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13 14:17:00
宗教集团，其冠名为宗教者，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组织，而所谓宗教，可以拆开理解，释读为宗于一教，宗，有家族、祖宗的意思，在这里却解释为宗派或者组织，有这些特点，宗教便是一种集体属性极强的特色团体。有了这个特点，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由宗教作为一种认知粘合剂——陈胜吴广起义之际，人们尚且还是用上天示警、以及起义者口头劝说等等办法，才能说动一部分人加入，而到了汉末黄巾起义，似乎宗教便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发现一场可能被正统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农民运动，最终因为情势变化，而被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三国鼎立所取代，以至于汉末历史研究，农民起义活动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成了学术边角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意思的事，是从汉末以来，凡是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基本上都和一些宗教，要么是道教，要么是佛教，要么是一些邪门歪道——基督教有莫大关系，这里反映出宗教集团，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甚至像白莲教这样的团体，都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精神影响力，甚至是一种集团性的控制力。
要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归于某个宗教的人，这意味着不管怎么说，都可以把世界范围内的 80 亿人笼统的描述为几个大类——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以及其他无神论者（无神论并不是宗教）。由此往下去看，形成一种甚至多种基于宗教信仰的集体捐纳与献祭活动，本质上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唯无神论者似乎需要一种别的东西来造成一种集体——但或许我们不需要呢？古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宗教信仰者，但是中国社会，有定于一尊之学术，却没有定于一尊之信仰，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没有发展出宗教垄断，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信仰繁杂，乍一看就像是惶恐滩头一片沙，实在是数不过来，以至于中华大地淫祠遍野，正邪两派，都能有极大的市场。这也促成了一种神秘宗教组织——白莲教以及其附属、相关团体的长期涌动于朝野内外。
我们之前的文章谈到，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方往往是不分轩轾的，不是说政治的区分，像什么民主或者专制之说，而是在社会形态上，政治的一元化与宗教的一元化，其所影响到的社会形态往往是类似的，一元化政治塑造一个压抑的、无趣的社会，一元化宗教同样塑造一个压抑的、无趣的社会，但是两相对比，宗教的一元化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更具有杀伤力，从政治角度看，因为政治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神祇一样的东西，这就造成即便是一个再怎么专制的社会，其专制模式也不是绝不能动摇的，唯宗教的一元化，其可能永远不能动摇，所以才会衍生出无数的流派——有反抗者，自然就会出现矛盾，这就使得中国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农民运动来推翻一个一元化的政治统治模式，而西方社会则不能，因为从历史的看，政治和宗教本身是不分家的，于是反对皇帝，就约等于是反对上帝——神，给了地上有权柄的人以合理性，那么即便人们遇到暴政，往往也无法真心尝试革命——直到遇到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之后，法国大革命才给了人们一个新的体验——但是在那之后，西方社会对于君主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实现彻底祛魅。
所以其实西方社会受到的压迫要远比中国或者说东方社会要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产生极为激烈的反击，理性的诞生，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宗教邪谬的反抗，更是对于宗教所提供的一种绑架集体的非理性而做出的斗争，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地情况下，会反对那些压迫他们的那些东西，包括思想——非理性宗教思想对人实施的禁锢长达千余年，导致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和理性启蒙的需要，人们对于自由的歌颂，到底是出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下，自己自怨自艾想出来的，还是说当他知道自己不自由，而才有机会去想象自由之后的自己有多么幸福而自然流出的感情？在中国就不同了，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期的宗教压迫，人们所能反抗的东西，就只有政治上的压迫，于是便会出现所谓的王朝周期律这种东西——农民起义实际上也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实在是一个旧王朝对社会基层压迫太烈——或者人们认为压迫太烈，而造成了中国政治空气的特殊性。
不过这里面真正涉及到两个集体的东西，可能要数精神方面的区分，中国不是没有类似宗教的东西，但是它这种东西不是人们所必须要相信的，所以常有一些反抗者。儒家学说是古代政治的一个精神的塑造者，但是这个塑造者背后的文明，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仔细审视唐宋明等时代，其各自的特色可以说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但是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也因为没有一家独大的宗教，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概念，我们之前谈到过社会契约理论的问题，社会契约是解释国家起源的一个理论，并解释了当前西方制度的源流，但是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于国家的，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如中国那么早存在，所以西方国家即便出现征服与被征服，往往也不会有类似宋明时期的殉国人士那样的激烈的场景，这里实际上展现了国家概念对于集体所产生的精神信仰的塑造。——当然汉奸同样很多，这种现象出现在旧社会是很正常的——国家的概念，虽然宏大，虽然是一种集体意识的重要代表，但是在形式上，必须要通过教育才能唤起大众的爱国意识，我们之前谈到爱国，说到教育，实际上实际上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它不可能免掉，无非是基于一种集体化的课堂式教育，还是说非集体化的个体教育。
全国各地很多著名的景区，实际上还背负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名号，尽管如此，我们谈国家，总是免不了有多种喟叹——何谓之爱国？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脱离意识形态关系而将其说得清楚，过去我们谈论问题，涉及到爱国问题，总有一个倾向，认为最好不要谈具体的理论，因为从爱国的特性看，当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拆解时，就等于是开始怀疑了一种经由国家理念加持的爱国的信仰，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反倒是不可接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去看，你可能想象，如果我们把爱国这个情感代入到历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古人其实大把大把的不爱国。
中国在现代以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代表的国家，虽然为很多人所不满，但是也必须要承认在很长时间段内，皇帝，君主都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身为君主的臣子，却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批判和辱骂皇帝，如此说，一国之臣，首先就是不爱国的。古代社会中人民对于国家的情感，往往体现在国破之际，因为在这个时刻，异族入侵导致的家亡是不可能被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国家保护的心理，促使人们必须要站在国家一面，捍卫其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可能比较聪明，会判断当此之际到底谁能坚持到底，但是这种东西也存在着投机性，赌赢了就彻底赢了。所以真正能体现一个人到底爱国与否的，往往需要在其面临危难之际，毕竟言论自由，嘴上说的，永远要把实际行动来的漂亮。
实际上一个真正以国家表现的集体，其形成了国家的形式，必然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会让人们留恋其存在，古代社会不像现代社会那么多禁忌，中古时期一直到近代以来，社会的宽容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像宋代社会那样，即便疆域不大，依然能创造一个文化奇迹，但是国家依然有国家的制度，像唐代那么伟大的社会，依然有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状况，那么其他朝代似乎也不能太苛责，毕竟人口数量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且，从国家的集体性看，现代社会意义上保留下来的宗族组织，往往会效法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礼仪结构，比如说国家会兴办养济院、国子监等提供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以及教育服务，宗族没有办法代替国家行政，但是有能力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为一些生活困难者提供资助——这本身也是宗族的重要价值理念，并且宗族本身是一个浓缩形式的国家体系组织，所以当国家有组织类似祭祀的活动时，宗族往往也会存在着一种祖先祭祀、节日祭祀的活动，如果说这本身也算是一种宗教组织形式的话，似乎也能说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古代社会的很多设想其实是比现代更加合理的，但是因为古代社会的国家体系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如今一样真正做到实际管控，所以即便国家设想是好的，比如设置大量的养济院、义庄（类似古装剧中那些，比如港剧《洗冤录》中宋慈的出生地），他实际上也很难得到具体落实，比如明初设置了一些养济院，专门救济鳏寡孤独，甚至到了海外传教士来华时期，一些大城市依然有这样的设置，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很困难，比如翻阅一些当时人的文集，社会中的混乱，很难被忽视，这里也说明了旧社会国家行政体制的深入的无力——在基层方面，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所谓的里长，保长，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村长、乡长，其提供的国家社会稳定的意义要比古代社会厉害多了。
儒家社会的一个显性特征是对老者、长者的尊重，所以古代社会中基层组织的首领往往以一些老年人，所谓德高望重的社会耆老担任，其国家管控形式往往也很有特色，比如朱元璋以教民榜文向全社会宣传自己的社会安定的思想理念，这种东西必然需要社会中的耆老角色参与，而至于像沈榜所谓除了十二月和一月必会由中央机构文书房发布的皇帝喻令，要求人们遵守农事、不要为非作恶，及时收割粮食等等，则更具有象征意义，当然当这种形式逐渐演变，必然会成为一种敷衍糊弄的工具——等于是在说正确的废话。所以后来参与领取榜文的人都被一些社会游民所替代了，以至于其渐渐失去了设立的初衷。
这背后所反映的一个现实是，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个人的是服膺于集体的管理或者统治的，但是他们却并不一定会永远对一个特定的集体的政策提供支持，所以我们在集体社会无法看到一种贯彻到底的上下一心，而只有出现类似国破、战争之际，大众才能集体表现出对于类似国家那样的组织的敬重与崇奉。这我们可以从明代的野史性质看出一二，本质上看，像一些被编造的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朱元璋因为忌讳谈论早期要饭历史而发动谐音梗文字狱，比如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塞草，比如朱棣大杀方孝孺十族之类的，这些不都是满清抹黑，而是从明中后期开始逐渐出现的野史中的荒谬记载，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写出类似的东西，以所谓民间历史的名号出版，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站出来把作者骂化了。这就使得另一种奇谈怪论——比如明代对社会实施大规模监控看上去很荒诞，想想看当时这种东西都能发行——尤其是知其名姓，比如祝允明之流，却没有把他们咋滴，看来某些印象确实应该反省反省。
其实李贽和苏格拉底的遭遇很相似，但是今天的人们不会去批判那时候的民主制度，反而对明代社会尤其是皇权会大加挞伐，这说明我们现代人对古人的严苛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以剃胡子刀自杀的李贽似乎比被民主审判饮鸩赐死的苏格拉底更能反应社会的肮脏与儒家道统的荒谬。这实际上反应了集体身上一定程度，甚至是高度存在着的对自身制度的极端自信，因而在集体制中不容忍异类思想——不是不能容忍，而是即便有，也必须是集体自己需要而采信的，否则可能会产生一种看似悲剧的效应——当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时，我们实际上都会率先依据我们的思想判断去审视一个非思想的世界，那么必然会有不止于一个人对集体产生严重怀疑，如我之前所言，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本身会陷入一种不可捉摸的，濒临崩溃的最终局面，在这种时期，如果集体并不能尝试去适应和改变自己，就只有面临失败。
当社会面临大灾难之际，集体的权威性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丧失的边缘的，因此往往需要对社会实施特定的援助，比如赈灾。这些赈灾通常分两类，一种是基于国家行政体系之下的官方赈灾活动，另一种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各地仕绅们从事的私人赈济活动，这是两种集体对于社会创伤的一种响应，事实上荒政是真正能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但是这里也往往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一个事件，一般而言，国家往往会通过向那些没有荒旱的地区借调粮食以实现解除饥饿实现复耕的目的，但是往往因为官吏这个制度的存在，真正分到大众手里的粮食，不会很多，因此一遇大灾，便有饥荒，而有饥荒，则大概率要饿死人——我也谈到过，饥荒带来的死亡尚可接受，但是饥荒带来的活人互相残害以宰了吃，这是史不绝书，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很多人也会以哪个朝代出现了更多的“人相食”记录而评判这个朝代是否是一个最坏的朝代——当然咯，人们往往也会把这个名头加到明代，所谓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不愁。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农民运动不纯粹是基于赋税、徭役的反抗以及对灾荒的斗争，试想，如果出现像丁戊奇荒这种，成百万伤亡的灾荒，国家行政系统往往会留下一些档案，当然他们一般人接触不到，但是涉及到大灾荒，所以民间私人赈济也会同步出现，民间仕绅帮助赈灾，往往会在灾后选择修筑石碑，石碑上还是要刻上感谢皇恩之类的话，于此状况下，即便死伤无数，似乎也无法激起有意义的农民运动，按理说，人在面对重大困难时，选择自保是很正常的，反而是农民起义具有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很妙，一种特殊性的东西，会因为其没有真正意义上从历史中消失，反而多次出现，而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行为。
这个时候其实体现出了我前面所言的义庄，以及乱葬岗的重要性。所谓的义庄，本来的作用与《洗冤录》中所表现出来的摆放棺材不同，它在一些正史或者文献中，常有周济同族、同宗贫困人群的作用，实际上古代社会中凡是国家行政能力涉及到的民生项目，往往有国家公办以及由官员自己连同部分乡绅共同筹办的一些私人性质的同等功能的民间项目，因为这种公益性质，所以他们往往也以“义”字打头，比如义庄，还有义塾等等，之前我们提到的所谓武训，便是这样一个办义塾的人物——尽管其评价比较悲剧。而所谓的乱葬岗，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正式，因为通常乱葬岗这种叫法是出现在一些古代小说、公案之中的，若是直面严肃的史料，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以“义”字开头，叫做义冢（塚），这些公益产品的存在，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中隐形而又强烈的集体意识的激烈需求——这就造成了设计中一个很难说的清的大众文化心理现象——实际上人人都会讨厌非自我群体中的他者，但是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远离他人的存在。
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多半会不自觉地以今人的视角去评价古代社会，致使我们再无法理解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之际，产生错误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海外同胞也是中国人——甚至是华裔往往也被寄托着要亲中国的希冀，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可能更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大的文化集体概念，一旦你脱离了其中，你就不再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因为你的离开国境（非经批准的那种）本身便是一种叛离——所以当你看到古代社会中朝廷对海外华商被异国屠杀不管不顾，或者冷言冷语，不必感到奇怪，当时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民族概念中的同胞的含义。
这实际上反应了一种社会现实需求，虽然说古代存在着强盛社会，但是也并非是万事灵便，这就意味着集体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变化，以及制度性的进化，我们不可能永远都用一种法律思维去审视法律，我们也不太可能永远以一百年前的老思维来审视社会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近代以前，国内几乎没有今天的民族概念——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都习惯以今天的民族、少数民族等词来形容一些生活在边疆的非汉人群体，本质上就不是客观的态度，那么现在我们再用今天的民主理念，去要求古人，实在是荒诞，集体主义的价值是不断演变的，从一开始的极简，到今天几乎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这本身也是只有我们今天才能实现一个集体的社会重要理由。
群众这个概念，以及人民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极为抽象，但是都极其具体指向集体的概念，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特色是，不管是群众、人民，以及其他的集体的概念，通常你很难将其指称为某些具体的个人，即你包括在这个集体中，但是这个集体不是你——你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但是你不是人民群众本身。你会发现，在法律条文中，往往会有使用这样的集体概念，它与个体是相对的，所以往往有争议，比如我们常说到，宪法中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属于人民这个集体概念所代表的所有个体的集合体组织，而不是代表作为人民一员的个体。正因为这种性质，很多政治话语往往具有极大的可操作空间，集体的这种属性，也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个体共通性，但是它无法决定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是否一定受到其保护。
如果向世界讨要一些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踩过的坑，西方社会也有不少，比如瘟疫和饥荒，在欧洲历史上，饥荒和瘟疫一样占有中有的历史地位，因为瘟疫和饥荒这种事实在是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似乎完全无法将其归因于政治的问题，而不得不转向于向自我进行探求，当然近代以来人们似乎有了改变的意识，比如爱尔兰大饥荒，这个完全是因为农业生产单一而引发的恶性事件，造成了现代爱尔兰人群体集体记忆的形成，极其中深含着的对于英国的排斥——当然现在人们是否还对这种记忆保持着仇恨心理，似乎也难以全面掌握。这种基于大众——完全可以说是人民概念的集体以及，与古代社会中那种对胞民无法做到事事关心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你看我们的所谓历史学家在编撰哪怕是正史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真实，比如满清编史的说张献忠杀了六亿人，完全不考虑当时实际人口数量，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明史》这部书中的其他的所谓数字，基本上也是有可以怀疑的，甚至其整本书，我看大多数也不能用严谨来对待，这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事实上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记忆，大多数都是基于一些博物馆、文化馆导游们所谓的野史故事，以及教科书体系，如果我们自己都对真实性不能负责，空口大谈实事求是，有什么意义？但是这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现实，你会发现从官方嘴里出来的东西，对他自己的描述永远是伟大、正确的，这身为一个个体可能很难理解，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对自己的缺点被暴露感到愤怒，但是它不像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固执，因为一个集体的合法性，其来自于一种永远不会犯错——或者说不被认为犯错的办事能力，只有集体永远是正确的，他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而继续维持下去——历史编撰是一种定式——现代人编写前朝历史，哪怕其再伟大，也要说它有瑕疵，这是为了论证当朝的合理性。
所以说即便是集体记忆，本身也不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但是必须具有正确性——在这个现实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常见的文化现象的宣传性——事实上文化本身需要依托于一种自信，不是相信自己的传统是多么伟大，而是相信自己的文化中各种元素的正确性，譬如人们对山海经的喜爱，比如人们对于西王母的感情，我们自己很多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极为夸张的非现实虚造，但是这种非现实需要是为现实服务的，大多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都具有一种反抗现实的精神，所以中国文化需要这些虚造之物来丰富一种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进而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
这实际上并不少见，我们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民族的存在，都是依赖于虚造的神话传说甚至宗教体系，但是神话传说往往因为其传奇性，而只会在精神层面上作为一种意象的图腾被反复提及，现实是人们不会真的尝试去做那补天、追日的事情，所以在集体中，人们会尝试了解其精神、价值观，但是真正拿这个集体的精神和价值观约束自己的时候，往往是无用的，因此这种精神和价值观往往会成为一种被边缘化应用、甚至不应用的东西，而宣传恰是其一。
在宣传中，我们能见到各种集体意识的表现，集体的存在是不可被忽视的，这是人的本性，实质上，人如果脱离集体，往往无法生存，所以在各国海外同族，往往会选择性抱团，成立特定的组织，甚至是海外的黑社会组织。影视作品中所描述的黑社会组织，其本身是一种集体，但是面对国家这个更大的集体时，即便类似墨西哥毒枭，也完全不能彻底取代之，但是宣传毕竟是宣传，其在描写黑帮时，也忘不了宣传，而不讲究正义，所以即便是黑帮，也看不出到底有多么可恶，反而会体现出来令人同情之感——这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的本性使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出版物，都具有一种天然属性，由于信息传播的特性存在，即一个人的思想如果给另一个人看，不管他是否能接受之，这个读者必然都会受到这个信息的影响，而当这个传播力扩大时，任何一个文章、影视作品都是宣传工具，即便是小说，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关于其故事的思想性，对读者也有重大意义，因此小说在近些年来逐渐和社会科学议题靠拢，很多小说都具有现实且切近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基于这种被宣传的集体意识，现代社会中民族感情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可以更睁开眼往前看一些，今天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学能力极佳的，但实际上在清代甚至更早，我们的历史中只有零星的一些数学研究者，好像当代中国的数学天才们都是从 1911 年以来突然爆发出来的，这或许又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特殊状况——这或许可以从集体精神的改变寻找一些理由，事实上在满清入主中国之前，尽管明代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理学盛行的年代，但是从陆九渊开始理学本身也迎来了自程朱以来的重要分支，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明代社会风气。这必然造成一种社会发展——至于是不是进步就有得说了，当然那时候也不是今天能比的，只是伴随着满清入主，陆王带来的改革，甚至是更激进的泰州学派的革新，也都戛然而止，文人骚客似乎都认为明亡天下是心学之故，那如李贽那样的人，要是活到满清，恐怕也不用什么官方约束，民间同类文人估计都能一人一口唾沫钉死他——这种被亡天下之景象所惊愕的对历史发展的反动观感，事实上也是一种守护集体存在的合法性外衣——基于这种理念，满清重归程朱，甚至更加激进，也让附庸朝鲜感到满意——事实似乎想要证明一个超前的理念发展过头的时候，反而会被反动势力抓住把柄而引起反攻倒算——然而对于历史的进步而言，就很迷离了。
谈到所谓历史的进步，实际上我们应该能想到的一个重要的集体形态，即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共产主义所构建的一种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物质丰裕状况的理性的集体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制度，所以人不能有过度的欲望，即不能对物质有过度的需求，这样分配起来能保障做到公正以及公平，因为即便是物质丰裕，有很多物质，比如说是不可再生物，也不能做到一人一份，因此像提出奢侈品要求的，往往会受到怀疑——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与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我前面或多或少提到过，像是国家、政府、政党组织、国家机构都将不复存在，名之曰消亡，进而形成一个完全大同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世界人民可以无障碍实现互相交往，以及世界旅行，而因为民族、种族意识的消亡，人们觉悟的提高，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歧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人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时候人们应该是觉悟极高的，就说绝不存在所谓歧视，但是可以通过某些改造，比如以基因编辑的手段促使全球人类的基因达到尽量相似，或者其他生物手段，来达到种族以及肤色的融合再造，实现人类在外貌方面的差异缩小，甚至更简单，直接以促进各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以实现这个目的——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大肆宣传中非婚姻。
这是一个基于集体需要而不得不做的事，但是由于我们预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还要很久才会可能到来所以我们今天并不完全在启动这些工作，在当前民族感情因素大于我们对共产主义构造的未来的期待，所以即便是对外分享基因信息，我们也不能轻易这么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只能由一个国家完成的。我前面也提到过，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一个现实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预想——国家消亡了，建立在国家概念之上的中国文化，也必然会消亡，比如中文、汉字、中国历史、甚至对中国本身的记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人们不愿意实现共产主义，但，谁不愿意？
2025-04-09 22:19:00
人类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察宇宙能看到外星人吗？
看不到。
因为即便在某个外星球上有外星人，因为时间、光速等关系，我们所看到的外星球，可是它数亿年前的样子，若是它在那之后演化出了外星人，我们可能也得登上一定时间才能有收获。而迄今为止，人类最现金的望远镜，似乎也暂时只能安置在地球上，而被发射到宇宙中的那些，迄今为止还在太阳系徘徊，甚至毁灭。
但是宇宙里面没有外星人吗？
我依然认为没有。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话，可能不像一般人那样痛快，可以高调的宣称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发生过，即便我们知道它没有发生过，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还是要为了保持严谨性、公正、客观等立场和研究态度，而不得不，必须要说，不能全盘否定这件事发生过——所以我如果要更客观地陈述我的观点，我会说：
尽管我们通过各种研究能发现，宇宙中存在外星人的可能性极其低，低到不可被形容，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盘否定存在外星人。
一个历史结论往往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揭露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野史，大多是胡说八道和编造抹黑，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会说，不排除、不能全盘否定，有因为文字杀人的事情——这当然是一种严谨性，但是这种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那些造谣者钻空子，你或许也听说过我之前有引用一种西方人的逻辑：
XX 不彻底，就是彻底不 XX。
在这种情况下，说朱元璋完全没有搞文字狱，似乎就是在说，他完全是在搞文字狱，不过这样就打击一大片了，历代君王没有因言杀人的算是少数——即便是宋吹，在遇到这个逻辑时，似乎也无法挺直腰板了，不能全盘否定么，但是反过来说，要让文字狱成为一种体系，必须证明其作用对象是大量的群体，并且涉及到连坐制度，这一点反倒是满清文字狱条条吻合，结果反倒是满清皇帝成了明君圣主，这样看来，这种历史的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历史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
我们可能会想到，要编造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因此伪造一本古籍或者文献资料是很费事的，但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多么费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能够写字的人并不多，因此大多数人对于历史故事，或者说对于当时人而言的故事，都需要借助口头传播，即一些传说故事，但是这些传说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歪曲或者刻意添油加醋，普通人听多了可能觉得就当一个乐子，但是对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善于写写画画的人而言，把这些传说故事拿过来加工一下编纂成书，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传说的底本——一种纸质文献上的证据。这样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功夫，严格说来，一些早已有之的所谓传说，只需要简单拿来，就是极好的素材，但是自然会产生两类群体，即极端迷信与坚决反对者，这是历史研究中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即考据学的壮大虽然是文化桎梏催逼而生，却不得不承认之是历史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切基于虚假和伪造的信息，是断然不能从中找出有效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过去说野史，其实野史也分私人记录和一些添油加醋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把小说当做野史，可见古代史被误解成了什么样子，尤其是为了迎合一些大众的观念而编写的故事，甚至是学术研究材料，本身都具有极大的刻板印象，如果你仔细观察明清历史资料的出版单位以及作者的家乡所在，大概就知道一二，东北尤其是辽宁地方的出版社和研究者，颇喜欢研究明清历史，在清史编纂工作中出力不少，我之前说过的李治亭算是其一，这些人大概也是免不了受不能全盘否定之说的影响，当然迎合着某些官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吹捧满清而贬低大明——其实他们手段不需要多么卑劣，只需要借用信息差即可，有时候不用刻意陈述自己的偏好，只需要摆出一些经过编排的数据即可，当然了现实中的争斗可能没那么麻烦——因为他们的影响对象首先都是普罗大众。
近些年来，随着汉服运动的兴起——我之前也略有述及——部分汉服已经借助着年轻人和洋人的喜爱而成功穿越到了媒体上，但是像一些古老城市，比如北京，仅仅因为最后一朝代依然是满清，且其为首都，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乎即便汉服运动再怎么兴盛，北京始终都会满眼都是女真人服饰——说其丑陋倒也不尽然，唯其文化意义重大，甚至让一些外国人误认为旗袍马褂唐装就是所谓的汉服——这不但满足了越南、韩国他们对中国的极尽嘲讽之能事，更是让他们夺取了明制甚至更早时代汉服的话语权——如李子柒这样影响力巨大的自媒体机构，一旦把满服宣传为中国传统服饰——似乎这一切都说得过去了——而即便汉服能上电视，也不允许纯粹的汉服出现，反而伴随着胡服加入，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所谓“新汉服”，不但授人以柄，而且自欺欺人——历史的真正价值，被紧紧抓在“正确”的话语之手。
事实上，如果我们问一个哲学家，关于“我们”是谁，是否有答案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的理论，但是最终还是说，没有一个定论，却似乎每个都有道理，结果是哲学理论必须要预设一个前提，即任何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不会有什么终极答案——它不像自然科学，因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思想以及见识去补充理解上一代回答的不足，那么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我是谁的回答，是不存在的，过去有人认为民族这个东西，完全属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 50 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也存在着部分和稀泥以及混乱的场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民族的民族风俗和习惯，甚至外貌都和汉人很相似——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必深究，总之就是你懂的，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纯粹吗？过去我们总是听一些暴论，认为古代各地游牧野蛮民族入侵，对汉族来说是好事，是给所谓羊一样的汉人输入了狼血——类如姜戎等人所言，好似汉人就没有多么纯一般——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做到使自己的血统完全没有一点异族姻缘，好似玻璃板、水晶砖一样，但是当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汉人的血统纯正性多高，甚至所谓的一些少数民族本身就是汉人的时候，必然会有人破防——而属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或许还有必要再次问问我们自己。
如果你翻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对于元代和清代的统治者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变化了，过去虽然我们也强调团结，但是我们还是批判异族统治阶级的，因为在曾经我们以为一个国家之中，比如帝国主义社会中，坏的往往都是统治阶级，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平民——以至于过去我们对日本产生了错误认知，以为日人对华不友善，似乎都是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老家伙们搞的事——后来却又反过来想了，于是即便是坏到透顶的异族统治者，它也被视为一种精神偶像而影响者一般异族群众，要想让异族群众不反对你，就必须要忽视和美化其恶劣行径——于是各路认贼作父的举动都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预设了一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终极的解答时，我们自己给自己其实设置了一种界限，因为如果不设立一个标准的回答的定式，必然有很多好的回答可以被视为终极回答，而最终被我们的预设所错过，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当我刚刚吃了一个苹果之后，要是我写在我的日记上，我吃了一个苹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没吃一个苹果，我就不会写在日记上，这也造成了一种可能，不，是多种可能性，人们可能会说，我没吃一个苹果，但是他们可能又会说，我没吃两个苹果，我没吃梨，我没吃香蕉，而且，有可能我们还能看到他们说：
不能全盘否定他那天吃了一个苹果。
历史就这样无趣，但是又如此严谨。
2025-04-05 22:38:00
不知有多少人，在读书的时候，不是选择网络文学、传统小说而是社科文献，尤其是读历史。在你阅读历史作品时，你会不会认为这本书里面写的东西就都是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过，而是读过就当是读过，实际上我们阅读历史，更多的也只是想要从中得到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或者从中得一些乐子——事实上如果你阅读笑林广记，可能比一本明史有意思多了。
面对当前万事都可 AI 的环境，我们实际上还是需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当技术越来越先进时候，我们可能反而会越来越受困于一个信息的茧房之中，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思考一下，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一些事，比如通过 AI 来算命。但是算命本身属于一种封建迷信活动，就如西方世界的灵媒一样，完全是非科学、愚弄人的把戏，但是在 AI 系统中，由于算命积累了一种传统的外套，使得它可以从文化角度被宽恕和原谅，而顺利成为 AI 系统讨好用户的工具，在我们要求 AI 提供一个算命结果的时候，它可能并不会向用户解释——算命是封建迷信活动，它不推荐用户通过自己算命。在此情况下，就意味着 AI 实际上除遵守企业制定的法律规范之外，本身并不会去质疑用户提问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是否符合逻辑，进而先去判断这些问题是否值得回答，而是一定会提供一个回答，这就使得 AI，尤其是针对问题的生成式 AI，只是提供一种符合用户道德、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工具，而不是真正作为一个客观、公正的全知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被 AI 所生成的信息所误导，这是必然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尤其是这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结论，是百分之百可以说准确的，那么在 AI 用以训练的数据库，即便是使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说就是掌握了人文科学的事实，比如说历史事实，因为这所有的数据库中的资料，都是人类研究出来的，AI 用以研究世界的信息，局限于人类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而不是基于世界的真实信息。以历史为例，历史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但是人类对历史的书写，是有限的，也是有意识的，那么对于人类而言，人类所认知的历史自然也不过是历史之九牛一毛，何况其中还有所谓的伪史之说，那么即便是最先进的 AI 给出的历史资料，也不过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历史信息的掌握，也不过是在循环，于是这里又新成了一个新的，更庞大的信息茧房，它虽然大，却依然是茧房。说到底，AI 只是一个人类的工具，因此它本身是无法突破人类的局限的。
于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即我们必须要知道元信息——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想想看，既然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实际状况，而大多数都是基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录的研究进行的分析和解释，那么我们的研究中必然有是非的立场，因此得出来的历史信息，一方面具有主观性，一方面也毫无意义，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历史信息，当然出于经济上可能有些意义。
但是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比如因为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人，如果其故居、生活之地有明确记载，那倒罢了，要是没有明确的记录，反而有好几个重名之地，那么即便是要搞学术研究，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比如就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这个南阳，现在到底是哪里，也没有一个准信，说了这里，那里不高兴，说了那里，这里不高兴，又会引起地域歧视，如此一来，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既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装饰品。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对于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错误百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勉强把夏代定位到公元前 2000 年前，但是这种数据真的准确吗，如果说读者读了这些文章，而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基于这些认知，我们的历史经验，到底是基于事实，还是故事？我们看父母、教师讲故事，都喜欢说古人如何如何，但是这些大都是虚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教科书里所以能用的文言文，一般而言都没有任何关于民族歧视的内容，这不是说古文中没有，因为历史上中国社会中极其讲究华夷之辨的，因此以汉人角度批判和辱骂四夷、戎狄的文章多了，这些文章之所以不存在于教科书，即是为了避免引起矛盾，比如在苏武传中，删掉了一些南越、宛以及朝鲜的内容，这些地方曾经的统治者以及国民现在是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于是为了顾及这些，不得不删除，但是对于历史读者而言，这些内容缺失，使得历史文献不再完整，我之前也提到过，类似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古籍资料进行再版时也难免，比如清代回乱时期，会把回教徒进行的杀戮行为刻意隐去，导致记录不完整，实际上造成了历史信息的认知错误。
在历史教科书中，把汉太祖刘邦，称为汉高祖，这不能说错，但是如果因此而不提刘邦真正的庙号，又会使人产生错误认知，如果不是刻意去了解这段历史，有多少人一生到死都会认为刘邦只是汉高祖？历史书上，把已经证伪的所谓朱元璋的文字狱以及剥皮萱草的谣言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表述，过去由于人们对此事毫不知情，似乎以为那些后世的史书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说的就是对的，这就会造成一种很荒诞的现实——中国历史固然是有大量的记录文献，汗牛充栋，但是其中真实的部分，又有几多？
试想，一个被视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者赵翼，能在廿二史札记中通过堆砌史料的方式，论证一个经不起检验的结论，到底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让他们自谓所谓拥有史德的说法破产罢了，但是读书人该怎么办，王国维因为对甲骨文的研究，而信任史记说，通过二重证据法刻意论证商代存在，并说，通过这个方法，似乎可能验证夏代的存在——这看上去很合理，但是又不严于逻辑，这说到底也是想当然，史记中很多信息都无法得到彻底地验证，证明那里记载的东西都是百分百准确，何况如史记这种书，也有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没有被记录，这样的资料，提供的信息也是有限。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就算再好的历史记录，也都不过是一笔笔糊涂账，有人为《明史》辩护，说它没有怎么黑明代，当然了，因为明史似乎没有记录朱元璋的文字狱、剥皮以及朱棣的诛杀十族之恶，因为这里面似乎不是很合逻辑，看上去它给大明回护了，可是明代除了大量的宫廷编撰的典籍以及档案之外，几乎没有编订过国史，那么使用野史资料就很正常，比如明史有说朱元璋曾经废除田器和书籍税收，这导致明代社会中书业繁荣，但是这些记录也有可能是从野史或者非官方史料来，这样明史即便是再怎么完备，似乎也不完全能说真实记载了明代的历史。
一朝一代如此，整个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想想看，满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名曰修书，实际上毁书，不但如此，还大量删改违碍之处，而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举目望之，任何一个朝代的所谓历史，都不仅仅只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在这情况下，历史对我们而言的意义，又有哪些？
2025-04-03 22:09:00
当过兵的人或许都会怀念在军营中的生活，按理说，部队嘛，一大群老爷们，不是在参加训练，就是各种演习，整天汗淋淋，那有什么可怀念的，这种感觉没当过兵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军队是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中，自由意志是很薄弱的，甚至有时候不允许存在自由意志，但是部队却并不会被士兵所厌恶，因为部队具有一种政治实际，即它存在着一种神圣性，能够当兵对于很多男性，以及女性来说就已经是一种非常光荣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身上所涌现出来的精神的汇合，会给人带来一种“天然”的舒适感，这不止于在军队中如此。
你会发现人哪怕是再不喜欢社交，都至少要和一个外在的他者进行一些基础的沟通——比如自己的亲戚、家人，以保证自己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在这里，人会知道自己生活的，是一个社会的场景，因此人们需要依附社会，并从中获得利益，于是人天然就会成为一种集体的一部分，在中国我们把一种集体的叙事风格，称为宏大叙事，在这个叙事体系中，个人往往需要为集体奉献自己的利益，一直以来这都被视为天经地义，在政治和历史叙事中，民族团结是一个大的环境因素，在这情况下，需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历史话语权，但是这并不必然是好事，因为宏大叙事，是一种需要牺牲部分个体利益，或者某些群体的利益，于是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它必须要牺牲掉一些对历史的尊重，即尊重事实。个体既然需要生活在一个会尊重自己的文化的社会中，集体就需要做到具有一种开放性以及多元性的包容，当然，这主要在和平时期。不过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社会不同，我们是通过一种包容性的话语提供对集体的崇敬而造成一种集体主义的叙事，西方社会的包容和多元却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压抑主体的存在而拔高客体，当然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但是一碗水端平反而并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把一个社会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给他们每个阶级分一半财富，看似公平，却忽略了两个阶级的构成群体中个体的数量，那么必然会引起某些不满与反向的冲突。
集体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所以我们能看到它号召参与者无私奉献，人们往往因此而感到一种荣誉感，所以像部队那种集体组织具有一种神圣性，他预设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现实，即当人们处于一种集体的时候，如果消除个体的过分的自由意识，那么集体会是所向披靡的，在民族意识中，集体主义构建了一种美好的社会想象，即如果我们闭口不谈过去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未来就是我们大家的。所谓哀兵必胜，骄兵必败，集体的构成并不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比如在战时，内战往往会停止而实现战时合作，但是那之后，对立矛盾还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件事也是显而易见，由于集体的构成具有一种特殊性，即当一个集体最初构成的时候，其组成群体大多数都是自愿参与到这个集体中的，而当其存在了一段时间，比如一代人以后，已经身处于这个集体而无法脱离的人，他们对于集体的忠诚，就必须要依靠教化，即让他们接受先辈们所认可的集体的信念，而让他们接受身处于集体之中这个现实，但也会导致人们对于集体的热爱呈现出了一种非自愿的模式，人们不是在衡量利弊之后选择继续留在集体，而是被教育要接受集体，而留在集体。
这里，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爱国主义，理论上爱国主义正是一种集体认同的现实行为，但是爱国爱的是什么，如果你说你是爱的国家，国家大了去了，整片土地上，大到山川江河，小到韭菜盒子，都能是中国的具体代表的体现，反过来说，如果爱国，就要接受其不完美，要接受同样有一群人，不知好坏，有强盗、小偷、杀人犯、性犯罪者、贪污犯、超雄患者、精神病、以及各种思维怪异，精神外国人，变老的坏人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认为爱国是无理由的，至少你需要爱她的，在你看来具有吸引力的那一面——比如我之所爱中国，表现在其丰富的文化表现上，而不是其数千年文化长河中积累的糟粕，所以一方面我捍卫其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被一面大旗所掩盖的精神错乱的、逻辑不清的一团团烂疮。转头看，西方人也讲究爱国，这几年我们被互联网上打打杀杀的精神外国人误导，以为世界上似乎只有中国人死心塌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何其可辜。
因为你会想到，如果自己爱自己的国家，就要捍卫其存在的价值，于是你可能会遇到一部分就像是有眼看不到烂疮的盲人，即便是裹脚、三妻四妾（或者说一妻多妾）、八股制度，都有人为其辩护，我们对于自己的病痛，似乎毫不在乎，反而去嘲笑隔壁床的病人频繁呼叫医生，这当然是无理之行，不过你可能更欣慰，当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开始转变时，原来外国人也会说“太平洋没加盖——想去中国就去”，不过自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形式又有所不同。爱国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问题是那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原生的爱国情绪，而不是在近代化为那种可以被理念化的主义，因此古代社会中，爱国不是一种表现为集体的教化的需要，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许多爱国者，他们爱的不是中国这个地理概念，而是大宋、大明这样的文化概念。
今天我们想到的爱国，是爱这个今天的国——司马南因为偷税形象坍塌，但是司马南的爱国表现，是否有错？我不认为全错，却也是存在一定的偏激，即把话说得太绝，马克思虽然对于资本家、买办，以及剥削者是大力反对的，但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是经济，用经济的理论来衡量社会，就应该想到国家的舆论风向是和经济挂钩的，当经济不好时，经济发展是第一要义，因此批判资本家，反而会面临风险，当国家经济良好时，私人资本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舆论就会对一些刻薄的资本家收紧口风。——一个最根本的现实，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必然免不了要保留一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旧习，这是为了给一个所谓的物质丰裕的按需分配时代积累财富和物质基础，因此司马南们最大的问题，包括阳和平等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妄图将一个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的社会理想模型，照搬到现代，甚至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社会主义时代，他们自己身为这个社会中的人物，自可以大力申斥买办、资本家，很多人也对资本家们感到不满，但是身在这个社会中，就一定会受到这个社会的限制，你自己可能比较坚定，但是你的家庭、后代可能完全不像你，于是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
最重要的是，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她的存在并不必然伴随着对她的热爱，这也是过去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出现那么多混乱的原因，本质上我们所依附的依然只是一种文化的组合体，但这也意味着，集体的形成其实是后于个体的，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国家的起源的几种说法，假设我们认为国家的起源是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后，部分个人所参与的集体——就如同贪吃蛇一样，是需要通过不断融合更小的集体，更小的社会组织而不断壮大的，当然在一定时期内，小的社会和团体可能会因为某些共同利益而组织在一起成为更大的集团。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对于动物而言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人而言，却不容易，所以单纯从生存的目的考虑，个体通过不断组成更大的集体，而构成一个国家，是很常见的，但国家的形式可能出现较晚，因为开始可能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形式，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状态，就如同城邦组织一样。
正因为国家身上体现出来的集体表现，要求在其中的个体具有服从性，所以人们会依托于社会的道德与法律来约束自我以及他人，本质上来看，国家被视为一种阶级矛盾的调和产物，这意味着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国家机器将不复存在，国家本身也就没有了依托之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很难接受一个中国消失，或者准确说消亡的结局，于是现在我们几乎很少就共产主义社会的场景提供讨论的机会，而只能是大众自己感悟——至少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自诩爱国者而言，能否接受国家消亡的现实呢？再想想看，爱国主义是自发的吗？如果不是，你就必须要承认一种现实，你大多数人生场景下所坚持的爱国的理念，都是通过教育而孕育出来的，即一个小孩是不知道爱国的，但是其家长会教育他，上了学，学校会教育，所以爱国会成为一种主义，它培养一种公民的集体意志，表现在形式上，除了各种班集体文化建设之外，还有各种校园军训活动，一个人只要正经经历过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其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即便是让其身在海外，也无法甩脱。即便是殖人。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一种相对的理论陷阱，试想，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头头们，是不是爱国主义者？恐怕我们也不能单纯否定之，因此就必然诞生一种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爱国主义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你爱自己的国，我也爱自己的国，那么这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潜藏的隐患，试想，同样是处于集体主义之下，难道不同集体主义者，就应该互相攻击吗，可是确实因为存在着文明与制度的冲突，而导致不同社会的集体主义者，在理论上谈不到一起，也玩不到一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古代社会有些地方长期存在着械斗，他们通常发生在两个村子或者宗族之间，因为要争夺所谓的“甜水井”甚至水源本身而不断以互相的暴力冲突形成了一种家族世仇的模式性斗争的现实。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因为表现上看，爱国好像只存在着对立场对错的分析，而没有是非观，于是当你发现国家走在错路上时，你似乎也无能为力——即如果你认为爱国是一种无条件的义务，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其明里暗里表现出来的负面的景象，比如普遍的腐败、社会价值观的畸形，与罪恶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如果上文所言。
这或许是集体的一种特殊属性，但是也因为特殊，表现尤其明显，集体本质上是不能说理的，她的构成即是不需要提供理由的聚合，但是人们会寻找一种团结在一起的理由，比如我说过战争，面临战争时，如果我们打的是外国侵略者，我们内战可能停止，但这种合作并不真诚，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导致两方形势发生变化是常有的，而消灭这种纠纷的最终办法，就是彻底吃掉另一方，传统中我们也有一种所谓夷夏之分，我们并不因为夷人是夷人而对其有特殊歧视，只要他们认可我们的文化，这就意味着成为集体，尤其是当小集体或者个人融入大集体时，我们是需要放弃掉原属于个体的意志和价值的。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从视角看，如果说一个历史上的民族如果放弃自身的文化，而加入或者被一个大的集体所同化，那么他就会成为这个集体的固定成员，进而促使大一统的发生。
我们是喜欢大一统的，问题就是这种一统，到底应该是地理上的统一，还是文化的统一，这是很麻烦的事。近代我们好像形成了一种概念，即认为从秦始皇以来国家就呈现一种长期的统一状态，但是秦以前的周王朝，本身难道是一个分裂王朝？理论上，好像周分封制割裂出了各个同姓和异姓王国，但是他们在名义上都是臣服于周王的，而秦始皇的统一不过是通过吞并其他王国而达到僭越周王实现天下统一，本质上并未改变它依然是类似周的政治状态，他采取了另一种模式，改变了周代的分封制度，但是周王和秦始皇本质上是一个东西，秦始皇和商汤、夏启都是一样的，难不成我们不承认商汤和夏启是建立了统一的王朝？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个正统论之说的，在没有文化的时代，人们会以血统衡量，在有了文化的时代，往往就以哪家文化最正来衡量文化的正统，当国家呈现大一统模式的时候，人们往往不需要考虑这些事，因为往往先进文化会吸引一些落后文化来学习和膜拜，但是我们可能会想到，往往为了政治地位，而会编造一些继承的幌子，比如朱元璋为了得到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即必须要承认宋代正统被从草原沙漠来的蒙古人继承，而自己打败了蒙古人，于是正统又回到自己手上，自己登基也就有了合法性。
不过从现实看，大一统带来的未必全都是好事，这就像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历史一样，大一统本身是一个政治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统一为一，当是必然，但是也因为政治上有了大一统思想，社会中对于言论也会有一定限制，那么必然会导致国家的思想单一化，试想，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如果要实现政治的统一，政策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必然要确立一个明面上统一的思想，过去两千余年，我们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现代社会却又是废黜百家、独尊马术，这会造成两种状况，一是从一个单一思想体系中不断演变出一些模模糊糊，旁枝末节的却又剪不断理还乱的杂乱派别——比如西方社会中常见的各种马克思流派和经典人物。另一个是其他的思想即便被允许发展，其发展空间也不到，占不到任何便宜，反而可能因为小众而受到轻视与批判。从儒学独尊以来，它分门别类衍生出了许多派别来，这些内容都不是对于入学本身的创新，而是对儒学理论的新的不同解释罢了。这其实也反应了一种基于集体的文化概念的特性，当人处于一种集体中，不管是何种集体中，虽然服从是一种常态，但不能确保人们每时每刻都用户集体的利益，因为人有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机器，由此会衍生出许多问题，即在表面上看一个大的，正义团体中似乎总是和谐和完美的，实际其表现出来的完美与和谐都是基于严厉到任何细枝末节的管控，与一半认知不同的是，一个完美到极点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有问题的，孔子也说么，众好之，必察焉！
这种集体的形态，往往会衍生出许多东西，比如通过集体记忆的形塑，构造一种基于非绝对真实历史的文化认同，我们之前谈过文化认同的作用，它能够是人们更加愿意团结在一个共同意志之上，反过来，这种共同意志又能制造出其所需要以及不断适应时代的新的文化构成，马克思体系中，一个经典的表现是，作为一种统治阶级共同意志表现的法的成型，就是一种集体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的特殊性看出来，虽然说法具有对人的约束力，但是不同集体的约束，虽然表现上可能是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比如对犯罪行为的解释，但是其具体的实在却可能完全是不同的，比如从哪一种价值观立场去解释犯罪行为，表现在具体现实中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往往对另一个国家没有效力，因为这个法权问题，涉及到一个作为集体组织的国家的主权，所以往往是界限分明的。在属于统一意识形态阵营的西方社会中尚且有这种状况，要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是如此。于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现实——当我们身处于一个集体中时，往往意味着我们从生到死的历程，都可能浸入其中，一方面服务于集体，另一方面受集体的服务，这一形态构建在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于集体本身的认同而毫无反对的想法，这可能也会塑造一种对于集体的神圣化叙事，因而产生一种爱屋及乌的效果。
我们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法制度的起源也能看出一二，之前我们也曾说到过，先秦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似乎都没有出现过成文的，或者说可以被公之于众的成文的法律，一直到子产铸造刑鼎，将刑法公布的时候，还引起了部分儒者的批判，但是在那之前民众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犯罪？难道真的指望大众能依靠纯粹的道德经验？我们的理论家构想了一种古代的早期共产主义社会公社体制，但是这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缺随着私有制发展而被打破，说明了其制度的脆弱性，那么集体或许能从中吸收经验，而形成了一种看上去说得通的可能——由于早期社会文字的发展很漫长，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存在着文字这种东西，所以即便是公布了刑法，大众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意思，那么人们似乎就只能依靠社会中早已成型的公共道德来约束自我和一个又一个集体社会，同时还需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连坐制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鸡犬连坐，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状况，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早期社会反而并不可能是如儒家所言那般美好。这种对于法的控制，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法在并不为外人知的时候，往往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实际上也使其成为了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武器。
一般而言，法会建立起一种个体对于身处于集体之中的纳贡体系，基于这种纳贡体系，集体组织为个人提供保护，在现实中可以称之为税收，但是又不止于税收，因为税收只是针对一个具有唯一性的国家的立场角度而言，在国家之外的各种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需要通过纳贡，而换取各种服务——这种纳贡并非是一种商业化的交易——比如物业费，通过这种形式，个人往往需要付出很多，因为身在不同集体之中，集体自身并不一定能从事生产，因此而必须要由个体来分摊维持集体存在的经济支出，在一般社会中如此，在宗教社会中也是如此，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都有类似什一税这样具有一种特殊法性质的义务纳贡，这种东西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维持教会运转，并供教会人员吃拿卡要，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合法的税收，如果教会组织搬出上帝，就算叫信仰者捐出全部金钱，也是讲得通的，它不像一些黑社会组织中所常见的纳贡一般，毫无道理，所以往往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理由，也是集体作为公共组织所公有的一种表征，但是在黑社会之中，往往没有那么多美好的表象，黑社会的集体组织，相对而言更需要权威性，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恶的团体，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并不是基于文化或者制度，而是对于作恶的渴望以及生存的必然需要，它实际上比国家体系更具有丛林特性。
于是你可能想到，与爱国所体现出来的大部分自愿的倾向不同，一个黑社会以及类似团体中的个人意愿，即对于组织的服从性，往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对于自身不服从可能受到的惩罚的畏惧，另一种是基于对身处于该社会组织中可能得到了的利益的向往，不过似乎看起来这种追求和一般集体也有一些相似，但一般集体中的个人，并不一定会因为畏惧而产生服从。于是集体的存在就需要借助部分非事实的价值立场观念，为了要让大众对这些集体产生依赖而不是厌恶，他往往会允许处于其中的个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甚至在没有发生特殊状况时，比如那三年的时候，它并不表现出其自身的强制力，于是即便身处于一个强调集体叙事的集体之中，人们可能完全看不出是受到集体所控制——但我们又能处处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人是喜欢稳定的，因为要为一个变动社会寻找替代物，往往需要花费一番功夫，所以当一个人习惯了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常去，这个饭店就是一种稳定因素，若是它搬迁了，这种稳定性改变了，这个人就要重新寻找替代物，这是一个人所畏惧的——即便那其实并不困难。
当然，因为集体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公共价值观的需要，个人对于自我的认知是比较不受重视的，在此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对于他者的遭遇感受不到或者无法深刻感受到其荒诞，于是在集体中最大的乐子，即所谓娱乐项目，即是观看他者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的吃瓜，事实上早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所谓的以他者的不幸为自己的快乐之源，早已经不鲜见，但我们现在最印象深刻的大概还是新中国时期的各种活动，从一开始的斗地主活动，到近几十年来曾经流行的公审、公判大会，实际上说明了集体是存在着具有宣传意义的约束力的，它这种表现，是为了想身处于集体中的所有个体，都能基于一种畏惧而自愿服从其管束，当然对于权威的崇拜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使得大众接受一种舆论的牵制，这倒不是坏事，但是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宣传往往具有极高的侵入性，如果太多，反而使人不自在。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宗族体制中找到一些灵感，宗族社会往往具有一种特性，即互帮互助，凡是被认可为宗族一分子的成员，在遇到困难时，宗族会提供帮助，而有婚丧嫁娶时，一些宗族也会提供各种服务，他反映的是一种小型的国家体制的构建对人的生活的重要影响，当然体现在国家这个大的单位上，即表示为一种全局性的扶贫形态。
事实上，扶贫工作的真正困难是要消除躺平，因为对一般人来说，生活居住条件再差，只要能活下去，这个人自然也就不会在乎穷，问题是，贫困对于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往往因为不在乎而没有动力去改善贫困，而且有一种情况，即在依稀穷山僻壤，人的思想往往也比较封建与落后，一个村落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联合，共同从事一些犯罪活动——比如制毒，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他算不上黑社会，但是因为某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违法活动而聚集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种固若金汤，不用坚船利炮无法攻破的壁垒，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类似的组织和团体往往会形成一种被大团体以及其他团体所孤立的局面，这是因为违法越轨的人往往是少数，现实中遵纪守法的人士往往也不愿意接触有过犯罪历史的人，这也是很多犯人出了监狱后很难重返社会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被集体所排斥的，往往还有一种因为卫生原因导致，比如说患有某种传染病，例如麻风病，个体得病会被送入专门机构进行隔离，这必然造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歧视，但也有大的背景，如果说全国都免不了遭此一劫，歧视大概率不会存在，但是当传染病只是少数群体所得，那么必然造成一种有意无意地心里排斥，进而产生歧视，比如艾滋病，实际上正常接触并不会传染，但即使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真正遇到患者时，可能也会选择避而远之，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卫生时——这不能怪人有偏见，因为以目前科学技术看，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发达到能百分之百排除掉，传统意义上被传染艾滋病的几种途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渠道——这是因为目前我们证明疾病的传染性都是从已有的病例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且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完全还达不到说多么高级。那么我们似乎也就不能太对人们做多么严格的要求。
2025-03-30 22:35:00
我已经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研究的文章了，不过说得再多，有一个问题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详细说，并且一直要说下去，那就是历史学家的德行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人的立场、学术水平、眼界以及价值观等问题。当然我不是专业人士，只是就我所能感受到的问题，发发牢骚，陈述一下我的看法。
人是通过什么来了解自己的？ 直接拿眼睛看么？恐怕这只是看到了部分表面，一些深入的东西，比如细节，人需要通过书本、网络中所承载的科学的信息来实现，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所知道的，往往也是表层的，抽象的信息，而不是切实的，具有唯一真实性的知识。
历史，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我们每个人的已经流失的每一秒每一刻，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但是我们也只是了解自己的过去，而对于别人，只有读书，那么历史就呈现出了两种形态：
一种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实际上的历史，这个历史具有一个特点是大而全，它是一切事物的过去，但是因为时间的存在，过去这个概念也只是一定时间点的过去，我认为凡是学过物理知识的人大概都能理解——我们目前通过望远镜在地球上观测宇宙时，所看到的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球，那里发生的事，并不是现在地球上的事，它同时可以指两种时间状态，即如果不通过观察，我们大概能意识到，地球与宇宙中任何一个星球上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尽管尚且有时区之分），但是一旦涉及到观察，就必须要考虑光速、时间，即一旦人们观察宇宙，人们所观察到的宇宙，距离地球多少光年的距离，就是多少年前的这个天体，比如说，假设我们观察到一个 20 光年之外的星球，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它 20 年前样子，而不是它现在的样子——除非我们现在就在那个星球上，于是我之前也有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说法——如果我们穿越到一个距离地球 600 多光年之外的星球上，架设望远镜观察地球，你可能看到正在开疆拓土而尚未称帝的朱元璋的奋斗史，尽管我们目前无法做到，但这实际上是极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当人类技术足够发达，并且能做到在宇宙中随意穿梭时，人们就完全可以在不同距离的星球上假设观测设备，考察人类的真实历史。宇宙直径大约有 900 多亿光年，这意味着从宇宙的一头到另一头，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是以“存在”论——用光的形式，他可能要存在 900 亿年，而地球只有 45 亿年左右，也就是说，站在一个距离地球 45 亿年前的宇宙空间内，可以观测到地球最初的起源。
另一种是被人所记忆的历史。实质上，当历史随着时间成为过去时，记忆就同时出现了，但对于历史的记忆需要一种载体以形成一种共同的精神需求，于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说历史，是指我们记录在纸面上，而后经过文献、遗迹所重构的再现历史。你可以想象，我们对于历史的所有的记忆，我们学习到的所有的历史信息，都是基于文献记录所呈现出来的片段的历史，不管是从先秦三代到近代民国，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做学术研究，也基本上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文献遗留，另一个是考古学以及相关诸多方面的研究。而基于文献，我们又衍生出了版本学、文本学、叙事学、古典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因为中国古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所以搞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愁吃喝的。正因为如此，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对历史资料的真实性考察。
我们知道，历史，尤其是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的，故而“如实直书”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是将其当做一个理想，为什么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知道即便是当代，当代随着时间的流失，也会成为古代，今天的当代史记录了当代人的偏见，过 100 年，就是近代，再过 300 年就是古代，这句话就有了变化，说“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古代史”又似乎太绝对，于是我们只能说，其实存在着多种“史”，至于谁对谁错，又有不同的理解了。想想看，在写历史本身不是一种传统时，档案、文献资料是有限的，同时也是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外交、军事、政治档案，都是一种国家统治的历史，而不含有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方向，那么必然造成历史研究的片面性。
于是我们只能做到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但是这必须要依赖于我们对于历史记忆的真实，即我们需要依托于记载着真实信息的真实史料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这个工作在过去一直被人忽视，甚至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从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而言，其真正发展得起来的现实背景是文字狱造成的社会舆论的肃杀。但如果要是真的追究起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考证思想，而必须要等到清代异族统治造成了社会上学术研究的压抑而导致朴学也就是考据学的充分发展，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一向引以为傲的古典文献，原来有那么多的错误和伪本。但是即便如此，考据学依然不能引起历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一直到古史辨运动兴起，直接动摇了许多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自信心，它就不得不走上正路并引起大众的兴趣了。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期，曾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自信工程——即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但是这个东西依然无法解决大众的疑虑，李学勤等人信誓旦旦宣称要走出疑古时代，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因为其中的民族主义充塞的研究旨趣，使得其客观性引起了学术上的忧虑。
在部分文章中我也曾谈到过，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自己在读到在尚书、左传时，都对其中的文法、数字等有诸多不解，但是历史学家们在尚未对做这些书做出真实性分析，即考证研究之前，就都默认古文献是真的，并延伸认为其中的内容都是真的——有人为其辩护说，如果不能证明这些文献是刻意伪造的，就不能否定其中内容的真实性——这本身是违背逻辑的谬论，要从此理而拿那些文献来研究，这必然造成专断与片面性，现代我们考古，大多数也是如此，即先看看古书中说的那个传说的地点在何处，然后在去在那个地方进行发掘，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先研究一下这里面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而历史本身并不单纯，因为它的不可复原性以及基于记忆的重构性，必然是会涉及到人的意识穿插，过去我们谈论历史的不真实，总是举例说唐太宗改史等故事，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过根据现实的状况看，历史倒不如说是任人（历史学家/有男也有女）强奸的对象，根本原因是，打扮一个小姑娘，不过是给历史做一些装饰，修饰，而强奸一个对象，则是彻底损坏了一个对象，精神也好，肉体也好，从现实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和手段看，也无出其右了。
我也充分认识到了一些历史学家或者说历史研究者的厚颜无耻与胡说八道，我们之前说到，这个问题在明代历史研究上，极其严重，当然表现在明初人物身上尤其明显，朱元璋最严重。我从未见到历代的开国皇帝有如朱元璋这样受到如此多的诬陷，时至今日还有人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继续加工整理当成是攻击老朱的把柄。其实我倒是对使用野史批判朱元璋搞文字狱——比如说杀了几个拍错马屁的官员感到无甚可怪的，因为明代除了几种有限的档案材料如晚明几个皇帝的起居注、邸报之外，就是历代实录，可是实录这种东西，密不外传，一直到晚明才被人传抄出来，明代基本上也没有修撰过国史，于是人们就逮着实录批判，结果是想要从官方档案研究明史，实在是不甚了了，就连清代官修明史，也要从野史里面找资料，这使得这部书丧失了一部分公正性——哪怕你因为朱元璋如野史所言大兴文字狱杀了几个人而感到遗憾，但是要是因此而说它是历代之最，满清的康雍乾第一个跳出来不服。
正史不传，逼得后人只能从野史里去寻找填补空白的内容，导致了明代历史在现代变得完全面目全非，世人想必是受了考试那种宁愿错了也不要交白卷的风气侵染，以为文化、文明不可断，就把一些虚造的历史当成是真的东西来看，岂不知这正是对历史本身的极大亵渎与嘲讽。但是偏偏有这一批号称历史学家的人物，对此纷纷表示理解，啊哈，你汉人杀就是历代之最——哪怕只杀了几个人，我满清杀，杀了几百上千，我，我干脆避而不见……这让我有时候感到一种无情的悲凉之感，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竟然如此随意与罔顾事实。
一个可以为证的事是，现在我们谈到古诗，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唐诗，可是人宋元明清等朝代，难道没有人写诗，难道没有好诗？我们所总结出来的文学史，其实不过是把各个朝代发展出来的不同以往的文学形式拿出来做代表，唐诗、宋词之所以有代表性，不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就光是写诗、作词，而是在这两个时代，诗词各自展现出了其最高成就——文学如此，历史又能如何呢？唐宋的诗词，虽然是唐宋的代表文学，但是唐宋之后难道没有诗词了吗，唐诗宋词数不胜数，更何况还有后人创作，我就不信那些虚夸李杜的人，把他们的作品全都读了个遍，如果要说文学的对象，唐诗、宋词显示出来极妙的韵律性，只能让他们称为文人墨客比试才俊的工具，而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才真正地成为大众文化消遣产品。但是这能说元明清没有诗词曲了吗。
人是有思想的，所以人的价值观会随着接触到的历史资料而改变，研究历史尤其是专门断代史的学者，或多或少会对自己研究的朝代产生某种好感，所以会竭尽全力去证明其研究的朝代，在某个方面来说是绝好的，是伟大的，尤其是一些元清史学家——比如在辛亥革命纪念日不纪念辛亥革命成功而悼念满清失败的李治亭，我们应当注意。尤其是一些研究民族史的学者，他们研究民族史，往往会把自己研究的那个民族的历史以及各种文化方面的问题戴上美化的各种滤镜，于是民族史专家就会出现分裂主义情绪，当然在大环境下表面上他们不会表现出来，但他们极端渴望重现自己所谓的民族研究的本民族重新掌握国家权力。
今天的我们都是自诩开放，自由的，但是比起古代呢，古人禁书，禁掉几本书，马上有人跑出来说这个政策在封建王朝是下策，除了乱搞文字狱的满清之外，几乎所有禁书都是天文（与今天的天文学不同）、情色、政治机密、道统思想相关，这些书拿到今天，除去古代天文比较特殊外，今时哪种书不禁？今人还比古人更封建，禁了妓院娼馆，还禁止擦边……如此新时代，有什么脸面去批评旧时代？——当然了，就因为人的思想有不同，我们会说，古今不同。
不过我依然认为历史学家是强奸了历史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倒更像是强奸犯，当然我说的是部分，就这个角度看，我们并不完全能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历史的真相，而是他们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知道我们是否都认为百家讲坛真的是在讲述历史——至少我看出来，大多数上去的专家们，所谈论的历史都是为了要导出其自己从历史资料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通常用某些文献中的句子来证明或者辅佐证明自己论人类社会中某些关系的理论，这实际上造成了历史学家的性质变成了对文献历史的再加工者。
所以我才会有一种疑虑，我疑虑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还是我们自己的美好愿望。毕竟不是很多事都有先例的，那么，想用历史来指导我们的生活，除了编造，还能咋办呢？
2025-03-23 14:40:00
春天来了，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人有些疲累困乏，干脆就写一写这些看似不明所以的东西。
历史上有一种人物，叫做拆白党，是旧社会一种顶数风流的骗子，用今天的一个词来说，其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当属小白脸，他们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精致的长相骗得一班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人财两尽，不过有意思的是，拆白党之从个人的行为而形成为一种论得上“党”者，实在是受害者太多——而这些人太过愚蠢。
当然，人可能不承认其愚蠢，我们也不宜将其视为愚蠢，但大众之中确实有一部分群体是短视、自私自利的，所以西方社会自古以来似乎就普遍不信任大众，试想，纳粹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众，故而一部分战后思想家也会批判大众极其文化构成，但是归根到底，大众是一个成功的群体，在一个混沌社会中，可以想象，拆白党的行为固然可恶，但却未必是非法的，所以一定是会有大量的游荡之人活得很滋润的。
我也是一个大众，因此不可能让我说一棒子打死我自己的所在，在我一系列，甚至所有的文章中我会谈到大众，我说大多数，我说大部分，一来二去，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那篇文章中的大多数，即便不是涉及到同一事件，概念，似乎也该覆盖到了所有人了，所以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批判所有人，而今后，也同样，包括我自己——因为大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一个可以被纠正，但是非常好用的概念，试想，谁能用切实的调查问卷来反映哪些人才是大众呢？这做不到，所以很好用，大多数人也并不就认为自己就是被文章所评判的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我看我是三四棒子打死所有人。
这一些大众，恰是拆白党们最喜欢的，想想看，虽然一个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高阶的知识，接触到高等教育，但是最终得到高等教育教化的，还只是少数，何况，即便是受了高等教育，也未必能解除大众心中的理智的价值的追求。宗教，是一个大的社会实验的验证器，试想，人从愚昧到开化，虽然掌握了很多知识，但在没有科学来解释世界的时候，宗教所提供的解释，最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大众需要合理的解释来消除对于大自然中未知世界的恐惧，中西都是一样。
在西方，宗教往往引发战争，在中国则没有这种冲突，但是严格来说也不能说在中国就没有宗教战争，而是他们往往藏在看不到的地方，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如果没有一种作为思想指导的工具，起义往往很难成功，所以从汉末以来，道教、佛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等纷纷登场参与到农民起义活动中去——不论是否出于利益考虑，在这个情况下，很多王朝瞬间倾倒，又有很多王朝猝然耸起。于是就不免会有一些拆白党趁机作乱，从中获益，这个时候正是社会治安最不济的时候，尽管一些战乱时期的军阀有所谓道德标准，能真正约束自己的，不多。
这说明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依靠自身理性去认识世界，正因为如此，人往往没有一种固定的原则，而其唯一的原则就是自己能活下去，这与当代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似乎有些抵触，比如过去人们在面对外敌侵略时，反抗者往往只有处于一个国家体系中的上下基层工作者，而不是一般民众，在敌人没有成为自己的新的国家的统治者时，他们坚决反对，但是一旦新的国家统治者出现，他们又可能大力支持新的统治者——无论其是否是非我族类。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只要能够长期统治，并成功在本土留下一些文化遗迹的王朝，就必然是正统的，不管他们最初得到江山的手段是否正规。
那么我们似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之前也多次提到，假设当年日本人侵华成功，并且占据了中国一段时间——就说是其在中国做了一个朝代，那么即便今天我们推翻了这个日本人侵华建立的朝代，日本这个朝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因此现代社会有人反对“元清非中国”论，我觉得是没道理的，假设我们承认元清是“中国”而不是将其视为历史上中国的亡国时期，那么那个假设的日本，也该是中国，即日本是中国，中国是日本，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大和族”同胞的民族融合的需要，而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接纳和“大和族”搞民族团结呢？
因为我们传统认为元清是中国，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可“非中国”论，何况有人说它还是日本人说的，那么这里就必然有一个矛盾，你想想看，日本侵华从满清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日人在中国制造了多少起血案，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有多少可能还会出现在今天的历史教材中？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会不会也和满清初期对明代遗民以及所谓关内、全国各地的大众实施的屠杀一样，被淡化和一笔带过呢？这实际上是为拆白党进行合理化叙事做铺垫。我们为什么要和流氓团结？因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混沌的构成，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一个国家的组成形态，也不完全是安善良民，而是多数都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多么高尚，而是位于善恶之间，说你好，你可能有自己的双标的场景，说你坏，你的行为又够不上缺德、违法的情况。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汉奸史观”的错误认知。
汉奸为什么是汉奸？因为他们判断失误，而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假设汉奸最终投靠的人成功了，那么汉奸还能叫汉奸吗，最起码应该和“开清”功臣们有的一拼，所以汪精卫、殷汝耕等人的失败不是汪精卫和殷汝耕自己的失败，而是日本人的失败所产生的关联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体系中，无产阶级也并不全然是好的，毕竟流氓无产者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参加革命的最终目的也许就是睡地主老婆和女儿，难道说能把这些人剔除出无产阶级吗？这不是依据人的道德水平来分的，而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所区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好人得到的东西，和坏人得到的东西甚至完全不可比，那么谁还甘愿做纯粹的好人——不好不坏是必然，出几个甚至大量出现拆白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谁不是在白相呢。谁来到人间不是白相呢，如果一个人平时被工作所累，要让其去思考有意义，而和合乎逻辑的人类社会的思想，恐怕做不到，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娱乐致死，人出了工作，为了要排挤无聊和放松身心，必然会想到进入灯红酒绿的场景中，去吃喝嫖赌，白相的。人不是没有犯罪的欲望，而是犯罪的行为不被接受，因此说人人都是安善良民，显然太过高估人的道德水平了。所以拆白党就来了，他们虽然被视为流氓无赖，但是谁不羡慕其得到的好处与对欲望的满足，大多数人是生活在道德教化之下，反而不是因为真的服从道德，是服膺于对道德的遵守的一种被动，道德是约束人行为的规范而不是消灭人欲望的灭火器。
因此，你绝不可能在一个他者的嘴里得到关于某些社会事务的真实评价，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所产生的世界观，和道德观，都是教育与教化的反应，即这些东西都不是由我们自身所思想和感悟出来的，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不管再怎么自由，都有一些社会公共道德需要遵守，这些公共性的道德，恐怕不能是依靠个人自己通过感性认知自己感悟出来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教育，通过教育灌输给大众一种被公认为正确的道德和价值观，但是这种公共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是不能做到处处甄别到位的。
然而你也可能要面对一种风险，很经典的是，在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前几十年和后几十年，之所以有一个不互相否定的要求，并不仅仅因为制度的原因，更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新中国早期阶段是批判满清的，而后几十年却又出于某些需要是为满清辩护的，于是如果你是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并且经历过两个时代，你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历史理论的前后否定，人在这种环境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大众，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社会也好，集体也好，各种概念的集合体本身并不是集合体中的任何一部分，而只是反应了所有集合体中个体的共同表征，大众的道德水平是具有极高崇高属性和价值判断力的，公众道德如果是集体的，那么公众道德就是高尚的，且不可动摇的，公众如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道德或许就不是必要且具有价值的了，这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即人受到一个社会道德约束，但是人本身却又可以打破这种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自己却不会有任何被破坏的行迹。
但是这又是一种霸道的现实，他提供了一种基于公共的，理论的不可破坏性，即不管社会再怎么卑污，我们将人所犯下道德的劣迹都归罪于社会，是逃避且不负责的行为，这就好比虽然道德的共同基准源于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共同的道德碎片，但是不管多少人在破坏这种道德，都不能视为整体的道德水准的破碎，于是理论本身就有一个特性，只需要说他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不可被打败的，不可被证伪的。道德同是如此，于是对拆白党而言，反倒是所谓的受害者，相对而言更加有错。
任何一个，当然我可能是绝对化了，都可能对于拆白党的行为感到厌恶，可是，当你自己是拆白党时，你会讨厌自己吗，恐怕你还会愿意自己的对象多一些才好，在一些宣扬废除死刑的文章下，往往有一些“废死之后杀你全家”的言论，这似乎也反应了一些问题，我之前说过，人实际上有很强烈的原始欲望，这些原始欲望并没有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被彻底消灭，只是他们被我们不断衍生与发展的道德观和社会的规范所打压，他就像一个魔王，普通人如果不是通过封印，是怎么也不能让其沉寂的。
因此拆白党永远不可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