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un | 理论派修改

2026-04-18 15:40:00

在西方哲学中，身心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对于心灵和身体的问题其实一直分为两派，我们一般都能如此认知：1、灵魂不死，灵魂永恒。2、灵魂是有死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灵魂问题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思想前提彻底沦为路边一条。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身心二元论是笛卡尔提出来的一种洞见，指出了身体与心灵二者作为不同实体之间的二元存在关系，这个问题引发了哲学界诸多的问题，当然对于后来者来说，这个理论更狠的用处显然是一种更具有玄学性质上的对某些终极问题的合理性设置——灵魂与身体的二元性，意味着灵魂将超越身体的时间性的腐朽的性质，而成为长时间存在，甚至永恒存在的更持久的一种理性的实体。因为我们显然面对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预设灵魂不死，还是灵魂会死，或没有灵魂，而只有所谓的心灵（mind），这也意味着需要去解决很多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

其次，需要明白的是，灵魂问题将可能是一切哲学问题可能存在的基本现实，如海德格尔说的，人既然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如果人的灵魂是存在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灵魂它也得找一个地方收容自我，那么当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问题之后，灵魂如果不必然依赖于肉体，灵魂将在肉身死灭后，游离于何处？这恐怕不仅仅是哲学家们小心思考能解决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今天要论述的还不是这种极其简单的问题，而是需要澄清的对理性、先验性合法性的检验——因为如果要预设理性的先验合法性，就必然意味着理性本身也是和人本身分离的，因为如果理性是先验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人的存在或者死亡，都无损于理性的存在，先验的理性，会成为一种超越地球，人类，一切物种的，与宇宙共同存在的非物理的——永恒真理。当然这种真理之成为真理的代价是越低越好。理性的先验性意味着，必然得在宇宙中找到至少一个可能领会（正是领会）理性的会思考的生物，这正是人择原理的一个基本倒推——因为理性本就是一种理解和阐释宇宙规律的重要能力。我之所以会说领会，根本原因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具有理性的能力时间——显然是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我们认为动物的理性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验的理性，那么人类拥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过程断然会是这样的：

从元初的人开始，出现针对性的理智思考，这种思考用以解决一些生存问题之需要，以及吃穿住行。然后是不断进化发展成为一种更深刻的理性认知，因为理性本是被不断领会的，意味着当人们发现理性是先验的时候，理性的价值就被充分理解了——但这不是说没有更大的空间，因为理性先验的内容是人的生存结构所决定的，所以理性的先验只能是极其简单的。

那么我们就能说，理性本身是永恒存在的——或者说与宇宙同寿。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难题，就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人类灵魂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灵魂要么被认为是理性的载体，要不就是理性被认为是灵魂的某种能力，甚至是灵魂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现在都与先验性本身结合起来了，因此在有一段时间内，灵魂不死长期都被视为是很多哲学议题成立的前提。其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康德。

在康德理论中，常见到两种哲学成立的悬设，一个是心灵（灵魂），一个是上帝。他们具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永恒不死——当然说到不死，这个问题我们要做一点区分，如果把不死赋予上帝，且不说上帝无法被不死形容，就是可以，多半也是符合的——只不过在灵魂这个问题上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提问：所谓灵魂的不死，到底是无死，还是不会死。因为永恒的概念也很狡猾，从表面上看，显然他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无始无终（无非就是和宇宙一样寿命），一个是，和人一起诞生，但比人的肉体要长寿，或者就是自那以后开始不死。

很显然如果理解为理性的先验与灵魂是一体的，那么必然得出一些结论，即，你的灵魂并不是你的灵魂，而是这个灵魂在你的肉身中表现为了你，要么就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灵魂和理性一样，即有理性者的差异，就有灵魂者的差异，他们造成了不同人意识的不同，本质上就是理性之领会的差异。外加上一点感觉经验的差别。这其实带来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死的性质，而是出生，灵魂如果是永恒的，就不具有诞生这个前提，如果它只是具有长时间的存在，那么他确实可能会生，也就是出生——或者诞生——假设灵魂是永恒的，那么当一个人具备灵魂时，他就该拥有永恒灵魂所具有的一切理性认知——但不然，这反倒指向了，灵魂自身的能力的空乏和意义的空乏——因为显然，一个人的理性一方面建立在他自己的能力上，另一方面又是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这就意味着灵魂必须要依赖于人肉体的存在而使得自己得到丰盈——那么灵魂就不是永恒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其实是在说当人领会理性时，同时在丰富灵魂，这意味着理性并不等于灵魂，反而是灵魂中最基础的那个东西，但是灵魂却具有了另一重非永恒性——即，在生存意义上，灵魂具有永久的生命，但是在形式上，它却又千差万别。

当然换个角度思考，当灵魂不死，肉体却不完美，那么就说明了灵魂与肉体注定是两个客体，而在现实中被某种力量或者他自己与肉体融合在一起——但因为其终究不死，所以他们始终不是一体的，这也说明了，人在肉体世界的物质现实世界中获得认识，和创造性的理性之得以可能的知识本身，都不存在于灵魂世界——因此灵魂世界的理性反倒是不如现实世界完美——纠察康德本身的理性认识，是无法脱离两个现实的：第一，他的即便是纯粹理性，本身得自对不完善的现实理性的某种反思。第二，当理性需要运行时，无论他多么精确，其思考的内容不能是空的，而就目前看，即便是再激进的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理性脱离这个现实，如果进入纯粹灵魂、心灵或者意识领域——他反而会被他自己禁锢，无法动弹。

这其实还是回到了康德道德律问题——人不完美，但是人以为自己是完美的（我这么说，显然是有问题，当然这对于那些试图证明上帝存在者是有意义，因为他们一方面说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一方面又说，像人类这种这么完美的生物，如果不是上帝创造的，还能是谁呢？众所周知，他们显然不可能是量子态物体），于是一个个体跟他人说自己是完美的——也许这算不上违背道德律，但假设你针对的是那个悬设，比如上帝，你说你没有撒谎——但其实你撒谎了，只不过你没有自我意识到自己撒谎——但你是对上帝说的，你说你没撒谎——在上帝面前，你到底有无撒谎（这其实是在说无论你是否有意无意，你所纠结的是，有意的是你违背道德律，无意的是不违背，但是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无论是否你有意无意，它相信了你，就等于受了骗，这个被骗的后果是真实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道德律本身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他是被理性所强制普遍的，那么至少它对于悬设的至善、上帝这种概念来说不是完善的——因为他们自身的被设定的完美性，导致现实的人永远比那些概念要低——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悬设本就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但显然，人们又把它作为目标——问题不是不能做目标，而是我们把那永远不能做到的事，当成可能做到，必然能做到的理念，规范为了一种哲学价值——而不断被人们相信。回到社会角度去讨论，因为人本身是社会动物，所以道德上的很多善恶行为，本质上是基于人在社会中所处状态而被要求实践的，如果人只是孤立个体的存在，他自身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感，反而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的社会构成是很多哲学问题存在的根本前提——对于道德尤其应该先审视这一层关系。

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得更绝对一点，像上帝这种形式，如果我们假定，它确实如人们所言本身是完美的。那么我们就能分析出这样的结论——完美的存在，它不可能有存在和完美两个概念施加于它身上，其存在与完美将是内生的，也就是说，一旦上帝是上帝，上帝就不再是可以用完美去形容的——因为人们所形容的，永远是外部施加——所谓至善也是一样，一旦至善实现，就没有善，也没有至善。而德福一致，本质上也是种概念，但是幸福本身意味着，德性是功利的，他必须与福捆在一起，德性的实施是为了要得到幸福，如果至善本身意味着善的消亡，那后面那些就成了空谈——康德的理论是非常精密，不过硬是要把德福一致放在一起，本就意味着福是一种德的果报——在这种意义上，到底驱动人行善的那个东西还会纯粹么，道德律就遇到了一个带有功利目的的敌人——很多问题在于钻牛角尖，即大家无法接受原初意义的堕落，因为那可能回到虚无，但如果一切始于虚无，这并不意味着说出虚无就是错的——而是我们需要某种意义上东西，理性悬设至善，上帝，灵魂不死，但，理性本身如果是一种悬设，那么我们现在的思考可能并未真正触摸到理性的脚尖——反而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伪装——也正因为我们假装理性在思考道德问题，才不得不需要悬设一些完美之物——因为理性如果真的是自我清醒的，他必然会认识到某些虚幻的东西是应该澄清的，这样悬设不可能反而是空洞的——结果是悬设某物，本就是一种实用且功利性的行为。

理性人本身并不纯粹，这是必然的，那么何以认为当一个人理性思考时，它必然能稳定地保持理性？人他不是机器——除非我们能指出一个精准的现实问题——即纯粹理性正是缸中之脑才能达到的境界——问题就好理解——现实对于理性，尤其是纯粹理性的设想，本质上是自我矮化为一个缸中之脑——而不是活生生的人——这样抽象反而不是高级的思维形式。

追求理性的精确，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一种，对人这种存在的最高价值的降格——正因如此，灵魂不死，反倒是像一种倒霉的基点。

2026-04-12 17:01:00

之前我们曾分析过一个似乎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从更根本的角度，去首先把一个问题搞清楚——因为目前来说，对一切哲学的爱好者或者研究者而言，他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要面对一座座大山，选择跨越或者不跨越——其结果是影响巨大的，甚至能让一个人找到自身价值，或者干脆堕落。

不妨看看，该如何理解哲学家。

就我们目前很多人所熟悉的，大多数所谓哲学家都是有名有姓，因为历史的因素他们的理论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思维、逻辑、诠释定义——哲学家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时代性，并且我们会发现，很多学术，无论是自然科学学术还是人文学术、社科类学术，他们的对于专业人士的称谓——“家”，都是他们自己评价的，历史上所谓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也基本只有在哲学成为一个学问之后，那些研究哲学的人，就会给他们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冠以家的名号，这就意味着要当“家”，他必须得有自己的理论，并且是具有影响力的。

我之前也曾多次表达过我自己的一种观点——或者一种观察，即现如今流行于世的一切所谓哲学本身并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哲学界把哲学家们的思想体系、研究成果做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叙述，便垄断了对哲学本身的解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很难说哲学本身是什么，于是人们只能从哲学的呈现形式——人的理性智慧的展现，作为哲学的一个最初的释义，但哲学显然不至于那么简单。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依靠思辨的学问，即便是稀里糊涂搞美学、伦理学，也必须要建立起理论的批判与诠释，科学、信息以及心灵哲学等等更细分、更科学化的哲学领域就更不要说了，这必然导致发生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哲学必然专业化。

第二、哲学、宗教不可相提并论。

哲学必然专业化是一种现实科学发展的必然性，因为哲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庞杂的学问，正因为如此，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博杂，却并不能精深——如果我们研究古代哲学，发现像亚里士多德这种百科全书式哲学家也不少，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理论不一定深刻，却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学问领域——这涉及到哲学自身的谱系发展，也和现代学科分类岔不开道，而随着人类发展，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如果哲学不能区分出专业性的研究领域，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做出有价值的成果，而只能看上去博学，这实际上也是哲学意义上某种精神价值观的错误的来源——

“我的理论能解释几乎一切问题”。

根本问题是，因为哲学本身的庞杂性，它必然导致指向哲学的理论本身是一种元初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它能概括一切，但无法说明一切。这也是人们乐于说普遍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和一些人工智能探讨过关于存在论问题的根本解释差异——毫无疑问，没人会怀疑存在论必须得是谈论存在及存在者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者有差异，存在是“普遍”，“根本”的事物的属性，存在论本身是作为特殊的存在者的人类的“此在”对于存在问题的解释，那么必然导致人的存在论与外星人的存在论不同，甚至有许多差异，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概念的精确，但是这种精确，即便是分析哲学也未能保障，根本原因是，如果概念本身是有差异的，你的精确的概念，和我的精确的概念，也当然有差异，结果是，人的存在论，和外星人的存在论必然不同，但人显然不会轻易认可外星人的存在论，是因为当人之为人时，人的存在论最适合于人，而外星人的存在论他要和人相适应，要么是理论的改造，要么是人的改造，要么就是巧合。

这其实说明了，哲学，并不是一种可以一概而论，说出个道道来的东西——所以无论是谁，只要给出自己的有依有据的理论，我们都能说那具有哲学或者哲理性——那么哲学家又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之前都曾说过，无论是物理学家，哲学家他们本身不是真理的发现者，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结合现有的材料，去理解什么是真理，再把那些理论说出来，过去我们给出了一个所谓符合论的真理性研究，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真理不可能被发现，而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给出的理论，本质上都可能是真理的一部分，而不是真理本身——那么哲学家们他们发明出来的各种哲学理论，解释世界，解释本质，解释正义、价值、伦理、理性的理论，本质上都不过是冰山一角——而且前提还得是基于其正确的前提下。

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们不是哲学专业人士，而是在哲学问题上进行了专业性回答的创造性人物。这其实是要求哲学家必然有一种现实特征：

凡是被称为哲学家的人，必然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哲学理念。哪怕他只是提出了一条经典理论。

有了这个说法，无论一个人读了多少哲学书，用现有哲学思想体系解决了多少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他都不会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

大家似乎都对于哲学史中的这个说法感到不足为奇——“某某哲学”，这个说法和史学一样，常见到有这种说法，即“某某的史学”，但我们绝不会因为爱因斯坦的伟大，而说爱因斯坦研究的是“爱因斯坦物理学”，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有普遍性被认可的某些理论基础，但哲学，甚至其中最根本的“哲学”概念，每个人都认为其与其他不同，“某某哲学”的本质，即某某哲学家从哲学本身出发去建立一套理解世界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建立自己的体系，必然要前去重新审视一个经典问题“哲学是什么”。

这我们几乎在每个哲学家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康德会从康德哲学中某些理念的角度出发，解释哲学是什么，海德格尔就从存在论角度去看，萨特就从存在主义去看……

正因如此，哲学家不可能脱离宗教，因为哲学家本身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人，他才有可能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搞哲学——自然科学家也一样，他们首先是一个人，他们的知识体系本身也是得基于社会的教化，也就是说，信不信宗教本身是自由的决断，但是，这就必然导致宗教对一切研究有所影响，在哲学方面，就表现为，神的影子一直在哲学史中发现。

不是无神论不搞哲学，而是哲学研究者中，有影响力的信教者比较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问题——人会绝望，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他们显然意识不到自己研究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哲学的某些部分，甚至他们以为的哲学，所以他们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世界的真实且能完美的回答——那么当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无能为力时，不抬出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反而是疯狂的——因为从一开始，神就被预设为是完美的，人所谓不能理解的，期望神知道回答，反而成了一种解脱。

哲学家，哲学家，说到底是一套对哲学问题解释的存在者的特殊体现，它可以被理解为：米饭和饺子都可以填饱肚子——但是总有人认为，所有人必须吃饺子——哲学家和哲学史的吃饱肚子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吃别的，就不能吃饱——大多数人都陷入了追随权威的问题，但哲学家的权威性并未消除——他让许多人奋其一生，成为门下走狗，而不是推动思想前进一步的标志物。

哲学家，或许反倒是，哲学的拖油瓶——虽然那瓶子里，可能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油品。我们之前曾说到，哲学家的理论无论多么高深，他们都必然会被肤浅化理解，即所谓的被异化，比如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和向死而生两个概念，它显然不是那些营销号理论中的肤浅的表现，否则当人们在说起这些理念时，往往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存在论本身建立在一个个体的高度自我认知的觉醒之上，也就是说，一个诗意栖居的人，必然不能是知道什么是诗意栖居的人，一个向死而生的人，必然是不能知道该如何向死而生的人——因为那一切都是前一个思想家他们的劫后余生的哲学经验，这意味着他们虽然高度抽象，但是只是抽象，而要理解，必然得有下一个人再去经历那个哲学家的经验——但这本身不可言传，不可身教，只能自己去经验和体会，这就造成了两种矛盾：

一个哲学理念的信奉者去实践这个哲学理念，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一种表演式的哲学戏剧，你不是自身再去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你是拿来了现成的方案，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不是你，而是他们。但要是一个人完全在没有哲学信仰的条件下去生活，去感受世界，他可能永远都走不出沉沦的状况。

这就是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断裂——哲学本身不会过时，但哲学家的理念会过时——过时不意味着他错了，而是他的理论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解释需要——哲学家就是弄潮儿，但是潮水终归要退去，于是一群又一群新的哲学家不断涌现——我们能收获什么？大多数科班出身的哲学研究者，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可能再去专门关注最新的思想前沿——结果是，我观察的一个经典现象是——在知乎的某些板块，还依然在争论不休，所谓辩证法与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孰不知，就是马克思理论的本身，他内部，也早已不断发展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辩证法早已认为不合时宜。

我看到某些非哲学行业人士，发表的关于哲学的议论，这让我感到很快慰，其实道理不难，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把哲学神话化了，因为从人的角度看，过去的哲学几乎都是哲学家们在研究，其实这大错特错，哲学家们不是因为是哲学家，才有了哲学思想，而是首先有了思想，才是哲学家，正因如此，许多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学的，是被哲学家思考的哲学史，而不是哲学本身的史，哲学家们自然也就在这种观念中被错误认识为——是多么高深，专精的职业——他就像是锦上添花一般，没有这花，锦就不是好东西么？不然。

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不是谬论，唯一的问题是，思想的深度罢了。

2026-04-11 17:45:00

今年《崩坏·星穹铁道》又要送纪念册了，条件似乎比去年严格了一些，要求有至少 90 个金，不过我没有，索性去年那会开了窍了，从 3.2 版本的时候开始回坑，今年大概是有幸能抢到这个纪念册，我猜可能会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趋势。

崩铁一开始玩了两年左右，后来逐渐弃坑，偶尔玩玩，是因为当时玩《原神》还处在上头阶段，所以崩铁只是打打牙祭，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因为原神几乎快要出完了，玩了六年，尚没有达到那些数值党的零头——别的不说，圣遗物机制实在是坑，任何刷到的双爆圣遗物，百分之七八十都可能得到一个防御力——现在是随缘玩，当然了要是有第二部，也许还能找回最初玩它的那种热乎劲儿。

现在我所期待的是，《星布谷地》。

当然了崩铁社区，尤其是贴吧我常看（主要是内鬼），原神内鬼吧自从爆发散兵事件以及麻辣仙人事件之后，几乎已经成为一坨屎了，现在主要常驻在原神内鬼爆料吧，看内鬼，理论上说还是因为要做抽卡规划。现在贴吧社区很乱，大家似乎都成了数值党，搞 xp 在崩铁行不通了——这锅确实策划得背，毕竟现在要在崩铁那些活动中打满星，实在是太艰难了，相当于是让玩家必须得抽角色——我倒不是那么担心，佛系，玩得好才有意义。

所以，现在抽银狼 sp 绝对是好的决策，我们必须要抽取，不是，我决定要抽。当然没咋花钱，抽取一个完全 0+0 的队伍基本上攒两三个版本足以，欧一些的话，大概一个版本足够，当年二十连三金，饮月君，现在也放在仓库里吃灰，这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判断，就是，基本上周年庆前后这段时间，也就是版本上半的角色抽完即可，下半可以不碰，因为总会淘汰。

社区太喧哗了，不如就干脆，看 xp 得了，如果看数值，焦虑就没得完了。

2026-04-08 18:14:00

在说到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之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科学各自具有的对象域，它们分别由经验科学的两大主要学科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加以研究。我们习惯于并且乐于通过研究历史和自然的科学而去理解历史和自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恰好只是在历史和自然之为科学的专题对象这个限度以内，去了解历史和自然。……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

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

什么，为什么

在诸多人类人文科学领域内进行的最具有争议的研究，往往都集中于对历史的分析和研究领域，在这个场域内，历史学本身一直都是被架在火上烤的一个处境，许多历史研究者根本没有深刻领会到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就直接喊出一句“历史学必须捍卫人的价值¹”。这简直是要把历史变成一种万能药——从 20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角度看，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对历史学产生了什么新的概念和理解，都不应该有这种，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的论调，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这种论调中看出一种人文价值的必然回归——在康德道德律自身概念中存在的价值意识，本质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绝对化预设，但是个体却要为此承担责任——在历史学家这里尤其明显，比如当历史学家说历史学家必须要做的时候，其实他也预设了一种普遍性。

如果转向古典哲学视角，在道德律中，康德预设是，假设所有人不遵守最基本的某些社会行为准则，理性就会自我崩溃，人就会毁灭，问题是人，或者说所有人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概念，在一个道德困境中，比如把问问康德——如果他知道一个犹太人的藏身地，他是否有义务告诉纳粹军官？结论是残酷的——必须告诉——因为无论是沉默也好，拒绝说出也好，本身都是一种言说，在某些场合下，沉默就是承认，拒绝也是一样，因此你必须要面对一个困境，就是，无论你是否选择告诉纳粹军官你知道的一切，你都是不道德的，且无退身之地，结果是，个体因为理性的存在，不得不遵守定言令式，其本质是要求个人必须要为普遍的准则承担责任，而这个普遍的绝对的道德观，却并不需要为个人的毁灭而负责，因为个人的毁灭丝毫无损于普遍准则的价值正当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律，或许可能成为一种人类价值虚无的普遍化借口，比如当你作为士兵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抓住，你必须交代出自己所在部队的真实状况，这在定言令式角度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维护了理性自我保存的价值——你没有撒谎——你站在了更高维度，而现实中，你不但会被指责为汉奸、叛徒，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这就是一种应然和实然的价值矛盾——没错，为了维护道德律，人类全都毁灭，康德都可以接受。

这实际上是说，当理性设定一条道德律界限作为最终的自保手段时，这条命令的绝对化，甚至可能引起理性的矛盾——他自己的矛盾——矛盾本身的存在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从理性必须为保证自己存在而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矛盾反而是一个安全阀——他能让人在理性的矛盾中感到模糊，感到困惑，因此对理性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这样，人们会想方设法使用理性去处理关于理性的任何问题，唯独不会，或者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理性本身——因为即便是怀疑，本身也是理性，而在这里理性本身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作为对象的客体。这在历史方面的体现，也时常令人感到唏嘘，它显然体现在当代历史学家派系的发展之中的，当代历史学家在批判兰克史学的缺点问题上，那是火力全开，十分威猛，但是任何一个宣称对历史主义造成打击的现当代历史学家，都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贯穿历史的人类价值判断——根本原因是，拆房子要比造房子简单多了，费弗尔提出的所谓捍卫人的价值，显然是一种空话，或者说正确的废话，但是，要是认真研究的话，却又可能要分出许多流派，试想一下，难道说在历史中，人的正义、道德、自由、财产等诸多方面的话题不是一个贯穿性话题么？但是自古以来这些概念都是不同的，今天的概念有它的历史意义，但是很显然是基于今天的社会共识，这种概念的历时性，倒不如说是一种家族相似性概念的不断传承——事实上很多看似历史中具有公共价值观，或不变价值理念的某些判断标准，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如果只是盯着他们的名字一模一样，就认为他们具有历史性价值共同性，那么显然是上当了。

就如同人研究神学，把上帝塑造成人的模样，狗要是有宗教，狗神必然也是狗一样，历史研究中，当我们提出人的价值概念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意义，即人的价值，然而就这个人的价值问题，自古以来也是有不同判断的，我们只能认为他的含义，也相当于是一种语言游戏，其传承，并不具有内部一致性，只是看上去始终都像而已，因为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到费弗尔的人的价值去看，我们始终都在做人的研究——如果让狗有能力研究历史——那么历史学将成为捍卫狗的价值。归根到底，诶，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有把历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部分区分开来，当一个历史学家身兼两个职位，他必然会做出道德上越轨的评价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本来应该是由政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文化研究者、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专业分科的人专业人士去做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被历史学家接管了。

理论上历史研究中最重视的东西，不是什么找到什么规律，不是什么发现什么价值，而是要首先如实书写，一切对人物的评价，经验的总结，规律的审判，都建立在事实清晰明确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如果事实不清，也就是历史客观性不够，我们不但会对不起历史人物，还会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产生不可设想的谬想，这意味着，如果不重视客观性，就没有必要谈所谓价值，因为虚构的价值不值得去守护——让我们化身康德来看，历史学家明知道自己要叙述和评价的内容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依然要下笔，下口，下手去评判，和叙述他们，本质上就是在撒谎，这是一种清醒的对道德律的背叛——这也是那些批判兰克史学的当代历史学家们最容易犯的理论认知错误，历史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把一切问题都置身于历史阶段中去理解，而忽视了可能具有贯穿性，历时性的对我们有意义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主义的否定是一个全盘否定，也就是说，仔细看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原叙述，事实上他正是一个彻底的合理化解说——但是到了历史学家身上，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无论在做任何评价性叙述之前，都必须要明确自己掌握的资料是足够支撑起客观性的——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连如实直书都做不到，那他不如直接说自己在写历史小说好了。

理论上，人类历史的进步本身并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推演出来的预测性的现实必然，而是一种回溯性的价值必然——无论怎么看，人类的历史总是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加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突破造成的，与历史是否必然发展毫无关系，根本原因是，物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熵增的世界，那么在人类知识系统中，随着人类对社会的不断探索的发展，本身就会丰富人类认识世界的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分析，当然能够让人们的理智不断发展，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说进步，这是后话，发展却又有往好的和坏的方面发展，如果我们只说进步，往往以为其价值的伦理预判，会导致我们忽视和边缘化历史中一些显然的倒退和悲剧性的发展结局——比如无数次大屠杀，毫无疑问，屠杀的工具和方法升级了，但是屠杀的行为，屠杀的人口数量导致屠杀的性质在不断恶化——如坚称这是一种进步的结果，那么，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就遇到了危机²。

于是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寻找到尽量客观的历史材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很多都是一手材料，这不能否认，和西方相比，之所以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的书写的连贯性，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代以来重视的是历史的书写，而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书写带来的效果是巨大的——孟子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本质上透露了史书的教化性质，因此中国历代史书，多半是官修的，在这基础上并不是中国历史传承不间断，而是中国历史的书写不间断——对比西方，这里的不同是，西方人并不注重官方历史的书写，所以无论从古希腊时代还是今天，都很少听说有官修的史书——在这个前提下，西方留下了大量文献档案史料，这是现在人们研究西方历史的根本材料基础——这就导致人们错误认为，西方人不重视历史——不是不重视文献档案的书写和记录，而是不重视官修史书或者历史书写的连续性——所以看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跨度千余年已经是非常大的鸿篇巨制了，还是私人修撰的，而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时间跨度不过 20 年，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哲学，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始终，或者说主流都是集中在民间，即便是在中世纪，很多时候也一样，而中国的史学、哲学至少在汉代以后，已经成了一种官方的学术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他的传承中，自然带着大量的社会控制需要——所以，不是中国没有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不思辨，而是某种意义上，主流的意识形态被控制在了少数人的手里，如果那些东西足够维持他们的利益，即便民间有差异化的思想发展，也不会引起受众的兴趣——哲学，历史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大家，而是受众和读者。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深刻认识到事情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流程，所以很多人往往乐于谈论本质，我在这里往往也喜欢用本质来表达某些问题的实质，但是从不同的视角看，本质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当我们从康德的定言令式角度甚至历史学家的工作，最终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学家都是道德破产者，都是骗子。其逻辑是这样的：

没有人反对历史研究中需要使用到原始材料，无论是档案、文献、实物等等，这些史料再原始，也无法让历史完全复原，因此历史学家是知道某些历史片段是无法被书写出来的——不是不能，而是无法，因为历史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于是当一个历史学家要书写某段历史时，哪怕只有一年的时间跨度，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很多内容是需要合理虚构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书写连续的历史内容时，是知道自己撒了谎，或者虚构了内容的，定言令式本身是绝对化的，这意味着，哪怕有着合理理由，历史学家只要写出了著作——就都是不道德的。

我看到很多历史著作，往往还有一种对资料运用的不恰当，比如在某本叫做《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著作中，我看到了一条历史研究中常犯的错误论证方法，在绪论中，作者黄博引用了一首宋人文同的诗：

国初已来治蜀者， 处置尽自乖崖公。 当时奏使便宜敕， 不与天下州府同。

作者在注释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在《永乐大典》中被收录在了另一个叫做强至的人名下，作者在论述这个人不是这首诗的作者并指出《永乐大典》错了时，采用了两个根据：

1、强至是杭州人。

2、强至没有为官四川的经历。

这个论证的结论，未必是错的，但是如果仅仅是采用这两点来作为论据，这个论述的结论显然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无论如何现实中的情况复杂多了，我们完全可以反驳这两个论点，首先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籍贯，并不妨碍他去过四川。第二，就是强至这个人即便没去过四川当官，本身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去过四川，因为去四川和去四川当官，本身就不是一个概念——更何况，即便他这两点说得通，最根本的是，那他的亲戚朋友家人，谁能说没有一个与四川有关？

这就是论证的薄弱性，导致这个注释的说法其实并不能完全说服一些专业的读者。这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所谓的本质都是从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出发的，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出发，历史的本质是经济的，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历史的本质是文化的，历史研究也一样，它是经济的活动，文化的活动……本质，甚至都不是它自己。在这个角度看，一切关于过去的记载都具有建构性，因此我们从古至今以来，便不得不与一个概念纠缠——即所谓求真，与实事求是。而这个问题却与我这系列文章要讨论的几个主题，有着密切联系——至少，如果我们不仅仅渴望于历史的作用是教化和使人放弃本真时，这几个问题就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我们把本质从事物中剔除掉，我们会发现，事物实际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无论是经济、文化乃至于历史本身，都具有建构性，也就是说，谈论本质，追求根底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最终只能收获关于他们自己的不断毁灭的失败——本质主义其实是反本质的，在本质主义中，根本不需要本质，因为一切本质都是附加物，而不是本质——但是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根本原因是，只有这些东西作为本质，才能说服大众——劝化众生——也就是说，包括这篇文章中一切从存在视角谈论的本质，都是一种价值同化的规训——即便是一个原子，我们也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本质，原因是，物质无限可分，最终他们是什么构成，谁也不能清楚知道，我们今天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在可见、可观、经验世界中一种尽量趋近于事实的认知建构——这就是我们说的，对历史规律性的判断的失败，尤其是针对那些批判历史主义的现当代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就像那些审视历史甚至审视哲学的高纬度认知者，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提出有效的建构，以弥补对于历史主义批判的后遗症——因为一旦他们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他们也必须要承受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的观点本身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具有长时段，甚至普遍的人类关怀——他们可以批判历史主义，但这个就像个循环一样，这种批评的最终结果是，他们自己正成为历史主义的最佳实践材料——这就是现实意义上最好的，存在论体现。

这样，历史哲学的研究必然陷入到海德格尔式的矛盾——人只能在历史之中谈论和批判历史，这样一来，相对主义就是必然的，因为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盖棺定论的正确性之后，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历史尚未终结，便一切都有可能，而过去发生过的思想，到底是否准确，显然就不可能达成共识——除非他显然地有问题。

基于上述一些状况，我认为现在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可能在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方面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可能性，但未必会创造一个新的形而上的历时性价值观念，为此，如果有人想要寻找到任何一个回答——请看海德格尔的这句话：

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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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04 17:27:00

我认为大多数哲学研究者，以及入门哲学的爱好者们，几乎都绕不过去一个门槛，就是他们要么自己想方设法找到哲学的本质，要么就是通过大学科班出身的经历，学习他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在吸收他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发明、发现了哲学的真意。

哲学一开始就是从西方开始的——在语言概念上的对哲学的定义，自然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在回答黑格尔那种高高在上西方中心主义的轻蔑式说法——中国（东方）没有哲学时，我们必须要说，这种言论并不能显示出黑格尔对西方之外的哲学思想的洞察力，反而凸显了其自身对于哲学之本质的价值判断的失误。关于黑格尔的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只要我们想一个问题，回答自然就水落石出——请问，是先有了空气，还是先有了空气的概念，定义？

如有人执拗地说，是先有了什么是空气的哲学、物理、化学分析，再有了空气，那么这个人似乎就不能有效地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了——对于哲学问题也一样，其实我们可以以更具象的哲学学科概念去解释，古代哲学和物理学是一起的，也就是说，物理学也是哲学，难道我们今天把物理学从哲学里分出来了，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古代社会，能说那时候就有了物理学，或者没有么？更现实一些说，美学，这个说法本质上也是近代以来被提出来的概念，难道说就因为美学概念，在近代才被系统化，古代就没有美学？如此一来古人就不知美丑，何来艺术？

因此回答必然是否定的，黑格尔的说法只能骗骗西方人，但骗不住真正的爱好者。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说过，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谈论的概念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对哲学的定义掌握在西方人手里，所以西方人以自己的标准筛选哪些是哲学，哪些不是哲学，这还不简单吗？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是现如今的哲学是屎。第二是，一切被纳入哲学史的哲学都是哲学家的哲学。这个问题在黑格尔这个论断，包括他对于中国历史循环的论断，也是一样的，黑格尔本人是哲学家——或所谓哲学家，那么对于历史的理解，自然有他的关于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的理解，如果黑格尔从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解的视角出发去看中国历史，那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答案。

让我们首先从上帝是否存在角度出发去做一个论证：我们之前多次对上帝是否存在做出过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证明，其实我们并不能证明，而只能推理，哲学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逻辑的、理智的、怀疑地看待问题，那么让我分析到了一个哲学概念定义带来的衍生问题，是对于那些基于从反证视角出发的论点：

人们可能对于上帝是什么，感到无能为力，它的存在论基础实在无法推导出神的不可破灭的完美存在，于是有人想到了一个法子，就是去想办法说上帝不是什么，上帝不是什么，本质上是在杜绝以“是”这个唯独，去为存在做定义，这样当我们说上帝不是桌子，不是椅子，不是人时，我们就在不断地趋近于排除哪些上帝不可能是的东西，而接近上帝作为神的意境，但是这里其实深埋了一个地雷，就是它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即没有可能性。试想，如果一定是要说上帝是完美的，那么你必然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并不出于必须，但是一定要有那个能力，也就是说，神，上帝，他不是非得是桌子，是椅子，是人，乃至是茶杯，但是因为其完美，这些可能性必须存在，上帝不是桌子，但必须能是一个桌子，上帝不是椅子，但必须能是一个椅子，上帝也不是人，但上帝必须能是一个人（尽管耶稣已经实现了这个结论） ——如果我们从反证角度去作为一种论证证明上帝，那么，反证，反而证明，上帝不具有完美性，这必然导致两个结论——就是本体论上的上帝的消失，完美的，神的灭失——于是只有两种可能，上帝存在而不完美，上帝完美而不存在。

但显然，上帝存在而不完美，实在是违背了神的设定，即也不现实。根本原因是，人无法真正意义上去赞美不完美的神——因为那样，上帝就又变成了古希腊时代的诸神的形态，传教本身就变成了可笑的文明自负。我之所以说哲学是一堆屎，我们前一篇文章也说到了，一个人一旦信仰神，就是背叛了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相信的本质上不是神本身——而是被那些之前的传教士，信教者自身理解过了的基于他们自身认知价值理念的新的对于神的诠释——我们相信的不是神，而是概念的意象。在这个角度看——我都觉得荒谬，你信的神不是你的神，而是你的神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源，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着哲学的错乱，但是不知道哲学是什么，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之所以要说那么多上帝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哲学的是与非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建构的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几乎所有哲学家他的论断都是出于他个人的，但是他们做哲学问题分析，都必须要采取一个立场，就是他们必须得说，他们从普遍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一个哲学家必然会说，从普遍理性的角度，或者说从普遍的观点出发等等，但这本身不就是一个错误吗？他们试图在他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把普遍的、大众的立场替换到自己身上，然后再去思考这种普遍理性的可能性，就是对个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他心问题，对个体与普遍之间，怎么可能处理得好他心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所谓康德的那种道德律。他所预设的那种如果人们不服从某种规范，比如都说谎，这个社会就会乱的这种设想，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或者说不靠谱的？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种预设都是带有伦理先导的，那么必然迎来的问题有两个：既然哲学家们可以从普遍理性角度，或者公共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理性具有同一性，那么这个同一性是谁的同一性，是康德的、胡塞尔的、黑格尔的，还是所有人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基于我们前述的理论前提，即如果说哲学家们连一个他者的理性与自己相同与否都不可能知道，如何可能知道更普遍的人们的理性必然趋于一致，因为从逻辑上看，人类的普遍理性正因为要具有普遍性，那就必须要具有一个前提才能有普遍的意义，这就是必须要调查、知道研究大众的理性基础下限在哪里？普遍性之所以是普遍性，是因为他能够被大众普遍认知和理解，或者普遍具有，如果巧的是，对于是否说谎的普遍认知是，一半的人认为可以，一半的人认为不可以，那么是否可以说普遍理性打架了？其次，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伦理的应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收束，他必须要预设某些概率性发生的事会百分百发生，因此要掐断其即便是不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康德的道德担保，必然是这样的——假设某些事为多数人所知、所做会导致社会发生问题，那么就一定要将其掐灭——这会带来什么问题：第一是，它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道德价值的稳定性。第二是，道德价值的稳定，必然带来道德保守主义——道德保守主义是康德式道德哲学的必然止境或者说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影响。

人是在自身理性范畴内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也就是说，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们必然说纯粹理性是可以更加抽象化的，更加具有某种人类的理性同一可能性，但我们也说了，他只能以他自己的理性来说服自己，康德纯粹只有康德才纯粹——理性本身不能脱离现实，人的一切思想，理性的思考都是建立在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在自由社会，人的理性会思考如何维护这层自由秩序，在专制社会，人的理性会教导人如何思考在这个环境中保护自我，或者家人，理性受制于现存秩序的引导，结果就是，当所谓的理性为自身立法，创造出所谓道德律的时候，其实就是它在把它自己认为当前的善的秩序的结果映射到一种思维模式中，去告诉理性，这就是他该维护的秩序，于是在康德体系中，必须要有上帝作为最终担保，尽管康德已经是极少将其塞入哲学体系中——那其实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中，要么不存在道德律，因为没有上帝担保，要么道德律不以上帝为担保，为此，不同信仰社会的道德律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就必然导出一个更可能的结论——正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人，实际上人完全可以作为自身理性与自身道德的最终担保——甚至在一个体系内，不同群体都可以创建自己的道德律，因为秩序不仅仅只存在于社会本身——也就是说，如果康德认为世界秩序，人类理性秩序本身也必须同一，那么康德就是成立的，简单说来，康德理性是暴力的，霸权的，纯粹的理性的秩序的道德立法——道德律，因此是霸权主义的。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是无法真正做到对现实社会的规范，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到其实不是我们的意识到，而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意识，它不是一种不被意识到的意识，换言之，理性之所以要给自己立法，就是因为它看到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本身是理性对观察到的社会多元性的抽象总结——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道德律所规范的本身是我们无意识去做的事，我们反而受到了道德律的束缚——哲学就是这么绕，所以，他才臭不可闻。但我们说到了问题，我们似乎也不难理解，那些哲学家之所以会坚持在他自己对某些普遍问题的理解上必须深度研究，必须要置喙，根本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哲学就立马瓦解了——他一旦离开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哲学，或纯粹的人文的哲学，其价值就不再系统化了，人人都可以是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就不再是哲学家了，而仅仅是思想家罢了——其实，我不认为这个结论多么可怕，只是他导向了一种虚无，所以，那些哲学家可能无法接受，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为了让哲学继续存在，不得不在某些具有误导或者存在差池的领域深入发展自己的思想，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尝试不会在某个主题上与真理达成某种高度契合——或者说接近了真理，于是他们便一再尝试。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根本问题，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可能仅仅是一种我是谁，或者作为人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变种，它实际上会让答案封闭化，因为显然一个个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法正确到抹杀其他个体对此问题的回答，于是人们不会得到标准的关于普遍的人是什么的回答，而只能得到不完美的关于个体作为人是什么的回答——任何一个哲学家对于哲学问题的解答，无论有多少人认可它，本质上都是一个个体的回答。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来说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想我们可以用王学的观点回答这个问题——一切日用生活，都是修道。都是致良知的过程。哲学，他可以是一套按照现有哲学发展体系一路发展下来的思想史中的理论状况，但这一切显然不是哲学本身。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学习哲学，就好像你在吃苹果，你可以说你在吃水果，但是你不能说，你在吃香蕉，因为你吃的是苹果，苹果是水果，而水果不是苹果。这就是白马非马的学问。

爱智慧是哲学，但哲学不仅仅是爱智慧。

而且，真正的哲学显然要比现有哲学大得多。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大家都知道对着世界上的某些概念下定义是我们人为地使得人类之间思想交流清晰化的基本程序，甚至你发现，理性思考本身也必须要依赖于对某些概念的先定义，也就是说理性一旦开始思考被定性了的概念的关系性问题，理性就不在纯粹了，因为理性依赖于语言进行思考，于是——定义决定了人类思想的基础，那么任何一个提问哲学是什么的人——他就首先得理解：

哲学不可被定义，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说出——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不可说的东西。一旦我们说哲学，我们说哲学是什么，我们就是在规范哲学的范畴，我们就局限了自身的理性边界只能在这个范畴内思考那些哪怕看上去非常抽象的问题——只要他们是在你的定义范畴内，他就是哲学——于是哲学是什么只能你自己去回答。

抱歉，这文章没有一个终极回答。

2026-04-02 22:56:00

我不知道一个刚接触哲学的人是否有这种感觉——哲学最开始的地方，当然是对与世界的本质的分析研究，但是在这里，却往往有一个东西，一直都贯穿着这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古时期哲学的地基价值——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他就是所谓的神——无论是在古希腊的神祇们，还是奥古斯丁那个美好世界中的上帝，在哲学史中，他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学的是中国哲学史，似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感觉——不过中国哲学史中，却又有一种更人道主义化的替代性产物——即所谓的天、道。

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西方哲学始终不能抛弃上帝的重要原因的分析——即便是尼采之后，上帝依然在哲学中留有魂灵——这感觉，彷如吃屎吃到稀汤寡水——实在是填不饱肚子——还积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为什么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基本上都不靠谱，并且我们必须要让上帝再死一次，本质上是要让大家充分意识到，这个所谓的神，并不值得进入人类思想领域，占领道德和理性的高地。

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假设，上帝是一种二元状态的上帝：要么上帝是不完美的，要么上帝是完美的。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就会遇到更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神可能存在，但是因为其自身的不完美特征，导致其无法和所有人见面，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人们通过不断地对外对所有不信教和异端传播“正确”的信仰，才能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或者说，这个不完美的神，必然得需要大量的信众去信仰他，他才可以得到完美——这就可以解释为，神本身不完美，而必然得依靠人，神才可以完美——这样，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得不到保障（没有终极背书）的，因为神为了让自己进化为完美的存在，必然要亲自干涉，这样就像成了悖论，因为其不完美，他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才能完美，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可能做到真正干涉到世界上的一切——我们之前说到了神的完美，我们论证了神不可能再完美之下被认识和相信。

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有某种现实的实用性需求，而是必须要让其作为一种理性之终极保障——这是康德以及部分欧陆哲学家们在为自己的理论做最终诠释时必须要做出的预设，比如理性本身，或者理性为自己立法的行为，又或者身为此在是被「何人」或「何神」抛入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即便如康德这种脑子非常好的人物，他们的理性思维也必须要找到一个终点，否则他可能永远都会困在理性以及伦理因为什么而成立的问题中出不来——事实上所谓的找一个终极保障，本质上是在给自己寻找意义的过程——存在论在我看来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此在的在世存在理解为被抛——这个过程或许是无误的，任何一个人他来到世界都不是基于他的本意——因此我们会产生一种认知，即认为当我们说不到，找不到思想的终极保障时，我们只能把上帝搬出来了，因为在某些话题中上帝是完美的，自然而然，完美的上帝，神，当然必须一定得是理性、道德、存在、现象、物自体等等之类的最高保障。

然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只要真正动脑子的人都不难看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归根到底人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必然也得认识到，我们的理性也不完美，那就意味着无论康德如何做批判，如何做立法，把道德律说得头头是道，他都不可能做到诠释清晰理性为何物，因为这是自我论证——人类正通过理性来证明理性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这多么荒诞。无论是分析哲学也好，欧陆哲学也罢，正因为不完美这个原因，导致无论是谁的理论，都不能解释清楚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正因为康德、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的理论至少留有一个以上的问题，人们才承认他的理论是哲学理论——在哲学界，如果出现了一个完美解决了哲学问题的理论——反而因为其过于完美（因其不现实），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而被哲学界驱逐——这就意味着，一切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哲学思想，都必须要面对不断提出来的新的社会的挑战——而一个哲学家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精力也有限，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如果不给自己的理论找到上帝这个终极担保，他们可能一生一世都得消耗在某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而都赶去自挂东南枝了。

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终极保证，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而如此这个问题的变态，其实是对于意义的启示的某种探索的望而却步——康德之前的人不明白，康德之后的人或许能明白一二——进化论（演化论）一出来，人类的存在就不再神秘了，也就是说，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变化的巧合的结果——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费米悖论问题，我们提出了终极回答，人类事实上是毫无意义地存在于世，人，个体的人是不得已的存在的，更早期的人类祖先何尝不是，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之于人，本身除了存在毫无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知道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要认识到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产物，我们之前也谈到了一个关键的介入点，就是所谓自然法的问题，在自然法的成立条件中，我们会谈到人的普遍理性，这个普遍理性因为涉及到了普遍，他就必然是常人的产物——普遍理性本质上就是一种常人的理性——他的普遍并不是因为这种理性对所有人都适用，而是说它是一种普遍大众都具有的基础的理性的保证，但是这个东西却又不得不令人产生一种疑惑，就是这个普遍是绝对多数的普遍，还是大多数的普遍？

因为如果越是限制范围，这个普遍理性的范畴就越缩小，也就是说，如普遍理性说的是所有人的普遍理性，那就不得不承认有大量的智力受损者甚至毫无理性，于是普遍理性的下限就没了，他这是陷自身于不义，所以普遍理当是多数理性人的理性，这必须要预设人是理性的，但这显然不能证明——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普遍理性自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社会，或者不同的人种之间，可能因为理性的程度、智力水平等因素，造成普遍理性本身的高低不稳，这就是说，即便是当我们说到了自然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自然法与自然法也不同——如果某个社会的普遍理性认为杀人可行，另一个则说不，难不成说那个只有不杀人才是真正的普遍理性？这不对了，因为这已经是让伦理先行了，但是伦理问题却又不得不建立在普遍理性的价值基础上——道德律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在道德律的保证下，人类社会不会崩溃，人类社会不会成为所谓的恶行世界或者「地狱」。这实际上意味着，如过我们从存在论或者海德格尔视角去看，所谓普遍理性本身是需要此在“本真觉醒”逃离的常人状态——当然不逃离也不影响什么——普遍理性与道德之间是存在着某种互相关联的理论前提的，这也表明，我们不可能，真正以其中之一去诠释另一种价值。

那么神自然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终极担保，我们之前说到了神的问题，他看上去像是理性与道德的担保，但是这种担保毫无意义，只是一种借口，根本原因是我们无法证明，而只能猜——问题就出在这里，想想看，为什么当康德谈到道德、理性问题时，显得极其深刻，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极端表现，但是当这个理性要为自己找一个担保时，他却选择了一种无法被理性证明的“神”之存在去作为他一切思想的终极担保——后来的哲学家们也有样学样，自己伪装成高度理性的思想家，结果当谈到高潮时，「啊」得一声，把脸交给了一个玄幻的意象——哲学的粪臭味，由此开始慢慢发生和蔓延开来。更不用说，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神长期在哲学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要不是出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恐怕德国的哲学得称为宗教化的哲学也差不多，在神之上的理性，也不过是为了证明神之实有——就像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一样，他们固然也是科学家，却依然不得不在神的“视线”内部去思考理性。

当然我之所以认为要从宗教或者有神论的精神世界中走脱出来，是因为我实在觉得学习西方哲学，就像是在一堆粪里面找米粒，太难了——然而我还是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为什么我本人不能相信一个所谓的上帝——我多次谈到我的无神论信仰，或者说无宗教信仰，根本原因是我似乎也深刻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理解什么是神——传教活动本身是对上帝的背叛——即便上帝叫信徒传教去——不如说，传播过程本身是一种背叛过程。

我们之前谈到过一个根本的翻译问题，这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当你把一个原始语言翻译成另一个语言时，你的工作必然是对原始意图的背叛，无论你多么信达雅——那么当你传播基督教观点意图使人信教时，你做得到的其实不是传播信仰，而是在给宗教组织拉人——因为这些信仰一旦被传播，必须要经过传播人的言说，为了适应不同的人的理解能力，他们的传播手段是不同的，一旦如此，信仰本身的内容，都会产生信息损耗或者熵增——我们说信息，其实当信息被装入载体时，他就已经发生变异了，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发生在接收者的理解过程中——这意味着每一次传教士去传播信仰，都意味着他们都在重新定义神、上帝，以及宗教本身——传播即诠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比如利玛窦的传教方式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当你信仰宗教，信仰上帝的时候，你就已经背叛了上帝（尽管我认为他不存在） 。因为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确认，每一个信教者都不是天然而然的信徒，要么是经人介绍，要么是自己读了宗教经典，而产生了某种信仰，这些资料，这些人本身，他们都是一种带有使命却又自己受常人影响的常人的本身——信教本身就是一种无感的沉沦——这问题几乎已经没有再陈述的必要。

我在那一篇说不再谈宗教的文章中，承诺不再谈这个问题，这几次已经破戒了，不过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他和哲学的强绑定——为此，我们不得不请上帝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