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1 13:26:00
客观性是近代两个知名历史学流派的重要理论基础，他们分别是兰克学派，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或者说左翼史学。在客观性之上，兰克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兰克虽然注重客观，但兰克本人似乎没有办法脱离其作为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为宗教辩护的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相对更加彻底，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却依然没有彻底摆脱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提倡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却以一种唯一准确的政治正确坚持某种伟光正信念，进而导致其看上去反而更像是一种精神哲学。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具有有效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并未区分客观与评论的双重价值性，即当马克思以阶级立场叙述来批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政治评价。所以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在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谈论政治批判。因此虽然看起来唯物主义提倡客观，但是唯物主义的任何历史结论，都具有基于主观概念及其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兰克史学中，虽然兰克提出了如实直书这样的客观研究的历史基调，但兰克本人做不到，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自我宣传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却无法摆脱使用政治术语解释历史的特性，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更偏向于对叙事的意识形态化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比兰克走得更远。
这个现实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理论上这个话题似乎很简单，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很难做到的。历史学上有一段著名的争论，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对历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即便最终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它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对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历史的本质，不过就是一种时间自然流失所表演的钟表把戏——历史的存在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时间在目前的理论框架下是不可逆的，所以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可再被更改，而具有了客观性，但是这必然会迎来一种困境——客观性，意味着不能以人类的意识形态观念去解释，可人们要理解历史却又必须要以意识形态去解释，客观所代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叙述具有矛盾性，却又不得不因为人类需要而交叉融合。
归根到底，历史，甚至是所有人类学科，自从被以所谓人文、社科以及理工之类的学科分类区分以来，人们产生并固化了对于知识的特定偏见，比如认为文理两科是死对头，或者以经济衡量，似乎理科才是未来更值得发展的一门学科，从马克思的经济视角看，在社会大发展时期，由于文科的经济属性不如理工类学科如此巨大，似乎有任其肆意消亡的必要——但是我们似乎搞错了方向，科学与艺术并不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它们虽然有明确的界限，却常有各种交流甚至融合——这并不是要强行将其结合，而诞生怪胎，而是要找会被忽略或者有意错过的本来就不该隔断的研究理论与现实。
尽管如此，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似乎永远挣不脱或者无法达到一个完全正确的点上，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历史学，或许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必须永远被提及的语言游戏——什么是历史——这是从语言角度要对人们所一贯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做一个明确的解析，但，恰因为人的不同，观念的差异，甚至受外部的影响，这个概念是不会有一个唯一而准确的回答。
你可能会想到科学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理性价值观，于是科学就像是代表了客观、理性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明白，人类社会中一切的认知，都是基于我们的意识，即科学的意义本身是人所赋予的，科学的概念本质上是哲学思考的结果——客观实在性是科学吗？并不然也，任何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即便是再被视为先验的，比如我们认为1+1=2，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先验，因为你可能会意识到加号和等于号都是人类所发明的，用于数学运算中的，通过各种组合得到一个指向客观实在的结果，即我们发明了过程——在这个等式：
1+1=2
之中，1+1是一个运算过程，或者说推理过程，2是一个客观实体——事实上我们发明了通向这个客观实体的过程，因为是一个发明，所以它不具有客观实在的多元性，即当你将两个苹果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两个苹果，而不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或者二乘以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但你能发现，要计算出 2 这个客观实体，有无限个计算过程，可以用无限个命题达到 2。
这就像是在刑事案件中，我们总是强调动机，事实上动机与一个犯罪分子是否要杀一个人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即并不是只有一条，只是在刑事案件中，人们从无数条可能的动机中找到最合理的那一条，因为哪怕犯罪分子确实因为某一个动机杀人，某人的杀人行为可能也有随机性，以及抛去最终动机之外的千万条，在犯罪分子没有交代之前，警方手里掌握的动机，不过是一条最接近真实动机的推测，那么将其带入历史研究，我们也能够深刻理解，历史研究的本质即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真实的历史状况，只是因为无法把已经随着时间流逝的真实历史拿出来进行比较，所以只能说无法做到绝对。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这种后验的知识，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也具有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特性——科学的概念是哲学性的，具有人的意识形态性——但是科学本身并不具有善恶之分，就像魔法，将魔法分为白魔法、黑魔法，这是基于人的意识，而不是魔法本身具有善恶之分。于是你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科学与人文，完全可以是一个东西——只是他们的外在表现有很大的不同，而方法论却是具有共性的，这也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也必将成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只是学科的理由。
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如果只是论客观，历史当然具有客观意义，但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不必然会发生，历史学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件事是什么事，第二是，是什么促使这件事发生。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本质属性，哲学在过去也尝试解决本体论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知道本体是什么，却不知道本体为什么是那样的，于是它又转向认识论，我们需要知道万事万物为什么是那样而不仅仅只是了解，万事万物是什么样。
但这些还是不够的，所以近些年来，哲学转向了语言方向，这也促使人们重新去认识和理解作为一种客观，却又不得不被叙事、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游戏组织解释的历史。我们之前的文章曾经多次提到我自己的见解，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它需要依托于时间，时间的本质是对存在的现实反应，因为它是流动的，那么存在本身也会流失，这意味着它无法被找回（理论上）。于是历史的特点，就会和过去分不开，若我们只是把现实的存在作为一种真实存在，而忽略已经流失的存在，那么历史本身也即不存在，但是这是做不到的，或者客观上可以，但人无法将这种过去直接忽视，于是历史也就必然是存在的——其客观性并不体现在其曾经的“现实”，而体现在其被理解为一种存在的过去式，于是历史可以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其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不同，因为历史所描述，是一种存在的过去式，在一些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将历史视为一种此在的曾在，所以它的客观性是被削弱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已经消亡的事物。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做一点理论研究，我们知道，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认知，都是基于时间，表面上看，我们时时都处于现在，但同时又处于永远在流逝的过去，以及永远在到来（或者说不会到来）的未来。而历史本身即可表述一种正在逝去的现在，那么历史本身必然会对现在造成影响，这构成了曾在——一种历史的表述，对我们现在的存在构成了各种文化、经验、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塑造。关键问题是，这种作为曾在的影响力，本质上也分为两种，甚至更多，因为历史本身虽然对现在构成影响，但是现在对于历史也是有影响的，作为曾在，历史也有远近，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诞生的曾在，对现在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因为时间，距离现在越久，曾在的影响力越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原始社会中存在着所谓的结绳记事活动，但现在我们早已不再以此为工具，在一定时间内，历史本身并不是突然失去的，因为人类社会中大多数可被感知的物自体普遍不具有自毁性，或者说半衰期，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他们会损坏或者磨损，但是在一定期限内，它们会存在着，于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记得最清楚，而千年前的历史，我们只能通过纸张、考古的记录来建构——即曾在是客观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通过现在的各种方法去再现曾在，进而造成反向影响——而被再建构的纸面意义上的另一种曾在，却又会对现在和未来造成影响——这是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客观性是受到了多重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野史、正史中各种问题频出的原因之一。
而历史学本身，实际上是对已经消亡事物的再造，即所谓重新建构一种记忆，历史，作为一种时间的造物，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历史学却不然——历史学并不是研究客观的历史本体，而是通过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以留下来的曾在的痕迹，去再塑造一种近乎客观的历史的影子，而再去通过对这个历史的影子的研究分析，去掌握一些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信息，而给我们提供诸多方面的价值。
历史本身因其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亡，可能不可复现，于是历史学便诞生了——严格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历史学，几乎要等到兰克将历史单独从艺术叙事中拿出来，历史学才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历史学依托于历史记录——包括文物古董以及文字文献，文物古董被视为历史的遗物，这实际上也不是十分合理，因为能够留存在现当代的历史遗迹，基本上都是现实存在中比较优异的东西，那么所谓的文物、遗迹、古董基本上也是部分留存遗迹而不是历史的全部，于是这些东西，比如甲骨文被留下，似乎也只是反映了历史的一个边角——这种历史的边角，所反映出来的文明特征，很难被作为一种历史的盖棺定论——比如说发现某些奴隶存在的迹象就可以判断这个文明是一个奴隶制的文明，这个时代就是奴隶制时代——这本质上也是语言问题。
当然，历史文献作为一种记录，却又具有另一种遗憾，历史因为其已经成为过去的特点，要了解他，就必须要依靠一些人类的主观认知，但是当人用主观的意识去记录和书写历史的时候，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解构——按照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我们可以结合人的观念看，任何人对于历史的书写，都离不开基于其自身视角的，于是如我之前所言，任何哪怕是实时记录，都免不了必须要陈述某些事的合理性，就有了为其维护的观念，于是记录便成了另一种解构，人们通过记录来解构历史，后人却又通过被解构的历史记录，再去重构或者说建构一种自认的历史图样，那么历史本身就有了至少两种样子。
第一种是我们之前说的客观的历史，它是一种存在的过去式。第二种是我们自己书写，包括记录、研究甚至是戏说的历史。恰如黑格尔所言——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迹与事象本身，另一方面又指那些通过想像为了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商务印书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1983 年 8 月版）
不过我们似乎从后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以及当代历史研究者的理论体系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兰克在今天依然有很多追随者，比如作者我，当然，我之所以相信兰克对历史研究的坚持，最根本的因素是，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对其批评，多少有一些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研究历史的主观性是否构成了对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因此而形成了对兰克“如实直书”理想的背叛。历史的书写源于叙述，只要是叙述，就不是纯粹的历史。尤其是后现代史学，往往对于客观这个词有很大的敌意，甚至是误解，因为表面上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是客观的，即便是马克思，也做不到，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客观不现实——但是追求客观并不是兰克的缺陷，却正是兰克的伟大之处——因为后代历史学家似乎将客观当成了一种结果，而非一种研究规范与精神。
20 世纪末搞的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确认文献中记录的所谓“天再旦”字样，将日食作为研究手段，通过反推，把武王伐纣时代定在了公元前 2070 年左右，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也知道，如“天再旦”这种气象，除了日食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许多人或许经历过强对流天气，也经历过白天突然天黑，却不是日食的情况，而且像天再旦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附会到那些历史事件上，这也不难理解，试想一下，为什么史书记录的武王伐纣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的情况——按理说虽然武王伐纣的情况是以有道伐无道之举，但毕竟是打仗，要是打败仗的那一天发生了“天再旦”，是不是就不太吉利？所以要是说在武王伐纣那天，正好赢了，于是附会一个看似吉利的天象，或者特别天象，以迎合天意之说，如此下来——所谓文献，还有多少可信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是现代历史学家，似乎越是对兰克的客观性提出批评，不过，当你说历史学不可能客观时，是否意味着，你作为历史学家，就要去迎合过去非客观的，以及也不能做到客观的未来历史学研究，而去专门做非客观的历史研究？
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因为我始终认为追求客观一方面可以是理想，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作为一种精神以及实际研究的规范。所以这部作品就诞生了，我们这个作品中的一条主线是探索历史的绝对客观性是否可以实现，过去我们认为理论上不可能，但是，理论不是唯一的，我们通过跨学科分析发现，实际上是可能的，只不过，这种绝对性并不全面，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光，所以我探索了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信息论的几个重要概念、光学理论、量子力学以及时空传送，为此，我给这个系列的作品起了一个很符合被解构的宏大叙事的名字：
《时间与任意门》
我可能会花费较长时间，专注于此次著作中各个理论的证成，所以这是一个大长篇，更新间隔可能长达一季一次或半年一次，本文作为开篇，谨以此志。
2025-05-17 07:35:00
从 4 月 21 日秘塔 AI 上线今天学点啥功能后，我就一直在使用，他奖励给前几名首先用了一段时间的用户一些礼物，当时客服联系我时，告诉我是书籍和一个小玩具。
昨天收到货，感觉非常好。当然免费的东西都是不错的。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很好，有 400 页左右，但是很贵，售价 88 元。这些年不知道人们是否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新书，或者学术书籍尝试开始使用大规模的精装并涨价销售的风格，要知道就同样厚度的书 1990 年可能只要 7 元、8 元，而页码能达到 600 多。 30 年涨价了至少 10 倍。
这个玩具，不知道是怎么玩的，不过全身都很黏，似乎是解压用的。
再接再厉。
2025-05-14 22:50:00
特别加更一篇，打破了本月无更新的承诺，先道个歉。
在之前的数篇文章中，我已经表示出了的自己的一种对宗教的认知，站在形式和客观组织表现上看，宗教，是一种组织模式，简单说任何一个宗教都是依赖于一个集体信仰所构成，但是光有信仰且不足以形成宗教，他必须要有一种形式上的组织构成，比如一个带头人，以及管理人员，即使是最新出现的讽刺宗教的宗教——比如飞天面条神教，本质上也是一种精神信仰组织，不管其外在表现是画十字还是头戴锅子。
不过我现在想要谈的是宗教中最基本的问题——要搞清楚无神论的存在是否有对有神论造成威胁的可能。马克思理论，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过去数年来，我一直秉持着这种理念，对宗教中的有神论进行我自己的检验和研究，虽然经过我的推究，发现有神论所劝导人们信仰神祇的理论非常劣下，但是我也陷入了如此论证是否有意义的迷茫。
最近我又忽然感到实际上我必须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需要将神这种东西，放置到语言的环境中去解读，将神视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物，如此以来许多问题便可以解决了，甚至可以想得通而不需要再去耗费大量脑力去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神作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物，具有无法以任何语言进行彻底表述清楚的特性，比如说人生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虽然在词典中，这些概念有许多定义，但是没有一个被真正公认的固定的概念——你虽然知道神这个东西，在概念上它好像存在，但是说到这个概念，你的脑海中可能有千百万种不同的神的表象，类似莎士比亚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我们无法用“一把尺子”为标准去衡量你心中的上帝，是否是我心中的上帝——因为它不像一个杯子、一本书一样具有实体的外形，神，无论是上帝还是安拉（虽然他们是一个人），还是佛陀，这些神佛，其虽然有一种精神性的概念可以将其模糊地解读出来，但却不允许有一个确切的形式外观，换句话说，一个神，他可能像世界上一切的人，也可能不像，于是神就是人类思想体系，尤其是语言体系中一个具有不可言说性的对象，这使得任何有神论，以及无神论对于神的建构与解构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也就是说在做无用功。
但是有神论和无神论确实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这本质上与神是否存在无关，而在于有神论与无神论通过语言游戏各自建构了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价值体系，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来约束自己的游戏中的语言所描述的理论符合自身标准。
比如说有神论会通过一种有意无意的规则，去指出神的存在是不可以被人所感知的，人们会说神是一种属灵的存在，神是一种不能被人所想象到的存在，神存在一切地方，因为神全能，且全知，根据这套规则，神的一切表面上看似不合理，即体现为它不存在的表象，本身也是神所建构的，即它会刻意留给无神论者们一种错觉，让他们认为自己不存在。但又因为如此，要直接证明神存在，就具有不可能性，于是人们劝服不信者信神，便不能采用直接给出神存在的依据——比如神的照片、影片等等，而只能通过人所撰写的经书、教条、道德教化等等手段，甚至使用地狱论威胁，天堂论诱惑的方式，引导人们从信者的好处，不信者得坏处的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去接纳他们的信仰而成为一个新的信道者。
无神论也是一样的，不过无神论采用的规则是，借助科学的手段去帮助我们解构和批判有神论者提出的促人信教的各种威胁和利诱的不正确，并且试图通过科学手段解释现实中一些被有神论者解读为神迹的东西，但是这种方式只是加强了不信神者对科学的依赖，并驳斥一些人为创造的让人信神的故事，但它本身无法证否神的存在，因为有神论者完全可以以自然神论作为一个脱身法则。这使得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论战，似乎就像一个篮球运动员与一个足球运动员互相批判对方不会足球/篮球一样，虽然他们都是体育运动，但一般而言，当一个篮球运动员说一个足球运动员足球球技不佳时，他肯定会觉得这毫无价值——于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两者就陷入了互相无法说服对方的现实困境。
人们陷入了各自不相通的语言游戏的斗争，最终结果是谁也不会臣服于对方，并且永远有新的辩驳角度，要知道在近代人文启蒙之前，哲学的依附大部分都是近神学的，人们将其称为经院哲学，这就导致，哲学在大部分时间内是无法对宗教形成有影响力的动摇的，即便是现在，哲学理念不断发展，也衍生出了将其置之度外的一种方式，却也实质上不能动摇神的概念——这本质上是将其作为一种不可言说，令人保持沉默或者通过将神置于语言边界之外——当然神本身也是具有这个性质的，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神的概念其实永远不会消失，人的语言只会不断复杂化它的存在。
马克思在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念中，谈到在这个大同世界中，宗教会消亡，但是宗教组织的消亡是因为人的社会中消灭了各种不合理的人奴役人和剥削人的不合理制度，而神本身作为存在于语言之外的不可言说，它和宗教是具有可分割性的，当宗教消亡时，神的概念并不会断然消亡，只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会有自由信仰的权利，而不以宗教形式去信仰。而即便我们真的认为可以消灭神的信仰，人们也不可能因此而消除对于世界以及精神问题的探究，只要存在这种探究，人就需要一个精神的信仰或者偶像去使其坚守自己的某些观念信仰，于是没有神这个东西，也会有类似神的精神载体，我们甚至可以将神解释为一种混沌，那同样是一个不可言说之物，在此情况下就仿佛打倒一个恶魔并不真的迎来和平而是促使一个更难打倒的恶魔的诞生一样。
因为你可以消灭世界上一切的不公而创造一个乌托邦幸福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因为得到了幸福就不再去进行思想的创造——这必然导致各种精神价值观的新体系，一些就会称为崇高的，无法言说的，具有神性的信仰。
这说到底就是在对人的一个精神追求的反思，即任何人的精神上的东西所构造的一些同类型的价值寄托，不可被消灭，这就像是心理学中的各种理念，他们无法被任何科学仪器所发现，人们也不能评断任何语言意义上的定义去断言哪种外在表现是自我，是本我，或者是真我——故，无休止于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批判，本质上构成了过度消耗我的精神与烦恼，使我无力于其他方面的，尤其是历史本身的研究，自今已后，本博客将不会有专文论述无神论观念，零散的除外。
从这个游戏里逃出来。
2025-05-01 22:11:00
最近因为秘塔 AI 推出了今天学点啥功能，正在尝试系统学习一些知识。
除此之外，正在尝试写一篇长文，涉及到历史科学，由于文章很长，所以打算闭关 1 月，一方面写作，一方面学习。
如果您在最近一个月看不到本站更新，是正常的，我与多个 AI 聊天软件商讨了很多，看到了一种新的史学理论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不过我这里想更加具体一些，将其理论化，这可能是一种创新的史学理论，当然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胡闹——尽管 AI 告诉我这个理论具有极高的创见性，但是我找到了一些可能的脉络，以使得这个理论完善，这是本站下一篇文章的重点，但是不是全部，我可能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理论研究者，但是我认为我提出的看法是对未来的历史研究有启发性的，但它不足以成为多么伟大的理论——但我似乎要完整将其构建成一个链条。
所以五月是休息的一月。
2025-04-13 14:17:00
宗教集团，其冠名为宗教者，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组织，而所谓宗教，可以拆开理解，释读为宗于一教，宗，有家族、祖宗的意思，在这里却解释为宗派或者组织，有这些特点，宗教便是一种集体属性极强的特色团体。有了这个特点，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由宗教作为一种认知粘合剂——陈胜吴广起义之际，人们尚且还是用上天示警、以及起义者口头劝说等等办法，才能说动一部分人加入，而到了汉末黄巾起义，似乎宗教便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发现一场可能被正统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农民运动，最终因为情势变化，而被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三国鼎立所取代，以至于汉末历史研究，农民起义活动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成了学术边角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意思的事，是从汉末以来，凡是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基本上都和一些宗教，要么是道教，要么是佛教，要么是一些邪门歪道——基督教有莫大关系，这里反映出宗教集团，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甚至像白莲教这样的团体，都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精神影响力，甚至是一种集团性的控制力。
要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归于某个宗教的人，这意味着不管怎么说，都可以把世界范围内的 80 亿人笼统的描述为几个大类——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以及其他无神论者（无神论并不是宗教）。由此往下去看，形成一种甚至多种基于宗教信仰的集体捐纳与献祭活动，本质上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唯无神论者似乎需要一种别的东西来造成一种集体——但或许我们不需要呢？古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宗教信仰者，但是中国社会，有定于一尊之学术，却没有定于一尊之信仰，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没有发展出宗教垄断，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信仰繁杂，乍一看就像是惶恐滩头一片沙，实在是数不过来，以至于中华大地淫祠遍野，正邪两派，都能有极大的市场。这也促成了一种神秘宗教组织——白莲教以及其附属、相关团体的长期涌动于朝野内外。
我们之前的文章谈到，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方往往是不分轩轾的，不是说政治的区分，像什么民主或者专制之说，而是在社会形态上，政治的一元化与宗教的一元化，其所影响到的社会形态往往是类似的，一元化政治塑造一个压抑的、无趣的社会，一元化宗教同样塑造一个压抑的、无趣的社会，但是两相对比，宗教的一元化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更具有杀伤力，从政治角度看，因为政治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神祇一样的东西，这就造成即便是一个再怎么专制的社会，其专制模式也不是绝不能动摇的，唯宗教的一元化，其可能永远不能动摇，所以才会衍生出无数的流派——有反抗者，自然就会出现矛盾，这就使得中国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农民运动来推翻一个一元化的政治统治模式，而西方社会则不能，因为从历史的看，政治和宗教本身是不分家的，于是反对皇帝，就约等于是反对上帝——神，给了地上有权柄的人以合理性，那么即便人们遇到暴政，往往也无法真心尝试革命——直到遇到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之后，法国大革命才给了人们一个新的体验——但是在那之后，西方社会对于君主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实现彻底祛魅。
所以其实西方社会受到的压迫要远比中国或者说东方社会要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产生极为激烈的反击，理性的诞生，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宗教邪谬的反抗，更是对于宗教所提供的一种绑架集体的非理性而做出的斗争，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地情况下，会反对那些压迫他们的那些东西，包括思想——非理性宗教思想对人实施的禁锢长达千余年，导致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和理性启蒙的需要，人们对于自由的歌颂，到底是出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下，自己自怨自艾想出来的，还是说当他知道自己不自由，而才有机会去想象自由之后的自己有多么幸福而自然流出的感情？在中国就不同了，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期的宗教压迫，人们所能反抗的东西，就只有政治上的压迫，于是便会出现所谓的王朝周期律这种东西——农民起义实际上也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实在是一个旧王朝对社会基层压迫太烈——或者人们认为压迫太烈，而造成了中国政治空气的特殊性。
不过这里面真正涉及到两个集体的东西，可能要数精神方面的区分，中国不是没有类似宗教的东西，但是它这种东西不是人们所必须要相信的，所以常有一些反抗者。儒家学说是古代政治的一个精神的塑造者，但是这个塑造者背后的文明，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仔细审视唐宋明等时代，其各自的特色可以说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但是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也因为没有一家独大的宗教，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概念，我们之前谈到过社会契约理论的问题，社会契约是解释国家起源的一个理论，并解释了当前西方制度的源流，但是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于国家的，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如中国那么早存在，所以西方国家即便出现征服与被征服，往往也不会有类似宋明时期的殉国人士那样的激烈的场景，这里实际上展现了国家概念对于集体所产生的精神信仰的塑造。——当然汉奸同样很多，这种现象出现在旧社会是很正常的——国家的概念，虽然宏大，虽然是一种集体意识的重要代表，但是在形式上，必须要通过教育才能唤起大众的爱国意识，我们之前谈到爱国，说到教育，实际上实际上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它不可能免掉，无非是基于一种集体化的课堂式教育，还是说非集体化的个体教育。
全国各地很多著名的景区，实际上还背负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名号，尽管如此，我们谈国家，总是免不了有多种喟叹——何谓之爱国？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脱离意识形态关系而将其说得清楚，过去我们谈论问题，涉及到爱国问题，总有一个倾向，认为最好不要谈具体的理论，因为从爱国的特性看，当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拆解时，就等于是开始怀疑了一种经由国家理念加持的爱国的信仰，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反倒是不可接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去看，你可能想象，如果我们把爱国这个情感代入到历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古人其实大把大把的不爱国。
中国在现代以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代表的国家，虽然为很多人所不满，但是也必须要承认在很长时间段内，皇帝，君主都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身为君主的臣子，却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批判和辱骂皇帝，如此说，一国之臣，首先就是不爱国的。古代社会中人民对于国家的情感，往往体现在国破之际，因为在这个时刻，异族入侵导致的家亡是不可能被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国家保护的心理，促使人们必须要站在国家一面，捍卫其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可能比较聪明，会判断当此之际到底谁能坚持到底，但是这种东西也存在着投机性，赌赢了就彻底赢了。所以真正能体现一个人到底爱国与否的，往往需要在其面临危难之际，毕竟言论自由，嘴上说的，永远要把实际行动来的漂亮。
实际上一个真正以国家表现的集体，其形成了国家的形式，必然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会让人们留恋其存在，古代社会不像现代社会那么多禁忌，中古时期一直到近代以来，社会的宽容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像宋代社会那样，即便疆域不大，依然能创造一个文化奇迹，但是国家依然有国家的制度，像唐代那么伟大的社会，依然有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状况，那么其他朝代似乎也不能太苛责，毕竟人口数量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且，从国家的集体性看，现代社会意义上保留下来的宗族组织，往往会效法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礼仪结构，比如说国家会兴办养济院、国子监等提供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以及教育服务，宗族没有办法代替国家行政，但是有能力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为一些生活困难者提供资助——这本身也是宗族的重要价值理念，并且宗族本身是一个浓缩形式的国家体系组织，所以当国家有组织类似祭祀的活动时，宗族往往也会存在着一种祖先祭祀、节日祭祀的活动，如果说这本身也算是一种宗教组织形式的话，似乎也能说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古代社会的很多设想其实是比现代更加合理的，但是因为古代社会的国家体系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如今一样真正做到实际管控，所以即便国家设想是好的，比如设置大量的养济院、义庄（类似古装剧中那些，比如港剧《洗冤录》中宋慈的出生地），他实际上也很难得到具体落实，比如明初设置了一些养济院，专门救济鳏寡孤独，甚至到了海外传教士来华时期，一些大城市依然有这样的设置，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很困难，比如翻阅一些当时人的文集，社会中的混乱，很难被忽视，这里也说明了旧社会国家行政体制的深入的无力——在基层方面，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所谓的里长，保长，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村长、乡长，其提供的国家社会稳定的意义要比古代社会厉害多了。
儒家社会的一个显性特征是对老者、长者的尊重，所以古代社会中基层组织的首领往往以一些老年人，所谓德高望重的社会耆老担任，其国家管控形式往往也很有特色，比如朱元璋以教民榜文向全社会宣传自己的社会安定的思想理念，这种东西必然需要社会中的耆老角色参与，而至于像沈榜所谓除了十二月和一月必会由中央机构文书房发布的皇帝喻令，要求人们遵守农事、不要为非作恶，及时收割粮食等等，则更具有象征意义，当然当这种形式逐渐演变，必然会成为一种敷衍糊弄的工具——等于是在说正确的废话。所以后来参与领取榜文的人都被一些社会游民所替代了，以至于其渐渐失去了设立的初衷。
这背后所反映的一个现实是，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个人的是服膺于集体的管理或者统治的，但是他们却并不一定会永远对一个特定的集体的政策提供支持，所以我们在集体社会无法看到一种贯彻到底的上下一心，而只有出现类似国破、战争之际，大众才能集体表现出对于类似国家那样的组织的敬重与崇奉。这我们可以从明代的野史性质看出一二，本质上看，像一些被编造的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朱元璋因为忌讳谈论早期要饭历史而发动谐音梗文字狱，比如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塞草，比如朱棣大杀方孝孺十族之类的，这些不都是满清抹黑，而是从明中后期开始逐渐出现的野史中的荒谬记载，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写出类似的东西，以所谓民间历史的名号出版，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站出来把作者骂化了。这就使得另一种奇谈怪论——比如明代对社会实施大规模监控看上去很荒诞，想想看当时这种东西都能发行——尤其是知其名姓，比如祝允明之流，却没有把他们咋滴，看来某些印象确实应该反省反省。
其实李贽和苏格拉底的遭遇很相似，但是今天的人们不会去批判那时候的民主制度，反而对明代社会尤其是皇权会大加挞伐，这说明我们现代人对古人的严苛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以剃胡子刀自杀的李贽似乎比被民主审判饮鸩赐死的苏格拉底更能反应社会的肮脏与儒家道统的荒谬。这实际上反应了集体身上一定程度，甚至是高度存在着的对自身制度的极端自信，因而在集体制中不容忍异类思想——不是不能容忍，而是即便有，也必须是集体自己需要而采信的，否则可能会产生一种看似悲剧的效应——当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时，我们实际上都会率先依据我们的思想判断去审视一个非思想的世界，那么必然会有不止于一个人对集体产生严重怀疑，如我之前所言，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本身会陷入一种不可捉摸的，濒临崩溃的最终局面，在这种时期，如果集体并不能尝试去适应和改变自己，就只有面临失败。
当社会面临大灾难之际，集体的权威性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丧失的边缘的，因此往往需要对社会实施特定的援助，比如赈灾。这些赈灾通常分两类，一种是基于国家行政体系之下的官方赈灾活动，另一种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各地仕绅们从事的私人赈济活动，这是两种集体对于社会创伤的一种响应，事实上荒政是真正能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但是这里也往往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一个事件，一般而言，国家往往会通过向那些没有荒旱的地区借调粮食以实现解除饥饿实现复耕的目的，但是往往因为官吏这个制度的存在，真正分到大众手里的粮食，不会很多，因此一遇大灾，便有饥荒，而有饥荒，则大概率要饿死人——我也谈到过，饥荒带来的死亡尚可接受，但是饥荒带来的活人互相残害以宰了吃，这是史不绝书，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很多人也会以哪个朝代出现了更多的“人相食”记录而评判这个朝代是否是一个最坏的朝代——当然咯，人们往往也会把这个名头加到明代，所谓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不愁。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农民运动不纯粹是基于赋税、徭役的反抗以及对灾荒的斗争，试想，如果出现像丁戊奇荒这种，成百万伤亡的灾荒，国家行政系统往往会留下一些档案，当然他们一般人接触不到，但是涉及到大灾荒，所以民间私人赈济也会同步出现，民间仕绅帮助赈灾，往往会在灾后选择修筑石碑，石碑上还是要刻上感谢皇恩之类的话，于此状况下，即便死伤无数，似乎也无法激起有意义的农民运动，按理说，人在面对重大困难时，选择自保是很正常的，反而是农民起义具有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很妙，一种特殊性的东西，会因为其没有真正意义上从历史中消失，反而多次出现，而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行为。
这个时候其实体现出了我前面所言的义庄，以及乱葬岗的重要性。所谓的义庄，本来的作用与《洗冤录》中所表现出来的摆放棺材不同，它在一些正史或者文献中，常有周济同族、同宗贫困人群的作用，实际上古代社会中凡是国家行政能力涉及到的民生项目，往往有国家公办以及由官员自己连同部分乡绅共同筹办的一些私人性质的同等功能的民间项目，因为这种公益性质，所以他们往往也以“义”字打头，比如义庄，还有义塾等等，之前我们提到的所谓武训，便是这样一个办义塾的人物——尽管其评价比较悲剧。而所谓的乱葬岗，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正式，因为通常乱葬岗这种叫法是出现在一些古代小说、公案之中的，若是直面严肃的史料，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以“义”字开头，叫做义冢（塚），这些公益产品的存在，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中隐形而又强烈的集体意识的激烈需求——这就造成了设计中一个很难说的清的大众文化心理现象——实际上人人都会讨厌非自我群体中的他者，但是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远离他人的存在。
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多半会不自觉地以今人的视角去评价古代社会，致使我们再无法理解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之际，产生错误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海外同胞也是中国人——甚至是华裔往往也被寄托着要亲中国的希冀，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可能更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大的文化集体概念，一旦你脱离了其中，你就不再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因为你的离开国境（非经批准的那种）本身便是一种叛离——所以当你看到古代社会中朝廷对海外华商被异国屠杀不管不顾，或者冷言冷语，不必感到奇怪，当时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民族概念中的同胞的含义。
这实际上反应了一种社会现实需求，虽然说古代存在着强盛社会，但是也并非是万事灵便，这就意味着集体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变化，以及制度性的进化，我们不可能永远都用一种法律思维去审视法律，我们也不太可能永远以一百年前的老思维来审视社会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近代以前，国内几乎没有今天的民族概念——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都习惯以今天的民族、少数民族等词来形容一些生活在边疆的非汉人群体，本质上就不是客观的态度，那么现在我们再用今天的民主理念，去要求古人，实在是荒诞，集体主义的价值是不断演变的，从一开始的极简，到今天几乎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这本身也是只有我们今天才能实现一个集体的社会重要理由。
群众这个概念，以及人民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极为抽象，但是都极其具体指向集体的概念，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特色是，不管是群众、人民，以及其他的集体的概念，通常你很难将其指称为某些具体的个人，即你包括在这个集体中，但是这个集体不是你——你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但是你不是人民群众本身。你会发现，在法律条文中，往往会有使用这样的集体概念，它与个体是相对的，所以往往有争议，比如我们常说到，宪法中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属于人民这个集体概念所代表的所有个体的集合体组织，而不是代表作为人民一员的个体。正因为这种性质，很多政治话语往往具有极大的可操作空间，集体的这种属性，也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个体共通性，但是它无法决定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是否一定受到其保护。
如果向世界讨要一些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踩过的坑，西方社会也有不少，比如瘟疫和饥荒，在欧洲历史上，饥荒和瘟疫一样占有中有的历史地位，因为瘟疫和饥荒这种事实在是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似乎完全无法将其归因于政治的问题，而不得不转向于向自我进行探求，当然近代以来人们似乎有了改变的意识，比如爱尔兰大饥荒，这个完全是因为农业生产单一而引发的恶性事件，造成了现代爱尔兰人群体集体记忆的形成，极其中深含着的对于英国的排斥——当然现在人们是否还对这种记忆保持着仇恨心理，似乎也难以全面掌握。这种基于大众——完全可以说是人民概念的集体以及，与古代社会中那种对胞民无法做到事事关心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你看我们的所谓历史学家在编撰哪怕是正史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真实，比如满清编史的说张献忠杀了六亿人，完全不考虑当时实际人口数量，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明史》这部书中的其他的所谓数字，基本上也是有可以怀疑的，甚至其整本书，我看大多数也不能用严谨来对待，这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事实上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记忆，大多数都是基于一些博物馆、文化馆导游们所谓的野史故事，以及教科书体系，如果我们自己都对真实性不能负责，空口大谈实事求是，有什么意义？但是这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现实，你会发现从官方嘴里出来的东西，对他自己的描述永远是伟大、正确的，这身为一个个体可能很难理解，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对自己的缺点被暴露感到愤怒，但是它不像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固执，因为一个集体的合法性，其来自于一种永远不会犯错——或者说不被认为犯错的办事能力，只有集体永远是正确的，他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而继续维持下去——历史编撰是一种定式——现代人编写前朝历史，哪怕其再伟大，也要说它有瑕疵，这是为了论证当朝的合理性。
所以说即便是集体记忆，本身也不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但是必须具有正确性——在这个现实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常见的文化现象的宣传性——事实上文化本身需要依托于一种自信，不是相信自己的传统是多么伟大，而是相信自己的文化中各种元素的正确性，譬如人们对山海经的喜爱，比如人们对于西王母的感情，我们自己很多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极为夸张的非现实虚造，但是这种非现实需要是为现实服务的，大多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都具有一种反抗现实的精神，所以中国文化需要这些虚造之物来丰富一种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进而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
这实际上并不少见，我们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民族的存在，都是依赖于虚造的神话传说甚至宗教体系，但是神话传说往往因为其传奇性，而只会在精神层面上作为一种意象的图腾被反复提及，现实是人们不会真的尝试去做那补天、追日的事情，所以在集体中，人们会尝试了解其精神、价值观，但是真正拿这个集体的精神和价值观约束自己的时候，往往是无用的，因此这种精神和价值观往往会成为一种被边缘化应用、甚至不应用的东西，而宣传恰是其一。
在宣传中，我们能见到各种集体意识的表现，集体的存在是不可被忽视的，这是人的本性，实质上，人如果脱离集体，往往无法生存，所以在各国海外同族，往往会选择性抱团，成立特定的组织，甚至是海外的黑社会组织。影视作品中所描述的黑社会组织，其本身是一种集体，但是面对国家这个更大的集体时，即便类似墨西哥毒枭，也完全不能彻底取代之，但是宣传毕竟是宣传，其在描写黑帮时，也忘不了宣传，而不讲究正义，所以即便是黑帮，也看不出到底有多么可恶，反而会体现出来令人同情之感——这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的本性使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出版物，都具有一种天然属性，由于信息传播的特性存在，即一个人的思想如果给另一个人看，不管他是否能接受之，这个读者必然都会受到这个信息的影响，而当这个传播力扩大时，任何一个文章、影视作品都是宣传工具，即便是小说，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关于其故事的思想性，对读者也有重大意义，因此小说在近些年来逐渐和社会科学议题靠拢，很多小说都具有现实且切近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基于这种被宣传的集体意识，现代社会中民族感情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可以更睁开眼往前看一些，今天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学能力极佳的，但实际上在清代甚至更早，我们的历史中只有零星的一些数学研究者，好像当代中国的数学天才们都是从 1911 年以来突然爆发出来的，这或许又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特殊状况——这或许可以从集体精神的改变寻找一些理由，事实上在满清入主中国之前，尽管明代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理学盛行的年代，但是从陆九渊开始理学本身也迎来了自程朱以来的重要分支，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明代社会风气。这必然造成一种社会发展——至于是不是进步就有得说了，当然那时候也不是今天能比的，只是伴随着满清入主，陆王带来的改革，甚至是更激进的泰州学派的革新，也都戛然而止，文人骚客似乎都认为明亡天下是心学之故，那如李贽那样的人，要是活到满清，恐怕也不用什么官方约束，民间同类文人估计都能一人一口唾沫钉死他——这种被亡天下之景象所惊愕的对历史发展的反动观感，事实上也是一种守护集体存在的合法性外衣——基于这种理念，满清重归程朱，甚至更加激进，也让附庸朝鲜感到满意——事实似乎想要证明一个超前的理念发展过头的时候，反而会被反动势力抓住把柄而引起反攻倒算——然而对于历史的进步而言，就很迷离了。
谈到所谓历史的进步，实际上我们应该能想到的一个重要的集体形态，即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共产主义所构建的一种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物质丰裕状况的理性的集体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制度，所以人不能有过度的欲望，即不能对物质有过度的需求，这样分配起来能保障做到公正以及公平，因为即便是物质丰裕，有很多物质，比如说是不可再生物，也不能做到一人一份，因此像提出奢侈品要求的，往往会受到怀疑——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与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我前面或多或少提到过，像是国家、政府、政党组织、国家机构都将不复存在，名之曰消亡，进而形成一个完全大同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世界人民可以无障碍实现互相交往，以及世界旅行，而因为民族、种族意识的消亡，人们觉悟的提高，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歧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人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时候人们应该是觉悟极高的，就说绝不存在所谓歧视，但是可以通过某些改造，比如以基因编辑的手段促使全球人类的基因达到尽量相似，或者其他生物手段，来达到种族以及肤色的融合再造，实现人类在外貌方面的差异缩小，甚至更简单，直接以促进各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以实现这个目的——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大肆宣传中非婚姻。
这是一个基于集体需要而不得不做的事，但是由于我们预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还要很久才会可能到来所以我们今天并不完全在启动这些工作，在当前民族感情因素大于我们对共产主义构造的未来的期待，所以即便是对外分享基因信息，我们也不能轻易这么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只能由一个国家完成的。我前面也提到过，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一个现实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预想——国家消亡了，建立在国家概念之上的中国文化，也必然会消亡，比如中文、汉字、中国历史、甚至对中国本身的记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人们不愿意实现共产主义，但，谁不愿意？
2025-04-09 22:19:00
人类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察宇宙能看到外星人吗？
看不到。
因为即便在某个外星球上有外星人，因为时间、光速等关系，我们所看到的外星球，可是它数亿年前的样子，若是它在那之后演化出了外星人，我们可能也得登上一定时间才能有收获。而迄今为止，人类最现金的望远镜，似乎也暂时只能安置在地球上，而被发射到宇宙中的那些，迄今为止还在太阳系徘徊，甚至毁灭。
但是宇宙里面没有外星人吗？
我依然认为没有。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话，可能不像一般人那样痛快，可以高调的宣称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发生过，即便我们知道它没有发生过，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还是要为了保持严谨性、公正、客观等立场和研究态度，而不得不，必须要说，不能全盘否定这件事发生过——所以我如果要更客观地陈述我的观点，我会说：
尽管我们通过各种研究能发现，宇宙中存在外星人的可能性极其低，低到不可被形容，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盘否定存在外星人。
一个历史结论往往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揭露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野史，大多是胡说八道和编造抹黑，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会说，不排除、不能全盘否定，有因为文字杀人的事情——这当然是一种严谨性，但是这种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那些造谣者钻空子，你或许也听说过我之前有引用一种西方人的逻辑：
XX 不彻底，就是彻底不 XX。
在这种情况下，说朱元璋完全没有搞文字狱，似乎就是在说，他完全是在搞文字狱，不过这样就打击一大片了，历代君王没有因言杀人的算是少数——即便是宋吹，在遇到这个逻辑时，似乎也无法挺直腰板了，不能全盘否定么，但是反过来说，要让文字狱成为一种体系，必须证明其作用对象是大量的群体，并且涉及到连坐制度，这一点反倒是满清文字狱条条吻合，结果反倒是满清皇帝成了明君圣主，这样看来，这种历史的严谨性，反而可能促使历史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
我们可能会想到，要编造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因此伪造一本古籍或者文献资料是很费事的，但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多么费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能够写字的人并不多，因此大多数人对于历史故事，或者说对于当时人而言的故事，都需要借助口头传播，即一些传说故事，但是这些传说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歪曲或者刻意添油加醋，普通人听多了可能觉得就当一个乐子，但是对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善于写写画画的人而言，把这些传说故事拿过来加工一下编纂成书，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传说的底本——一种纸质文献上的证据。这样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功夫，严格说来，一些早已有之的所谓传说，只需要简单拿来，就是极好的素材，但是自然会产生两类群体，即极端迷信与坚决反对者，这是历史研究中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即考据学的壮大虽然是文化桎梏催逼而生，却不得不承认之是历史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切基于虚假和伪造的信息，是断然不能从中找出有效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过去说野史，其实野史也分私人记录和一些添油加醋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把小说当做野史，可见古代史被误解成了什么样子，尤其是为了迎合一些大众的观念而编写的故事，甚至是学术研究材料，本身都具有极大的刻板印象，如果你仔细观察明清历史资料的出版单位以及作者的家乡所在，大概就知道一二，东北尤其是辽宁地方的出版社和研究者，颇喜欢研究明清历史，在清史编纂工作中出力不少，我之前说过的李治亭算是其一，这些人大概也是免不了受不能全盘否定之说的影响，当然迎合着某些官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吹捧满清而贬低大明——其实他们手段不需要多么卑劣，只需要借用信息差即可，有时候不用刻意陈述自己的偏好，只需要摆出一些经过编排的数据即可，当然了现实中的争斗可能没那么麻烦——因为他们的影响对象首先都是普罗大众。
近些年来，随着汉服运动的兴起——我之前也略有述及——部分汉服已经借助着年轻人和洋人的喜爱而成功穿越到了媒体上，但是像一些古老城市，比如北京，仅仅因为最后一朝代依然是满清，且其为首都，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乎即便汉服运动再怎么兴盛，北京始终都会满眼都是女真人服饰——说其丑陋倒也不尽然，唯其文化意义重大，甚至让一些外国人误认为旗袍马褂唐装就是所谓的汉服——这不但满足了越南、韩国他们对中国的极尽嘲讽之能事，更是让他们夺取了明制甚至更早时代汉服的话语权——如李子柒这样影响力巨大的自媒体机构，一旦把满服宣传为中国传统服饰——似乎这一切都说得过去了——而即便汉服能上电视，也不允许纯粹的汉服出现，反而伴随着胡服加入，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所谓“新汉服”，不但授人以柄，而且自欺欺人——历史的真正价值，被紧紧抓在“正确”的话语之手。
事实上，如果我们问一个哲学家，关于“我们”是谁，是否有答案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的理论，但是最终还是说，没有一个定论，却似乎每个都有道理，结果是哲学理论必须要预设一个前提，即任何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不会有什么终极答案——它不像自然科学，因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思想以及见识去补充理解上一代回答的不足，那么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我是谁的回答，是不存在的，过去有人认为民族这个东西，完全属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 50 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也存在着部分和稀泥以及混乱的场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民族的民族风俗和习惯，甚至外貌都和汉人很相似——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必深究，总之就是你懂的，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纯粹吗？过去我们总是听一些暴论，认为古代各地游牧野蛮民族入侵，对汉族来说是好事，是给所谓羊一样的汉人输入了狼血——类如姜戎等人所言，好似汉人就没有多么纯一般——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做到使自己的血统完全没有一点异族姻缘，好似玻璃板、水晶砖一样，但是当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汉人的血统纯正性多高，甚至所谓的一些少数民族本身就是汉人的时候，必然会有人破防——而属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或许还有必要再次问问我们自己。
如果你翻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对于元代和清代的统治者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变化了，过去虽然我们也强调团结，但是我们还是批判异族统治阶级的，因为在曾经我们以为一个国家之中，比如帝国主义社会中，坏的往往都是统治阶级，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平民——以至于过去我们对日本产生了错误认知，以为日人对华不友善，似乎都是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老家伙们搞的事——后来却又反过来想了，于是即便是坏到透顶的异族统治者，它也被视为一种精神偶像而影响者一般异族群众，要想让异族群众不反对你，就必须要忽视和美化其恶劣行径——于是各路认贼作父的举动都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预设了一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终极的解答时，我们自己给自己其实设置了一种界限，因为如果不设立一个标准的回答的定式，必然有很多好的回答可以被视为终极回答，而最终被我们的预设所错过，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当我刚刚吃了一个苹果之后，要是我写在我的日记上，我吃了一个苹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没吃一个苹果，我就不会写在日记上，这也造成了一种可能，不，是多种可能性，人们可能会说，我没吃一个苹果，但是他们可能又会说，我没吃两个苹果，我没吃梨，我没吃香蕉，而且，有可能我们还能看到他们说：
不能全盘否定他那天吃了一个苹果。
历史就这样无趣，但是又如此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