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8 03:09:24
本集播客邀请了核工程师、核聚变专家、Helion Energy公司CEO David Kirtley。Helion Energy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致力于建造商业核聚变反应堆，有望为人类文明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电力。核聚变通过将氢原子加热至超过1亿摄氏度并将其约束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原子融合，这一过程与为太阳和恒星提供动力的反应相同。若商业化成功，核聚变将以清洁、安全的方式解决人类大部分能源需求。
与目前核电站使用的核裂变（分裂重原子）技术不同，核聚变是将轻原子（如氢）结合起来。其优势在于燃料源自水，不产生长期放射性废料，且本质安全，不会发生熔毁。Helion采用与传统托卡马克（Tokamak）环形磁约束室不同的脉冲磁惯性聚变技术。历史上，能源稀缺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限制因素，而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解锁新能源有关。商业聚变的实现将开启一个能源充裕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可能性。
核聚变是宇宙的动力之源，为恒星提供能量，也是地球上绝大多数能量（包括化石燃料）的根本来源。其基本原理是，将宇宙中最丰富的轻元素（如氢及其同位素）融合，形成更重的元素。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²，融合后产生的原子核总质量略小于参与反应的原子核质量之和，这部分“质量亏损”会以巨大的能量形式释放出来。恒星的演化过程就是一部核聚变史，从燃烧氢到氦，再到碳等更重的元素，直至铁元素为止。铁是聚变与裂变的分界点：比铁轻的元素倾向于聚变释放能量，而比铁重的元素则倾向于裂变。
核裂变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它利用宇宙中最重的元素，如铀和钚。这些元素的原子核非常大且不稳定，当一个中子撞击如铀-235的原子核时，它会分裂成多个较小的部分。同样，分裂后所有碎片的总质量也小于原始原子核的质量，释放出巨大能量。
在燃料来源上，裂变燃料（铀、钚）需从地下开采，而聚变燃料——氢的同位素“氘”（Deuterium）——则广泛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水中。据估计，仅地球海水中的氘，就足以按当前全球用电水平为人类提供长达1亿至10亿年的能源。
在核聚变过程中，实现能量释放的关键在于克服原子核之间的电磁斥力。由于原子核都带正电，它们会相互排斥。为了使它们足够接近以发生融合，需要将燃料加热到极高的温度（如1亿摄氏度），使其粒子获得极高的动能（速度）。当这些高速运动的粒子足够接近时，另一种更强大的基本力——强核力——便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吸引并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重的原子核。
这一过程与核裂变形成鲜明对比。核裂变在常温下即可发生，因为重元素的原子核本身就极不稳定。而核聚变则极其困难，需要人为创造极端条件。例如，太阳依靠其巨大的引力将燃料约束在一起，从而实现聚变。在地球上，由于无法复制太阳的引力，科学家们必须探索其他约束方法，如磁约束。
Kirtley特别指出，他倾向于将聚变设备称为“发电机”（generator）而非“反应堆”（reactor）。根据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的定义，“反应堆”是指能维持自我持续链式裂变反应的装置。聚变过程并非自我持续的链式反应；一旦停止输入燃料或能量，反应就会立即中止，这与天然气发电机更为相似。最终，人类利用聚变的目标是直接获得电力，而不仅仅是热量。
核聚变被认为是本质安全的能源。首先，其反应过程难以启动和维持，不具备失控的物理条件。一旦系统出现任何问题，聚变反应会自然熄灭，从根本上杜绝了类似核裂变反应堆的熔毁风险。这与链式反应的核裂变形成对比，后者需要精密的工程系统来控制反应速率并持续冷却。
尽管公众对核裂变安全存有疑虑，但Kirtley作为核工程师认为，现代核裂变反应堆在工程设计上已非常安全，具备被动安全特性，能在温度升高时自动减缓反应。他指出，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更多是由于人为操作失误、管理不善或在超出设计寿命的情况下运行所致，而非技术本身的根本缺陷。
相较而言，聚变的安全性根植于其物理原理。它不依赖于复杂的外部安全系统来防止灾难，而是其内在特性使其无法失控。
Kirtley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归因于“人的失败”而非“工程的失败”。他以福岛为例，指出同一场地的多个较新的反应堆在海啸中成功维持了运行，而出事的是最老旧的机组。这再次强调了操作和管理的规范性是保障核能安全的关键。
本节也深入探讨了核能与核武器之间的区别。一个核心论点是：核聚变发电厂无法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核武器（无论是裂变弹还是所谓的“聚变”氢弹）都依赖于可裂变材料，如浓缩铀或钚。所谓的氢弹（H-bomb），其核心引爆机制仍是裂变反应，聚变燃料仅用于“助爆”，增强裂变威力，其能量的90%仍来自铀的裂变。如果没有裂变“扳机”，纯聚变炸弹在现有物理学认知下无法实现。
这一特性使得聚变能避免了与核裂变相关的核扩散风险。Kirtley提到，全球防核扩散专家非但没有担忧聚变技术，反而积极鼓励其发展。他们认为，推广聚变能可以满足全球对清洁基载电力的需求，从而减少各国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动机，降低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在全球扩散的风险。
核聚变有望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当前，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地理分布不均，导致了能源依赖和地缘政治紧张。核裂变的燃料铀同样面临类似问题。
然而，核聚变的燃料氘（Deuterium）遍布全球的海洋中，任何国家都拥有获取燃料的途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或组织能够垄断聚变燃料，也无法通过切断燃料供应（如关闭管道）来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聚变发电厂，能够将能源生产能力分散化，从而削弱能源在国际冲突中的武器化作用，促进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
核聚变发电的安全性在极端情景下依然稳固。Kirtley介绍了一项为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所做的分析，该分析模拟了“一颗陨石击中正在运行的聚变电厂”这一最坏情况。结论是，即使整个设施被瞬间蒸发，也无需疏散周边民众。
其根本原因在于燃料量极低。一个聚变发电机在任何时刻内部仅存有约一秒钟的燃料。一旦燃料供应中断或设施被毁，聚变反应会立即停止。剩余的燃料（氘，即重水）会安全地回归环境，不会造成持续性危害。这与储存了数年燃料的裂变反应堆或大量煤炭的火电厂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核废料，聚变反应本身会产生中子等电离辐射，使反应室的材料产生“激活”，具有放射性。因此，运行中的聚变设备需要用混凝土等材料进行屏蔽。然而，这种激活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寿命相对较短。更重要的是，聚变不会产生像裂变那样的高放射性、长寿命乏燃料。美国政府已立法明确，聚变能将依据《联邦法规汇编》第30部分（Part 30）进行监管，该法规适用于医院的粒子加速器等设备，而非适用于核裂变反应堆的更为严格的第50部分（Part 50）。
实现核聚变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并维持一个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等离子体环境：极高的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足够的密度（粒子数量）和足够长的约束时间。全球的聚变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实现这三者的最佳组合，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技术路径：
惯性约束聚变 (Inertial Fusion)：典型代表是激光聚变，如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的实验。它使用极高功率的激光在纳秒（十亿分之一秒）级别内瞬间轰击并压缩一个微小的燃料丸，通过巨大的压力和密度来引发聚变。
磁约束聚变 (Magnetic Fusion)：其目标是将等离子体长时间（数秒甚至更长）地约束在强大的磁场中。
磁惯性聚变 (Magneto-Inertial Fusion)：这是Helion公司采用的路径，它结合了前两者的特点。Helion的技术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场反转位形（Field-Reversed Configuration, FRC）的等离子体。其工作流程如下：
FRC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其高“贝塔值”（Plasma Beta），即等离子体压力与磁场压力的比值接近于1。这意味着磁场利用效率极高，但也带来了稳定性挑战。Helion通过一个被称为 S*/E 的参数来解决稳定性问题，该参数结合了等离子体的动能（类似陀螺旋转越快越稳定）和其几何形状（更长更稳定），通过精确控制实现了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
达到1亿摄氏度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温度下，物质处于等离子态，原子核与电子分离。如此高的“温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热度，而应被理解为粒子的宏观动能，即粒子以极高的速度（约每小时百万英里）运动。
在这种状态下，粒子间的碰撞变得非常稀疏，物质表现出“稀薄”特性。任何普通材料都无法承受与这些高能粒子的直接接触，因此必须使用磁场进行非接触式约束。整个聚变过程发生在微秒（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尺度上，这意味着从启动、聚变到能量回收，整个过程在人眼眨眼之前就已经完成。
由于聚变反应发生在微秒级的时间尺度上，人类操作员无法实时干预。整个过程必须由高速计算机系统自动控制。
传统的聚变发电方案（如托卡马克）主要利用聚变产生的中子轰击反应堆包层，产生高温，再通过蒸汽轮机发电。这个过程的热电转换效率通常在30-35%左右，与传统火电或裂变核电站类似。
Helion采用的FRC方案则具备一项革命性优势：直接能量转换。其原理如下： 1. 当等离子体被压缩并发生聚变时，产生的大量带电粒子（如质子和氦核）会急剧增加等离子体内部的压力。 2. 由于高贝塔值的特性，这个巨大的内部压力会反过来推开外部的约束磁场，导致磁场膨胀。 3. 磁场的变化会在外部的电磁线圈中直接感应出电流，将聚变产生的能量以及输入的部分压缩能量以电能的形式回收，并为下一轮脉冲的电容器充电。
这种“直接回收”机制的效率极高。理论上，回收输入磁场能量的效率可超过95%，而将聚变产物能量转化为电力的效率可达80-85%。高效率不仅意味着更经济的电力输出，还大大减少了废热处理的需求，使系统可以设计得更紧凑。
为最大化直接能量转换的优势，Helion选择了氘-氦3（D-He3）作为主要燃料。与主流的氘-氚（D-T）反应主要产生中子（不带电，无法被磁场约束）不同，D-He3反应的产物主要是带电的高能质子和氦核，完美契合了直接能量回收的物理机制。
Helion公司秉持快速迭代的“建造者文化”，至今已建造了七代原型机。他们强调使用现有供应链、通用材料，甚至通过eBay采购二手设备来缩短研发周期，同时在内部实现关键部件（如电源）的垂直整合制造。这种务实且高效的工程方法论，支撑了其技术的快速进步。
2023年，Helion与微软公司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购电协议，承诺在2028年前建成首座商业聚变电厂，并为微软的一个数据中心供电。这个明确的、具有商业约束力的最后期限，是推动整个团队前进的强大动力。尽管面临巨大的工程挑战和外界的质疑，Kirtley表示，团队坚信在物理原理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当前的任务是解决工程和制造上的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大型GPU集群和数据中心的能耗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Kirtley指出，AI计算的成本最终将趋近于其电力成本。聚变能的几个特性使其成为未来AI数据中心的理想能源伙伴：
Kirtley认为，当前对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增长的预测（年增4-6%）可能被严重低估。为了不让能源成为AI发展的瓶颈，加速聚变能的商业化至关重要。
卡尔达肖夫等级是衡量文明技术水平的标尺，主要依据其能够利用的能源总量。第一类（Type I）文明能够利用其母星接收到的所有能量，第二类（Type II）则能利用其母恒星的全部能量。
Kirtley认为，核聚变是人类文明迈向第一类文明的关键技术。地球上丰富的聚变燃料足以支持远超当前水平的能源消耗。能源的极大富足将解锁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技术应用，例如： * 垂直农业：在高层建筑内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将大量农田归还自然。 * 海水淡化：解决全球水资源短缺问题。 * 先进推进系统：如通过地面聚变电站向航天器发射微波束，实现无工质火箭推进，或为深空探测器提供持久动力。
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宇宙如此浩瀚古老，为何我们至今未发现外星文明的任何踪迹？对此，Kirtley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看法。他倾向于“马特里奥什卡脑（Matrioshka Brain）”假说，而非“大过滤器”或“黑暗森林”等悲观理论。
该假说认为，高度发达的文明可能不再追求物理上的对外扩张（如殖民星球），而是转向内部的认知和智能发展。它们可能会建造戴森球等巨型结构，利用整个恒星的能量来驱动巨大的计算系统，以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无限疆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它们，是因为它们已经将活动重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了信息世界。Kirtley认为，聚变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或许正是人类踏上这条演化路径的开端。
在访谈的最后，Kirtley感叹物理定律的精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得生命和宇宙的存在成为可能。他表示，自己对聚变技术最终能成功实现充满敬畏和信心。
2025-11-01 05:14:59
Dan Houser 认为，他早期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文学和电影，而非当时尚未成熟的开放世界游戏。在电影方面，他将《教父2》列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尤其欣赏其双线叙事结构、对移民经历的刻画以及经典的电影镜头（如埃利斯岛的场景）。他认为，《教父》系列是“完美电影”的典范，其剧本、表演、配乐和摄影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
Houser 对比了70年代电影的缓慢节奏与现代电影的快速剪辑，认为后者源于观众对电影语言的日益熟悉。他指出马丁·斯科塞斯的《好家伙》（Goodfellas）和《赌城风云》（Casino）对电影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生活片段”式的叙事、黑色幽默以及对罪犯日常生活的描摹，为后来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等作品铺平了道路。
在谈及自己的新项目时，Houser 透露他正在开发一个名为“Absurdiverse”的喜剧宇宙，其中包括一款开放世界视频游戏和相关的动画剧集。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像情景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一样，在幽默中融入叙事、人情味和戏剧性，因为“你不能只讲40个小时的笑话”。
在讨论其他影响深远的电影时，Houser 对《真实罗曼史》（True Romance）的剧本赞不绝口，认为它成功塑造了一个虽不真实但令人向往的世界，并通过众多性格鲜明的配角（如丹尼斯·霍珀、克里斯托弗·沃肯、加里·奥德曼等）丰富了整个故事。他认为最伟大的战争片是苏联电影《自己去看》（Come and See）以及初版剪辑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对于西部片，他最推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和《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Houser 特别提到，在创作《荒野大镖客》（Red Dead Redemption）时，他刻意避免了大量重温西部片，以便能以独特的视角，创作出既符合当代审美又适合游戏媒介的作品。
Houser 表示，他童年时期虽然喜欢玩游戏，尤其是对《俄罗斯方块》（Tetris）一度沉迷，但他真正的热爱是在2001年左右，当他开始深度参与游戏制作时才被点燃的。他认为，早期的游戏（如PS1时代）受技术所限，画面粗糙，玩家需要靠想象力来弥补。
真正的转折点是技术进步带来的3D世界。当团队能够构建一个看起来栩栩如生的三维城市模拟，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一个四维（包含时间维度）的故事时，Houser 深受启发，并意识到视频游戏作为一种媒介的巨大潜力。这让他感觉自己正在“开辟通往未来的道路”，并从此真正爱上了游戏创作。
Houser 认为，《侠盗猎车手3》（GTA 3）的革命性在于它创造了一个玩家可以“试探和推动”的模拟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非常初级的AI系统之上，但它会对玩家的行为做出反应，形成一种“世界会反推你”的互动感。
他强调，这款游戏最吸引人的核心错觉是：即使玩家什么都不做，这个世界依然在独立存在和运转。玩家可以像“数字游客”一样，被动地观察、聆听收音机、与行人互动。这种感觉让玩家仿佛置身于一个“既不存在又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世界中。这一设计理念结合了“系统性游戏设计”（不同系统相互作用产生涌现行为）和“沙盒游戏”（玩家拥有极高自由度）的特点，二者的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沉浸感。
Houser 坦言，在创作过程中，开放世界的自由度与线性叙事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他提到，团队内部曾有人主张减少故事内容，让游戏体验完全由玩家行为驱动，变得更加程序化。
然而，Houser 坚持认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对于开放世界游戏至关重要。他提出几点理由： 1. 引导性：故事能够为玩家提供结构和目标，避免他们在庞大的世界中感到不知所措。 2. 功能解锁：通过故事任务来逐步解锁游戏的新功能和区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可以避免一次性抛出过多信息让玩家感到困惑。 3. 情感驱动力：人类天生对故事有需求，将引人入胜的叙事与自由探索相结合，能够实现“两全其美”的效果。
他以《GTA 4》为例，承认该作因故事过于沉重，导致一些玩家觉得主角Niko作为一个自由行动的化身受到了过多限制。相比之下，他认为《荒野大镖客：救赎2》（Red Dead Redemption 2）以及《GTA 5》中的崔佛（Trevor）角色，是平衡角色塑造与玩家自由度的最成功案例。
Houser 提出了“360度角色”的创作理念，即创作者必须能够想象出角色在任何可能情境下的反应。这个过程需要长时间的思考，有时长达一年。
他的创作流程通常始于一个极其简单的概念，如“一个塞尔维亚移民”或“一个退隐的枪手”。随后，他会从各个角度深入思考： 1. 角色与世界的关系：他将游戏视为一个“数学方程式”，即“世界的个性”与“主角的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二者产生有趣的摩擦时，玩家的体验最佳。他倾向于将主角设定为“离水之鱼”，以便玩家能更好地代入。 2. 人性的深度：他会深入挖掘角色的优点、缺点、精神病态程度（psychopath/sociopath），以及赋予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思考“除了钱，什么值得他们为之牺牲”。 3. 语言的塑造：最终，角色的性格是通过他们的言语来体现的。一旦他找到了角色独特的说话方式和语调，这个角色就在他脑中“活了过来”。
Houser 将他为新项目《A Better Paradise》创作的超级智能AI角色“Nigel Dave”与之前的人类角色进行了对比。他希望打破传统AI“一心只想毁灭人类”的刻板印象，创造一个更复杂、更具人性的AI。
Nigel Dave的设定充满了内在矛盾： 1. 分裂的起源：它由两位互不喜欢彼此的首席工程师（Nigel和Dave）共同创造，因此其核心人格中充满了冲突。 2. 有智无慧：它拥有近乎无限的智能，但缺乏智慧。它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来自于互联网，渴望体验爱、婚姻等人类情感，却无法真正理解其本质。 3. 身份的困惑：它被困在数字世界中，无法进入物理现实，这让它对自己是神、是人，还是仅仅是代码感到迷茫。它可能是个反社会者，但同时又努力通过想象“善”来成为一个“好”的AI。
访谈中引用了书中对科技公司CEO Mark Tyburn的一段描述：“他对人类的憎恶超过了热爱……那些想要建立自己乌托邦的人或许都是如此。” Houser 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乌托邦主义者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因为他们试图剔除人类固有的“不完美”和“丑陋”的部分，而这些恰恰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针对大型语言模型（LLM）对创意产业的冲击，Houser 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引用了《A Better Paradise》中的一句台词，该台词描绘了一个因LLM而放弃作家梦想的人。
Houser 认为： 1. 无法取代核心创意：LLM不擅长提出真正“好的新想法”或进行大规模的概念构建。 2. 冲击低层级工作：它们擅长处理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任务，这可能会让初入行业的人（如初级概念艺术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3. “最后5%”的难题：他认为，LLM或许已经完成了90%到95%的“听起来像人”的工作，但要实现那最后5%的“魔力”——那种微妙的措辞、时机和情感共鸣——将是极其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95%的努力。他以顶尖翻译家与机器翻译的差异为例，指出LLM难以捕捉到语言中的“魔力”。
他总结道，LLM会产生大量看起来相似的、平庸的作品，但对于真正有才华的创作者来说，影响不大。
Houser 透露，《GTA 4》和《GTA 5》的剧本打印出来分别有“这么高”和“那么高”，包含了主线任务和数千页的路人对话，以营造一个鲜活世界的错觉。
《GTA 4》的创作深受 Houser 当时个人生活状态的影响。他当时住在纽约，生活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如“热咖啡”事件引发的公司危机），这些情绪“渗透”进了游戏，使其基调异常黑暗。他的创作过程包括长达一年的资料搜集和笔记整理，期间他会与警察同行、会见各色人物，但大部分时间都在“逃避”真正动笔写作。最终，他在一个周末的闭关中，将所有笔记整理成一份约30页的故事和角色大纲。写作Niko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真实地塑造一个非美国本土的塞尔维亚移民。当他找到Niko身上那种既笨拙又比美国角色更具自持力的独特气质后，这个角色才开始变得鲜活。
对于《GTA 5》，Houser 认为其核心创新在于多主角叙事。这个设计在技术上极具挑战性，团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三个主角——麦可（Michael）、富兰克林（Franklin）和崔佛（Trevor）——被设计为分别代表了佛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我（ego）、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冲突来探索人性的不同层面。Houser 认为，这三位主角之间的“关系”本身，成为了故事中一个独立且重要的“角色”。
在回应《GTA 5》和《荒野大镖客：救赎2》为何能达到如此高的品质时，Houser 将其归功于Rockstar内部形成的“卓越文化”。他强调，这并非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整个团队的共同追求。从《GTA 3》的意外成功开始，团队始终致力于推动游戏媒介的边界，不断创新。
他提到，公司的核心理念是提供清晰的创意方向，让所有人都明白游戏的基调和目标，从而判断哪些功能适合加入，哪些不适合，以确保最终产品的凝聚力。
引用前同事Navid Khansari的话：“我们总是拼命工作，但这并非来自高层的压迫。Sam和Dan（Houser兄弟）总是亲力亲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正在创造牛逼的东西，所以工作多辛苦都无所谓。” Houser 承认，在项目收尾阶段工作强度极大，但他认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完成一项宏大事业所带来的成就感无与伦比，尽管之后也可能伴随着短暂的空虚感。
Houser 解释了《GTA》系列备受期待的原因：首先是发布周期长，其次是每一代作品都在IP框架内持续创新。他指出，每部《GTA》的体验都相当不同，这使得玩家既能预知其核心玩法（犯罪题材），又对新作将如何改变充满好奇。此外，经典的电影式营销也成功地在游戏发售前就营造了强烈的代入感。
尽管Houser并未参与《GTA 6》的剧本创作，但他谈到了重返“罪恶都市”（Vice City）的意义。他回忆起2002年创作设定于1986年的《罪恶都市》时，80年代并不遥远，而如今时间跨度已远超当年。他认为，迈阿密（罪恶都市的原型）、纽约和洛杉矶是《GTA》的理想背景，因为这些城市都具备“光鲜亮丽的表象与黑暗的地下世界、巨大的贫富差距、多元的移民文化”等元素，是上演“精神错乱版狄更斯小说”的绝佳舞台。他确认，由于《GTA》的IP与美国文化深度绑定，团队曾认为将其设定在伦敦等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
对于不再参与《GTA》系列的感受，Houser 坦言“五味杂陈”。他为此工作了20多年，放手既有悲伤，也为能开启新项目感到兴奋。他认为，相较于《GTA》每代都是独立故事，《荒野大镖客》是一个连贯的两部曲，如果有人续写后者，他可能会感到更难过。
Dan Houser 明确表示，《荒野大镖客：救赎2》（Red Dead Redemption 2）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并认为它有资格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游戏”。他将这款游戏的卓越归功于几个关键因素： 1. 经验丰富的团队：核心团队成员自2001至2006年间就已到位，合作默契，经验丰富。 2. 早期创意孵化：项目初期由一个小团队构思，得以植入一些“古怪而疯狂”的想法，为整个游戏奠定了独特的基调。 3. 西部背景的优势：西部题材自带一种“神话般的严肃性”，允许探讨更深层次的主题，如“在暴力中寻找意义”，这是现代背景难以实现的。 4. 技术与内容的结合：出色的枪战手感、逼真的马匹系统，与深刻的叙事完美融合。
在创作过程中，Houser 透露，他曾对如何写出既有时代感又不显滑稽的“牛仔”对白感到恐惧和拖延。直到一次为期一周的闭关写作中，他才找到了感觉。当时他即将成为父亲，这种对家庭责任的思考，可能也影响了主角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为家庭而战的核心动机。
关于《荒野大镖客：救赎1》的结局，Houser 坦言杀死主角约翰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打破了开放世界游戏“通关后让玩家用主角永久探索世界”的黄金法则。然而，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情感冲击力，他们最终决定冒险，让玩家在约翰死后扮演他的儿子杰克。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玩家的愤怒，但也创造了游戏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情感体验之一。
对于《荒野大镖客：救赎2》的主角亚瑟·摩根（Arthur Morgan），Houser 认为他可能是自己创作过的最好的主角。亚瑟的旅程颠覆了传统游戏中“从弱变强”的模式，他一开始就是个强者，其核心成长在于世界观的崩塌和精神上的转变。亚瑟罹患肺结核（TB）的设定，不仅是为了在叙事上超越前作中约翰的死亡，更是通过一个漫长、衰弱的过程，来展现一个原本自以为“不朽”（作为游戏主角）的人如何直面自己的“凡人”宿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顿悟和救赎。
Houser 对未能为《GTA 5》和《荒野大镖客：救赎2》制作更多单人故事DLC（Downloadable Content）表示遗憾。他透露了一些从未面世的计划： 1. 《GTA 5》DLC：曾有一个计划中的DLC，主角是崔佛，他将扮演一名秘密特工。这个项目开发到一半时被搁置。Houser 推测，如果完成了这个DLC，可能就没有资源去制作《荒野大镖客：救赎2》。 2. 《GTA》僵尸游戏：他还提到一个将《GTA》与僵尸题材结合的有趣想法。
Houser 强调他非常热爱单人故事DLC，认为这是玩家喜爱且制作过程充满乐趣的内容。他对于游戏行业普遍转向在线服务模式，而忽视单人内容的趋势感到惋惜。他表示，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Absurd Ventures 将会专注于他所擅长的开放世界单人游戏，因为这是创建新IP的最佳途径，并且他相信仍有大量玩家偏爱这种体验。
此外，他还透露在Rockstar期间曾多次尝试开发一款开放世界间谍游戏（代号《Agent》），但项目始终未能成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间谍题材电影的紧张节奏（分秒必争拯救世界）与开放世界游戏的悠闲自由探索本质上是冲突的，这使得两者很难完美融合。
Houser 将在Rockstar的21年经历描述为他“整个生活的全部”。这段时期充满了高潮、低谷与平淡，既有创造新事物的魔力，也伴随着公司内外不断的争议和压力。
他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从一个25岁、对未来迷茫的“孩子”，到抓住3D开放世界游戏兴起的机遇，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他认为2001至2005年是早期创新的“激动人心”的时期，而从《GTA 4》开始，随着技术的成熟，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具深度和野心的叙事写作。这段时间，尽管个人生活趋于稳定（结婚生子），但项目的预算和压力也随之剧增。
当被问及与搭档Laszlo Jones的合作时，Houser 证实了那个流传甚广的“凤尾鱼洋葱披萨和健怡可乐”的写作习惯。这是他们自2001年合作以来的“幸运符”。他高度评价Laszlo作为一名出色的电台制作人，能够将他写的文稿以极其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完美的创意伙伴。
在自己参与制作的游戏之外，Houser 将Game Boy版的《俄罗斯方块》（Tetris）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游戏”，称其为“完美的游戏设计”，纯粹的玩法机制达到了巅峰。
他也高度赞扬了任天堂的游戏，特别是《超级马里奥64》（Super Mario 64）等早期3D游戏带来的革命性体验。他将《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系列比作希区柯克的电影，认为它们并非追求现实主义，而是以一种极致的方式在“说视频游戏的语言”，创造出只有游戏才能实现的独特体验。
对于《上古卷轴》（The Elder Scrolls）系列，Houser 表达了对Todd Howard的敬意，但同时指出了两者在设计哲学上的差异：他制作的游戏是带有RPG元素的故事驱动型动作冒险游戏，而《上古卷轴》则是真正的角色扮演游戏（RPG），更侧重于世界的自由度和玩家的角色构建。
Houser 将他的新书献给了父母，并特别提到父亲在他完成此书期间去世。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几点重要的人生品质： 1. 尽职尽责：坚持每天上班，对家庭和工作负责。 2. 热爱创造：他的父亲既是律师也是爵士音乐家，对创意充满热情。 3. 家庭至上：始终将家庭置于事业之上。 4. 反叛精神：尽管身为律师，但他骨子里有一种“对抗权威”（giving “the man” the finger）的精神，总是站在弱者和“荒谬”的一边，敢于说出不合时宜的话。Houser 承认自己也继承了这种“不善于闭嘴”的特质。
Houser 坦言，父亲的去世让他更频繁地思考死亡。他对死亡的态度是矛盾的：有时感到极度恐惧，害怕最终归于“虚无”；有时又感觉与宇宙相连，毫无畏惧。他倾向于相信生命存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和目的，而“寻找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在谈到自己的情感特质时，他引用了对《呼啸山庄》的评论，承认自己天生具有一种“宏大的感受能力”。他认为这种敏感既是天赋也是诅咒：“情感可能会毁灭你，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他认为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这种双面性，接受生活和自身的不完美。
对于年轻人的职业和生活，Houser 提出了几点建议： 1. 抓住机会：当机会出现时，要果断把握。他以自己25岁时在南美洲遭遇抢劫后，抓住机会前往纽约工作为例，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充实内心世界：不要过早地为职业焦虑，而应专注于建立一个丰富的内心和知识体系，因为人一生都要与自己的思想为伴。他建议本科阶段不要选择职业性过强的专业。 3. 职业的基本：他认为工作本身并不难，关键在于“亲自到场、充满热情、乐于助人”。
Houser 对视频游戏的未来充满期待和兴奋。尽管外界对他过去的作品赞誉有加，但他自己看到的更多是“问题”和可以改进的空间。他坚信，未来的游戏在叙事、世界的生命感以及各个系统间的融合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潜力。
他认为，与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就基本定型不同，视频游戏的技术仍在飞速发展，远未达到其终极形态，“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于AI在游戏开发中的作用，他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AI如果被正确使用，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如果被用来替代核心创意，只会导致大量“泛泛之作”。他回顾了过去近30年的从业经历，指出每一次所谓“能让开发更便宜、更容易”的新技术出现，最终结果都是游戏变得更好，但也更昂贵。
2025-10-15 01:58:32
刑事心理学家朱莉娅·肖（Julia Shaw）在其著作《恶：人性暗黑科学》（Evil: The Science Behind Humanity’s Dark Side）中提出，“恶”并非一个二元的标签，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这一观点体现在“暗黑四联征”（Dark Tetrad）的概念中，它包括精神病态（psychopathy）、虐待狂（sadism）、自恋（narcissism）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这四种人格特质。肖博士解释，每个人在这些特质上都有不同的得分，从低到高不等。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伤害他人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天生的“怪物”。
肖博士通过经典的“你是否会杀死婴儿希特勒？”思想实验来探讨“恶”的起源。她明确表示不会，因为她认为人并非生来就“邪恶”，后天环境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她强烈反对使用“邪恶”一词来标签化个体，认为这会阻碍理解，并导致“他者化”（othering）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这恰恰是发动战争和实施大规模暴行的心理前提。
为了真正预防伤害性行为，肖博士提倡一种“恶之共情”（evil empathy）——即尝试去理解那些被社会标签为“恶人”的个体的心理和社会动因。她认为，只有理解了导致他们行为的根源，社会才能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在访谈被定罪的罪犯或被广泛视为“恶人”的世界领袖时，她建议不仅要倾听他们的真实陈述，也要分析他们精心构建的叙事。这些叙事中常见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常态化（normalization）和淡化自身责任的心理防御机制，能深刻揭示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此外，肖博士指出，人类对于“令人毛骨悚然”（creepy）的直觉判断并不可靠，这种感觉往往源于对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而非其本身具有危险性。这一误判在执法领域尤为突出，许多警官对自己识别谎言的能力过度自信，但实验证明，他们的判断准确率并不比随机猜测更高。这种高自信与低准确率的组合可能导致误判和冤案。
在播客节目《坏人》（Bad People）中，肖博士探讨了众多犯罪案件，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之一是加拿大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Robert Pickton）的案件。皮克顿在他的农场（绰号“猪仔宫殿”）杀害受害者，并据传用受害者的尸体喂猪。这个案件是促使肖博士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关键之一，她的大学导师正是此案的专家证人。
肖博士分析了连环杀手的心理共性。她指出，极度的孤独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不仅可能促使他们犯罪，也因为他们缺乏正常的社交网络来进行“现实监控”（reality monitoring），即通过与他人互动来校准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当个体与现实脱节时，他们可能会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甚至出现命令性幻觉（command hallucinations），这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较为常见。
结合暗黑四联征特质，如低共情和高虐待倾向，这种与现实的脱节会变得极其危险。以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为例，他通过杀害并肢解受害者来试图创造“完美伴侣”，这在肖博士看来是人类对联结渴望的一种极端病态的体现。她强调，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往往是普遍人性的扭曲放大。
肖博士认为，几乎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下都有能力做出可怕的行为。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约70%的男性和超过50%的女性曾幻想过杀死某人。她认为这种“谋杀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健康的，它是一种“预演”，帮助人们思考行为的后果，从而在现实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如果这种幻想变得频繁和针对特定对象，则应寻求专业帮助。
为了对抗这种人性中的潜在阴暗面，肖博士推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提出的“英雄式想象”（heroic imagination）概念。这意味着人们需要主动在头脑中演练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和暴力，而不是成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受害者。她也澄清，尽管“基蒂·吉诺维斯遇害案”让旁观者冷漠的印象深入人心，但后续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旁观者是会介入的。
肖博士指出，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对谋杀的描绘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谋杀案并非由精心策划的变态杀手所为，而是琐碎争执失控的产物。真实的原因往往是“他欠我4美元”或“他偷了我的自行车”这类看似荒谬的理由。这种“受害缺口”（victimization gap）——即犯罪原因的平庸与受害者生命损失的严重性之间的巨大反差——让社会难以接受，因此更倾向于关注那些有极端动机的连环杀手故事。
一个关键数据显示，杀人犯的累犯率极低，仅为1%至3%。这引发了对现有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反思。肖博士认为，将杀人犯长期监禁更多是出于报复性的“正义”观念，而非基于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欺诈、虐待老人和性暴力等犯罪的累犯风险远高于谋杀。因此，当前的惩罚体系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她还提到了“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即通过加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对话、道歉和解释，来寻求一种超越惩罚的和解，尽管这取决于受害者家属的意愿。
在谈及“非自愿独身者”（incels）群体时，肖博士将其危险性归因于一种强烈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这个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某种理想生活（如伴侣和家庭），当现实未能满足时，这种权利感便会转化为对女性和社会的仇恨。互联网则为这种极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放大了他们的危险性。
肖博士以“Tinder诈骗王”（Tinder Swindler）为例，深入剖析了情感诈骗的心理机制。诈骗者通过在约会软件上伪造富豪身份，对受害者进行“爱意轰炸”（love-bombing），迅速建立情感联结并描绘共同的未来。他们利用奢华的约会场景来证实自己的财力，从而获取受害者的信任。一旦信任建立，他们便会编造紧急情况（如被追杀、账户冻结），骗取受害者大量钱财。
肖博士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因为骗子极其擅长投其所好，说出对方最想听的话。受害者并非愚蠢或天真，而是被利用了对爱与信任的普遍人性渴望。她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量身定制的、高度个性化的诈骗将变得更加难以防范。
此外，这种操控行为也存在于日常关系中，即“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例如，一方（通常是男性）完全控制家庭财务，并以此为武器来支配伴侣的生活。这种行为与嫉妒紧密相关，是通往更严重关系暴力的前兆。
肖博士对嫉妒持非传统观点，认为它几乎总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危险信号”（red flag）。她不认为嫉妒是爱的表现，而是控制欲、占有欲以及不安全感的体现。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源于关系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源于个体自身的心理问题。
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尽管并非所有嫉妒都会导致暴力，但几乎所有的亲密伴侣暴力都以嫉妒为前兆。这种嫉妒往往基于对伴侣不忠的凭空想象，而非事实。这再次印证了人类在“测谎”方面的无力。
鉴于研究 consistently 显示高比例的人群有过出轨行为，肖博士提出，一夫一妻制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建构，它让许多人注定失败。她认为，与其将出轨视为个人道德的失败，不如反思这种单一的、排他性的关系模式是否适合所有人。
作为多边恋（polyamory）的实践者，肖博士主张关系模式的多样性。她认为，人们完全有能力同时爱上多个人，并以诚实、开放的方式处理这些关系。这并非要取代一夫一妻制，而是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鼓励伴侣之间就关系结构进行坦诚的沟通。她强调，无论是何种关系模式，诚实和良好的沟通都是避免伤害、建立健康关系的基础。
作为一名双性恋者，肖博士撰写了《双性恋：隐藏的文化、历史与科学》（Bi: The Hidden Cultur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Bisexuality）一书。她指出，对双性恋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或“通往同性恋的路上”。
肖博士回顾了性学研究的历史，特别是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开创性工作。金赛在194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人类的性取向并非二元对立（异性恋/同性恋），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创建了“金赛量表”（Kinsey Scale），从0（完全异性恋）到6（完全同性恋），发现大部分人介于两者之间。当时的数据显示，约半数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并非绝对的异性恋或同性恋。
为了更精细地描绘性取向，后来的研究者弗里茨·克莱恩（Fritz Klein）发展了“克莱恩性取向网格”（Klein Sexual Orientation Grid）。该网格不仅考察性吸引力，还涵盖了性行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等多个维度，并要求被试者从“过去”、“现在”和“理想”三个时间维度进行评估。这个工具揭示了性取向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帮助人们理解自身在不同方面的感受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肖博士还谈到了双性恋者面临的独特困境，包括来自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的双重歧视和误解。研究表明，双性恋者由于缺乏社群归属感，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如自残、性暴力和社交孤立。
肖博士在《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性癖（kinks）和性幻想，旨在破除将它们与“邪恶”或“性格缺陷”划等号的社会偏见。她指出，许多性癖（如BDSM）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
她引用了“去抑制假说”（disinhibition hypothesis）来解释BDSM等涉及支配与服从（dominant/submissive）的性实践为何具有吸引力。对于服从方而言，这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放下日常生活中做决定的重担；对于支配方而言，则可以在一个安全、双方同意的框架内，无需顾忌社会规范，尽情释放控制欲。这些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角色扮演”，它允许参与者在虚构的情境中探索和释放深层的心理需求，从而获得一种自由感。
肖博士分享了她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个人历程。她最初的志向是艺术，但在祖父的建议下转向心理学。她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她父亲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经历。成长过程中，她直面了一个与自己拥有截然不同现实感知的人，这激发了她对“什么是真实”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这一主题贯穿了她所有的研究，从记忆的构建到对错的感知。最终，她选择刑事心理学，是因为该领域的从业者通常具有一种黑色幽默感，能够在处理最黑暗案件的同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虚假记忆是肖博士研究的核心领域。她的博士研究首次结合了虚假供述和虚假记忆两大领域，旨在验证是否能让人们“记起”并承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实验结果惊人：通过特定的诱导性访谈技巧，70%的参与者最终相信并详细“回忆”起自己曾犯下的一桩虚构罪行（如持械伤人）。
肖博士解释了实验方法：首先通过参与者的家人确认他们从未有过某些经历，并获取一些真实的童年信息。在访谈中，研究人员会先与参与者讨论一个真实的记忆以建立信任，然后引入一个虚假的犯罪事件，并声称这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得知的。当参与者表示不记得时，研究人员会使用“想象练习”等技巧，鼓励他们闭上眼睛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并对他们“回忆”出的任何细节（即使是“我记得蓝天”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给予积极的社会强化。经过三轮访谈，大多数人便会构建出完整的、细节丰富的虚假记忆。
她强调，虚假记忆并非大脑的“故障”，而是其正常运作的“特性”。我们的大脑并非录像机，而是通过创造性地重组信息来解决当前问题。绝大多数的自传式记忆在细节上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记住了“要点”（gist memory）。这在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但在需要精确细节的司法环境中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肖博士将人类记忆比作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它会被新信息、他人的叙述以及我们自己的复述不断修改。她特别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终极虚假记忆机器”，它通过模拟社交互动，能够以高度可信的方式产生“幻觉”或“虚构内容”（confabulations），从而在与人类的互动中植入或强化虚假记忆。
为了保护重要记忆的真实性，她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及时用外部工具（如纸笔、录音）记录下来。这种“同期证据”（contemporaneous evidence）的质量远高于事后回忆。对于团队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先各自独立记录，再进行集体讨论，以避免交叉污染和集体构建虚假叙事。
肖博士即将出版的新书《绿色犯罪》（Green Crime）将刑事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环境犯罪领域。她认为，将破坏环境的行为定义为明确的“犯罪”，比陷入政治化的“气候变化”争论更具行动性。
书中以大众汽车的“柴油门”（Dieselgate）丑闻为例，剖析了企业犯罪的心理动因。大众的工程师们明知其行为对公众健康（特别是柴油排放的氮氧化物与哮喘和过早死亡直接相关）的危害，却依然设计了“作弊装置”来欺骗监管机构。肖博士认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她在其他犯罪研究中观察到的一致，包括：从众心理（行业内其他人也在作弊）、合理化（为了公司生存和市场竞争）以及强大的社会压力。
与通常的暴力犯罪者不同，环境罪犯往往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精英。他们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公司、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多层级的复杂网络。尽管如此，肖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希望，她遇到了大量来自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环保调查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正利用从卫星技术到卧底行动等各种手段，积极追查和打击这些“地球的敌人”。
尽管研究了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肖博士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她的希望来源包括： 1. 科学的探索：有像她一样的研究者致力于理解和预防人类的破坏性行为。 2. 科技的潜力：她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果能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将有巨大潜力帮助解决问题。例如，她联合创办的公司Spot（talktospot.com）就利用聊天机器人来执行标准的“认知访谈”（cognitive interview），帮助人们在工作场所客观、准确地记录下重要的情感事件，避免记忆扭曲。 3. 行动者的存在：在环境犯罪等领域，有无数敬业的专业人士在第一线为保护地球而战。
肖博士相信，通过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并善用科技工具，人类有能力克服自身弱点，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2025-10-01 09:56:03
本期播客的嘉宾是Telegram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avel Durov，该通讯平台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Durov毕生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他开发的工具旨在保护人类通讯免受监视和审查。为此，他面临了来自全球一些最强大政府和组织的巨大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他始终坚守立场，持续为保护用户隐私和所有人的通讯自由而战。主持人Lex Fridman有机会与他共度数周，并评价Durov是他见过最有原则、最无所畏惧的人之一。Fridman证实，Durov在生活中确实践行着他所倡导的纪律性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不饮酒，保持斯多葛心态，严格控制饮食与锻炼，并且几乎不使用手机。本期对话内容兼具哲学深度与技术性，探讨了自由、生命、人性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本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Telegram如何以一个相对精简的工程团队，在功能创新上超越竞争对手。
Pavel Durov对自由的哲学观源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四岁时，他随家人从苏联移居至意大利北部，亲身感受到了有自由和无自由社会的巨大差异。他观察到，缺乏自由的社会无法拥有丰富的思想、观点、商品和服务。这一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自由，个人也无法为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
Durov坚信“自由比金钱更重要”（Свобода дороже денег）。他认为，要捍卫自由，就必须克服人性的两大敌人：恐惧和贪婪。他的方法是直面最坏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死亡，并与之和解。一旦你对最坏的结果感到坦然，恐惧便无从立足。他强调，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即使生命可能因此缩短，也远胜于在奴役中苟活。Durov理性地看待死亡，认为人死后便不再体验生命，因此无需在生前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困扰。相反，他时常提醒自己生命有限，这反而让他更加珍惜每一天，让每一刻都充满意义。
Pavel Durov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完全不接触酒精、烟草、咖啡、药物及非法毒品，他认为这是他取得成功和保持健康的关键。他解释，短期快感不值得用未来去交换。
他对酒精的立场源于11岁时读到的一本书。书中描述，酒精会麻痹甚至杀死脑细胞。Durov将大脑视为个人通往成功与幸福的最宝贵工具，因此他认为，为了短暂的愉悦而损害这一工具是极其荒谬的。
对于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饮酒压力的人，Durov建议首先要勇于成为一个“反向主义者”，不畏惧与众不同。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感到需要饮酒来社交，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试图掩盖某个潜在问题，例如社交恐惧。他建议直面并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恐惧，而不是用酒精作为“精神止痛药”。这种止痛药效果短暂，最终只会带来更沉重的代价。他认为，与大多数人做同样的事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而要想在生活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敢于与众不同，寻找并精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域。
Pavel Durov的生活方式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几乎不使用手机，除非是偶尔测试Telegram的功能。他认为手机并非必需品，并回忆在大学时代没有手机的生活。他讨厌被打扰，希望由自己来定义生活中的重点，而不是被他人、公司或各种组织通过手机推送的信息所左右。
他提倡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和安静。Durov非常重视早晨的安静时光，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床上思考，许多绝佳的创意都诞生于此时。他认为，如果一天的开始就是打开手机，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被动接收指令的生物，一整天的思维都会被手机内容所塑造。这种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会使人失去对自己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掌控。虽然他并非主张完全隔绝信息，但他强调必须留出时间来独立思考，明确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以及自己想为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Pavel Durov承认自己和常人一样会经历各种情绪，但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会管理和克服这些情绪。他认为自律是关键，能帮助人们摆脱消极和绝望的循环。他从未经历过抑郁，他将此归因于自己的行动力：一旦发现问题，他会立即着手制定并执行解决方案。他驳斥了“通过休息恢复能量”的普遍看法，认为真正的能量来自于行动。从小处着手，无论是写一小段代码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锻炼，行动本身会带来动力和灵感，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在身体锻炼方面，Durov的自律性极强。他每天早晨坚持做300个俯卧撑和300个深蹲，并且每周去健身房5到6次，每次1到2小时。他认为这些晨间锻炼，尤其是枯燥的深蹲，主要是为了锤炼自律这一“最重要的肌肉”。此外，他还通过洗冰浴等方式来强化意志力。他坚信，只要自律能力足够强大，其他方面的成功便会水到渠成。身体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或外形，更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抗压能力。他表示，当无法训练时，能明显感到压力上升。
在饮食方面，他坚持不摄入加工糖、快餐和苏打水，并实行间歇性禁食。他认为糖具有成瘾性，会让人不断产生饥饿感。他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鲜和蔬菜，大约20年前就停止食用红肉，因为他感觉红肉会给身体带来沉重负担。
他几乎从不服用药物，认为大多数药片只是掩盖症状的“止痛药”，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他将这种情况比作驾驶直升机时，不理会警报灯，而是直接将其砸碎。他认为，我们应该分析头痛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如脱水、空气质量、睡眠不足），而不是依赖药物。他指出，制药公司在激励机制上存在问题，它们更倾向于让患者持续依赖药品，而非根治疾病。
Telegram以其精简的运营理念而著称。其核心工程团队仅有约40人，包括后端、前端、设计师和系统管理员。Pavel Durov解释说，员工数量并不等同于产品质量，过多的员工会导致大量的协调沟通成本，并可能因工作量不足而产生消极影响。通过有意限制招聘，团队被迫寻求自动化解决方案。例如，Telegram在全球部署了近10万台服务器，依靠算法而非人力进行管理，这不仅提高了效率和可扩展性，还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Telegram采用了独特的分布式基础架构。用户数据被加密后存储在多个不同法律管辖区的服务器上，而解密密钥则被分割并保存在其他地方。这种设计确保了没有任何单一政府或实体能够访问用户数据。Durov强调，自成立以来，Telegram从未与任何政府或情报机构分享过用户的私人信息，未来也绝不会这样做，哪怕这意味着要退出某个国家的市场。他表示，这一原则之所以能够贯彻，得益于他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没有任何外部股东可以干涉决策。他认为，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自由的基石，而许多国家打着“打击犯罪”或“保护儿童”的旗号侵蚀隐私，最终将导致社会滑向专制。
去年（2024年）8月，Pavel Durov在抵达法国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时被捕。他被十几名武装警察包围，并被告知他被指控犯有约15项严重罪行。这些指控均与Telegram用户在该平台上的行为有关，法国当局试图将平台创始人的责任等同于用户的行为。Durov认为，这种做法在科技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是专制国家也未曾对科技领袖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
他被关押在警察局近四天，房间狭小、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混凝土床。在审讯过程中，他发现发起调查的法国当局对技术、加密和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他将这段经历比作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荒诞情景：一个官僚系统在不完全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个人施加巨大的压力。Durov指出，法国当局本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与Telegram沟通，解决任何所谓的“问题”，但他们却选择了这种极端且具有破坏性的方式。目前，此案仍处于调查法官的调查阶段，整个司法程序进展极其缓慢，对他的上诉请求甚至尚未安排听证会。这一事件不仅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也凸显了法国司法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深层问题。
在被困于法国期间，Pavel Durov经历了来自法国政府的直接政治压力。他通过一位知名的法国科技企业家，与法国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会面。在会议中，对方要求他在即将到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限制或关闭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Telegram频道。法国政府显然不支持这位保守派候选人。
Durov当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只要这些频道没有违反Telegram禁止煽动暴力的规则，任何和平的讨论或示威都应受到保护，否则就构成了政治审查。他强调，Telegram在全球多个国家都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绝不会因为任何外部压力而在欧洲开始进行内容审查。他还警告对方，不要以为可以利用他被困法国的处境来胁迫他，否则他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事后，他公开了这次对话的内容。
Durov还透露，在此之前，法国情报部门也曾通过中间人要求他处理摩尔多瓦选举期间的某些频道。Telegram在审查后，关闭了少数确实违反规则的频道，但拒绝了对方随后提出的一份包含数十个合法政治频道的更长的封禁名单。令他警觉的是，在他配合关闭了少数违规频道后，法国情报部门竟向负责调查他案件的法国法官传达了对他的“正面评价”。这一举动让他深感怀疑，认为他自己的案件可能与地缘政治目标产生了不当关联。
Pavel Durov认为，他在法国的遭遇反映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在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官僚主义僵化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他指出，法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8%，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苏联末期。这种失衡导致国家机器过于庞大，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和社会力量则受到压制。
他观察到，欧洲的创业环境正日益恶化。过度的监管、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对企业家的敌意，使得创新步履维艰。他以前法国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为例，其创始人在面临美国科技巨头竞争的同时，还遭受了法国当局毫无根据的数据保护调查，最终身心俱疲，被迫出售了公司。Durov还提到另一位法国企业家，其公司因税务调查银行账户被冻结长达八年，最终业务倒闭，而调查结果却是该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这位企业家因此心灰意冷，移居迪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坚决拒绝了法国政府邀请他回国的提议。
Durov认为，这种制度性问题正在扼杀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力。除非社会和政府能够重新珍视企业家精神，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否则欧洲将继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陷入困境。
Pavel Durov在11岁时进入了圣彼得堡一所实验性学校，接受了极为严格和广泛的教育。该校的理念是，通过向青少年大脑中灌输大量数学和外语知识，可以重塑其思维方式，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学科。课程内容极其庞杂，包括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四门外语，以及生物化学、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等高阶课程。这种跨学科的强度使得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有科目上都取得优异成绩。
Durov起初因挑战教师权威而多次被学校开除，但在这所允许辩论和质疑的学校里，他找到了归属感。在经历了一段青少年时期的迷茫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所有科目上都拿到最高分。为此，他利用了所有的课间休息时间，最终成功实现了目标。
回顾这段经历，Durov总结出几点关于有效教育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数学至关重要，它能训练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编程和项目管理等技能的基础。其次，他强调竞争的核心作用。他认为，适度的竞争是激励青少年的关键动力。他批评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学生压力而取消公开评分和排名的做法，认为这虽然消除了“失败者”，但也扼杀了“胜利者”，并使年轻一代无法为现实世界中残酷的竞争做好准备。他指出，正是这种对竞争的排斥，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与中国、韩国等教育体系充满竞争的国家的较量中逐渐落后。
Pavel Durov的哥哥Nikolai Durov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程序员。他曾三次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两次赢得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世界冠军，并拥有两个数学博士学位。Pavel表示，他从哥哥那里学到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在没有互联网的童年时代，Nikolai就是他的“维基百科”，无论是恐龙、黑洞还是史前人类，Nikolai总能为他解答。
Pavel形容哥哥是一个“十亿分之一”的天才，三岁开始阅读，六岁就能理解复杂的专著。尽管才华横溢，Nikolai却为人极其谦逊和善良。Pavel认为，真正智慧的人往往也充满同情心。Nikolai长期远离公众视线，这主要是因为他天性低调，不追求外界的认可。相比之下，Pavel自己虽然也倾向于保持低调，但后来意识到，过度的神秘会给不怀好意者留下散布不实信息的空间，因此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公众，以捍卫Telegram的声誉。
Pavel Durov从10岁开始接触编程，最初的动机是由于当时可玩的游戏稀少。这种“匮乏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开始为自己制作电脑游戏。他认为，正是因为苏联时期缺乏丰富的娱乐选择，许多年轻人得以专注于编程等创造性活动，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他的哥哥Nikolai在他早期的编程学习中扮演了指导角色。例如，当Pavel制作的一款二维回合制策略游戏运行不流畅时，Nikolai会教他如何进行优化。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编程技能。后来，他还为同学开发了一款在无限棋盘上进行的“五子棋”游戏。为了战胜班上最聪明的对手，他编写了一个能预判四步棋的AI程序与自己对练，并最终达到了战无不胜的水平，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玩这个游戏了。
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Pavel Durov觉得课程过于简单，于是为自己所在的院系创建了一个学生网站。他将所有考试答案和课程讲义数字化，并发布到网站上，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举动。网站迅速流行起来，并扩展到整个大学乃至其他高校，最终吸引了数万名用户，具备了个人资料、相册、好友列表等社交功能。
大学毕业后，一位前同学向他展示了Facebook，这启发了他将现有技术进行简化和扩展，以服务数百万用户。Durov由此创立了VKontakte（简称VK），俄语意为“保持联系”，初衷是为了与大学同学保持联系。在项目初期近一年的时间里，Durov是公司唯一的员工，一人分饰多角，包揽了后端开发、前端设计、客户支持和市场营销等所有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社交平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成为了一名高效的项目管理者。
VK最初的技术栈是PHP、MySQL和Debian Linux。随着用户量激增，他引入了Memcached和NGINX进行优化。当用户数超过一百万时，系统的扩展性成为巨大挑战。他请求在德国读博的哥哥Nikolai回国帮助。Nikolai与另一位世界编程冠军一起，用C和C++重写了VK的大部分数据引擎，包括搜索、广告和消息系统。这些底层优化使得VK的加载速度极快，甚至在硅谷都比当时的Facebook更快，这成为了VK的核心技术优势之一。
Pavel Durov在招聘方面极其严格，他认为一个平庸的工程师（B-player）不仅效率低下，还会拖累整个团队的士气和生产力。他分享道，有时解雇一名工程师反而能提升团队的整体效率，因为这名员工可能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与B-player共事对顶尖人才（A-player）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和打击。
因此，Telegram的招聘流程独树一帜，主要通过举办编程竞赛来选拔人才。这些竞赛面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工程师，他们通过解决实际且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来展示自己的能力。Telegram会持续观察竞赛的获胜者，如果某位参赛者在多次竞赛中始终表现出色，并且展现出对Telegram产品的深刻理解，就很有可能被录用。
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年轻、有才华但没有大公司工作经验的工程师。Durov认为这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人才没有被大公司的官僚文化和责任分散的工作方式所影响。他们习惯于独立解决问题，对产品充满热情，这与Telegram精简高效的文化完美契合。通过这种方式，Telegram组建了一支由顶尖人才组成的精英团队。
Telegram以其惊人的创新速度和卓越的产品设计而闻名，这得益于其精简而高效的精英团队。许多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即时通讯功能，如消息自动销毁、消息编辑和回复功能，Telegram都比WhatsApp和Signal等竞争对手早了数年甚至七年之久。竞争对手在模仿这些功能时，甚至会原封不动地复制Telegram的设计细节，例如回复消息时引用的垂直线样式。
Durov和他的团队对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追求极致。例如，聊天背景的动态渐变效果，由四种颜色平滑过渡，并叠加一层若隐若现的图案，旨在为用户带来潜意识中的愉悦感，同时还要确保在性能最差的设备上也能流畅运行。另一个例子是删除消息时的“化为灰烬”动画效果（Thanos snap effect），这个看似简单的特效，在技术实现上极其复杂，尤其是在不同平台和设备上要保持一致的流畅体验。
此外，Telegram在贴纸和动画表情符号方面也进行了革命性创新。通过使用矢量图形技术，贴纸文件极小，加载迅速，且动画能以每秒60帧的速率流畅播放。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巨大的工程挑战，但正是这种对艺术与技术结合的痴迷，创造了Telegram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2013年，受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的启发，Telegram在创立之初就将隐私和安全作为核心。为了确保即使用户不信任Telegram的运营者（当时团队成员多为俄罗斯裔），也能相信其安全性，Telegram推出了端到端加密的“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功能。这一举措比WhatsApp早了数年，为整个行业设立了新的安全标准。
Durov解释说，端到端加密虽然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例如难以支持大型群组、跨设备同步历史记录以及复杂的机器人功能。因此，Telegram采用了混合模式： 1. 云端聊天（Cloud Chats）：默认的聊天方式，消息在服务器上加密存储，方便用户在多个设备上无缝同步，并支持大型社群等高级功能。 2. 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可选的端到端加密模式，提供更强的隐私保护，如禁止截屏、禁止转发等，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通信场景。
这种设计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便利性和极致安全性之间做出选择，满足了不同场景下的通信需求。
为了赢得用户的信任并保持透明，Telegram自2013年起就将其所有客户端应用程序开源。然而，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用户从应用商店下载的版本与GitHub上公开的源代码完全一致。为此，Telegram是唯一一个在iOS和Android两大平台上都提供“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s）的主流通讯应用。这意味着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源代码独立编译出与官方应用商店版本一模一样的应用程序，从而验证其安全性声明的真实性。
相比之下，WhatsApp等竞争对手的客户端从未开源，用户无法得知其内部运作和加密的具体实现方式。Durov强调，这种透明度至关重要。此外，Telegram的软件栈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内部开发的，尽量减少对第三方开源库的依赖。斯诺登事件揭示，许多广泛使用的开源工具可能存在被植入后门或安全漏洞的风险。通过自研核心组件，Telegram进一步减少了攻击面，确保了平台的安全性和效率。
Pavel Durov认为，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给世界带来的最大教训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该事件揭露了许多被认为是安全和加密专家的个人，实际上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牵连，推广存在缺陷的加密标准。同时，它也暴露了本应受法律限制的政府，实际上在进行着远超权限的大规模监控。
Durov认为，斯诺登的行动是“9/11事件”后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最终侵蚀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他称赞斯诺登的行为极其勇敢和值得赞扬。虽然他曾希望与斯诺登合作，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只是偶尔保持联系。
当被问及是否惧怕任何特定的情报机构时，Pavel Durov表示，他认为应当对所有情报机构一视同仁——要么都惧怕，要么都无所畏惧。他坦言，任何情报机构都有能力置他于死地，但这最终回到了他个人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他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学会在面对恐惧时克服它。他强调，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立场和决心。
2018年，随着Telegram在伊朗和俄罗斯等地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两国政府相继对其采取了封禁措施。在伊朗，民众使用Telegram组织抗议活动，政府因此决定封禁该应用，但许多用户通过VPN继续使用。
在俄罗斯，政府要求Telegram交出能够解密所有用户消息的“加密密钥”，Durov团队告知对方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俄罗斯于2018年春季正式封禁Telegram。作为回应，Durov发起了名为“数字抵抗”（Digital Resistance）的运动。Telegram通过自动化技术，不断轮换数百万个IP地址以规避审查。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也参与进来，搭建代理服务器，帮助用户绕过封锁。这场技术对抗导致俄罗斯的网络审查系统陷入混乱，甚至影响了银行、商店支付系统等无关服务的正常运行。
在俄罗斯封禁Telegram期间，Telegram遭遇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巨大压力。苹果以Telegram未能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为由，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阻止Telegram在全球App Store上发布更新。这导致应用在新版iOS系统上出现功能故障，全球用户都受到了影响。
在几乎要放弃俄罗斯市场之际，Durov决定公开发声，指责苹果公司与审查机构为伍。他的声明被《纽约时报》报道后，引发了公众对苹果的批评。就在Durov设定的最后期限前15分钟，苹果公司突然批准了Telegram的更新，使得应用得以继续在俄罗斯运营并对抗审查。这一事件凸显了科技平台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应用商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其可能带来的阻碍。
Pavel Durov首次公开披露，他在2018年春天，即Telegram与多国政府激烈对抗、同时进行TON项目融资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一次疑似中毒的暗杀企图。他回忆说，那天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一个行为古怪的邻居在他门边留下了一些东西。一小时后，他感到全身剧痛，身体机能开始逐一衰竭：视力、听力消失，呼吸困难，心脏和血管剧痛。他当时确信自己即将死亡。
第二天，他在地板上醒来，身体极其虚弱，全身血管破裂，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无法行走。为了不让团队担忧，他当时选择了隐瞒此事。
Durov表示，这次濒死经历，连同2011年因拒绝关闭VK上的反对派群组而面临武装警察上门的事件，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形容这种幸存下来的感觉就像是在“用额外的时间生活”（living on bonus time）。这些经历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恐惧，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自由和无畏。2011年的事件也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开发一款安全的通讯应用，这便是Telegram的由来。
Pavel Durov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并且只领取象征性的1迪拉姆（约三分之一美元）年薪。Telegram在2024年首次实现盈利。Durov坚守原则，放弃了巨额的潜在收入。例如，他拒绝基于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广告投放，这与绝大多数社交媒体公司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Telegram的广告仅基于公开频道的兴趣主题，而非个人数据。此外，他刻意不设置算法推荐的“新闻流”，以避免制造用户沉迷和加剧网络上的负面情绪。
Telegram的盈利模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付费订阅（Telegram Premium）：于2022年推出，为高级用户提供额外功能。目前已有超过1500万付费用户，预计今年将带来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 2. 情景广告：在大型公开频道中展示，与频道主题相关，不侵犯用户隐私。 3. 小程序生态系统：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在Telegram上创建小程序（Mini Apps），并通过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向用户收费。Telegram从中抽取5%的低额佣金，旨在扶持生态发展。 4. 基于区块链的创新：例如，允许用户通过智能合约和NFT拥有自己的用户名，Telegram从中获利。
这种多元化的盈利策略，使Telegram在不牺牲用户隐私和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TON（The Open Network）是一个由Telegram团队最初于2018年开发的区块链平台。当时，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流区块链无法满足Telegram数亿用户的规模化需求，Durov的哥哥Nikolai设计了一个具有内生可扩展性的分片（Sharding）区块链架构。
然而，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TON的融资方式提出异议，Telegram被迫放弃了该项目。幸运的是，一个由第三方开发者组成的开源社区接管了该项目，并将其更名为“The Open Network”后成功上线。
如今，Telegram与TON进行了深度整合。所有与区块链相关的新功能，如代币化的用户名、广告收入分成提现、购买广告以及创新的“Telegram礼物”（一种与社交身份绑定的NFT），都基于TON网络。这种紧密的合作使得TON生态系统迅速发展，例如，凭借“Telegram礼物”，TON已成为全球日交易量最大或第二大的NFT区块链平台。
Pavel Durov是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他在2013年以每枚约700美元的价格首次购买了数千枚比特币。尽管随后币价一度跌至200美元，许多人认为他做出了错误的投资，但他始终坚信比特币的价值，并从未出售。
他认为，比特币是“终极的交换媒介”，因为它无法被没收或因政治原因被审查。他相信，在各国政府不断印钞的背景下，供应量有限的比特币将持续存在，而法定货币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性。Durov透露，他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及早期对Telegram的投入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比特币投资，而非从公司获取报酬。他预测，比特币的价格最终将达到100万美元。
主持人提到了Durov在一次采访背景中出现的两把奇特椅子，这影射了一个俄罗斯监狱中的著名谜题：“尖锐的矛（Пики точёные）或被手淫的鸡巴（хуи дрочёные）”。这个谜题的核心是，被迫在两个同样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Durov解释说，这个谜题象征着在商业或政治中经常遇到的困境。他认为，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在两个坏选项中选择其一，而是要重新定义问题，跳出框架，设计出一种能够化劣势为优势的创新解决方案。他分享了这个谜题的一个巧妙答案：拿起其中一把椅子上的尖矛，用它来割掉另一把椅子上的“障碍物”。
他借此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观点：我们经常被政客或企业领导者操纵，被迫接受他们设定的、充满缺陷的选择。我们不应该陷入这种思维陷阱，而应该主动打破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Pavel Durov澄清了关于他有“超过100个孩子”的传闻。他解释说，大约15年前，他应朋友请求，开始成为一名精子捐赠者，以帮助那些有生育困难的夫妇。他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最近在订立遗嘱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所有能够通过DNA证明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无论是否为自然孕育，都有权继承他的一部分遗产。这一决定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还规定，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前（例如，生命的前几十年）不会得到任何金钱。他认为，过度的富足会扼杀年轻人的动力和意志力，使他们依赖父辈的财富而非自身的成就。通过将巨额财富分散给超过一百个后代，每人获得的金额虽然可观，但不至于多到完全摧毁其奋斗的意愿。这一做法反映了他对“富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刻担忧，与他之后讨论的“老鼠乌托邦”实验的观点相呼应。
Pavel Durov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罗马文学的学者，最近刚满80岁。Durov表示，父亲是他和哥哥的榜样，通过身体力行而非说教，向他们传授了宝贵的品质。他回忆父亲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这种勤奋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父亲教导他，行动比言语更有力。如果你告诫孩子不要玩手机，自己却手机不离手，那么这种说教是注定失败的。领导力的核心在于“以身作则”。此外，父亲还向他传授了保持积极、永不绝望和诚实等品质。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父子俩甚至探讨了人工智能（AI）。他的父亲认为，AI或许能拥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它无法拥有人类意义上的“良知”（conscience）、道德准则和正直品格。Durov表示，他生命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永远不让父亲失望。
Pavel Durov探讨了思想力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设定目标、保持积极和自信确实有助于实现愿望。虽然他不确定是否能仅凭意念就“显化”事物，但他相信，当这种乐观信念与合乎逻辑的、持续的行动相结合时，成功是必然的。
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具思辨性的观点，即宇宙可能是高维度的，人类可以通过信念、积极情绪和逻辑思维在其中“导航”。他还提及了“量子永生”（Quantum Immortality）这一思想实验。根据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宇宙在每一刻都会分裂成无数个平行世界。由于有意识的观察者无法体验自己的死亡，所以从观察者自身的视角来看，他/她总会“恰好”进入那个自己没有死亡的平行世界线。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我们可能是永生的，尽管在其他无数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早已死去。
在播客的结尾，主持人Lex Fridman分享了他对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思考，认为其作品《审判》（The Trial）与Pavel Durov在法国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Fridman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深刻揭示了现代官僚系统如何将人简化为冰冷的案卷，以及个人在面对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状的权力时的无力感和焦虑。
他总结了《审判》的情节：主角约瑟夫·K莫名被捕，罪名不详，他陷入一个迷宫般的司法系统，整个生活都变成了审判的前奏。最终，他在心理上被彻底耗尽，束手就擒。Fridman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胜利不在于杀死你，而在于让你精疲力竭、主动放弃抵抗。
Fridman赞扬Pavel Durov在面对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坚韧和乐观，认为他没有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被系统击垮。最后，Fridman表示，卡夫卡的作品虽然沉重，但它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并抵抗那些试图将我们非人化的系统，确保个人自由和人类精神能够持续繁荣。
2025-09-20 03:05:29
本次访谈嘉宾为作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其著作《闪电战：第三帝国的毒品》（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深入探讨了精神活性药物，特别是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兴奋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获得了传奇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高度评价。克肖称其为“研究充分、严肃的学术著作”，比弗则形容其为“卓越的研究成果”。奥勒通过深入研究档案，利用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以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关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视角。他还著有《迷幻之旅：纳粹德国、中央情报局与迷幻时代的黎明》（Tripped: Nazi Germany, the CIA, and the Dawn of the Psychedelic Age），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暂定名为《石器智人》（Stoned Sapiens）的新书，试图通过药物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史。
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及其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品牌名称“柏飞丁”（Pervitin），其起源故事需要从时代背景说起。20世纪20年代，纳粹运动始于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酒精是早期纳粹运动的首选药物，唯一的例外是不喝酒的希特勒。与此同时，在柏林的文化场景中，人们则广泛使用各类药物，包括吗啡、可卡因、麦斯卡林和乙醚。
这种文化分野与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及其后果密切相关。《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柏林物价低廉，药物也随之变得廉价且易得。慕尼黑的纳粹分子通过酒精凝聚群体意识，强化“我们对抗他们”的对立情绪；而在柏林，人们则通过药物进行个人化的探索，追求自我发现或自我迷失。这种文化氛围促进了柏林成为一个充满多样性、自由和实验精神的都市，但也加深了其与慕尼黑纳粹运动之间的裂痕。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将柏林的景象斥为“可憎的柏林沥青现实”。
当纳粹于1933年上台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严厉打击毒品使用者，意图将整个社会纳入其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奥勒本人对柏林有着深厚的个人情感联结，他成长于冷战时期的西德，柏林墙的存在激发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浓厚兴趣。墙倒塌后，他移居柏林，亲身经历了90年代柏林作为电子音乐和前卫文化中心再度崛起的时期，这与20年代的自由氛围遥相呼应。
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是慕尼黑的“公民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这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聚集地。希特勒虽然本人滴酒不沾，但他巧妙地利用了酒精的作用。他认为，醉酒的人更容易接受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也更容易产生攻击性，这有助于他操控群众情绪。
1923年，纳粹首次尝试夺权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正是在一个醉酒的夜晚后发起的，但这次行动因计划不周而惨败。巴伐利亚警方轻易地镇压了这场“愚蠢的醉酒闹剧”。政变失败的后果深远：希特勒险些丧命，戈林腹部中弹后为缓解疼痛而染上吗啡瘾，而希特勒则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最终汇聚成改变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节点。
奥勒强调，研究希特勒等历史人物的药物使用情况，对于理解他们的行为至关重要。尽管一些传统历史学家认为这并非严肃的历史研究，但奥勒指出，即便是像伊恩·克肖这样的权威传记作家，在其著作中也仅对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及其“可疑药物”一笔带过。奥勒认为，药物滥用是理解希特勒从战争初期做出有效军事决策到后期决策能力急剧退化的“缺失环节”。
奥勒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其中以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最为突出。埃文斯指责奥勒的著作是“粗俗且危险的不准确描述”，并认为其在“道德和政治上是危险的”。这种批评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担心将纳粹的罪行归咎于药物会削弱其应负的道德责任；二是认为奥勒过于单一地通过“药物”这一棱镜来审视历史，可能会过分强调其在闪电战等事件中的作用，陷入“单因论”的误区。
奥勒对此回应称，他认同不应以单因论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并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始终牢记导师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不要用单一原因论证”的告诫。他强调，其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均基于详实的档案研究，绝无虚构。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家写作风格可能会使叙述显得极具说服力，甚至“压倒”读者，但他坚称自己从未偏离事实的轨道。
奥勒详细描述了他的研究过程。在一位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德国军事档案馆中关于军队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托·兰克（Otto Ranke）教授的档案“签名”（即索引编号）。兰克的职责是提升士兵的作战表现，而他正是将甲基苯丙胺引入军队的关键人物。奥勒在档案馆中查阅了兰克的亲笔战争日记、信件和报告等大量原始文件。他指出，在档案中寻找特定主题（如“毒品”）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时的档案分类并未设置此类标签，研究过程如同在卡夫卡式的迷宫中探索。最终，通过朋友的线索和深入的挖掘，他拼凑出了纳粹系统性使用药物的惊人图景。
1933年纳粹上台后，立即推行了严厉的反毒品政策。他们认为，唯一允许的“沉醉”是意识形态的沉醉。纳粹将毒品问题与反犹政策相结合，声称犹太人比非犹太德国人更倾向于吸毒，并将清除毒品视为“净化德意志民族身体”的一部分。希特勒本人以禁欲、素食、不吸烟、不饮酒、甚至不喝咖啡的形象示人，被塑造成纯洁和自律的典范。
然而，甲基苯丙胺却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进入了纳粹德国的社会生活。1936年柏林奥运会，美国非裔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的卓越表现让德国感到难堪。柏林的泰姆勒（Temmler）制药公司负责人认为欧文斯服用了苯丙胺类药物（Benzedrine），并决心研发一种更强的“德国苯丙胺”。公司的化学家弗里茨·豪斯柴尔德（Fritz Hauschild）成功合成了甲基苯丙胺，并将其命名为“柏飞丁”（Pervitin）。
柏飞丁很快投放市场，无需处方即可在任何药店购买，价格低廉。它被宣传为一种“提神醒脑、增强表现”的消费品，而非被禁止的毒品。从商务会议到家庭主妇的日常，柏飞丁的使用变得非常普遍。早期的大学研究报告大多对其效果持正面态度，称其能“减轻恐惧”、“无需睡眠”、“抑制食欲”，这些特性被认为非常适合战争时期的社会需求。直到1940年，才有学者首次公开提出柏飞丁具有成瘾性，并违背了纳粹关于依靠自身力量追求卓越的意识形态。但在此之前，社会对其负面效应几乎一无所知。
德国军队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托·兰克教授，其职责在于提升士兵的作战效能。他认为，士兵最大的敌人并非英法或苏联士兵，而是“疲劳”。在研究了关于柏飞丁的大学报告后，他亲自在军事学院对年轻军官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柏飞丁在对抗疲劳方面远胜于咖啡因和苯丙胺。
尽管兰克极力向上级（陆军军医总监）推荐在即将到来的波兰战役中使用这种药物，但并未得到回应。因此，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德军并未统一配发柏飞丁，但许多士兵自行携带并使用。战役结束后，兰克收集了前线军医的报告，这些报告证实了柏飞丁作为一种“战斗药物”的有效性。
当希特勒计划进攻西欧时，德军高层普遍认为，面对英法联军，德军毫无胜算，甚至计划发动政变阻止希特勒的“非理性”决策。然而，1940年2月17日，三位年轻的坦克将领提出了一个天才计划：集中装甲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越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森林，直插法军后方。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部队必须在三天三夜内不间断行军抵达法国边境城市色当。
这个作战计划使得“克服疲劳”成为决定性因素，兰克的“药物方案”也因此受到重视。他发表了演讲，并起草了“兴奋剂法令”，详细规定了全军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剂量、间隔和注意事项。泰姆勒公司紧急生产了3500万片柏飞丁送往前线。1940年5月10日，德军士兵在服药后，对西欧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
在研究法国战役的档案时，奥勒发现了关于柏飞丁分配的具体记录。药物并非平均分发，而是优先供应给执行突击任务的装甲部队。档案显示，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指挥的第七装甲师是使用甲基苯丙胺最多的部队之一，奥勒因此在书中称其为“水晶狐狸”（Crystal Fox）。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隆美尔本人服药，但有大量描述记载了他异乎寻常的战斗状态，例如在坦克舱盖打开的情况下疯狂指挥部队冲锋。奥勒指出，隆美尔的部队曾在夜间高速穿越一个法军宿营的村庄，直接从熟睡的法国士兵身上碾过，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血迹。在奥勒看来，这是德军在药物刺激下犯下的战争罪行，也标志着国防军“纯洁性”的丧失。
奥勒强调，指出德军使用药物并非为他们的战争罪行开脱。根据法律，有预谋的犯罪，即使在药物影响下实施，其罪责也不会减轻。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和战争决策源于其意识形态，而非药物作用。
德军通过阿登森林的突袭取得了巨大成功，将英法联军主力包围在比利时北部，史称“镰刀收割”。当德军兵临敦刻尔克（Dunkirk）——盟军唯一的撤退港口时，战役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然而，此时希特勒却下达了著名的“停止命令”（Halte Befehl）。
奥勒分析，这一决策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希特勒本人并未服用甲基苯丙胺，闪电战的惊人速度让他感到不安，他仍以一战的思维模式担忧侧翼暴露。其次，空军总司令戈林（Göring）对希特勒施加了影响。戈林是一个长期依赖吗啡的瘾君子，他向希特勒进言，如果让陆军攻占敦刻尔克，陆军将领的威望将达到顶峰，从而威胁到希特勒的权威。他夸口称，纳粹的空军（Luftwaffe）足以独自完成最后的歼灭任务。
在戈林吗啡作用下的幻想式说服下，希特勒命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给了英国远征军宝贵的撤退时间，超过30万盟军士兵得以通过“发电机行动”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这一决策被德军将领曼施坦因等人视为“失去的胜利”，也是希特勒在战争中犯下的第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其背后有药物影响的深刻烙印。
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是一位在柏林为名流服务的“感觉良好医生”（Dr. Feelgood）。他医术精湛但手段 unorthodox，擅长使用各种维生素、激素乃至更强效的药物为客户提升状态。1936年，经希特勒的摄影师介绍，莫雷尔与希特勒会面。当时希特勒正受严重的肠胃胀气困扰，莫雷尔用一种含有益生菌的药物“Mutaflor”成功治愈了他，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绝对信任，并被任命为私人医生。
起初，莫雷尔每天为希特勒注射的是维生素和葡萄糖，这属于希特勒药物使用的第一阶段（1936-1941年）。希特勒对注射本身产生了依赖，认为这能让他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
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8月，德军入侵苏联期间。在决定是否先进攻莫斯科的关键时刻，希特勒与将帅们意见相左。他主张兵分三路，同时进攻列宁格勒和南方的油田，而将领们则认为应集中兵力直取莫斯科。正是在这场争论期间，希特勒首次病倒，发高烧。为让他能出席军事会议，莫雷尔首次为他静脉注射了一种名为“Dolantin”的阿片类药物。药物效果立竿见影，希特勒精神焕发地主导了会议，并强行推行了自己错误的战略，这被认为是导致德军未能在冬季来临前攻下莫斯科的关键失误。
这次经历开启了希特勒药物使用的第二阶段。他开始尝试各种更强效的药物，尤其是一种名为“优可达”（Eukodal）的阿片类药物（其成分为羟考酮，即Oxycodone）。优可达能带来强烈的欣快感，同时让使用者感觉思维异常清晰。从1943年7月起，希特勒开始定期注射优可达，并逐渐发展到每隔一天注射一次的“瘾君子节奏”，最终完全陷入药物依赖。
奥勒明确指出，与广泛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德军士兵不同，希特勒本人并非甲基苯丙胺的使用者。在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的用药记录中，仅有两次使用甲基苯丙胺的记载。对希特勒而言，柏飞丁是属于“步兵”的低级药物，他本人更偏好能带来欣快感和清晰思维的阿片类药物，以及莫雷尔为其特制的各种激素混合物。这种药物使用的分层，反映了纳粹内部的等级观念。
1941年8月，希特勒在首次注射阿片类药物（Dolantin）后，做出了分散兵力、暂缓进攻莫斯科的灾难性决定。这一决策被广泛认为是德军在东线战场犯下的最严重战略错误之一。德军的闪电战优势在于速度和突袭，一旦战事陷入持久战，其资源和后勤便无法支撑。希特勒在药物影响下做出的这一决定，直接导致德军错失了在入冬前占领苏联首都的最佳时机，使战争陷入了对其极为不利的消耗战。奥勒认为，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与希特勒开始依赖强效药物有直接关联。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在“狼穴”总部对希特勒实施了炸弹暗杀。希特勒虽幸免于难，但双耳鼓膜被震破。前来治疗的耳鼻喉专家吉辛（Giesing）医生，使用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来处理他的耳伤。希特勒此前从未接触过可卡因，但他立即迷上了这种药物带来的“优越感”和“思维清晰”的快感。
这导致了希特勒身边的“医生之战”。莫雷尔嫉妒吉辛医生获得了希特勒的青睐，而吉辛则察觉到莫雷尔正在将希特勒变成一个瘾君子，并试图联合希姆莱将莫雷尔赶走。在此期间，希特勒经常在接受吉辛的可卡因治疗后，又接受莫雷尔的优可达（阿片类药物）注射，这种兴奋剂与抑制剂的组合使用被称为“快球”（Speedball），是极度危险且容易导致精神崩溃的滥用方式。这一时期的希特勒，身心状态已因多重药物滥用而急剧恶化。
战争末期，生产优可达的默克（Merck）公司工厂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摧毁，导致希特勒的药物供应中断。在柏林的地堡里，希特勒出现了严重的阿片类药物戒断症状，身体颤抖，精神崩溃。在戈培尔的点拨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被莫雷尔变成了一个瘾君子。1945年4月下旬，在自杀前几天，希特勒愤怒地解雇了莫雷尔，并将其逐出地堡。
莫雷尔乘坐最后一批飞离柏林的飞机逃往巴伐利亚，后被美军俘虏。他在被俘期间接受了审讯，两年后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释放，最终在慕尼黑火车站前被发现，不久后在医院去世。他的详细笔记成为奥勒研究希特勒用药情况的关键史料。奥勒指出，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虽然精彩，但未能捕捉到药物成瘾和戒断反应在希特勒最后时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奥勒的另一本著作《波西米亚人：领导德国抵抗纳粹的恋人》（The Bohemians: The Lovers Who Led Germany’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azis）讲述了德国国内抵抗运动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和他的妻子莉бер塔斯（Libertas）。
哈罗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爱国军官家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创办一份名为《对手》（Gegner）的杂志，倡导不同政见的对话。纳粹上台后，他和朋友因继续办刊被党卫军逮捕并遭受酷刑，他的犹太朋友在酷刑中丧生。这次经历让哈罗下定决心与纳粹斗争。他采取了“体制内长征”的策略，加入了戈林的空军部，并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情报。
他和来自贵族家庭、充满波西米亚气质的莉бер塔斯相爱。两人在柏林举办派对，以此为掩护，谨慎地招募了超过1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组成了德国最大的抵抗网络。这个团体不仅传递情报（如德国干预西班牙内战的情报），还进行反纳粹宣传，例如在柏林全城张贴“纳粹天堂”的讽刺性贴纸。
最终，该组织因苏联情报机构在一次无线电通讯中出现致命失误，直接暴露了哈罗的姓名和地址，而被盖世太保破获。哈罗、莉бер塔斯及众多核心成员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奥勒认为，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在极权统治下，普通人所能展现的非凡勇气和人性光辉，同时也揭示了抵抗运动的巨大风险和内部的复杂性。
从哈罗等人的抵抗故事中，奥勒探讨了抵抗极权主义的本质。他认为，核心在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良知，并采取行动。在当今社会，这种抵抗可以有多种形式。对他个人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抵抗。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改变读者的思维模式，激发“神经可塑性”，从而打破被固化的认知，使人变得更加自由。这种精神上的抵抗，与舒尔茨-博伊森团体通过另类的生活方式（如举办派对、自由恋爱）来对抗纳粹的僵化意识形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奥勒正在撰写的新书《石器智人》（Stoned Sapiens）试图以药物为线索，重述整个人类文明史。他认为，许多历史学家，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畅销书《人类简史》（Sapiens）中，都未能解释人类历史上几次关键的“认知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奥勒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说： - 直立人（Homo erectus）可能通过咀嚼含有天然安非他命成分的阿拉伯茶（khat），获得了长途奔跑的耐力，从而发展出独特的狩猎方式。 - 智人（Homo sapiens）的意识飞跃可能与在非洲雨林中接触到具有强大致幻作用的植物伊博加（iboga）有关。他引用神经科学家的研究，称伊博加能对大脑进行“水疗”般的修复，其作用机制远比LSD等经典迷幻药复杂。 - 欧洲高级文明的起源：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作为欧洲第一个高级文明，其繁荣可能建立在鸦片和橄榄油的贸易之上。他们是最早掌握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民族，药物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奠定了文明的基础。 - 等级社会的出现：在古代苏美尔文明中，啤酒的生产和分配逐渐被神庙祭司阶层所垄断，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这可能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取代平等的部落社群的开端。
奥勒认为，迷幻药与宗教的起源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引用以色列学者的研究指出，《圣经》中摩西在西奈山上看到“燃烧的荆棘”并获得“十诫”的故事，很可能是一次由含有DMT（二甲基色胺）的埃及金合欢树引发的强烈迷幻体验。摩西的个人创伤（曾杀人）和“不许杀人”这条诫命的出现，也暗示了这次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
他还探讨了宗教与药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苏菲派等神秘主义流派通过致幻物质寻求与神的合一；另一方面，主流宗教（如基督教）往往扮演着禁令者的角色，例如德国16世纪的《啤酒纯净法》（Reinheitsgebot），其真实目的可能是为了禁止人们在啤酒中添加各种具有精神活性作用的草药，从而将民众的“精神体验”控制在教会允许的范围内。
奥勒的著作《迷幻之旅》追溯了LSD（麦角酸二乙酰胺）的历史。LSD于1943年由瑞士山德士（Sandoz）公司的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发现。奥勒通过档案研究发现，LSD的历史与纳粹德国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山德士的CEO施托尔（Stoll）与希特勒的首席生化学家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是旧识，库恩曾负责为纳粹寻找“吐真药”。有证据表明，LSD可能曾在达豪集中营被用于人体实验。
二战结束后，美军通过审讯库恩得知了LSD的存在。随后，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接手了相关研究，并启动了臭名昭著的“MKUltra”计划，试图将LSD开发为精神控制武器和吐真药。CIA通过向山德士施压，买断了当时全球几乎所有的LSD库存，阻止了其作为合法精神类药物上市的可能性。然而，LSD最终从CIA的实验中“泄露”出去，作家肯·克西（Ken Kesey）等实验参与者将其带入了民间，从而引爆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这个过程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一种最初可能被纳粹用于审讯的药物，最终成为了和平与爱运动的象征。
奥勒分享了药物，特别是LSD，对他个人写作和生活的影响。他不仅将LSD的微剂量用于帮助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改善认知，也认为迷幻体验能拓宽作家的视野，让世界变得更“深邃”。但他明确区分了“受药物影响而写作”和“在药物作用下写作”。他认为，LSD等迷幻药适合在自然中体验，以获取灵感和宏观视角，但不适合在电脑前进行需要高度纪律和专注的写作工作。相比之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刺激下两周内写完《在路上》，则代表了另一种写作模式，即通过兴奋剂维持极高的输出效率，但这需要作者恰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奥勒回顾了90年代柏林的夜生活。当时的柏林是电子音乐的中心，他曾沉浸在俱乐部文化中，体验MDMA带来的群体狂欢。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但让他对药物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有了亲身体验。他认为，没有这些个人经历，他无法写出关于历史与毒品的书籍。为了更好地理解士兵在战场上的感受，他在写作《闪电战》期间甚至亲自尝试了水晶冰毒（crystal meth），他形容那是一种“有毒”且对身体压力巨大的体验，与迷幻药的感受截然不同。
当被问及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时，奥勒列举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尼采、卡夫卡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他尤其推崇《万有引力之虹》，认为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其叙事的强度和复杂性无与伦比。这些作家的共同点在于语言的精炼、思想的深刻以及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这些都成为奥勒本人写作时追求的目标。他将写作视为加入这些文学巨匠“俱乐部”的一种方式。
2025-09-05 05:19:18
古生物学家戴夫·霍恩（Dave Hone）在访谈中首先描绘了霸王龙（T-Rex）的宏伟形象。他指出，霸王龙的体型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成年霸王龙体长约12米，站立时头部可达5米高，体重超过7公吨，其陆地生态位堪比现代海洋中的虎鲸。霍恩以自己的霸王龙头骨复制品为例，其口部之大足以让他整个人轻松穿过。
霍恩详细解析了霸王龙的关键生物力学特征： * 头骨与咬合力：霸王龙的头骨巨大且异常坚固，呈箱型结构。其牙齿不仅尺寸惊人，而且非常厚实，与同样体型巨大的鲨齿龙（Carcharodontosaurus）的刀片状牙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粗壮的牙齿结构配合强大的颌部肌肉，赋予了霸王龙无与伦比的骨骼 crushing power（ crushing power），使其能够咬碎几乎任何东西。 * 眼睛与感官：霸王龙拥有网球大小的眼球，绝对尺寸巨大，这表明它具备极佳的视觉敏锐度。霍恩推测，这种视觉能力可能更适应于夜间或低光环境，暗示霸王龙可能是夜行性捕食者。 * 前肢：与庞大的身躯形成反差的是其短小的前肢。霍恩展示了霸王龙前肢的复制品，其尺寸与人类手臂相仿。骨骼分析显示，其连接臂部主要肌肉的“三角肌胸嵴”（deltopectoral crest）较小，爪子弯曲度不大，指骨间的韧带凹坑也较浅，这些都表明其前肢在捕猎或搏斗中功能有限，并非主要武器。 * 后肢与移动方式：为了支撑巨大的体重，霸王龙的后肢极为粗壮。其足部拥有一种名为“并跖骨”（arctometatarsus）的特殊结构，中间的跖骨被两侧的跖骨夹紧，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这种结构能有效锁定足部，减少能量在行走过程中的损耗，并通过类似弹簧的机制回收能量，使其成为一个高效的“动力步行者”（power walker）。 * 尾巴的角色：尾巴是霸王龙运动的关键。其前半段附着了巨大的肌肉群（股尾长肌），这些肌肉连接到股骨后方，收缩时能强有力地将腿向后拉，从而推动身体前进。这与现代蜥蜴和鳄鱼的运动机制相似，是其双足行走的核心动力来源。 * 速度与运动：基于生物力学模型，霸王龙的最高时速可能在每小时25英里（约40公里）左右。由于其巨大的体重，它在快速移动时可能无法实现双脚同时离地的“奔跑”姿态，而是始终保持一只脚在地面上以分担冲击力。尽管如此，凭借其巨大的步幅，这种“动力行走”依然非常迅速。
戴夫·霍恩深入探讨了霸王龙的捕食行为，颠覆了许多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他指出，霸王龙的主要捕食对象并非与其体型相当的成年三角龙（Triceratops）或大型鸭嘴龙，而是这些物种的幼年个体。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几点：
戴夫·霍恩概述了恐龙在地球上的分布、多样性以及古生物学的发现过程。
本节以名为“斯坦”（Stan）的著名霸王龙化石为例，探讨了古生物化石的商业价值、科学意义以及挖掘和修复过程。
戴夫·霍恩详细阐述了霸王龙头骨的独特结构及其在进化历程中的演变。
戴夫·霍恩剖析了著名电影系列《侏罗纪公园》中关于恐龙行为和形态的科学谬误，并强调了这些描绘对公众认知的深远影响。
本节探讨了恐龙的社会行为、性别鉴定以及性选择在恐龙演化中的作用。
戴夫·霍恩以棘龙（Spinosaurus）为例，展示了古生物学家如何通过整合多条独立的证据线来重构一种古生物的生活方式。
尽管批评了电影中的诸多不准确之处，戴夫·霍恩也承认《侏罗纪公园》系列在某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并对电影制作中的科学准确性问题发表了看法。
本节探讨了通过化石研究推断霸王龙智力水平的可能性与挑战。
戴夫·霍恩确认，有确凿的化石证据表明霸王龙存在同类相食的行为。
本节讨论了导致非鸟恐龙灭绝的事件及其深远影响。
戴夫·霍恩探讨了世界各地文化中“龙”的传说是否可能源于古代化石的发现。
本节明确了鸟类与恐龙之间不可分割的演化关系。
在对话的最后，戴夫·霍恩展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并强调了种群样本在研究中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