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27 00:28:00
不要搞混故事与现实——前言
我正坐在火车上。天色渐渐暗下去了，不过变暗的速度比我习惯中慢一些，我因此知道车在一直往西边开。但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坐我右边的人攥着手机，头歪着睡着了，还算安静，后面两排倒是还有个睡觉的人，鼾声如雷，整个车厢都能听见。再右边的人在低头看书，封面印着什么“维修手册”。前面的一家三口在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声音外放着，不过不算吵闹。我没心思再看其他人了。我靠着椅背坐着，望着远山和河流不停从我面前划走；远处的一群工厂有着清一色的红色屋顶，这唤起我上一次途经此处的记忆，也是坐在火车上，不过是清晨，而车一直在往东开，天色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变亮。那天我在车上忙活了很久，先是从箱子里翻找出录取通知书，又是接快递电话，又是接房东电话；快下车的时候，我正在笔记本上抄一首短诗，还没抄完，听见旁边人的惊呼“永定河”，我抬起头来，看见外面正午的阳照耀下一片深蓝宽大的水域，火车用了几秒就飞快地驶过了，但在那几秒里，蔚蓝的水却好像没有尽头，我也被这水深深吸引住了，觉得太美，甚至忘了掏出手机拍张照，作为第一次进京的纪念。很快车上广播就说到站，我就收起了东西，准备下车。车窗外的景色让我想起了那天，我从书包深处翻出抄诗的那本子，找到了对应的页，只见没抄完的最后一句是：“如今我们深夜饮酒……”后面空了两行。我有些悲哀地往上看了看，看到我抄下的前几行，什么梦、爱情、旅行。我于是就着外面昏暗的天色，取出笔，径直补上了最后两句，“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我感到些一语成谶的同时，又看到天边最后的光线都在淡去；我想，我是非得记下些什么不可了。
但我该从哪里记起？我已经谈到了上一次坐在火车上——就好像时光和这趟火车都能倒转，我能重回一个日光灿烂的午后，坐在驶向北京的火车上。陌生的蔚蓝的永定河让我精神振奋；下车后我坐上地铁一路往北去学校报到，校门大得出奇，我茫然地走了很久，才顺着人流找到新生入口处，又茫然地跟随人群走了很久，才见到操场。太阳照得我都要睁不开眼睛了，我抬头看了半天，才找见一面紫色的大旗，上面写着我应当属于的学院。我挤了过去，朝桌前的志愿者拿出录取通知书，自报姓名。
“公路系新生？去旁边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备注：这里的开局太像《初恋》了，我不好说）
我登记后领了自己的学生证，从此便可以随意出入这校园了。办了些基本的手续后，我出了学校，打车到了租房的地方；房东今日不在，但提早通知了我另一位舍友我会到。我按房东给的门牌号敲了门，开门的是个男生，个子比我高不少，头发比我略长些，很文雅的样子。他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说这里本来是一室一厅，但客厅被改成了另一间卧室，就是我的房间。我放下行李，和他攀谈起来。
他问我怎么也出来租房而不去住宿舍。
“我是普博，学校不给分宿舍。”我说，于是顺带介绍了自己的背景，说我本科毕业后在桥梁施工单位工作了三年才想着申请博士，运气好申到了最好的学校。我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
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直博，出来住是因为稍微有一点洁癖，难以忍受不爱洗澡的舍友的卫生状况。他叫裘真，小我几岁，但本科就在这学校读，现在也已经博士二年级，论资历算是我的学长。开学前这几天，我常常要去参加一些新生培训课，大部分比较无聊，他便给出了不少逃课的建议，还带着我游览校园，品尝各个食堂；他还带我去了一间酒吧，离学校不远，晚上卖酒和各种披萨。但我工作这几年有不少和领导喝酒的经验，没几下就把他喝倒了下去。我扶他回了住处，听他讲话讲半个晚上，主要是本科学不会某些课、追不到女生和申博士时被老师放鸽子的事情，快凌晨才诱骗他睡下。我听他说着这些上大学时才会有的烦恼，觉得自己重新感受到了些久违的少年心气，也愈发盼望重返校园的生活。等他第二天中午醒来，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备注：我把程真的名字改成“求真”了，这是不是一种讽刺，我不好说我擦）
几天过去后便是开学典礼，我特意穿了从不久前订做的西装，提前很久到了典礼会场。校长的致辞让我深受感触，比如“愿从事学术研究的批判精神伴随你一生”，再比如“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去寻求真相”；我甚至尚未见过上课的教室与我将跟随的导师，听了这几句话却好像已然觉得自己肩上担起了重任；这些话都是我在懵懵懂懂的本科与左右逢源的职场生涯中没听过的。典礼在全校新生合唱《歌唱祖国》中结束，当时我看向主席台上几位领唱的同学，突然发现裘真也在其中。晚上回到住处后我问起他此事，用满是惊喜与羡慕的语气问他为何有此殊荣。
他倒是显得很平静。“我是合唱团的，学校的大型活动合唱团都会出节目，或者像今天这样安排一些同学来帮忙。”
我更惊喜了，连忙说自己本科也在校合唱团，但并没有这样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大型活动中也有演出机会，不过一般都是在角落，开场时唱一遍国歌和校歌。这么多天，我们虽已熟悉了不少，但终于找到了我们过往的共同点，有了产生共鸣的话题；我们不断讲起自己与合唱的事，说得最多的就是排过哪些歌。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红色歌曲我们都烂熟于心，聊得高兴了还能当场一起唱几句；他唱男高音而我恰巧是男低音，我们很快就能对上美妙的和声。聊到最后，他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开学后去合唱团面试。那晚他早早睡了，而我却激动得难以入眠。我其实之前很喜欢合唱，本科的时候还常常和合唱团的同学约着去KTV玩，也和会弹吉他的朋友在黄昏的操场上约着唱歌，时不时有各种同学被我们的歌声吸引来，最后演变成聚众合唱；但毕业后仅有的唱歌经验都是在KTV陪甲方了。我隐隐觉得一种崭新的、理想化的生活简直近在咫尺，我已经迫不及待。
合唱团的面试是开学后第二周，报名人很多，都在走廊里候场。我排了很久队，进去后唱了一首《鸿雁》，到那句“心中是北方家乡”，突然有些伤感。来北京已月余，我却一天都没想过我那更北、更西的家乡，好像与这里融入得过快，甚至忘记了我长大的那片草原，还有过去几年中睡在工地上看着立交桥在旷野上拔地而起的夏天。我唱完后出去，裘真正在维持候场秩序，赶忙过来问我怎样。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哎，唱着唱着突然想家了。”
因着这句话，晚上我与裘真又聊了许多。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他从江南来，从小到大当惯了天才神童，各种数学比赛都拿奖牌，保送进了这学校，却直到上大学前都不知还有北京这样的飞沙狂风和冷进骨髓的冬夜。我说我们那里风更大，冬天也更冷；说我小时候住在镇子和村庄的交界，可尚未对马背上的童年产生什么记忆，就因父母工作调动搬到了城里，自此便是小镇做题家百无聊赖的前半生。“可最后不还是殊途同归？”裘真这样安慰我。迄今我都觉得那是个奇妙的夜晚，我们在出租屋里碰杯，怀揣着坦诚相待的决心般将自己的过去尽数倾诉，然后低低地重复着我白天的唱词：“酒喝干，再斟满。”第二天醒来，我头昏脑胀地打开手机，看到合唱团的录取短信。
那个周末有两件大事，一是我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导师。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老教授兼工程师，可说起自己做过的项目却又兴奋得像个小孩，北京现今的重要立交桥至少一半他都参与了设计，可如今城市建设日趋饱和，他也只能谈谈过去的辉煌战绩，却也不知今后将走向何处。我说更荒僻的地方交通基建还很欠缺……可我没说的是北京的大多数工程师又哪里会在乎呢。导师给我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西直门立交桥看一看，说那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他发下这任务的第二天我就乘地铁到了西直门站，然后站在看着如此庞大的立交桥与周围的高楼感到一阵恍惚；面对着这样一座立交桥，我完全不敢想象它能出现在我家乡的市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宽阔无比，火车站在一边，护城河在另一边；夕阳映照下，我觉得这桥就仿佛能通往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合唱团第一次排练。我小心地、不引人注目地走进排练厅时，男低音声部却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说着“这就是那个唱鸿雁的”，有人跳下来拉我的手与我勾肩搭背，他们边自我介绍边说我面试那天唱得好；我又转过头去，男高音声部那边裘真冲我挤眉弄眼，女高音声部的几个漂亮女生咯咯笑着。除去例行的自我介绍环节，指挥带大家合排了一遍校歌与《歌唱祖国》作为欢迎新团员的仪式；在久违的动听歌声中，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同学们的热情与面对音乐的诚挚就如这四面八方而来的和声一般裹挟着我，让我深陷其中，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来北京前我只说要在这里多学点知识带回我家乡，可真面对这城市的繁华与学校的热情我又犹豫了；面对着这一切谁会忍心离去，回到自己落魄的、压抑的家乡？我从未感受过这样一个庞大的、新潮的、理想化的文明，离我近在咫尺。
第一次排练就这样在我的满腹感慨中过去。下一周的科研任务又是参观立交桥与读文章，然后写观后感发给导师；周末的排练中，我渐渐开始认识新同学。我与周围其他男低音声部的同学都在排练休息间隙聊了聊，互换了联系方式；我逐渐注意到一个女低音。她的音色出奇低沉干净，音准也极好，指挥点过她许多次为声部进行示范。休息时，我还特意绕到前面偷偷仔细看了她几眼。那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唱得很好的女低音，发型和穿着都有点像男生。
“你是说陈舟？”当我向裘真提起她，他向我介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关系挺好的。她在物理系，现在应该是大五，因为延毕了一年。她的确唱得很好。”
“延毕？为什么呢？”我问。
“哦，她这个人也和她的音色一样独特……也不因为什么吧。她自己的解释是之前没想好毕业后要做什么，就干脆多呆一年，多想想。”
“学校也允许？”我有些惊讶。
“学校为何会不允许？这里迷茫的人太多了，自己愿意多浪费一年想想到底想要什么，也许反而是件好事？”
当时我并没懂裘真怎么会突然说到迷茫一词。我想这里的学生哪怕是天才，可难道不都是读书、毕业，找个算得上满意的工作，然后继续赶着过接下来的人生？
“好吧。”我说。我假装很不经意地问：“她……有对象了吗？”
裘真很惊讶地看着我。“你在想什么？”他惊呼。“不管你在想什么，你都没机会了。她喜欢女生。”
“什么？”我比他还更要惊讶。但当我问他怎么知道，他却不再正面答复了。
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请裘真介绍我们彼此认识。于是在下一次排练后，裘真拉着我们在钢琴边聊天。“这就是我的新室友，公路系的博士，很有趣的一个人。”他对陈舟说。“哦，原来是你，久仰大名！”陈舟表现得很亲切，让我意外。我问她怎么已经知道我。她和裘真不答，却一起笑了起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河边转转。
我才知道校园的角落竟流经了一条河，我们从排练厅一直走到了河边，河水很浅，但潺潺有声。他们向我介绍说它学名为万泉河，但大家都称为“校河”；不过离教学区太远，大家并不怎么来。仲秋中，我们坐在河边的空地上，听着水流与蝉鸣的声音，但都较为轻弱，衬托得我们的交谈声在夜幕中格外清亮。
我们聊了很久，我说话说得最多；我讲了讲过去的人生，以及我怎样来到这里，还有我和裘真认识后的一些趣事。期间裘真还离开了一次，去最近的便利店买了一袋子啤酒回来，然后我们喝着酒继续聊。在等他的几分钟里，我和陈舟都有些沉默，但我看着她在月光与路灯下明亮的侧脸，偶尔的晚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她的耳环，还有她交谈中若有若无的小动作——玩弄衣角与调整手表的位置——让我都移不开眼睛。除去那几分钟短暂的尴尬，剩下的时间她都健谈又开朗；最终我还是忍不住问起裘真说的她喜欢女生一事。
“的确是这样，我上一个谈的就是女生，但是上个月分了。”她简单干脆地说。
“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呢……”裘真犹犹豫豫地开口了。“我听你提到过，但根本不敢问细节。”
我们又听她讲了许久故事。她的前对象是一个物理系的博士后姐姐，但前不久转正为了助理教授，那时她们已经谈了两年，但这段关系就也成了最为禁忌的师生恋；那时她就猜到这段感情无法继续长久，除非她们之中某人离开这学校，而最佳方案可能就是她毕业后换个地方读研究生或者怎样。但系里领导尚未提出什么“有辱校风”的批评，她的前对象率先按捺不住了，不仅提出了分手，并自此不再承认这段早就人尽皆知的恋情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故事让我目瞪口呆，觉得只是在小说中才能见到的情节；而裘真则期间多次暗示如果实在伤心就别说了，可她倒是无所谓的样子。“事已至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的前途更重要，我甚至都没挽留。”
后半夜，月亮逐渐低沉，然后消失在地平面下方；河水的流淌声与虫鸣逐渐压过围墙外的汽车声，风也渐强，冷气明显加重。喝着喝着，不知怎么裘真竟然就昏睡了过去，当时我也有晕晕乎乎，直到他倒在草丛里，我才又清醒了过来。我怎么都唤不醒他，也实在无力把他运回我们校外的出租房内，最后和陈舟一起把他拖到了最近的一栋楼里，是建筑系的系馆，因为常有学生熬夜画图而从不上锁。我们拖他到了个远离工作区的地方，守着他一起在地上睡了半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也是我先醒来；苏醒的刹那我好像下意识仍觉得自己睡在工地旁边的集装箱里，然后才发现硌得我周身生疼的地面铺的是洁白的瓷砖，初升的太阳刚刚从窗外射进些光线，恰好打在我的眼睛上。我靠在墙边，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们两个都醒来。裘真惊讶地看了周遭环境，听我讲完昨晚发生了什么之后，深表抱歉，怪自己拖累了我们；再一看手表上的时间，大吃一惊，说自己需立刻前去参加科研组会，便头也不回地狂奔出楼，只留我和陈舟面面相觑。
“唉，感觉你们这些天才都疯疯癫癫的。”裘真消失后，我和陈舟一起漫步去吃早饭，途中我对她说。
“他还疯？那是你没见过菲林大帝吧。”陈舟这样回答我，
“这又是谁？”我问。可陈舟却又解释不清，说来说去，只知道是个他们的朋友。我们到了最近的食堂，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随后便又分别了。
晚上我把同样的问题付诸裘真。他开完组会回来，我们又把昨天夜里的一切回味了一遍，但搞不懂他是何时丧失意识的；我也说早上我和陈舟一起吃了饭，发生了些无关痛痒的对话，并听她提到了另一个朋友。
“菲林大帝？他确实挺疯的。他是计算机系的直博生，钢琴弹得非常好，经常参加学校演出，也和合唱团有过几次合作，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他又是个作家，在学校里名气不小，因为他把小说和诗歌发在自建的博客上，有些粉丝会整理出来打印成册子传阅。”
我惊讶于怎么有这样全能的人物。“那为什么叫他大帝？”
“唉，太难解释了……总之他有一个帝国，叫菲林帝国；他自诩为帝国的皇帝，因此叫菲林大帝。我们都是菲林帝国的子民。”
【我不知道这段怎么写。】
最后裘真很通俗地说菲林帝国算是他们的一个小团体，维系团体的核心人物就是皇帝，大家常常一起喝酒聊天；但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我只能这样理解。
我和这些朋友们在网络上聊了一段时间。裘真给了我一个账号，可以登陆菲林帝国的内部论坛，是菲林大帝自建在服务器上的。论坛里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聊天频率相当高；最活跃的第一是菲林大帝本人，第二就是陈舟。我第一次进论坛时，礼貌地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都表示欢迎，菲林大帝道：“北方草原的游子，帝国欢迎你的到来。”我从菲林大帝极高频率的发言中大概窥探出了他的生活习惯：早起上课，批判计算机系教授的授课之荒谬；中午吃学校食堂，赞扬一食堂和三食堂之物美价廉；下午看论文或开会，批判计算机领域最新进展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之浅薄，或赞扬某个数学定理如魔法般惊世骇俗；晚上苦练钢琴，批判自己的演奏水平之烂并赞扬贝多芬之伟大。若是骂到计算机系，其他计算机系的同学会立刻在下面跟着骂，说这些弱智课程教出来的都是一些不懂数学与物理的工科猪，只会撰写低级的汇编代码，连什么“NP完全问题”的定义都搞不清楚；其中同样激进的还有一位叫张反苏的同学，听裘真说他上小学时苏联还真就解体了，反苏成功的他便是从那时起变得激进。裘真有时作为权威的基础数学研究人员解答一些数学问题，有时发表一些对数学的深刻见解，比如“Frobenius互反律告诉我们：苏联怎样解体，就能怎样复原”。而音乐有关的内容则往往是陈舟参与讨论，她和菲林大帝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又相当对立，比如每次谈到德彪西，他们都会发生争吵。哪怕陈舟列出每个和弦的名称并说它们之间的衔接多么飘渺又巧妙，菲林大帝的最终回应都是：“法派音乐喜欢法派音乐的都是弱智。”
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加入他们的讨论。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所谓的工科猪，因为他们最喜欢讨论的数学我是一窍不通，也毫无古典音乐的积淀；但我倒是很爱看他们聊天。有时忙了一天，很晚回到住处，裘真可能都已睡熟，我也会打开电脑，登入论坛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陈舟又听了哪些曲子而菲林大帝又练习了曲子，裘真又介绍了哪些我连符号都看不懂的定理，其他计算机系的同学又读了哪些狗屁不通的论文，诸如此类。直到国庆假期，我才和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那天说来也奇怪，我在北边一个工地上测数据，裘真突然打来电话，说菲林大帝委托陈舟问他问我能不能来参加帝国的上朝活动。“上朝？”我很不理解。他解释说就是朋友们的聚会，一般都在深夜，边散步边聊天，就是可能要多走点路。我早就想见这些朋友们了，便欣然答应；我挂了电话，继续忙我的事情，到傍晚才回到学校，和裘真一起吃了晚饭，然后便和他一起前往约定的“上朝”之处。
我迄今仍然对那个傍晚印象深刻——我实在不得不承认，我已提到了一些印象深刻的傍晚，也将提到更多印象深刻的傍晚；我并不想滥用“深刻”这个词语，可这样的友谊实在太浓烈，我甚至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夜晚，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这些朋友们。我和裘真步行到了校河边，我长期对地形较为敏感，注意到此时的万泉河水位远低于上次和裘真与陈舟步行于此——这也是北方城市的特性，天气愈冷水位便越低，我的家乡亦是如此。那一刻我又想起了遥远的草原。
“所以在哪里上朝呢？”当我们反反复复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我终于忍不住问裘真。
“我不知道，总之就是河边。”裘真说。
后来我们在河堤边一棵树后隐蔽的角落里才看到其他朋友。裘真有些惊喜地跑了过去，我跟在他身后；见到他们后，我第一认出的是陈舟，毕竟早已熟悉；第二认出的就是张反苏。他的确人如其名般激进前卫，留着长发，穿着一身亮红色衣服，像极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装扮。我和裘真姗姗来迟时，也是他最先站了起来，说：“欢迎伟大的数学科学家和立交桥建造者！！！”裘真狂笑，而我连忙谦虚说不敢承认这个封号。我环顾人群，发现除去陈舟，还有另一个女生，便多打量了几眼。她穿着一身浅色连衣裙，妆容与发型都很精致，看起来温柔优雅，在朋友们互通姓名时并不吭声，只偶尔捂嘴发笑，和中性打扮的陈舟与其他几位男同学都格格不入。
因此在我进行自我介绍并与其他几位男同学互相认识后，我用最大的礼貌与委婉问她是谁。
她又捂着嘴轻轻地笑了。陈舟告诉我：“这就是菲林大帝。”
“你是女的？”我不可思议地问。
这话让大家又笑了不久。我立刻担心这话怕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多解释了几句。“无所谓的，”菲林大帝带着极其甜美的笑容对着我说。“这也是我导师见我时说的第一句话，说明你有当院士的潜质。”这样熟悉的讽刺语气倒让我想起了论坛上那个疯癫的钢琴家。我追问了几句，才知她真名叫林菲，这帝国的名称立刻不言而喻了。
我们在河边并没呆太久，他们欢迎了我的到来，分了些各自带的食物，我注意到还有人带了酒，但大家都默契地没开封。大家又聊了些学校的趣事，无非是哪两位院士吵了架而哪位学生情侣因一方出轨不欢而散，说来说去本质上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仍如和网络上一样没说太多只是听着，又隐隐觉得所谓“上朝”活动应该不止这么简单；直到月亮升高，河边不同的成群结队的学生团体也缓缓散去，黑夜加深，雾气弥漫；我想这大概就是北京的秋天，虽然不如我家的草原上那般在九月末就冷得彻骨，可深夜的北风仍然呼啸狂烈，水汽也仍然逐渐加重——
“那就走吧？”当我仍在恍惚中思乡时，林菲说道。
我尚不知要“走”去哪，但大家又都很有默契地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提起装着吃食和酒的袋子。陈舟和林菲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走在中间，而我便跟在他们身后，裘真陪着我。我们沿着万泉河一路往北，一路上坡，直到校园的围墙前。那是一段极密的铁栅栏，陈舟和林菲率先钻了过去；最后我走上前，才发现栅栏中有一个被人掰开的空隙，恰好能勉强容纳一人通过。
我惊讶这戒备森严的学府竟然还有这样的出入方式。围墙外即是横向的马路，万泉河从下方流过，因此这段路地势高于四周。深夜的路上没什么车，我们大胆地横穿马路，走了一段下坡，又与河水为伴了。越往北，地势又越低，河堤路逐渐变窄，最终延伸进一片杂草中。我们在杂草中又走了一会儿，不过一直沿着万泉河。人迹愈发罕至，而我却又听着水声逐渐变大，渐渐压过了大家的谈笑声。一个大下坡后，大家停在了一座桥下。桥下的黑暗和桥旁的路灯对比鲜明，我看见这里有个不大的水闸，水声就是从这里发出；万泉河经过水闸后斜着流进了一条更宽的河。
“这是清河。”裘真抬高了声音对我说。“万泉河从这里汇入清河，清河往东再汇入温榆河。”“然后呢？”我也抬高声音问他。
他的话被远处突如其来的哐啷、哐啷的钢铁声打断。这声音极快地逼近我们，直到在我头顶轰炸开来，然后再快速远去。对话声和水声全都被它压了过去，适才丰富的夜色在一瞬间只剩下这一种声音，连我脚下的地面似乎也随着这声音隐隐震动了起来。惊魂未定中，我看向其他人，大家却均已纷纷席地而坐，很轻松地打开没吃完的食物与酒，都并未被火车驶过的声音惊扰到半分。
我接过了啤酒并收下了张反苏的烟，开始抛出心中的诸多疑惑，比如这究竟是哪里，为何选在这地方。那天我饶有兴趣地问了太多问题，但很多问题其实没人能解释清楚。其实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许多行为都是一时兴起，后来莫名其妙地变成某种范式——而我自己也一样；而第一次的一时兴起究竟是为何，往往说不清。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万泉河汇入清河处，然后汇入温榆河然后汇入北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段。我们头顶的桥是京张铁路的跨河桥；至于怎么发现这里，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地方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运动，据说有几个学生领袖曾聚在这里议事，陈舟惊呼“原来她带我来这里是因为这个”，我们再一追问才知道她前女友与她约会散步来过这儿；林菲和罗雨（计算机系另一位男同学）之前曾一起骑自行车，想沿着清河一路骑到温榆河去，误打误撞发现了这神秘的地方；徐厚德（仍是计算机系的一位男同学）则热衷于在这里观看并拍摄火车，学校旁边有个道口也属于这条铁路，但交通实在太过混乱，拍摄效果不如这条跨河桥。我们静坐聊天的过程中，张反苏却热火朝天地跑来跑去，绕着圈轮流给所有人敬酒，以“敬伟大的某某同学”为祝酒词。敬了两圈，他又重新坐下来，喝了几口闷酒后，抬起头大喊：“敬伟大的艾伦·图灵。”
“敬艾伦·图灵。”大家都各自举起酒杯。
我没忍住问这人是谁。裘真说这是一位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林菲惊呼。“你怎么能这么贬低图灵？请注意，连我这种人都称得上是计算机科学家了，你这么说岂不是在把图灵和我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天才的侮辱与亵渎？图灵是神，我要说的是——”她猛喝了一口酒，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说“图灵是神”。“图灵绝对是神，就像你的伽罗瓦一样，他们是颠覆的、革命的、撼动世界的。如果我说伽罗瓦只是个‘数学家’你会怎么想？你难道不认为伽罗瓦至少是天才？想想吧，如果没有伽罗瓦，说不定你现在还在像个愚昧的古代人一样寻找五次方程的根，找不出来觉得人生没意义了，找出来了激动得要上吊了，第二天起床一验算，哎呀，怎么连x的5次方等于32都没解对啊。而如果又没有图灵又没有伽罗瓦——我真不知道这些只会用电脑却不会思考的弱智们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一半人在用电脑算五次方程的根，另一半人里有一半洋洋得意地准备用电脑证明五次方程没有公式根，再有一半还准备用电脑证明没法用电脑证明五次方程公式根是否存在，他们的一辈子就耗在上面了，他们除了当白痴什么都干不出来了，拯救他们的只能是图灵，或者只能是伽罗瓦。说伽罗瓦只是个‘数学家’难道不是一种亵渎？”
我不知该怎么描述——她的语气一直非常温柔，但这番话应该辱骂了图灵和伽罗瓦以外的所有人，好像也包括和计算机、数学与五次方程都无关的我，导致我一度不相信这样甜美的嗓音居然能说出这样满含攻击性的话。但我还是不忘问裘真一句：“伽罗瓦又是谁？”
“一个数学家。”裘真说。
“她是不是喝多了？”我又问。
林菲为了证明她的清醒，用半个多小时给我讲伽罗瓦到底是什么人，群论是怎么回事，五次方程到底为什么没有公式解——她讲到一个地方卡住了，还是裘真过来给出了更专业的解释，虽然我根本没听懂。我只清楚记得后来大家都讨论起伽罗瓦19岁死于一场因女人而开展的决斗。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不同的人反复提起这个故事，不同版本的细节还有所不同。决斗的事情聊完之后，大家在张反苏的带领下郑重地举杯敬了伽罗瓦。那天晚上林菲的确很清醒，因为最先喝多的是——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为醉后复醒的裘真复述这些事情时，裘真一脸迷茫地问。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我叹了口气。我不能理解裘真为何喝醉之后还能讲群论和数学史，但酒量又这么差。我说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听到裘真的鼾声渐起，才发现他已经倒在一旁昏睡不醒。我们都叫不醒他，最后只能轮流把他半扶半抬回了住处，这一折腾又是一个多小时，确认他睡下后，大家才各自回学校。
我没说的是剩下的部分。因为实在太晚，我提出护送陈舟和林菲回去。她们还像之前一样并肩走在前面，我也像之前一样跟在后面，一路上她们窃窃私语，我听不清，只偶尔听见她们压低后却仍然明亮的笑声。
死寂的沉默中，林菲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问我。
“你见得比我们都多，你闯荡过更贫瘠的土地，你一定也见过更多的悲剧，对不对？你一定见过更多生离死别，对不对？我读过无用的故事，写过无用的故事，它们当然会说怎么面对死亡，但我甚至从来没离开过学校，别说是死亡，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任何悲剧，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让自己高兴一点，振作一点，或者不那么伤心一点？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的话已经带着哭腔了。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我的确见过更多生离死别，幼年时我见过冻毙于路边的人，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爷爷，那天他去见旧友，半夜喝醉后睡在在回家的路上，次日清晨已一命呜呼；中学有朋友死于不治之症，学校还组织过捐款，但也没能挽救回来；再后来我甚至亲眼见过打生桩，就中恐怖让我连续失眠多日。可即使如此，面对着她这样的质问，我却还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感觉她望向我的眼神中充满了祈求，但这样的情绪也一点点暗淡下去，最后变成哀伤，甚至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诠释，也许是我的过度解读——对我的失望甚至怨恨。她见我迟迟没有反应，慢慢地蹲了下去，突然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怎么办？”这次轮到我问她了。
“怎么办？”她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
列车从我们前面呼啸而过，然后又是下一辆，又是下一辆，此间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谢谢你来送我。”
“怎么办？”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现在没有怎么办。”她走近，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们不需要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办，你听清楚——我们活着，就是这样。”
又有一辆车驶过。列车撞击铁轨的铮铮声靠近又远去，她移开了目光，目送着这趟车离去。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其他的‘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现在要去哪，也不在乎你还会不会回来，也许我们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如果你不愿意再回来。但我们活着，不管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这篇“未完待续”，我只知道不止我一人；若真只有我一人，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所谓救赎方式，我也早就整理好了我的日记，把这些最真实的文字留存下来即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该怎么组织故事；我只想好了“陈舟”该怎么死，可她死后呢？我不知道故事中的主角们该怎样继续生活，哪怕现实中的朋友们还在以一种看似正常的方式继续生活着，我却知道这不是所谓的最佳方式，最佳的、最“健康”的方式另有其他。几个月前我就跟别人说过，“故事只到娜拉出走，却不知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紫琪，我经常想起你。我编造的故事都抵不上我们初识的在楼顶望着成府路的夜晚的一分一毫。我只是偶尔写这故事，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些无关痛痒的文字；距离真正的“夏夜”，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写到。可让我只敢在酒后的半睡半醒中写下文字的篇章，除去这个故事，也只有“未名湖”；我知道即使过去了这么久，我也很难面对这一切。我劝说过自己很多——残忍到我甚至不想写在这故事的哪怕括号中。我曾经猜测人活在这个苦难大于快乐（哪怕快乐都已经足够强烈）的世界上是在“赎罪”，死后才是真的救赎；可直到你真的走了，我才愈发希望死亡真的是解脱的方式，希望人死后是去了更好的地方。真的，我早就知道苏童那“写作是放下的方式”是屁话，却仍不妨碍我试着通过这方式放下什么；我不知道这故事还要写多久，不知我还要在多少不甚清醒的夜晚想着你，也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想着你。我知道这未完待续的蹩脚故事的后续的一个小括号里不应该是纪念你的地方，且这话与这故事无关我也可能下一次就删去——但我仍然想说，最起码在今夜，我想告诉你，在寒风凛冽时我想和他们想去你的故乡，在那里唱些歌，我只希望你能听见。）
2023-07-23 11:12:14
2022年5月28号就写完了，但忘记放到了本站点上，今日补上。此文也可视为《中学前传》。正文由此开始：
此文是为了纪念2012年的5月26日在西安市开展的第一场全市小升初统考。直到今年的5月26日，我才恍惚意识到已经过去十年了，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当然，想要纪念这一天的当然不止我一人——我的故事也不只是我的故事，而是全西安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2010年左右，西安的小升初择校考试流程尚很简单：进入全市最好的几个奥数班，在奥数班参加中学的定点考试，考得好会被中学提前录取，办一些简单但繁琐的手续后九月即可入学；若考得不好，便走义务教育的流程，按户口分入就近的学校。当时西安有“五大名校”，也被称为“一类”学校，只要考入其中任何一所，前途就能一片光明。在这后面还有“二类”和“三类”学校之说。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当时中学内总分重点班、次重点班、普通班，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那么学生与家长也应投桃报李，将这些学校也划为三六九等，界限分明。
其实在那个教育尚不内卷的年代，中学择校考试只考语文和数学，偶尔考英语；所谓奥数班，最多也只是讲讲鸡兔同笼、牛吃草等问题。但当时奥数班是被教育局所禁止的，违规补课的奥数班甚至可以荣登华商报头条。为了能偷偷摸摸地补课，奥数班总租借高校的场地，在大学教室中上课，逃过突袭的检查和采访。五大名校的招生考试也只是偷偷摸摸地面向几个知名的奥数班与各自的附属小学，并不像中高考那样统一开展。因此，在2011年及之前，想要在小升初时进入五大名校，只需要在六年级上半学期参加违规考试即可，至于参加途径？要么进得去最好的奥数班，要么一开始就上了有考试资格的小学。大约在春天会收到录取结果，然后便可高枕无忧地等待小学毕业，进入顶尖初中。
但教育总是常新的。总有新的政策乃至改革出现，这话理所应当地对，否则教育局大量尸位素餐、尤擅拍脑袋和拍大腿的达官贵人们便难以稳居高位。教育局的朋友们，得罪啦，请多海涵。于是，在2012年，一种全新的小升初择校考试方式横空出世：5月26日开展一场全市统一的考试，但考试题目各校自拟。小学毕业生则在考试开始之前报名唯一一所学校，若能考进，便可进入学习；若考不进，直接按户口分入就近的学校。
我当时在师大附小上学，并在小寨附近一个很厉害的奥数班上课，奥数班驻扎在红小巷，但上课地点则总几所高校。我总是冬天去上课，课后偷偷去大学里的人工湖，踩在冰面上，既怕掉下去，又忍不住想多走两步。当时我的数学极差，且性格叛逆，总和老师顶嘴；但我文章又作得极好，总被当成范文，所以我几乎总在差生和优等生之间跃迁着。师大附中是五大名校之一，父母觉得我能从师大附小进入师大附中，便是不错的结果。我们也早已知道过往的违规考试流程，当2011年9月，我在生日的第二天摔骨折而不得不在家休养一整个月时，我每天都在家做违规考试的真题——考试是违规的，但往年题是可以出版的，多么讽刺？而后来526政策被宣布时，父母和我都倍感诧异和无助，毕竟任何人都不想做改革的实验品。更何况，之前冬天参加考试，初春即可得到录取结果；而526将小升初战线拉至盛夏，实在煎熬。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但其实提前违规考试并没有取消。在冬天，我参加了不少考试，都是偷偷摸摸，到了春天，五大名校中只有两所打了电话。一所是师大附中，说我被免费班录取，择校费一分都不用交，且直接进入重点班，接受最好的教育。父亲去参加了家长会，对着师大附中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华丽的喷泉广场大施赞美。另一所是铁一中，以校风严苛著称，禁止女生留长发，但办学水平高于师大附中。至于当时最优秀的西工大附中，根本没有考虑过我。除此之外，还有排在五大名校之后的两所“二类”学校联系我，话术都是类似：交两万块钱，即可被录取。这几所学校的说法都一致，只要确认报考，虽仍然要参加市里的526考试，但只是走个流程，最终一定会录取。
直到现在，母亲都常常控诉这两所二类学校。母亲总说：“师大附中不要钱我们都看不上，你还想让我们交两万块钱？”她义愤填膺地对着我回忆过去，仿佛向她要两万块钱的不是某些中学，而是我。
2012年3月，师大附中打来了录取电话后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班主任就在全班同学面前问我是否考入了免费班，我心中一惊，不知她如何得知（此番思考显然幼稚。我们学校可是师大附小，提前考试是直接在班上考的，作为班主任，她怎会不知？）。我点点头，她问我是否会去，又说希望我去（班主任们是否携带着为附中招揽优质生源的任务？我当时也未曾思考。）。我含糊其辞地说：“也许吧。”那时我在班里是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学生，行为孤僻，埋头在读书写作里，不参加班级建设活动，不遵从四美五讲三热爱，连班上女同学嘲笑我的方式都是：“你真以为自己几篇作文被当成范文读一读，张老师就喜欢你了？”这话问得我莫名其妙。首先不是几篇，而是几乎每篇；其次我也根本不在乎班主任是否喜欢我。那年全班仅有两个人考上师大附中免费班，而其中一人就是我时，班主任好像第一次注意到了我在作文以外的价值。
因此，在2012年，即将作为教育实验品的我，在526择校考试仅能报一所学校的报名环节，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抉择。说真的，我并不觉得上铁一中和上师大附中有什么区别，我对一个禁止留长发的学校也没什么好感。我当时唯一向往的就是西工大附中，但没给我机会，那就拉倒吧。其实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个同学收到了西工大附中的录取消息，并告诉了我。当我求着父母陪我等了一夜，却没有收到类似的消息时，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我知道我与梦想的学校无缘了，在526报名时，也并未选择为梦想背水一战，而是按照父母的建议，选择了虽然毫无好感但水平高于师大附中的铁一中。
可当时我根本没法备考，因为连真题都没得做。父母还是让我不要松懈，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我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我的确数学很差，即使学校已经承诺录取，也可能有意外出现。可当时我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学作品，又沉溺于写长篇小说，心思全在写作上。我上课不听课，下课不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周末不出去和同学玩，所有的独处时间都在写语无伦次的劣质小说。由于我知道自己不会进入师大附中，又因自己师大附小学生的身份心存愧疚，便将小说的背景设在了师大附中。夏天慢慢过去，我的小说也进展迅速，直到5月26日的到来。
我仍然记得那一天。当时我才11岁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好像也是不需要我承担的，我只要能承担父母的两句责备就可以。父母开车把我送到了友谊路，我欢欢喜喜地跳下车，走到了一片法国梧桐的大路上。对于考试，我真没什么担忧，我好像也知道“走流程”的意思是什么；但我也朦胧地知道，即使只是走流程，也应用尽全力，以减轻后顾之忧。我走进了校门，然后看到迄今难忘的场景：汹涌的人流，都是和我一样的同龄人，穿着鲜艳的衣服，拿着文具袋，沿着一个大坡往上走。我跟着他们走到了操场上，按照考场安排站队，然后进入教室考试。我看见穿着水手服校服的初中生志愿者，他们朝气蓬勃，严肃认真；走进考场，我又看见穿着西装的老师，还有教室里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考试开始前，先播放铁一中宣传片，我一丝不苟地端坐在桌前，腰板挺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美好、自由、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校园。然后发下试卷，我开始答题，在刚才所见所闻的驱动下，我暗自思忖：这就是我所梦想的中学，我一定要进来。我认真地答题，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题是一个矩形上面的动点问题，我根本没见过这样的题，却仍未放弃，按自己仅有的思路尽可能写东西上去。
考完试后我如释重负地走了出来。我又走上了那个大坡，穿行在人群中。在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无非都是来参加一场考试，且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说真的，我从没有见过那样饱满的人潮，那么多拿着笔袋的孩子们，急匆匆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着。我一边走，一边看着周围的一切，想把此情此景狠狠地刻在记忆深处。因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以后能否毫无意外地来到这里，能否穿上洁白整齐的水手服，做全市做优秀的一批中学生；即使来了，又能进入哪个班，过着怎样的生活？我都不知道，但也好像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朦胧地知道：走出这个校门，喜气洋洋地告诉父母我做出了数学考试的压轴题，然后等待九月份父母送我入学就可以。当然，我脑子里还惦记着没写完的小说，忍不住想赶紧拿了纸笔继续写下去。第二天，我就在各大报纸的头版看到了对5月26日情景的报道，一边惊呼五大名校报考人数之多，一边赞扬或分析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我在黑白的华商报上看到了铁一中那个大坡的图，图里面全是人，极其模糊，却又把校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看得津津有味，也并不在乎头版照片里乌泱泱的人群中是否有自己。
526的考试成绩出后，我被铁一中录取了，并被分进了重点班。我在冬天那场违规考试的成绩，最多只能进个次重点班，直到我九月份入学，在分班表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才得知进了最好的重点班，不禁欣喜若狂。我甚至感谢了这个让我唾弃的改革——毕竟它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因心态异常平稳，如同常发挥，考得很好，远超我和家人的想象。
其实那个上坡路，在后来的几年里，我走了恐怕有上千次，却再也没有当时渺小却期盼的情感了。我总在盼望着更高更远的事情，比如北京。在2016年夏天，我作为志愿者的身份，穿着那身水手服，又一次参加了526考试——不，当时已经是530了。我又看着一群好奇又胆怯的孩子们进入校门、走向操场，又帮一位坐轮椅的孩子找到了教室，在观望着人潮和校门外翘首以盼的家长的瞬间，我感到对过去的缅怀。
其实刚进入铁一中的时候我过得并不怎么好。我学习成绩很不好，尤其数学最差，唯一可圈可点的，竟然仍旧只是写作。第一次月考后我带着惨淡的成绩单心惊胆战地回家，母亲把我痛骂一顿；可当我总带着惨淡的成绩单回家后，父母都不再如刚开始般激进了。他们问我到底怎么想，并说希望我好好地跟他们聊一聊。我哭了，并说：“也许我就不该上铁一中。”
可我却忘不了2012年5月26日梧桐树上方的阳光和下方磅礴的人海。我不禁要问，那时走在我身边的陌生同学们，又有多少能真正进入这所学校呢？我还是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我继续坚持了下去，和一些优秀的同学们在一起，并留在了这所学校里。
至于后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学生铭记着这个数字——但后来并不只是526，还有528，530，531，总之就是五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场全市的考试，支配着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面对着唯一的选择时的犹豫和权衡，以及命运所能带来些什么。这些年，我也听到了不少故事，大多数和我一样，选了一个被偷偷摸摸提前录取的学校；也有孩子未收到任何录取通知，却背水一战地直接报了西工大附中；也有人连小升初都要复读一年。很多年后，我再去当年买择校考试真题的书店，看到的却是所谓“526真题”，也不得不再作一番感慨。
至于如今？526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两年前，西安教育局在透彻的研究下，给出了更公平、更严谨、更科学的升学方式：摇号升学。同样的，每个学生只能报一所学校，但至于被录取与否，只由一个神秘的随机数生成器而决定。这些年，我也总旁敲侧击和不同人聊起此事——从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到西工大附中的皇亲贵胄——想试图问出是否还像昔日一样存在着提前录取的违规考试们，或者那个随机数生成器究竟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奥秘。可我迄今一无所获。坦白来讲，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怎样上中学，走哪些流程，是否有过一丝迷茫和忧愁？反正我当时并没有，简而言之，我觉得师大附中也挺好，也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连师大附中都考不上。但我确认自己没有考上西工大附中时，还是非常伤心；说实话，这十年来，在升学相关的事情上，似乎没有比这让我更伤心的事情了？没有考上西工大附中竟成了我十年来最大的遗憾。
所以526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在这一瞬间，我竟然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十年已经过去，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也都几乎忘完了；考完试后吃了什么午餐，和父母说了什么话，也印象全无。可我也记得一些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对一个抽象概念的愤怒、恐惧，并感到自己被利用；但也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特殊、注定，且有使命的，即使我的使命就是被所谓的教育改革所利用。因此，在2012年的5月——整整十年前，那时，非典早已过去，流感彻底结束，余震无影无踪，在韬光养晦的时代下，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振奋地写一部无聊的小说，参加一场完全茫然的考试，然后继续写小说。而如果真要说我的人生怎样走到如今这步，恐怕最远就是追溯到那场考试，也许因为我在考场上不小心多做出来一道题，就被莫名其妙分进了重点班。
但过去也仍旧是过去。我还是想说，那时我年龄太小，尚不能窥得刚刚读完的《老人与海》的真谛，只会在唯一的机会前，亦步亦趋地做出一个稳妥的选择。可十年之后？你看，如今的时代，早就不是那个韬光养晦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得荒唐，从我们的生活，到一代代孩子，到学产结合的房地产行业，到那个神秘的随机数生成器，这里面的所有利益纠缠，我都不能窥得万分之一。至于一个庸俗的问题：对于2012年的春夏时节，我到底记得什么？我记得的还是师大路南端的天桥，随着526一天天临近，我脑子里装的却仍是小说里的女主角。我在黄昏时上天桥，前面是夕阳，左手是电视塔，枣糕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我想着赶快回家去吃晚饭，偶尔不以为意地想起几天后的考试。我也知道传说般的铁一中在等着我，知道进去后将拥有某种独特的人生，并对其暗藏着期盼。有时我网上冲浪，在电脑上搜索铁一中的新闻，看看那身好看的白色和深蓝色水手领校服，期待着自己穿上它的一天。还有很多时候，我写着小说，添油加醋地把幻想中的师大附中校园景色硬塞进去，好像这样就能补偿我的叛变——当我决定去铁一中时，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在叛变。我当时更不可能知道，十年之后，当我决定离开北大去清华时，有着跟完全相同的感受，只不过比当时强出百倍千倍。那时我既不像2018年夏天，坚信自己前途光明；也不像如今2022年的夏天，但行好事，莫问更不敢问前程。一言以蔽之，那时我毫不知道未来的重担会迟早有一天落在自己的身上。我只是期盼着上中学，并庆幸永远在牺牲部分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教育改革没有阻拦自己上中学的路。
2023-05-17 16:44:24
之前并不怎么讲中学的事情，因为现在的我倾向于不喜欢、不怀念这段时光（即使两年前我可能还经常提起高中，如今我这么想恐怕也只是因为这些年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盖过了那些年）。然而我仍然必须承认这些回忆的重要性。我觉得写些什么下来也是有点意思的，而且有时候它们就涌现出来，也不得不写。
我在铁一中读了六年。这是西安的名校，我小学六年级考进去，感到惊喜，又分进了最好的班，可以说是意外。读初一时成绩很差很不自信，到了初二突然学会了数学并突然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并开始像一个正常的但是没有什么眼界的初中生一样开始好奇地读几何原本并提前沉思三角函数那几个无聊定理的证明方式。当时学校还成立了摄影协会而我成了第一批社员，什么都拍，什么活动都去，课余时间还有些短促的摄影课。初二有了数学和摄影之后生活倒是变得好了起来，也不会再像初一那样时不时产生“如果没来这里”之类的念头。初一曾有一段时间什么书都不读（但当时在课余时间仍然拼命写小学没写完的小说，可能有点文学疲惫）被母亲训斥，而且也意识到不读书的悲哀，于是又乱七八糟地读西方小说，率先读完的当然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一些似乎完全没有看懂的书，比如《荆棘鸟》。读了不少鲁迅，第一次读《伤势》就是初一初二那段时间，读完了翻回去，朦朦胧胧地搞不懂鲁迅为什么会讲这样的故事。当时还住在城南，还常常去朱雀路口的盗版书车摊，在那里也买了不少畅销书，比如《百年孤独》和《小时代》。语文课还经常布置摘抄作业，我抄的文章里面到现在为止仍然喜欢的好像只剩下《听听那冷雨》，余光中的思乡散文，很细腻，很长，我全部抄了上去，写了很多很多批注，得到了A5个+的评分。但并不很能分清什么好、什么不好，文学是这样，音乐是这样，摄影是这样。那时候流行欧美流行乐，我和大家一起听Taylor Swift，到了各种联欢会，就唱Taylor的歌。但我自己更喜欢Avril，初二有段时间我在高新上课，下课坐公交车回家，总是听一路Avril，但那边的课并没上多久就退了，因为觉得没什么用。班里还有一个喜欢Eminem的男生，我们都在英语小组里（英语小组就是班里英语最好的同学搞的小组，主要活动好像就是唱英文歌，也挺无聊的），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混乱，有一次学校举办英语风采大赛（还是唱英文歌），我们合作了一首歌，他唱RAP，我弹琴并唱剩下的Rihanna唱的部分，效果极好极好，他在崇拜Eminem的同时创作属于自己的RAP，包括一首辱骂他女朋友的母亲的歌（她反对他们在一起）。
乔治·奥威尔和加缪这种人物也是在当时知道的；语文课有一个课前三分钟环节，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要控制在三分钟以内，超时会扣除德育量化分数。于是大家根本没人在乎平时非常在乎的德育量化，经常占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给班里同学介绍自己喜欢的文学或历史作品，或者只是念一篇欧亨利的短文；而我有一次开先河地讲了电影之后（不过我当时根本没看过什么好电影），大家就开始什么都讲了，有的老师很喜欢，有的老师比较反对（比如漫威电影）。有个同学推荐了鼠疫，还有个同学推荐了1984。我读《鼠疫》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好像是冬天，苍白的阳光照进车厢，我读到站在礁石上对着大海呼唤妻子的名字那段，印象很深刻，后来就一直挺喜欢加缪。初一暑假，我钢琴十级拿了优秀，但是很失败地在老师的要求下开始练贝多芬的《悲怆》第一乐章，我当时心思不在弹钢琴上，曲子勉强能弹下来，但跑动速度上不去；上网想搜搜录音，结果搜到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压根听不懂。后来学业繁忙也就没再学琴。我觉得其实更该一开始就弹点肖邦的小曲子，弹贝多芬是个遗憾，让我对继续弹钢琴有些望而却步。
初二临近结束的时候，跟当时最好的朋友闹掰了，事情闹得很大，但当时所有人（包括老师和我的父母）都认为对面是神经病，所以事情也未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我只是朦朦胧胧地认为对面是神经病，也没有料到高中会有那么精彩的故事。初二暑假，我因为读了海子的一些小诗，吵着说要去祁连山，父母就带我又在西北玩了一圈，不过印象不是非常深刻了，祁连山也当然很美，但并没美过我记忆中别的风景，因为当时早就见了太多美丽而广大的景色，审美有些疲劳。印象更深的倒是沙漠，在内蒙古从阿拉善左旗到右旗的一路上，公路旁边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沙漠上只有零零星星的杂草和大片的骆驼粪，在烈日下尤为壮观；但爬冰川的时候，又简直更冷。这趟旅程也并没有让我写成任何有意思的文章，只是在初三一次考试中，作文要求写游记，我随便写了点祁连山的事情，被老师赞扬一番（甚至在班上公开用了“拜读”一词，我觉得是很严重的用词），然而那篇文章还是很扯淡，因为讲得太微观了，没写出来山水的宏大。由于参加摄影协会，我在学校的各种活动拍了无数照片，有时还会有老师组织大家去外面拍照，不少都是青龙寺的樱花，在延点课上去拍照下课了再回来是常有的事情。
初三班里来了个转学生叫万子菲，我们很快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她也喜欢欧美流行乐并弹吉他，而且她非常喜欢Taylor。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不过聊了什么现在都全忘了，也并不明白什么能维持快速发生并持续的友谊。而我在听了两年的Billboard之后突然疯狂地喜欢上了Coldplay，喜欢到听了他们的每一首歌（包括所有live和奇怪的demo）并买了每张正式发售的专辑，然后又喜欢上了一个哥特金属乐队Lacrimosa并一整年几乎只听这两个乐队，到了中考都是穿着Coldplay的衣服去考的。初三班里按考试成绩排名选座位，我好像一直坐在第一排，在小纸条上写英文歌词，传给万子菲。初三其实并没什么忙碌的，但毕竟要中考，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也没怎么参加。当时我还和一个男同学维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双方都没挑明什么，但大概意思是如果中考都考得很好就再进一步。他学习很好，是班上的电脑管理员，会用ip地址远程访问老师的文件夹，我觉得很厉害。隔壁班好像还有会求导的男同学，在我心里都是天才般的存在。
初三体育中考前我打篮球把脚扭伤了，心情非常绝望，在篮球架下坐着伤心了半个小时，就得知了体育考试要延期，我感到自己是过于幸运。中考前两天我得知自己被保送了（口头承诺版），然后觉得一切都非常无聊。中考后不久学校就把我们拉去了北京，为了防止出分时我们自行填报志愿（西安其他几个大型中学也是这样，而且大家有时候还在一起活动）。为了省钱，学校安排我们住在河北，白天在北京玩，由于游玩日程过紧，我们每天都精疲力尽。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滑雪，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进北大。我完全没想过自己能跟这学校扯上什么关系，在北大也没好好玩，连张照片都没留下。出分当天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状元就在我们学校，她立刻被众星捧月围了起来，各种采访、合照当即在餐厅举行，我也很快查到了分数，也挺高的。万子菲也很高，大部分人都很开心。出分后学校在西安暗中操作帮我们填了志愿，软禁目的达成，就把我们都放回家了。更不幸且搞笑的是我的手机中途就坏了，我只能借同学的手机和父母偶尔联络一下。
暑假学校安排了提前上课，让高中部的老师来给我们教高中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余弦定理可以用平面向量的内积来证明，觉得很高端，当时我显然并不知道什么叫“定义”。补课期间往往整个下午都是自习，我们家也搬去了二环里面住，下午我总喜欢读很长时间书，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也在读书。我终于读了《百年孤独》，觉得写得真好啊。“她又一次见到了奥雷连诺上校”。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研究Coldplay和Lacrimosa以外的摇滚乐队，我从Nirvana开始听，隐约发现摇滚乐似乎有很多很多值得我探索。
高一开学之后我认识了李佳恒，这个事情目前看来很糟糕。我和李佳恒从头到尾都在互相试探，其实也非常无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但如果说“不喜欢”也实在太可笑了，可以说是对我这些年起伏情绪的最大嘲讽。我没分进最好的菁英班，这对我而言是个较大的意外和打击，但第一次月考我就考了全班第一年级前十，我又觉得一切都很无聊。但后来整个高一都再没考过那么好的成绩，可能是因为太游手好闲。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也是那段时间接触，高一开学前的暑假我认识了些模联的学长，他们每天都在说江泽民和六四，加上后来开始听国内的摇滚乐，我才慢慢知道发生过些什么。万子菲在我隔壁班，但刚开学我们没有频繁联系。
我还认识了陈奕帆，我知道她是从师大附中过来，也认识了和师大附中有关的几个朋友，典型是萧知白。小学时他和我前桌的女生暧昧不清，我就得知他的大名，但当时才再次联系上。认识他们时，我第一次读到T·S·艾略特并想不明白世界上为何有如此伟大的诗歌，于是我去读了《荒原》。我之前以为自己读/听过不少东西，但认识师大附中相关人物后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见识短浅，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很多作家与摇滚乐队并囫囵吞枣地去读去听。那段时间实在读了太多听了太多，然后在自习课拙劣地写诗。寒假一个朋友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们几个就在师大路吃饭，见面时萧知白已经喝得神志不清了，他躺下抽烟，拿出打火机就喊“我是普罗米修斯”，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我记日记并不像现在这样认真，不会详细记录每场饭局或出游的主题、地点和到场人物，所以也并搞不清楚有时和师大相关同学到底为什么见面。他们一个在师大附中文科重点班，一个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一个在城外的寄宿中学发疯，一个和我一样在铁一中，拉了个QQ群叫吃屎诗人。还有些其他师大附中的同学，不少是我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他们去八里村打架，上了高中大多数都写诗。我住在南二环里，附近有几家很好的烤肉摊，我有时候放学后回家听碟片，玩到七八点再去烤肉摊找父母一起吃饭，穿梭在闹市里，满脑子都是魔岩三杰的歌。后来有次单独见萧知白是在草场坡，为何要去哪里我也不清楚，吃完饭我们在友谊路上走了很久，晚高峰车水马龙。我们还在大雁塔见过面，那是比较正常的选址，应该是喝了杯咖啡，然后走大雁塔广场前面的酒吧街，他推着他的宝贝自行车，我们走了一会儿，我打车回家了。后来母亲曾偶尔提起以为我和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结果并没有，高二暑假我在北大考完数竞联系了他一次（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联系他），说考不上了，说伤心。再后来他搞了文学公众号，也发过我的诗，再后来他不再写作了，我说实在太遗憾，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同龄人里写东西写得最好的。他没评价我的评价，但说写作已经对他没什么用了。
高一我们班有不少男生长得很帅，常引起其他班女同学驻足观看，其中一个叫温博元，是交响乐团的小号手，长得很帅但思想很简单，对古典乐没任何兴趣，最大爱好是翘课去网吧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情侣并不相信我们的辩解，但其实我们只是关系太好跟兄弟没什么区别，我会给在他逃课去网吧时怒斥他然后给他抄作业。而我当时真正的暧昧对象是高年级文科实验班的一个学长，他成绩和气质都好，课间常来我们班后门看我，总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但我从头到尾都很在乎李佳恒，而李佳恒和姓张的女同学谈恋爱，她的学号是49他的学号是7，有时他写自己的学号是\sqrt 49，我心里甚至会有些不平衡。
高一没过多久学校就密谋安排了去日本访问的活动，选了除菁英班外的重点班最优秀的学生（不选菁英班的同学是因为怕耽误他们学习），又下放了几个名额给特长生，结果有两个都落到了我们班，一个是小号手温博元，一个是画家马凯文。去日本的准备工作常常和课业冲突，我们三个常常一起找老师补欠下的课程，比起其他班落单的同学要方便很多。有一次集体开会我才知道隔壁班选上的就是万子菲（这事学校一直要求我们保密，所以大家没怎么交流过），我立刻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都介绍给她，后来我们四个总是在一起，在学校一起补落下的课，在日本一起半夜去东京塔拍照，在北京一起偷偷在酒店大堂喝酒，回了西安又一起去大雁塔看雪。我们还说过毕业后要一起再去一趟日本，然而当时关于“后来”的期许无一兑现。我早就能看出万子菲和马凯文之间甜蜜又紧张的氛围，也和温博元偷偷探讨过，但温博元实在太没情调，他说支持他们的恋情，又说也喜欢我，因为我们一起去了日本，觉得如果我们四个成为两对情侣，一定很棒；我说如果某某和你一起去日本（班上另一个好看的女生）你是否就喜欢她？他说当然。我很无语，说咱们真的是兄弟。2015年跨年时，万子菲说她决定要和马凯文表明心意。我很激动，静候佳音。我当时也胡思乱想了一些，比如担心万一他们分开了，我们四个人的友谊可能会变得尴尬，但没过多久我们四个的关系就疏远了，而他们到现在也没分开。我和万子菲曾在浅草寺买了一对小马木雕，100日元一个，可能是我们在日本买过的最便宜的东西。我们说要送给喜欢的男生，她很快就把小马送给了马凯文，而我的小马迄今仍在床头放着。去日本时我的闹铃是Green Day的The Forgotten，那段四人帮友谊虽不长久但足够浓烈，直到现在我听见The Forgotten的和弦都能清晰想起来当时的一些事情。
我感到那时候大家都很相似，而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渐行渐远，再回头去看，之前的“相似”这一判断，究竟是对是错，又值得怀疑。和师大的朋友们相比，我们都写诗、读西方小说、聊Sopor Aeternus，弹吉他。和铁一中的朋友相比，我们都有一搭没一搭地学数学竞赛，玩点乐器，听流行乐或者后摇。我听的第一首后摇是李佳恒推荐给我的，可能是那首大名鼎鼎的Salma，后来我慢慢开始听Pg.lost，Sigur Ros，Mogwai，黑帝，还有各种各样的日本和北欧乐队，后来又听回中国后摇乐队，最喜欢的就是惘闻。萧知白跟我说军训的时候守夜一定要听Mogwai的Tracy（哦，我刚刚去看了这首歌的评论区，还能看到我们的互动。我看了下他的年度歌单，哈哈，他也听俄罗斯的后朋克），等到我军训时就真去听了，感觉就像在黑暗中听星星。那时还真是好日子，Pg.lost还来过西安，只可惜我要上数学竞赛课，所以没去；我还能在小寨的走私碟店买到Sigur Ros、Lacrimosa的碟。课余时间，如若要高乐器，我主要在练吉他，当然也弹钢琴，但都弹摇滚乐，搞了一份枪花November Rain的谱子疯狂地弹，还录了音发到网易云音乐的电台上。
高一下学期，我不好说我的精力到底放在了搞艺术上还是搞学生活动上。摄影社和学生会的活动都很多，我经常背着相机，又经常跑来跑去地开会。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别的集体乐趣，学校通知个双休，或者只是在走廊里阿人，都能引起整栋楼的尖叫欢呼。我还在学校里认识了些搞摇滚乐或者喜欢文学的同学，但这些碎片的友谊都不长久。体育课我有时候和男生们打篮球，但他们都让着我，也挺没意思；微机课大家在局域网联机打CS，我也跟着打过，但彻底不会。在学校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和陈奕帆混在一起，晚上我们总一起吃饭然后去操场或者铁安一街散步，聊很远的东西，比如离我们几个世纪的大文豪，比如她的家庭，比如是否想过死亡。有时她写了诗，撕下来送给我；有时我们去快到南二环的地方吃锡纸垫着的大块烤肉，夕阳慢慢地坠落。李佳恒和女朋友分手后，我们暗地里来往，有时中午去天台看下雨，有时黄昏去天台看夕阳，经常什么话都不说，有时还能看到奇妙的日晕，天台可以看到整个西安。西安的五六月份常常被雨季贯穿，所以我有时心情低落，觉得一切都很凄美，但天晴后站在夕阳下，又觉得一切都生机勃勃。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以后”，或者说我在逃避这个词语。我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高一结束后要再次分班（并非通过分班考，而是这一年的综合水平），若想进理科实验班，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家长严肃地和我谈过一次，他们认为我必须要进，然而分班的规则是什么，看哪几场考试的哪些成绩，我全都不知道。出分班结果的那天也很有戏剧性，学校通知说过几天再分班，然后趁假期前最后一个下午大家都放松警惕吵闹玩乐时突然通知分班结果。当时的场景是，班主任突然走进来，声音不大地说“我来念一下分班结果”，然后是“理科实验”四个字，然后念名字。她很快地念了四个名字，耗时两三秒，然而在念到我的名字之前，我觉得心脏几乎停跳了。这样的感觉我只经历过两次，还有一次就是出高考成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直到分班前才开始对“进实验班”产生幻想。我当时觉得快要窒息了，去新班开了个短会，然后给父母打电话，说我入选了，然后回班和大家告别，然后坐在阶梯教室里沉思。也就是那时李佳恒过来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跟我说了几句话。离开学校时我感到莫名的复杂情绪，我知道莫名其妙进了德不配位的实验班是值得高兴的大事情，但我无法真正地高兴起来；而高兴不起来的唯一原因，好像就是李佳恒。晚上我写了首小诗发到QQ空间里，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写温博元，只有温博元本人说：“一看就是写李佳恒的。”
高中时能公开谈论的集体记忆并不太多，大部分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如北大清华下放了什么名额又分给了哪些人，或者竞赛的什么黑幕又成全了谁。大家的政治兴趣也并不持久，当年称得上“大事”的就是美国大选和修宪，大家激动两三天，买点报纸传阅，就算完事，也不可能存在上大学后的盯盘行为，整天念叨着威斯康星和红蓝赔率。最持久的话题应该就是文理分科，即高一的五六月份，大家见了面打招呼都是：“选文选理？”当时大多数重点班学生都不重视文科，往年文科都只有五个班，其中一个还是特长生班。班主任和文科老师都需要综合评估后游说文科成绩较好的同学，劝其选文。学校还在期末考试当天搞了一个“文理分科讲座”，说可以给点文理分科的建议。于是把大家都叫到操场上坐着，天很热，晒得要命，校领导在台上进行“选文科动员会”的讲话。这种活动对我这种意志坚定选理科的人而言简直是扯淡，但当时也有不少来回摇摆的同学，比如万子菲，她跟我聊，说自己定不下来，想了好久，交的表上都填了理科，又去找老师谈了好久，最后改成了文科。也有比我还坚定的，共同访日的一个女生，学校多次找伊谈话，劝伊从文，伊多次拒绝，待分班，学校直接分配伊至文科实验班。那天分班后我迷茫地下楼，准备去理科实验班开班会，就见她在走廊暴怒，说校领导是弱智，将她分去文科班，她决不从命，然后去找校领导对峙，最后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我们理科实验班。当时，师大的吃屎诗人团体也关心我和陈奕帆如何选择，结果我们都选了理科，他们表示异类。我也总听到言论，说以为我是典型文科生，结果“竟然”选了理科。但其实我文科成绩很烂；父母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地理政治学得那么差，而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可能背得过洋流分布图。我想那时文科学得一塌糊涂并不是因为难学，而是因为压根没学，一方面是学习的时间本就不多，更不可能分给文科；另一方面是似乎要通过这种方式，坚定自己选理科的决心。
高一暑假补课，然后上数学竞赛，放学很早，所以我晚上有时候走路回家或者去商场玩。高二开学后，我混上了摄影社社长的官职，但我较为惶恐，因为我并非社里拍得最好的，设备则几乎是最烂的。但后来招新、办摄影展、办各种活动倒也组织得不错。也就是那时西安开始推行共享单车了，我也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高二上学期我还时不时和陈奕帆来往，从冬天开始又把精力在数学竞赛上多放了些。我们班有全校数竞搞得最好的同学之一，分班不久他就对我开展了猛烈的追求，我明确拒绝过几次，也翻过脸，但总是在几天的尴尬后兄弟般重归于好，过段时间他又挑明，我们再吵一架，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学校有时会安排数竞搞得不错的同学周末去外面听课，一般是外面的机构邀请外省的名师，我第一次去是叶中豪讲平面几何，听完之后就去看惘闻乐队的live，在一个酒馆的地下室，第二天又一大早起来去考一个英语竞赛，考试地点还离我家极远，我过得神志恍惚，整个周末都像在做梦。考试的时候我满脑子仍是昨夜的音乐，我以为那个英语竞赛要完蛋，结果后来居然拿了全国一等奖，我觉得这竞赛恐怕也是扯淡。
那年冬天雾霾非常严重，学校也被迫停课了，街上的人都戴N95口罩，那时还没什么所谓网课，停课就是停课然后布置一大堆作业，我在家也觉得没意思，就去学校写作业或者学数竞，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去吃饭。寒假，父母带我去杭州玩，在书店囫囵吞枣看完了《动物凶猛》，回宾馆又马不停蹄看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觉得真牛逼。学校也没补课，除了出去玩我都在上数学竞赛，课不多，中午休息三个小时，晚上闲逛回家，每天都很悠闲，我觉得这日子好得不得了，天天说“真美好啊”。那时候特喜欢去万达逛，不管是独自还是和同学还是和父母，我们都说万达是铁一后花园。到了高二下学期仍然在周末学数学竞赛，有时候出去听课，往往在西工大附近，上完课有时去西南城墙玩。有段时间挺迷茫的，不知道自己把这么多时间花在数学竞赛上到底有没有意义，觉得自己高考是压根没怎么学，数学竞赛又是个未知，但这种迷茫往往在上课做题的快乐中减轻，在看到自己几乎不学高考却仍然稳定在年级20名时就彻底消失了。而实际上我也没多么呕心沥血地搞数竞，当时还有太多其他事情，搞摄影搞艺术是一方面，去国旗队训练与出操是一方面，混生物竞赛是一方面（买了本普通生物学看了一遍，有时候听点课，看看解剖蚯蚓视频，但都没用），还有奇怪的英语配音大赛，让我不得不晚上跑步的时候听BBC（也没什么用），然后在所有课间醉生梦死地打羽毛球。
到了暑假，数竞说要一直上到9月9号，即联考前，我寻思整个暑假都没了，不过后来也放过几天的假。学校还组织了一些同学去北京培训，培训完考试，全省有三个去北大夏令营的资格，我觉得自己大概是陪跑，但也跟着去了。上课地点在北师大校园内，午餐晚餐也在北师大食堂吃，特别好吃，我觉得这学校真不错。住的地方离北师大不远，骑车十分钟多，不过我们经常走路往返。考试前我抱着陪跑的心情出去玩了一晚上，骑车到新街口然后又到了南锣鼓巷，特别高兴，而且觉得自己一口气从三环外骑到二环内挺厉害，当时自然想都想不到现在会这样骑车。第二天考试居然是在北大校园内，考完之后自由活动几个小时就出成绩，我就骑了个共享单车去未名湖绕圈，并练习单手撒把骑车，觉得陌生又新奇，手机里留了张未名湖的照片。宣布成绩时我居然考了全省前三并拿了北大数院夏令营的资格，反倒是几位比我厉害多的同学都一无所获。
我突然觉得北大没那么远了，甚至感到一丝颤抖的希望。回西安后，我和李佳恒稀里糊涂地见了一面，说的也都是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觉得也许和他“一切都结束了”。
高二那年好像没读太多书，印象深刻的有开学前去医院，在医院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几年后母亲去医院也带了这本，但又觉得寓意不好，没拿出来看。《罪与罚》是那时候看的，还有一本《蝇王》让我也印象深刻因为实在太无聊，其他的都没太大印象，或者可以说对我没什么影响。电影倒是看了不少，也逐渐看到了些称得上“好”的东西；到了暑假读了点古典的东西，枕边一直放着楚辞，还读了几遍陶庵梦忆，都特别喜欢。小寨的走私碟店走向了衰败，进货困难，老板把积压的碟低价卖给不少了我；在北京培训时则专门去了趟鼓楼大街的独音唱片店，买了几张Lacrimosa和黑帝的碟，回家不停地听。再后来，到了快联考，阴暗的多雨早秋，就不停地听李志，尤其是《山阴路的夏天》，听着这歌，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八月份去北大数院夏令营，我在一个地下咖啡馆自习，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泊星地。考试地点，二教102。我没做出来平面几何，而那是平面几何100题我为数不多跳过的原题改编，痛心疾首。考完宣读签约结果，我和同校的同学什么都没捞上，我们充满羡慕地坐着看上台签约的同学，然后失落地离开二教。拿到这个资格时我是站在理教的门口的台阶上，颤抖着手给家里打电话说竟然是我。理教门口的台阶很大很高，后来去北大上学有时会走得不耐烦，属于是全然忘了那次走下台阶的兴奋、紧张与困惑。晚上北京下暴雨，我喝了些酒就哭了，我想哪怕只是二十分、十分，都是有用的，可结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妄想北大，可能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我继续准备联赛，但情绪很糟糕，结果同样什么都没捞到。我回去学了一个月的高考，的确不难，日子也充实，勉强算得上开心。十月份，在西安美院旁边发现了一家唱片店，买了两张，回家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泪流满面，后来在仲秋的某个雨天终于幡然醒悟，明白自己是真的想上北大数院，也真的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实际上我对古典音乐一直很迟钝。高中前两年，偶尔听些烂大街的曲子。高一，不知道什么课上老师放《交响人生》，课上没看完，就关了，那节课我好像也不在，到了午饭后，同学们又继续放电影，下午是运动会，所以看到几点都行。我前面没看，只看了后面演柴小协那段，前因后果没太看懂，就觉得柴小协到底是什么曲子，怎么这么牛逼，从影片的暗示中看出来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中午同学们还放过不少其他影片，除去上课没看完的电影，还有以六四纪录片和江泽民视频为主的政治视频。大家都看得很起劲，始作俑者往往是我的邻座。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但又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而我反对朱熹（似乎也反对王安石，然而事到如今别说原因，连这几位人物的主张也都忘完了），每次谈到古代思想，我们都吵得不可开交。他还是古典格律的信徒，天生不齿不押韵的现代诗。我们总是吵架，却又在某些事情上惊人一致，最大的共同点是觉得柳永写的都是烂诗。后来我们要是吵得太猛，干脆就以骂柳永作为终结，最起码能达成些一致。后来，他询问能否一读我的诗，我把本子递去，里面有我摘抄的诗歌，也有大量自己的无病呻吟。他读后沉思，然后说很好，说也许该重新审视这种不押韵的东西。文理分科后他进了文科实验班，暑假给我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写了封信，他觉得我们都该选文科但都没选，这当然是个人评判和选择。他尖锐地写下：不要以为文科班的那些人就有什么真文学抱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一头扎进泥淖中，用肮脏的臀部对着美丽的星空。他的主旨无非是希望我们都能永远保持纯净的文心。我并不知道文科实验班发生了什么让他此番痛斥，但信中渲染的离愁别绪与保重言辞还是让我感慨颇深，并觉得一年来的争吵是多么幼稚。而后来，他并未如他信中所写（或者他内心深处所想）那般遗世独立，他依旧发着政治的疯，在美国大选时狂热地支持特朗普，然后在特朗普上台后没多久来我们班找我说他是傻逼，并亲手制作了顶着十字架的圆顶帽，戴着环游走廊，称作“伊斯兰基督小帽”。修宪的时候，我不记得他在走廊里发疯，也许是因为不在学校，因为高三时有次碰到他，他沉重地提起这一年多他的身体状况很差，有时只能维持上半天课。
从小到大，我的确在课堂看过不少好的文艺作品，小学音乐课老师总放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的动画片，我一度以为那只是个儿童作品，后来才知道简直是巅峰。初中，语文老师花了几堂课放了《悲惨世界》的电影，好看，一时间所有人都会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高中除去《交响人生》还看了些美术相关的影片，到了高三语文老师又放了几乎完整的《巴黎圣母院》音乐剧，它带给我的震撼比悲惨世界强多了。也看过一些无厘头的搞笑电影，比如印度的《巴霍巴利王》，是语文老师播放的，全班都很喜欢，大家一度把班群名都改成了巴霍巴利。语文老师总是骂人，每节课有一半都在骂人，从我们同学一直骂到整个铁一中，但又总下放伟大的艺术，除去上述所提，再比如阿城的《棋王》，我多次提到第一次读它的震撼，也就是从读完棋王我开始热爱读中篇小说，喜欢紧凑的语言和饱含张力的叙事。高三陪伴我的就是这样的中篇小说，一本解闷的科幻小说《我遇见了人类》，苏童的鬼故事短篇小说集，还有《陶庵梦忆》，我读了很多遍还是很喜欢。
高三时，班里只能同性同桌，但我竞赛后回去已经没有落单的女生了，只能和一个男生坐一起，班主任也默许了这样的违规。后来我们还真的谈恋爱了，但在高考前两周分手，简直可以称得上最反面的案例。我当然也迷茫，数学竞赛学了不到一年，巨大失败，什么都没捞到；现在离高考剩的时间更少，我更没理由觉得自己能考多好。可越是这样，我越就告诉自己非北大不上，然后在所有时间里拼命学习。我常说回顾这么多年的求学经历，好像只有高三是真的努力了。但也不是努力得特别夸张，小说电影照看不误，听交响乐，天天操场跑圈，每个星期天下午照样去户外玩。期间，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男朋友不怎么和别人说话，过去的朋友都没有再来往，满脑子就是高考，日记中都是某年的全国某卷的某题。我素来不是考试擅长者，而且情绪化心态总不稳定，上了高考考场，其实发挥得稀烂，但还是考上北大了。查到成绩的那一刻，中午十二点，在曲江的一个中档饭馆，我毫无形象地大哭，虾饺（也有可能是烧卖）都没吃完。后来我再也没遇到那样紧张焦灼感到被宣判的时刻。事到如今，结果当然是好，但我仍然厌恶着我的高三，因为除去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和无穷无尽的压抑与自我怀疑，它什么都没带给我。我格外羡慕早就降分或保送的同学，对一切都充满希望与好奇的青春能有几年呢？我多希望自己能每一年都尝试着更新奇或更深邃的东西，哪怕是无知局限地“浪费时间”（比如写一大堆垃圾诗；比如没搞懂巴黎公社在干什么就读雨果；比如听肖邦只听圆舞曲而听交响曲只懂得听卡拉扬；比如上大学前傻乎乎地读了一个暑假的同济大学《高等数学》和C++ primer plus；比如大三一个人瞎学量子计算），也远远好过把一整年耗在机械反复无意义的事情上。
有的书是读完当时觉得好，也有的书是读完后多年才逐渐感到（对自己）意义之深刻，哪怕书中有的东西都忘记了。我一直不知道该说自己的记性是好还是不好。我能记起数年前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但看大部分东西又是看完就忘，只有一些主观的情绪能一直留下来。《冷血》是我读过的杜鲁门·卡波特的唯一一部作品，虽然卡波特本人有其他更出名的畅销佳作。读此书是高一，之前不懂什么纪实文学，读完说不上很强烈的震撼，但这故事就是持续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说卡波特冷峻的叙事语调很迷人，而这份冷峻又用于站在施暴者的角度叙述一切，所以后来我看任何事情，都好像受了他的影响，想站在所谓“有罪者”一方去再想想，然后反问自己这种行为是否有悖道德。当然，《局外人》也是典型的有罪者讲故事，可无论加缪也同样有多疏离，第一人称小说和第三人称纪实还是太不同，“独白”和“讲故事”毕竟是不一样的。人们都将《局外人》的第一句奉为经典，可我只喜欢结尾两页的爆发抒情。不过这跟卡波特并没有什么关系。
初中，还花了很多时间读斯蒂芬·金，我想我可能读了很多美国畅销作家，但我自我认同又绝对远离美国作家精神。我读斯蒂芬·金的第一篇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后来才看了这部大名鼎鼎的电影；说到这个电影为何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我想恐怕是“逃狱”在中国是永恒的主题；曾经见人讲：艺术的永恒主题就是爱情和逃狱。这话没错，但也忘了是谁说的。读的第一本斯蒂芬·金，其实叫“四季奇谭”，四个中篇，每个都写得很好，但都透露着诡异，我觉得自己真是愚蠢，竟看不出来这人是个恐怖小说作家。直到后来，买了其他长篇小说，读出明显的技巧性的恐怖氛围，才终于知道自己之前读的竟然都是恐怖小说。至于那四个故事，在我看来最佳的也并不是《肖申克的救赎》，而是《尸体》，不过这也是当年的想法了。后来交朋友，他们有时拿读斯蒂芬·金这事儿嘲笑我，就像嘲笑我喜欢Coldplay和喜欢去护城河看夕阳。
影响深远的还有《洛丽塔》，但我读的版本翻译遭人诟病，且读完此书我也没看出来到底“好”在哪，也不觉得很色情，都未达到期望，不过当然也能理解什么“精神病学”的重大意义。那时候也了解了一点弗洛伊德，便知道有很多人研究精神病有很多人就是精神病，而也有一些人专门应该生产出一些东西，帮助他人评判这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后来才逐渐了解纳博科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书是美国小说而纳博科夫又显然是俄国名字；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没有祖国”四字即可概括一切。然后读到一些惊为天人的短篇，很多年之后才开始认真地读《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觉得每篇都好，“没有祖国”这句也得到了印证。然后就总喜欢类比，把高行健、郁达夫、纳博科夫，再至勃拉姆斯、舒伯特等人都类比到一起去。似乎纳博科夫还有评价更高的《文学讲稿》，但我直到目前仍坚决不学习文学学，因此从未读过。
恰克·帕拉尼克的小说也是高一读的，且第一次读的是大名鼎鼎的短篇《肠子》，真是无比失败的决定。不过看过他写的《谈写作》，通俗易懂地把一些合直觉的技巧讲得极好。而《搏击俱乐部》则……怎么说呢，那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是我在电影审美尚不成熟的中学时代也能斩钉截铁地说“好”的东西；即使我第一遍根本没看出来电影最棒的元素之一：牛逼的插帧技术。但我虽不至于迟钝到认为这电影就讲了个精神分裂症，也没有富有哲思到立刻侃侃而谈其哲学意味。我就是喜欢那样的张力（后来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搞清楚我想要的就是“张力”，即使我可能并没法很好地去定义这个词语；“张力”和“冲突”在叙事艺术中好像很接近但又很不一样，但我还是不要狂妄自大到试图谈理论），仅此而已。
初中时，读了很多中国现代诗，无法清晰地分清好和不好，且有较长的时间喜欢“励志”主题的诗歌，如莱蒙托夫的《船》，“它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我把这诗塞进了文具盒里。后来，到了高一，第一次读艾略特的《空心人》，除了对那种堆叠意象却传递出的鞭辟入里的精神状态的震撼，更多的却是从西方的、翻译过来的、不押韵的现代诗歌里，读出了类似“韵律”的音乐般的美感，即尾段的“在什么//与什么之间//落下帷幕”，犹如吟唱。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读过的也许说不上最好，但一定是最震撼的现代诗。于是就研究艾略特到底是谁，才知道他得了诺奖。于是就去买上译社的《荒原》，里面有荒原全文，四个四重奏，还有一些其他的短诗。荒原的注释，有作者注，有译者注，加起来字数远超诗文本身，刚开始读，我还翻来翻去参考注释，后来就干脆放弃，通读了诗歌，读完再看注释到底写什么。艾略特所引的宗教典太多，很多我也不懂，但（哪怕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地）去读他通过跳跃的意象、对话、嗫嚅所进行的叙事，抛弃对象征、隐喻、符号的探究，我仍然可以感受到离散的语句被一种不客观存在的事物（即读者的思考延伸）所连接起来的奇妙，以及其中富有节奏感、音乐感的美。四个四重奏更是这样，叙事的意味更弱，也更加难以轻易地看出里面的逻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如此喜欢穆旦，我觉得好的诗歌就是即使读者使用别的语言信仰别的宗教并被别样的文化所规训，失去了叙事主体后读者仍然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诗歌本身的“美”，就像听交响曲或者原始的吟唱。
第一次读兰波，应该是《地狱一季》，然后是《醉舟》，然后买上译社的《彩画集》，第一页好像是魏尔伦给他的画像，里面全都是散文诗，王道乾翻译。读兰波，并不觉得多么“好”，但是感到天才般锋芒毕露、璀璨夺目的才华，知道这些都是他十几岁写下的，便更羡慕这般疯癫的叛逆，但有时也恍惚中产生他死于19岁的幻觉。我是觉得兰波像极了伽罗瓦，虽然发疯的天才远不止他们两个。然后当然是津津有味地读他和魏尔伦的八卦故事，后来看了电影《全蚀狂爱》，觉得拍得真好，就好像看着兰波本人。那时候还特别喜欢Nirvana的主唱Kurt Cobian，看他的生平，也有流浪时读兰波的履历。后来，也在不止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看到兰波的影子，还有其他翻译，如韩波，好像也是高频出现，但看到了多次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兰波。我想中国的应该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喜欢疯子诗人的。其实我也有些看腻了中国年轻人的叙事，幼年，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中找些乐子，如性启蒙和艺术启蒙；后来十几二十岁，稍微自由了些，就谈艺术，但一定要没钱，这样就是贫穷地爱着伟大的艺术，便很容易塑造出张力：比如在地下通道卖唱，比如在廉价饭馆谈论诗歌，再比如花一个月生活费买张音乐会门票，总之艺术加上贫困，便天然产生了浪漫色彩。
第一次读马尔克斯当然是《百年孤独》，刚上初中，在天坛西路吃凉皮和菜豆腐的小店里看从朱雀路口买的盗版书，封面是南海出版社、范晔译，里面的内容却是高长荣译（这都是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的事情。买了南海出版社的正版书，才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然后只能去搜索比对其他译本。现在仍然觉得高长荣译本更好，即使似乎不是现在的主流），看到详细的看冰块场景后就理所应当地没有看懂，很长时间以来我想自己可能是读不懂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于是直到马尔克斯死都再没打开看过，当时全网掀起了纪念他的热潮，一时间所有人都在网上背诵百年孤独里的几句话。再重新看就是初中毕业了，结果就深深被吸引，茶饭不思地读完，觉得好，觉得震撼，小说里面的人，有性格丰满的有性格模糊的，有强硬的（好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震撼别人）有优柔寡断的，不管人物侧写是什么样，但整个家族整个故事都有着极强的宿命感，强到无法为人左右，甚至无法为自己左右。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熔了再制小金鱼的片段，感到类似于什么“撞钟人”或者西西弗斯这种说不上是徒劳无功还是尊严还是什么东西，总之就是“宿命感”。于是就非常喜欢马尔克斯，然后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又觉得跟百年孤独很不一样，说到底还是挺无聊的爱情故事，但人物角色那种“不被别人所左右”与“上升或堕落的最终结果都是孤独”的气质仍在，包括后来读的《苦妓回忆录》，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结尾的最后一句“吃屎”，你也不得不感到是一种先锋。最后买了《族长的秋天》并像十二岁第一次读《百年孤独》又有了一句都看不懂的感觉，然后就把这本只有六个自然段的书束之高阁。又过了很多年，才真的感受到马尔克斯如何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并即使四五年没再读过马尔克斯，都仍然时不时在各种地方看到他的影子。
1994年前后，到底有多少好的艺术作品，谁都说不清楚。我第一次看94红磡的录像，是高一某天放学，蹲在家里，完完整整看了一遍，有很多经典的片段也是第一次看，就感到热泪盈眶，比如：“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看之前弹了会儿吉他，看完后做了什么，倒有些记不清了，觉得大概率是去建设路地摊吃烤肉，然后一如既往满脑子音乐。再后来，在粉巷一家多年后倒闭的CD店，买了一整套魔岩三杰的碟，喜欢的歌都在里面，还有一些之前从未在音乐软件中听到的又觉得很棒的，比如何勇的《幽灵》，由瑶族舞曲改编，加了六四现场枪声的采样。我一直很想去红磡看看，后来这个愿望降级到了工体，再后来也真去过，不过没进去。至于那几年数不胜数的电影，我也在中学时代尽数看完了，除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那几部，印象深刻的比如《低俗小说》，里面的很多镜头当时也并不懂，但让人着迷，然后朦胧感觉到“无意义”的意义所在。但我倒是并不喜欢《阿甘正传》，觉得讲美国梦的电影恰如中国正能量电影一样乏善可陈，即使能感动人。
第一次看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红高粱》、《霸王别姬》的场景和心情，都不必描述，就是尽我所能一帧不落地看，感到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然后在接下来至少一周都好像还沉浸在电影里面，好像自己的世界也如电影中的色彩、光线、结构。后来学影视鉴赏，得知“窥探”一词的重要性，但又觉得窥探欲只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而已，也即人们为什么看电影，以及电影最起码应该带给人们什么（满足窥探欲）。而我心目中真的“好”的电影，便是能让人不止于窥探的旁观，而是能或多或少地陷进故事之中。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提到这些电影，一是因为它们“好”，二是因为它们的摄像都是顾长卫。
顾长卫跟我是一个中学毕业的，恰好就是那个所谓“优秀+特长”的铁一中，这事情我也早就知道。我不得不承认我较长的时间幻想当作家（迄今仍是），而也有较短的时间一边在铁一中拍樱花和女生跳舞一边幻想能不能拍出顾长卫水平的色彩和光线。当时两个人对我影响颇深（但都是片刻的），一个是许跃波，他大概是铁一中特聘的摄影专家，但我从没见过他指导我们该怎么拍照。有一次办摄影展，我在学校的授意下，去找他请教摄影技术并恳求一些摄影作品。那天下午我翘了两节课，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两个小时，听他讲了很多东西，看了他的很多作品，他又一直在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让我觉得像在做梦。另一位就是摄影社的创始人，我当社长的时候去采访过他，问过所谓“创办摄影社的初衷”一类话。他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本科读了摄影专业，后来就一直从事着摄影工作。我也看过他工作的作品，觉得特别好。可我并没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跟“创办摄影社”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但他的选择倒是暗示我：也许我也“可能”以后一直走摄影的路？
分班那天李佳恒说，是否愿意相信一个学期或一年后他也可以努力重新和我在一个班。我听到这句话是困惑又震惊的，因为他实在不像说出这种话的人。过去我们到底有多少独处的瞬间，我也记不清了；有某些数学或者物理竞赛大课，我们曾经坐在一起，那时我的心情是怎样，完全记不清了；他的英音好像说得很好，又好像给我唱过什么歌，在我生日的时候在黑板上留过祝福语，在夏天给我做过西瓜切盒，在空调太冷的时候把外套给我穿；我们到底去哪里散过步，一场暴雨之后我们到底在大雁塔干了什么？总之很多细节都已经模糊，大概地留在记忆里，但后面又怎么造成尴尬和冷漠的局面，我也完全不清楚了。高二社团展示和宣讲，我去演讲的时候突然看见他在观众席，紧张和疑惑让我几乎什么都说不出来。很多年后，我还是愚蠢地纠结于“爱与不爱”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拐弯抹角地问过他，问他当年对我有没有哪怕“一点点”感情，他回答“岂止是一点”。我说不上这个答案有没有让我满足，但这事儿还没结束，后来我甚至像个傻逼一样问过他会不会来北大或者北京读研究生，就好像分班那天他连承诺都称不上的询问如今还在奏效。他说他“可能”去北航，我可能也盼望过这个事情，但后来也都再无音讯。
最可笑的事情就是，我以为写了什么东西，就能放下什么事情；而这个误区却是苏童告诉我的，在北大某体育馆的地下一层的座谈会，他说“写作是放下的方式”。我信了，于是我写，然后我梦到过他很多次，非常多，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放下的，但跟我写作没有关系，跟我其他的恋爱也没有关系，跟我无厘头的梦更没有关系；当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在隔壁班，长得特别帅，像窦唯，我挺喜欢去操场看他打篮球，我们也互有联系方式，彼此知道对方喜欢摇滚乐，他大概也知道我经常去操场看他，而很多年后，在微信上再联系，提到李佳恒，他还是觉得我们实在遗憾，他说他们现在也不联系了，实际上我也根本不知道李佳恒还在跟谁联系，所以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询问他的讯息。但最终我就是放下了，即使早在这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我思念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一个幻影，即柏拉图所谓的“美的投影”，我只是把那年所有疯狂炽热的回忆全都投影在他身上而已，可就算想通了这个事情，我还是花了很久才终于放下过去并放弃回忆和揣测有关他的一切。
一个迄今的未解之谜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开始写日记，然后就能这样几乎一天不落地坚持到现在，而且写得越来越多。我写日记是2015年8月开始，我初中毕业却又没开始上高中，而且人在陕南某个不起眼的县城，我的日记连载第一篇就是这样：今天在某地，做了某事，喝了乌梅汁；这样的城市，为何夜里却没有星空。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开始写——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奇幻的冲动为什么会影响我至今，且必然地至未来许多年甚至我的一生？
到现在我的日记里还存着在访日时我写的所有新闻稿。那时候每个城市委派一名学生当小记者，我们学校自然推举文章写得好的我，由我记录每天的见闻并上报；之前也有一个什么小记者群，但在2022年的北京单位解散微信群热潮中解散了。然而当时到底什么记得清楚？其实可供描述的有很多，但有一点异常清楚，那就是太平洋上方碧蓝的天空，海面上的海鸥，还有填海造陆的船只。那时候我饱受西安的雾霾折磨，经历一个月的见不到阳光后突然来到这样的城市，我感到惊奇与向往；而当时我只是单纯把雾霾归罪于环境治理，却不曾关注唐诗中有关霾的描述，并意识到西安所处在的盆地注定了这个城市就是如此。时至今日我还是会遗憾地说：“秦岭哪里都好…除了冬天。”
所以后来我迫切想拿到全校唯一的去新加坡的名额，哪怕他们要求毕业后为新加坡政府工作几年。这并不是一个目光长远的希望，但仅仅是“想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就足够驱动我了。所以我按照要求报名，参加面试，锋芒毕露地展示自己——就像一年后我参加北大的面试那样。即使面试官都对我评价很高，我还是没能拿到最后一轮面试的资格，而很久后我才知道是班主任安排了这样的结局，他卡了我却让班里比我稍差的同学去了最后一轮面试（最后他也果然拿到了那唯一的名额）。他原话大概是“觉得我能去更好的地方”云云。到现在我也没有因为这事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也几乎不想有关此事的另一种人生，可是如果？如果我当时真去了这样即使在冬天也阳光灿烂的地方？我丝毫无法预测现在的自己在何方，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只能归结于自己去做自己的选择，不管命运给你什么。
写到这里时我发现中学的故事大概就讲完了——当然可能还有太多没提到的细节，但就如我所说，“把我每天做的事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会怎样，会占用多少本书页浪费我多少墨水可它们又有什么意义？我上课朗读的课文和同学的吵架都需要大量的字来记录可是它们又有什么意义？”答案是没有意义，事无巨细地记录一切也没有意义。所以也许就不必再搜肠刮肚地找出些细节与往事添在这里，除非某天 突然想起，而又被什么信念驱动着觉得不写不可。我这六年的生活，每一天都好像会发生些新的事情，但又好像一切的结局从第一天就已注定；关于“宿命感”这个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时回望一切，觉得过往的所有故事，精彩也好，颠沛也好，却都好像透露出宿命感，它们都表现出：我就是这样极其自我、极其坚定，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想要的事物付出一切的人；而我所想要的，好像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有这一个事件，似乎能真的导致我的另一种人生——因此这篇文章也许就可以在这个事件终止。
2023-04-22 11:28:03
我写下“北郊”这两个字的时候并无法确信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不管对于哪个城市——我是指北京或者西安——似乎“北郊”一词都是难以良定义的。我曾问家人朋友们如何定义这两座城市的“城里”，结果得到的反馈大都相同：西安一环内指城里，北京二环内指城里；若说起共同点，那就是：护城河内就是城里。那么按此共识，我始终生活在郊区；至于北郊？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身处北京的北郊。我离北二环还有很远；四月末黄昏的北京，大风，灰云悬顶，一切都并不像春天，即使夏天即将来临。
我想在北京我是生活在北郊的；从我第一次见它——但我记不清了，年龄太小，记忆也完全模糊；我知道我识字前就去过北京，读小学也去过北京，上中学后又去了不少次，每次的目的也都不尽相同——但总之，如果真让我定义什么所谓的“第一次”，我想可能就是2017年，当时住在北三环外，每天走人行天桥过北三环去北师大上课。后来我考上了北大，然后就是迄今为止的在北四环外生活多年。总之，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是真住在北郊的；偶尔进城，就意味着向南一直走。但是我不知道——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对西安的北郊的印象；相比而言，我对南郊实在是太熟悉——所有的街道，其上的植被，公交的线路，诸如此类。北郊于我而言可能是符号化的，我听过不少道北土匪的民间传说，读中学时交的朋友，大多也没真住在安远门以北。是的，我几乎没出过安远门；小时候我住在南三环那边，好像进了南二环看到那个长安大学本部的彩虹女神像，就觉得到了足够偏北的地方；后来住进了南二环内，却也不怎么出过北城墙。我知道安远门外是火车站，也坐过穿城而过的绿皮火车，也仅此而已。我想除了“道北土匪”的词语与传说我再无法定义北郊。我想说的是，西安与北京相比实在太小；在那相对而言逼仄的城市内，我的童年也是相对而言局限的，我记得南边的一切——但我说“南”，我是说朱雀路、长安路、小寨，我是说南三环，我是说沣峪与大峪，我是说更南的终南山与秦岭，那些更加远离城市的部分；还有山里的河流与瀑布，公路上的路牌与星夜，泥地里的蚯蚓与鸣蝉，我能列举无数不局限于名词的意象，而它们迄今都鲜艳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可北郊，北郊仍然只是符号与名词。如果真说我还记得什么？我能列举什么名词？啤酒广场，浐灞，工业遗产，仅此而已；问这些就犹如问：那里的风往哪一个方向吹？我根本不知道。如我所说，我都没怎么去过安远门以北，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南二环外度过，到了高中却奇迹般到了南二环内，现在又搬去了南三环外；但即使是这样，我的足迹也无非就是那圈城墙，周末出去上课，西也西不过西南角楼。城墙就是屹立在那里；它保护着你的生活也局限着你的生活，而还有更多人就可以这样局限地生活数十年。2016年的夏天，我有一天独自坐公交车去北郊的工业遗址，去了也没怎么玩，就是在燥热到让人心烦意乱的夏日里走了走，然后又坐公交车回家。路上我读了太宰治的《斜阳》，那是个短小的故事，好像也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我却奇妙地记得包括此在内的所有坐在公交车上看书的片刻。那个工业遗址就在大明宫对面，很长时间我觉得大明宫几乎就是西安的北尽头了；高中那几年，有不少我喜欢的乐队去那里办live，但我一场都没去过。我曾想过，若真能去北京上大学，应当去哪里看演出，听听喜欢的乐队们，诸如此类。结果迄今为止在，我在北京一场摇滚乐都没听。还有同样是2016年，我才学会骑自行车，父母有时候就在周末带我去浐灞，大概是举办世园会的地方。世园会有个长安塔，我当时就没觉得有多好看，大概是因为看惯了大雁塔，而时至今日我都没见过任何“好”过大雁塔的塔，哪怕是承载了我诸多情感的博雅塔，我都仍然觉得它所承载的我的回忆与情绪，不及大雁塔的一分一毫。那时候父母去跑步，我租个自行车，绕着浐灞的湖骑两圈，大概也就十公里多，我觉得骑车十公里还挺不错的，当时当然意料不到20多岁会一口气骑一百多公里，或者说意料不到如今的一切。然后去吃东郊的泡馍，吃完回家，有时候周末就是这样过去。不过那里到底是不是“北郊”，都甚至说不清楚。那么就只剩最后一个词“啤酒广场”了。
我想说我人生中最快乐——最起码对此时此刻的我而言——的时光，都消耗或者归纳在了这个名词里。我其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那段时间总在我看来是“最快乐的”，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后，却又在我经受些所谓个体的变故之前。我想可能很多人同时经受庞大的灾难与瞬时的坎坷，或者先明白了人生的艰难或虚无再能去面对时代的突变，但08年世界在我眼中还是精心设计过的样子，历史太遥远，未来太模糊，那时候就读了些“文革”时期的作品，但一律搞不懂，只知道有一些故事，是和现实的秩序截然相反的。而“地震”、“战争”、“瘟疫”，更像是故事里遥不可及的名词；或者说：我分不清历史与故事。即使时至今日我早就知道故事全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历史在故事之外生活也在故事之外，它们用某种方式延续着，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就是这些称得上“故事”的东西，让虚无不再那么虚无。所以那时我读了不少书也跟着父母走了不少路，却完全什么都没经历过，我处理不了吃喝拉撒以外的事情，而世界似乎也在一套宏大的秩序内发展。但是地震就在那时发生；下午的课还没开始，我提前到了教室，和同学嬉笑打闹，地震发生时桌椅、吊灯摇晃，我也站不稳，却以为是哪些同学的恶作剧，而显然班里所有人都没有搞明白当下发生了什么的能力，我们继续呆在教室里，直到班主任跑进来大喊着叫我们快跑。于是大家跑出去坐在操场上，学校乱成一团，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从老师那里听来真是“地震”，我才知道课本上的词语居然发生了，我以为的无坚不摧的秩序也在崩溃，学校停课，新闻里播报灾区的消息，我对在余震中跑下楼变得习以为常。我最起码终于知道了：名词不只是名词，故事中的事情可能会再度发生。还有些别的大事，比如08年北方的日全食，父母带我去北郊啤酒广场，我是在旷野上透过一张碟片直视太阳。10年，南非世界杯，第一次知道这国家的名字，与此同时在小区里结交了南非的小女孩做朋友，话题也是因world cup而起，我用蹩脚的英文和她交流，带她去后院的桌子与烂棚子玩，摘薄荷叶，有次去她家，她父母给我送了本英文书。世界杯的时候感觉所有饭店都在播放球赛，我看不懂也提不起兴趣，对吃肉没有欲望啤酒自然也不能喝，随便吃点花生毛豆就跑到野地里玩，认识些一面之缘的小朋友。那时候城市化还没现在这么严重，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次发现了只受伤的麻雀，如果再回饭桌上，那得要穿过无数张陌生的桌子看见无数陌生的面孔，听背着吉他的歌手在不同的桌子前唱不同的歌（广场上的卖唱歌手在饭桌之间巡游，付20块钱，他就会停在你们饭桌前唱你们指定的歌）。我想有人愿意出20块钱听人唱歌真是疯了，又觉得如果别桌花了这钱我溜过去蹭听属于白赚。总是到了很晚父母再开车带我回家，而从北郊回南二环外也好像要走很久，“穿城而过”，有时我在车上能昏昏沉沉睡过去。还有些时候，经过北郊的工厂，就看到空地上的烟囱，伫立在没什么灯的夜幕中。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夏天，炎热的傍晚和炎热的夜，发生在北郊的旷野上。
可是当我说起旷野，我说的真的是旷野吗？我记不清了。童年时我对世界没有尺度感，我不觉得布达拉宫或唐古拉山脉有多么广大，就如同不觉得我家后面的院子有多么狭小；我说起旷野时说的可能只是一小片荒地，无尽的星夜也可能只是头顶四方的天。可是当我想到“旷野”这个字——此时此刻，我是说想到这一切的此时此刻，我正从北京的北四环外疾驶到南四环外，穿过大风、河流、无数路灯，头顶是浓重得快要下坠的云层，空气也仍然沉重得犹如要滴出水，夜色加深，我骤停在某个路口，视线中除去低矮的路灯与树木，就只有京沪高铁的高架桥。我在宽广的路上抬头望着更宽广的路，凛冽的西风快把我的手冻僵，在这不像春天的春天、春夜的春夜中，在这座城市的一隅荒芜角落，我想到遥远的、陌生的北郊，想到那些穿城而过、到一片旷野上去的夏夜。我不知道这里是否称得上是旷野，但在高架桥下空荡的道路上，只有云层、微弱的光与啸叫肆虐的风，暴雨可能下一刻就要降临，我觉得我是到遥远的、陌生的旷野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