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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13亿美元的OpenRouter,国内学不了?

2026-06-02 11:50:28

(本文作者为 AIX财经,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AIX财经(AIXcaijing),作者 | 王璐,编辑 | 魏佳

你日常用Cursor写代码,用ChatGPT建界面,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调用背后,有一类平台正在悄悄抽佣。它们什么模型都不做,只负责把各家大模型的接口打包在一起,让开发者通过一个入口自由调用全球的大模型。这就是AI中转站,也叫API聚合平台。

2026年5月以来,这门生意快速升温。

海外最大的API中转站OpenRouter,近日宣布完成1.13亿美元B轮融资,由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成长基金CapitalG领投,英伟达NVentures等知名风投机构跟投,原有股东a16z和Menlo Ventures也继续加码支持。完成融资后,OpenRouter估值飙升至13亿美元,相比一年前的5.47亿美元翻了一倍多。业务发展方面,OpenRouter目前每周处理的tokens数量达到25万亿个,折合每月约100万亿tokens,相比半年前暴涨了5倍,其全球用户数量也已超过800万。

国内也有人开始盯上这门生意,猎豹移动CEO傅盛宣布上线EasyRouter,网易有道正式发布了大模型聚合平台ThinkFlow。

但想在国内复制OpenRouter的生意并不容易,不仅要搭建稳定的接口服务、兼容各种大模型格式,还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很多海外主流模型,从注册、付费到调用,都对国内用户设置了门槛。

更为复杂的是,由于AI中转站缺乏明确的监管体系,哪些可做、哪些踩线,往往没有清晰界限,参与者鱼龙混杂,产生了一系列乱象。

国内的OpenRouter们,还在寻找答案。

01.AI中转站,是怎么赚钱的?

AI中转站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抽佣,而收入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以行业头部平台OpenRouter为例,其年化收入从去年10月的约1000万美元,猛增至2026年4月的超5000万美元。做AI中转站的KKdream告诉「AIX财经」,对于一家成立不到3年的公司来说,这一成绩相当亮眼。

这与用户日益上涨的AI需求相关。

过去两年,全球可用的主流大模型从十几个爆炸式增长到数百个:OpenAI、Anthropic、Meta、Mistral、Google……每家接口规范不同,计费方式不同,稳定性也参差不齐。

对于开发者来说,今天想试试Claude,明天想切换到Llama,后天某个模型宕机了需要自动切换,每换一次,就得重写一段对接代码。而OpenRouter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把各家模型的API接口统一“翻译”成同一套格式,方便开发者调用。

它的运作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智能调度黑盒。

当开发者发起请求后,平台核心的调度系统开始工作,根据任务类型、成本、性能等预设规则进行实时判断。OpenRouter会在每次调用后,抽取一笔约5%-5.5%的手续费。

图源  / OpenRouter

不止一位从业者判断,OpenRouter的营收还会继续往上走。

一方面,以Cursor、ClaudeCode为代表的AI编程工具,正成为API调用量的大头,智能编码正改变着开发者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当前大模型市场尚未形成一家独大局面,开发者需要在多个模型之间灵活切换,拥有大模型聚合功能的AI中转站天然拥有价值。

从业者们相信,当AI模型越来越多、用户用量越来越高时,大模型之间的选择权衡将更为关键,OpenRouter这个“中间层”的作用会更明显。

收益之外,这门生意还有另一层想象空间:平台沉淀的调用量数据,能直观反映各家大模型的真实市场地位。用户越多、调用越频繁,平台本身的估值逻辑就越强。这也是为什么OpenRouter能以5000万美元年化收入支撑13亿美元估值。资本看好的,是未来的数据资产和生态入口。

但是,这门生意远非看来那么暴利。

在KKdream看来,不烧钱炼大模型,并不意味着就能“躺赚”,API中转站的成本大致分为四部分。

最大头的是上游模型调用成本,即向OpenAI、Anthropic、Google等模型厂商支付的token费用。随着长上下文和多模态越来越普及,单次请求消耗的数据量会越来越大,这部分成本持续上升。

其次是网络和带宽成本。AI中转站本质上是一个实时流式传输系统,需要处理streaming、WebSocket。尤其是多模态能力起来之后,数据吞吐量明显高于传统API服务。

还有基础设施成本,比如全球代理节点、负载均衡、高并发网关、缓存、数据库以及日志监控系统,而且为了保证稳定性,通常还要做多地域部署和灾备。

最后一项常被忽略的是稳定性成本。由于不同模型厂商会出现限流、宕机或者接口变更,中转平台需要持续维护fallback路由、模型健康检测和动态流量调度。如果平台开始服务企业客户,还会增加权限管理、安全合规、API管理以及Prompt日志等企业级能力的研发和运维投入。

KKdream表示,AI中转站不像大模型公司需投入巨额资金训练模型,真正难的地方是在高并发和复杂模型环境下,实现长期稳定、低延迟、低成本的服务运营。

如果OpenRouter只满足于做简单的API“二道贩子”,利润会很快被流量成本摊薄,最终陷入低毛利竞争。在KKdream看来,那只算通道型的“苦力活”,真正的价值必须来自更智能的调度、更稳定的服务与更深层的开发场景绑定。

02.国内四类玩家,两种活法

OpenRouter的火热主要源自北美市场,国内开发者对“AI模型统一入口”的需求同样强烈,并诞生了四类玩家。

先说广义上的两类。生态派(阿里云、火山引擎、百度智能云)本身已构建了从算力到服务的完整体系,聚合模型对它们而言是生态延伸,不是独立生意;大模型厂商支持接入除自家以外的其他模型,更多是为了留住开发者、扩大自身平台的使用场景。这两类玩家的核心目标并非单纯通过聚合服务盈利,因此不重点展开。

相比之下,真正将“多模型”作为一门独立生意来运营的,是另外两派,它们也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它们均不自研大模型,但定位与路径也大不相同。

一类是聚合派,以硅基流动、ThinkFlow为代表。根据从业者介绍,这是最接近OpenRouter定位的。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统一的接口,为用户提供稳定的调度与更具性价比的调用方案,模型池覆盖国内闭源大模型及全球主流开源模型。

另一类则是以B.AI、EasyRouter等为代表的海外中转派。其主要业务之一是解决一个更具体的需求,即将GPT、Claude等海外闭源大模型,以更便捷的方式提供给国内开发者。

图源 / B.AI官网截图

一位业内人士向「AIX财经」透露,这类海外中转平台的实现路径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官转,即通过海外公司或渠道批量采购套餐,再转成API的形式进行售卖,价格一般为官方定价的一半或者八折,优势在于稳定性相对有保障。

另一种则更复杂,游走于灰色地带,包括利用云平台免费额度倒卖,或将ChatGPTPlus等个人订阅账号“拆解”封装成API出售。

而且由于海外厂商对国内的风控较为严厉,也催生了复杂的“号池”运营体系来维持供给,走这条路线的AI中转站通常会混合多种货源,通过智能路由在成本、稳定与风险间找平衡。

这就引出了这类业务最难绕开的问题:合规。

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恺律师告诉「AIX财经」,无论是“倒卖账号”还是宣称“与海外厂商直签”,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具体而言,倒卖账号的中转站,法律风险是全面暴露的;而所谓的“授权”能否构成在国内合法转售的依据,仍然存疑。

他解释,API中转站与海外厂商签约,不等于获得了在国内转售其API的合法授权。在现行政策下,从OpenAI等公司取得面向国内市场的正式分销授权基本是一个伪命题,现有“授权”的法律效力在监管眼中存疑。

而境外未备案模型如何纳入国内的生成式AI服务备案体系,目前没有明确的操作路径和先例。即使其完成了数据出境备案,但若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从事跨境信息中转服务仍面临被认定为无证经营的法律风险。此外,境外主流大模型尚未在国内完成大模型备案和安全评估,通过其中转服务,可能触发监管部门的相应技术处置措施。

也就是说,这门生意的边界,目前比较模糊,特别是涉及海外模型时,面临着多重挑战。

03.中国版OpenRouter的故事不好讲

然而,合规只是这门生意在国内面临的第一道坎。即便合规做到位,这门生意的天花板也有限。

OpenRouter能在海外跑通,有一个前提是OpenAI、Anthropic的战略重心是做模型,并非自建完整的开发者生态。开发者想要用模型,得自己去搞定接口对接、稳定性保障、多模型切换等问题,这中间留出了一大块空白,OpenRouter填进去就成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但国内市场的格局完全不同。阿里云、火山引擎、百度智能云等平台,本身已构建了从算力、工具到服务的完整生态。对它们而言,大模型并非独立产品,而是融入既有体系的一条新业务线。

这意味着,纯“模型中间商”想提供的渠道和集成价值,与云厂商的角色重叠。当上游的模型与算力和下游的开发者都被巨头掌握,只做中间的“送水”,生意很难走通。

而且国内开发者面对的核心痛点,和海外也不一样。OpenRouter解决的是“接口太散”,国内企业还要考虑“这个模型敢不敢用”。金融、政务等行业接入大模型,要过严格的数据安全评估,这意味着国内能跑通的聚合服务,光靠打包接口是不够的,还得有合规过滤和安全调度的能力。

此外,国内AI中转平台还藏着一种更隐蔽的信任风险:模型替换。

有很多使用者透露,部分中转站在实际调用中,会将其付费订阅的高性能模型,悄悄替换为成本更低的替代模型。比如用户选择的是付费的Claude或GPT-4,实际调用时被悄悄换成了免费的模型。这种行为短期内压低了平台成本,从长远看,不仅直接影响了用户权益,也会降低用户对AI中转站这一赛道的信任度。

但即便是海外市场,AI中转站也面临着上游随时可能断供的风险。

KKdream直言,像OpenRouter这样的平台,本质上并不掌握最上游的核心资产,它既没有自己的大模型,也不拥有底层算力,更像是一个“流量调度中心”,掌握的是用户流量入口。一旦模型厂商突然限制接口、抬高价格,这类纯聚合平台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为了降低这个风险,越来越多的AI中转站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单一模型供应商的依赖,转而更多地集成开源模型、优化模型运行效率,或是向自动化和企业级工作流工具的方向拓展,试图通过沉淀开发者社区和复杂的工作流场景,来构建更深的价值。

但挑战在于,构建这些壁垒需要时间,而上游的“断供”风险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这门生意能不能长期跑通,最终取决于一件事:平台能不能在“打包接口”之外,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壁垒。单纯靠价格差和渠道优势,早晚会被上游挤压或被竞争对手复制。

*题图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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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要全面转入「战时状态」了?

2026-06-02 11:43:32

(本文作者为 时间线Timelines,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时间线Timelines,作者 | 于悦,编辑 | 周易

阿里把「十三薪」改了。

近日,阿里巴巴在全员信中宣布了这一重大调整:自 27 财年起,原有固定十三薪正式并入年终奖体系,更名为「并肩前行年奖」,发放时间延至次年 4 至 5 月。该政策仅覆盖内地正式员工。

然而,十三薪调整只是水面上的涟漪。

真正的潮涌在水下——过去三个月,阿里巴巴已经进行了密集的组织调整:ATH 事业群成立、集团技术委员会挂牌、通义大模型事业部升格。方向已然非常明确:AI,是阿里必须拿下的一仗。

吴泳铭已喊出五年内云和 AI 收入突破 1000 亿美元的目标,未来三年 3800 亿砸向云与 AI 基建。

在这个刻度上,十三薪的调整不是孤立的体系变动。水流的方向早已改变——所有筹码,都在向 AI 押注。

阿里改十三薪,意味着什么?

在阿里的这次薪酬调整中,十三薪并入年终奖,改名为「并肩前行年奖」,发放时间从每年年底顺延至次年 4 到 5 月。其中值得讨论的两个问题是,这个调整影响的规模有多大?阿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阿里全集团员工人数为 13 万人上下,绝大部分在中国内地。若保守按内地 10 万员工、人均基本工资 2 万元估算,十三薪总规模约在 20 亿元级别。

延后 4 到 5 个月发放,意味着阿里每年多出同样长度的现金流窗口。

十三薪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阿里在全员信中提到了「让十三薪回归年奖本质」这句话。原来的十三薪,可能更接近于劳动报酬。但全员信中的关键词是「奖」不是「薪」。

改成「并肩前行年奖」后,它与绩效挂钩、与财年周期对齐,企业可以拿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有利于在扩张期为更精细的人力成本管控打基础。

名称的改变本身也在发生作用。从「十三薪」到「并肩前行年奖」,阿里或许想影响员工对这笔钱的认知,从「应得的第 13 个月工资」变成「公司发给我的奖励」。

与此同时,员工的离职成本变高了。

从行业大面来看,每年年初是互联网行业跳槽的高峰期,金三银四。十三薪延到 4 到 5 月发,意味着员工在年初离职时需要放弃一个月的固定工资。

跳槽的决策门槛被抬高了。对企业而言,这是一种更经济的留人手段。

阿里调整十三薪,看似是在做「减法」,但这不等于阿里在收紧人才投入——延迟发放不等于削减,只是改变节奏。

恰恰相反的是,阿里同时在增员。从去年末的 12.8 万人,到今年 3 月 31 日的 13.1 万人,阿里的员工数量单季度增加 3265 人。人多了,薪酬总支出自然也会涨。

阿里还在调整薪酬结构。2026 财年 Q4,阿里股份薪酬费用总额为 30.92 亿元,较去年同期 34.35 亿元下降 10%。业绩公告称,「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和人才市场趋势后,授予的长期现金激励比例增加,股权激励数量减少。」

简单来说,这是在阿里股价疲软期间,提高现金激励占比、降低股权激励占比,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阿里这次调整不是孤立的薪酬动作。

把延发十三薪、薪酬变性、增加长期现金激励等安排串联起来,阿里的核心目的变得很清晰,就是通过现金流腾挪和激励形式的重新设计,为 AI 战略投入和组织调整预留空间,以应对未来竞争。

AI 决战,阿里集中力量办大事

AI 是阿里必须拿下的一场竞争,眼下的时间窗口至关重要。

高盛研报曾判断,2026 年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 AI 战略决战年。竞赛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能尽快将 AI 落地、跑通商业化闭环。

从财务的角度看,阿里云已经先跑了出来。

2026 财年 Q4,云智能集团收入 416.26 亿元,同比增长 38%,其中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速 40%,较上一季度增加 4 个百分点。其中,AI 相关产品收入 89.71 亿元,连续第 11 个季度三位数增长,年化已超过 358 亿元。

吴泳铭在财报电话会上的口径也在变。阿里云从此前「处于 AI 投资阶段」,变成了这一季度的「AI 已渡过初期投资阶段,并开始大规模商业化」。

但大规模商业化的下一步是一个极其激进的目标——吴泳铭预计,未来五年阿里包含 MaaS 在内的云和 AI 商业化年度收入要突破 1000 亿美元。

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

财报数据显示,阿里云 2026 财年外部商业化收入刚突破 1000 亿元人民币。从 1000 亿人民币到 1000 亿美元,是约 7 倍的跨越。五年翻七倍,年复合增长率需达到约 47%。

吴泳铭在用一个极高的目标倒逼组织冲刺。

实际上,从 2026 年以来的情况来看,阿里已经经历二次重大 AI 组织调整。

就在 3 月 16 日,Alibaba Token Hub(ATH)事业群成立,与电商、云智能并列成为集团三大顶层事业群之一,吴泳铭亲自挂帅,核心目标定为「创造 Token、输送 Token、应用 Token」。

23 天后的 4 月 8 日,吴泳铭再发全员信,宣布集团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他任组长,周靖人、吴泽明、李飞飞三人入阵,这一技术委员会,被外界视为阿里 AI 攻坚的「战时指挥部」。

同一天,原通义实验室升级为通义大模型事业部,多名核心技术高管重新排兵布阵。阿里方面对此次调整的定调是:「聚合优势力量和资源,投入最关键战场」。

在 AI 商业化进入决战窗口期时,阿里巴巴正在试图建立一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体系。

阿里的现金流还能烧多久?

毫无疑问,在电商增量空间不大、AI 成为关键支点的 2026 年,阿里巴巴依旧在费尽全力争夺 AI 时代的船票,但放眼全球,竞争尤为激烈。

大模型尚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豆包、元宝、千问,AI 应用产品迭代速度极快。商业化还未成熟,AI 玩家的 ARR 能否持续和稳定增长,面临巨大考验。

AI 应用商业化的漫长与艰难,让阿里的现金流成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财报显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阿里账面上还有高达 5208 亿元的现金及流动投资。这个数字看起来庞大,但要看懂它,不能只看存量,要看增量和消耗速度。

2026 财年,阿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62 亿元。同期资本支出达到 1260 亿元。经营产生的现金不足以覆盖投资支出,缺口约 500 亿元。

阿里填补这个缺口的方式是,资产处置变现、融资举债、消耗现金储备等等。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吃老本」的状态。

而且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不会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阿里正在「AI+即时零售」双线作战。此前几个季度,即时零售是主要的利润消耗者。但从 2026 财年 Q4 起,AI 相关的产品推广和研发投入成为主角。

千问 APP 的用户获取投入,已经直接体现在财报上——2026 财年 Q4「所有其他」分部的经调整 EBITA 从去年同期的亏损 34.13 亿元,扩大至亏损 211.6 亿元。

这还只是开始。未来三年 3800 亿元的云和 AI 硬件投资,意味着年均超过 1200 亿元的资本开支。

经营现金流若不能显著提升,缺口将持续存在。

回头来看,延发十三薪能为阿里每年腾挪约 20 亿元现金的 4 到 5 个月支配权——这个数字相对于未来一年的千亿投资,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它不是解决现金流压力的主要手段,甚至不是次要手段——它只是一个信号:阿里正在进入全面战时状态,所有非战略性的现金支出都要为 AI 投资让路。

但资本市场的耐心是有限的。

进入 2026 年,市场的关注点已经切换到 AI 企业的商业化能力上,到了 2027 年市场可能会继续追问:AI 商业化到底为阿里带来了多少增量收入?云业务的利润什么时候能覆盖 AI 的投入?

未来两年,真正缓解阿里财务压力的方式,是证明 AI 能赚钱。

所以,在资本市场的穷形尽相的严格审视中,阿里的 AI 发展逻辑,正在带动整个企业的变化——而在获取这张 AI 船票的过程中,它也必须努力从一个「烧钱换增长」的投入叙事,转变成一个「营收增长终于能够贡献利润」的产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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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之下,OLED正在悄悄换血

2026-06-02 11:43:29

(本文作者为 半导体产业纵横,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 | 半导体产业纵横

2026年的全球显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智能手机用柔性AMOLED面板面临终端需求疲软与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双重挤压,面板价格持续下行,部分厂商出现亏损;另一方面,IT用OLED、车载OLED以及硅基OLED微显示器等新兴应用领域需求兴起,吸引面板厂商继续投入巨额资本建设高世代生产线。

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报告,2026年全球显示设备总支出预计同比增长53%,其中OLED相关设备支出同比增速高达77%,创下近年来的峰值。

01 IT OLED与车载显示逐渐好起来了

智能手机AMOLED的渗透率已经进入平缓期。根据市场机构预测,2026年AMOLED在智能手机面板中的占比约为43.2%,较2025年的41.2%仅提升两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受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整机品牌为保利润普遍上调售价,同时压缩面板采购预算。vivo已宣布全系手机提价10%至15%,三星也在评估旗舰机型的涨价方案。传导至上游,柔性AMOLED面板价格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下跌,CINNO Research预计下半年降幅或超过20%。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手机OLED的产能扩张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这时候IT设备开始发力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显示器。据UbiResearch统计,2025年全球IT用OLED出货量约为2400万台,预计2029年将增长至5300万台,复合增长率超过22%。这一增长的直接推动力是苹果被爆料将于今年年底发布的OLED版MacBook Pro。这将是苹果首次在Mac电脑上使用OLED显示屏,此前苹果已在iPhone、iPad和Apple Watch上使用过该技术。相比传统背光屏幕,OLED可实现像素级独立开关,拥有更高对比度与色彩精准度,高度适配影视后期、平面设计、三维建模等专业创作场景。此后,联想、戴尔、惠普等主流PC品牌均加快了OLED产品的导入速度。

在显示器领域,OLED的渗透率基数虽低,但增速惊人。TrendForce发布的研究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OLED显示器市场步入季节性淡季,加之2025年第四季度大规模促销提前透支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球OLED显示器出货量环比下滑11%。不过从同比数据来看,一季度出货量大幅上涨78%。增长核心动力在于QD-OLED面板供应持续充足,助力新晋品牌快速放量,有效填补市场空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增量方向是车载OLED面板。随着智能座舱对多屏联动、柔性曲面屏的需求增加,OLED凭借高对比度和可弯曲特性切入高端车型前装市场,目前订单表现稳健,利润空间也优于手机OLED。2025年车载OLED面板市场规模约为16.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6.7%,Omdia预计2026年增速将进一步升至64.3%,京东方、TCL华星、LG Display均已布局相关产线。

但据业内反馈,全球OLED产能主要集中在6代线,总规模约4000万平方米,绝大部分供给手机,IT与车载实际用量依旧还是偏小,OLED也仅在高端车型小范围应用,主流车载显示仍以LCD为主。受车规级驱动芯片稀缺昂贵、单层亮度不达标、Tandem OLED良率偏低,以及蓝光材料难以通过车规测试等问题制约,车载OLED规模化落地难度较大,当下车载显示的主流升级路线仍是Mini LED背光LCD。

02 8.6代线集中开建,设备投资飙升53%

与手机用6代线产能过剩形成对照的是,面向IT和车载应用的高世代OLED产线正迎来集中建设期。2026年全球显示设备支出的大幅增长,主要由三条新建OLED产线驱动:维信诺合肥8.6代无FMM产线(V5)、TCL华星广州8.6代印刷OLED产线(t8),以及三星显示牙山A6 8.6代IT OLED产线。此外,天马厦门TM18 Phase 3-1等产线也在同期推进设备搬入。

维信诺V5项目总投资约550亿元,是全球首条采用无FMM路线的8.6代AMOLED生产线。2026年4月,该产线完成首台曝光机搬入,从建设期转入设备安装与工艺调试阶段。其核心技术ViP(维信诺智能像素化)采用光刻工艺替代传统的FMM蒸镀,理论上可以提高像素密度、降低生产成本,并且不受FMM尺寸限制,能够灵活覆盖从1英寸到80英寸的显示产品。2026年第一季度,采用ViP技术的OLED面板已经在荣耀的一款穿戴产品上实现了品牌客户量产出货,证明该技术初步具备量产能力。

TCL华星的t8项目于2025年10月在广州开工,是全球首条规模化量产的8.6代印刷OLED产线,总投资295亿元,设计月产能2.25万片玻璃基板。印刷OLED的核心优势在于材料利用率高——传统蒸镀工艺的有机材料利用率通常在40%以下,而喷墨打印可以将利用率提升至90%以上,理论上能够显著降低OLED面板的综合成本。2026年5月,t8项目仅用151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刷新行业纪录。按照规划,该产线将优先量产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用OLED面板,后续拓展至车载和显示器市场。

三星显示的A6产线则是最早启动的8.6代IT OLED产线,由原L8 LCD线改造而来,总投资约220亿,月产能规划1.5万张基板,核心客户为苹果。该产线已于2025年5月启动玻璃基板投片,预计今年下半年实现规模化量产。三星的优势在于技术成熟度高,但劣势是产能规模相对较小——京东方在建的B16 8.6代OLED线月产能规划达到3.2万张,是A6的两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这些高世代产线的集中投资,恰逢手机OLED面板价格持续下跌。笔者推测,这意味着面板企业正在用手机业务的利润,去补贴面向未来的IT产线建设。这种“以旧养新”的模式能否持续,取决于两条腿的平衡能力:一是手机OLED业务能否在价格战中维持现金流,二是IT OLED客户订单能否如期放量。

03 无FMM与印刷OLED的探索

过去二十年间,OLED的主流量产技术一直是FMM蒸镀。三星显示凭借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构建了从设备、材料到工艺的完整专利壁垒。然而,随着应用场景从中尺寸手机向更大尺寸的IT、车载领域延伸,FMM蒸镀路线的局限性开始显现:FMM在大尺寸基板上的下垂和热膨胀问题难以解决,限制了向高世代线的扩展;同时FMM本身依赖极薄的金属材料和高精度蚀刻工艺,全球能够稳定供应的厂商极少(主要为大日本印刷),成为供应链的瓶颈。

正是基于这些痛点,中国企业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路线进行突破。

维信诺的ViP技术属于光刻图案化路线。其基本思路是:在玻璃基板上先沉积完整的有机发光层,然后通过光刻工艺直接定义像素区域,再通过干法蚀刻去除多余部分。这种方案不依赖FMM,因此不受尺寸限制,且像素密度可以远高于FMM蒸镀。ViP技术在荣耀穿戴产品上的量产落地,是该路线首次进入品牌客户的商用产品。不过,穿戴设备属于小尺寸、低分辨率要求的品类,能否在大尺寸、高分辨率产品上同样保持良率和可靠性,还需要后续验证。

TCL华星的印刷OLED则采用喷墨打印技术。发光材料被溶解在溶剂中,通过工业喷头精准滴落到每个像素凹槽中,然后加热去除溶剂,留下固态发光层。工艺路线看似简单,但工程实现难度极高:喷头的均匀性、墨滴的体积控制、溶剂的挥发特性、像素墙的隔离效果,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显示效果。TCL华星从2012年开始投入印刷OLED研发,先后在日本借用产线进行中试,50多位工程师常驻日本工厂反复测试,直到近年才基本打通工艺流程。t8项目如果能够在2027年前后实现稳定量产,将成为全球印刷OLED走向规模化的标志性事件。

相比之下,三星显示在IT OLED产线上沿用了FMM蒸镀路线,但通过优化FMM材料和张网工艺来适应8.6代基板。LG Display则在未宣布的高世代IT OLED产线上计划采用光刻图案化技术(类似于维信诺ViP和JDI的eLEAP),说明即使韩系厂商也在关注无FMM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分流并不意味着某一方必然胜出。FMM蒸镀路线经过大量量产验证,成熟度高、良率稳定;无FMM和印刷路线则理论上更具成本优势,但需要跨越从实验室到量产线的工程鸿沟。未来三年的竞争,核心在于哪种方案能够率先在高世代线上实现高良率、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

04 设备飙升53%的背后逻辑

2026年显示设备投资同比飙升53%的数据,表层是面板企业扩产热情的信号,深层则反映了供应链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是核心设备。传统上,OLED蒸镀设备由日本Canon Tokki垄断,一台G6蒸镀机的售价超过1亿美元,且交付周期长达一年以上。而在无FMM和印刷路线中,核心设备变为曝光机(光刻图案化路线)或喷墨打印设备(印刷路线)。维信诺V5项目使用的曝光机由国内设备商参与供应;TCL华星的喷墨打印设备则与Kateeva等国际供应商合作,同时也在推进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这种设备路线的切换,不仅降低了对外部垄断供应商的依赖,也缩短了设备采购和交付周期。

其次是材料,高端发光材料仍然依赖海外供应——美国UDC的磷光材料、德国默克和日本出光兴产的荧光材料占据主要份额。但在中间体和部分通用材料环节,国内厂商如莱特光电、阿格蕾亚、鼎材科技等已经实现了量产供应。2025年至2026年,多家国产材料厂商进入了京东方、维信诺、TCL华星的供应链体系,虽然单价较低,但保供能力和响应速度开始受到认可。

第三是芯片配套环节的跟进。OLED驱动芯片尤其是40nm及以下制程的芯片,此前主要由韩国的美格纳、三星和中国台湾的联咏等供应。2026年1月,晶合集成四期项目正式启动,投资总额355亿元,建设12英寸晶圆生产线,重点布局40nm及28nm的OLED驱动芯片,这意味着OLED面板的国产化正在从显示器件向核心驱动芯片延伸。

不过,供应链的重构并非只有好消息。存储芯片涨价已经通过整机成本传导至面板采购端,短期内压制了面板价格的回升空间。同时,产能的集中释放也可能带来新的供给过剩风险——8.6代线如果全部如期达产,IT OLED的供给增速可能会超过终端需求的增长速度。面板企业需要在扩产节奏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05 结语

今年的OLED产业,处于一个新旧动能交替、技术路线分流、供应链格局重塑的复杂阶段。手机市场的饱和与价格战构成了短期的经营压力,但IT OLED、车载显示、硅基微显示等新应用场景正在打开中长期的增长空间。设备投资的大幅增长,既是企业对未来需求的提前布局,也是技术路线切换带来的必然结果——无FMM和印刷路线的产线需要全新的设备配置,而不是对旧产线的简单升级。

对于企业而言,这一轮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产能规模的扩张,更在于有机会绕过FMM蒸镀路线的专利壁垒,建立自己的工艺know-how和供应链体系。维信诺ViP在穿戴产品上的量产落地,TCL华星t8项目的快速封顶,晶合集成对OLED驱动芯片的突破,都是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注脚。当然,技术从“能做出来”到“能稳定大批量交货”再到“能赚钱”,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两到三年,将是检验这些技术路线商业化可行性的关键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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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发布Alpamayo 2 Super:自动驾驶黑箱终于被打开了

2026-06-02 11:43:27

(本文作者为 赛博汽车,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Alpamayo标志着汽车从‘单纯驾驶’迈入‘安全推理’时代。

黄仁勋在英伟达GTC台北2026大会现场这样说道。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不仅发布了专为智能体设计的Vera CPU、AI工厂实战指南DSX平台、RTX Spark超级芯片等产品,更在汽车行业最为关注的自动驾驶领域推出了开放推理模型——NVIDIA Alpamayo 2 Super


这是
一个320亿参数的开放视觉-语言-动作推理模型(Reasoning VLA),能够在完整驾驶堆栈中进行推理、规划与行动,从而为更安全、可规模化的 L4 级自动驾驶开发提供支持。

当然,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模型升级,而是一场从“模仿驾驶”到“安全推理”的根本范式转移。

大会上,黄仁勋发布的产品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基础设施,从数据中心到个人PC,从云端智能到物理机器人,标志着英伟达正在经历"GPU供应商""AI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根本性转变

01 Alphamale 2:自动驾驶迈入推理新阶段

Alpamayo 2的核心突破在于"可解释性"。

传统端到端自动驾驶模型如同一个沉默的老司机,人们无法知道其决策过程Alpamayo 2则像一个"话痨司机",车辆可以用自然语言实时解释每一步决策,例如"由于前方静止车辆阻挡车道,向左微调"、"为左侧切入车辆让行"、"停车让行穿越交通"。这种"思维链"外化能力,显然更有利于获得人们的信任


技术规格上,
Alpamayo 2实现了三项关键升级:360度全景感知(从前摄像头扩展至前、侧、后方),为变道、并线和交叉路口通行提供完整场景信息;新增"元动作(Meta-Action)"输出,包括让行、变道和停车等宏观决策,使模型能够为下游规划提供高级驾驶指令;以及具有2D定位的推理自动标注,将标注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天,重塑辅助驾驶数据管线的成本结构。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教师-学生"蒸馏架构。320亿参数的Alpamayo 2 Super作为教师模型,可被蒸馏为紧凑型模型,运行在NVIDIA DRIVE AGX Thor车载计算平台上。这意味着车企无需从零构建大模型,就能通过英伟达的开放生态获得"即插即用"的推理能力。

自发布以来,Alphamayo系列下载量已接近40万次,并荣获COMPUTEX Best Choice Award车辆技术和智能座舱类别奖。

黄仁勋对大模型的评价是"Alphamayo标志着汽车从'单纯驾驶'迈入'安全推理'。只有英伟达能够提供开放模型、仿真环境、现实世界数据以及智能体技能,支持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生态系统开发出理解边缘场景、解释自身决策、赢得公众信任,并安全地规模化部署到数百万台车上的L4级能力。"

如果说Alphamale 2是"会思考的司机",那么英伟达同步推出的AlpaGym和OmniDreams就是它的"虚拟驾校"。

具体来看,AlpaGym是一个开源、高吞吐量的闭环强化学习框架。与传统开环训练"根据记录数据评估模型并生成单轮动作"不同,AlpaGym让模型在NVIDIA AlpaSim仿真环境中经历连续的决策-观察循环——每次刹车、转向和导航选择都会对环境产生真实影响,从而暴露出静态数据集所忽略的复合错误和边缘故障。这相当于让AI司机在"平行宇宙"中经历数百万次极端路况,把犯错成本降到零。

OmniDreams则是全新的生成式世界模型,能够生成逼真的闭环辅助驾驶场景,支持开发者大规模仿真罕见的长尾驾驶场景。结合NVIDIA Omniverse NuRec神经重建技术,开发者可以将真实车队数据重建为逼真的3D场景,并适配不同车辆传感器配置。英伟达甚至将因果链自动标注流水线以开源形式发布在GitHub上,能够从原始驾驶片段中自动生成基于决策的因果链标签,无需人工标注。

这套"仿真-训练-部署"闭环的意义在于:它让自动驾驶开发从"路测驱动"转向"仿真驱动"。车企不再需要投入数千台测试车在真实道路上积累十万公里数据,而是可以在数字孪生环境中完成90%以上的边缘案例验证,可以帮助车企降低研发成本、缩短上市周期。

大会上,黄仁勋还回顾了Vera Rubin

黄仁勋表示,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智能体AI设计的多机架Pod级超级计算系统,Vera Rubin已进入全面量产。

Vera Rubin将"推理"与"工具调用"的延迟压到了纳秒级敏感水平——这正是智能体决策所需的实时性基础其中最具颠覆性的组件是专为智能体设计的Vera CPU。

黄仁勋这样介绍这款CPU"AI智能体将成为计算资源的最大用户。Vera正是为这一未来量身打造的首款CPU——它具备卓越的性能、能效和可编程性,专为在超大规模下运行智能体AI而生。"

Vera CPU搭载了88颗Olympus核心,采用空间多线程技术,配备带宽高达1.2TB/s的LPDDR5X内存子系统。它的设计哲学与传统CPU截然不同:传统CPU为人类设计,人类对秒级延迟不敏感;智能体对延迟极度敏感,需要纳秒级响应,因此需要从头设计全新的CPU架构。


这款处理器的
性能数据自然非常不错——Vera CPU在SQL查询速度上比顶级x86快3倍,在纽交所实时流处理性能上快6倍,在智能体沙箱性能上达到x86的1.8倍。它通过第二代NVLink-C2C互连技术,实现CPU与GPU之间高达1.8TB/s的相干带宽,并将英伟达机密计算扩展至整机架规模。

Vera BlueField-4 STX处理器更将Vera CPU与高性能网络、存储加速及芯片级安全融为一体,构建"设计即安全"的AI原生数据平台。

如何将这些硬件转化为客户的实际收益?英伟达的答案是DSX——一套建设AI工厂的参考设计蓝图。

DSX(Data Center Scale eXtended)平台是英伟达专为从零开始建设AI工厂而打造的完整实战指南。具体来看DSX整合了开源模块化软件库、API、参考设计、英伟达加速计算平台及合作伙伴技术,打造出一个通用协同设计平台,专门用于AI工厂的设计、部署与运营。


其核心组件
DSX MaxLPS(Lowest Power per Token System)直指自动驾驶产业的痛点:如何在既定电力预算内最大化每兆瓦Token产出。通过将45℃液冷技术与优化每瓦性能的机架级技术相结合,DSX MaxLPS让运营商能够在几乎不影响工作负载性能的前提下,将GPU运行在其最高能效点,从而额外部署高达40%的GPU。对于电力资源紧张、算力成本敏感的车企数据中心而言,这意味着同样的电费账单可以支撑更多的仿真训练里程。

DSX Sim则提供了面向AI工厂全生命周期的高保真仿真层,帮助英伟达、合作伙伴及客户对基础设施决策进行建模、验证和优化,贯穿从规划、设计到部署运营的每个环节。黄仁勋在演讲中强调:"借助DSX平台,你甚至可以在花出一元钱之前,就对整座工厂进行全面模拟,在一台机柜装上之前,就能验证其性能表现。"

DSX FlexAI工厂与电网服务连接,使其能够根据负载削减、需求响应和电价波动等电网信号动态调整工作负载。这与自动驾驶的"V2G(Vehicle-to-Grid)"愿景形成奇妙呼应:未来的自动驾驶数据中心不仅是算力消费者,更是电网的"柔性负载",在用电低谷时全力训练模型,在高峰时向电网反哺电力。

演讲的最后板块指向了智能体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一跃。

黄仁勋提到,物理AI的核心难题是数据互联网文本多为"第三人称视角",而机器人需要"第一人称视角"的物理世界数据。英伟达的解决方案是Cosmos 3——开放的物理世界基础模型,可作为视觉语言模型理解物理场景,生成物理准确的合成视频,作为模拟器完成策略训练闭环,更是Omniverse数字孪生平台的基础。它支持所有类型的机器人与物理系统开发,完全开放并允许用户二次定制。


在自动驾驶领域,英伟达推出
Alphamale 2——全球首个可推理的自动驾驶开放模型,基于Hyperion平台(全球80%汽车制造商采用,97%出行服务对接),支持端到端推理规划。车辆可以用自然语言实时解释每一步决策逻辑,将"黑箱模型"转化为"可解释AI"。

值得一提的是Isaac GR0K人形机器人参考平台——25自由度双手,31自由度全身,身高6英尺/体重150磅,集成全套数据生成、仿真、训练、运行软件栈,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原本需要数月的搭建准备工作,现在仅需数小时即可启动研究,旨在降低人形机器人研发门槛,推动整个领域发展。


黄仁勋为英伟达构建了
一个完整的"智能体经济"基础设施版图:底层是Vera Rubin/Vera CPU的算力供给,中间层是DSX的AI工厂蓝图和企业级智能体工具包,上层是RTX Spark的个人智能体入口,以及Cosmos/Alphamale/GR0K构成的物理AI生态。


至此,
英伟达的转型路径清晰可见:从卖GPU,到卖系统,再到帮客户建设"能赚钱的AI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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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三起IVD易主,“不亏不欠”的艾德生物也要被卖了

2026-06-02 11:34:21

体外诊断(IVD)行业正迎来一轮密集的控制权更迭浪潮。

仁度生物易主海鲸药业、达安基因归入广药系之后,5月31日,国内肿瘤伴随诊断龙头艾德生物(300685.SZ)突发公告,其控股股东前瞻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司股票自6月1日起停牌,预计不超过2个交易日。

一时间,市场哗然。与多数因经营亏损、债务压力被迫寻求易主的标的不同,艾德生物财务基本面堪称稳健:账面几乎无有息负债,2025年净利润同比大增超四成,毛利率常年稳居80%以上,资产负债率仅12.42%。

5月单月内,A股IVD板块接连发起三起控制权变动,仁度生物、达安基因的易主均有迹可循。仁度生物作为中小规模企业,在行业巨头挤压下亟需寻找产业靠山;达安基因常年陷入股权纠纷与业绩波动,广药集团入主意在理顺治理、扭转巨亏局面。

而艾德生物,一家仍在增长轨道上的细分龙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放手?

艾德生物停牌前股价异动

短短半个月,仁度生物、达安基因、艾德生物三家IVD上市公司相继官宣控制权变动,覆盖分子诊断全赛道,形成行业级易主潮。

5月14日,科创板“RNA诊断第一股”仁度生物(688193)率先公告易主方案,控股股东、实控人居金良等7名股东,以5.16亿元总价向南京海鲸药业转让21.25%股份,同时放弃部分表决权,海鲸药业实控人张现涛成为公司新实控人。彼时仁度生物已面临营收下滑、盈利持续承压的经营困境。

5月16日,“国产分子诊断第一股” 达安基因(002030)披露权益变动进展,广药集团全资子公司广药资本通过系列股权受让,以24.18亿元总对价拿下公司26.63%股份,成为间接控股股东。此次交易属于广州市国资内部整合,核心目的是扭转达安基因2025年巨亏7.44亿元的局面,理顺公司治理结构。

5月31日,艾德生物的停牌公告,将本轮IVD易主潮推向高潮。Wind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前瞻投资持股22.4%,实控人为创始人郑立谋,目前各方正就控制权变更事宜进行论证磋商,具体方案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值得关注的是,艾德生物停牌前出现明显股价异动。

5月27日,公司股价大涨12.05%,单日成交额5.31亿元,创下年内新高;5月27日至29日三个交易日内,公司累计涨幅达10.08%,同期IVD板块下跌3.26%,大盘下跌1.9%,股价走势显著脱离行业与大盘趋势,引发部分投资者对消息提前泄露的质疑。

截至停牌前,艾德生物总市值79.6亿元。

对比三起易主事件,特征差异鲜明。仁度生物是亏损企业引入产业方自救,达安基因是国资内部整合纾困,而艾德生物则是盈利龙头主动谋变。

接班,还是接盘?

艾德生物此次筹划易主,是创始人年龄、行业周期、战略发展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先看公司业绩基本面。财务数据显示,艾德生物长期保持稳健盈利,2025年实现营收11.98亿元,同比增长8.01%;归母净利润3.61亿元,同比大增41.74%;扣非净利润3.43亿元,同比增长47.33%,利润增速远超营收增速,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盈利能力上,公司综合毛利率常年维持在80%以上,2025年达82.59%,远超IVD行业平均水平;销售净利率30.16%,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偿债层面,公司资产负债率仅12.42%,货币资金充裕,2025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65亿元,财务结构健康无虞。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2.6亿元,净利润8515.69万元,同比小幅下滑,主要受汇兑损失、公允价值变动及对外捐赠增加影响,未动摇长期经营基本面。

业务层面,艾德生物是国内肿瘤伴随诊断(CDx)绝对龙头,院内市占率过半。公司聚焦PCR技术平台,产品覆盖肺癌、结直肠癌等九大癌种,持有30余项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其核心护城河,是与阿斯利康、强生安进礼来、默克、恒瑞、和黄医药百济神州等国内外药企深度绑定的伴随诊断合作模式——围绕靶向药联合开发配套检测产品。

这类产品需与药物同步完成临床验证与审批,一旦纳入诊疗路径,药企与医院的转换成本极高。截至2025年,公司已获批数十个伴随诊断产品,覆盖EGFR、KRAS、BRAF等肿瘤核心靶点。

国际化布局上,艾德生物产品已进入日本、欧盟等主流医药市场,“维惠健”“艾惠健”等多款产品在日本获批并纳入医保,是国内少数实现海外规模化销售的IVD企业。

围绕本次控制权变更,市场最大的悬念集中在接盘方的身份。市场上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框架。

第一种解释是交接班视角。艾德生物创始人郑立谋出生于1953年,现年73岁,2008年回国创办艾德生物,2017年带领公司登陆创业板,一手打造出肿瘤伴随诊断龙头企业,已到退休交接阶段。

其子FRANK RONG ZHENG现年36岁,于2017年加入艾德生物,现任高级副总经理分管国际业务,2025年薪酬210.32万元,为高管最高。但公司始终未披露明确的二代接班安排。从行业实践来看,部分观点认为,控制权变更可能是家族企业传承的过渡安排,通过引入战略股东完善治理结构,为二代接班铺路。

也有观点认为,郑立谋直接转让控制权、实现退出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前瞻投资仅持股22.4%;另一方面,艾德生物属于技术驱动型企业,创始人的技术背景与行业资源不可替代,长期传承难度较大,趁业绩高位实现价值兑现,是更务实的选择。

结合行业逻辑,三类主体成为最可能的接盘方。

第一类是国内外大型药企,伴随诊断与创新药天然协同,收购艾德生物可掌握肿瘤患者筛选入口,完善“药+诊”布局,但单一药企入主或影响公司与其他药企的合作关系,削弱商业价值。

第二类是国际IVD巨头,艾德生物的技术、渠道与海外资质具备战略价值,但外资并购医疗资产需面对严格的监管审查,落地难度相对较大。

第三类是厦门本地国资或国内医疗产业资本,既能保障经营稳定性,又可借助政策与渠道资源赋能公司,也符合当前医疗资产整合趋势。

野蛮生长时代落幕

2026年的IVD行业,正经历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重塑,过去野蛮生长的时代彻底终结,以控制权更迭、资源集中、龙头整合为特征的集约发展时代全面到来。

政策端的三重压力,成为行业整合的核心推手。DRG/DIP支付改革下,医院检验科从利润中心转为成本中心,检测需求回归精准必要,直接压缩行业增量空间;集采常态化推进,生化、化学发光、分子诊断试剂相继纳入集采,行业毛利率持续下滑,中小企业盈利空间被大幅挤压;医疗反腐与合规监管趋严,传统依赖渠道关系的竞争模式失效,行业规范化发展加速中小企业出清。

市场端的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疫情后IVD行业告别增量红利,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从“普惠式增长”转向结构性增长。同时,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头部企业凭借技术、渠道、规模优势抢占市场,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不断压缩,要么被整合,要么被淘汰,控制权更迭成为行业出清的重要方式。

今年5月的IVD控制权洗牌,以艾德生物停牌待售为高潮,揭开了行业深度整合的大幕。

从仁度生物的药企入主、达安基因的国资纾困,到艾德生物的绩优寻主,三起事件覆盖了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整合路径,也释放出明确信号:即便是细分赛道的头部玩家,也需通过资本重组适配行业新周期,IVD行业的整合烈度才刚刚开始。

对于整个IVD行业而言,控制权更迭只是整合的开始。未来在政策规范、技术创新、资源集中的共同推动下,行业将彻底告别散乱格局,向头部集中、向专精聚焦。(文丨公司观察,作者丨曹倩,编辑丨曹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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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谍战: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2026-06-02 11:21:29

(本文作者为 镜相工作室,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丨镜像工作室,作者 | 程佳佳,编辑丨周近屿

律师崔灿长期代理商业秘密相关的案件。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年轻人。

案发时,他只有二十六七岁。此前,他在A公司工作了一年,随后跳槽到有竞对关系的B公司,卧底了两年四个月。因为学历与技术都还不错,又能说会道,两年多时间里,他和B公司里许多工程师成为了好朋友。“再待几年,他甚至有机会成为B公司的核心骨干或是中高层。”

如果不是离职得太突然,而回到A公司的节点又恰逢B公司将发布一项重大技术,没有人怀疑过这个男孩,会是竞对公司派来的间谍。

B公司很快倒查他的工作电脑和监控摄像头。两年多以来,核心信息、图纸被源源不断地传递给A公司。

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这名年轻人可能要在毕业工作的第三年入狱,在牢里度过往后的三到十年。崔灿为他惋惜。

委托方的反应,也令崔灿记忆深刻。直到刑事立案阶段,B公司那名负责人仍然想不明白:“我们上个月还一起出差、喝酒,你说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太像《无间道》了。

崔灿把大公司之间的商业“谍战”比做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它不发生在战场,而是在办公室、工厂车间、咖啡厅,抑或是一次普通的社交媒体分享里。一个外卖员、维修工,一个刚入职的年轻工程师,甚至一个被公司充分信任的多年员工,都可能成为信息外流的出口。

这场战争没有枪声,但有真实的伤亡。一个被盗走的配方、一张图纸、一段源代码,可能直接改写一家公司的生存处境,甚至改写行业格局。陷入商业秘密泄露的人,轻则赔偿,重则入狱。它和军事战争一样,以置竞争对手于死地为最终目的。

但在天平的另一边,保护商业秘密正存在被过度使用的趋势,逐渐成为大公司监控员工、惩戒离职者,甚至狙击对手融资与上市的武器。

以下是崔灿的自述。

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作为一个非常熟悉商业秘密的律师,有时候我也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商业秘密。

如果按照法律定义,它很简单: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再具体一点,就是三个词: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比如配方、图纸、源代码、AI 模型训练数据等技术信息,以及价格策略、经营成本、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

听起来不难理解吧?但真正落到案件里,什么算得上秘密?什么情况下的秘密有价值?

比如客户名单算不算商业秘密?就这一个问题,法学界有无数论文,各地法院有无数典型案例,观点都不一样。

其实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还挺细的,但是再细也没办法应对变化万千的真实世界,这些细化的问题需要个案个看,其实非常复杂。

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并不像电影里一样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更多时候,商业泄密是从人开始的。

最常见的方式,是挖人。不是零星挖一个,而是批量挖、成部门挖,甚至把一整个业务团队挖走。

从我接触的案子来看,通过挖人来获取商业秘密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因为在很多高速发展的行业里,光有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技术。

比如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新能源这些行业,两倍、三倍薪资挖人太常见了。你给一个人开出完全无法拒绝的价格,他很难不动心。对一家公司来说,如果并购对方要花两个亿,但挖走 20 个核心人才只需要 2000 万,他当然会算这笔账。

有一个典型的案子,是吉利诉威马案。威马(由吉利前高管创立)成立后,系统性挖走了吉利 40 多名高管和技术骨干,据说相当于把一整块底盘研发团队带走了。最后,法院认定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这个案子也成为了目前国内商业秘密案件中赔偿金额最高的案子,判了 6 亿多元。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商业秘密案件的表面是技术纠纷,本质上其实是人才战争。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个商业秘密案件审判情况。2015年到 2023年间,两家法院受理的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因为员工流动引发的案件占比接近九成。而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则全部由人才流动引发。

图源:《窃听风云2》

除了挖人,还有一种常见方式,是商业贿赂。

有些外部咨询公司会以“专家访谈”、“行业调研”的名义,去找大厂在职员工买信息。我看过一篇报道,咨询公司给到的费用,普通员工一小时可能一两千,高级管理岗或者特殊身份的人,价格可以到上万。

这种事情在互联网行业几乎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是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是买通你公司里原本就有的人,商业间谍是我把自己人派进去。

有些间谍比较初级,可能伪装成外卖员、送水工等,去观察工厂布局、生产环境。这种通常只能拿到比较表层的信息。

真正危险的是懂行的人。比如一个工程师,他懂技术,又带着明确的目的来你公司工作。他一眼就知道哪些资料值钱,这种专业间谍能在不下载过多资料、不暴露的前提下完成窃密。

还有公司会采用更长期的方式,把一些底子干净、身家清白的年轻人派到竞对公司。哪个人成了都可以,这些人之间往往也不知道彼此,都是单线联系。

当然,这几年还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窃密和泄密。

大家一听到数字化窃密,第一反应可能是黑客攻击,那种电影里很高端的技术入侵。但从我接触的案件来看,真正高频发生的,是一些特别日常的动作。

比如云盘链接发错群,离职前把自己做过的 PPT和业务文档下载一份,用个人微信传公司文件,或者在小红书、朋友圈、脉脉上随手发一张工区照片、匿名吐槽等等。

很多人都是无意的行为,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泄密,只是在分享生活。但对于那些专业的有心人来说,你的一张照片背景就能锁定你的楼层、房间,你发布的所有内容都是可以被拼起来的情报。

所以我处理了这么多案件之后,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点:人,才是整个安全链条里最容易被攻破的一环。

很多大公司里,技术安全设施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杀伤力最大的,往往是最朴素的方式。一个被误信的人,能够接触到公司的很多核心信息,想怎么偷就怎么偷。

很多商业秘密案件,往往都是因为内部有人偷偷“叛变”,祸起萧墙。

泄密之后,没有小事

商业秘密一旦泄露,代价是什么?

这类案件可以分成两边来看,一边是泄密者要承担的后果,另一边是公司会遭受的损失。

对于泄密者,很多人觉得,泄密最多就是赔点钱,或者被公司开除。但实际上,商业秘密案件背后的责任是非常重的,通常包括三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一个是民事责任,也就是赔钱。比如前面提到的吉利和威马的案子,因为它构成了共同侵权,相关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普通人真的背上上亿级别的赔偿责任,可以说这辈子基本就完了。说实话,可能还不如判刑。

第二个是刑事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罪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在一些核心行业里,商业秘密的价值很容易被认定得很高。研发成本、潜在收益、竞争损失,都可能被计算进去。你以为只是带走了一点资料、发出去了一点信息,但放到公司损失的角度,金额可能一下子就上去了。在2020年刑法修正案之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期也进一步提高,最高可以到十年。

第三个是行政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其实也可以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处罚,而且罚款金额可能还比较高。

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只看眼前那点钱,很多事情一旦越过红线,后果是非常吓人的。

从被泄密的公司角度来看,损失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影响业务,很可能直接整个公司干没了。

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高低决定命运。比如芯片,所有公司只买最好的,赢者通吃;比如最常见的新能源行业,一个电池提升0.2%的效率已经是巨大的技术创新。而一旦技术优势没了,或者技术被偷,这公司可能就完了,行业格局都会改变。

再比如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淘宝闪购和美团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如果我能拿到另一家公司的补贴策略,第二天只要稍微比它多补一点,订单量可能立刻就会变化。它带来的经济价值,是远超普通人想象的。

还有一些经营信息,看起来没那么技术,但同样值钱。比如竞品公司的内部架构,谁现在真正掌权,关键负责人是什么风格,团队里谁可以被挖走。这些信息在激烈竞争中,都会变成武器。

图源:《继承之战》

初创公司在这种环境下是很危险的。

很多初创公司创始人很厉害,或者手里有一个很新的技术。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技术很有价值,保护措施不严密。如果我是资方,收购不成,我可能花很低的成本,就能把技术违法地买过来。

这些事情,公司是要投很多成本和时间的。很多初创公司老板一开始不重视,往往是等吃了一次大亏之后,才愿意补课。

应对商业秘密泄露,大厂做得相对完善。比如技术层面,最常见的,很多文件里都有暗码、隐藏水印、权限记录。你不要以为拿手机拍一下、截个图、换个设备传一下,就没人知道。很多时候,公司都能倒查出来。

他们还会把商业秘密保护做成制度化设计,嵌入人力资源培训和员工风控管理中,比如廉洁从业培训、每季度的风控通报。谁因为商业秘密被送进去了,谁因为收受利益被开除了,谁因为传文件被追责了,这些案例一讲,大家很可能被“吓”着了。这其实就是一种高级、合法,能够面向公司大多数人且有效的“恐吓”。

当然,现在很多大厂以信息安全、商业秘密保护为由,对员工行为的“监控”越来越细,甚至有时候会越界。

天平的另一边,权力滥用

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个问题,以商业秘密为由的监控和惩罚,正在被过度使用。

我遇到过很多被竞业限制的劳动者,说实话,这里面99%的人能掌握多重要的商业秘密?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P5、P6的普通员工,但公司动不动就以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两倍甚至五倍年薪的违约金。

我有时会问企业法务,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务拍着胸脯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

但我心里想的是,去你们的,哪有那么崇高?

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表面上正义凛然的理由。起诉正在变成一种搞人的手段和武器。我遇到过太多公司,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包装自己,实际上只是内部山头之间在排除异己。

这种变化,也正在加深公司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危机。

拿互联网公司来说。十年前,大家提到这个行业,常用的词是开放、创新、包容、鼓励个体活跃。但现在你再问一个年轻人,他怎么形容大厂?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公司大、制度严格、规范特别多,自己像一颗螺丝钉,没有价值感。还有就是卷,不开心。

这种变化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不信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公司越来越不信任员工,它对员工的管理一定会越来越严格。而这种严格,会慢慢消耗掉员工的主动性。

我现在经常做大厂相关的竞业限制案子,会发现员工入职要签的东西比过去多太多了。劳动合同十几二十页,后面还有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各种承诺书,还有规章制度学习会。

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刚进公司还没开始工作,先看到一堆条款:竞业限制协议写着五倍年薪违约金,保密协议十几页,里面反复强调什么是保密信息,什么行为会被开掉,什么行为会被追责。他看完以后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他刚进公司那团火,就算没被浇灭,也会小很多。

在后面的工作里,员工肯定会越来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他会想,我可以牺牲效率,我可以不追求最优解,我可以少沟通、少表达、少分享,但我一定不能出错。

图源:《人生切割术》

站在个人角度,这没有错。但如果放到整个公司层面,公司的效率、创新、协作都会受到影响。

离职的时候,这种不信任会更明显。

有些公司看每一个离职员工都像在看潜在风险。它会觉得,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要带着我的商业秘密走?你是不是要去竞争对手那里?你是不是要挖我的客户、用我的技术?

然后,要么启动竞业限制,要么追商业秘密,倒查员工离职前下载了什么文件、发了什么邮件、登录了什么系统。

但公司有时候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保护?你说公司培养了员工很多年,可员工也为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公司不能只看到自己投入了什么,却看不到员工已经交付了什么。如果双方始终是这种互相防备的状态,信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劳资矛盾在扩大,那些总是被上司搞,或者处于被裁的边缘的人,会对公司产生极大的不满。

我之前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刚进入互联网行业不久的年轻人,他的上司要把他优化掉。他特别愤怒。正好那段时间,有个咨询公司联系他,想花钱买咨询,他就答应了。

这个年轻人后来跟我说,自己当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他只收了咨询公司两个小时的钱,但给人家讲了十几个小时,免费赠送的那种。对方说要不多给点,他还说不用,事前谈的两小时,就收两小时的钱。我不在意钱,就是要告诉你信息。

后来当然被公司知道了。虽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整个事情闹得很难看,他自己也非常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还有一个趋势,是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的起诉权利,会被恶意用作商业战争的手段。比如上市狙击,融资狙击,这类事情在新能源行业尤其多。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技术很厉害的博士,原来是新能源行业某家公司的副总,后来离职创业。他的公司发展很快,融资也拉得很快。最后有一家非常重要的大机构准备进来,这笔钱如果进来,公司估值和行业影响力会明显上一个台阶。

就在这个节点,前司突然发起了竞业限制和商业秘密相关的诉讼,说这个核心人员违反竞业限制,要求他停止侵权,并要求赔偿。

这个博士在离职前其实已经非常谨慎了。他担心以后出现纠纷,所以和前司签过协议。他放弃了一些期权、奖金,换取了前司一个承诺:以后不追究他的竞业限制和商业秘密责任。公司当时也出了承诺函。

但即便如此,公司明知道有这个承诺函,知道案子大概率打不赢,还是在关键融资节点发起了诉讼。

最后案子赢了,但融资跑了,窗口期错过了,在商业上,我们还是输了。

所以你看,商业秘密保护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公司当然要保护核心商业秘密,因为这关系到一家公司的生死存亡。但如果“保护商业秘密”被无限扩大,变成监控员工、惩戒离职者、打击创业者,甚至内部斗争的工具,它同样会影响一家公司的发展与成长。

公司要防住对手,但不能把所有员工都当成对手。

封面来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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