛羊肉的市场，我坚决不吃也不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尼玛坚持着他作为牧民的最后一丝倔强。

尼玛的处境是牧民中沉默的大多数，如今的牧民就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养着牛羊却卖不出去，没有钱生活；一边吃不起自己养的牛羊肉，反而要吃便宜的进口肉。

这让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在藏语中被称之为宝藏/财富的牦牛“诺尔”（ནོར），竟会贬值到如此程度？是牦牛真的没有了价值，还是我们衡量价值的标准变了？工业化畜牧业是否是最终的归宿？而商业化的大市场中，如何容得下一个健康的肉产品？

（文中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本作品获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的支持

参考资料:

JBS集团财报：https://ri.jbs.com.br/en/financial-information/results-center/

1.Health-Promoting Phytonutrients Are Higher in Grass-Fed Meat and Milk, Stephan van Vliet et.al

2.Nutrition and edible characteristics, origin trace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 of yak meat and milk: A review

3.A review of fatty acid profiles and antioxidant content in grass-fed and grain-fed beef

戴越,吕恒涛.进口牛肉和国内羊肉价格对我国国内牛肉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22,(02):18-25+133-134.DOI:10.13881/j.cnki.hljxmsy.2021.03.0249.

4. 巴西肉牛业考察报告之三｜巴西的肥育牛养殖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2MpnZcFomrgbWag47ACoqw

5. 巴西肉牛业考察报告之二｜巴西的育犊母牛和架子牛生产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uBYko0LGnjWanSDn_DZUPQ

原始出处：https://www.abiec.com.br/wp-content/uploads/Beef-Report-2022_INGLES_Em-baixa.pdf

6. Hoelle, Jeffrey. 2015. Rainforest Cowboys: The Rise of Ranching and Cattle Culture in Western Amazon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7. 田云,尹忞昊.中国农业碳排放再测算：基本现状、动态演进及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2,(03):104-127.

8. https://theecologist.org/2011/apr/05/why-our-growing-taste-cheap-brazilian-beef-devastating-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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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in the Ocean, Plane in the South海洋的点，南方的面

2024-12-19 16:30:00

This piece is an ethnographic fiction about Hainan, the second-largest island in China. Through the 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who went to Hainan to “jump into the sea” (xiahai) in the 1980s, it traces the island’s recurring developmental vision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as well as how the 80s social debates on “human nature” (renxing) compassed the tides and rocks there. The piece also experiments with reimagining special zones like Hainan—not as isolated points marked by grand governmental plans, but as planes intricately woven with human efforts and desires, as well as the entanglements of land, water, cars, animals, plants, and other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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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了，给大家带来一篇暖和的写作。

本文是一篇虚构民族志，却得益于作者于2022年初受邀参与的广东时代美术馆的海南之行。在此致谢，也推荐时代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民族志气质浓厚的《岛亦有道》展览，一直持续到1月26日，详见下方海报。

本篇也是《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的系列写作，此前文章可见此篇：

作为肺的鄱阳湖：病毒、洪水、江湖关系与省际结构

原文作者 / 曾毓坤 Yukun Zeng

原文地址 / 广东时代美术馆公号

原按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边缘和刀刃也是。在英文中，edge一词同时捕捉住这两种意象。被挤压的角落，却锐利无比。披荆斩棘的利刃，收鞘后也只能停在虚假的威仪里。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书写台湾时很形象地用edge形容台湾发展时地缘上的刀沿和边界【1】。这个词也在朱苑瑜（Julie Y. Chu）《信用的宇宙论》【2】一书中为福清移民的终点（destination）和命定（destiny）所赋形。海南、台湾和曾被视作岛的福建一样，以大陆视角而言，都是比岭南更南的南方，是与国防边境过近而使资本首鼠两端的机关，也在某种反转后被赋予名为开放的南方证明。而这种反转何时有效？作为一位80年代发轫的作家，他的作品在90年代活跃而作者却销声匿迹，在他写作最为有效的今日，本篇文章决定认真研究他的溶解。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多恩的布道词在疫情初期成为广为引用的名句。反过来也一样。没有人是一片大陆，一部分的整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海南开发反复出现的野望和挫折不能离开更大的政治环境，中央政策的来与去，特区化所形成的时空差，冷战后期开始全球化的进击和彳亍【3】。但反复谈论这些大词是否只是在捕捉锥子的影子，此刻去追问布和每片纤维的感受，也是去检审看似统一的大潮下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和依附，让特区从“成功特区”的经验里解放。这是他的写作之于海南最大的意义。我阅读他的私人情结则来自他和我缺乏当代意义框架的故乡江西【4】，我们都知道即使不是岛，一片土地也可以在反复的改革中经历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

岛和大陆是相对的。点和面也是。三亚是天然的目的地。2022年初从北京飞抵三亚的那一天，我的身体在机场脱下秋裤的那一刻见证了天涯海角如何从航图上靠近的点化现为燥热的椰风海景。之后的旅程中，我和时代美术馆一班同侪和美术馆邀请的诸友一同搭车，行至他所到过的陵水、五指山、儋州、万宁和海口。我们都低估了一座大岛可以容纳的温差。交叉感染的感冒身体性地提醒着我们，这是一段比线更宽的旅程。在临近海口的昌江，我几乎病愈，才想到恒温而健康的司机师父马上将返回三亚，他们的旅程注定是环形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其中一位司机是他的老乡，90年代初从江西来海南务工，干过会所的保安也承包过农场的灯笼椒林，另一位则是海南土著，可能是逐渐淡忘底盘的黎远平。

正文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四周；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耀之下，它本身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

—— 威廉·戈尔丁《蝇王》

（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78页）

从他留下的那份自述，我们知道，大学即将毕业时他第一次阅读了《蝇王》。他甚至还记得小书摊上摆放书籍的秩序。国学大书摆在后头，面上是陈鼓应的老庄注释。迎着读者的那一侧：戈尔丁的小说和奥威尔与柏拉图比邻，还有手抄的尼至哀（这是王国维译的尼采），堆在四卷本的《浮士德》上。一张牛皮纸板上，用毛笔写着“启蒙”和“人性”，他不太记得这两个词孰上孰下，谁压倒了谁。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青年左顾右盼的模样，他们似乎与一切文学传统都有联系，能永远从一个虚无的中心出发，抵达一切，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的不同象限上纵横捭阖，斜率是解放。

读毕，他立即明白了西蒙的死印证了一场残酷的人性实验，专治和野蛮压倒了民主和文明；而岛屿是见证者。类似的形构在他同样读过的索福克拉斯与米兰·昆德拉里也存在。可这并不重要，困惑他并终其一生使他困惑的是，潮水、岛屿和地球的比例在小说中如此逼仄。他从未见过岛屿，却无比能否定一切关于岛屿的老旧草图。对这一地理型态的感知，他能依仗的是文学作品中轮回出现的乌托邦和军事基地，还有专业教育上所要求熟记的类型学（大陆岛、冲蚀岛、珊瑚岛、火山岛、冲击岛），还有纵贯八十年代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到《魂斗罗》的亚文化息壤。这几套语言他都从未充分信任，尤其是当他着力想象岛上居民的劳动与收获，节日与生活，疯狂和拯救。当然，公平地说，戈尔丁也从未声称自己要描写真实的岛屿，因为这位老兵更熟悉的是真实的毁灭。同样公平地讲，作为地理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他恐怕并没有条件了解戈尔丁曾在二战时为皇家海军服务，在服膺古希腊悲剧前参与过追击俾斯麦号的战役。粗粝且锈迹偏颇的铁幕已经在80年左右的中国松动，但还是隔开了他与这位作家彼此复杂的心灵。是的，当书摊同时向他兜售戈尔丁和奥威尔时，这部小说已经被置换成了“人性”和“宿命”间单薄的除法，必将相等于潜在的核冬或虚浮的冷战。以此来看，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也只是寒空中必然出现却无的放矢的花火，他的雀跃可以理解，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困惑。以后见之明，不难判断，他的困惑发酵——或者热情燃烧——尚且需要更大的容器。

《珊瑚岛上的死光》海报。图源：豆瓣

容器很快就出现了，海南岛，地球上第42大的岛屿（排除澳洲），黎民的腹地，海防的边疆。1980年6月底中共中央的“海南问题座谈会”上提到要将海南的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给以较大的权限”【5】。在改革开放的辅助线里，这个岛被描绘为另一个深圳，大写的香港，或与台湾竞争的制度实验田【6】。被略去的则是这座岛本身的动量和纵深，黎峒到海滨盐田间的古道和新径，华侨农场里橡胶树和灯笼椒的生长期，三亚回辉族赞颂词里占婆语的余音。上岛之初，他也发现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闷热而空无，且远离几乎还不能被称之为市区的海口府城，几乎注定将热情导向那些地图上空白的板块、土地或者未来。

这种躁动是他写作的前提，拒绝和这一时期的氛围协定稳定的热容则是他的伦理。《猴岛》是他这个时期写作的代表。这是一篇接近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开篇的导语直击主题，陵水南湾猴岛的旅游开发潜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的一部分在领导未来的讲话中毫无生机地大放异彩【7】，另一部分则滞留在这位建省前海南行政公署宣传部新晋科员的说出——或听到的呓语中。

旅游开发调查组走后，第二天，一位在湾内养鱼的疍民带我再次上岛，我们攀着枝蔓未开、若有若无的一条小路，划开了新买的的确良，也避开了旅游开发规划中的石阶和缆道……

猴岛对一般疍民而言是淡水的水源，并不陌生，而老黄了解得更多一层。他告诉我，岛上大约有十几个猴群，每群有几十到数百之多，有猴王，但每年轮转，胜者为王。前几日领导也就此提起过邓公的“猫论”。老黄对此不以为然，他前几天取水时刚围观了一场猴王之战，猴子从不以命相搏……

昨日王导游留下的一篮子桃散落在地，并不是海南猕猴真正青睐的食材。但篮子已获二次利用，一头受伤的公猴正在上面休息。这是去年的猴王，篮边尖锐的篾头已被小心地拔开，它疲惫但并不焦虑，别的猴子在周围嬉闹，有时候也去给它梳毛，是玩乐也是为了彼此取暖。它前几日还怒目相对的年轻对手在猴群边上休息，像孕育熔岩的雪山，几乎应和着败者呼吸的节奏……

他并不迷恋小国寡民的秩序，事实上，猴子的密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最终被它们发现的时刻，比起丛林潜伏，更像迪厅偶遇。他仓皇而逃。

而事实上，逃跑并不必要。一段难辨真假的自白过后，文中的叙述者重拾勇气，讲述了故事的另一段。他们并未逃走，而是被猴子半胁迫半邀请地请入了猴岛的中央温泉。这本是另一群猴子的底盘，但这才发现猴子的社会组织非常松散，虽然会标记领地，但也有诸猴共享的场所。不同群的猴子对他们的到来反应不一，一只上了年纪的前猴王向他们搭话——老黄的翻译或者虚构使之得以可能。交谈在温泉的氲氤中进行，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和猴子赤裸相见。话题也到了黑猫白猫的理论。老猴并未见过灵活的猫科肉食种，但见过老鼠。它们对狩猎表示了朴素的认可，但对人类对捕食的单一想象，猴子颇为质疑。无论是黑猫还是白猫，捕到老鼠之后理所应当彼此分享。他意识到很难传递所谓“好”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猴群有充分的差异概念。族群是分开的，但投奔也十分常见。照料而非竞争是差异的结果——也重塑着差异的边界。报告的最后，他们看到老猴去安慰前述那位刚刚下台的猴王——即便因为分属不同的猴群，它们的口音和触碰彼此的爪型尚磕磕绊绊，他也能听到不同于另一位老人后来南下画圈的智慧。

83年是戈尔丁因为他以娴熟的“现实主义”和“神话”、“对当今世界人类境况的描写”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年份。这也是《猴岛》“偶然”从大院流出，广为传看的那年。如果说戈尔丁的世界是因逼仄而成立的寓言，他的书写是一部穿墙而过的杰作。这不是调研，但在调研的意义上，《猴岛》相比他那位著名老乡7年后出版的《灵山》更加无情，更加不计较人心单向的平和和自由。拒绝狭窄的“人性”也就是拒绝80年代后中国文学过犹不及的作者与强者呼应的声音。报告中的他和猴子与疍民老黄一样，是另一种意义上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而就像人与动物（当然也是动物与动物）之间毗邻指缝和毛发的交流一样，这种不可靠的声音尤为可信。因为信任是矢量而非数量的，但也绝非线性的，而顺着交互中的抚慰、倦怠、冲撞和原谅而不断塑形。

龚自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蝇王》。图源：豆瓣

海南是什么形状的？是自在漂流的岛？还是溶解一切的洋？在中央眼中，海南是一块必须加速的陨石。1983年是海南开始逃逸现实和神话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日，著名的“中央11 号文件”，即《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转发全国。会议提到海南的诸多特区政策，多与外商、外资和外汇有关。除了外资项目减税、免征关税、与外商合作开发旅游业和矿产资源等政策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可以使用外汇留成进口海南市场短缺商品，包括国家控制的17 种商品。”【8】

这是所谓“汽车事件”的重要背景。为了快速赚取特区启动需要的资金，海南行政公署领导雷宇麾下的海南“利用”“中央11 号文件”，“纵容”全岛倒卖汽车【9】。他两位年长的准同行，享受国务院财经津贴的两位知名财经记者邓加荣和张胜友曾经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里【10】，以现在读者有些难以理解的热情劲头纪录过发生在84-85年的这一社会戏剧，也引用了诸多当时媒体的报道口径：

一九八四年秋,

西方世界的传播媒介突然披露一则爆炸新闻:

根据人造卫星捕获的信息，中国南海的北部和琼州海峡两岸，已变成了一片钢铁海洋，中共正频频调动数以万计的坦克，即将投入到越南战场。消息是惊人的, 象一片乌云压向人们的心头。然而, 有惊无险。排列成方阵跨越大海的钢铁洪流，不是坦克，而是汽车。

……

还有一家报纸

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人欲横流的情状：

在海南岛开始炒卖进口汽车那一段时间，香港不少投机商人闻风而动，东飞日本, 西扑海南, 低价购进, 转手倒卖, 赚取高额利润, 当时一部十二座日产面包车, 在香港售价仅值五、六万港元，但在中国国内，则以一万元一个座位计价，一部十二座面包车卖到十二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多万元港币。怪不得香港投机商人蜂拥而来。有些投机商人转瞬间便腰缠万贯, 变魔术般地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以《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真相大白》为，详尽报道了中央联合调查组检查海南汽车事件的前后经过和处理意见。报道中说：“3 月5 日，共批准进口汽车八万九千多辆（90%以上是小轿车、面包车），已到货七万九千辆，批准进口电视机二百八十六万台，已到货三十四万七千台……”这些物资显然不是海南岛的建设和海南岛人民消费所容纳得了的，而且多数是海南岛建设所不需的（如小轿车、面包车）。实际上，进口的汽车已有一万多辆被倒卖出岛, 销到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

“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了国家计划，冲击了市场，违犯了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这些写作完全也可能出于他笔下，但他最著名的作品《底盘》文笔要节制得多。小说的主人公黎远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复员回到海南，在部队习得了车辆机械的基本知识，为港商所雇从事车辆走私的汽车切割工作，为了给他落病的女儿筹钱。点出这一略显俗套的理由是必要的，钱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总是和需要紧密相连，是鸡蛋和学费间的距离，而非货物两端的差价和资本。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一距离并不会迈出村镇票据经济的小循环内。甚至疾病都大多不会被当回事，只有对战场上回来的人而言，疾病是没有链桥的峡谷，而黎远平决定越过去。他的家乡位于海南西部儋州的洋浦，距离海南南部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尚有一段距离。洋浦岸上荒芜，水下则有深港，是海南开发的预留地，也因此农民自发的土地开垦颇受限制。对于这里的一位复员老兵而言，汽车并不在需要的范畴，汽车两端的魔鬼和拜物教才是【11】。

电影《热恋》海报。图源：豆瓣

这一乡土背景是小说的底盘。因此，小说中粗粝的机械感并没有拧上南方故事常有的港片味。当港商带黎远平第一次进入车间，有一大段近似《白鲸》第三十二章《鲸类学》的细节描写——这在当年夹在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家里并不多见。我们能地感觉到触碰走私车切割部件的是黎远平刚从枪管上退下的手和稍有斜视的左眼。这种精确带来的后果是不安。将国外的新车分割成小块，作为垃圾过关，再重组，有时候一辆车会变成两辆车，有时候走私车会在过境中重新喷涂外漆，更换内饰，脱胎换骨。这些走私车行业常见的切割术就像一台精巧的刑具，面对它，黎远平的不安不是害怕，而是他接触底盘时不由自主地共鸣的那种震颤。这种雷宇们从未感受到的震颤，驱动着本书最动人的几章，在其中，他将车的底盘藏在家里的老门板背后并试图向妻子辩解，他被求车心切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干部所恭迎【12】，他驾驶着有问题的车带着女儿离岛求医。

《命运狂想曲》代表了那一批汽车文学的主流，试图赋予雷宇以“人性”，这个他从未失去的东西，需要以向“命运之神”——或者这词背后真正左右命运的强力——的挑战来展现。

猛士悲歌唱大风。你是一个敢于向命运之神挑战的人，你也遭受到了命运之神极无情极严厉的惩罚，但你承受了一切，你没有颓然倒下，你站着仍是一个昂昂然七尺须眉男子汉。人生苦短，在你的身后，留下了一串谜也似的脚印；在你的身前，相信还会有谜也似的前程。

那么，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由人民评说！

由历史评说！

他并不想——也无法成为评说“人性”的人民和历史。这倒不是因为文学上的惜羽，而是他再也不相信“千秋功罪”的量纲。他是否参与过海南的汽车走私？抑或配合中央巡视组对此进行调查？比起引导雷宇们走向原告和被告的转向灯，他的立场——如小说的标题所言——更接近这个岛当时的底盘。这一次，不需要猕猴和疍家老乡告诉他，一岛的升腾或沉沦并不取决于人性的加减。用这位理科生小说所特有的八十年代魔幻数理化语言，黎远平的不安早已告诉他大岛是承重的面而非应力的点。复杂实验总是不关乎单线的成败，而是因那些意外溢出的蒸汽、溶剂和连锁催化反应而有意义。就这样，他让黎远平的数个结局相互碰撞1）逃入黎区，再打入华侨农场，捣腾橡胶生意，那是日后会所产业和房地产潮的第一桶金；2）回到洋浦，在89年洋浦事件的“主权之争”下参与民间测绘，等待不知何时会到来的那一次洋浦大开发；3）甚至“改邪归正”又“误入歧途”，以他几个最终成名的大学同学为模板，意外成了下海办报的作家或出国读书的第一代文化人类学者。这些以不同型态下凡的黎远平并未被他写入缧绁囹圄或生死别离，他们几乎构成了一张网，代替他写作。这也许是《东方洪堡》《航天碎片集》《海南纪实诗》《聶海花》等作品里作者笔名十分相近却并不统一的原因。

龚自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蝇王》。图源：豆瓣

诸多黎远平中，结局2的那一位尤为值得一提，因为我们能读到的那份自述就由其所见证和补完。里面最终提到了他的归宿。那年的一系列事件后，全国牵连海南政坛和媒体界大地震，他是写手也是读者，他想做纸而非笔，可最终成为是协助要人逃走的贵人也是没能保全更多人的罪人，他对此遗憾——是真诚面对政治和文学而非实验者本位的遗憾。最终，在黎远平补完的自述中，他没有被捕，也不太远逃离，他要溶解在这南方的岛与海面：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他也变成他们，围绕着他却很快散开，溶解在这座岛和周围的洋和屿之中，不再是善写的点，而是可测的面，像无数防波堤和投机者那样等待下一次浪潮。

《红色警戒2》玩家自制海南岛地图。截图图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PYqMMJSIgA

Reference:

[1]Weller, Robert 2000 Living at the Edge: Religion,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in Taiwan. Public Culture, 12(2): 477-98.

[2]Chu, Julie 2010 Cosm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3]Ong, Aihwa 2004 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4(4):69-96.

[4]新赣线小组， 2021，《江西的呼与吸》。

[5]郭志民、刘宁，编，2008，《辉煌海南：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海南媒体宣传报道精选》，海口：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第8页。

[6]澄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人民的公仆：纪念许士杰同志专辑》，澄海：澄海县文史委员会。

[7]朱崇山、陈荣光，2011，《深圳市长梁湘》，广州：花城出版社。

[8]陈克勤，2008，《海南建省》，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页。

[9]吴晓波，2014，《激荡三十年》，北京：中信出版社。

[10]邓加荣，张胜友，1986，《命运狂想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中国作家》，1986，（5）：134-153。

[11]李安定，2011，《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北京：三联书店。而这段论述中描述的价值变换过程可以参考。Taussig, Michael 201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2]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2009，《海南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海口：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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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Ontologies of Glyphosat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草甘膦的多重本体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2024-11-05 04:54:00

This piece i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ook Glyphosate and the Swirl. Just a reminder—glyphosate, marketed as Roundup by Monsanto, is neither merely a universal chemical term nor just another Western corporate story. It also seeps into the soil and soul in China. That’s precisely why the authors wrote this.

Glyphosate—an obscure and technical term—has long permeated modern society through Monsanto’s well-known herbicide Roundup and its associated Roundup-resist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ese products have made their way onto our dining tables, into our water bodies, soil, and even our skin. Debates over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are often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stances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 turning into cultural side dishes in court cases, celebrity endorsements, and scientific scandals.

· 编者按 ·

草甘膦，glyphosate，这些专业词汇拗口而生僻，却早已经由孟山都公司的知名除草剂“农达”（Roundup）和相关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产品而深入现代社会的餐桌、水体、土壤和皮肤。关于转基因的辩论也往往与政治立场和地缘政治想象联立，在法院官司、明星表态、科学丑闻中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佐餐。

本文立足于《草甘膦与漩涡》一书，另辟蹊径，从科学知识生产的角度聚焦讨论了草甘膦的争议。如该书作者所言，“科学共识不是监管机构或科学家在某一时间点传承下来的具有永恒不变性质的固定事物，而“是在面对持续存在的异议、争论或事实不确定性时需要达成共识的产物。”在这个角度上，没有草甘膦的世界是可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