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31 07:44:37
春天是藏不住的，它总在风里递来细碎的信号：该做春天该做的事了。
我偏爱那种漫无目的的探寻，踩着松软的泥土，循着草木的清香，哪怕走了歧路，哪怕绕了远路，也觉得心安。那些与草木花鸟的不期而遇，那些无需言说的默契，远比打卡式的游览更让人舒服。只是这样的舒服，从来都考验人与人之间连结的品质——不必多言，不必迁就，只需并肩走着，各自感受，却又彼此陪伴，就像春日的风与花，自然而妥帖。
天气预报里的周末，总被阴雨笼罩着，灰蒙蒙的水汽仿佛透过屏幕漫进屋里，差点就浇灭了心底那点想要奔赴春天的念头。我蜷在沙发上，听着窗外隐约的风声，心里暗叹，又要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春日了。周六下午，索性放下手里的琐事，拉上遮阳帘，在柔软的被褥里补了个懒洋洋的瞌睡。梦里全是漫山的绿意，醒来时，指尖竟触到一丝暖融融的光亮——遮阳帘的缝隙里，阳光正不顾一切地涌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暖得让人移不开眼。那一刻我笃定，无论如何都要走出去，不能让这难得的晴朗，浪费在狭小的屋子里，不能让这稍纵即逝的春天悄悄溜走。
荣昌的土地上，没有太多可供徒步的秘境，那些人造公园，修剪整齐的花木，规整划一的步道，总少了几分自然的野趣，终究不能让我兴致盎然。思索再三还是去了古佛山——这座横亘在荣昌、隆昌、泸县三地交界处的山脉，作为荣昌的地理最高点，我来过这里很多次，循着游客中心→百佛园→三圣洞的常规路线行走，看惯了沿途的景致，觉得乏善可陈。
古佛山在两地有着不同的名字，藏着不同的韵味。在荣昌境内，它叫古佛山，因山间曾有古佛寺庙而得名，山体绵延起伏，植被茂密；而在泸县境内，它则叫“道林沟”。从城里打车到古佛山脚下的“锦宏山庄”，不过三十多块钱的路程，车子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窗外的绿意不断向后倒退。下车后，我们没有往游客聚集的方向走，而是循着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往五仙山的方向慢慢溜达。没有目的地，没有时间限制，一步一步走进春日的怀抱里。
没走多久，便走到了高处。蜿蜒曲折的公路缠绕在山间，远处的云层厚重却不压抑，阳光没能完全穿透云层，只透过缝隙洒下细碎的金光，落在山野间，给草木、泥土都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即使是正午时分，也没有盛夏的燥热，只有微凉的风，轻轻拂过脸颊，带着草木的清香。忽然想起那些热带的天空，永远是澄澈的蓝，哪怕台风来临，乌云密布，用不了多久，就会有风把云都吹开，重新露出湛蓝的底色。可在我们这座小城，天气总是漫漶不清，厚重的云层下，藏着的是滴滴答答的雨滴，还是拨云见日的晴朗，从来都不确定，就像开乐透一样，充满了未知的概率，却也正因这份未知，让每一次遇见晴朗，都多了几分惊喜与珍惜。
脚下的路，铺满了厚厚的松针，踩上去软软的，像踩在柔软的棉絮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低头细看，松针间还藏着许多小小的惊喜——一颗颗顶着脑袋的小蘑菇，打量着又一年崭新的春天。路边的蕨类植物，冒出了嫩绿的新芽，两根细细的芽尖，像一根小小的Y字天线，俏皮又可爱。同行的小伙伴说这是蕨类植物在接受外星人的数据，不然，为什么它们的上空，那些密密麻麻的树林，都“懂事”地避开了，特意给它们留出了一片天空自由地“接收信号”。我听着，忍不住笑了，这样天真的想象，像春日的风一样，纯粹又美好。
抬眼望去，远处的一座山，轮廓清晰，顶部平坦，像一张巨大的桌子，一座迷你版的桌状山。我知道，它与南美洲的罗赖马山、南非的开普敦桌山，甚至是四川的瓦屋山那些闻名世界的桌状山，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这座小山，只是山间一处普通的景致，没有盛名，没有传奇。
更远处的山间，矗立着一座雷达站，银白色的塔身，在朦胧的光影中，透着几分神秘的气质。那些与天文、气象相关的事物，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魔力，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难怪那么多小朋友，会对这些东西格外着迷。自己小时候对这些事物完全没有开窍，课本里的自然地理知识，不过是应付考试的工具。直到十年前读了《三体》，那些关于宇宙、关于天文的描写，打开了我认知世界的另一扇门，我才开始对天文气象有了一些启蒙，开始懂得欣赏这些藏在天地间的奥秘。
行走间，一簇洁白的小花，悄悄映入眼帘，生长在路边的灌木丛中，像星星落在了草木间。原来蓬蘽，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灌木，花谢之后，会结出红色的果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野草莓”。蓬蘽性温，全株及根都可以入药，有着补肾益精、消炎解毒的功效，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关于它的记载，说它“味酸平，主安五藏，益精气”。理想的徒步搭子，懂草木，识药性，能在一路上，告诉你哪株草能吃，哪朵花能入药。
继续往前走，到了赶坪寨，这是屈氏家族在川东渝西地界的产业，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屈氏家族为了保护族中妇女儿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修建的，占地面积近30亩，曾经有寨门、中堂、戏台、岗楼等建筑。如今，只剩下一片遗迹。我们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慢慢爬上去，想要探寻当年的痕迹，可山间的植被太过茂密，杂草丛生，遮住了大部分的遗迹，我们找了许久，也只看到几个残存的石墩子，孤零零地立在草木间，或许这就是当年雕梁画栋的戏台子的遗迹吧。
顺着山坡慢慢往下走，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眼前忽然柳暗花明——一片平整的田地，铺在山间，地里种着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田埂边小野花随风摇曳。田地旁边，有一户人家，青瓦白墙，烟囱里没有炊烟，却透烟火。
田埂边的草丛里，我们发现了两个小小的笋子，已经快要长成小竹子了，笋壳上还带着细密的小刺，尖尖的脑袋，倔强地向上生长着，仿佛在与春风较劲，我忍不住笑了，愿称之为“两个刺头”——带着少年人的倔强与莽撞，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远处的田埂下，一头老牛，正静静地站着，动作缓慢而稳重，以至于同行的小伙伴远远望去，竟误以为是一座雕塑，直到走近了，看到它轻轻晃动的耳朵，才反应过来，忍不住惊呼一声。
我们原本计划走10公里的线路，小伙伴渐渐有些体力不支，脚步也慢了下来。最终在7公里的时候，结束了这次徒步。返程时，坐在车里，看着窗外蜿蜒曲折、狭窄陡峭的山路，才忽然察觉，原来这条路，竟如此狭窄，路边就是陡峭的山坡，若是新手司机，想来是会害怕的。
2026-03-03 03:48:48
二月真难捱，我一点没觉得春节如此难过，却总算过去了。就像妈妈说的，好漫长。
停更了一个月，印象中自我开始做公众号始，就没有停更那么久过。如果不是昨天去听了林月丝老师的讲座，也许我还要停滞着。写作这样的集会总是让人觉得单纯又鼓舞，认识的新朋友也是作品斐然，所以我不想一边艳羡他人一边不肯下笔。按照之前，一旦我想逃离现实生活时我就会开始写作，所以下笔如有神，在我看来现实生活是比隔夜的无糖柠檬水还要苦的。这个月开始改论文，这是远超于写作的苦。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本就是有效性不高的，词不达意是常态，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文学作品里的遗憾了。可如果再叠加沟通关系的双方是博导和她的学生，再叠加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种族差异的buff，这种信息的吸收难度就达到了顶峰。
当接收到经过千万曲解后的指示，进行修改的工作时，又开始挑战另外一根思维线条。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理性告诉我需要接受导师和审稿人的意见，毕竟自己太菜了；但每每要重写、换一种方式写的时候，真真是可以端坐在电脑前发呆一个钟头，盯着蚊蝇一般的单词恨不得一巴掌抡过去。
所以写作的乐趣在无数次的修改中消失殆尽。
另外，生活的琐事也会让人无所适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那些锅碗瓢盆的声音。早晨的锅碗瓢盆，中午的锅碗瓢盆，晚上的锅碗瓢盆。它们日复一日地响着，像是一首没有终点的歌，又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多人被这声音压垮，坐在饭桌旁边，眼神空洞，手里拿着筷子，却不知道该夹什么。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疲惫的、沉默的东西。
但我也见过另一种人，我导。她有四个孩子。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以为我听错了，我问她，四个？她说，四个。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是开心的表情，就像每次催我要孩子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用担心生育率原因吧。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毕竟她是在晚上12点和早上4点钟都会回我消息的人。我想象过她的早晨——四个孩子的书包，四份早饭，四双要穿好的鞋子，然后她还要赶去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她的论文，继续她热爱的课题，继续把她的学生一个一个推向更远的地方。
如果说兼顾工作和一个还没有小朋友的家庭还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么同时兼顾工作、学习和有老有小的家庭，也许需要一种我所不理解的力量。她们没有时间崩溃，或者说，她们把崩溃压缩进了某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然后继续站起来，继续去洗那些锅碗瓢盆，继续去完成那些没有尽头的工作。生活对她们而言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同时解答所有题目的考卷，而且不允许交白卷。
所以我想再一次致敬她们。不是那种空洞的、用来装饰文章的致敬，而是真实的、带着一点点惭愧的致敬。因为我知道，当我觉得生活的琐事让我无所适从的时候，有人正在用一双手同时托举着好几个世界，而且她们从来没有说过这很难。
家中亲人的过世是一场大雨。外婆过世的时候我还没见过这句话，后来见过了这句话我若有所思，也是后来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大雨不会提前打招呼，它只是突然就来了，把所有东西都淋透，然后慢慢地停，留下一地的潮湿，很久都干不掉。
奶奶就是这样走的。说突然，也是突然的。作为家中仅剩的长辈，奶奶的身体一直都还不错，至少我们都这样以为。我离开之前，她刚刚做完胆囊的手术，人显得有些虚弱，但情绪还是好的。她坐在床上，嘴里还在说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说的是什么了，只记得她的眼睛是亮的。老人的眼睛亮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她会离开。你以为她会一直在那里，坐在那张床上，或者站在那个院子里，像一棵你以为永远不会倒的树。
然后是1月份的某个夜晚。消息传来说她摔了一跤，却不肯进医院。这是她的犟脾气，她这一辈子都是这样，认定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就像这么多年来一直拿她没有办法一样。没过几天，她终于还是撑不住，被送进了医院。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快有一半不能控制了。
医生说，要吃东西，但她不吃。我想她不是不知道要吃，她只是不想吃了。有些人的死亡不是从身体开始的，而是从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的，是求生欲先熄灭，然后身体才跟着垮掉。奶奶大概就是这样。她躺在病床上，偶尔精神好的时候，还是嘴不饶人，还是那副谁都不服的样子。但那只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她自己。其余的时候，她只是沉默地躺着，像是已经在看另一个地方的风景。
除夕那天，她走了。爷爷走了十七年了。十七年，奶奶一个人把这十七年过完了，但我不觉得她真的习惯了。爷爷在的时候，他包容她所有的固执，包容她的犟脾气，包容她和所有人都能吵架的那股劲儿。爷爷走了之后，再没有人这样待她了。她的脾气还在，但是接住她脾气的那个人不在了。我有时候想，一个人的脾气是需要有人接的，没有人接的脾气只能落在自己身上，慢慢地，就把自己也压垮了。
所以她一直生命力很强，但求生欲不强。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她能撑，她什么都能撑，但她不想撑了。她大概是太想爷爷了，想了十七年，已经想够了，想去见他了。我愿意这样相信。
只是合葬的事情没有如愿，她原本是计划与爷爷葬在一起的，葬在祖坟，那是她的愿望。但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这件事最终没能成。她葬在了家乡，那个她少女时离开的地方。她从那里出来，带着她的倔强和她的锋芒，和家中兄弟姐妹闹得几乎不再往来，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
而今再回去，已经是一抔土了。我不知道她回去会怎样，不知道那片土地会不会接纳她，不知道她年轻时与之争吵的那些人，还有没有在世的，还记不记得她。但我想土地是不记仇的，土地接纳所有回来的人，不管他们生前多么难以相处，多么固执，多么嘴硬，这也是为什么老人们都愿意土葬不再愿意火葬的原因吧。
大雨已经停了。但那种潮湿还留着，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干。
今年春节在异国见了很多烟花，却没有一朵能够点燃我“马上快乐”的兴致。
2026-02-03 06:39:18
火车上的兵荒马乱还没完全褪去，我已经站在芙蓉的土地上了。导师在zoom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师兄答辩的幻灯片因为信号卡顿变成一格一格的，耳机里传来的每一个单词都需要我调动所有注意力去捕捉——本来打算在火车上小憩的一个钟头，就这样在脑袋晕沉沉的状态中抵达了这座有着 “花城” 之称的小城。
提前在KTM官网订票是J人的本能，虽然现场买还能省点手续费，但不允许没计划好的行程这件事，刻在了性格里。一大早先去看了因为连更敲字而复发的网球肘，医生一边给我按压一边摇头，那种无奈的表情我已经见过好几次了。接着赶去TBS等火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Serdang站最近都没有往那边的车，只能绕远。
芙蓉这个名字来自旧称“双溪乌绒”的粤语音译，意为“河流源头”。
我被这个名字吸引——一个小城市竟然有气象万千花中之王的名头，况且这里还是梁静茹和李佳薇的老家。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一直让我惊叹，从概率来讲，华人占比只有20%，但前辈有巫启贤、光良、梁静茹，中生代有Tank、戴佩妮、曹格、李佳薇，新生代有尤长靖，这个比例实在高得让人好奇。
这些歌声里藏着的马华与台湾的千丝万缕，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聊。
下车后打车去志元堂。这是一座道教寺庙，比较新，但很难想象居民区里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竹林之间的风骨，是马来西亚少有见到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殿里手绘的壁画，古韵十足，笔触细腻得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
整体修建的风格都是小桥流水，看得出很希望在热带打造出江南的气息——这种努力有些可爱，又有些固执，就像那些离开家乡很久的人，总想在异乡重建记忆中的故园。
肚子开始咕噜噜叫，从志元堂出来进城，去了林子祥炸烧麦小吃档口。超级便宜，很多人来买，而且男士比女孩子还要多，这倒是少见。不过不能多吃，炸物和榴莲都让我上火，点到为止就好。
芙蓉老城的建筑都很有年代感。大多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配上古旧掉色的、形形色色的招牌，还有一些在中国都快找不到的老行当——修钟表的、打金饰的、钥匙店、杂货铺。这里随处可见米南加保人的建筑痕迹，那种屋顶两端向上延伸的尖角状，如同水牛的双角般翘起。时间好像在这里特别慢，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打算往前走。
芙蓉还有一个壁画街区，规模不小，题材广泛。我和小伙伴讨论说，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壁画街？可能因为他们都不创文哈哈哈。这话说得有点坏，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槟城带起了这股风潮，其他城市纷纷效仿，仿佛壁画成了“我们也是文化城市”的标配。不过话说回来，壁画确实给老城区增添了几分活力，那些色彩斑斓的墙面，多少抵抗了些岁月的灰败。
在炎热的热带下午闲逛，既庆幸今天没下大雨，又对这烈日当头无可奈何。偶遇了拍综艺的节目组，主持人卖力地在太阳下说话，化妆都快花了，也是不容易。我本来打算去新大洲餐室吃个下午茶吹吹风，结果下午三点半就关门了，只能去当地人甚爱的哈芝沙里煎蕊店吃个冰坐坐。
如果是节假日可能会排队，我去的时候虽然店里几乎坐满了，但没有人排队。菜单没有英文，只能随机点。印度人开的百年老店，最主要的口感就是甜，甜到让人怀疑自己的味蕾是不是出了问题。幸好我坚强的肠胃没有闹别扭，听好多人说吃了都闹肚子，我算是幸运的。
吃完稍微缓了一下，步行去看森美兰图书馆。这一带都是行政中心，地上特别干净，我都怀疑是不是被谁专门擦拭过。
这里的建筑拍照效果很好，森美兰的政府建筑也带有米南加保风格的牛角屋顶，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偶遇一个拿着专业相机来拍照的马来小姐姐，也是专程来拍照的，我们相视一笑，算是同道中人的默契。
接下来打车去蜈蚣山天师宫。天师宫建于1864年，倚山而建，俯视整个芙蓉。几乎搜索芙蓉的旅行攻略都有这里，但真正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开车的巴基斯坦大姐到了山下就坚决不愿意开上坡了，告诉我她害怕上陡坡。我看了一下，真的很想自己拿过方向盘，但最后只能叹气一声——这大太阳下爬山，而且毫无遮挡，真的是热到怀疑人生。
我一鼓作气上山。可能是因为下午了，几乎没什么人。碰到一个华人大哥给我打招呼，问我是爬上来的吗，我气喘吁吁地说是，他让我好好转转看看。山上有风很是凉快，汗水一下子就被吹干了。无论是志元堂还是蜈蚣山天师宫都在忙着迎接新年的装饰，红灯笼一串一串挂起来，能想象新年的时候一定热闹非凡。下来又碰到大哥，问我打到车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大哥就问我去哪，顺便捎我一程，说这就是诚心礼佛的善报。
我蹭车了一公里多下山，大哥指着一家店说：“你有品位，这家烧包是我这个芙蓉人承认的最好吃的。”在“亚洲烧包”店五点半关门之前，我买到了烧包、蛋黄酥、餐包和牛角酥。
回家第二天早上用烤箱复热之后，味道完美到让人想落泪——尤其是蛋黄酥，我觉得堪称一生中吃到过最好吃的。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口味，外壳有一定厚度，一口下去里面的酥皮直掉渣，咸蛋黄是一整个，咸度刚刚好，写到这里我口水都快下来了。当时没有立马吃的原因是，我留着肚子去吃芙蓉波仔鱼头米。
鱼头米就是鱼头米粉，煎过的鱼头熬汤，白白的汤底加上米粉，加多一些胡椒，超级美味。他们家是按照人次点的，我点了一人份再另加一份鱼鳔，本来还想点酸柑蒸苏东尝尝，服务员小姐姐劝我说：“你吃完再点。”果不其然，就这一人份的鱼头米我都没有吃完。汤底浓郁得化不开，鱼头的鲜甜全部熬进了汤里，每一口米粉都裹着满满的幸福感。
吃完就去芙蓉火车站等车。马来西亚到处都有猫猫狗狗，下午太热，每一条狗子都寻到一处车下的阴凉，你走过去它都不带搭理的，懒洋洋地眯着眼，一副“热死了别烦我”的样子。我坐在候车室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还在回味那个鱼头米的味道。到家晚上九点，J人属性爆发，我又去游泳。回来收拾好都已经十二点，昏昏沉沉睡过去。
梦里还是芙蓉老城那些掉色的招牌，还有蜈蚣山上吹来的风。
2026-01-27 05:54:11
几年前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有位新闻网站工作人员说我写的只能算随笔，不能算作品。我当时有些沮丧，却又说不出反驳的话。直到翻开《野村少女》，我才有了一些反驳那位前辈的底气——真正的作品，是有泥土味的，是手上沾着橡胶树乳液的，是能闻到热带雨林潮湿气息的。
梁金群的文字让我想起外婆讲故事的样子。她坐在竹椅上，一边分着麻线，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从前的事。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起承转合，但你就是愿意听下去，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活的。这种真，不是”据说”的真，而是”我亲眼看见”的真。
文学不需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正襟危坐，它可以是赤脚踩在新村泥地上的，可以是清晨三点起床去割胶的，可以是在简陋厕所门口排队的。梁金群笔下的“野村”，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少女”则是她自己的旧时记忆。
《野村少女》第一章”野村传奇”里，我看到一个词反复出现——下南洋。这三个字在我从小的认知里，约等于”发财”。电视剧里那些下南洋的人，不是回来穿着绸缎戴着金链子，就是寄回大把银元修祠堂建学校。
但梁金群告诉我，下南洋的真相是：凌晨三点摸黑起床，一个人扛着头灯走进黑漆漆的橡胶园，用刀在树皮上划开一道口子，看白色的乳液缓缓流进铁桶。她的父辈们，就是在这样的黑暗里，一刀一刀地割开自己的青春。
我想起两年前刚到马来西亚时，有一次清晨五点打车，司机是个六十多岁的华人伯伯。他说年轻时在橡胶园干过十年，手上的老茧现在还在。“最怕的是雨天，”他说，“地上滑，一不小心就摔，摔了胶液就洒了，一天就白干了。”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梁金群为什么要写打猎、写吃野味这些“不太文明”的内容。因为那就是活着的方式啊。橡胶园的收入微薄，能打到一只野猪，全村都能分到肉，那是难得的蛋白质补充。这不是什么诗意的田园生活，这是真实的求生。
书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新村里的人如何上厕所。梁金群没有避讳这个”不够优雅”的话题，反而写得很生动详细。热烘烘铁皮屋顶的茅厕，在热带雨林地区一年四季的臭气熏天，小孩子们在路边一并排地拉屎。我想起十余年前在藏区支教，海拔五千米的茅厕因为空气稀薄一点臭味也无，而我坚持了一个月没有洗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脏那么不能接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它不应该只写月光和玫瑰，也要写厕所和汗臭，因为这才是完整的人生。
第二章”野村人，野村事”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的新村世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个族群像三条河流，在新村这片土地上汇聚，却又保持着各自的河道。
梁金群写到拿督公信仰时，我想起在雪隆见过的那些小小的拿督公庙。就在路边，红色的小亭子，里面供着神像，总有人去上香。起初我以为这是道教的神祇，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化的民间信仰——华人来到马来半岛，把对土地公的崇拜和马来民间信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绝不能拿猪肉当贡品的拿督公。这种融合让我兴趣盎然。它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适应。就像橡胶树，原本是南美洲的植物，被英国人引进到马来亚，最后养活了几代华人。文化也是这样在迁徙中变形，在异乡扎根，最后长出新的枝叶。
书中还写到印度人开的杂货店。我立刻想起我出租屋楼下那家印度人的Mamak档，虽然每次吃了他们家东西我都会拉肚子，虽然他们门口的垃圾总是不扔，但不影响一众伙计每次都对着我笑嘻嘻乐呵呵。
梁金群写这些时，没有用什么“多元文化共存”这种学术语言，她只是写印度老板如何赊账给穷苦的华人，写马来邻居如何在开斋节时送来马来糕点，写华人如何在春节时分发红包给各族小孩。这种日常的善意，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说服力。
梁金群比我母亲小五岁。所以我读这本书时，总是不自觉地把她和我母亲对照着看。
我母亲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是家中幺女，在小城长大。因为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跟着的每个寒暑假，母亲也是从小就跟着干活。但她在中国内陆的西南山区，梁金群在马来西亚的新村，一个在祖国的土地上，一个在南洋的异乡。可当我读到第三章“野村童年”时，我发现处于同一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人童年却有惊人的相似。
都是天没亮就起床，都是要帮干活，都是在贫穷中长大，都是咬着牙读书想要改变命运。我母亲跟我说过，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外婆每个月底不再找邻居借钱。自收自足地过一生，甚至就是年少时的朴素愿望。不过这样城乡交错的生活，让我母亲很重视对我的“田野教育”。即使没有机会真正下田干活，但比起生活在城里的同龄人，我几乎能认全田地里的大多数农作物，这得益于但凡有机会到乡下时，母亲从来不放过教我认识自然的任何机会，“总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吧”，母亲总这样说。
梁金群在书里写。务农的劳动是辛苦的，童年的记忆是缺少玩具的，但那一代人都这么长大了。她没有煽情地写“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代”，而是很平静地说：这就是我们的童年，虽然苦，但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还不错。
这种平静让我想起一次和母亲的对话。我问她：“你会怨恨那个贫穷的童年吗？”她想了想说：“有什么可怨呢？还是长大了啊。”然后她笑了笑，“而且也不是全都苦的，我们也有快乐，比如跳楼梯时你外婆笑吟吟看着我的时候。”
是的，梁金群的书里也有快乐。虽然物质匮乏，但新村的孩子们也会捉迷藏，也会偷摘别人家的水果，也会在河里游泳，也会在月光下听大人讲鬼故事。贫穷没有剥夺童年应有的快乐，反而让那些简单的快乐显得更加珍贵。
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一代人，无论多辛苦都咬牙坚持。因为他们见过真正的苦，所以眼前的难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真正的穷，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一切。这种坚韧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他们对故乡的渴求比我们更甚。”我在某个思乡的夜晚写下这句话时，手有些颤抖。
这两年在马来西亚，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起家乡时眼睛发亮。那个家乡可能是福建的一个小渔村，可能是广东的一个山区县城，可能是海南的一个农场。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没回去过，甚至连父母的坟都没扫过，但他们记得家乡的每一条街，记得祖屋的每一块砖。
这种对故乡的感情，和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随时回家，可以随时见到父母，可以在清明节去扫墓，可以在春节和家人团聚。但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故乡是遥远的，是回不去的，是只能在梦里出现的。
梁金群在书里没有大段大段地写乡愁，但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隐隐的疼痛。她写父辈下南洋时带走的家乡泥土，写新村里过春节时对着中国的方向烧香，写华文学校里孩子们学习的那些关于“祖国”的课文。这些细节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华人的乡愁史。
我参加过一次关于《汉丽宝》的文学讲座，分享在了社交平台上。因此有陌生人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外来者；在中国，我们又是陌生人。”下面好多人给他的留言点了赞，而我的眼眶在深夜的异乡也有些泛酸。
但梁金群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她写新村，写橡胶园，写那片养育了几代华人的土地。她的笔触里有归属感，有认同感，虽然带着对祖籍地的思念，但更多的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根——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根，而是生活意义上的根。
曾经旅行路上碰到一个阿姨同我讲过：“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我也是华人。这两个身份不矛盾。”她说这话时很坦然没有任何纠结。或许经过几代人的磨合，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平衡，一种既保留文化认同又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比我们想象中更坚强地活着，也比我们想象中更柔软地“委曲求全”着。
坦白说，如果不是想更了解马来西亚华人，我可能不会拿起这本书。它没有悬念迭起的情节，没有精心设计的结构，没有华丽的文字技巧。它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讲父母的故事，讲一个村子的故事。
但我读完了，而且读得很慢，因为我想记住每一个细节。
我想记住凌晨三点的橡胶园，想记住拿督公庙前的香火，想记住印度老板的笑容，想记住那些在泥地里奔跑的孩子，想记住新村的月光和星空。
这些记忆不是我的，但现在它们成了我的。这就是阅读的奇妙之处——你可以活很多种人生，可以看到很多种可能，可以理解很多种选择。
两年前我刚来这里时，我以为自己会很快适应，因为这里有20%的人说中文。但我错了。我们说的中文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化有相似也有差异，我们的历史记忆完全不同。我需要学习，需要理解，需要放下自己的预设和偏见。
《野村少女》帮我完成了这个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通过梁金群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是新闻里的政治议题，不是旅游宣传片里的和谐景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是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是文学。曾经那位前辈说我写的不是作品，或许他是对的。但现在我知道，如果我想写作品，我不需要去模仿那些晦涩深刻的名家，我只需要真诚地写自己看到的、经历的、感受的。就像梁金群一样，不装腔作势，不无病呻吟，就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
读完这本书，我想起很多人。
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我这样的外来者的。它告诉我们：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故事需要被讲述，那些在艰苦岁月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值得被记住，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书写。二十岁就离开马来半岛的梁金群却做到了。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窗外正好是傍晚。马来西亚的热带阳光透过椰树的叶子洒进来，洒在书页上，洒在我的手上。我想象着梁金群笔下的那个新村，傍晚时分，割胶的人回来了，做饭的烟火升起来了，孩子们在泥地上奔跑，大人们坐在门口聊天，拿督公庙前的香火还在燃烧，印度老板正要拉下杂货店的卷帘门。
那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却因为这本书，变得如此清晰，如此亲近，仿佛我也在那里生活过，也在橡胶树下站过，也在新村的月光下走过。
这就是文学的魔法。它让陌生人变成友人，让异乡变成故乡，让历史变成当下。而我这个从中国内陆山区来到这块土地的外来者，终于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理解这片土地、理解这群人的钥匙。
写在最后：马华文学近期很火，我都遇到好几个求我代购黎紫书作品的朋友了～不过我想分享一个冷知识，温瑞安也是初代马华作家。
2026-01-20 04:57:14
姐姐的小猫走了。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心里像是被扎了一下。据说是肠梗阻，为了不让它受苦，最后选择了安乐死。姐夫原本还想等出差回来再做决定，但姐姐的情绪已经快要绷不住了。
那是去年初春的事了。南方的春节前后，气温只有几度。小猫就在那样的日子，不知从哪里流浪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它瘦骨嶙峋，显然已经在外面漂泊了很久。
姐姐的办公室开着暖风，是个温暖的角落。小猫到了姐姐的工位上，就再也挪不动道了。姐姐刚离开座位不久，皮垫子上还留着人的体温，小猫就这样鸠占鹊巢，蜷缩在那一方温暖里。
我们请来养猫的兰兰来看，兰兰说这还是一只品种猫，应该是走丢了挺长时间。她给小猫带来了猫条和好吃的，小猫又馋又怕。
我并没有养小动物的打算，办公室其他人应该也是。所以我私心里寄希望于姐姐，希望她可以收留这只小猫。那时候姐姐刚来办公室不久，各种事情都还没来得及理顺，心情也总是不太好。但姐姐是很温柔的人，是我见过的极少数那么温柔的人。她好像从来没有暴怒过，就算心情不好，也只是安静地坐着不说话。
姐姐说要回家和姐夫商量一下。我有点担心，姐夫是个胖胖壮壮的外科医生，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读书。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忙碌的家庭，是否还愿意接纳一只流浪的小猫。没想到当天姐姐就带来了好消息。姐夫同意了，还带着小猫去洗澡体检。小猫就这样，在流浪了很久以后，有了新家。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小动物是很有灵性的，它们会自动靠近气场单纯的人。姐姐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在职场上打拼二十年，但她身上就是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小猫大概也是感受到了这份温柔，才会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选择停留在她的座位上吧。
小猫到姐姐家不久，有一次和小朋友玩耍时，不小心挠伤了孩子。姐姐当时很害怕，担心姐夫会借此把猫送走。没想到姐夫很生气，却是生气地说：“以后让两个小朋友和猫猫保持距离！”姐姐笑着对我们说，那就是只准姐夫一个人逗猫玩，没有人和他抢了。
后来姐姐时不时会分享小猫的近况给我们看。它胖了，毛色也亮了，眼睛里不再有流浪时的惶恐。我真心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缘分好奇妙，一个灵魂和一个家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接了起来。
前几日，办公室小余同我说，猫猫走了。我不敢和姐姐多问，怕她说起来伤心。只是默默翻开了手机里存下的照片和视频，那是小猫刚来时候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了另一只小狗。
那是今年初的事。小狗不是我养的，是我常去洗头的一家店里养的。它好可爱，每次见到我都会蹭我的裤腿，摇着尾巴，眼睛亮亮的。我本来没有计划在那家店充卡的，但因为想常去看那只小狗，就充了卡，当作给它买吃的。那几个月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生活因此有了一些希望和盼头，我真的好喜欢它的鼻头靠近我的样子。
直到某一次我再去，工作人员说小狗被送回农村老家了。我当时有些失落，但总还是替小狗开心，因为农村的小狗总是自由快乐许多。又过了两周，我再去的时候，店主告诉我，小狗在几个星期前，在店门口被车撞死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小狗啊，它尾巴摇摇的样子还在我的相册里、我的脑海里，但它却不在了。本来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平复了。但在写姐姐的小猫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只小狗，眼泪忍不住打转，最后还是掉了下来。
姐姐的小猫走了，我常去看的小狗也走了。
2026-01-13 06:44:59
题目名为《巴生》，其实目的地只是巴生南区的老城，北区并不曾到访。
火车误点了十几分钟。站台上人不多，我索性跟着手机视频做起运动来。在外面这些日子，我发现自己的胆子莫名其妙大了起来——在国内时那些万万不敢做的事，到了这南洋的土地上，竟然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做了。也许是异乡人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自由，又或者只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
KTM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是马来西亚典型的风景：棕榈树、铁皮屋顶、斑驳的墙面，到巴生站下车时已是上午十点多日头正烈。没有急着找阴凉，而是沿着导航往旧巴生的方向走去。第一站是观音庙，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头倒是响亮，但我更在意的是那个模糊的记忆——拜佛要在午前。
1.5km的路程，走了20分钟。巴生的街道窄而旧，骑楼下偶尔有老人坐着乘凉，眼神懒洋洋地扫过路人。观音庙到了，朱红色的门楣，屋檐下的雕花极尽精致。庙里不允许拍照，倒也乐得收起手机专心看那些细节：梁上的彩绘、门上的雕刻、香炉里袅袅的青烟、供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水果。
一家三口正在拜神。年轻的华人父亲领着一儿一女，认真地教他们如何上香、如何跪拜。小男孩大概五六岁，动作笨拙却一板一眼；小女孩跪在蒲团上仰着头看爸爸的嘴型。华人的文化在这异国他乡，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不是靠什么宏大的仪式或慷慨的宣言，而是一个父亲弯下腰，手把手教孩子怎么握香、怎么磕头、怎么在心里默念祖先的名字。
观音庙出来右拐就是开封府，也就是包拯祠。崭新得有些突兀，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马来西亚怎么会有开封府？包拯是安徽人，跟南洋八竿子打不着。
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包公曾在广东肇庆做过官，而巴生的华人又多是广东、福建一带过来的，这层地缘关系就这么隐隐约约地连上了。但更让我意外的是，在这个人人都在学习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如何人情练达的时代，居然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推崇包公。欧阳修说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指的不是知识，而是世故人情。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大概是要处处碰壁的。可还有谁偏偏喜欢铁面无私、不通人情、只认道理呢？
开封府里，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掷杯筊。他站在神像前，双手合十，嘴唇翕动，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掷出去，捡起来，再掷，再捡。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有上前打扰。人生为何，求神拜佛。这世上大概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寻找答案——有人掷杯筊，有人远行，有人写字，有人沉默。
出来时已经十二点。肚子饿了，开始提醒我该去填饱五脏庙。巴生肉骨茶的名头早就听说过，今天终于有机会去尝尝”祖师爷”的手艺。
去肉骨茶店的路上，经过了双层哥打桥。这座桥建于1957年，是巴生的地标之一。上层走车，下层曾经是铁路轨道，现在已经废弃。桥身是灰褐色的，桥墩粗壮，有一种工业时代的笨拙美感。我站在桥边吹风，看巴生河缓缓流过，河面上漂着些垃圾和枯叶。
桥底下有个年轻男子。他用纸皮箱搭了个简陋的遮蔽所，蜷缩在阴影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看了一眼，没敢多看。拍照给小伙伴看，他说，大概是被割完韭菜走投无路了吧。
沿着铁路和河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盛发桥底肉骨茶。店面很小，藏在桥墩下，招牌也不起眼。十二点半到的时候，店里已经没剩几样了——人家下午一点就关门，晚来的客人只能碰运气。我点了两种，其中一个是猪肚、大肠、粉肠的三掺。
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先闻到了药材的香气——当归、党参、枸杞，还有说不出名字的草药。汤色深褐，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我舀了一勺尝，暖意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猪肚切得厚薄适中，软糯而有嚼劲；大肠处理得干净，完全没有异味;粉肠最绝，轻轻一咬，汁水就渗出来，满口都是卤料和药材的香气。
我之前也吃过肉骨茶，觉得还不错，但今天吃到这一碗，才明白什么叫”祖师爷”的手艺。原来肉骨茶是可以这么好吃的——不仅仅是药材汤加排骨那么简单，而是每一样食材都恰到好处，每一味调料都不多不少，最后汇成一碗让人喝完还想舔碗底的汤。
吃饱喝足，我在街上溜达。巴生的印度街大概是马来西亚最全的印度街了。街两边都是印度商铺，卖纱丽的、卖香料的、卖神像的，店铺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料，在风里轻轻飘动。空气里弥漫着香料和熏香混合的味道，浓烈得让人有些晕。
兴都庙就在街角。这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兴都庙，据说还有鸟巫占卜：把鸟关在笼子里，让它叼出一张纸签，算命先生再根据纸签解命。我没进去，只是在门口看了看。庙门上雕满了神像，密密麻麻，每一尊都色彩艳丽、姿态各异。
我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印度服饰店。店主是个印度姐姐，不会热情过度。她给我推荐纱丽，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要怎么穿。我试了一条深红色的，她帮我裹好，然后把我推到镜子前。镜子里的自己有些陌生。纱丽的明暗光线遮挡下，身上的肉变成了丰腴，腰身也显得纤细了些。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那个在国内沉沉浮浮小心翼翼生活的自己了。
最后在那家店买了一条连衣裙，又在街边的小破店里买了一条产自印尼的batik连衣裙。花色过于艳丽，红橙黄绿蓝靛紫一股脑儿全堆上去了。卖衣服的阿姨使劲夸我，说我皮肤白，穿起来肯定好看。我心里想这裙子我大概只敢当睡裙穿，绝不敢穿出街，但嘴上还是笑着说谢谢。
还逛了一家三层楼的印度小商场。这栋楼建于1874年，原来是巴生的第一家渣打银行，也是巴生的第一家金融机构。现在改成了商场，卖各式各样的纱丽和首饰。我在三楼看到了标价几十万的纱丽，金线密密麻麻绣满整条裙摆，宝石镶嵌在领口和袖口，华丽得像是要穿去见国王。我用眼睛看了看，过了一把瘾，然后转身下楼。
印度街旁边的小巷子里藏着巴生的壁画街。壁画的主题是热带雨林的动物——老虎、犀鸟、巨蜥。画得很逼真，色彩鲜艳，几乎要从墙上跳出来。我在一幅巨蜥的壁画前停了很久。那只巨蜥趴在树干上，眼睛半闭，舌头微微伸出，一副慵懒又警觉的样子。很像巴生这座城市——看起来慢吞吞的，实际上什么都看在眼里。
最后一站是皇家博物馆。这座白色建筑物建于英殖民时期，现在是雪州苏丹纪念先父的地方。谷歌地图上写着中午不闭馆，但我一点半到的时候，门卫告诉我要两点才开。
我只好去附近的Play Klang Cafe坐了一会儿。店员应该都是义工，凑过来介绍巴生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原来巴生的咖啡是英国人种的，而那些到处可见的乌鸦，也是英国人带来防止害虫吃可可果的。殖民者带来的东西，最后都留了下来，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两点钟，博物馆开门了。里面展出的都是雪州皇室的私人收藏——华丽的服饰、精美的武器、古老的照片、手写的信件。墙上挂着雪州皇室的家族树，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年份，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我在一张老照片前停下来。照片上是1900年代的巴生，街道泥泞，房屋低矮，马车和人力车在街上穿行。那时候的巴生还不叫巴生，而是叫Klang，是雪兰莪州的门户，是锡矿的集散地，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巴生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移民史、奋斗史。1870年代，英国人为了控制锡矿贸易，在巴生建立了行政中心。华人矿工从中国南方漂洋过海而来，在矿井里挥洒血汗；印度劳工被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修铁路、建码头、种橡胶；马来人原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看着外来者一批批涌入，改变着他们祖祖辈辈熟悉的生活。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巴生从殖民地变成了独立国家的一个港口城市。锡矿业衰落了，橡胶种植业也没落了，但巴生还在。那些早年来这里讨生活的移民，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的儿孙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华人开肉骨茶店、印度人开纱丽店、马来人开杂货铺，各自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也共同守着巴生这座城市。
博物馆里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眼睛记录那些展品。一把镶金的马来短剑、一套华丽的苏丹礼服、一张褪色的英文委任状、一本泛黄的账册。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权力、财富、荣耀，以及代价。
从博物馆出来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天色还亮着，热度也没退些。我慢慢往火车站走，经过印度街、经过那些骑楼和老房子。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店铺开始亮灯，空气里飘着下午茶的香气。一家叫中国酒店的餐厅打烊了，我本来还想来一杯黑咖啡的。
火车又迟到了，我坐在站台上等，身边是一群放学回家的中学生，嘻嘻哈哈地打闹。他们说的是混杂着马来语、英语、华语的”Manglish”，只能听懂一半。但他们的笑声我听得懂，那是我曾拥有过的，只有少年才有的、无忧无虑的笑声。
火车来了，晃晃悠悠地开。我靠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在暮色中渐渐模糊。累了一天，眼皮开始打架。混在一车厢学生的嬉闹声里，我迷迷糊糊却又在异国他乡格外警醒不敢睡着。
在异乡，我们敢于成为另一个自己。而当我们回到故乡时，那个在异乡学会的勇气，会不会也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