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6 13:08:42
今天我们聊聊极越汽车“闪电崩盘事件”的不断反转。借着这个话题，其实也想谈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社会的“个人内卷”，其实这背后也是个各种行业的内卷。
很多人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在很多领域，低价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确实冲击了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但发达国家依然是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也“粉碎掉”，让我们自己没有机会变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首先回到，极越汽车这个事件。12月11日，极越汽车发布了一份说明，称虽然公司资金紧张，但仍在积极推进融资。结果第二天就开始出现各种闹剧：比如，极越的主播在直播汽车时，还在夸车如何如何好，突然发现公司好像“倒了”，直播里就开始讨论“工资怎么办、社保怎么办、五险一金怎么办”这些问题。
我对极越汽车其实不太了解，所以特别去搜了一下。几个月前，很多车圈大V都做过对极越汽车的评测，当时的标题还非常夸张，各种吹捧。
现在呢，这些大V和极越的用户纷纷跳出来，有人说“我刚买了这车，怎么办？”，也有人干脆不再提之前吹捧的事。
更有意思的是，极越汽车的CEO夏一平前几天直播时，脸上好像肿了一块。有人问是不是被愤怒的员工或供应商打了，他说是自己摔的。
然后还出现了员工和供应商堵门的传闻，甚至抢办公室微波炉等各种故事，反转不断。
一会儿有人说极越汽车快拿到百度或吉利的新一轮投资；一会儿又有人说百度和吉利曾经审计过极越，发现他们花了70亿，但只卖出去一万台或一千台车（反正卖得少）。
极越火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百度和吉利——中国互联网老牌巨头与汽车行业大玩家——的强强联手。不过很多新闻和分析显示，百度虽然急于在自动驾驶、地图、车联网上发力，吉利也希望与互联网公司合作，但极越似乎慢慢被冷落了。
这其实并不稀奇。大公司间的合作通常源于高层的一次会面或饭局，看似大家资源互补，强强联合是双赢。但资源整合往往牵涉到各自原有的利益和“山头”。百度绝不会只想在极越上推广自己的地图、导航、车联网；吉利也有自己的“亲儿子”——像极氪这样的主力品牌。如果极越的团队和销量都表现很好，百度和吉利肯定会大力支持；可一旦做得不好，金主们就可能“壮士断腕”。
现在极越的管理层拿不到融资，公司看似要崩了，可能放出消息希望金主再给点钱；也可能有其他不可控因素。平时我并不喜欢聊八卦或阴谋论，但既然它连日来都在各种翻转，就顺带提一下。
12月13日这几天，百度和吉利发布了声明，大意是会妥善解决员工社保、离职善后和售后服务等“必须善后”的问题。这基本上像是要清盘的意思，但也不排除未来有什么变数又继续投资。
我有些在百度工作的朋友就在做导航、车联网那部分，他们最近一直在全国各地谈业务。百度对车联网、自动驾驶、导航、地图仍抱有很大想法，但看样子不再给极越投钱，也许是团队没有达到预期。
并不是说百度和吉利“养不起”极越，而是这家公司没做出让金主满意的成绩。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互联网界并不稀奇。
早些年团购网站出现过“百团大战”“千团大战”，而现在最后只剩下了美团；而美团本身现在也不以团购为核心了。
在中国市场，一旦发现一个潜在增长点，所有公司都会蜂拥而至。如今小米说要造车，百度与各种汽车厂商合作，华为也有自己的智驾方案，类似“百团大战”的现象正在电动车行业上演。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大力补贴，也是催生电动车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重要原因。
前些日子哪吒汽车也出现一些风波，这次极越又“闪电崩盘”，或许预示着这波新能源汽车投资热潮开始收敛。
外部因素也不少：各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或酝酿提高关税，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俄罗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像美国当年跟日本汽车打贸易战一样，中国电动车崛起也会面临类似阻力。
所以，中国汽车行业有些人曾经想象，中国在电池、新能源汽车有领先地位，中国可以生产出来最便宜的电动车，所以，我们就可以占领全球市场。在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的前提下，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看中国市场，中国市场是否已经饱和了。
2024年7月8日的新华社的数据说，中国的机动车已经达到4.4亿辆，驾驶人口已经达到5.23亿人。这可能是中国汽车接近或者是即将饱和的一个信号。克强总理曾经说，中国月收入不足1000的人，还有6亿。大致算一下，5亿多的驾驶人口，4.4亿的车辆保有量，中国的汽车市场可能正在接近饱和中。
中国城镇化率是40%到60%，分布还不平衡，存在著名的“胡焕庸线”，把中国分成东北-云南的斜线两边，人口与GDP主要集中在线的东南侧。在判断经济规模、市场容量时，这条线具有参考意义。
真正有消费汽车能力的人群，大概也就是5，6亿左右。这5，6亿其实就是可以近似理解为，在城市居住的。也包括外地人，但是在城市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人口，他们大概都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部的城镇里面。
再看消费增长飞轮理论，所谓“消费增长飞轮”，指的是二战后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
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先买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这些最基础的耐用消费品；再到电视、冰箱、洗衣机，慢慢普及空调、电话、手机，继而是住宅、车子，最后才是旅游、金融、教育、医疗等更高层次的消费。
任何国家在发展早期，这些产品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普及过程，走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饱和，进入成熟期——产能和销量都在，但利润不再像早期那样暴涨。现在汽车也到了某种饱和阶段。
不过，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国家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我们虽然GDP总量大，但人均GDP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日本、欧洲、新加坡、韩国在战后恢复阶段，一路人均GDP跃升至发达国家行列；而我们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仅是发达国家的4分之一。
在出口和投资都渐渐遇阻的前提下，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在的内需增长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车企或其他行业来“拼杀”，很容易导致过度内卷，企业“闪崩”也意味着许多人失业。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核心就是让更多普通人富起来，让消费能力更广泛覆盖人群，扩大真正能买得起车的人口规模。这也回到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或者说“共同富裕”的思路。
只有如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大家才不用活在今天这样巨大的竞争和压力之中，每个行业才不会因为过度内卷而动辄“闪电崩盘”，给企业、员工和上下游带来巨大冲击。
极越汽车闪电崩盘事件不断反转 为什么疯狂内卷的不仅是个人，也是每个行业。发达国家粉碎机是否也粉碎了自己变成发达国家的机会？最先出现在Tinyfool的个人网站。
2024-12-11 14:26:16
今天和大家聊聊英伟达在中国遭到反垄断审查这件事，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前两天有条新闻：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发布了针对英伟达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未履行此前附加条件的立案审查公告。这意味着早在2020年英伟达收购麦洛斯科技时，中国政府就对其展开过反垄断审查，当时虽有条件批准了收购，但现在认为英伟达可能违反了相关要求，于是再次启动调查。
简而言之，英伟达在收购麦洛斯时，中国政府曾提出附加条件，如不得搭售产品、不得歧视用户、保证平等互联和开源，以及确保原麦洛斯的一些开源软件继续开放，保护竞争对手的信息等。还有两条保密条件没有公开。时隔四年，中国认为英伟达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和当年的协议，于是开始新一轮审查。
谈到英伟达和中国的关系，本就复杂。
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战让高端显卡成了AI企业最关键的算力资源。
美国政府对华实施禁售，英伟达试图以某些产品绕过，但美国又加强了禁令，导致英伟达最顶级的显卡中国企业买不到，只能采购部分低端或游戏级显卡。
最近一件事也颇为引人联想：英伟达高调在越南投资，黄仁勋还在越南小酒馆和越南总理把酒言欢。
这让人们猜测英伟达是不是有意在供应链上“绕路”，比如通过越南来影响中国市场。其实，在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下，中美双方的企业经常去越南、墨西哥、巴西投资，就是想借地形和产业链调整，规避直接面对对方的种种限制。越南作为邻近中国的国家，可以方便中国企业的零部件供应与最后组装，也方便美国企业的产品再进入中国或其他市场。
中国和英伟达的互动不光是买卖显卡这么简单。
中国现在大力推动“信创”产业（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其中就包含AI项目。在这种项目里，不仅CPU要国产化，GPU也得国产化。很多创业公司和国内企业都在搞国产GPU，以满足政府部门和一些普通用户的需求。但如果遇到国家需要真正的高端算力（例如高端武器研究、航母、或大模型训练），中国仍可能通过特殊渠道获取英伟达最高端显卡。尽管对外强调自主可控，但政府在关键领域往往很务实，必要时也会用美国的硬件。
因此中国对英伟达态度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获得最顶级显卡以在AI竞争中不落下风，另一方面又不想让英伟达垄断，阻碍国产替代品成长。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11月26日接见英伟达高管时还表示欢迎其在华经营，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可见这复杂关系中既有合作意愿，又有竞争和监管的姿态。
与此同时，英伟达也有自己的底气：它拥有全球最好的GPU技术和集群方案。经过多年在游戏、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模型训练等领域的积累，英伟达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当下的算力需求正迅猛增长，无论是服务器上的大语言模型训练，还是手机、电脑本地运行的小模型，都需要强大的GPU支持。英伟达不愁没市场，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越南、墨西哥，最终算力需求都会找到一条途径与其产品“相遇”。
不过，这也意味着中国和英伟达之间既不会彻底交恶，也不可能彻底和谐。中国希望英伟达在华建厂或投资，以带动经济，又不想在高端技术上完全受制于它。英伟达当然不会公开违反美国禁令向中国出口顶级显卡，但对一些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往往会选择性“忽略”。美国也会根据国际关系走向，对这些灰色地带有时严查，有时放松。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种博弈带来的影响就是：高端算力资源在中国获取难度大、价格高。有些服务、产品在美国或者其他市场轻松获得，在中国就得费周折。精英层面或政府机构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所需硬件和服务，而普通用户则只能在限制和昂贵的绕路中无奈接受。
归根结底，中美之间的贸易科技博弈，无论在政策层面多务实，最终成本往往落在普通用户身上。政府和大企业有办法绕过层层障碍，但普通用户难以享受同样的便利。
2024-12-11 12:43:30
最近的一次直播里，董浩叔叔说现在最不容易的，就是曾经的80后、90后们。你们在我视频下的每一条评论，我都在认真阅读。很多人给我留言：“董浩叔叔，长大一点都不好玩。”“董浩叔叔，我想回到小时候。”“叔叔，长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住了。”孩子们，弯路是人生的一部分，上坡路自然费劲。有的人23岁结婚，24岁就离婚；有的人25岁找到工作，28岁就能有所成就。
董浩叔叔，可能有些年轻人并不熟悉。但对90后、80后、甚至70后来说，他是我们小时候的儿童节目主持人，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叔叔”之一，还有金龟子（刘纯燕）、鞠萍姐姐等其他人。
董浩叔叔已经退休多年，不主持儿童节目了。最近他突然开始了直播。结果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当年看着他节目长大的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成了中年人或接近中年的人。他们跑到董浩叔叔的抖音下诉说生活的痛苦。
比如亲人去世、失业，甚至生病，各种成年后的艰难。这让人唏嘘。我的朋友阑夕说：“现在什么都能变成‘哭墙’了吗？”
大家可能知道，当年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李文亮医生，他的微博成了“哭墙”。
中国许多人在面对生活的悲哀时，会选择在互联网特定的地方留言倾诉。李文亮的微博如此，董浩叔叔的直播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有点像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哭墙，人们在那里倾诉悲伤，寻求精神寄托。
当然，董浩叔叔一直很正能量。他当年主持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儿童节目，即使退休后再度直播，他仍以一位儿童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用长辈的态度安慰这些不再年幼但在他眼中仍是“孩子”的人们。
其实，这些留言者已经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30多岁、40多岁的人。看到董浩叔叔安慰他们，我就想起了罗大佑的歌《未来的主人翁》：“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来自台湾，他是华语音乐的教父之一。大陆也说过“未来的主人翁”，还常常提起“社会主义接班人”。学校、幼儿园都在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们从小努力学习、考试，但毕业后发现，没有所谓的“班”让我们接。我们并不是接班人吗？
罗大佑的歌可能写的是台湾某个时代的现实：许多人到了三四十岁才惊觉，当初说好的“未来的主人翁”并未真正到来。我们曾经有很多理想和梦想，但并未实现。
大陆的许多年轻人也会想，当年在董浩叔叔的陪伴下，以为未来会有鲜花与掌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与过去的广播、金龟子、董浩、甚至香港曾有过周星驰主持的儿童节目结下记忆纽带，但如今这些节目、这些情节，离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遥远。
当年孩子眼中的世界与今日的理解有了巨大反差。董浩叔叔重返屏幕，让许多人瞬间回到童年记忆，却又面对残酷现实。许多当年看董浩节目的人，现在三四十岁了，见到童年偶像再次出现，仿佛闪回到儿时。可他们现在并非无忧无虑的孩子，而是背负生活重压的成年人。
我最近还谈及过琼瑶阿姨的作品，但阅读量很低。或许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熟悉琼瑶。当年《还珠格格》风靡时，我二十多岁，曾追过这部剧。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看过赵薇、林心如版本的《还珠格格》，甚至对琼瑶小说一无所知。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管电视、小说，琼瑶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
董浩叔叔呢？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个孩子，五六岁或上小学时，打开电视想看动画片，往往就能看到董浩叔叔和金龟子。所以，许多人突然梦回童年，但这一路走来，现实并未如童年想象般美好。
我知道聊董浩、琼瑶的这些话题，有些过时。但是我必须聊，这是与我有深刻关联的话题。作为创作者，我也希望内容跟得上时下的趋势，但也想表达我内心的感触。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样，有积极也有消极的面。
我们从小在家庭中是宠儿，不论我们长什么样，家人都觉得我们好看。我小时候，我妈的同事们，也常夸我长得漂亮，经常人半开玩笑说：“将来和我女儿结婚吧。”可是长大后，我跟他们的女儿早已失去联系。
成长就是逐渐从家庭的庇护圈走向社会，发现自己并不是中心。家庭总会围着孩子转，周末安排什么都考虑孩子的感受。但进入学校，就要看你成绩好不好，老师是否喜欢你；进入职场，老板并不会像父母那样无条件喜欢你，社会中一切都明码标价，你的诉求不再轻易被满足。
这就是成长的真实过程。一代人曾被许诺“你们是未来的主人翁”“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可后来我们发现，在北京、上海，连房子都难买，拿不出那么多钱，我们算什么未来主人翁呢？
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时，或许会因办证被告知你是外地人，这种现实让人清醒地意识到，许多理想不过是空头支票。
小时候我们可能幻想过成为有钱人、科学家、宇航员，或者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传奇人物。但三四十岁后，大多数人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虽有少数人很成功，但大部分都很平凡，要为房贷奔波、要为生活琐事操心。有时排队看病还要耗费数小时。如果病不重，等你排上了队，也许都不痛不痒了。
在这个社会，我们发现自己就是普通人。有的人想不通当初的豪言壮语去了哪里。回过头来看，我们没有成为真正的“未来主人翁”。
我和朋友聊天时，他问我为什么对一个86岁的琼瑶自杀不以为意，却对年轻人自杀深感惋惜。因为年轻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琼瑶阿姨，已经奋斗了一辈子，见过了大多数风景，年轻人的路不见得平坦，不见得有最好的结果，但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大多数人都会归于平凡，像我自己，有时感觉无所不能，有时又觉得一事无成。我离过两次婚，子女教育也不够理想，父母也没从我这里得到多少回报。
多年在互联网行业打工，我创造了什么？似乎也没有太大成就。即便我写过有道词典iOS版的初版代码，但后面大部分功能是有道员工完成的。我似乎只是一颗螺丝钉。
有时想想，人生好像没什么值得炫耀。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人生。每个人最终都会形成自己的样子。
我这次去北京见老友，他说我们老了。我觉得不见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写作、做视频、分析数据、写程序的能力还在，但我确实失去了年轻时的那种不计得失的激情。
年轻时，对世界充满动力和想象，现在我对很多话题可做可不做，少了当年的冲劲。这种转变让我感到变老。
如今，我的激情减少了，对付出与回报关系有了更复杂的理解。有时付出有回报，有时全力以赴却一无所获。2015年我认真写了一年公众号，挣了不少钱，但也有很多努力无果的经历。
我们起初或许想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但太过执着于非成为伟大人物不可，反而无法循序渐进。最终既没成为比尔·盖茨，也没做到别的。想想，没有当上世界首富，当上北京首富也不错；没当上北京首富，当上海淀区首富也行；实在不行，当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的首富也不差。退一步，能在某处买套房子，房贷还上，让家人过得舒服，也许就够了。
也许过去给予我们的期许过于宏大。有些人能实现那些理想，但大多数人无法达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也许我们需要制定更务实的计划，逐步提高预期，一点点实现目标。
我虽然45岁了，对世界有许多不乐观的看法，也常自我怀疑，但我仍觉得自己不是真的老了。虽然我失去了年轻时的那种莽撞激情，但我仍相信不该放弃。只要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积累财务和成就，就还有希望。
如果明天突然发生意外让我离世，我也能接受现在的处境。虽然很多理想还没实现，但不至于无法释怀。如果我还有20年、30年的人生，到了65岁、75岁甚至85岁，我依然有机会去完成更多事情，积累更多财富，这让我对未来抱有一些憧憬。
2024-12-11 12:33:57
大概是在上周四，许多渠道都传出消息称，苹果的AI进军中国市场已选定合作伙伴——百度。这条消息在极客圈和IT达人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我们这些程序员、自认技术水平还算不错的人，一般并不使用百度搜索，而只用Google。在我们看来，用百度搜索技术问题的效率低，而且常常出现错误或重复的信息，非常低效。因此，我们普遍认为一个高效的程序员都会用Google，不用百度。
当然，在ChatGPT爆红之后的这一波AI浪潮中，我们对百度的文心一言也没有太高评价。很多人认为，在中国本土的大语言模型中，文心一言也并不是表现最佳的。各种排名和口碑来看，其他国内大语言模型都比百度好。
所以这次苹果选择百度自然就引发了极客圈内的强烈反应。特别大家是对百度的整体印象并不好。大家可能知道，百度的主要金主之一是莆田系医院。当年还有那个叫魏则西的男孩，因为在百度上搜索信息被误导，导致最终人财两空。这类事件让许多极客圈的人对百度非常不满。
然而，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对此大多平静。毕竟如果你用国行iPhone，它的默认搜索引擎一直都是百度。当年苹果刚把国行iPhone的默认搜索设为百度时，可能有人抱怨过，但对普通大众来说，这并不是个大问题。
在中国大陆，普通用户对百度的认知度还是很高。虽然百度搜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甚至有些人觉得Google搜索不如百度用得顺手。当然，Google离开中国多年，导致对国内网站的抓取也有问题。但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Google的内容质量更高。但是，对普通大众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极客圈真正关注的是，现在国内有一些大语言模型的效果和排名都要优于百度，那为什么苹果还是选了百度？这就是问题所在。
首先，苹果在中国选择一个大语言模型合作方，与在美国的做法肯定不同。在美国或其他地区的Apple Intelligence，其实有三层架构：
第一层是手机本地的小模型，即本地运行的大语言模型；
第二层是苹果服务器上的大语言模型，一个更大的模型；
第三层是当苹果自己的模型无法解决问题时，会把请求传给像ChatGPT这样的第三方服务。
在美国，这三层体系结构清晰，合作伙伴 ChatGPT只参与第三层。
然而在中国，这套模型体系都涉及到备案和审批的问题。很多人忽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在中国上线本地模型、服务器端模型，乃至与第三方模型合作，都需要走中国的法规流程。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中国，苹果必须找到一个本土伙伴，协助它完成这些审批和备案。这个要求不仅限于云端的大模型服务，还包括本地的小模型。根据我朋友阑夕老师周四转述的Information网站的采访内容来看，苹果可能需要与百度合作，共同训练一个适合放在手机上的小模型。
为什么要和百度一起训练呢？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文语言模型比英文更复杂。英文只有26个字母，词汇结构相对简单，而中文有数千乃至上万常用字符和大量词汇。训练中文大语言模型的复杂度远高于纯英文模型。即使苹果拥有一定的中文语料，也可能觉得与百度合作能更高效地获得更好的中文语料和训练支持。
然而，八卦消息中也提到，文心一言的泛化能力并不理想。当苹果尝试把自己在英文版Apple Intelligence上成熟使用的一套提示词（prompt）套用到文心一言时，效果并不如预期。这意味着与百度合作虽能解决审批和中文语料问题，但在模型质量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折扣。
那么为什么非选百度不可？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也许根本不在技术本身。
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服务有自己的监管逻辑和要求。想要合法合规地在中国开展大语言模型业务，需要一整套的备案和审查程序。百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都非常丰富。相比之下，苹果在中国的本土化经验主要集中在硬件和iCloud云服务的合规上，而非人工智能服务。百度深谙国内监管流程，知道如何通过各类审核关卡，公关流程和专家评审。苹果自己是搞不定这些事情的。
举例来说，Google当年进中国后发现自己无法适应本土监管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并不像美国政府那样通过正式文件和明文法律要求删除某些搜索结果。中国监管往往更灵活、更隐蔽，这让坚持严格程序和记录的Google难以适应。最终，Google选择退出。
而苹果的策略不同，它主要靠卖硬件赚钱。硬件本质上不涉及价值观与信息审查，所以更易于在各国让步和妥协。苹果愿意在中国放置服务器、遵守本地法规来换取市场。而AI作为一项服务，如果想本地化，就必须寻求本土合作伙伴帮助应对监管，这就是为什么要找百度。
再者，苹果对AI的要求与其他纯AI公司不一样。Apple Intelligence可能不够优秀，但因为苹果的产品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它并不需要在短期内就做得极其完美。只要它具备基础可用性，长期有时间慢慢打磨。
Siri就是一个案例：尽管Siri并不像Google Assistant或亚马逊Alexa那么智能，但它依然每天有高达十多亿次的调用量。用户依然买苹果的硬件，而不会因为Siri不够聪明就放弃iPhone。同理，Apple Intelligence只要能稳定上线，在中国有合规的环境，就可以一边迭代一边提升。
从算力和服务器承载能力来看，苹果进入中国后，会有庞大的用户访问需求。百度在国内有充分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经验，能帮助苹果在中国应对高并发访问量，保障服务稳定性。对苹果来说，这些优点跟模型性能略有不足相比，更有价值。选择一家在国内成熟、资源丰富的巨头，要比选择一家模型表现稍好但规模与人脉都不足的公司更务实。
此外，这种中外差异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贸易战、监管要求不断演变，中国的网络审查和监管手段不断成熟，这就导致中国与西方在互联网生态上逐渐形成两个并行世界。
国行iPhone与美版iPhone可能在硬件上类似，但在软件和服务层面却越来越不同。中国的iPhone用户在使用Apple Intelligence时，背后是百度的技术和监管语境下的合规环境，而美国的iPhone用户则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态。
过去我们还能轻松访问Google、YouTube和Twitter，但今天已成往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境外服务被挡在防火墙之外，或者经过严格审查。苹果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在中国市场必须适应这样的环境，将服务器放在国内，与本土企业合作，接受审核与监管。这种局面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案例出现。随着中国在技术和监管上的能力不断提升，它可以更精确地对接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条件与要求。这种双轨的互联网生态会继续发展下去。
硬件产品如英伟达的显卡还相对“安全”，因为它们是中性工具。但涉及内容、信息与价值观的互联网服务，无论是搜索还是大语言模型，都将面临更复杂的监管与博弈。
苹果希望在中国仍然保持硬件优势，同时让软件和服务在当地落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和本土合作伙伴一起“做功课”，而百度正是这么一个能够在政策、备案、算力、资源、用户体验、稳定性等各方面帮助苹果通关的选择。尽管可能并非技术最佳，但对苹果来说，这已经是最现实可行的方案。
总之，这就是为什么苹果会选择百度，以及为什么苹果只能选择百度。至于在这种选择下，Apple Intelligence在中国会变得多好用？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打磨和验证，但从苹果的战略思维来看，这并不是最紧要的事。
Apple AI进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百度，为什么只能选择百度，以及选择百度带来的问题最先出现在Tinyfool的个人网站。
2024-12-11 00:23:27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刚刚去世的琼瑶阿姨。我叫她“阿姨”问题不大，因为她跟我父辈年龄也差不多。
琼瑶阿姨在中国大陆火起来的时候，我还很小。当时我看得最多的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武侠小说，对言情小说接触并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看点言情小说，对了解女性心理、跟女同学聊天、甚至找女朋友，多少会有些帮助，但那时我确实没有这个念头。
那我跟琼瑶阿姨的作品之间的真正“交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还珠格格》。
赵薇她们主演的那几部我基本都看完了，但后面黄奕版的我就没看。
除此之外，我对琼瑶作品的印象更多来自几首歌曲。《两个永恒》和《水云间》。这两首歌我特别喜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歌有点“老”了，但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看，真的是很好听。歌曲对应的电视剧我没看过，但对这两首歌的喜爱，算是我与琼瑶阿姨作品之间的微妙关联。
两个永恒,童孔
水云间,童孔
很多人对琼瑶有批评，我并不全然认同。最近有一些声音，从宗教或道德层面来讨论琼瑶的离世方式。比如有些人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或佛教等宗教的教义，会很反对自杀这个行为。
我尊重每个人的宗教立场，但是这对别人没什么强制约束。我的信仰逻辑类似，“自了汉”的说法。你可以不喜欢自杀，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自杀就好。别人选择自杀，这个决定和你无关。
琼瑶阿姨86岁了，经历了无数的事情。这么大年纪，自愿选择生命的终点，并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不觉得这是“早夭”，86岁已经是高寿了。按照中国传统，如果是自然死亡，那是“喜丧”。
在这种年纪，如果她觉得自己过得很累，不想再拖几年，选择自杀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年轻人自杀让人痛心，因为他们还有大把未来。但人到了86岁，这样的选择又能怎么样呢？何况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就不容易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如果她愿意这么选择，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有时候，我带我妈去吃一些以前觉得太贵但好吃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意识到人老了味觉和食欲都会变差。在他们还能尝出美味时，让他们享受一下。不然以后想吃也未必有那个心情和身体状态。
人到八十多岁，生活质量不比年轻时，选择结束生命真的不必过分苛责。
再说说一些旧时的批评。过去二三十年前，就有人批评琼瑶的作品。
武侠小说有人叫它“成人童话”，那么言情小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成人童话”呢？但是有些人喜欢武侠，却看不起看言情的人。这很奇怪。男性视角可能更爱武侠，不代表就该鄙视看言情的人。只是我年轻时更喜欢金庸、古龙，并不是说我长大后就不会喜欢言情。小时候也许看不进去，但这并不表示言情有什么不好。
重点在于，我想说的是：金庸、古龙、琼瑶这些作品在中国大陆流行的那个时代，其实是一种“文艺复兴”的开始。
经历过文革的文化荒漠后，人们突然接触到大量来自香港、台湾的武侠和言情小说，这对当时的文学市场来说是一场巨大冲击和丰富。在文革时期，文艺生活被高度限制，只有那么几个样板戏。
样板戏本身也许并不差，但就像一年365天只让你吃八样菜，再好吃也会腻。文革结束后，大量港台文学作品进入大陆，人们终于可以摆脱“文化荒漠”状态。金庸、古龙、琼瑶的到来，就像给干涸的土地注入了活水。
有些人当时受不了这种转变，觉得看惯了革命历史著作或严肃文学的人，会对突然涌来的武侠、言情感到不适，甚至以为是“资本主义文艺回潮”。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他们的作品在当年填补了巨大的文化空白。
你也可能说，我很有文化，我看纳博科夫、看《变形记》、看村上春树、看莫言、看鲁迅，言情和武侠算什么高级文学？
但如果不那么高高在上地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娱乐或浪漫的文艺需求是很自然的。金庸、古龙、琼瑶正是满足了这种需求，让大陆读者看到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元的文学形式。
今天的文艺生活已经完全不同，选择极多。所以回望当年，人们也许会觉得金庸、古龙、琼瑶那时几乎“霸榜”了整个中国文化市场。其实那是因为之前大陆几乎一片荒漠，等到开放后，一下子迎来他们几十年积累的作品，自然轰动。
当年，琼瑶的电视剧、小说，还有金庸的武侠作品，都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演员和读者。很多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好演员，最初出名时都是通过这些作品打下基础。只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会将他们成名后的其他作品与早期经历混为一谈，忘了他们的起点是琼瑶或金庸的作品。
林青霞第一部作品就是琼瑶的《窗外》
再说，我觉得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应该宽容一些。就像我自己做视频。写文章，有时会记错别人的名字，比如把“管晨晨”看成“管星辰”，那是我不够熟悉这位艺术体操选手，老眼昏花也有关系。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罪，我们对文艺创作、对文化产物、对个人的评价都该宽容一些。
举个例子，我读过很多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东西，但我也会在“七猫小说”这种APP上看一些爽文小说。虽然我也不会看特没营养的，但还是会挑一些稍微有趣、有结构的去读。这样也挺好的，它们满足我某方面的娱乐需求。
说回琼瑶阿姨，我虽然没有深入阅读她的小说，但我理解并感激她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文艺的贡献。那时候的两岸三地，还没有今天这么多文艺形式。琼瑶的出现确实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至于她作品中女性角色是不是独立、是不是有现代价值观，拿今天的标准去批判过去，难免“关公战秦琼”。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体系。
像琼瑶的小说里，有人说人物软弱，或价值观不够进步。但要知道那是几十年前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审美和诉求不一样。
就像亦舒的《喜宝》，最近几年被拍成了电影。
有人说是拜金主义、小三上位，但时代不同，你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完全套用在过去的文艺创作上。艺术作品描写多种人性，不一定总是“高大上”的价值观。对这种不同时代的作品，多点理解和包容没什么不好。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琼瑶阿姨的离世，不必过分悲伤。86岁的人生已是高龄，她选择自己的归途，无论是自然离世还是自己主动结束，都有她的理由和自由。对她的作品，我们不必用当下价值观苛求。不管怎样，她的创作在当年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她的书不是课本，你读了她的言情，还可以去读更多元的作品。世界观的形成靠多元阅读，不是只看琼瑶就被“带坏”了。关键在于多接触，不要局限在一个作者或一种文风。
2024-12-09 12:17:25
我相信大家对最近的新闻都有所耳闻。前些日子刚出现的报道中显示，国内许多卫生巾品牌在质量上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原料、尺寸以及安全标准等。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卫生巾并不是一个完全廉价或低端的产品。虽然市场上既有便宜的款式，也有价格较高的高端产品，但如果很多产品都出现质量问题，这就非常夸张了。
我跟人聊天时，有人提到这个新闻。有个男的就说：“我又不是女人，卫生巾的事我也不懂，也不太关心。”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听到就狠狠批评了他，作为男性，可能难以真正理解女性对卫生巾这种必需品的需求和感受。但是人应该有同理心。
男人也有自己的需求，也需要吃饭，卫生巾问题躲过去了，食品安全可以躲过去么？
前段时间，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和工业油的新闻，刚刚平息。
不断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的新闻都会进入我们的视野。自助餐里可能被下药，防止你多吃。某饭馆里则提前下药，防止客人闹肚子。
还有各种来路不明、味道古怪却便宜的肉类，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还有多年前就引发热议的地沟油。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另一类新闻里听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造出了几艘航母、我们的航母又有技术突破，我们的某种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上大放异彩。我们还被称为世界工厂，全球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虽然贸易战不断，但我们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却又创新高。
这些新闻拼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图景。
我一直试图理解这个世界。老实说，这几年我收到的信息五花八门，有时也很迷茫，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会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
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在贵州、云南的大山间建造世界级的大桥，在港珠澳间架起宏伟的跨海大桥。一边我们可能吃到有问题的肉，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地铁网络不断扩张，让出行更加便捷。这些信息中充满矛盾：疫情后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有的人发现有的商场门可罗雀、半废弃状态；可在另一些地方，周末餐厅依然座无虚席。
这让人困惑：经济究竟是蒸蒸日上还是衰落？我做这个视频部分原因是因为最近卫生巾、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促使我开始反思这些现象。我也开始反思我们的基建、世界工厂地位和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以及大量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尽管中美在打贸易战，但外国人仍大批量地使用中国产品。这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些矛盾背后的核心何在？
经过反复思考，我得出了两个比较大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分配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这是有数据支撑的，绝非空穴来风。国家的GDP是由人民创造的，但GDP在劳动者与消费者、建设与管理之间究竟如何分配？这个比例直接影响到每个人。
当分配失衡，人们拿到手中的钱少，消费就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源往往不是老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没能力消费”。人的消费欲望是无止境的，但若收入低、生活压力大，就只能选择更廉价更低质的产品。当社会分配更多地倾向基建、军事、政府管理，而不是人民的收入与福利，老百姓自然无法支撑起更高层次的消费。
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工资只有3000元，那么日常消费必然捉襟见肘。不管政府投资了多少基建项目，如果普通人手里没有足够的钱，他们就只能去购买便宜的食品、便宜的生活用品，自然也无法对这些产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从经济刺激政策来看看分配问题就更直观。一些国家在危机时发放消费券，直接给老百姓钱，促进内需。而在中国，过去的做法往往是投入基建，如“四万亿”计划把钱投进房地产，结果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分配的导向决定了民众的处境，也决定了他们无法轻松升级消费水平。这就是导致许多劣质产品仍有市场的深层原因。
第二个结论是监管缺失。谈到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我们总会提及监管不力。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监管问题本质上也是“钱”的问题。如果政府把大量税收投入到昂贵的航母、基建、补贴特定产业，而没有为食品安全部门提供足够的检测设备、人员编制和技术培训，那么监管自然难以落实。
同理，如果没有充足的预算来提高市场抽检频率、引入更先进的检测仪器或雇佣更多合格监管人员，食品和日用品质量很难上去。假设政府清廉无比，但资源有限，无法在所有领域都做到面面俱到。当资源向特定产业倾斜时，其他环节就可能乏人问津。
腐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监管难题。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某些不当行为存在，又不投入足够资源来反腐和公开监管信息，那再多的口号和处罚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食品、日用品的安全现状。
总而言之，监管不到位、品质下降都是钱的问题：钱被花在什么地方？是先进的检测仪器和监管体系，还是宏大的基建和军事项目？是教育与医疗的改善，还是给予大型企业补贴？分配方式的倾斜与失衡，使得本该用来保障民生的资源无法真正落地，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当普通人手里的钱有限，就只能选择更便宜但质量难以保证的产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竞争愈发激烈，就会不断有厂家降低成本，甚至造出伪劣产品。劣质卫生巾和不安全食品就这样进入市场。这些都是消费降级的体现——当内需不足、分配不均、监管不力、腐败难除，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就下沉了。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连卫生巾都难得一用，食物供应也并不丰富。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有更多选择，但若分配不公、监管欠缺、福利不足，消费者仍被迫在较低质量的消费水平中徘徊。哪怕有些领域欣欣向荣，比如电动车产业的崛起和高铁、地铁网络的发展，但民生安全与品质却未同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人们自然会困惑：中国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不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消费结构，都呈现出某种矛盾状态。只有当分配更加合理，人民实际得到的收入与社会福利提高，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和品质提升，让基础生活用品的安全和质量得到真正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