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5 01:58:32
刑事心理学家朱莉娅·肖（Julia Shaw）在其著作《恶：人性暗黑科学》（Evil: The Science Behind Humanity’s Dark Side）中提出，“恶”并非一个二元的标签，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这一观点体现在“暗黑四联征”（Dark Tetrad）的概念中，它包括精神病态（psychopathy）、虐待狂（sadism）、自恋（narcissism）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这四种人格特质。肖博士解释，每个人在这些特质上都有不同的得分，从低到高不等。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伤害他人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天生的“怪物”。
肖博士通过经典的“你是否会杀死婴儿希特勒？”思想实验来探讨“恶”的起源。她明确表示不会，因为她认为人并非生来就“邪恶”，后天环境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她强烈反对使用“邪恶”一词来标签化个体，认为这会阻碍理解，并导致“他者化”（othering）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这恰恰是发动战争和实施大规模暴行的心理前提。
为了真正预防伤害性行为，肖博士提倡一种“恶之共情”（evil empathy）——即尝试去理解那些被社会标签为“恶人”的个体的心理和社会动因。她认为，只有理解了导致他们行为的根源，社会才能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在访谈被定罪的罪犯或被广泛视为“恶人”的世界领袖时，她建议不仅要倾听他们的真实陈述，也要分析他们精心构建的叙事。这些叙事中常见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常态化（normalization）和淡化自身责任的心理防御机制，能深刻揭示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此外，肖博士指出，人类对于“令人毛骨悚然”（creepy）的直觉判断并不可靠，这种感觉往往源于对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而非其本身具有危险性。这一误判在执法领域尤为突出，许多警官对自己识别谎言的能力过度自信，但实验证明，他们的判断准确率并不比随机猜测更高。这种高自信与低准确率的组合可能导致误判和冤案。
在播客节目《坏人》（Bad People）中，肖博士探讨了众多犯罪案件，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之一是加拿大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Robert Pickton）的案件。皮克顿在他的农场（绰号“猪仔宫殿”）杀害受害者，并据传用受害者的尸体喂猪。这个案件是促使肖博士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关键之一，她的大学导师正是此案的专家证人。
肖博士分析了连环杀手的心理共性。她指出，极度的孤独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不仅可能促使他们犯罪，也因为他们缺乏正常的社交网络来进行“现实监控”（reality monitoring），即通过与他人互动来校准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当个体与现实脱节时，他们可能会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甚至出现命令性幻觉（command hallucinations），这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较为常见。
结合暗黑四联征特质，如低共情和高虐待倾向，这种与现实的脱节会变得极其危险。以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为例，他通过杀害并肢解受害者来试图创造“完美伴侣”，这在肖博士看来是人类对联结渴望的一种极端病态的体现。她强调，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往往是普遍人性的扭曲放大。
肖博士认为，几乎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下都有能力做出可怕的行为。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约70%的男性和超过50%的女性曾幻想过杀死某人。她认为这种“谋杀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健康的，它是一种“预演”，帮助人们思考行为的后果，从而在现实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如果这种幻想变得频繁和针对特定对象，则应寻求专业帮助。
为了对抗这种人性中的潜在阴暗面，肖博士推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提出的“英雄式想象”（heroic imagination）概念。这意味着人们需要主动在头脑中演练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和暴力，而不是成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受害者。她也澄清，尽管“基蒂·吉诺维斯遇害案”让旁观者冷漠的印象深入人心，但后续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旁观者是会介入的。
肖博士指出，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对谋杀的描绘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谋杀案并非由精心策划的变态杀手所为，而是琐碎争执失控的产物。真实的原因往往是“他欠我4美元”或“他偷了我的自行车”这类看似荒谬的理由。这种“受害缺口”（victimization gap）——即犯罪原因的平庸与受害者生命损失的严重性之间的巨大反差——让社会难以接受，因此更倾向于关注那些有极端动机的连环杀手故事。
一个关键数据显示，杀人犯的累犯率极低，仅为1%至3%。这引发了对现有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反思。肖博士认为，将杀人犯长期监禁更多是出于报复性的“正义”观念，而非基于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欺诈、虐待老人和性暴力等犯罪的累犯风险远高于谋杀。因此，当前的惩罚体系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她还提到了“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即通过加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对话、道歉和解释，来寻求一种超越惩罚的和解，尽管这取决于受害者家属的意愿。
在谈及“非自愿独身者”（incels）群体时，肖博士将其危险性归因于一种强烈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这个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某种理想生活（如伴侣和家庭），当现实未能满足时，这种权利感便会转化为对女性和社会的仇恨。互联网则为这种极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放大了他们的危险性。
肖博士以“Tinder诈骗王”（Tinder Swindler）为例，深入剖析了情感诈骗的心理机制。诈骗者通过在约会软件上伪造富豪身份，对受害者进行“爱意轰炸”（love-bombing），迅速建立情感联结并描绘共同的未来。他们利用奢华的约会场景来证实自己的财力，从而获取受害者的信任。一旦信任建立，他们便会编造紧急情况（如被追杀、账户冻结），骗取受害者大量钱财。
肖博士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因为骗子极其擅长投其所好，说出对方最想听的话。受害者并非愚蠢或天真，而是被利用了对爱与信任的普遍人性渴望。她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量身定制的、高度个性化的诈骗将变得更加难以防范。
此外，这种操控行为也存在于日常关系中，即“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例如，一方（通常是男性）完全控制家庭财务，并以此为武器来支配伴侣的生活。这种行为与嫉妒紧密相关，是通往更严重关系暴力的前兆。
肖博士对嫉妒持非传统观点，认为它几乎总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危险信号”（red flag）。她不认为嫉妒是爱的表现，而是控制欲、占有欲以及不安全感的体现。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源于关系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源于个体自身的心理问题。
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尽管并非所有嫉妒都会导致暴力，但几乎所有的亲密伴侣暴力都以嫉妒为前兆。这种嫉妒往往基于对伴侣不忠的凭空想象，而非事实。这再次印证了人类在“测谎”方面的无力。
鉴于研究 consistently 显示高比例的人群有过出轨行为，肖博士提出，一夫一妻制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建构，它让许多人注定失败。她认为，与其将出轨视为个人道德的失败，不如反思这种单一的、排他性的关系模式是否适合所有人。
作为多边恋（polyamory）的实践者，肖博士主张关系模式的多样性。她认为，人们完全有能力同时爱上多个人，并以诚实、开放的方式处理这些关系。这并非要取代一夫一妻制，而是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鼓励伴侣之间就关系结构进行坦诚的沟通。她强调，无论是何种关系模式，诚实和良好的沟通都是避免伤害、建立健康关系的基础。
作为一名双性恋者，肖博士撰写了《双性恋：隐藏的文化、历史与科学》（Bi: The Hidden Cultur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Bisexuality）一书。她指出，对双性恋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或“通往同性恋的路上”。
肖博士回顾了性学研究的历史，特别是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开创性工作。金赛在194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人类的性取向并非二元对立（异性恋/同性恋），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创建了“金赛量表”（Kinsey Scale），从0（完全异性恋）到6（完全同性恋），发现大部分人介于两者之间。当时的数据显示，约半数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并非绝对的异性恋或同性恋。
为了更精细地描绘性取向，后来的研究者弗里茨·克莱恩（Fritz Klein）发展了“克莱恩性取向网格”（Klein Sexual Orientation Grid）。该网格不仅考察性吸引力，还涵盖了性行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等多个维度，并要求被试者从“过去”、“现在”和“理想”三个时间维度进行评估。这个工具揭示了性取向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帮助人们理解自身在不同方面的感受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肖博士还谈到了双性恋者面临的独特困境，包括来自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的双重歧视和误解。研究表明，双性恋者由于缺乏社群归属感，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如自残、性暴力和社交孤立。
肖博士在《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性癖（kinks）和性幻想，旨在破除将它们与“邪恶”或“性格缺陷”划等号的社会偏见。她指出，许多性癖（如BDSM）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
她引用了“去抑制假说”（disinhibition hypothesis）来解释BDSM等涉及支配与服从（dominant/submissive）的性实践为何具有吸引力。对于服从方而言，这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放下日常生活中做决定的重担；对于支配方而言，则可以在一个安全、双方同意的框架内，无需顾忌社会规范，尽情释放控制欲。这些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角色扮演”，它允许参与者在虚构的情境中探索和释放深层的心理需求，从而获得一种自由感。
肖博士分享了她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个人历程。她最初的志向是艺术，但在祖父的建议下转向心理学。她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她父亲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经历。成长过程中，她直面了一个与自己拥有截然不同现实感知的人，这激发了她对“什么是真实”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这一主题贯穿了她所有的研究，从记忆的构建到对错的感知。最终，她选择刑事心理学，是因为该领域的从业者通常具有一种黑色幽默感，能够在处理最黑暗案件的同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虚假记忆是肖博士研究的核心领域。她的博士研究首次结合了虚假供述和虚假记忆两大领域，旨在验证是否能让人们“记起”并承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实验结果惊人：通过特定的诱导性访谈技巧，70%的参与者最终相信并详细“回忆”起自己曾犯下的一桩虚构罪行（如持械伤人）。
肖博士解释了实验方法：首先通过参与者的家人确认他们从未有过某些经历，并获取一些真实的童年信息。在访谈中，研究人员会先与参与者讨论一个真实的记忆以建立信任，然后引入一个虚假的犯罪事件，并声称这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得知的。当参与者表示不记得时，研究人员会使用“想象练习”等技巧，鼓励他们闭上眼睛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并对他们“回忆”出的任何细节（即使是“我记得蓝天”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给予积极的社会强化。经过三轮访谈，大多数人便会构建出完整的、细节丰富的虚假记忆。
她强调，虚假记忆并非大脑的“故障”，而是其正常运作的“特性”。我们的大脑并非录像机，而是通过创造性地重组信息来解决当前问题。绝大多数的自传式记忆在细节上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记住了“要点”（gist memory）。这在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但在需要精确细节的司法环境中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肖博士将人类记忆比作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它会被新信息、他人的叙述以及我们自己的复述不断修改。她特别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终极虚假记忆机器”，它通过模拟社交互动，能够以高度可信的方式产生“幻觉”或“虚构内容”（confabulations），从而在与人类的互动中植入或强化虚假记忆。
为了保护重要记忆的真实性，她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及时用外部工具（如纸笔、录音）记录下来。这种“同期证据”（contemporaneous evidence）的质量远高于事后回忆。对于团队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先各自独立记录，再进行集体讨论，以避免交叉污染和集体构建虚假叙事。
肖博士即将出版的新书《绿色犯罪》（Green Crime）将刑事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环境犯罪领域。她认为，将破坏环境的行为定义为明确的“犯罪”，比陷入政治化的“气候变化”争论更具行动性。
书中以大众汽车的“柴油门”（Dieselgate）丑闻为例，剖析了企业犯罪的心理动因。大众的工程师们明知其行为对公众健康（特别是柴油排放的氮氧化物与哮喘和过早死亡直接相关）的危害，却依然设计了“作弊装置”来欺骗监管机构。肖博士认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她在其他犯罪研究中观察到的一致，包括：从众心理（行业内其他人也在作弊）、合理化（为了公司生存和市场竞争）以及强大的社会压力。
与通常的暴力犯罪者不同，环境罪犯往往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精英。他们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公司、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多层级的复杂网络。尽管如此，肖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希望，她遇到了大量来自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环保调查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正利用从卫星技术到卧底行动等各种手段，积极追查和打击这些“地球的敌人”。
尽管研究了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肖博士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她的希望来源包括： 1. 科学的探索：有像她一样的研究者致力于理解和预防人类的破坏性行为。 2. 科技的潜力：她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果能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将有巨大潜力帮助解决问题。例如，她联合创办的公司Spot（talktospot.com）就利用聊天机器人来执行标准的“认知访谈”（cognitive interview），帮助人们在工作场所客观、准确地记录下重要的情感事件，避免记忆扭曲。 3. 行动者的存在：在环境犯罪等领域，有无数敬业的专业人士在第一线为保护地球而战。
肖博士相信，通过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并善用科技工具，人类有能力克服自身弱点，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2025-10-01 09:56:03
本期播客的嘉宾是Telegram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avel Durov，该通讯平台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Durov毕生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他开发的工具旨在保护人类通讯免受监视和审查。为此，他面临了来自全球一些最强大政府和组织的巨大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他始终坚守立场，持续为保护用户隐私和所有人的通讯自由而战。主持人Lex Fridman有机会与他共度数周，并评价Durov是他见过最有原则、最无所畏惧的人之一。Fridman证实，Durov在生活中确实践行着他所倡导的纪律性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不饮酒，保持斯多葛心态，严格控制饮食与锻炼，并且几乎不使用手机。本期对话内容兼具哲学深度与技术性，探讨了自由、生命、人性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本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Telegram如何以一个相对精简的工程团队，在功能创新上超越竞争对手。
Pavel Durov对自由的哲学观源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四岁时，他随家人从苏联移居至意大利北部，亲身感受到了有自由和无自由社会的巨大差异。他观察到，缺乏自由的社会无法拥有丰富的思想、观点、商品和服务。这一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自由，个人也无法为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
Durov坚信“自由比金钱更重要”（Свобода дороже денег）。他认为，要捍卫自由，就必须克服人性的两大敌人：恐惧和贪婪。他的方法是直面最坏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死亡，并与之和解。一旦你对最坏的结果感到坦然，恐惧便无从立足。他强调，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即使生命可能因此缩短，也远胜于在奴役中苟活。Durov理性地看待死亡，认为人死后便不再体验生命，因此无需在生前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困扰。相反，他时常提醒自己生命有限，这反而让他更加珍惜每一天，让每一刻都充满意义。
Pavel Durov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完全不接触酒精、烟草、咖啡、药物及非法毒品，他认为这是他取得成功和保持健康的关键。他解释，短期快感不值得用未来去交换。
他对酒精的立场源于11岁时读到的一本书。书中描述，酒精会麻痹甚至杀死脑细胞。Durov将大脑视为个人通往成功与幸福的最宝贵工具，因此他认为，为了短暂的愉悦而损害这一工具是极其荒谬的。
对于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饮酒压力的人，Durov建议首先要勇于成为一个“反向主义者”，不畏惧与众不同。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感到需要饮酒来社交，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试图掩盖某个潜在问题，例如社交恐惧。他建议直面并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恐惧，而不是用酒精作为“精神止痛药”。这种止痛药效果短暂，最终只会带来更沉重的代价。他认为，与大多数人做同样的事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而要想在生活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敢于与众不同，寻找并精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域。
Pavel Durov的生活方式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几乎不使用手机，除非是偶尔测试Telegram的功能。他认为手机并非必需品，并回忆在大学时代没有手机的生活。他讨厌被打扰，希望由自己来定义生活中的重点，而不是被他人、公司或各种组织通过手机推送的信息所左右。
他提倡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和安静。Durov非常重视早晨的安静时光，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床上思考，许多绝佳的创意都诞生于此时。他认为，如果一天的开始就是打开手机，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被动接收指令的生物，一整天的思维都会被手机内容所塑造。这种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会使人失去对自己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掌控。虽然他并非主张完全隔绝信息，但他强调必须留出时间来独立思考，明确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以及自己想为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Pavel Durov承认自己和常人一样会经历各种情绪，但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会管理和克服这些情绪。他认为自律是关键，能帮助人们摆脱消极和绝望的循环。他从未经历过抑郁，他将此归因于自己的行动力：一旦发现问题，他会立即着手制定并执行解决方案。他驳斥了“通过休息恢复能量”的普遍看法，认为真正的能量来自于行动。从小处着手，无论是写一小段代码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锻炼，行动本身会带来动力和灵感，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在身体锻炼方面，Durov的自律性极强。他每天早晨坚持做300个俯卧撑和300个深蹲，并且每周去健身房5到6次，每次1到2小时。他认为这些晨间锻炼，尤其是枯燥的深蹲，主要是为了锤炼自律这一“最重要的肌肉”。此外，他还通过洗冰浴等方式来强化意志力。他坚信，只要自律能力足够强大，其他方面的成功便会水到渠成。身体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或外形，更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抗压能力。他表示，当无法训练时，能明显感到压力上升。
在饮食方面，他坚持不摄入加工糖、快餐和苏打水，并实行间歇性禁食。他认为糖具有成瘾性，会让人不断产生饥饿感。他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鲜和蔬菜，大约20年前就停止食用红肉，因为他感觉红肉会给身体带来沉重负担。
他几乎从不服用药物，认为大多数药片只是掩盖症状的“止痛药”，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他将这种情况比作驾驶直升机时，不理会警报灯，而是直接将其砸碎。他认为，我们应该分析头痛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如脱水、空气质量、睡眠不足），而不是依赖药物。他指出，制药公司在激励机制上存在问题，它们更倾向于让患者持续依赖药品，而非根治疾病。
Telegram以其精简的运营理念而著称。其核心工程团队仅有约40人，包括后端、前端、设计师和系统管理员。Pavel Durov解释说，员工数量并不等同于产品质量，过多的员工会导致大量的协调沟通成本，并可能因工作量不足而产生消极影响。通过有意限制招聘，团队被迫寻求自动化解决方案。例如，Telegram在全球部署了近10万台服务器，依靠算法而非人力进行管理，这不仅提高了效率和可扩展性，还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Telegram采用了独特的分布式基础架构。用户数据被加密后存储在多个不同法律管辖区的服务器上，而解密密钥则被分割并保存在其他地方。这种设计确保了没有任何单一政府或实体能够访问用户数据。Durov强调，自成立以来，Telegram从未与任何政府或情报机构分享过用户的私人信息，未来也绝不会这样做，哪怕这意味着要退出某个国家的市场。他表示，这一原则之所以能够贯彻，得益于他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没有任何外部股东可以干涉决策。他认为，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自由的基石，而许多国家打着“打击犯罪”或“保护儿童”的旗号侵蚀隐私，最终将导致社会滑向专制。
去年（2024年）8月，Pavel Durov在抵达法国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时被捕。他被十几名武装警察包围，并被告知他被指控犯有约15项严重罪行。这些指控均与Telegram用户在该平台上的行为有关，法国当局试图将平台创始人的责任等同于用户的行为。Durov认为，这种做法在科技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是专制国家也未曾对科技领袖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
他被关押在警察局近四天，房间狭小、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混凝土床。在审讯过程中，他发现发起调查的法国当局对技术、加密和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他将这段经历比作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荒诞情景：一个官僚系统在不完全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个人施加巨大的压力。Durov指出，法国当局本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与Telegram沟通，解决任何所谓的“问题”，但他们却选择了这种极端且具有破坏性的方式。目前，此案仍处于调查法官的调查阶段，整个司法程序进展极其缓慢，对他的上诉请求甚至尚未安排听证会。这一事件不仅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也凸显了法国司法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深层问题。
在被困于法国期间，Pavel Durov经历了来自法国政府的直接政治压力。他通过一位知名的法国科技企业家，与法国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会面。在会议中，对方要求他在即将到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限制或关闭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Telegram频道。法国政府显然不支持这位保守派候选人。
Durov当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只要这些频道没有违反Telegram禁止煽动暴力的规则，任何和平的讨论或示威都应受到保护，否则就构成了政治审查。他强调，Telegram在全球多个国家都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绝不会因为任何外部压力而在欧洲开始进行内容审查。他还警告对方，不要以为可以利用他被困法国的处境来胁迫他，否则他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事后，他公开了这次对话的内容。
Durov还透露，在此之前，法国情报部门也曾通过中间人要求他处理摩尔多瓦选举期间的某些频道。Telegram在审查后，关闭了少数确实违反规则的频道，但拒绝了对方随后提出的一份包含数十个合法政治频道的更长的封禁名单。令他警觉的是，在他配合关闭了少数违规频道后，法国情报部门竟向负责调查他案件的法国法官传达了对他的“正面评价”。这一举动让他深感怀疑，认为他自己的案件可能与地缘政治目标产生了不当关联。
Pavel Durov认为，他在法国的遭遇反映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在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官僚主义僵化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他指出，法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8%，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苏联末期。这种失衡导致国家机器过于庞大，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和社会力量则受到压制。
他观察到，欧洲的创业环境正日益恶化。过度的监管、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对企业家的敌意，使得创新步履维艰。他以前法国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为例，其创始人在面临美国科技巨头竞争的同时，还遭受了法国当局毫无根据的数据保护调查，最终身心俱疲，被迫出售了公司。Durov还提到另一位法国企业家，其公司因税务调查银行账户被冻结长达八年，最终业务倒闭，而调查结果却是该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这位企业家因此心灰意冷，移居迪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坚决拒绝了法国政府邀请他回国的提议。
Durov认为，这种制度性问题正在扼杀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力。除非社会和政府能够重新珍视企业家精神，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否则欧洲将继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陷入困境。
Pavel Durov在11岁时进入了圣彼得堡一所实验性学校，接受了极为严格和广泛的教育。该校的理念是，通过向青少年大脑中灌输大量数学和外语知识，可以重塑其思维方式，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学科。课程内容极其庞杂，包括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四门外语，以及生物化学、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等高阶课程。这种跨学科的强度使得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有科目上都取得优异成绩。
Durov起初因挑战教师权威而多次被学校开除，但在这所允许辩论和质疑的学校里，他找到了归属感。在经历了一段青少年时期的迷茫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所有科目上都拿到最高分。为此，他利用了所有的课间休息时间，最终成功实现了目标。
回顾这段经历，Durov总结出几点关于有效教育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数学至关重要，它能训练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编程和项目管理等技能的基础。其次，他强调竞争的核心作用。他认为，适度的竞争是激励青少年的关键动力。他批评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学生压力而取消公开评分和排名的做法，认为这虽然消除了“失败者”，但也扼杀了“胜利者”，并使年轻一代无法为现实世界中残酷的竞争做好准备。他指出，正是这种对竞争的排斥，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与中国、韩国等教育体系充满竞争的国家的较量中逐渐落后。
Pavel Durov的哥哥Nikolai Durov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程序员。他曾三次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两次赢得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世界冠军，并拥有两个数学博士学位。Pavel表示，他从哥哥那里学到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在没有互联网的童年时代，Nikolai就是他的“维基百科”，无论是恐龙、黑洞还是史前人类，Nikolai总能为他解答。
Pavel形容哥哥是一个“十亿分之一”的天才，三岁开始阅读，六岁就能理解复杂的专著。尽管才华横溢，Nikolai却为人极其谦逊和善良。Pavel认为，真正智慧的人往往也充满同情心。Nikolai长期远离公众视线，这主要是因为他天性低调，不追求外界的认可。相比之下，Pavel自己虽然也倾向于保持低调，但后来意识到，过度的神秘会给不怀好意者留下散布不实信息的空间，因此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公众，以捍卫Telegram的声誉。
Pavel Durov从10岁开始接触编程，最初的动机是由于当时可玩的游戏稀少。这种“匮乏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开始为自己制作电脑游戏。他认为，正是因为苏联时期缺乏丰富的娱乐选择，许多年轻人得以专注于编程等创造性活动，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他的哥哥Nikolai在他早期的编程学习中扮演了指导角色。例如，当Pavel制作的一款二维回合制策略游戏运行不流畅时，Nikolai会教他如何进行优化。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编程技能。后来，他还为同学开发了一款在无限棋盘上进行的“五子棋”游戏。为了战胜班上最聪明的对手，他编写了一个能预判四步棋的AI程序与自己对练，并最终达到了战无不胜的水平，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玩这个游戏了。
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Pavel Durov觉得课程过于简单，于是为自己所在的院系创建了一个学生网站。他将所有考试答案和课程讲义数字化，并发布到网站上，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举动。网站迅速流行起来，并扩展到整个大学乃至其他高校，最终吸引了数万名用户，具备了个人资料、相册、好友列表等社交功能。
大学毕业后，一位前同学向他展示了Facebook，这启发了他将现有技术进行简化和扩展，以服务数百万用户。Durov由此创立了VKontakte（简称VK），俄语意为“保持联系”，初衷是为了与大学同学保持联系。在项目初期近一年的时间里，Durov是公司唯一的员工，一人分饰多角，包揽了后端开发、前端设计、客户支持和市场营销等所有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社交平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成为了一名高效的项目管理者。
VK最初的技术栈是PHP、MySQL和Debian Linux。随着用户量激增，他引入了Memcached和NGINX进行优化。当用户数超过一百万时，系统的扩展性成为巨大挑战。他请求在德国读博的哥哥Nikolai回国帮助。Nikolai与另一位世界编程冠军一起，用C和C++重写了VK的大部分数据引擎，包括搜索、广告和消息系统。这些底层优化使得VK的加载速度极快，甚至在硅谷都比当时的Facebook更快，这成为了VK的核心技术优势之一。
Pavel Durov在招聘方面极其严格，他认为一个平庸的工程师（B-player）不仅效率低下，还会拖累整个团队的士气和生产力。他分享道，有时解雇一名工程师反而能提升团队的整体效率，因为这名员工可能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与B-player共事对顶尖人才（A-player）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和打击。
因此，Telegram的招聘流程独树一帜，主要通过举办编程竞赛来选拔人才。这些竞赛面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工程师，他们通过解决实际且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来展示自己的能力。Telegram会持续观察竞赛的获胜者，如果某位参赛者在多次竞赛中始终表现出色，并且展现出对Telegram产品的深刻理解，就很有可能被录用。
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年轻、有才华但没有大公司工作经验的工程师。Durov认为这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人才没有被大公司的官僚文化和责任分散的工作方式所影响。他们习惯于独立解决问题，对产品充满热情，这与Telegram精简高效的文化完美契合。通过这种方式，Telegram组建了一支由顶尖人才组成的精英团队。
Telegram以其惊人的创新速度和卓越的产品设计而闻名，这得益于其精简而高效的精英团队。许多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即时通讯功能，如消息自动销毁、消息编辑和回复功能，Telegram都比WhatsApp和Signal等竞争对手早了数年甚至七年之久。竞争对手在模仿这些功能时，甚至会原封不动地复制Telegram的设计细节，例如回复消息时引用的垂直线样式。
Durov和他的团队对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追求极致。例如，聊天背景的动态渐变效果，由四种颜色平滑过渡，并叠加一层若隐若现的图案，旨在为用户带来潜意识中的愉悦感，同时还要确保在性能最差的设备上也能流畅运行。另一个例子是删除消息时的“化为灰烬”动画效果（Thanos snap effect），这个看似简单的特效，在技术实现上极其复杂，尤其是在不同平台和设备上要保持一致的流畅体验。
此外，Telegram在贴纸和动画表情符号方面也进行了革命性创新。通过使用矢量图形技术，贴纸文件极小，加载迅速，且动画能以每秒60帧的速率流畅播放。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巨大的工程挑战，但正是这种对艺术与技术结合的痴迷，创造了Telegram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2013年，受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的启发，Telegram在创立之初就将隐私和安全作为核心。为了确保即使用户不信任Telegram的运营者（当时团队成员多为俄罗斯裔），也能相信其安全性，Telegram推出了端到端加密的“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功能。这一举措比WhatsApp早了数年，为整个行业设立了新的安全标准。
Durov解释说，端到端加密虽然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例如难以支持大型群组、跨设备同步历史记录以及复杂的机器人功能。因此，Telegram采用了混合模式： 1. 云端聊天（Cloud Chats）：默认的聊天方式，消息在服务器上加密存储，方便用户在多个设备上无缝同步，并支持大型社群等高级功能。 2. 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可选的端到端加密模式，提供更强的隐私保护，如禁止截屏、禁止转发等，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通信场景。
这种设计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便利性和极致安全性之间做出选择，满足了不同场景下的通信需求。
为了赢得用户的信任并保持透明，Telegram自2013年起就将其所有客户端应用程序开源。然而，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用户从应用商店下载的版本与GitHub上公开的源代码完全一致。为此，Telegram是唯一一个在iOS和Android两大平台上都提供“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s）的主流通讯应用。这意味着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源代码独立编译出与官方应用商店版本一模一样的应用程序，从而验证其安全性声明的真实性。
相比之下，WhatsApp等竞争对手的客户端从未开源，用户无法得知其内部运作和加密的具体实现方式。Durov强调，这种透明度至关重要。此外，Telegram的软件栈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内部开发的，尽量减少对第三方开源库的依赖。斯诺登事件揭示，许多广泛使用的开源工具可能存在被植入后门或安全漏洞的风险。通过自研核心组件，Telegram进一步减少了攻击面，确保了平台的安全性和效率。
Pavel Durov认为，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给世界带来的最大教训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该事件揭露了许多被认为是安全和加密专家的个人，实际上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牵连，推广存在缺陷的加密标准。同时，它也暴露了本应受法律限制的政府，实际上在进行着远超权限的大规模监控。
Durov认为，斯诺登的行动是“9/11事件”后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最终侵蚀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他称赞斯诺登的行为极其勇敢和值得赞扬。虽然他曾希望与斯诺登合作，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只是偶尔保持联系。
当被问及是否惧怕任何特定的情报机构时，Pavel Durov表示，他认为应当对所有情报机构一视同仁——要么都惧怕，要么都无所畏惧。他坦言，任何情报机构都有能力置他于死地，但这最终回到了他个人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他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学会在面对恐惧时克服它。他强调，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立场和决心。
2018年，随着Telegram在伊朗和俄罗斯等地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两国政府相继对其采取了封禁措施。在伊朗，民众使用Telegram组织抗议活动，政府因此决定封禁该应用，但许多用户通过VPN继续使用。
在俄罗斯，政府要求Telegram交出能够解密所有用户消息的“加密密钥”，Durov团队告知对方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俄罗斯于2018年春季正式封禁Telegram。作为回应，Durov发起了名为“数字抵抗”（Digital Resistance）的运动。Telegram通过自动化技术，不断轮换数百万个IP地址以规避审查。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也参与进来，搭建代理服务器，帮助用户绕过封锁。这场技术对抗导致俄罗斯的网络审查系统陷入混乱，甚至影响了银行、商店支付系统等无关服务的正常运行。
在俄罗斯封禁Telegram期间，Telegram遭遇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巨大压力。苹果以Telegram未能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为由，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阻止Telegram在全球App Store上发布更新。这导致应用在新版iOS系统上出现功能故障，全球用户都受到了影响。
在几乎要放弃俄罗斯市场之际，Durov决定公开发声，指责苹果公司与审查机构为伍。他的声明被《纽约时报》报道后，引发了公众对苹果的批评。就在Durov设定的最后期限前15分钟，苹果公司突然批准了Telegram的更新，使得应用得以继续在俄罗斯运营并对抗审查。这一事件凸显了科技平台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应用商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其可能带来的阻碍。
Pavel Durov首次公开披露，他在2018年春天，即Telegram与多国政府激烈对抗、同时进行TON项目融资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一次疑似中毒的暗杀企图。他回忆说，那天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一个行为古怪的邻居在他门边留下了一些东西。一小时后，他感到全身剧痛，身体机能开始逐一衰竭：视力、听力消失，呼吸困难，心脏和血管剧痛。他当时确信自己即将死亡。
第二天，他在地板上醒来，身体极其虚弱，全身血管破裂，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无法行走。为了不让团队担忧，他当时选择了隐瞒此事。
Durov表示，这次濒死经历，连同2011年因拒绝关闭VK上的反对派群组而面临武装警察上门的事件，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形容这种幸存下来的感觉就像是在“用额外的时间生活”（living on bonus time）。这些经历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恐惧，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自由和无畏。2011年的事件也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开发一款安全的通讯应用，这便是Telegram的由来。
Pavel Durov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并且只领取象征性的1迪拉姆（约三分之一美元）年薪。Telegram在2024年首次实现盈利。Durov坚守原则，放弃了巨额的潜在收入。例如，他拒绝基于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广告投放，这与绝大多数社交媒体公司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Telegram的广告仅基于公开频道的兴趣主题，而非个人数据。此外，他刻意不设置算法推荐的“新闻流”，以避免制造用户沉迷和加剧网络上的负面情绪。
Telegram的盈利模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付费订阅（Telegram Premium）：于2022年推出，为高级用户提供额外功能。目前已有超过1500万付费用户，预计今年将带来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 2. 情景广告：在大型公开频道中展示，与频道主题相关，不侵犯用户隐私。 3. 小程序生态系统：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在Telegram上创建小程序（Mini Apps），并通过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向用户收费。Telegram从中抽取5%的低额佣金，旨在扶持生态发展。 4. 基于区块链的创新：例如，允许用户通过智能合约和NFT拥有自己的用户名，Telegram从中获利。
这种多元化的盈利策略，使Telegram在不牺牲用户隐私和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TON（The Open Network）是一个由Telegram团队最初于2018年开发的区块链平台。当时，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流区块链无法满足Telegram数亿用户的规模化需求，Durov的哥哥Nikolai设计了一个具有内生可扩展性的分片（Sharding）区块链架构。
然而，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TON的融资方式提出异议，Telegram被迫放弃了该项目。幸运的是，一个由第三方开发者组成的开源社区接管了该项目，并将其更名为“The Open Network”后成功上线。
如今，Telegram与TON进行了深度整合。所有与区块链相关的新功能，如代币化的用户名、广告收入分成提现、购买广告以及创新的“Telegram礼物”（一种与社交身份绑定的NFT），都基于TON网络。这种紧密的合作使得TON生态系统迅速发展，例如，凭借“Telegram礼物”，TON已成为全球日交易量最大或第二大的NFT区块链平台。
Pavel Durov是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他在2013年以每枚约700美元的价格首次购买了数千枚比特币。尽管随后币价一度跌至200美元，许多人认为他做出了错误的投资，但他始终坚信比特币的价值，并从未出售。
他认为，比特币是“终极的交换媒介”，因为它无法被没收或因政治原因被审查。他相信，在各国政府不断印钞的背景下，供应量有限的比特币将持续存在，而法定货币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性。Durov透露，他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及早期对Telegram的投入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比特币投资，而非从公司获取报酬。他预测，比特币的价格最终将达到100万美元。
主持人提到了Durov在一次采访背景中出现的两把奇特椅子，这影射了一个俄罗斯监狱中的著名谜题：“尖锐的矛（Пики точёные）或被手淫的鸡巴（хуи дрочёные）”。这个谜题的核心是，被迫在两个同样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Durov解释说，这个谜题象征着在商业或政治中经常遇到的困境。他认为，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在两个坏选项中选择其一，而是要重新定义问题，跳出框架，设计出一种能够化劣势为优势的创新解决方案。他分享了这个谜题的一个巧妙答案：拿起其中一把椅子上的尖矛，用它来割掉另一把椅子上的“障碍物”。
他借此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观点：我们经常被政客或企业领导者操纵，被迫接受他们设定的、充满缺陷的选择。我们不应该陷入这种思维陷阱，而应该主动打破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Pavel Durov澄清了关于他有“超过100个孩子”的传闻。他解释说，大约15年前，他应朋友请求，开始成为一名精子捐赠者，以帮助那些有生育困难的夫妇。他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最近在订立遗嘱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所有能够通过DNA证明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无论是否为自然孕育，都有权继承他的一部分遗产。这一决定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还规定，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前（例如，生命的前几十年）不会得到任何金钱。他认为，过度的富足会扼杀年轻人的动力和意志力，使他们依赖父辈的财富而非自身的成就。通过将巨额财富分散给超过一百个后代，每人获得的金额虽然可观，但不至于多到完全摧毁其奋斗的意愿。这一做法反映了他对“富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刻担忧，与他之后讨论的“老鼠乌托邦”实验的观点相呼应。
Pavel Durov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罗马文学的学者，最近刚满80岁。Durov表示，父亲是他和哥哥的榜样，通过身体力行而非说教，向他们传授了宝贵的品质。他回忆父亲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这种勤奋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父亲教导他，行动比言语更有力。如果你告诫孩子不要玩手机，自己却手机不离手，那么这种说教是注定失败的。领导力的核心在于“以身作则”。此外，父亲还向他传授了保持积极、永不绝望和诚实等品质。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父子俩甚至探讨了人工智能（AI）。他的父亲认为，AI或许能拥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它无法拥有人类意义上的“良知”（conscience）、道德准则和正直品格。Durov表示，他生命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永远不让父亲失望。
Pavel Durov探讨了思想力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设定目标、保持积极和自信确实有助于实现愿望。虽然他不确定是否能仅凭意念就“显化”事物，但他相信，当这种乐观信念与合乎逻辑的、持续的行动相结合时，成功是必然的。
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具思辨性的观点，即宇宙可能是高维度的，人类可以通过信念、积极情绪和逻辑思维在其中“导航”。他还提及了“量子永生”（Quantum Immortality）这一思想实验。根据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宇宙在每一刻都会分裂成无数个平行世界。由于有意识的观察者无法体验自己的死亡，所以从观察者自身的视角来看，他/她总会“恰好”进入那个自己没有死亡的平行世界线。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我们可能是永生的，尽管在其他无数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早已死去。
在播客的结尾，主持人Lex Fridman分享了他对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思考，认为其作品《审判》（The Trial）与Pavel Durov在法国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Fridman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深刻揭示了现代官僚系统如何将人简化为冰冷的案卷，以及个人在面对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状的权力时的无力感和焦虑。
他总结了《审判》的情节：主角约瑟夫·K莫名被捕，罪名不详，他陷入一个迷宫般的司法系统，整个生活都变成了审判的前奏。最终，他在心理上被彻底耗尽，束手就擒。Fridman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胜利不在于杀死你，而在于让你精疲力竭、主动放弃抵抗。
Fridman赞扬Pavel Durov在面对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坚韧和乐观，认为他没有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被系统击垮。最后，Fridman表示，卡夫卡的作品虽然沉重，但它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并抵抗那些试图将我们非人化的系统，确保个人自由和人类精神能够持续繁荣。
2025-09-20 03:05:29
本次访谈嘉宾为作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其著作《闪电战：第三帝国的毒品》（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深入探讨了精神活性药物，特别是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兴奋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获得了传奇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高度评价。克肖称其为“研究充分、严肃的学术著作”，比弗则形容其为“卓越的研究成果”。奥勒通过深入研究档案，利用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以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关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视角。他还著有《迷幻之旅：纳粹德国、中央情报局与迷幻时代的黎明》（Tripped: Nazi Germany, the CIA, and the Dawn of the Psychedelic Age），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暂定名为《石器智人》（Stoned Sapiens）的新书，试图通过药物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史。
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及其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品牌名称“柏飞丁”（Pervitin），其起源故事需要从时代背景说起。20世纪20年代，纳粹运动始于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酒精是早期纳粹运动的首选药物，唯一的例外是不喝酒的希特勒。与此同时，在柏林的文化场景中，人们则广泛使用各类药物，包括吗啡、可卡因、麦斯卡林和乙醚。
这种文化分野与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及其后果密切相关。《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柏林物价低廉，药物也随之变得廉价且易得。慕尼黑的纳粹分子通过酒精凝聚群体意识，强化“我们对抗他们”的对立情绪；而在柏林，人们则通过药物进行个人化的探索，追求自我发现或自我迷失。这种文化氛围促进了柏林成为一个充满多样性、自由和实验精神的都市，但也加深了其与慕尼黑纳粹运动之间的裂痕。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将柏林的景象斥为“可憎的柏林沥青现实”。
当纳粹于1933年上台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严厉打击毒品使用者，意图将整个社会纳入其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奥勒本人对柏林有着深厚的个人情感联结，他成长于冷战时期的西德，柏林墙的存在激发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浓厚兴趣。墙倒塌后，他移居柏林，亲身经历了90年代柏林作为电子音乐和前卫文化中心再度崛起的时期，这与20年代的自由氛围遥相呼应。
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是慕尼黑的“公民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这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聚集地。希特勒虽然本人滴酒不沾，但他巧妙地利用了酒精的作用。他认为，醉酒的人更容易接受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也更容易产生攻击性，这有助于他操控群众情绪。
1923年，纳粹首次尝试夺权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正是在一个醉酒的夜晚后发起的，但这次行动因计划不周而惨败。巴伐利亚警方轻易地镇压了这场“愚蠢的醉酒闹剧”。政变失败的后果深远：希特勒险些丧命，戈林腹部中弹后为缓解疼痛而染上吗啡瘾，而希特勒则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最终汇聚成改变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节点。
奥勒强调，研究希特勒等历史人物的药物使用情况，对于理解他们的行为至关重要。尽管一些传统历史学家认为这并非严肃的历史研究，但奥勒指出，即便是像伊恩·克肖这样的权威传记作家，在其著作中也仅对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及其“可疑药物”一笔带过。奥勒认为，药物滥用是理解希特勒从战争初期做出有效军事决策到后期决策能力急剧退化的“缺失环节”。
奥勒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其中以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最为突出。埃文斯指责奥勒的著作是“粗俗且危险的不准确描述”，并认为其在“道德和政治上是危险的”。这种批评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担心将纳粹的罪行归咎于药物会削弱其应负的道德责任；二是认为奥勒过于单一地通过“药物”这一棱镜来审视历史，可能会过分强调其在闪电战等事件中的作用，陷入“单因论”的误区。
奥勒对此回应称，他认同不应以单因论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并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始终牢记导师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不要用单一原因论证”的告诫。他强调，其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均基于详实的档案研究，绝无虚构。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家写作风格可能会使叙述显得极具说服力，甚至“压倒”读者，但他坚称自己从未偏离事实的轨道。
奥勒详细描述了他的研究过程。在一位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德国军事档案馆中关于军队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托·兰克（Otto Ranke）教授的档案“签名”（即索引编号）。兰克的职责是提升士兵的作战表现，而他正是将甲基苯丙胺引入军队的关键人物。奥勒在档案馆中查阅了兰克的亲笔战争日记、信件和报告等大量原始文件。他指出，在档案中寻找特定主题（如“毒品”）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时的档案分类并未设置此类标签，研究过程如同在卡夫卡式的迷宫中探索。最终，通过朋友的线索和深入的挖掘，他拼凑出了纳粹系统性使用药物的惊人图景。
1933年纳粹上台后，立即推行了严厉的反毒品政策。他们认为，唯一允许的“沉醉”是意识形态的沉醉。纳粹将毒品问题与反犹政策相结合，声称犹太人比非犹太德国人更倾向于吸毒，并将清除毒品视为“净化德意志民族身体”的一部分。希特勒本人以禁欲、素食、不吸烟、不饮酒、甚至不喝咖啡的形象示人，被塑造成纯洁和自律的典范。
然而，甲基苯丙胺却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进入了纳粹德国的社会生活。1936年柏林奥运会，美国非裔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的卓越表现让德国感到难堪。柏林的泰姆勒（Temmler）制药公司负责人认为欧文斯服用了苯丙胺类药物（Benzedrine），并决心研发一种更强的“德国苯丙胺”。公司的化学家弗里茨·豪斯柴尔德（Fritz Hauschild）成功合成了甲基苯丙胺，并将其命名为“柏飞丁”（Pervitin）。
柏飞丁很快投放市场，无需处方即可在任何药店购买，价格低廉。它被宣传为一种“提神醒脑、增强表现”的消费品，而非被禁止的毒品。从商务会议到家庭主妇的日常，柏飞丁的使用变得非常普遍。早期的大学研究报告大多对其效果持正面态度，称其能“减轻恐惧”、“无需睡眠”、“抑制食欲”，这些特性被认为非常适合战争时期的社会需求。直到1940年，才有学者首次公开提出柏飞丁具有成瘾性，并违背了纳粹关于依靠自身力量追求卓越的意识形态。但在此之前，社会对其负面效应几乎一无所知。
德国军队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托·兰克教授，其职责在于提升士兵的作战效能。他认为，士兵最大的敌人并非英法或苏联士兵，而是“疲劳”。在研究了关于柏飞丁的大学报告后，他亲自在军事学院对年轻军官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柏飞丁在对抗疲劳方面远胜于咖啡因和苯丙胺。
尽管兰克极力向上级（陆军军医总监）推荐在即将到来的波兰战役中使用这种药物，但并未得到回应。因此，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德军并未统一配发柏飞丁，但许多士兵自行携带并使用。战役结束后，兰克收集了前线军医的报告，这些报告证实了柏飞丁作为一种“战斗药物”的有效性。
当希特勒计划进攻西欧时，德军高层普遍认为，面对英法联军，德军毫无胜算，甚至计划发动政变阻止希特勒的“非理性”决策。然而，1940年2月17日，三位年轻的坦克将领提出了一个天才计划：集中装甲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越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森林，直插法军后方。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部队必须在三天三夜内不间断行军抵达法国边境城市色当。
这个作战计划使得“克服疲劳”成为决定性因素，兰克的“药物方案”也因此受到重视。他发表了演讲，并起草了“兴奋剂法令”，详细规定了全军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剂量、间隔和注意事项。泰姆勒公司紧急生产了3500万片柏飞丁送往前线。1940年5月10日，德军士兵在服药后，对西欧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
在研究法国战役的档案时，奥勒发现了关于柏飞丁分配的具体记录。药物并非平均分发，而是优先供应给执行突击任务的装甲部队。档案显示，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指挥的第七装甲师是使用甲基苯丙胺最多的部队之一，奥勒因此在书中称其为“水晶狐狸”（Crystal Fox）。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隆美尔本人服药，但有大量描述记载了他异乎寻常的战斗状态，例如在坦克舱盖打开的情况下疯狂指挥部队冲锋。奥勒指出，隆美尔的部队曾在夜间高速穿越一个法军宿营的村庄，直接从熟睡的法国士兵身上碾过，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血迹。在奥勒看来，这是德军在药物刺激下犯下的战争罪行，也标志着国防军“纯洁性”的丧失。
奥勒强调，指出德军使用药物并非为他们的战争罪行开脱。根据法律，有预谋的犯罪，即使在药物影响下实施，其罪责也不会减轻。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和战争决策源于其意识形态，而非药物作用。
德军通过阿登森林的突袭取得了巨大成功，将英法联军主力包围在比利时北部，史称“镰刀收割”。当德军兵临敦刻尔克（Dunkirk）——盟军唯一的撤退港口时，战役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然而，此时希特勒却下达了著名的“停止命令”（Halte Befehl）。
奥勒分析，这一决策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希特勒本人并未服用甲基苯丙胺，闪电战的惊人速度让他感到不安，他仍以一战的思维模式担忧侧翼暴露。其次，空军总司令戈林（Göring）对希特勒施加了影响。戈林是一个长期依赖吗啡的瘾君子，他向希特勒进言，如果让陆军攻占敦刻尔克，陆军将领的威望将达到顶峰，从而威胁到希特勒的权威。他夸口称，纳粹的空军（Luftwaffe）足以独自完成最后的歼灭任务。
在戈林吗啡作用下的幻想式说服下，希特勒命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给了英国远征军宝贵的撤退时间，超过30万盟军士兵得以通过“发电机行动”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这一决策被德军将领曼施坦因等人视为“失去的胜利”，也是希特勒在战争中犯下的第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其背后有药物影响的深刻烙印。
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是一位在柏林为名流服务的“感觉良好医生”（Dr. Feelgood）。他医术精湛但手段 unorthodox，擅长使用各种维生素、激素乃至更强效的药物为客户提升状态。1936年，经希特勒的摄影师介绍，莫雷尔与希特勒会面。当时希特勒正受严重的肠胃胀气困扰，莫雷尔用一种含有益生菌的药物“Mutaflor”成功治愈了他，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绝对信任，并被任命为私人医生。
起初，莫雷尔每天为希特勒注射的是维生素和葡萄糖，这属于希特勒药物使用的第一阶段（1936-1941年）。希特勒对注射本身产生了依赖，认为这能让他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
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8月，德军入侵苏联期间。在决定是否先进攻莫斯科的关键时刻，希特勒与将帅们意见相左。他主张兵分三路，同时进攻列宁格勒和南方的油田，而将领们则认为应集中兵力直取莫斯科。正是在这场争论期间，希特勒首次病倒，发高烧。为让他能出席军事会议，莫雷尔首次为他静脉注射了一种名为“Dolantin”的阿片类药物。药物效果立竿见影，希特勒精神焕发地主导了会议，并强行推行了自己错误的战略，这被认为是导致德军未能在冬季来临前攻下莫斯科的关键失误。
这次经历开启了希特勒药物使用的第二阶段。他开始尝试各种更强效的药物，尤其是一种名为“优可达”（Eukodal）的阿片类药物（其成分为羟考酮，即Oxycodone）。优可达能带来强烈的欣快感，同时让使用者感觉思维异常清晰。从1943年7月起，希特勒开始定期注射优可达，并逐渐发展到每隔一天注射一次的“瘾君子节奏”，最终完全陷入药物依赖。
奥勒明确指出，与广泛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德军士兵不同，希特勒本人并非甲基苯丙胺的使用者。在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的用药记录中，仅有两次使用甲基苯丙胺的记载。对希特勒而言，柏飞丁是属于“步兵”的低级药物，他本人更偏好能带来欣快感和清晰思维的阿片类药物，以及莫雷尔为其特制的各种激素混合物。这种药物使用的分层，反映了纳粹内部的等级观念。
1941年8月，希特勒在首次注射阿片类药物（Dolantin）后，做出了分散兵力、暂缓进攻莫斯科的灾难性决定。这一决策被广泛认为是德军在东线战场犯下的最严重战略错误之一。德军的闪电战优势在于速度和突袭，一旦战事陷入持久战，其资源和后勤便无法支撑。希特勒在药物影响下做出的这一决定，直接导致德军错失了在入冬前占领苏联首都的最佳时机，使战争陷入了对其极为不利的消耗战。奥勒认为，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与希特勒开始依赖强效药物有直接关联。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在“狼穴”总部对希特勒实施了炸弹暗杀。希特勒虽幸免于难，但双耳鼓膜被震破。前来治疗的耳鼻喉专家吉辛（Giesing）医生，使用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来处理他的耳伤。希特勒此前从未接触过可卡因，但他立即迷上了这种药物带来的“优越感”和“思维清晰”的快感。
这导致了希特勒身边的“医生之战”。莫雷尔嫉妒吉辛医生获得了希特勒的青睐，而吉辛则察觉到莫雷尔正在将希特勒变成一个瘾君子，并试图联合希姆莱将莫雷尔赶走。在此期间，希特勒经常在接受吉辛的可卡因治疗后，又接受莫雷尔的优可达（阿片类药物）注射，这种兴奋剂与抑制剂的组合使用被称为“快球”（Speedball），是极度危险且容易导致精神崩溃的滥用方式。这一时期的希特勒，身心状态已因多重药物滥用而急剧恶化。
战争末期，生产优可达的默克（Merck）公司工厂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摧毁，导致希特勒的药物供应中断。在柏林的地堡里，希特勒出现了严重的阿片类药物戒断症状，身体颤抖，精神崩溃。在戈培尔的点拨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被莫雷尔变成了一个瘾君子。1945年4月下旬，在自杀前几天，希特勒愤怒地解雇了莫雷尔，并将其逐出地堡。
莫雷尔乘坐最后一批飞离柏林的飞机逃往巴伐利亚，后被美军俘虏。他在被俘期间接受了审讯，两年后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释放，最终在慕尼黑火车站前被发现，不久后在医院去世。他的详细笔记成为奥勒研究希特勒用药情况的关键史料。奥勒指出，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虽然精彩，但未能捕捉到药物成瘾和戒断反应在希特勒最后时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奥勒的另一本著作《波西米亚人：领导德国抵抗纳粹的恋人》（The Bohemians: The Lovers Who Led Germany’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azis）讲述了德国国内抵抗运动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和他的妻子莉бер塔斯（Libertas）。
哈罗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爱国军官家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创办一份名为《对手》（Gegner）的杂志，倡导不同政见的对话。纳粹上台后，他和朋友因继续办刊被党卫军逮捕并遭受酷刑，他的犹太朋友在酷刑中丧生。这次经历让哈罗下定决心与纳粹斗争。他采取了“体制内长征”的策略，加入了戈林的空军部，并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情报。
他和来自贵族家庭、充满波西米亚气质的莉бер塔斯相爱。两人在柏林举办派对，以此为掩护，谨慎地招募了超过1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组成了德国最大的抵抗网络。这个团体不仅传递情报（如德国干预西班牙内战的情报），还进行反纳粹宣传，例如在柏林全城张贴“纳粹天堂”的讽刺性贴纸。
最终，该组织因苏联情报机构在一次无线电通讯中出现致命失误，直接暴露了哈罗的姓名和地址，而被盖世太保破获。哈罗、莉бер塔斯及众多核心成员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奥勒认为，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在极权统治下，普通人所能展现的非凡勇气和人性光辉，同时也揭示了抵抗运动的巨大风险和内部的复杂性。
从哈罗等人的抵抗故事中，奥勒探讨了抵抗极权主义的本质。他认为，核心在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良知，并采取行动。在当今社会，这种抵抗可以有多种形式。对他个人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抵抗。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改变读者的思维模式，激发“神经可塑性”，从而打破被固化的认知，使人变得更加自由。这种精神上的抵抗，与舒尔茨-博伊森团体通过另类的生活方式（如举办派对、自由恋爱）来对抗纳粹的僵化意识形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奥勒正在撰写的新书《石器智人》（Stoned Sapiens）试图以药物为线索，重述整个人类文明史。他认为，许多历史学家，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畅销书《人类简史》（Sapiens）中，都未能解释人类历史上几次关键的“认知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奥勒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说： - 直立人（Homo erectus）可能通过咀嚼含有天然安非他命成分的阿拉伯茶（khat），获得了长途奔跑的耐力，从而发展出独特的狩猎方式。 - 智人（Homo sapiens）的意识飞跃可能与在非洲雨林中接触到具有强大致幻作用的植物伊博加（iboga）有关。他引用神经科学家的研究，称伊博加能对大脑进行“水疗”般的修复，其作用机制远比LSD等经典迷幻药复杂。 - 欧洲高级文明的起源：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作为欧洲第一个高级文明，其繁荣可能建立在鸦片和橄榄油的贸易之上。他们是最早掌握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民族，药物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奠定了文明的基础。 - 等级社会的出现：在古代苏美尔文明中，啤酒的生产和分配逐渐被神庙祭司阶层所垄断，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这可能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取代平等的部落社群的开端。
奥勒认为，迷幻药与宗教的起源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引用以色列学者的研究指出，《圣经》中摩西在西奈山上看到“燃烧的荆棘”并获得“十诫”的故事，很可能是一次由含有DMT（二甲基色胺）的埃及金合欢树引发的强烈迷幻体验。摩西的个人创伤（曾杀人）和“不许杀人”这条诫命的出现，也暗示了这次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
他还探讨了宗教与药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苏菲派等神秘主义流派通过致幻物质寻求与神的合一；另一方面，主流宗教（如基督教）往往扮演着禁令者的角色，例如德国16世纪的《啤酒纯净法》（Reinheitsgebot），其真实目的可能是为了禁止人们在啤酒中添加各种具有精神活性作用的草药，从而将民众的“精神体验”控制在教会允许的范围内。
奥勒的著作《迷幻之旅》追溯了LSD（麦角酸二乙酰胺）的历史。LSD于1943年由瑞士山德士（Sandoz）公司的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发现。奥勒通过档案研究发现，LSD的历史与纳粹德国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山德士的CEO施托尔（Stoll）与希特勒的首席生化学家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是旧识，库恩曾负责为纳粹寻找“吐真药”。有证据表明，LSD可能曾在达豪集中营被用于人体实验。
二战结束后，美军通过审讯库恩得知了LSD的存在。随后，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接手了相关研究，并启动了臭名昭著的“MKUltra”计划，试图将LSD开发为精神控制武器和吐真药。CIA通过向山德士施压，买断了当时全球几乎所有的LSD库存，阻止了其作为合法精神类药物上市的可能性。然而，LSD最终从CIA的实验中“泄露”出去，作家肯·克西（Ken Kesey）等实验参与者将其带入了民间，从而引爆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这个过程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一种最初可能被纳粹用于审讯的药物，最终成为了和平与爱运动的象征。
奥勒分享了药物，特别是LSD，对他个人写作和生活的影响。他不仅将LSD的微剂量用于帮助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改善认知，也认为迷幻体验能拓宽作家的视野，让世界变得更“深邃”。但他明确区分了“受药物影响而写作”和“在药物作用下写作”。他认为，LSD等迷幻药适合在自然中体验，以获取灵感和宏观视角，但不适合在电脑前进行需要高度纪律和专注的写作工作。相比之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刺激下两周内写完《在路上》，则代表了另一种写作模式，即通过兴奋剂维持极高的输出效率，但这需要作者恰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奥勒回顾了90年代柏林的夜生活。当时的柏林是电子音乐的中心，他曾沉浸在俱乐部文化中，体验MDMA带来的群体狂欢。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但让他对药物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有了亲身体验。他认为，没有这些个人经历，他无法写出关于历史与毒品的书籍。为了更好地理解士兵在战场上的感受，他在写作《闪电战》期间甚至亲自尝试了水晶冰毒（crystal meth），他形容那是一种“有毒”且对身体压力巨大的体验，与迷幻药的感受截然不同。
当被问及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时，奥勒列举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尼采、卡夫卡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他尤其推崇《万有引力之虹》，认为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其叙事的强度和复杂性无与伦比。这些作家的共同点在于语言的精炼、思想的深刻以及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这些都成为奥勒本人写作时追求的目标。他将写作视为加入这些文学巨匠“俱乐部”的一种方式。
2025-09-05 05:19:18
古生物学家戴夫·霍恩（Dave Hone）在访谈中首先描绘了霸王龙（T-Rex）的宏伟形象。他指出，霸王龙的体型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成年霸王龙体长约12米，站立时头部可达5米高，体重超过7公吨，其陆地生态位堪比现代海洋中的虎鲸。霍恩以自己的霸王龙头骨复制品为例，其口部之大足以让他整个人轻松穿过。
霍恩详细解析了霸王龙的关键生物力学特征： * 头骨与咬合力：霸王龙的头骨巨大且异常坚固，呈箱型结构。其牙齿不仅尺寸惊人，而且非常厚实，与同样体型巨大的鲨齿龙（Carcharodontosaurus）的刀片状牙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粗壮的牙齿结构配合强大的颌部肌肉，赋予了霸王龙无与伦比的骨骼 crushing power（ crushing power），使其能够咬碎几乎任何东西。 * 眼睛与感官：霸王龙拥有网球大小的眼球，绝对尺寸巨大，这表明它具备极佳的视觉敏锐度。霍恩推测，这种视觉能力可能更适应于夜间或低光环境，暗示霸王龙可能是夜行性捕食者。 * 前肢：与庞大的身躯形成反差的是其短小的前肢。霍恩展示了霸王龙前肢的复制品，其尺寸与人类手臂相仿。骨骼分析显示，其连接臂部主要肌肉的“三角肌胸嵴”（deltopectoral crest）较小，爪子弯曲度不大，指骨间的韧带凹坑也较浅，这些都表明其前肢在捕猎或搏斗中功能有限，并非主要武器。 * 后肢与移动方式：为了支撑巨大的体重，霸王龙的后肢极为粗壮。其足部拥有一种名为“并跖骨”（arctometatarsus）的特殊结构，中间的跖骨被两侧的跖骨夹紧，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这种结构能有效锁定足部，减少能量在行走过程中的损耗，并通过类似弹簧的机制回收能量，使其成为一个高效的“动力步行者”（power walker）。 * 尾巴的角色：尾巴是霸王龙运动的关键。其前半段附着了巨大的肌肉群（股尾长肌），这些肌肉连接到股骨后方，收缩时能强有力地将腿向后拉，从而推动身体前进。这与现代蜥蜴和鳄鱼的运动机制相似，是其双足行走的核心动力来源。 * 速度与运动：基于生物力学模型，霸王龙的最高时速可能在每小时25英里（约40公里）左右。由于其巨大的体重，它在快速移动时可能无法实现双脚同时离地的“奔跑”姿态，而是始终保持一只脚在地面上以分担冲击力。尽管如此，凭借其巨大的步幅，这种“动力行走”依然非常迅速。
戴夫·霍恩深入探讨了霸王龙的捕食行为，颠覆了许多流行文化中的描绘。他指出，霸王龙的主要捕食对象并非与其体型相当的成年三角龙（Triceratops）或大型鸭嘴龙，而是这些物种的幼年个体。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几点：
戴夫·霍恩概述了恐龙在地球上的分布、多样性以及古生物学的发现过程。
本节以名为“斯坦”（Stan）的著名霸王龙化石为例，探讨了古生物化石的商业价值、科学意义以及挖掘和修复过程。
戴夫·霍恩详细阐述了霸王龙头骨的独特结构及其在进化历程中的演变。
戴夫·霍恩剖析了著名电影系列《侏罗纪公园》中关于恐龙行为和形态的科学谬误，并强调了这些描绘对公众认知的深远影响。
本节探讨了恐龙的社会行为、性别鉴定以及性选择在恐龙演化中的作用。
戴夫·霍恩以棘龙（Spinosaurus）为例，展示了古生物学家如何通过整合多条独立的证据线来重构一种古生物的生活方式。
尽管批评了电影中的诸多不准确之处，戴夫·霍恩也承认《侏罗纪公园》系列在某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并对电影制作中的科学准确性问题发表了看法。
本节探讨了通过化石研究推断霸王龙智力水平的可能性与挑战。
戴夫·霍恩确认，有确凿的化石证据表明霸王龙存在同类相食的行为。
本节讨论了导致非鸟恐龙灭绝的事件及其深远影响。
戴夫·霍恩探讨了世界各地文化中“龙”的传说是否可能源于古代化石的发现。
本节明确了鸟类与恐龙之间不可分割的演化关系。
在对话的最后，戴夫·霍恩展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并强调了种群样本在研究中的核心价值。
2025-08-14 05:33:34
经济学家金刻羽指出，西方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其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集中控制。她强调，中国经济在政治上或许是中央集权的，但在经济运行上却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她提出了“市长经济”（mayor economy）的概念，认为地方市长在推动改革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分散程度甚至超过美国。
另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关于中国人民与权威的关系。金刻羽认为，人们并非盲目服从权威，而是一种基于数千年社会契约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家长制，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权威，以换取稳定、安全与繁荣。这种默契并非扼杀个人精神，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社会中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她表示，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梦想创业，他们或许不追求改变世界，但他们善于发现并利用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和速度优势，结合数字化转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探讨中国的制度时，金刻羽形容中国社会是“我所见过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层面。她观察到中国企业间竞争激烈，民众对追求财富充满渴望，投资回报机制也遵循资本主义逻辑。然而，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国又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共同富裕”的理念被频繁提及。同时，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强烈的社群主义和集体感，例如公园里自发组织的社交活动、为退休人员提供的免费课程等，都体现了对和谐与归属感的追求。
金刻羽认为，中国社会，无论是商界还是教育领域，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非源于文化本身，而是由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所驱动。在商业上，一旦某个商业模式被证明成功，便会引来大量模仿者，导致同质化竞争。在教育领域，由于优质工作岗位稀缺，家庭将教育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关键途径，从而投入巨大资源，加剧了竞争。
她指出，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精英选拔制度（meritocracy）。这一制度根植于儒家思想，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将社会和谐置于首位，并将节俭、储蓄和教育视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的文官系统就通过标准化的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金刻羽认为，尽管标准化考试存在缺陷，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它依然是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避免了完全依赖人际关系可能带来的腐败。过去几代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大多是通过这一体系脱颖而出的。
然而，她也对当前精英选拔制度的削弱表示担忧。虽然进入好大学依然依靠成绩，但毕业后找工作变得越来越依赖人脉关系。此外，她认为中国式竞争的弊端在于，它将学生塑造成在“盒子内”解决问题的专家，却限制了他们跳出框架进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相比之下，她在美国的教育经历中，被鼓励去质疑权威和课本，这培养了批判性思维。
金刻羽高度评价邓小平为中国最务实的领导人，认为他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为一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机遇。她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的顶层设计，而是克服了巨大的政治阻力和地方利益博弈才得以推行。其核心在于成功激励了地方省长和市长等官员执行改革任务。
邓小平的改革始于1970年代末，其核心思想是“改革开放”。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举措是将国家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关键政策包括： 1. 设立经济特区：将深圳等沿海地区从渔村转变为出口平台，并最终发展为中国的“硅谷”。 2. 农业改革：在19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自主决定生产并保留剩余产品，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3.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过十多年的准备，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这被视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转折点。
金刻羽总结道，中国的增长与改革紧密相连，每当增长放缓时，新一轮的重大改革总能带来新一波的增长。但她也指出，过去15年，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国家的重心也从纯粹的经济议题转向了国家安全和政治，这可能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
金刻羽深入阐述了她提出的“市长经济”概念，以此解释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该模式的核心是“政治上中央集权，经济上地方分权”。中央政府掌握着对地方官员的任免、奖惩大权，而地方市长则拥有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以GDP增长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这引发了一场地方政府间的“GDP增长竞赛”。市长们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以获得晋升，会积极地推动本地经济发展。这种竞争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这一竞赛经历了几个阶段： 1. 工业化与出口导向：地方政府争相发展制造业和出口。 2. 房地产与城市化：地方政府发现通过出让土地和发展房地产可以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于是纷纷投身于城市建设，形成了房地产驱动的增长模式。 3. 科技创新竞赛：近年来，创新和独角兽企业数量成为新的隐性考核指标。这催生了大量新能源汽车（她提到有80个城市在发展自己的电动车品牌）、太阳能和半导体企业，每个地方都希望培育出自己的“国家冠军”。
金刻羽认为，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国家推动”在初期迅速动员资源，协调供应链，推动新兴产业（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的“大跃进”。然而，其弊端也十分明显： * 资源浪费和错配：大量资本被投入到最终会失败的企业中，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 忽视消费：由于考核指标集中在生产端（GDP、投资），地方政府缺乏激励去提振个人消费。中国的核心挑战已从生产转向消费，但现行激励机制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 结构性问题：当环保被纳入考核但与GDP增长冲突时，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直到中央将其设为惩罚性指标，情况才有所改善。
她建议，应将消费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以激励他们更多地投资于社会保障、医疗和养老等领域，从而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刺激消费。
金刻羽回忆了她在中国长大的童年时光，那是一个物质匮乏但充满温情的年代。她描述了当时北京的生活：家家户户夜不闭户，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社区感极强。尽管生活贫困，每周都会停电，购物需要凭票，但人们因为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让生活变得更好——而充满希望和使命感。她怀念那种人与人之间、家庭内部紧密相连的感觉。
她认为，这种“共同贫穷”的怀旧情绪背后，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化所带来的社群感缺失。激烈的竞争使社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人们为了成功有时会牺牲和谐与价值观。她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许正是试图在市场激励和保留部分社会主义集体特征之间找到平衡。在她看来，一个极端个体化的社会，虽然可能促进创新，但也容易导致孤独、绝望和成瘾等社会问题，这在美国等社会已有所体现。
金刻羽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社会模式的选择。她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在不同目标之间做出权衡。例如，美国为了追求技术霸权和突破性创新，容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金融体系的“贪婪”，因为正是风险资本驱动了不确定的创新投资。而中国既渴望成为技术领导者，又无法容忍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及其所附带的权力。这种矛盾体现了不同社会模式之间的根本性选择。
金刻羽在1990年代末通过奖学金项目首次来到美国，就读于一所美国高中并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美国对国际学生持开放态度，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未来的世界领袖，这让她感受到美国的慷慨。她的寄宿家庭正在竞选纽约州总检察长，使她从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直接参与到民主竞选活动中，亲身体验了西方的政治运作方式。
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极为片面和简单化。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围绕“三个T”（台湾、西藏和天安门），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地方。这与她当时在中国感受到的申奥热情、城市建设热潮、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活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从14岁起就立志要消除这些关于中国的深刻误解。她认为，尽管多年过去，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有所增加，但根本性的刻板印象并未改变。
相比之下，她认为中国人对西方的误解程度较轻，因为好莱坞电影、大量的留学生和游客都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尽管这些认知可能并不完全真实。她强调，亲身经历至关重要，她很少遇到去过中国的美国人仍然对中国持有极端负面看法。
金刻羽澄清了另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中国政府压制私营部门。她指出，事实远比这复杂。在“市长经济”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实际上非常愿意帮助有前途的私营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成功能直接转化为地方的GDP、就业和税收。她认识的许多地方官员甚至夜以继日地帮助私营企业协调债务、与银行沟通。
关于企业的自由度，她认为范围极广，从“过多的自由”到“严格的管束”都存在。在某些时期，私营企业拥有极大的经营自由度，甚至可以跨界进行与其主业无关的投资（如恒大投资足球和电动汽车），这导致了风险的累积。而在另一些时期，政府又会进行严厉的整顿和约束。她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正从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不成熟的阶段，逐步向建立规则和秩序的阶段过渡。
她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的监管模式是“先创新，后监管”（innovate first, regulate after）。这种模式允许企业先行探索，甚至容忍一些混乱（如P2P平台的野蛮生长），目的是为了不扼杀创新的萌芽。这与欧洲“先监管，后发展”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她总结说，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于，它不能被简化为“国家打压私营企业”之类的标签。除了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由国企主导外，大部分经济领域的活力和创新都源于私营部门。
金刻羽认为，中国的模式展示了在看似矛盾的体系中寻求平衡的可能性。她指出，西方倾向于将所有“共产主义”经济体归为一类，但中国的模式与前苏联等截然不同。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能够同时融合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与社会主义特征。
她将这种模式概括为在几个维度上寻找平衡： 1. 政府与产业之间：在国家协调与市场机制之间取得平衡。 2.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在鼓励个人奋斗的同时，保留社会层面的社群感。
对于想创业的人来说，在中国和西方各有优劣。 * 在中国的优势： * 速度：从想法到实现的速度惊人，得益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廉价且充足的工程师人才以及快速反馈的庞大消费市场。她以小米从手机制造商迅速转型为顶级电动汽车制造商为例。 * 在中国的劣势： * 法律与制度不健全：破产法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创意容易被抄袭。 * 不公平竞争：竞争可能非常“邪恶”，对手可能会采取恶意举报、散布谣言等不正当手段。 * 关系文化：企业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地方政府维持良好关系。 * 对失败的容忍度低：经营失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个人后果，包括牢狱之灾，而美国对创业失败更为宽容。
在谈到马云的事件时，金刻羽认为，这反映了中美之间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美国，可以说是“资本控制政治”；而在中国，必须是“政治驾驭资本”。她指出，资本家阶层不能有超越政治阶层的野心，这是核心原则。
她也提供了西方媒体报道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蚂蚁集团在从事银行业务时，并未像银行一样受到同等的严格监管，这确实引发了金融稳定的担忧。因此，叫停其IPO有其经济和监管上的合理性。
然而，从更宏观的层面看，马云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是，企业家应保持低调，专注于赚钱和做慈善。她提到，许多其他亿万富翁与政治领导层关系良好，事业发展顺利。这并非对错问题，而是一种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在美国，像特朗普或埃隆·马斯克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物备受推崇；但在中国，过于“出挑”并非好事，俗语说“枪打出头鸟”。
她认为，西方将此事件解读为“企业家不再想创业”或“年轻人不再崇拜马云”是一种误读。创业的激励依然存在，只是精英阶层的行为模式需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马云本人至今仍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成功典范，他的故事为后来的企业家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关于马云的现状，她认为他选择在世界各地旅居是个人选择，他热爱中国，因为他的命运和成功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与许多前苏联精英对故国的怨恨情绪截然不同。
金刻羽对比了中美在创新模式上的差异，即“从0到1”（zero to one）与“从1到N”（one to N）的区别。她认为，美国在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仍将保持领先。然而，创新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包括发明、生产、商业化和技术扩散。中国在后两个阶段拥有独特优势。
她指出，中国的创新模式是“规模驱动的前沿技术”（scale-based leading edge technology）和“成本削减驱动的创新”。这种模式可能与突破性创新同样强大，甚至更有效。中国企业擅长解决具体问题，这与教育体系培养的解题能力一脉相承。他们看到一个问题，就会迅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这种应用型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有价值。目前，中国正在推行“AI+”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到所有可能的行业。
关于中国为何在“从0到1”的创新上相对较弱，她分析了几个原因： 1. 急功近利的心态：“短、平、快”（Short, flat, fast）的文化使得企业不愿在商业前景不明的基础研究上投入过多时间。 2. 激励机制差异：中国的创新更多由外部激励（如金钱回报）驱动，而缺乏对知识本身纯粹追求的内部激励。 3. 文化差异：对于“复制”或“抄袭”创意，中国社会的容忍度远高于西方。这与财产权观念的差异有关，只要能成功，复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
但她相信，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变得愈发重要，这种“短、平、快”和“复制”的心态也会逐渐改变。
金刻羽将中国AI公司DeepSeek的崛起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揭示了中国在AI领域的潜力。她认为，这一突破是“危机创新”（crisis innovation）的产物，其背后推手恰恰是美国。她指出，当中国可以安逸地进口美国芯片时，国内相关产业停滞了20年。然而，美国近年来实施的出口管制和制裁，让中国企业和政府感受到了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显著的国产化追赶。
她认为，DeepSeek事件表明： 1. 中美技术差距小于预期：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中国的能力被低估了。 2. 出口管制可能适得其反：这些措施非但没有有效遏制中国，反而可能刺激了其发展。 3. 中国模式的威力：中国擅长利用现有技术，通过规模和成本优势进行快速迭代和扩散。
她强调，这只是一个开始，类似的追赶可能在半导体等更多行业上演。有趣的是，这一技术突破发生在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部巨大压力的时期。这引出一个悖论：或许正是外部威胁和内部困境，才催生了更大的进步。她对“谁输谁赢”的零和博弈思维提出质疑，认为在全球化的网络中，各国相互依存，拥有各自的“扼制点”（choke points），单边施压的效果会随着时间递减。
金刻羽认为，以《芯片法案》（CHIPS Act）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的效果。这些旨在遏制中国的措施，反而起到了反向的地缘政治作用。
她分析，这些限制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产生了以下后果： 1. 加速了中国的国内产能建设：制裁激发了中国举国体制的潜力，动员全国资源投入到技术攻关中，其决心和力度堪比过去举国之力争夺奥运金牌。 2. 激励了中国企业的自救与反弹：以华为为例，在被制裁后，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比以往更强大地回归。
她引用历史案例，如大陆封锁体系间接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来说明封锁政策往往无效。她强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会轻易屈服，外部压力只会使其更有动力去克服困难。她半开玩笑地总结道，让对手处于安逸状态，他们反而可能变得自满和停滞；将他们逼到墙角，反而会激发其斗志。
金刻羽明确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特朗普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害的。她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出口国之一，其制成品价格是全球制造业的“锚”，因此对华关税的累积效应会波及全球供应链上的所有国家。
她分析了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策略，认为中国在过去五年里为特朗普的回归及其贸易政策做了充分准备，并采取了“有分寸的强硬”（calibrated assertiveness）立场。中国的核心原则是： 1. 对等与互惠：除非美国先降低关税，否则中国不会单方面让步。 2. 现实主义：协议必须是现实可行的，不能是单方面的政治让步。 3. 划定红线： * 政治问题不与贸易挂钩：香港、台湾等问题不属于贸易谈判范畴。 * 不挑战中国根本制度：试图改变中国“国家-市场”混合经济模式的企图不会被接受。 * 不触及技术与安全：任何挑战中国技术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议题都没有商量余地。
尽管如此，中国仍有谈判空间，例如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或在电子商务、数据透明度等方面进行协商。她强调，要达成有效协议，双方都需要保持务实，并增进文化理解。中国文化非常注重“面子”和“尊重”，缺乏外交手腕的霸凌式言辞只会适得其反。她认为，习近平主席表达的“降温”意愿是真诚的，因为在当前经济压力下，中国不希望主动挑起争端。
关于美国的移民问题，金刻羽表示她能理解争论的双方。一方面，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移民对于抑制通胀、维持劳动力供给、支持服务业经济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她也理解本土民众的保护主义情绪，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工作受到非法移民威胁的群体。
她认为，最终需要在经济理性和社会和谐之间找到平衡。她反复强调“和谐”（harmony）的重要性，认为这在经济学模型中常被忽略，但对于国家稳定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在吸引全球人才的同时，也必须照顾本国公民的福祉。
她将美国社会的特点归结为对“不稳定性”的容忍。美国社会能够承受剧烈的金融动荡、社会冲突和高度不平等，而没有分崩离析，这得益于其强大的制度和文化。这种能力使其在保持多样性和活力的同时，也维持了技术领先地位。然而，其他国家未必有能力在如此高的波动性下维持社会完整。
金刻羽指出，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主要是因为台积电（TSMC）的存在。同时，台湾问题对于中国领导层和民众而言，具有超越经济层面的深刻意义。她通过与中国年轻一代的交流发现，“统一”仍然是他们爱国梦想的一部分。
她认为，当前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对台湾本身不利，政治风险导致了投资的减少。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大陆是台湾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她判断，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比外界想象的更具政治智慧，会保持“战略耐心”。从中国的角度看，最佳策略是通过自身经济的强大发展来解决分歧。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伤害。
为避免军事冲突，她认为关键在于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此外，她提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中国军队的士兵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这使得中国社会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人员伤亡的承受能力相对脆弱。中国人民普遍珍视和平与稳定，厌恶混乱。同时，台积电的稳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也不希望看到其生产中断。
金刻羽称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政策之一，其执行极为严格。这一政策带来了深远的、非预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金刻羽对西方长期存在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这类预测已出现过五六次，但均未应验。她认为，用“崩溃”一词过于极端，更应关注的是经济“放缓”以及能否重拾增长动力。
她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保持信心，理由是其基本面依然稳固： 1. 人力资本：拥有大量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2. 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完善。 3. 宏观与政治稳定：这在全球范围内是稀缺优势。
正是这些基本面支撑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她认为，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约1万美元）远未达到其潜力上限。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中国以中等收入国家的体量，却能在前沿科技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当前的经济放缓主要源于房地产危机。几年前，政府为遏制房地产投机，出台了严厉的调控政策（“房住不炒”），导致整个行业投资和融资锐减。这场危机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它同时冲击了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 * 地方财政体系：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卖地收入。 * 金融体系：房地产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由于中国家庭财富主要与房产绑定，房地产市场的萎靡导致民众财富缩水，消费信心不足。她认为，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顺利则需三五年，否则可能长达十年。
金刻羽建议，想要真正了解中国，不应只局限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她认为，当前中国的活力和经济机会更多地存在于二三线城市。那里正发生着人才回流，诞生了像泡泡玛特（Pop Mart）这样关注本地经济和娱乐的新型企业。
她描述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而是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愿意在娱乐、旅行、时尚和餐饮上消费。这催生了本土咖啡连锁店等新兴消费品牌的崛起。她特别推荐去重庆、成都等城市感受其独特的活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去新疆体验滑雪等新兴旅游项目。她总结道，中国是一个极其多元、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国家，其真实面貌远非几个大城市所能概括。今天的中国，重点在于“本土主义”（localism），而非全球化。
当被问及中国及其人民最美的地方时，她回答说，在激烈的竞争和勃勃的雄心之下，中国人其实非常真诚、风趣、注重社群且真实。即便在严格的社会管控下，他们也能找到表达真实自我的方式。归根结底，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群体，对外国人友好，这与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形成了鲜明对比。
2025-08-01 22:45:05
播客主持人Lex Fridman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的对话，始于探讨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韦瑟福德强调，理解成吉思汗的故事，必须追溯到他出生前的事件，尤其是他父母的相遇。他的父亲也速该（Yesügei）在一次狩猎中，看中了一位名叫诃额仑（Hö'elün）的新婚少妇，并与他的兄弟们将其从其丈夫手中抢走。诃额仑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劝说他独自逃离，这一戏剧性的绑架事件为成吉思汗家族未来的仇恨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Temüjin），意为“钢铁之人”，这个名字来源于他父亲在与塔塔尔人作战时杀死的一名敌人。他的童年充满不幸与创伤。他有一位被掳掠的母亲，作为父亲的第二位妻子地位不稳，而他本人则以父亲的敌人命名。幼年时，他甚至在一次迁徙中被家人遗忘，后被泰赤乌部（Taichiud）人找到并短暂收留。
八岁时，铁木真的父亲带他去寻找未来的妻子，将他留在了孛儿帖（Börte）的家庭。然而，在返家途中，父亲被塔塔尔人毒杀。这使得铁木真的家庭瞬间失去支柱。在随后的春天，氏族举行祭祖仪式时，诃额仑因其被俘虏的身份而受到排挤。当氏族迁移时，他们抛弃了诃额仑一家，包括她和前妻所生的所有孩子，让他们在严酷的草原上自生自灭。
在绝境中，母亲诃额仑展现了惊人的坚韧，她“拉下帽子，拿起黑色的棍子，沿着河岸奔跑，挖掘树根来填饱她孩子们的饥肠辘轆的肚子”。她通过采集和捕捞，成功带领全家度过了寒冬。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铁木真，使他早早地认识到亲属关系的不可靠性，因为背叛他的正是他父亲的亲兄弟。
铁木真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他曾被泰赤乌部人俘虏，并被戴上形似牛轭的木枷。在一个夜晚，他利用木枷作为武器，击晕看守的男孩后逃脱。他藏在河水中躲避追捕，最终向一个曾善待他的家庭求助，成功获救并重返家人身边。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坚韧意志的体现，也成为了蒙古人“任何移动的东西都是武器”这一信条的早期例证。
此外，铁-木真还杀死了他的同父异母兄长别克帖儿（Behter）。在蒙古社会，长兄对弟妹拥有绝对权威。别克帖儿仗着长兄身份，时常夺走铁木真辛苦捕获的食物。韦瑟福-德认为，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关乎铁木真对母亲诃额仑的控制权——根据传统，别克帖儿成年后有权迎娶继母诃额仑。铁木真无法忍受这种双重压迫，于是与弟弟合撒儿（Qasar）联手杀害了别克帖儿。此事激怒了母亲诃额仑，她严厉地斥责了他，但别克帖儿的生母和弟弟别勒古台（Belgutei）却留在了家中，后者更成为铁木真一生忠诚的追随者。
十六岁时，他与童年订亲的孛儿帖成婚。这段短暂的幸福时光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然而，几个月后，蔑儿乞人（Merkit）前来突袭，绑架了孛儿帖。韦瑟福德认为，这次事件是塑造了“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决定性时刻。与父亲不同，铁木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妻子，他认为“没有孛儿帖，生命就不值得活下去”。这一决心标志着他从一个挣扎求生的少年，向一位未来的军事领袖转变。
为了营救妻子孛儿帖，铁木真开始寻求盟友。他首先拜访了克烈部（Kerait）的首领王罕（Wang Khan），他是铁木真父亲的旧主。铁木真献上孛儿帖母亲带来的黑貂皮袄作为礼物，王罕同意出兵相助，并建议他同时请求札木合（Jamukha）的帮助。
札木合是铁木真童年时的挚友，两人曾在冰上结为“安答”（anda），一种超越普通友谊、持续终生的血盟关系。他们出身相似，都早年丧父，但札木合的成长环境相对优越。尽管如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两次交换信物立誓。接到王罕的讯息后，札木合立即响应，率领部队与铁木真的力量汇合。
在营救行动中，札木合展现出好斗和激进的言辞，声称要将蔑儿乞人斩草除根。他们夜袭蔑儿乞营地，铁木真在混乱中高声呼唤孛儿帖的名字，孛儿帖听到后从逃跑的牛车上跳下，与他重逢。铁木真明确表示，夺回妻子是此行的唯一目标。
此后，铁木真与札木合的部族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在妻子孛儿帖的劝说下，铁木真认为札木合对他控制过多，于是决定分道扬镳。他们在一个夜晚悄悄离开，结束了这段亲密的共处时期。
尽管分开了，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仍共同效忠于王罕。但随着铁木真屡立战功，声望日增，王罕的儿子桑昆（Senggum）开始感-到威胁，并阻止了铁木真之子与王罕之女的联姻。这导致了铁木真与王罕的决裂。在随后的冲突中，札木合站在王罕一方，两-位安答的部队首次兵戎相见。
最终，铁木真击败并取代了王罕，成为蒙古中部的统治者，并被拥立为“成吉思汗”。札木合同-时转向投靠西边的乃蛮部（Naiman）。然而，当成吉思汗进攻乃蛮时，札木合却临阵脱逃，并未与铁木真直接对抗。乃蛮部战败后，札木合试图自立为“古儿汗”，但他的追随者却将他俘虏，并献给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处死了这些背叛首领的部下，因为他们违背了忠诚的信条，而札木合是他的安答。他邀请札木合重归于好，但札木合认为自己已经背叛，无法再获得完全的信任，并请求被赐予“不流血”的尊贵死法。成吉思汗最终应允，以毛毡包裹札木合后，或用马匹践踏致死。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一处高地。韦瑟福德指出，这段与札木合的复杂关系，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层面，都是成吉思汗成年后除妻子孛儿帖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深刻地塑造了他对忠诚的理解。
杰克·韦瑟福德指出，成吉思汗最令人瞩目的特质之一，是他从未被权力与财富腐化。他出身于一无所有的境地，即使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掌控着巨大的财富流，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曾说：“我吃我的士兵所吃的，穿我的士兵所穿的，过我的士兵所过的生活。我们是一样的。”
他一生对物质财富毫无兴趣，从不贪婪或追求奢华。这种对权力的警惕性体现在他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上。他禁止为他作画、雕像，也不允许修建任何以他为名的宫殿、陵墓或寺庙。甚至在他去世时，也未留下任何墓碑。这种做法极不寻常，韦瑟福德认为这显示了成吉思汗深刻的智慧，他明白个人崇拜是通往腐败和脱离现实的危险道路。通过保持简朴和匿名，他得以始终与他的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并能清醒地选拔有能力的领导者。直到他去世51年后（1278年），才出现了第一幅他的肖像画，而第一座雕像则是在21世纪才建成。
《蒙古秘史》是研究成吉思汗生平最独特且珍贵的文献。韦瑟福德指出，由于成吉思汗生前禁止任何关于他个人事迹的记录，这部史书是在他于1227年去世后，由他收养的塔塔尔人、后来的最高法官失吉忽秃忽（Shigi Qutuqu）于1228年编撰完成的。失吉忽秃忽作为成吉思汗家庭的一员，亲身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因此书中包含了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私密细节，例如成吉思汗与妻子孛儿帖在卧室中的对话。
这部文献最初仅供黄金家族内部传阅，因此被称为“秘史”。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世纪，一位在中国的俄罗斯学者发现了一份奇特的中文手稿。这份手稿使用汉字来音注蒙古语的发音，从而得以保存了《秘史》的原始内容。
《秘史》的叙事始于蒙古民族的神话起源——“苍狼与白鹿的结合”，并记录了从神话祖先到铁木真崛起的详细谱系和历史。尽管早期内容带有神话色彩，但韦瑟福德认为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铁木真生平的部分，其精确的地点记载和亲密的叙事视角，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韦瑟福德强调，他将《秘史》作为研究的核心文本，并通过亲身探访书中提到的蒙古各处地点，来感受历史的真实脉搏。他认为，历史不仅活在书籍和档案中，更活在人民的记忆和土地之中。例如，通过与当地牧民的交流，他得以确定孛儿帖被绑架事件发生在冬季，因为只有在冻土上，人才能感觉到马蹄的震动，这一细节为后续事件的时间线提供了关键依据。
韦瑟福德生动地描绘了蒙古草原的景象，强调这片土地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他形容草原“一望无际，如同海洋”，空气永远清新，夹杂着青草或尘土的气息。水在蒙古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将世界定义为“水和人”，而非土地。因此，蒙古人对水源极为敬畏，遵循着自成吉思汗时代流传下来的严格规定，例如不在河边扎营、不直接在河中沐浴，以防污染水源。
这种与自然紧密相连、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方式，塑造了蒙古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韦瑟福-德认为，要理解成吉思汗如何思考、狩猎以及制定战争策略，就必须深入了解这片草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即使在今天，手机和太阳能板进入了牧民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以传统的方式放牧，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罕见的亲密关系。
马是蒙古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韦瑟福德形容“蒙古人与马密不可分”。这种关系体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对马匹颜色的精细划分词汇，到将马的汗水与尘土擦在自己额头上的神圣仪式。蒙古儿童从极小的年纪就开始学习骑马，三岁时便能独自驰骋。这种从小的训练使他们具备了超凡的骑术，能在马背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如站立、搏斗和射箭。
这种精湛的骑术与蒙古复合弓相结合，构成了一件在近代火器出现前“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蒙古士兵能在时速高达60公里的飞驰马背上，精准命中200米外的目标。他们掌握了特殊的拇指拉弓法，并能在马匹四蹄腾空的瞬间射击，以保持稳定。这种能力不仅源于个人技巧，更依赖于与马匹之间心意相通的默契。韦瑟福德强调，虽然马背射箭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普遍技能，但成吉思汗的真正天才在于他如何将这种个人技能组织、协调并运用到整个军队的战略战术中，从而创造出一支所向披靡的力量。
成吉思汗的军队规模不大，最多时约十万人，却能征服广袤的土地。韦瑟福德将这归功于成吉思汗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战略思想。他强调，军队的成功建立在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之上：
绝对忠诚与精英选拔：成吉思汗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转而提拔基于能力和忠诚的普通人。他身边的将领都是从平民中选拔的，对他忠心不二，从未有过背叛。
严密的组织结构：军队采用十进制编制，以十人为一班（阿-班），百人为一队，千人为一营。这种结构确保了指挥的清晰和高效。士兵之间互相保护，战后必须带回所有成员或其尸体，培养了极强的集体责任感。
高度的机动性与自给自足：军队完全由骑兵组成，没有步兵或笨重的后勤部队。每位士兵配备五匹马，轮换骑乘，确保了极高的行军速度和持久力。他们携带自制的干奶制品（-如“-阿-鲁-尔”）和针线，能在数天内不生火，实现完全自给。
战术灵活性与创新精神：成吉思汗从不拘泥于固定的战术。他初次面对城墙时，立即想到利用水攻，尽管首次尝试因经验不足而淹没了己方营地，但他从中学习并不断完善，水攻后来成为蒙古军队的常用战术。这种不断从失败中学习、拥抱新技术（如攻城器械）和新思想的能力，是其军队保持优势的核心。
赏罚分明的军事文化：他赏罚分明，但从不因失败而惩罚将领。例如，当最高法官失吉忽秃忽在阿富汗战败后，成吉思汗没有处-罚他，而是与他一同复盘战场，帮助他从错误中学习。这种宽容和注重培养的态度，使得将领们敢于尝试、敢于撤退以保存实力。
韦瑟福德总结道，成吉思汗的军队是一件“超级武器”，其威力不仅在于士兵的个人技能，更在于他将这支军队打造成了一个纪律严明、忠诚高效、且能不断学习和进化的军事机器。
成吉思汗的军队以其独特的战术和战略闻名于世，这些战术充分利用了其骑兵的优势。
高度机动性与突袭：由于每位士兵拥有多匹马轮换，蒙古军队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长途奔袭，其通讯系统（驿站系统）甚至能在六周内将消息从蒙古传递到匈牙利。他们不依赖道路，习惯在开阔地带行军，这使他们能够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突袭，实现战略上的出其不意。
佯败战术（Feigned Retreat）：这是蒙古军队最著名且屡试不爽的战术。他们会派遣小股部队发起攻击，然后假装溃败，引诱敌军主力脱离阵型追击。蒙古骑兵精通“帕提亚射术”，能在撤退时向后方射箭。一旦敌军被引至预设的埋伏圈，隐藏在两翼的蒙古主力便会合围，将其歼灭。韦瑟福德感叹，尽管这一战术被反复使用，但敌人似乎总是会因求胜心切而中计。
心理战与恐怖策略：成吉思汗深谙心理战的重要性。他会有意让一些城市的难民逃到下一座城市，通过他们散布蒙古军队残暴的恐怖故事，如“长着钢牙、生吃孩童”等，从而在精神上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当蒙古大军伴随着震动大地的马蹄声和漫天尘土出现时，这种恐惧感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武器。
明确的投降政策：在攻城前，蒙古军队总会先派遣使者提出明确的投降条件：如果城市和平投降，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将得到保障，只需向蒙古人纳税。这种政策使许多城市选择不战而降。然而，对于抵抗的城市，蒙古人会处决其所有领导层和军队，但会保全所有工匠，因为他们看重技能。最严厉的惩罚则针对那些投降后又反叛的城市，这些城市会遭到彻底的屠城。
情感失控的例外：尽管成吉思汗的战争策略通常是冷酷而理性的，但也存在例外。当他在阿富汗巴米扬山谷失去自己最心爱的孙子后，他下令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报复性屠杀，并禁止部下为之哭泣，而是要“让敌人哭泣”。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因个人情感而导致战争行为失控的例子。
在讨论成吉思汗及其帝国造成的约4000万人口死亡这一惊人数字时，韦瑟福德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视角。他认为，不应以双重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他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国家，也常以和平、民主或国家利益为名发动战争，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例如在二战中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及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韦瑟福德强调，他并非为成吉思汗的屠杀辩护，而是呼吁人们在谴责历史上的“野蛮人”时，也应诚实地审视自己国家的行为。他认为，所有战争本质上都是残酷的，而胜利者往往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从这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的行为与其他历史上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类扩张、探索和积累权力欲望的一部分。战争是地狱，而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扮演过杀戮者的角色。
对话提及了著名历史播客“硬核历史”（Hardcore History）的主持人丹·卡林（Dan Carlin），他制作了关于蒙古帝国的系列节目《可汗之怒》（Wrath of the Khans）。
卡林提出了“历史纵火犯”（historical arsonists）的概念，用以形容那些造成巨大破坏，但同时也为新发展和进步铺平了道路的历史人物。韦瑟福德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承认蒙古帝国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例如统一了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区，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他同时指出，蒙古人之所以能轻易征服这些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旧有帝国自身已经腐朽不堪。
卡林曾批评韦瑟福德的著作过于强调蒙古帝国的积极影响，而对战争的残酷性着墨不足。韦瑟福德坦然接受这一批评，并解释说，他的研究重点并非征服本身，而是蒙古帝国在征服后长达150年的统治时期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一个仅有百万人口的民族之所以能统治数亿人，绝非仅靠武力，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人们所渴望的东西，如贸易安全、宗教自由、法律体系以及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权利的保障。他强调，故事的重点在于征服之后发生的一切。
成吉思汗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其帝国最引人注目的遗产之一。韦瑟福德指出，这项政策的起源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当穆斯林维吾尔人向他求助，希望摆脱一位强迫他们改变信仰的统治者时，成吉思汗出兵帮助了他们。此后，他制定了蒙古帝国的第一条针对外部民族的法律。
这条法律的革命性在于，它保障的是个人的宗教选择自由，而非仅仅容忍不同的宗教机构。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他人不得强迫。韦瑟福德认为，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启发了后来的托马斯·杰斐逊。
从实践上看，这项政策为成吉思汗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它有效地防止了不同宗教派别（如什叶派与逊尼派、基督徒与犹太人）联合起来对抗他，并为他赢得了各地少数宗教群体的广泛支持。
成吉思汗本人对各种宗教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召集各派学者进行公开辩论和讨论，但他自己从未改变信仰。他信奉的是一种泛灵论，早期崇拜曾庇护过他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山（Burkhan Khaldun）。随着帝国的扩张，他的信仰逐渐转向了更为普世的“长生天”（Tenger），认为天空是覆盖所有民族的唯一、普遍的神灵。他相信，每个人内心都知晓道德，并能直接与天沟通，而无需依赖经文或教士。这一理念构成了他包容所有宗教的思想基础。
韦瑟福德强调，贸易对蒙古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自身生产力有限，高度依赖外部产品。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极大地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这在当时视商人为社会底层的中国社会尤为突出。
蒙古帝国为贸易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安全的网络，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他们采取了多项措施来促进商业发展： 1. 安全保障：帝国为商队提供全程保护，如果途经危险区域，甚至会派遣军队护送。 2. 统一税制：商人只需缴纳一次国家税，免除了在各个城镇被层层盘剥的困扰。 3. 驿站系统（Yam）：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网络，为商人提供食宿、新鲜马匹，甚至还发行了可在全帝国通行的纸币收据。 4. 支持商业：蒙古统治者对商人非常慷慨，有时甚至会以高于要价的价格购买商品，以示对商业的鼓励。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东西方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技术和文化交流。火药、印刷术、数学（如“零”的概念）、农作物等都在此期间广泛传播。马可·波罗安全地穿越整个亚洲大陆的旅程，正是这一“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时期的生动写照。韦瑟福德总结说：“自成吉思汗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蒙古帝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传统的马背射箭技术，更在于其卓越的武器创新能力。韦瑟福德指出，蒙古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天赋，能够将从不同文明中学到的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全新的武器系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火炮的诞生。这个过程整合了三大文明的优势技术： 1. 中国的火药：当时主要用于烟花和原始的手榴弹。 2. 中东的石脑油（希腊火）：一种用于制造火焰喷射器的燃烧剂。 3. 欧洲的铸造技术：欧洲人精于为教堂铸造巨大的钟。
蒙古人将欧洲的铸钟技术（将钟侧放形成炮管）、中东的火焰喷射器原理以及中国的火药结合在一起，最终发明了原始的火炮。这种跨文明的技术整合能力，使得蒙古军队在攻城战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并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辈（尤其是在围攻巴格达时）开始投入使用。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其第四子拖雷的次子。他出生于1215年，即蒙古攻克金国中都（今北京）的同一年。与在马背上长大的堂兄弟们不同，忽必烈自幼接受了更为多元的教育，包括汉学和佛学，这使他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在兄长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通过内战击败了其弟阿里不哥，巩固了对蒙古帝国核心区域，特别是中国的控制权。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征服当时由南宋统治的中国南方。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师，他们将战船连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长城”，有效地抵御了来自陆上的蒙古骑兵。
为了攻克南宋，忽必烈和他的将领们展现了卓越的创新精神。他们认识到，南宋城市的防御重心在陆地，而沿水一侧的城墙相对薄弱。于是，他们从波斯的伊尔汗国请来工程师，将巨型投石机（trebuchet）进行了改造，使其能够安装在船上。这支新组建的“炮舰”舰队，从水上攻击南宋城市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沿长江一路势如破竹。
在征服南宋期间，忽必烈两次发动了对日本的远征。韦瑟福德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多重战略考量：切断日本向南宋供应的硫磺（制造火药的关键原料），防止南宋皇室逃往日本，并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尽管两次入侵最终都因日军的顽强抵抗和被称为“神风”的台风而失败，但它们在战略上成功孤立了南宋，并消耗了大量收编的南宋降军。
最终，南宋因内部腐败、将领怯懦而在1279年彻底灭亡。忽必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建立了元朝，其疆域囊括了现代中国的核心版图、西藏、满洲、朝鲜半岛及蒙古，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地理基础。
尽管忽必烈的孙子铁穆耳（Temür Öljeytü）曾短暂地在名义上重新统一了蒙古帝国，并致力于将帝国重心从征服转向商业，但帝国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其瓦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内部分裂与同化：庞大的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蒙古统治者逐渐被当地文化同化，例如在波斯和中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与蒙古本土的传统和联系日益疏远。
黑死病的冲击：14世纪中叶，黑死病（the Great Plague）沿着蒙古帝国建立的繁荣贸易路线迅速蔓延，从中国南部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场瘟疫摧毁了帝国的人口、经济以及赖以维系的通讯和贸易网络。当这个系统崩溃时，维系帝国的纽带也随之断裂。
失去统治合法性：随着贸易体系的瓦解，被统治的各地人民不再能从蒙古的统治中获益，帝国的存在失去了基础。
1368年，元朝被明朝推翻，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撤回了蒙古草原。韦瑟福德形容这次撤退“如同又一次季节性的迁徙”，他们并未被中国同化，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故土。此后，庞大的蒙古帝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相继终结，逐渐瓦解。
关于2003年一项著名的基因研究，该研究声称当今世界约0.5%的男性人口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对此，韦瑟福德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他指出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人员并未获得成吉思汗本人的DNA样本，因此无法科学地证实这一庞大基因谱系的始祖就是成吉思汗本人。他认为，这个共同的祖先也可能是成吉思汗之前的某位蒙古部落领袖。
然而，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一发现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进行大规模强奸的结果。相反，它恰恰反映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在广阔疆域内享有的极高社会地位和持久影响力。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与黄金家族的血脉联系成为一种荣誉和优势，这自然促进了其基因的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基因遗产是蒙古帝国稳定、繁荣和强大影响力的一个侧面证明。
对话中还提到了成吉思汗的安葬之谜。他要求被葬于一处不留标记的秘密地点，以“让我的身体离去，让我的国家永存”。蒙古人至今仍信守这一遗愿，其墓地被视为神圣禁区，具体位置虽有传说，但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这种对身后名的淡泊，与他生前所取得的巨大功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韦瑟福德总结了可以从成吉思汗身上学到的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几点教训：
具体的政策理念：
普世的领导原则：
女性的关键作用：韦瑟福德特别强调，成吉思汗的成功离不开他生命中女性的支持。他的母亲诃额仑、妻子孛儿帖以及他的女儿和儿媳们，在帝国的建立和管理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的智慧和影响力不容忽视。
在研究人类历史的过程中，韦瑟福德坦言，他对个体的人抱有热爱，但对群体和制度，尤其是僵化的机构，则怀有深深的怀疑。他认为，制度常常会变得腐败和低效，而成吉思汗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他敢于打破和重塑旧有制度。
另一方面，他从蒙古人民身上学到了关于人性的积极一面。他观察到，蒙古人能在严酷的环境中世代生存，保持着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陌生人的无私好客。这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韧性和善良，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希望。他认为，真正的希望并非来自宏大的政治口号或制度，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善意的互动之中。
对于希望访问蒙古的旅行者，韦瑟福德给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蒙古的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对于追寻成吉思汗历史足迹的游客，可以前往他的故乡肯特省（Khentii）。尽管蒙古人非常崇敬他，但并未过度商业化其历史遗迹。其中，最著名的地标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据传说，这里是铁木真找到一根马鞭的地方。韦瑟福德解读说，这根马鞭象征着铁木真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了驾驭自己“风马”（Khiimori，指内在的精神与命运）的力量。
在访谈结束后，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分享了他对丹·卡林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播客节目的反思。他指出，许多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暴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被视为常态。这揭示了人类道德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人们为自身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普遍倾向。他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例，这位高喊“人人生而平等”的伟人同时也是一位奴隶主，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弗里德曼认为，研究历史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揭示了道德沦丧如何滋生世代仇恨，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有不完美的人们在努力为更美好的未来奠定基础，印证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将倾向于正义。”
最后，莱克斯·弗里德曼就加沙局势发表了个人看法。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加沙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暴行”，以色列政府对此负有直接责任，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应立即停止。他强调，在21世纪，任何一个孩子的死亡都是一场悲剧，无论其肤色、宗教或国籍。他承认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是“明确的邪恶行为”，但他认为以色列政府随后的军事行动已导致了不成比例的巨大伤亡（尤其提到了超过17,000名儿童死亡）。他担忧，如此规模的苦难只会滋生更多的世代仇恨，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他希望能有机会与加沙的普通民众对话，因为他相信，真正的、更深层次的真相存在于他们的生活、痛苦和希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