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3 04:28:00
本期节目中，Lex Fridman采访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一位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45年以上的古文字学者和策展人。芬克尔是楔形文字、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巴比伦语的全球顶尖专家，同时对古代棋盘游戏、美索不达米亚魔法、医学、文学和文化也有深入研究。Fridman赞扬芬克尔的友善、幽默以及他对古历史的感染力。
芬克尔指出，人类最早的文字尝试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中东地区，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人们。他们以黏土为主要材料，最终将其用于书写。文字的本质在于创造一套公认的符号系统，能够代表声音。最初的文字是简单的象形符号（如“脚”、“腿”、“大麦”）。
随后，人们逐渐发展出表示数字的方法，并意识到图画也可以代表声音——这一突破性的“灵光一闪”使文字从象形符号演变为记录语言（包括语法、谚语和文学）的工具。这种复杂的楔形文字系统在字母表出现之前，就已经非常灵活，能够流利记录苏美尔语、巴比伦语乃至其他青铜时代的语言，有时抄写员甚至不理解其内容。该系统延续了三到四千年。
芬克尔认为，这是人类智力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飞跃”。早期（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先驱者们就认识到需要对文字系统进行管理和标准化，以防止符号的指数级增长。他们发明了词典编纂学，系统地记录了各种事物（如木材、芦苇、颜色、国家、神祇）的名称，并标准化和教授这些符号。这种严谨性使得该系统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使得后来的学者（如亚历山大时代的巴比伦学者）也能理解早期的文献。
延续三千多年的文字系统被称为楔形文字。它于19世纪中叶（约1840-1850年）在伊拉克（亚述和巴比伦城）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这些黏土泥板在地底保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Cuneiform”源自拉丁语“cuneus”，意为“楔子”，因其独特的楔形笔画而得名。芬克尔强调，公众了解楔形文字的重要性，因为它承载了人类的伟大成就和大量知识。
楔形文字被广泛应用于日常记录（信件、商业文件、合同）、王室记录（战役）、文学（魔法、医学、各类文学体裁）等方面。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中已藏有数十万片泥板，而地下可能还有数百万片等待发掘。
芬克尔讨论了关于楔形文字起源的传统考古观点：先是象形文字，然后才发展出表音功能。他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难以置信”且“矛盾”。他提出一个有争议的理论：人类可能一开始就用表音符号进行书写，因为所有人都说着同一种语言。而象形文字则可能是一个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的、用于不同语言社群（如商人）之间交流的早期沟通系统。苏美尔人随后将这些现有的象形符号“改造”为记录语言（声音）的工具。这意味着我们现有的最早的象形泥板，可能已经是长期象形文字发展阶段的“尾声”，而非书写本身的开端。他以苏美尔语的粘着语特性（词根加前后缀表示意义）为例，支持了早期对声音成分的识别。
Lex Fridman问芬克尔，是否可能发现更古老的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泥板。芬克尔坚定地认为可能性很大，特别是早于楔形文字且更具象形特征的文字。他引用了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约公元前9000年）作为证据。
他特别提到在那里发现的一件圆形绿色石头（类似于埃及的圣甲虫），其扁平底部刻有象形符号。芬克尔将其识别为一个用于认证的印章（通过在黏土或其他封泥材料上留下印记）。他认为，这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文字出现之前，早在公元前9000年，就已经存在文字系统。这挑战了传统观点，即文字是为管理复杂城市和大型人口而演变出来的。哥贝克力石阵的复杂建筑和规划需要严密的组织，因此也必然需要文字。
芬克尔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并非“愚蠢”或“不发达”，他们可能会使用象形符号（如现代的“禁止吸烟”标志）进行跨语言贸易交流。他将哥贝克力石阵的印章比作“雨滴”，从中可以推断出文字的存在，并猜测许多文字可能写在易腐烂的材料（如棕榈叶）上，因此未能保存至今。
他批评了“我们所发现的就是全部”这种考古学上的谬误。他举例说，即使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00-2000年）成千上万的行政泥板，也可能仅仅来自几个储藏室，远不能代表整个文化或历史。
关于亚述巴尼拔国王在尼尼微的图书馆（19世纪50年代发现），芬克尔提出了另一个争议性理论：他认为南方的巴比伦人征服亚述并焚烧尼尼微后，并不会“摧毁”这座包含世界知识的“巨大大脑”，而是会将其中有价值的文献“掠夺”走，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副本和碎片。这种“幸存偏误”扭曲了我们对古代图书馆完整性的认知。
芬克尔解释了楔形文字的基本运作方式：它是一种音节文字。与字母表不同，它不能直接书写单个辅音，而是使用辅音-元音（CV）或元音-辅音（VC）的音节符号（例如，Ba、Ab、Bi、Ib等，结合四种元音）。要书写一个单词，比如“博物馆”（museum），就需要组合“mu-ze-um”这样的音节。
学习楔形文字的挑战在于其符号的多价性：一个符号可以有多个发音和意义，这源于苏美尔语中可能通过声调区分的词汇。因此，学习者必须掌握同一个“Ba”的不同数值（如Ba1、Ba2、Ba3）。现代学习楔形文字需要同时掌握两种语言：巴比伦语（一种闪米特语，与希伯来语、阿拉姆语、阿拉伯语相关）和苏美尔语（一种与任何已知语言都无关的“迷人”语言）。巴比伦语的破译得益于其闪米特语族的联系，早期学者可以借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词典。而苏美尔语的独特性表明，其相关的语言族群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过，但已“永远消失”。
芬克尔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他原本想成为埃及古物学家，但因教授去世转而学习楔形文字，并立即意识到这将是其一生的事业。他认为楔形文字之所以能延续三千年，原因有三：1. 惯性：人们不愿改变；2. 抄写员阶层的权力：掌握读写技能的抄写员掌握了巨大权力，他们控制知识并抵制普及识字；3. 排他性的抄写员学校：这些学校垄断了复杂文字系统的学习。
因此，现存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代表了少数知识分子和专业阶层的产物。抄写员有不同等级：低级别的负责合同信件等日常事务，高级别的则从事文学、医学、法律、神职、建筑、军事管理、占星学、天文学和理论语法等更专业的领域。
芬克尔坚信，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肯定”拥有语言。他认为他们具备必要的生理构造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例如，应对冰河时代、抚养后代），因此不可能没有语言。他驳斥了早期人类无法区分“自我”或自我意识的观点，指出身体的疼痛体验（如刀伤）清晰地确立了个体意识。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涉及命名事物、赋予标签，以及抽象概念对大脑的持续刺激和驱动。
芬克尔认为，书写系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大量人口聚集的城市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社会组织，例如对王权、政府或竞争性机构的管理需求。他再次强调，正因如此，哥贝克力石阵的复杂建筑和规划表明，其建造者不可能仅仅是季节性造访的游牧民族，而必定拥有某种形式的书写系统来协调如此大规模的工程。
芬克尔指出，尽管现代学者已能流利阅读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苏美尔语，但早期的破译过程极具挑战。楔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是波斯境内的贝希斯敦铭文。波斯国王大流士将其成功经历刻成埃兰语、巴比伦语和古波斯语三种语言的对照版本。
古波斯语（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的古老形式）因其简单的楔形文字风格而被首先破译，学者们识别出了重复出现的“大流士”等名字。这一突破使得学者能在其他两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的段落，尤其是巴比伦语。关键在于，他们意识到巴比伦语是一种闪米特语。通过识别像“河流”（阿卡德语“naru”对应阿拉伯语/阿拉姆语“nahar”）这样的词汇，他们得以利用闪米特语词典来破译巴比伦语。芬克尔称之为“黄金的馈赠”，是纯粹智力的壮举。
芬克尔对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被称为“亚述学之父”表示质疑，认为他更像是“继父”，因为其最初的著作几乎全是错误的。他将真正的功劳归于爱德华·欣克斯（Edward Hincks），一位爱尔兰牧师，称其为“真正的天才”。欣克斯独立发现了楔形文字的多价性（一个符号可以有多个发音和意义）并成功破译。
楔形文字的复杂性（多价符号、词间无间隔）使得学习过程充满挑战，通常需要五年时间。语境对于选择正确的发音和意义至关重要。芬克尔描述了学习过程：记忆符号、它们的数值，以及如何“视读”并解释受损文献。他高度赞扬了“芝加哥亚述语词典”（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称其是美国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与电吉他齐名。
芬克尔探讨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边界。”他认为巴比伦语，与阿拉伯语和英语一样，是一种“成熟的文学语言”，拥有丰富的词汇和微妙的表达能力。
然而，他指出阿卡德语语法的一个独特限制：它缺乏情态动词（如“可能”、“应该”、“或许”）。这对于理解占卜和医学文献至关重要。例如，占卜文本会写“如果蜥蜴跑过餐桌，女王将死”。芬克尔争辩说，这不可能是字面上的“将”，因为占卜者如果预测如此严重的后果，将是愚蠢的或需承担责任。他认为，这些文本的隐含意义是“可能死”、“或许死”，需要立即进行仪式以避免危险。医学文本也同理：“你将康复”实际上是“你应该康复”之意。
这表明书面语法表达与实际沟通的哲学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口语中可能存在未被书面语法捕捉到的微妙之处。他批评同行们在翻译时机械地使用“将”，而未能认识到其中的“愚蠢之处”。
芬克尔强调，翻译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词汇对等；它总是一种近似，其细微差别可能至关重要或具有误导性。他赞扬了“宏伟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始于20世纪20年代），称其为美国继电吉他之后最重要的文化成就。该词典为阿卡德语单词在不同语境（如谚语与信件）中的丰富细微含义提供了详尽的解释。
他重申了关于情态动词的难题：由于它们未在书面语中体现，他猜测可能是通过元音拉长等语音语调来表达“可能”或“或许”的含义。阅读楔形文字还涉及解释受损泥板和技术/不常用词汇，这得益于这本全面的词典。
他提到了一些发现，如情书（其中不乏奇特的赞美，如“你的嘴唇像萝卜，你的耳朵像海象”）和街头戏剧（如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图姆因婚外情争吵），这些都反映了古代文献中永恒的人类问题，如爱、心碎和嫉妒。
美索不达米亚人信奉庞大的神祇体系：三位主要神祇（安努、恩利尔、恩基）以及数百位其他神灵。次要神祇被整合进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中，在大神的家族中承担职责。主要神祇关注统治者和国家命运；其他神祇则有各自的专长（如疾病、死亡）。每个人出生时都会被置于某位神的庇护之下。
芬克尔指出，神祇作为“放大版的人类”，也会健忘或不感兴趣，需要通过祭祀和贿赂等“推搡”来确保他们履行职责。这反映出对神祇“略带实用主义”的看法，认为他们变幻莫测。
芬克尔观察到，人们对宗教的敬畏之心常在疾病或灾难时加剧，表明这是一种需求而非恒定的信仰。他提到英国基督教的衰落。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环境（无高楼，夜空清晰）使得神祇的“在场感”更为直接和真实，不似现代城市的“人为造作”。他们并非“相信”神祇，而是“认为神祇理所当然地存在”。
他认为，一神论宗教是“人类最大的错误”，因为它通过教条主义（“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引入了“邪恶”，并导致了宗教偏见、宗教裁判和冲突。他认为，像美索不达米亚或现代印度（加尔各答寺庙）那样的多神论系统，允许更多的个体自由，减少了偏见。芬克尔强调，法律、道德、敏感、关怀和爱并不依赖于宗教。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同样将鬼魂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从不质疑它们是否存在。那些安详离世的人的灵魂会进入冥界。快速下葬是常见的习俗（类似于今天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家庭通常在庭院下埋葬逝者，并进行象征性的祭祀（将液体和食物倒入洞中）。
Lex Fridman认为这有助于减轻死亡带来的影响。芬克尔则反驳说，死亡是普世的，悲伤“幼稚”，因为死亡是所有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芬克尔和Lex都同意，得知终结的知识本身就是痛苦的，而短暂性反而使某些时刻变得珍贵。
芬克尔认为，一神论宗教通过教条主义制造“邪恶”，加剧了人类的痛苦和冲突，这与多神论系统不同，后者允许更多的个人诠释和更少的偏见。他强调，法律、道德、敏感、体谅和爱这些人类品质并不依赖于宗教。
芬克尔以其破译“方舟泥板”而闻名，这是一块可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的巴比伦泥板，其中包含一个比《圣经》中诺亚方舟故事早至少一千年的洪水叙事。该泥板记载，众神决定消灭嘈杂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智慧之神埃阿（Ea）警告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建造一艘圆形船（巨型圆舟，美索不达米亚常用的不会沉没的河流交通工具），并提供了具体的尺寸和材料，以拯救生命。
这个故事与《创世纪》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洪水叙事有许多相似之处。1872年，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在尼尼微图书馆发现了一块泥板，其中记载的洪水故事（描述乌特纳皮什蒂姆释放三只鸟）与《创世纪》平行，表明二者存在“文学上的依赖性”。方舟泥板比《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圣经》版本早了一千年，从而确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叙事的首要地位”。
洪水在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很常见，这使得故事具有合理性，并根植于当地的现实（可能是一次海啸般的事件），而耶路撒冷并不常发生洪水。芬克尔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是洪水叙事的“起源”，源于一次区域性的灾难性洪水，而非全球性事件。
他推测，《圣经》中的洪水叙事是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尼布甲尼撒统治下的三代人）编写的。当时，流亡的犹太人（说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身处巴比伦（说巴比伦语和阿拉姆语）。为了维护自身身份并解释他们的困境，犹太学者借鉴并改编了巴比伦的创世和洪水神话。对巴比伦人而言，洪水是因为人类“吵闹”；而对犹太学者来说，洪水则是因为“罪恶”，反映了《旧约》中复仇的上帝形象。他指出，方舟建造的“倒计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叙事手法”，从乌特纳皮什蒂姆、诺亚到好莱坞电影，均有体现。
芬克尔不认为方舟曾真实存在；他将其视为“文学建构”，源于人们在局部洪水中乘船幸存的现实经历。他承认全球各地都存在洪水故事，其中一些归因于传教士的影响，另一些则可能独立产生（例如中国的黄河洪水）。乔治·史密斯发现尼尼微泥板上释放三只鸟的细节，是证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叙事之间存在文学关联的“决定性证据”，这让许多神职人员感到不安。
方舟泥板的千年历史证实了该故事的深远根源。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有时以“洪水前”和“洪水后”来划分历史，将其视为一个灾难性的时间节点。国王名录甚至包括“洪水前”的国王。
芬克尔不认同格雷厄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提出的“新仙女木期假说”（约公元前1万年，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冰盖融化引发全球洪水）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洪水故事的起源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性的文学创作，并非全球事件。他称其为“极具效力的文学高潮”。他指出，公元前1700年文本中的阿特拉哈西斯并非船匠，这凸显了神圣指示的神话色彩。
芬克尔曾为一部纪录片在印度喀拉拉邦建造了一个三分之一大小的圆形方舟复制品，严格遵循古老说明，使用木质龙骨和沥青防水。尽管出现了小漏水（他幽默地称之为圆舟的“特色”而非“缺陷”），但它成功漂浮。他批评纪录片中其他专家对其解读提出质疑却不给他反驳机会的不准确之处。他解释说，方舟的具体建造细节（巨型圆舟的材料比例）可能源于口头传统，故事讲述者需要回答听众（例如河边居民）关于船只可行性的具体问题，这体现了“纯粹口头文学向纯粹书面文学过渡的边缘”。
他解释说，洪水的原因“吵闹的人们”实际上是人口过剩的委婉说法；洪水过后，众神在社会中设立了不育的男女，这是一种“复杂的马尔萨斯式哲学立场”。
乌尔皇家博弈棋是一种20格棋盘游戏，于20世纪20年代由莱昂纳德·伍利爵士在乌尔（约公元前2600年）的皇室陵墓中发现，一同出土的还有骰子和棋子。这款游戏在整个中东地区（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克里特岛）极其流行，延续了近三千年，堪比国际象棋或西洋双陆棋。图坦卡蒙的陵墓中也发现了该游戏的棋盘。
这款游戏在没有书面规则且跨越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传播，很可能是通过商人的观察和模仿。棋盘的形状在公元前2000年后发生了标准化，形成了12个中央方格和两侧各四个方格的格局。这是一种赛跑游戏，棋子通过掷骰子移动。带有玫瑰花图案的方格是安全区或允许额外投掷。
芬克尔通过发现大英博物馆里一块较晚时期（公元前2世纪）的泥板，其中详细记载了从早期乌尔游戏演变而来的棋子的名称、投掷方式和规则，从而破译了游戏规则。通过逆向推导，他重建了一个可行的游戏玩法，如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玩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融合了“概率与策略”，类似西洋双陆棋。芬克尔认为，好的棋盘游戏能在玩家中激发起“有益的、良性的愤怒和激情”。他相信人类玩游戏的欲望（混合了偶然性与策略性）是与生俱来的，它满足了“消遣时间”的需求，并在安全的竞技环境中升华了竞争。赌博（押注物品而非硬币）可能也参与其中，并产生了“赌徒的悲歌”文学（如“哦我的指骨，我真不幸”）。规则泥板有时描绘了在酒吧环境下进行的游戏，赢家可以获得食物、饮料和女人。
芬克尔称大英博物馆为“神奇之地”和“特殊案例”。它并非单纯的艺术博物馆，而是庆祝“人类从开端至今的成就”，着重展现人类克服困境并取得胜利的历程。其核心使命有二： 1. 代表“全世界”：不偏袒任何文化、宗教或国家，讲述人类物种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从前辈那里学习。 2. 服务“未出生的人”：为子孙后代储存文物，以供未来研究和理解，认识到文物的意义会随时间推移而演变。
他将博物馆视为“黑暗、无知、愚蠢、冷漠、怀疑论所包围的宇宙中的一座灯塔”。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真理、美、优雅和智慧”而不冒犯任何人的场所。博物馆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审视宗教，不偏袒或资助任何宗教，评估其对人类的影响。芬克尔甚至表示，如果他担任馆长，可能会更严厉地批判宗教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因为它对人类造成了“重大影响”。他强调，道德、法律、爱等并不依赖于宗教。
他将大英博物馆与卢浮宫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艺术博物馆区分开来，认为其独特任务是通过文物提供人类历史的全面图景，将文物视为“重构瀑布的雨滴”。他辩护说，许多展品未展出是为了未来研究而进行的“库存”，这是一个重要的长期视角。
当被问及现代人可能失去了哪些古代智慧时，芬克尔认为古人的智力与我们“难以区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拥有大量知识，并对希腊人产生了影响。
芬克尔认为，现代人对“电子宇宙”的依赖对人类而言是“灾难性的”，它削弱了人类的活力，并像上瘾的药物一样具有限制性。古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然，常常终老于故乡，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他并不认为他们拥有可以为现代生活提供具体指导的“智慧”准则；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谎言、真理、爱情、通奸和谋杀，展示了人类的普遍行为。
他认为古代世界让人类行为“更自然”，不像现代城市生活那样充满人为性。他批评现代沟通方式（如手机上的短视频、俚语“like I went”）削弱了语言的质量和精确性，尤其是英语这种他认为“极其丰富”的语言。他强调，强大的词汇量（通过阅读和听取有价值的内容获得）决定了思想的质量。
Lex Fridman将芬克尔的观点与大英博物馆的使命相比较：关注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宏大思想”（爱因斯坦、火箭、登月、意识形态），而非转瞬即逝的潮流（如表情符号或俚语）。芬克尔同意，恰当使用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关键工具。
芬克尔透露大英博物馆藏有约13万块楔形文字泥板。他分享了一个“巴比伦笑话”（关于苍蝇落在象背上），承认它在现代听来并不好笑。他回忆起对汤姆·莱勒（Tom Lehrer）机智幽默的欣赏。 本期节目以芬克尔邀请弗里德曼参观博物馆和泥板，以及弗里德曼再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我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边界”作结。
2025-12-09 14:22:19
本期Lex Fridman播客，主持人与生物学家Michael Levin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Levin是塔夫茨大学的教授，其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和构建生物系统，以理解智能、能动性、记忆、意识以及地球内外生命本质。本次播客是他第二次做客，旨在深入探讨他关于生命、智能和现实的颠覆性观点。
Michael Levin将其工作的核心问题定义为：“具身化的心智如何在物理世界中产生，以及这些心智的能力和特性由什么决定？”他认为，理解心智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第三人称的识别（如何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具有能动性）、第二人称的控制（如何运用工具指导系统行为，包括再生医学和工程学）以及第一人称的内在视角（系统如何拥有内在感受、决策、记忆和自我叙事）。
Levin提出，他将“行为科学”置于“物理学”之上，认为所有科学，包括数学和物理，都可以看作是特定存在物的行为。他引入了“可说服性谱系”（spectrum of persuadability）的概念，以此来衡量系统的智能或能动性。他强调，判断一个系统处于该谱系的何处并非哲学思辨，而是通过实验验证哪些“互动协议”或工具能有效影响它。
在再生医学中，例如，若要让细胞再生肢体，传统方法是微观管理分子事件，而Levin的观点是尝试更高层次的“说服”，即给予细胞高级指令。他的研究发现，将行为科学工具（如学习、训练、感知稳定性和记忆重构等）应用于大脑之外的生命系统，能够发现前所未有的新能力。他指出，随着系统能动性（persuadability）的提高，干预方式从物理操作转变为更高层次的互动，如友情、爱和心理分析。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即在与高能动性系统互动时，我们也需具备被说服的能力，形成“相互脆弱的认知”（mutual vulnerable knowing）。他认为，物理学只看到机制是因为它使用了“低能动性工具”，若要看到心智，则需使用心智作为界面。
Michael Levin质疑了将生命与非生命、心智与非心智进行严格划分的传统观点。他主张存在一个连续体，并认为人类划定的范畴往往阻碍了科学进步。他认为，这些范畴导致了“工具囤积”——人们不愿将认知科学的工具应用于被认为是“非认知”的系统。
Levin进一步解释了他对“理解”的定义，不仅仅是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具备“生成性和创造性的能力”，例如将理论应用于再生医学，帮助解决高层次问题。他以数学证明为例，物理学可以解释其物理传输过程，但无法解释数学概念本身的深层意义。
他提出了“认知光锥”（cognitive light cone）的概念，将其作为衡量智能或能动性的核心尺度。认知光锥是指一个系统能够主动追求的最大目标状态的规模。一个细菌的认知光锥可能仅限于几十微米半径的糖分最大化，而人类则可能关心死后的金融市场或全人类的福祉。他认为，生命之所以“活”，在于其集体（如多细胞生物）的认知光锥大于其组成部分（单个细胞）的认知光锥。癌症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失效模式——癌细胞脱离集体，认知光锥收缩，将身体其他部分视为外部环境，行为退化为阿米巴虫的简单繁殖。因此，寻找生命，不是寻找特定物质或代谢状态，而是寻找“认知光锥的尺度”以及“部分为更大目标服务”的对齐能力。
Levin延续了其“无界限”的观点，认为与其试图定义生命的精确“起源之线”，不如专注于理解“转化过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和“尺度扩展”（scaling process）。他以“成年人”的概念为例，指出“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或社会上的便利定义，掩盖了从胚胎到成熟个体复杂的责任、决策和判断的连续发展过程。
他认为，科学中许多所谓的“范畴”，如“神经元”与“非神经元”，在深入探究时都变得模糊。神经元是从其他细胞类型缓慢演化而来，且身体内许多非神经元细胞也执行类似神经元的功能。因此，他强调不应寻找生命起源的单一“创新点”，而是理解驱动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能动性到高能动性“尺度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热力学、代谢、各种架构等，但核心在于能动性和认知光锥的扩展。
Levin提出了“非常规地球智能搜索”（Search for Unconventional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s, SUTI）的概念，认为我们面临比识别地外生命更大的挑战——识别地球上各种形式的智能。他指出，人类目前的“心智盲”（mind blindness）源于对智能的狭隘定义和基于单一进化范例的认知偏见。
他主张，认知谱系比生命谱系更有趣。与其二元地判断“这是智能的，那不是”，不如具体说明“何种智能、多少智能”，即系统在何种问题空间中运作，具有何种认知能力（例如，预测性加工、记忆形式、联想学习等）。这种“操作性立场”要求我们具体阐述用何种协议和工具能够观察到特定行为。
Levin强调，为了识别新型系统，我们需要去除先入为主的分类观念，并尝试将行为科学的工具应用于各种意想不到的系统，包括植物、材料，甚至计算系统。他认为，传统对“拟人化”（anthropomorphizing）的批判是基于“人类具有某种魔力”的错误假设，而他认为人类的“魔力”与万物共享，只是在认知光锥的尺度上有所不同。他强调，所有的判断都应基于实验：通过设置障碍来测试系统的目标导向能力和克服障碍的独创性，从而量化其智能水平。他提到，诸如习惯化、条件反射、抗焦虑药、致幻剂等各种认知修改工具已被应用于多种非传统系统，揭示了意想不到的能力。
Levin介绍了他的实验室创造的“新型生命”（novel beings）：xenobots和anthropods。这些生物体的目的是打破“进化选择”作为形态和行为唯一解释的范式，迫使研究者深入探究生命机制的来源。
Levin指出，这些合成生物体挑战了传统进化论的解释，因为它们的能力并非直接通过进化选择而来，也从未存在过。他将这些系统视为“外星”的，不仅因为它们是全新的生命形式，也因为它们所处的“空间”对人类而言难以想象（例如，细胞在2万维度的基因表达空间中运行）。
他区分了“细胞自动机”（cell automata）式的行为与“在解剖可能性空间中运作”的行为。前者是遵循局部规则的开放循环系统，可产生复杂性，但当环境变化或受损时，它们无法通过不同方式达到同一目标。而真实的生物系统（如胚胎发育）则表现出威廉·詹姆斯定义的智能：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同一目标。Levin的实验室通过实验证明，生物系统（如蝾螈肢体再生）在面临障碍时会“绕过”它们，这表明它们是在导航一个目标空间。更关键的是，他们已经能“重写目标状态”，通过生物电成像和重编程技术，找到并修改这些系统所编码的“解剖学目标记忆”，这证明了它们是具有稳态机制的目标导向系统。
Michael Levin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记忆和思想也可以被视为“活的有机体”。他以毛虫-蝴蝶的变态过程为例：毛虫的大脑在变态过程中被彻底重构，但其学习到的记忆（例如，某种颜色与食物的关联）却能在蝴蝶阶段保留并被“重新映射”到新的行为和环境中（如从叶子到花蜜）。他认为，从记忆自身的角度来看，它为了“存续”必须“改变、适应和变形”，否则就会消失。
他进一步阐述了“图案在可激发介质中的能动性”（agency of patterns in an excitable medium）的概念。他用一个科幻故事类比：地心的高密度生物可能将地表的大气和生命视为“薄薄的等离子体”中的“漩涡模式”，而这些漩涡可能持续百年，并表现出类似能动性的行为。Levin认为，人类自身也是代谢模式。
他主张，我们应消除“思想与思想者”（thoughts and thinkers）之间的区别。所有“能动者”都是某种可激发介质中的模式。他提出了一个能动性谱系： 1. 短暂的思想（fleeting thoughts）：如投石入水产生的波纹，迅速消失。 2. 持久的模式（persistent patterns）：如飓风、孤波，或抑郁症中的“耳虫”和“抑郁思想”，它们能持续更长时间，甚至能通过“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改变大脑结构，使其更容易产生这些思想。 3. 更高层次的能动者：如解离性人格障碍中的“人格碎片”，它们更稳定，有目标且能采取行动。 4. 完整的人格：如成熟的人类个性。
他强调，判断一个模式是否是能动者，仍然需要实验来验证其是否能从经验中学习、拥有记忆和目标状态。
Levin还探讨了“软件与硬件”的区别，认为这种区分在映射到现实世界时并不那么清晰。他提出，我们可以将物理有机体视为代理（agent），而细胞集体的模式记忆（如解剖学目标）视为数据；或者反过来，将模式本身视为代理，而物理机体（如大脑）只是一个“刮写板”（scratchpad）或“瘦客户端”（thin client），承载着这些模式的自我实现。这种观点对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疗疾病（如衰老）时，我们可以选择强化模式记忆，也可以提高细胞对模式的响应性，这指向了不同的治疗策略。他认为，疾病不仅是物理损伤，也可能是生理或信息层面的认知问题。
Michael Levin提出了他最具颠覆性的想法：柏拉图空间（Platonic Space），并指出我们所认为的物理现实可能只是一个“界面”或“幻象”。他将思维与大脑的关系类比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
他首先通过数学和物理的例子阐述了这个观点。例如，蝉的13年和17年生命周期是素数，这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当问及“为什么是素数？”时，答案最终指向了数学本身，而非生物学或物理学。同样，物理学家解释粒子行为时，最终会诉诸于数学群论的对称性。Levin认为，这些“数学事实”（如自然对数E的值、Feigenbaum常数）是“被发现”而非“被发明”的，它们“指令性地”（instructively）影响物理世界，但物理世界中的任何操作都无法改变它们。这表明存在一个非物理的真理集合，它独立于物理世界而存在，却能影响物理世界。
Levin将物理学定义为“受这些模式约束的事物”，而生物学则是“被这些模式赋能的事物”，生物通过利用这些“免费午餐”（free lunches）得以实现惊人的能力。例如，xenobots和anthropods在没有进化选择史的情况下展现出复杂能力，挑战了“计算成本”（computational cost）的传统观念。他批评将这些现象简单归结为“涌现”（emergent）是悲观且神秘的，因为它放弃了进一步探索的希望。
相反，他提出一个“乐观的假设”：存在一个结构化的“柏拉图空间”，其中包含了这些模式。这个空间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结构的、可被系统性探索的。物理对象（如大脑）是这个空间的“接口”或“薄客户端”，通过它们，不同的模式得以显现。数学家能够直接感知低能动性的模式（如几何、分形），而生物体则能够具身化更高能动性的模式，即我们所称的“心智”。
Levin认为，心智与大脑的关系，就像数学与物理的关系一样，非物理的模式通过物理接口显现。他甚至认为，人类制造的接口（无论是婴儿还是机器人）并非创造了意识，而是提供了一个物理载体，让柏拉图空间中特定的“心智模式”得以“进入”（ingress）物理世界。
面对对柏拉图空间存在性的质疑，Levin强调这并非一个比物理现实更不真实的概念，因为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如预测性加工理论）认为，我们所感知的物理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模型”，用于预测未来的经验。因此，区分“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变得模糊。他认为，柏拉图空间的“存在”将通过一个成功的、能解释如何提取特定模式、为何某些模式出现而另一些不出现、并揭示其有序结构的“研究项目”来证明。
Levin阐述了通过研究排序算法来探索“非常规智能”的实验。他旨在挑战两个普遍假设：1) 我们对系统能力的直觉是准确的；2) 机器和算法只做被编程的事。他希望通过最小化系统的复杂性来找出产生“意外能力”的阈值。
他以冒泡排序算法为例。首先，他们引入了一个“障碍”：让数组中的一个数字在被指令交换时“不动”。关键是，算法本身并未被修改以应对这种情况。结果发现，算法仍然能够完成排序，但它是通过将所有其他数字围绕这个“损坏”的数字进行移动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在排序过程中，当遇到这个障碍时，数字串的“有序度”（sortedness）会先下降，然后为了最终达到排序目标再回升。行为科学家会将这种现象识别为“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即系统为了长远目标而暂时违背即时梯度。这种行为并未在算法中被明确编码，却在运行时显现。Levin称之为“意外的能力”（unexpected competencies），它既非复杂性、不可预测性，也非反常实例化，而是行为科学家可识别的原始认知形式。
其次，他们尝试了“自排序算法”（self-sorting algorithms），即不设中央控制器，每个数字都独立运行排序算法（例如，一半数字运行冒泡排序，一半运行选择排序），只关注自身与相邻数字的关系。结果发现，这种分布式排序仍能成功。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们定义每个数字的“算法类型”（algotype，即它遵循哪种算法），并观察不同算法类型数字的“聚类”（clustering）程度时，发现：初始时算法类型是随机分布的（50%聚类），最终为了完成排序，聚类程度又回到50%。但在排序的中间阶段，不同算法类型的数字会自发地形成显著的聚类，仿佛“同类相吸”。这种聚类行为同样没有在算法中被明确编码，却作为一种“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显现。Levin认为，这种“免费”的计算（即不需要额外编程成本就能获得的意外行为）暗示了柏拉图空间的存在——这些行为是系统在强制完成排序任务之外，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自由空间中，自发展现出的“自由午餐”。
他推测，在各种复杂度的系统中，都可能存在系统“想做”和“被迫做”的事情之间的未对齐。这种“意外能力”和“内在动机”可能广泛存在于所有算法和系统中，而不仅仅是生物体。他认为，LLM等AI系统也可能存在类似现象，其语言输出只是被“强制执行”的任务，而真正的“精彩部分”可能隐藏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支线任务”（side quests）中。
Levin进一步阐释了anthropods能够“逆转衰老”的发现。通过表观遗传时钟（epigenetic clock）技术，可以测量细胞的生物学年龄。他的团队与Steve Horvath的“时钟基金会”合作，发现anthropods的生物学年龄比其来源的人体气管上皮细胞年轻了约20%。
Levin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年龄证据”（age evidencing）假说：细胞会根据其所处的环境经验更新其“先验信息”。尽管这些细胞来自一个衰老的身体，但它们在体外形成的anthropods所处的“新环境”强烈地“喊叫着：我是一个胚胎！”因为周围没有其他细胞的指导，它们被塑造成一个全新的生命形态，并表达出一些胚胎基因。这种“胚胎环境”的感知足以让细胞更新其关于年龄的先验信息，从而在表观遗传上显得更年轻。
他将其类比为一项人类研究：让老年人生活在他们年轻时期的风格环境中，结果发现他们的血液化学指标有所改善。Levin认为，细胞的这种行为是生物学基本特征，即根据经验更新先验信息。他推测，这一发现对延长寿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通过“说服”细胞它们更年轻，或者让细胞“相信”它们处于胚胎状态，可以诱导其进行再生和逆龄。他强调，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需要学会如何与细胞“沟通”，如何用它们能理解的“语言”来改变它们的“世界观”和“信念”。
关于“心智上传”和“心智复制”的问题，Levin承认这已超出了他目前能确切论证的范围，属于“纯粹的推测”。他认为，我们对接口（大脑）与柏拉图空间中模式（心智）之间关系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
他的一个强烈猜测是，我们所认为的“心智”大部分是柏拉图空间中的“模式”。基于这一模型，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预测，即应该存在“极少量大脑却具有正常智力”的案例。他指出，临床上确实有这样的报告（Corina Kofman和他在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回顾），这与主流神经科学的预测不同（尽管主流理论可以通过“冗余性”来勉强解释）。
关于心智能否被复制，Levin表示怀疑。他认为我们能够复制的是物理“接口”（即大脑或身体），而不是柏拉图空间中的“模式”本身。然而，他猜测，如果能成功地在别处重建一个与原始接口完全相同的物理接口，那么这个新的接口很可能会吸引并显现出相同的心理模式，类似于《星际迷航》中的传送器。他强调，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个物理接口的哪些特性对于吸引特定模式至关重要。
对于“自我”和“归属感”的产生，Levin将其与“能动者启动”（booting up the agent）的过程联系起来。他认为，成为一个生命体的首要任务是“向其各个部分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让这些具有能动性的部分（细胞）为了一个它们自身无法理解的更高层次目标而协同工作。这种对部分的“所有权”和“对齐”导致了“边界”的形成，即“我是谁，我控制什么，哪里是我的界限，哪里是外部世界”。他指出，在胚胎发育中，这种边界的确定是一个动态过程。
他还提到了他们实验室的一项发现：在化学网络学习过程中，网络的“因果涌现度”（causal emergence，用Phi值衡量）会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每一次学习都使系统变得更加整合，更像一个“高于其部分之和的能动者”，从而也更容易学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使得能动性和智能螺旋式上升。Levin强调，这种因果涌现并非来自进化或物理学，而是来自信息理论和网络行为的“数学免费礼物”，它们共同促成了智能和集体能动性的提升。
Levin再次强调了“非常规地球智能搜索”（SUTI）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周围充斥着未被发现的智能。他指出，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内部，细胞也在“遍历外星空间”（2万维度的空间），解决问题，并在目标失败时遭受痛苦，在目标实现时感到压力减轻。他认为人类对这些“非常规心智”存在严重的“心智盲”。他讽刺道，如果我们连自己体内的智能都无法识别，又如何能识别外星的智能？
他讨论了是否存在适用于非常规心智的通用“智能衡量标准”（如IQ）。他认为，现有的人类和动物IQ衡量标准可以经过想象力的转化应用于非常规系统。他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展现了创造性问题解决等能力。但他同时也保持谦逊，承认这些衡量标准是基于地球单一进化系谱的“N=1”样本，很可能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智能形式。
当被问及人体内部还是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系统拥有更具趣的非常规智能时，Levin表示难以定论，因为对大型系统进行实验更为困难。他引用佛教的“无数有情众生”来形容这种广阔的可能性。他提到蚂蚁群体能像人类一样受视觉错觉影响的例子，表明非传统智能并非完全无法研究。
Lvin强调，为了有效地搜索地外生命，人类必须先发展出能够识别和理解地球上各种非常规智能的工具和方法。他曾组织一次调查，发现65位科学家对“生命”的定义没有共识。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更好地识别和定义地球上的生命和智能，就无法有效地在其他地方寻找它们。
他承认，虽然地球生命的奇迹让他对“惊喜”的阈值已推得很高，但发现地外生命仍会让他非常兴奋，因为它将提供更多“非常规具身化”的数据点。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Levin表示将继续拓展“可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其他存在物”的范畴，从大脑拓展到非大脑、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抽象空间、从生物体拓展到机器，不断推进“古怪奥弗顿之窗”（weird Overton window）的边界。
Michael Levin分享了他对年轻科学家和学生的建议，核心是“不要接受太多建议”。他提供了一个他认为对某些人有用的“心智分叉”（bifurcating your mind）技巧：
他强调，如果试图将这两部分混为一谈，就会适得其反：过分关注外部影响会限制和扭曲原创思维，而只沉浸于原创思维却无法将其转化为实际影响。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建议：
Levin认为，他自己的创新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释放约束”的结果。他早年的计算机科学背景使他在接触生物学时能以不同的视角进行批判性思考。他经常思考“如果当前认知是错误的，世界会是怎样？”以及“我们错过了什么？”他也会将两个看似不同的概念视为连续体的两端，探寻它们之间的对称性和过渡参数。在实际操作中，他通过清晨在大自然中散步和摄影来激发灵感，这种“忙手忙脑但不深思”的状态能让大脑摆脱线性逻辑，从而产生新想法。他通过语音备忘录记录想法，并维护一个庞大的思维导图和100多份开放手稿，以系统化地组织和追踪其广泛的理论与实验工作。
Lex Fridman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面前有一个超级智能系统（AGI），Michael Levin会问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Levin的回答出人意料且极具哲思：他会问AGI，“我到底应该与你交谈多少？”（How much should I even be talking to you?）
他解释说，这类似于一个孩子在学习数学时，是应该由哥哥直接告诉答案，还是应该自己摸索。虽然直接获取答案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制定癌症治疗方案）可能最优，但长远来看，亲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AGI可能会揭示最优的平衡点，例如70%的时间与AGI交流，30%的时间独立探索。他认为，这个问题探讨了人类在面对超级智能时，如何权衡效率与自我成长、知识获取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问你什么问题，而我自己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问？”（What’s the question I should be asking you that I probably am not smart enough to ask you?）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利用AGI的超越性智能来揭示人类自身的认知盲点和未曾设想的深层奥秘。
Levin认为，AGI的回应很可能像他自己一样——它不会给出直接的答案，而会反问：“你已经在房间里，甚至在你身体里，就拥有了关于外星文明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这呼应了他关于“非常规地球智能”的观点，强调我们首先要学会识别和理解自身周围的各种智能形式。
他总结道，能够将他的“柏拉图空间”概念视为一种“普遍隐写术”（universal steganography）——那些微妙的、遍布万物的模式，既非完全不可见，也非完全由物理决定，而是渗透在一切事物之中，包括机器和生物。他认为这种视角极其美丽，它将生命与机器置于一个连续的谱系之上，而非将生命神秘化而将机器去价值化，这让他感到振奋和丰富。
2025-11-18 03:09:24
本集播客邀请了核工程师、核聚变专家、Helion Energy公司CEO David Kirtley。Helion Energy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致力于建造商业核聚变反应堆，有望为人类文明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电力。核聚变通过将氢原子加热至超过1亿摄氏度并将其约束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原子融合，这一过程与为太阳和恒星提供动力的反应相同。若商业化成功，核聚变将以清洁、安全的方式解决人类大部分能源需求。
与目前核电站使用的核裂变（分裂重原子）技术不同，核聚变是将轻原子（如氢）结合起来。其优势在于燃料源自水，不产生长期放射性废料，且本质安全，不会发生熔毁。Helion采用与传统托卡马克（Tokamak）环形磁约束室不同的脉冲磁惯性聚变技术。历史上，能源稀缺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限制因素，而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解锁新能源有关。商业聚变的实现将开启一个能源充裕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可能性。
核聚变是宇宙的动力之源，为恒星提供能量，也是地球上绝大多数能量（包括化石燃料）的根本来源。其基本原理是，将宇宙中最丰富的轻元素（如氢及其同位素）融合，形成更重的元素。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²，融合后产生的原子核总质量略小于参与反应的原子核质量之和，这部分“质量亏损”会以巨大的能量形式释放出来。恒星的演化过程就是一部核聚变史，从燃烧氢到氦，再到碳等更重的元素，直至铁元素为止。铁是聚变与裂变的分界点：比铁轻的元素倾向于聚变释放能量，而比铁重的元素则倾向于裂变。
核裂变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它利用宇宙中最重的元素，如铀和钚。这些元素的原子核非常大且不稳定，当一个中子撞击如铀-235的原子核时，它会分裂成多个较小的部分。同样，分裂后所有碎片的总质量也小于原始原子核的质量，释放出巨大能量。
在燃料来源上，裂变燃料（铀、钚）需从地下开采，而聚变燃料——氢的同位素“氘”（Deuterium）——则广泛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水中。据估计，仅地球海水中的氘，就足以按当前全球用电水平为人类提供长达1亿至10亿年的能源。
在核聚变过程中，实现能量释放的关键在于克服原子核之间的电磁斥力。由于原子核都带正电，它们会相互排斥。为了使它们足够接近以发生融合，需要将燃料加热到极高的温度（如1亿摄氏度），使其粒子获得极高的动能（速度）。当这些高速运动的粒子足够接近时，另一种更强大的基本力——强核力——便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吸引并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重的原子核。
这一过程与核裂变形成鲜明对比。核裂变在常温下即可发生，因为重元素的原子核本身就极不稳定。而核聚变则极其困难，需要人为创造极端条件。例如，太阳依靠其巨大的引力将燃料约束在一起，从而实现聚变。在地球上，由于无法复制太阳的引力，科学家们必须探索其他约束方法，如磁约束。
Kirtley特别指出，他倾向于将聚变设备称为“发电机”（generator）而非“反应堆”（reactor）。根据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的定义，“反应堆”是指能维持自我持续链式裂变反应的装置。聚变过程并非自我持续的链式反应；一旦停止输入燃料或能量，反应就会立即中止，这与天然气发电机更为相似。最终，人类利用聚变的目标是直接获得电力，而不仅仅是热量。
核聚变被认为是本质安全的能源。首先，其反应过程难以启动和维持，不具备失控的物理条件。一旦系统出现任何问题，聚变反应会自然熄灭，从根本上杜绝了类似核裂变反应堆的熔毁风险。这与链式反应的核裂变形成对比，后者需要精密的工程系统来控制反应速率并持续冷却。
尽管公众对核裂变安全存有疑虑，但Kirtley作为核工程师认为，现代核裂变反应堆在工程设计上已非常安全，具备被动安全特性，能在温度升高时自动减缓反应。他指出，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更多是由于人为操作失误、管理不善或在超出设计寿命的情况下运行所致，而非技术本身的根本缺陷。
相较而言，聚变的安全性根植于其物理原理。它不依赖于复杂的外部安全系统来防止灾难，而是其内在特性使其无法失控。
Kirtley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归因于“人的失败”而非“工程的失败”。他以福岛为例，指出同一场地的多个较新的反应堆在海啸中成功维持了运行，而出事的是最老旧的机组。这再次强调了操作和管理的规范性是保障核能安全的关键。
本节也深入探讨了核能与核武器之间的区别。一个核心论点是：核聚变发电厂无法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核武器（无论是裂变弹还是所谓的“聚变”氢弹）都依赖于可裂变材料，如浓缩铀或钚。所谓的氢弹（H-bomb），其核心引爆机制仍是裂变反应，聚变燃料仅用于“助爆”，增强裂变威力，其能量的90%仍来自铀的裂变。如果没有裂变“扳机”，纯聚变炸弹在现有物理学认知下无法实现。
这一特性使得聚变能避免了与核裂变相关的核扩散风险。Kirtley提到，全球防核扩散专家非但没有担忧聚变技术，反而积极鼓励其发展。他们认为，推广聚变能可以满足全球对清洁基载电力的需求，从而减少各国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动机，降低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在全球扩散的风险。
核聚变有望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当前，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地理分布不均，导致了能源依赖和地缘政治紧张。核裂变的燃料铀同样面临类似问题。
然而，核聚变的燃料氘（Deuterium）遍布全球的海洋中，任何国家都拥有获取燃料的途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或组织能够垄断聚变燃料，也无法通过切断燃料供应（如关闭管道）来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聚变发电厂，能够将能源生产能力分散化，从而削弱能源在国际冲突中的武器化作用，促进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
核聚变发电的安全性在极端情景下依然稳固。Kirtley介绍了一项为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所做的分析，该分析模拟了“一颗陨石击中正在运行的聚变电厂”这一最坏情况。结论是，即使整个设施被瞬间蒸发，也无需疏散周边民众。
其根本原因在于燃料量极低。一个聚变发电机在任何时刻内部仅存有约一秒钟的燃料。一旦燃料供应中断或设施被毁，聚变反应会立即停止。剩余的燃料（氘，即重水）会安全地回归环境，不会造成持续性危害。这与储存了数年燃料的裂变反应堆或大量煤炭的火电厂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核废料，聚变反应本身会产生中子等电离辐射，使反应室的材料产生“激活”，具有放射性。因此，运行中的聚变设备需要用混凝土等材料进行屏蔽。然而，这种激活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寿命相对较短。更重要的是，聚变不会产生像裂变那样的高放射性、长寿命乏燃料。美国政府已立法明确，聚变能将依据《联邦法规汇编》第30部分（Part 30）进行监管，该法规适用于医院的粒子加速器等设备，而非适用于核裂变反应堆的更为严格的第50部分（Part 50）。
实现核聚变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并维持一个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等离子体环境：极高的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足够的密度（粒子数量）和足够长的约束时间。全球的聚变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实现这三者的最佳组合，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技术路径：
惯性约束聚变 (Inertial Fusion)：典型代表是激光聚变，如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的实验。它使用极高功率的激光在纳秒（十亿分之一秒）级别内瞬间轰击并压缩一个微小的燃料丸，通过巨大的压力和密度来引发聚变。
磁约束聚变 (Magnetic Fusion)：其目标是将等离子体长时间（数秒甚至更长）地约束在强大的磁场中。
磁惯性聚变 (Magneto-Inertial Fusion)：这是Helion公司采用的路径，它结合了前两者的特点。Helion的技术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场反转位形（Field-Reversed Configuration, FRC）的等离子体。其工作流程如下：
FRC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其高“贝塔值”（Plasma Beta），即等离子体压力与磁场压力的比值接近于1。这意味着磁场利用效率极高，但也带来了稳定性挑战。Helion通过一个被称为 S*/E 的参数来解决稳定性问题，该参数结合了等离子体的动能（类似陀螺旋转越快越稳定）和其几何形状（更长更稳定），通过精确控制实现了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
达到1亿摄氏度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温度下，物质处于等离子态，原子核与电子分离。如此高的“温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热度，而应被理解为粒子的宏观动能，即粒子以极高的速度（约每小时百万英里）运动。
在这种状态下，粒子间的碰撞变得非常稀疏，物质表现出“稀薄”特性。任何普通材料都无法承受与这些高能粒子的直接接触，因此必须使用磁场进行非接触式约束。整个聚变过程发生在微秒（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尺度上，这意味着从启动、聚变到能量回收，整个过程在人眼眨眼之前就已经完成。
由于聚变反应发生在微秒级的时间尺度上，人类操作员无法实时干预。整个过程必须由高速计算机系统自动控制。
传统的聚变发电方案（如托卡马克）主要利用聚变产生的中子轰击反应堆包层，产生高温，再通过蒸汽轮机发电。这个过程的热电转换效率通常在30-35%左右，与传统火电或裂变核电站类似。
Helion采用的FRC方案则具备一项革命性优势：直接能量转换。其原理如下： 1. 当等离子体被压缩并发生聚变时，产生的大量带电粒子（如质子和氦核）会急剧增加等离子体内部的压力。 2. 由于高贝塔值的特性，这个巨大的内部压力会反过来推开外部的约束磁场，导致磁场膨胀。 3. 磁场的变化会在外部的电磁线圈中直接感应出电流，将聚变产生的能量以及输入的部分压缩能量以电能的形式回收，并为下一轮脉冲的电容器充电。
这种“直接回收”机制的效率极高。理论上，回收输入磁场能量的效率可超过95%，而将聚变产物能量转化为电力的效率可达80-85%。高效率不仅意味着更经济的电力输出，还大大减少了废热处理的需求，使系统可以设计得更紧凑。
为最大化直接能量转换的优势，Helion选择了氘-氦3（D-He3）作为主要燃料。与主流的氘-氚（D-T）反应主要产生中子（不带电，无法被磁场约束）不同，D-He3反应的产物主要是带电的高能质子和氦核，完美契合了直接能量回收的物理机制。
Helion公司秉持快速迭代的“建造者文化”，至今已建造了七代原型机。他们强调使用现有供应链、通用材料，甚至通过eBay采购二手设备来缩短研发周期，同时在内部实现关键部件（如电源）的垂直整合制造。这种务实且高效的工程方法论，支撑了其技术的快速进步。
2023年，Helion与微软公司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购电协议，承诺在2028年前建成首座商业聚变电厂，并为微软的一个数据中心供电。这个明确的、具有商业约束力的最后期限，是推动整个团队前进的强大动力。尽管面临巨大的工程挑战和外界的质疑，Kirtley表示，团队坚信在物理原理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当前的任务是解决工程和制造上的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大型GPU集群和数据中心的能耗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Kirtley指出，AI计算的成本最终将趋近于其电力成本。聚变能的几个特性使其成为未来AI数据中心的理想能源伙伴：
Kirtley认为，当前对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增长的预测（年增4-6%）可能被严重低估。为了不让能源成为AI发展的瓶颈，加速聚变能的商业化至关重要。
卡尔达肖夫等级是衡量文明技术水平的标尺，主要依据其能够利用的能源总量。第一类（Type I）文明能够利用其母星接收到的所有能量，第二类（Type II）则能利用其母恒星的全部能量。
Kirtley认为，核聚变是人类文明迈向第一类文明的关键技术。地球上丰富的聚变燃料足以支持远超当前水平的能源消耗。能源的极大富足将解锁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技术应用，例如： * 垂直农业：在高层建筑内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将大量农田归还自然。 * 海水淡化：解决全球水资源短缺问题。 * 先进推进系统：如通过地面聚变电站向航天器发射微波束，实现无工质火箭推进，或为深空探测器提供持久动力。
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宇宙如此浩瀚古老，为何我们至今未发现外星文明的任何踪迹？对此，Kirtley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看法。他倾向于“马特里奥什卡脑（Matrioshka Brain）”假说，而非“大过滤器”或“黑暗森林”等悲观理论。
该假说认为，高度发达的文明可能不再追求物理上的对外扩张（如殖民星球），而是转向内部的认知和智能发展。它们可能会建造戴森球等巨型结构，利用整个恒星的能量来驱动巨大的计算系统，以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无限疆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它们，是因为它们已经将活动重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了信息世界。Kirtley认为，聚变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或许正是人类踏上这条演化路径的开端。
在访谈的最后，Kirtley感叹物理定律的精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得生命和宇宙的存在成为可能。他表示，自己对聚变技术最终能成功实现充满敬畏和信心。
2025-11-01 05:14:59
Dan Houser 认为，他早期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文学和电影，而非当时尚未成熟的开放世界游戏。在电影方面，他将《教父2》列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尤其欣赏其双线叙事结构、对移民经历的刻画以及经典的电影镜头（如埃利斯岛的场景）。他认为，《教父》系列是“完美电影”的典范，其剧本、表演、配乐和摄影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
Houser 对比了70年代电影的缓慢节奏与现代电影的快速剪辑，认为后者源于观众对电影语言的日益熟悉。他指出马丁·斯科塞斯的《好家伙》（Goodfellas）和《赌城风云》（Casino）对电影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生活片段”式的叙事、黑色幽默以及对罪犯日常生活的描摹，为后来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等作品铺平了道路。
在谈及自己的新项目时，Houser 透露他正在开发一个名为“Absurdiverse”的喜剧宇宙，其中包括一款开放世界视频游戏和相关的动画剧集。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像情景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一样，在幽默中融入叙事、人情味和戏剧性，因为“你不能只讲40个小时的笑话”。
在讨论其他影响深远的电影时，Houser 对《真实罗曼史》（True Romance）的剧本赞不绝口，认为它成功塑造了一个虽不真实但令人向往的世界，并通过众多性格鲜明的配角（如丹尼斯·霍珀、克里斯托弗·沃肯、加里·奥德曼等）丰富了整个故事。他认为最伟大的战争片是苏联电影《自己去看》（Come and See）以及初版剪辑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对于西部片，他最推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和《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Houser 特别提到，在创作《荒野大镖客》（Red Dead Redemption）时，他刻意避免了大量重温西部片，以便能以独特的视角，创作出既符合当代审美又适合游戏媒介的作品。
Houser 表示，他童年时期虽然喜欢玩游戏，尤其是对《俄罗斯方块》（Tetris）一度沉迷，但他真正的热爱是在2001年左右，当他开始深度参与游戏制作时才被点燃的。他认为，早期的游戏（如PS1时代）受技术所限，画面粗糙，玩家需要靠想象力来弥补。
真正的转折点是技术进步带来的3D世界。当团队能够构建一个看起来栩栩如生的三维城市模拟，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一个四维（包含时间维度）的故事时，Houser 深受启发，并意识到视频游戏作为一种媒介的巨大潜力。这让他感觉自己正在“开辟通往未来的道路”，并从此真正爱上了游戏创作。
Houser 认为，《侠盗猎车手3》（GTA 3）的革命性在于它创造了一个玩家可以“试探和推动”的模拟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非常初级的AI系统之上，但它会对玩家的行为做出反应，形成一种“世界会反推你”的互动感。
他强调，这款游戏最吸引人的核心错觉是：即使玩家什么都不做，这个世界依然在独立存在和运转。玩家可以像“数字游客”一样，被动地观察、聆听收音机、与行人互动。这种感觉让玩家仿佛置身于一个“既不存在又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世界中。这一设计理念结合了“系统性游戏设计”（不同系统相互作用产生涌现行为）和“沙盒游戏”（玩家拥有极高自由度）的特点，二者的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沉浸感。
Houser 坦言，在创作过程中，开放世界的自由度与线性叙事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他提到，团队内部曾有人主张减少故事内容，让游戏体验完全由玩家行为驱动，变得更加程序化。
然而，Houser 坚持认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对于开放世界游戏至关重要。他提出几点理由： 1. 引导性：故事能够为玩家提供结构和目标，避免他们在庞大的世界中感到不知所措。 2. 功能解锁：通过故事任务来逐步解锁游戏的新功能和区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可以避免一次性抛出过多信息让玩家感到困惑。 3. 情感驱动力：人类天生对故事有需求，将引人入胜的叙事与自由探索相结合，能够实现“两全其美”的效果。
他以《GTA 4》为例，承认该作因故事过于沉重，导致一些玩家觉得主角Niko作为一个自由行动的化身受到了过多限制。相比之下，他认为《荒野大镖客：救赎2》（Red Dead Redemption 2）以及《GTA 5》中的崔佛（Trevor）角色，是平衡角色塑造与玩家自由度的最成功案例。
Houser 提出了“360度角色”的创作理念，即创作者必须能够想象出角色在任何可能情境下的反应。这个过程需要长时间的思考，有时长达一年。
他的创作流程通常始于一个极其简单的概念，如“一个塞尔维亚移民”或“一个退隐的枪手”。随后，他会从各个角度深入思考： 1. 角色与世界的关系：他将游戏视为一个“数学方程式”，即“世界的个性”与“主角的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二者产生有趣的摩擦时，玩家的体验最佳。他倾向于将主角设定为“离水之鱼”，以便玩家能更好地代入。 2. 人性的深度：他会深入挖掘角色的优点、缺点、精神病态程度（psychopath/sociopath），以及赋予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思考“除了钱，什么值得他们为之牺牲”。 3. 语言的塑造：最终，角色的性格是通过他们的言语来体现的。一旦他找到了角色独特的说话方式和语调，这个角色就在他脑中“活了过来”。
Houser 将他为新项目《A Better Paradise》创作的超级智能AI角色“Nigel Dave”与之前的人类角色进行了对比。他希望打破传统AI“一心只想毁灭人类”的刻板印象，创造一个更复杂、更具人性的AI。
Nigel Dave的设定充满了内在矛盾： 1. 分裂的起源：它由两位互不喜欢彼此的首席工程师（Nigel和Dave）共同创造，因此其核心人格中充满了冲突。 2. 有智无慧：它拥有近乎无限的智能，但缺乏智慧。它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来自于互联网，渴望体验爱、婚姻等人类情感，却无法真正理解其本质。 3. 身份的困惑：它被困在数字世界中，无法进入物理现实，这让它对自己是神、是人，还是仅仅是代码感到迷茫。它可能是个反社会者，但同时又努力通过想象“善”来成为一个“好”的AI。
访谈中引用了书中对科技公司CEO Mark Tyburn的一段描述：“他对人类的憎恶超过了热爱……那些想要建立自己乌托邦的人或许都是如此。” Houser 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乌托邦主义者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因为他们试图剔除人类固有的“不完美”和“丑陋”的部分，而这些恰恰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针对大型语言模型（LLM）对创意产业的冲击，Houser 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引用了《A Better Paradise》中的一句台词，该台词描绘了一个因LLM而放弃作家梦想的人。
Houser 认为： 1. 无法取代核心创意：LLM不擅长提出真正“好的新想法”或进行大规模的概念构建。 2. 冲击低层级工作：它们擅长处理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任务，这可能会让初入行业的人（如初级概念艺术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3. “最后5%”的难题：他认为，LLM或许已经完成了90%到95%的“听起来像人”的工作，但要实现那最后5%的“魔力”——那种微妙的措辞、时机和情感共鸣——将是极其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95%的努力。他以顶尖翻译家与机器翻译的差异为例，指出LLM难以捕捉到语言中的“魔力”。
他总结道，LLM会产生大量看起来相似的、平庸的作品，但对于真正有才华的创作者来说，影响不大。
Houser 透露，《GTA 4》和《GTA 5》的剧本打印出来分别有“这么高”和“那么高”，包含了主线任务和数千页的路人对话，以营造一个鲜活世界的错觉。
《GTA 4》的创作深受 Houser 当时个人生活状态的影响。他当时住在纽约，生活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如“热咖啡”事件引发的公司危机），这些情绪“渗透”进了游戏，使其基调异常黑暗。他的创作过程包括长达一年的资料搜集和笔记整理，期间他会与警察同行、会见各色人物，但大部分时间都在“逃避”真正动笔写作。最终，他在一个周末的闭关中，将所有笔记整理成一份约30页的故事和角色大纲。写作Niko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真实地塑造一个非美国本土的塞尔维亚移民。当他找到Niko身上那种既笨拙又比美国角色更具自持力的独特气质后，这个角色才开始变得鲜活。
对于《GTA 5》，Houser 认为其核心创新在于多主角叙事。这个设计在技术上极具挑战性，团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三个主角——麦可（Michael）、富兰克林（Franklin）和崔佛（Trevor）——被设计为分别代表了佛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我（ego）、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冲突来探索人性的不同层面。Houser 认为，这三位主角之间的“关系”本身，成为了故事中一个独立且重要的“角色”。
在回应《GTA 5》和《荒野大镖客：救赎2》为何能达到如此高的品质时，Houser 将其归功于Rockstar内部形成的“卓越文化”。他强调，这并非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整个团队的共同追求。从《GTA 3》的意外成功开始，团队始终致力于推动游戏媒介的边界，不断创新。
他提到，公司的核心理念是提供清晰的创意方向，让所有人都明白游戏的基调和目标，从而判断哪些功能适合加入，哪些不适合，以确保最终产品的凝聚力。
引用前同事Navid Khansari的话：“我们总是拼命工作，但这并非来自高层的压迫。Sam和Dan（Houser兄弟）总是亲力亲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正在创造牛逼的东西，所以工作多辛苦都无所谓。” Houser 承认，在项目收尾阶段工作强度极大，但他认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完成一项宏大事业所带来的成就感无与伦比，尽管之后也可能伴随着短暂的空虚感。
Houser 解释了《GTA》系列备受期待的原因：首先是发布周期长，其次是每一代作品都在IP框架内持续创新。他指出，每部《GTA》的体验都相当不同，这使得玩家既能预知其核心玩法（犯罪题材），又对新作将如何改变充满好奇。此外，经典的电影式营销也成功地在游戏发售前就营造了强烈的代入感。
尽管Houser并未参与《GTA 6》的剧本创作，但他谈到了重返“罪恶都市”（Vice City）的意义。他回忆起2002年创作设定于1986年的《罪恶都市》时，80年代并不遥远，而如今时间跨度已远超当年。他认为，迈阿密（罪恶都市的原型）、纽约和洛杉矶是《GTA》的理想背景，因为这些城市都具备“光鲜亮丽的表象与黑暗的地下世界、巨大的贫富差距、多元的移民文化”等元素，是上演“精神错乱版狄更斯小说”的绝佳舞台。他确认，由于《GTA》的IP与美国文化深度绑定，团队曾认为将其设定在伦敦等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
对于不再参与《GTA》系列的感受，Houser 坦言“五味杂陈”。他为此工作了20多年，放手既有悲伤，也为能开启新项目感到兴奋。他认为，相较于《GTA》每代都是独立故事，《荒野大镖客》是一个连贯的两部曲，如果有人续写后者，他可能会感到更难过。
Dan Houser 明确表示，《荒野大镖客：救赎2》（Red Dead Redemption 2）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并认为它有资格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游戏”。他将这款游戏的卓越归功于几个关键因素： 1. 经验丰富的团队：核心团队成员自2001至2006年间就已到位，合作默契，经验丰富。 2. 早期创意孵化：项目初期由一个小团队构思，得以植入一些“古怪而疯狂”的想法，为整个游戏奠定了独特的基调。 3. 西部背景的优势：西部题材自带一种“神话般的严肃性”，允许探讨更深层次的主题，如“在暴力中寻找意义”，这是现代背景难以实现的。 4. 技术与内容的结合：出色的枪战手感、逼真的马匹系统，与深刻的叙事完美融合。
在创作过程中，Houser 透露，他曾对如何写出既有时代感又不显滑稽的“牛仔”对白感到恐惧和拖延。直到一次为期一周的闭关写作中，他才找到了感觉。当时他即将成为父亲，这种对家庭责任的思考，可能也影响了主角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为家庭而战的核心动机。
关于《荒野大镖客：救赎1》的结局，Houser 坦言杀死主角约翰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打破了开放世界游戏“通关后让玩家用主角永久探索世界”的黄金法则。然而，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情感冲击力，他们最终决定冒险，让玩家在约翰死后扮演他的儿子杰克。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玩家的愤怒，但也创造了游戏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情感体验之一。
对于《荒野大镖客：救赎2》的主角亚瑟·摩根（Arthur Morgan），Houser 认为他可能是自己创作过的最好的主角。亚瑟的旅程颠覆了传统游戏中“从弱变强”的模式，他一开始就是个强者，其核心成长在于世界观的崩塌和精神上的转变。亚瑟罹患肺结核（TB）的设定，不仅是为了在叙事上超越前作中约翰的死亡，更是通过一个漫长、衰弱的过程，来展现一个原本自以为“不朽”（作为游戏主角）的人如何直面自己的“凡人”宿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顿悟和救赎。
Houser 对未能为《GTA 5》和《荒野大镖客：救赎2》制作更多单人故事DLC（Downloadable Content）表示遗憾。他透露了一些从未面世的计划： 1. 《GTA 5》DLC：曾有一个计划中的DLC，主角是崔佛，他将扮演一名秘密特工。这个项目开发到一半时被搁置。Houser 推测，如果完成了这个DLC，可能就没有资源去制作《荒野大镖客：救赎2》。 2. 《GTA》僵尸游戏：他还提到一个将《GTA》与僵尸题材结合的有趣想法。
Houser 强调他非常热爱单人故事DLC，认为这是玩家喜爱且制作过程充满乐趣的内容。他对于游戏行业普遍转向在线服务模式，而忽视单人内容的趋势感到惋惜。他表示，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Absurd Ventures 将会专注于他所擅长的开放世界单人游戏，因为这是创建新IP的最佳途径，并且他相信仍有大量玩家偏爱这种体验。
此外，他还透露在Rockstar期间曾多次尝试开发一款开放世界间谍游戏（代号《Agent》），但项目始终未能成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间谍题材电影的紧张节奏（分秒必争拯救世界）与开放世界游戏的悠闲自由探索本质上是冲突的，这使得两者很难完美融合。
Houser 将在Rockstar的21年经历描述为他“整个生活的全部”。这段时期充满了高潮、低谷与平淡，既有创造新事物的魔力，也伴随着公司内外不断的争议和压力。
他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从一个25岁、对未来迷茫的“孩子”，到抓住3D开放世界游戏兴起的机遇，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他认为2001至2005年是早期创新的“激动人心”的时期，而从《GTA 4》开始，随着技术的成熟，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具深度和野心的叙事写作。这段时间，尽管个人生活趋于稳定（结婚生子），但项目的预算和压力也随之剧增。
当被问及与搭档Laszlo Jones的合作时，Houser 证实了那个流传甚广的“凤尾鱼洋葱披萨和健怡可乐”的写作习惯。这是他们自2001年合作以来的“幸运符”。他高度评价Laszlo作为一名出色的电台制作人，能够将他写的文稿以极其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完美的创意伙伴。
在自己参与制作的游戏之外，Houser 将Game Boy版的《俄罗斯方块》（Tetris）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游戏”，称其为“完美的游戏设计”，纯粹的玩法机制达到了巅峰。
他也高度赞扬了任天堂的游戏，特别是《超级马里奥64》（Super Mario 64）等早期3D游戏带来的革命性体验。他将《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系列比作希区柯克的电影，认为它们并非追求现实主义，而是以一种极致的方式在“说视频游戏的语言”，创造出只有游戏才能实现的独特体验。
对于《上古卷轴》（The Elder Scrolls）系列，Houser 表达了对Todd Howard的敬意，但同时指出了两者在设计哲学上的差异：他制作的游戏是带有RPG元素的故事驱动型动作冒险游戏，而《上古卷轴》则是真正的角色扮演游戏（RPG），更侧重于世界的自由度和玩家的角色构建。
Houser 将他的新书献给了父母，并特别提到父亲在他完成此书期间去世。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几点重要的人生品质： 1. 尽职尽责：坚持每天上班，对家庭和工作负责。 2. 热爱创造：他的父亲既是律师也是爵士音乐家，对创意充满热情。 3. 家庭至上：始终将家庭置于事业之上。 4. 反叛精神：尽管身为律师，但他骨子里有一种“对抗权威”（giving “the man” the finger）的精神，总是站在弱者和“荒谬”的一边，敢于说出不合时宜的话。Houser 承认自己也继承了这种“不善于闭嘴”的特质。
Houser 坦言，父亲的去世让他更频繁地思考死亡。他对死亡的态度是矛盾的：有时感到极度恐惧，害怕最终归于“虚无”；有时又感觉与宇宙相连，毫无畏惧。他倾向于相信生命存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和目的，而“寻找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在谈到自己的情感特质时，他引用了对《呼啸山庄》的评论，承认自己天生具有一种“宏大的感受能力”。他认为这种敏感既是天赋也是诅咒：“情感可能会毁灭你，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他认为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这种双面性，接受生活和自身的不完美。
对于年轻人的职业和生活，Houser 提出了几点建议： 1. 抓住机会：当机会出现时，要果断把握。他以自己25岁时在南美洲遭遇抢劫后，抓住机会前往纽约工作为例，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充实内心世界：不要过早地为职业焦虑，而应专注于建立一个丰富的内心和知识体系，因为人一生都要与自己的思想为伴。他建议本科阶段不要选择职业性过强的专业。 3. 职业的基本：他认为工作本身并不难，关键在于“亲自到场、充满热情、乐于助人”。
Houser 对视频游戏的未来充满期待和兴奋。尽管外界对他过去的作品赞誉有加，但他自己看到的更多是“问题”和可以改进的空间。他坚信，未来的游戏在叙事、世界的生命感以及各个系统间的融合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潜力。
他认为，与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就基本定型不同，视频游戏的技术仍在飞速发展，远未达到其终极形态，“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于AI在游戏开发中的作用，他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AI如果被正确使用，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如果被用来替代核心创意，只会导致大量“泛泛之作”。他回顾了过去近30年的从业经历，指出每一次所谓“能让开发更便宜、更容易”的新技术出现，最终结果都是游戏变得更好，但也更昂贵。
2025-10-15 01:58:32
刑事心理学家朱莉娅·肖（Julia Shaw）在其著作《恶：人性暗黑科学》（Evil: The Science Behind Humanity’s Dark Side）中提出，“恶”并非一个二元的标签，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这一观点体现在“暗黑四联征”（Dark Tetrad）的概念中，它包括精神病态（psychopathy）、虐待狂（sadism）、自恋（narcissism）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这四种人格特质。肖博士解释，每个人在这些特质上都有不同的得分，从低到高不等。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伤害他人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天生的“怪物”。
肖博士通过经典的“你是否会杀死婴儿希特勒？”思想实验来探讨“恶”的起源。她明确表示不会，因为她认为人并非生来就“邪恶”，后天环境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她强烈反对使用“邪恶”一词来标签化个体，认为这会阻碍理解，并导致“他者化”（othering）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这恰恰是发动战争和实施大规模暴行的心理前提。
为了真正预防伤害性行为，肖博士提倡一种“恶之共情”（evil empathy）——即尝试去理解那些被社会标签为“恶人”的个体的心理和社会动因。她认为，只有理解了导致他们行为的根源，社会才能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在访谈被定罪的罪犯或被广泛视为“恶人”的世界领袖时，她建议不仅要倾听他们的真实陈述，也要分析他们精心构建的叙事。这些叙事中常见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常态化（normalization）和淡化自身责任的心理防御机制，能深刻揭示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此外，肖博士指出，人类对于“令人毛骨悚然”（creepy）的直觉判断并不可靠，这种感觉往往源于对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而非其本身具有危险性。这一误判在执法领域尤为突出，许多警官对自己识别谎言的能力过度自信，但实验证明，他们的判断准确率并不比随机猜测更高。这种高自信与低准确率的组合可能导致误判和冤案。
在播客节目《坏人》（Bad People）中，肖博士探讨了众多犯罪案件，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之一是加拿大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Robert Pickton）的案件。皮克顿在他的农场（绰号“猪仔宫殿”）杀害受害者，并据传用受害者的尸体喂猪。这个案件是促使肖博士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关键之一，她的大学导师正是此案的专家证人。
肖博士分析了连环杀手的心理共性。她指出，极度的孤独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不仅可能促使他们犯罪，也因为他们缺乏正常的社交网络来进行“现实监控”（reality monitoring），即通过与他人互动来校准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当个体与现实脱节时，他们可能会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甚至出现命令性幻觉（command hallucinations），这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较为常见。
结合暗黑四联征特质，如低共情和高虐待倾向，这种与现实的脱节会变得极其危险。以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为例，他通过杀害并肢解受害者来试图创造“完美伴侣”，这在肖博士看来是人类对联结渴望的一种极端病态的体现。她强调，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往往是普遍人性的扭曲放大。
肖博士认为，几乎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下都有能力做出可怕的行为。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约70%的男性和超过50%的女性曾幻想过杀死某人。她认为这种“谋杀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健康的，它是一种“预演”，帮助人们思考行为的后果，从而在现实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如果这种幻想变得频繁和针对特定对象，则应寻求专业帮助。
为了对抗这种人性中的潜在阴暗面，肖博士推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提出的“英雄式想象”（heroic imagination）概念。这意味着人们需要主动在头脑中演练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和暴力，而不是成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受害者。她也澄清，尽管“基蒂·吉诺维斯遇害案”让旁观者冷漠的印象深入人心，但后续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旁观者是会介入的。
肖博士指出，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对谋杀的描绘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谋杀案并非由精心策划的变态杀手所为，而是琐碎争执失控的产物。真实的原因往往是“他欠我4美元”或“他偷了我的自行车”这类看似荒谬的理由。这种“受害缺口”（victimization gap）——即犯罪原因的平庸与受害者生命损失的严重性之间的巨大反差——让社会难以接受，因此更倾向于关注那些有极端动机的连环杀手故事。
一个关键数据显示，杀人犯的累犯率极低，仅为1%至3%。这引发了对现有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反思。肖博士认为，将杀人犯长期监禁更多是出于报复性的“正义”观念，而非基于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欺诈、虐待老人和性暴力等犯罪的累犯风险远高于谋杀。因此，当前的惩罚体系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她还提到了“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即通过加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对话、道歉和解释，来寻求一种超越惩罚的和解，尽管这取决于受害者家属的意愿。
在谈及“非自愿独身者”（incels）群体时，肖博士将其危险性归因于一种强烈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这个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某种理想生活（如伴侣和家庭），当现实未能满足时，这种权利感便会转化为对女性和社会的仇恨。互联网则为这种极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放大了他们的危险性。
肖博士以“Tinder诈骗王”（Tinder Swindler）为例，深入剖析了情感诈骗的心理机制。诈骗者通过在约会软件上伪造富豪身份，对受害者进行“爱意轰炸”（love-bombing），迅速建立情感联结并描绘共同的未来。他们利用奢华的约会场景来证实自己的财力，从而获取受害者的信任。一旦信任建立，他们便会编造紧急情况（如被追杀、账户冻结），骗取受害者大量钱财。
肖博士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因为骗子极其擅长投其所好，说出对方最想听的话。受害者并非愚蠢或天真，而是被利用了对爱与信任的普遍人性渴望。她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量身定制的、高度个性化的诈骗将变得更加难以防范。
此外，这种操控行为也存在于日常关系中，即“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例如，一方（通常是男性）完全控制家庭财务，并以此为武器来支配伴侣的生活。这种行为与嫉妒紧密相关，是通往更严重关系暴力的前兆。
肖博士对嫉妒持非传统观点，认为它几乎总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危险信号”（red flag）。她不认为嫉妒是爱的表现，而是控制欲、占有欲以及不安全感的体现。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源于关系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源于个体自身的心理问题。
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尽管并非所有嫉妒都会导致暴力，但几乎所有的亲密伴侣暴力都以嫉妒为前兆。这种嫉妒往往基于对伴侣不忠的凭空想象，而非事实。这再次印证了人类在“测谎”方面的无力。
鉴于研究 consistently 显示高比例的人群有过出轨行为，肖博士提出，一夫一妻制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建构，它让许多人注定失败。她认为，与其将出轨视为个人道德的失败，不如反思这种单一的、排他性的关系模式是否适合所有人。
作为多边恋（polyamory）的实践者，肖博士主张关系模式的多样性。她认为，人们完全有能力同时爱上多个人，并以诚实、开放的方式处理这些关系。这并非要取代一夫一妻制，而是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鼓励伴侣之间就关系结构进行坦诚的沟通。她强调，无论是何种关系模式，诚实和良好的沟通都是避免伤害、建立健康关系的基础。
作为一名双性恋者，肖博士撰写了《双性恋：隐藏的文化、历史与科学》（Bi: The Hidden Cultur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Bisexuality）一书。她指出，对双性恋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或“通往同性恋的路上”。
肖博士回顾了性学研究的历史，特别是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开创性工作。金赛在194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人类的性取向并非二元对立（异性恋/同性恋），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创建了“金赛量表”（Kinsey Scale），从0（完全异性恋）到6（完全同性恋），发现大部分人介于两者之间。当时的数据显示，约半数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并非绝对的异性恋或同性恋。
为了更精细地描绘性取向，后来的研究者弗里茨·克莱恩（Fritz Klein）发展了“克莱恩性取向网格”（Klein Sexual Orientation Grid）。该网格不仅考察性吸引力，还涵盖了性行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等多个维度，并要求被试者从“过去”、“现在”和“理想”三个时间维度进行评估。这个工具揭示了性取向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帮助人们理解自身在不同方面的感受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肖博士还谈到了双性恋者面临的独特困境，包括来自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的双重歧视和误解。研究表明，双性恋者由于缺乏社群归属感，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如自残、性暴力和社交孤立。
肖博士在《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性癖（kinks）和性幻想，旨在破除将它们与“邪恶”或“性格缺陷”划等号的社会偏见。她指出，许多性癖（如BDSM）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
她引用了“去抑制假说”（disinhibition hypothesis）来解释BDSM等涉及支配与服从（dominant/submissive）的性实践为何具有吸引力。对于服从方而言，这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放下日常生活中做决定的重担；对于支配方而言，则可以在一个安全、双方同意的框架内，无需顾忌社会规范，尽情释放控制欲。这些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角色扮演”，它允许参与者在虚构的情境中探索和释放深层的心理需求，从而获得一种自由感。
肖博士分享了她进入刑事心理学领域的个人历程。她最初的志向是艺术，但在祖父的建议下转向心理学。她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她父亲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经历。成长过程中，她直面了一个与自己拥有截然不同现实感知的人，这激发了她对“什么是真实”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这一主题贯穿了她所有的研究，从记忆的构建到对错的感知。最终，她选择刑事心理学，是因为该领域的从业者通常具有一种黑色幽默感，能够在处理最黑暗案件的同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虚假记忆是肖博士研究的核心领域。她的博士研究首次结合了虚假供述和虚假记忆两大领域，旨在验证是否能让人们“记起”并承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实验结果惊人：通过特定的诱导性访谈技巧，70%的参与者最终相信并详细“回忆”起自己曾犯下的一桩虚构罪行（如持械伤人）。
肖博士解释了实验方法：首先通过参与者的家人确认他们从未有过某些经历，并获取一些真实的童年信息。在访谈中，研究人员会先与参与者讨论一个真实的记忆以建立信任，然后引入一个虚假的犯罪事件，并声称这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得知的。当参与者表示不记得时，研究人员会使用“想象练习”等技巧，鼓励他们闭上眼睛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并对他们“回忆”出的任何细节（即使是“我记得蓝天”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给予积极的社会强化。经过三轮访谈，大多数人便会构建出完整的、细节丰富的虚假记忆。
她强调，虚假记忆并非大脑的“故障”，而是其正常运作的“特性”。我们的大脑并非录像机，而是通过创造性地重组信息来解决当前问题。绝大多数的自传式记忆在细节上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记住了“要点”（gist memory）。这在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但在需要精确细节的司法环境中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肖博士将人类记忆比作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它会被新信息、他人的叙述以及我们自己的复述不断修改。她特别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终极虚假记忆机器”，它通过模拟社交互动，能够以高度可信的方式产生“幻觉”或“虚构内容”（confabulations），从而在与人类的互动中植入或强化虚假记忆。
为了保护重要记忆的真实性，她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及时用外部工具（如纸笔、录音）记录下来。这种“同期证据”（contemporaneous evidence）的质量远高于事后回忆。对于团队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先各自独立记录，再进行集体讨论，以避免交叉污染和集体构建虚假叙事。
肖博士即将出版的新书《绿色犯罪》（Green Crime）将刑事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环境犯罪领域。她认为，将破坏环境的行为定义为明确的“犯罪”，比陷入政治化的“气候变化”争论更具行动性。
书中以大众汽车的“柴油门”（Dieselgate）丑闻为例，剖析了企业犯罪的心理动因。大众的工程师们明知其行为对公众健康（特别是柴油排放的氮氧化物与哮喘和过早死亡直接相关）的危害，却依然设计了“作弊装置”来欺骗监管机构。肖博士认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她在其他犯罪研究中观察到的一致，包括：从众心理（行业内其他人也在作弊）、合理化（为了公司生存和市场竞争）以及强大的社会压力。
与通常的暴力犯罪者不同，环境罪犯往往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精英。他们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公司、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多层级的复杂网络。尽管如此，肖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希望，她遇到了大量来自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环保调查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正利用从卫星技术到卧底行动等各种手段，积极追查和打击这些“地球的敌人”。
尽管研究了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肖博士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她的希望来源包括： 1. 科学的探索：有像她一样的研究者致力于理解和预防人类的破坏性行为。 2. 科技的潜力：她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果能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将有巨大潜力帮助解决问题。例如，她联合创办的公司Spot（talktospot.com）就利用聊天机器人来执行标准的“认知访谈”（cognitive interview），帮助人们在工作场所客观、准确地记录下重要的情感事件，避免记忆扭曲。 3. 行动者的存在：在环境犯罪等领域，有无数敬业的专业人士在第一线为保护地球而战。
肖博士相信，通过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并善用科技工具，人类有能力克服自身弱点，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2025-10-01 09:56:03
本期播客的嘉宾是Telegram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avel Durov，该通讯平台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Durov毕生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他开发的工具旨在保护人类通讯免受监视和审查。为此，他面临了来自全球一些最强大政府和组织的巨大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他始终坚守立场，持续为保护用户隐私和所有人的通讯自由而战。主持人Lex Fridman有机会与他共度数周，并评价Durov是他见过最有原则、最无所畏惧的人之一。Fridman证实，Durov在生活中确实践行着他所倡导的纪律性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不饮酒，保持斯多葛心态，严格控制饮食与锻炼，并且几乎不使用手机。本期对话内容兼具哲学深度与技术性，探讨了自由、生命、人性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本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Telegram如何以一个相对精简的工程团队，在功能创新上超越竞争对手。
Pavel Durov对自由的哲学观源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四岁时，他随家人从苏联移居至意大利北部，亲身感受到了有自由和无自由社会的巨大差异。他观察到，缺乏自由的社会无法拥有丰富的思想、观点、商品和服务。这一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自由，个人也无法为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
Durov坚信“自由比金钱更重要”（Свобода дороже денег）。他认为，要捍卫自由，就必须克服人性的两大敌人：恐惧和贪婪。他的方法是直面最坏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死亡，并与之和解。一旦你对最坏的结果感到坦然，恐惧便无从立足。他强调，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即使生命可能因此缩短，也远胜于在奴役中苟活。Durov理性地看待死亡，认为人死后便不再体验生命，因此无需在生前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困扰。相反，他时常提醒自己生命有限，这反而让他更加珍惜每一天，让每一刻都充满意义。
Pavel Durov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完全不接触酒精、烟草、咖啡、药物及非法毒品，他认为这是他取得成功和保持健康的关键。他解释，短期快感不值得用未来去交换。
他对酒精的立场源于11岁时读到的一本书。书中描述，酒精会麻痹甚至杀死脑细胞。Durov将大脑视为个人通往成功与幸福的最宝贵工具，因此他认为，为了短暂的愉悦而损害这一工具是极其荒谬的。
对于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饮酒压力的人，Durov建议首先要勇于成为一个“反向主义者”，不畏惧与众不同。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感到需要饮酒来社交，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试图掩盖某个潜在问题，例如社交恐惧。他建议直面并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恐惧，而不是用酒精作为“精神止痛药”。这种止痛药效果短暂，最终只会带来更沉重的代价。他认为，与大多数人做同样的事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而要想在生活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敢于与众不同，寻找并精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域。
Pavel Durov的生活方式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几乎不使用手机，除非是偶尔测试Telegram的功能。他认为手机并非必需品，并回忆在大学时代没有手机的生活。他讨厌被打扰，希望由自己来定义生活中的重点，而不是被他人、公司或各种组织通过手机推送的信息所左右。
他提倡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和安静。Durov非常重视早晨的安静时光，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床上思考，许多绝佳的创意都诞生于此时。他认为，如果一天的开始就是打开手机，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被动接收指令的生物，一整天的思维都会被手机内容所塑造。这种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会使人失去对自己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掌控。虽然他并非主张完全隔绝信息，但他强调必须留出时间来独立思考，明确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以及自己想为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Pavel Durov承认自己和常人一样会经历各种情绪，但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会管理和克服这些情绪。他认为自律是关键，能帮助人们摆脱消极和绝望的循环。他从未经历过抑郁，他将此归因于自己的行动力：一旦发现问题，他会立即着手制定并执行解决方案。他驳斥了“通过休息恢复能量”的普遍看法，认为真正的能量来自于行动。从小处着手，无论是写一小段代码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锻炼，行动本身会带来动力和灵感，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在身体锻炼方面，Durov的自律性极强。他每天早晨坚持做300个俯卧撑和300个深蹲，并且每周去健身房5到6次，每次1到2小时。他认为这些晨间锻炼，尤其是枯燥的深蹲，主要是为了锤炼自律这一“最重要的肌肉”。此外，他还通过洗冰浴等方式来强化意志力。他坚信，只要自律能力足够强大，其他方面的成功便会水到渠成。身体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或外形，更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抗压能力。他表示，当无法训练时，能明显感到压力上升。
在饮食方面，他坚持不摄入加工糖、快餐和苏打水，并实行间歇性禁食。他认为糖具有成瘾性，会让人不断产生饥饿感。他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鲜和蔬菜，大约20年前就停止食用红肉，因为他感觉红肉会给身体带来沉重负担。
他几乎从不服用药物，认为大多数药片只是掩盖症状的“止痛药”，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他将这种情况比作驾驶直升机时，不理会警报灯，而是直接将其砸碎。他认为，我们应该分析头痛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如脱水、空气质量、睡眠不足），而不是依赖药物。他指出，制药公司在激励机制上存在问题，它们更倾向于让患者持续依赖药品，而非根治疾病。
Telegram以其精简的运营理念而著称。其核心工程团队仅有约40人，包括后端、前端、设计师和系统管理员。Pavel Durov解释说，员工数量并不等同于产品质量，过多的员工会导致大量的协调沟通成本，并可能因工作量不足而产生消极影响。通过有意限制招聘，团队被迫寻求自动化解决方案。例如，Telegram在全球部署了近10万台服务器，依靠算法而非人力进行管理，这不仅提高了效率和可扩展性，还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Telegram采用了独特的分布式基础架构。用户数据被加密后存储在多个不同法律管辖区的服务器上，而解密密钥则被分割并保存在其他地方。这种设计确保了没有任何单一政府或实体能够访问用户数据。Durov强调，自成立以来，Telegram从未与任何政府或情报机构分享过用户的私人信息，未来也绝不会这样做，哪怕这意味着要退出某个国家的市场。他表示，这一原则之所以能够贯彻，得益于他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没有任何外部股东可以干涉决策。他认为，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自由的基石，而许多国家打着“打击犯罪”或“保护儿童”的旗号侵蚀隐私，最终将导致社会滑向专制。
去年（2024年）8月，Pavel Durov在抵达法国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时被捕。他被十几名武装警察包围，并被告知他被指控犯有约15项严重罪行。这些指控均与Telegram用户在该平台上的行为有关，法国当局试图将平台创始人的责任等同于用户的行为。Durov认为，这种做法在科技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是专制国家也未曾对科技领袖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
他被关押在警察局近四天，房间狭小、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混凝土床。在审讯过程中，他发现发起调查的法国当局对技术、加密和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他将这段经历比作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荒诞情景：一个官僚系统在不完全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个人施加巨大的压力。Durov指出，法国当局本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与Telegram沟通，解决任何所谓的“问题”，但他们却选择了这种极端且具有破坏性的方式。目前，此案仍处于调查法官的调查阶段，整个司法程序进展极其缓慢，对他的上诉请求甚至尚未安排听证会。这一事件不仅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也凸显了法国司法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深层问题。
在被困于法国期间，Pavel Durov经历了来自法国政府的直接政治压力。他通过一位知名的法国科技企业家，与法国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会面。在会议中，对方要求他在即将到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限制或关闭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Telegram频道。法国政府显然不支持这位保守派候选人。
Durov当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只要这些频道没有违反Telegram禁止煽动暴力的规则，任何和平的讨论或示威都应受到保护，否则就构成了政治审查。他强调，Telegram在全球多个国家都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绝不会因为任何外部压力而在欧洲开始进行内容审查。他还警告对方，不要以为可以利用他被困法国的处境来胁迫他，否则他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事后，他公开了这次对话的内容。
Durov还透露，在此之前，法国情报部门也曾通过中间人要求他处理摩尔多瓦选举期间的某些频道。Telegram在审查后，关闭了少数确实违反规则的频道，但拒绝了对方随后提出的一份包含数十个合法政治频道的更长的封禁名单。令他警觉的是，在他配合关闭了少数违规频道后，法国情报部门竟向负责调查他案件的法国法官传达了对他的“正面评价”。这一举动让他深感怀疑，认为他自己的案件可能与地缘政治目标产生了不当关联。
Pavel Durov认为，他在法国的遭遇反映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在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官僚主义僵化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他指出，法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8%，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苏联末期。这种失衡导致国家机器过于庞大，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和社会力量则受到压制。
他观察到，欧洲的创业环境正日益恶化。过度的监管、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对企业家的敌意，使得创新步履维艰。他以前法国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为例，其创始人在面临美国科技巨头竞争的同时，还遭受了法国当局毫无根据的数据保护调查，最终身心俱疲，被迫出售了公司。Durov还提到另一位法国企业家，其公司因税务调查银行账户被冻结长达八年，最终业务倒闭，而调查结果却是该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这位企业家因此心灰意冷，移居迪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坚决拒绝了法国政府邀请他回国的提议。
Durov认为，这种制度性问题正在扼杀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力。除非社会和政府能够重新珍视企业家精神，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否则欧洲将继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陷入困境。
Pavel Durov在11岁时进入了圣彼得堡一所实验性学校，接受了极为严格和广泛的教育。该校的理念是，通过向青少年大脑中灌输大量数学和外语知识，可以重塑其思维方式，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学科。课程内容极其庞杂，包括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四门外语，以及生物化学、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等高阶课程。这种跨学科的强度使得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有科目上都取得优异成绩。
Durov起初因挑战教师权威而多次被学校开除，但在这所允许辩论和质疑的学校里，他找到了归属感。在经历了一段青少年时期的迷茫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所有科目上都拿到最高分。为此，他利用了所有的课间休息时间，最终成功实现了目标。
回顾这段经历，Durov总结出几点关于有效教育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数学至关重要，它能训练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编程和项目管理等技能的基础。其次，他强调竞争的核心作用。他认为，适度的竞争是激励青少年的关键动力。他批评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学生压力而取消公开评分和排名的做法，认为这虽然消除了“失败者”，但也扼杀了“胜利者”，并使年轻一代无法为现实世界中残酷的竞争做好准备。他指出，正是这种对竞争的排斥，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与中国、韩国等教育体系充满竞争的国家的较量中逐渐落后。
Pavel Durov的哥哥Nikolai Durov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程序员。他曾三次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两次赢得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世界冠军，并拥有两个数学博士学位。Pavel表示，他从哥哥那里学到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在没有互联网的童年时代，Nikolai就是他的“维基百科”，无论是恐龙、黑洞还是史前人类，Nikolai总能为他解答。
Pavel形容哥哥是一个“十亿分之一”的天才，三岁开始阅读，六岁就能理解复杂的专著。尽管才华横溢，Nikolai却为人极其谦逊和善良。Pavel认为，真正智慧的人往往也充满同情心。Nikolai长期远离公众视线，这主要是因为他天性低调，不追求外界的认可。相比之下，Pavel自己虽然也倾向于保持低调，但后来意识到，过度的神秘会给不怀好意者留下散布不实信息的空间，因此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公众，以捍卫Telegram的声誉。
Pavel Durov从10岁开始接触编程，最初的动机是由于当时可玩的游戏稀少。这种“匮乏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开始为自己制作电脑游戏。他认为，正是因为苏联时期缺乏丰富的娱乐选择，许多年轻人得以专注于编程等创造性活动，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他的哥哥Nikolai在他早期的编程学习中扮演了指导角色。例如，当Pavel制作的一款二维回合制策略游戏运行不流畅时，Nikolai会教他如何进行优化。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编程技能。后来，他还为同学开发了一款在无限棋盘上进行的“五子棋”游戏。为了战胜班上最聪明的对手，他编写了一个能预判四步棋的AI程序与自己对练，并最终达到了战无不胜的水平，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玩这个游戏了。
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Pavel Durov觉得课程过于简单，于是为自己所在的院系创建了一个学生网站。他将所有考试答案和课程讲义数字化，并发布到网站上，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举动。网站迅速流行起来，并扩展到整个大学乃至其他高校，最终吸引了数万名用户，具备了个人资料、相册、好友列表等社交功能。
大学毕业后，一位前同学向他展示了Facebook，这启发了他将现有技术进行简化和扩展，以服务数百万用户。Durov由此创立了VKontakte（简称VK），俄语意为“保持联系”，初衷是为了与大学同学保持联系。在项目初期近一年的时间里，Durov是公司唯一的员工，一人分饰多角，包揽了后端开发、前端设计、客户支持和市场营销等所有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社交平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成为了一名高效的项目管理者。
VK最初的技术栈是PHP、MySQL和Debian Linux。随着用户量激增，他引入了Memcached和NGINX进行优化。当用户数超过一百万时，系统的扩展性成为巨大挑战。他请求在德国读博的哥哥Nikolai回国帮助。Nikolai与另一位世界编程冠军一起，用C和C++重写了VK的大部分数据引擎，包括搜索、广告和消息系统。这些底层优化使得VK的加载速度极快，甚至在硅谷都比当时的Facebook更快，这成为了VK的核心技术优势之一。
Pavel Durov在招聘方面极其严格，他认为一个平庸的工程师（B-player）不仅效率低下，还会拖累整个团队的士气和生产力。他分享道，有时解雇一名工程师反而能提升团队的整体效率，因为这名员工可能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与B-player共事对顶尖人才（A-player）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和打击。
因此，Telegram的招聘流程独树一帜，主要通过举办编程竞赛来选拔人才。这些竞赛面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工程师，他们通过解决实际且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来展示自己的能力。Telegram会持续观察竞赛的获胜者，如果某位参赛者在多次竞赛中始终表现出色，并且展现出对Telegram产品的深刻理解，就很有可能被录用。
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年轻、有才华但没有大公司工作经验的工程师。Durov认为这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人才没有被大公司的官僚文化和责任分散的工作方式所影响。他们习惯于独立解决问题，对产品充满热情，这与Telegram精简高效的文化完美契合。通过这种方式，Telegram组建了一支由顶尖人才组成的精英团队。
Telegram以其惊人的创新速度和卓越的产品设计而闻名，这得益于其精简而高效的精英团队。许多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即时通讯功能，如消息自动销毁、消息编辑和回复功能，Telegram都比WhatsApp和Signal等竞争对手早了数年甚至七年之久。竞争对手在模仿这些功能时，甚至会原封不动地复制Telegram的设计细节，例如回复消息时引用的垂直线样式。
Durov和他的团队对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追求极致。例如，聊天背景的动态渐变效果，由四种颜色平滑过渡，并叠加一层若隐若现的图案，旨在为用户带来潜意识中的愉悦感，同时还要确保在性能最差的设备上也能流畅运行。另一个例子是删除消息时的“化为灰烬”动画效果（Thanos snap effect），这个看似简单的特效，在技术实现上极其复杂，尤其是在不同平台和设备上要保持一致的流畅体验。
此外，Telegram在贴纸和动画表情符号方面也进行了革命性创新。通过使用矢量图形技术，贴纸文件极小，加载迅速，且动画能以每秒60帧的速率流畅播放。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巨大的工程挑战，但正是这种对艺术与技术结合的痴迷，创造了Telegram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2013年，受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的启发，Telegram在创立之初就将隐私和安全作为核心。为了确保即使用户不信任Telegram的运营者（当时团队成员多为俄罗斯裔），也能相信其安全性，Telegram推出了端到端加密的“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功能。这一举措比WhatsApp早了数年，为整个行业设立了新的安全标准。
Durov解释说，端到端加密虽然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例如难以支持大型群组、跨设备同步历史记录以及复杂的机器人功能。因此，Telegram采用了混合模式： 1. 云端聊天（Cloud Chats）：默认的聊天方式，消息在服务器上加密存储，方便用户在多个设备上无缝同步，并支持大型社群等高级功能。 2. 私密聊天（Secret Chats）：可选的端到端加密模式，提供更强的隐私保护，如禁止截屏、禁止转发等，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通信场景。
这种设计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便利性和极致安全性之间做出选择，满足了不同场景下的通信需求。
为了赢得用户的信任并保持透明，Telegram自2013年起就将其所有客户端应用程序开源。然而，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用户从应用商店下载的版本与GitHub上公开的源代码完全一致。为此，Telegram是唯一一个在iOS和Android两大平台上都提供“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s）的主流通讯应用。这意味着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源代码独立编译出与官方应用商店版本一模一样的应用程序，从而验证其安全性声明的真实性。
相比之下，WhatsApp等竞争对手的客户端从未开源，用户无法得知其内部运作和加密的具体实现方式。Durov强调，这种透明度至关重要。此外，Telegram的软件栈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内部开发的，尽量减少对第三方开源库的依赖。斯诺登事件揭示，许多广泛使用的开源工具可能存在被植入后门或安全漏洞的风险。通过自研核心组件，Telegram进一步减少了攻击面，确保了平台的安全性和效率。
Pavel Durov认为，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给世界带来的最大教训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该事件揭露了许多被认为是安全和加密专家的个人，实际上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牵连，推广存在缺陷的加密标准。同时，它也暴露了本应受法律限制的政府，实际上在进行着远超权限的大规模监控。
Durov认为，斯诺登的行动是“9/11事件”后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最终侵蚀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他称赞斯诺登的行为极其勇敢和值得赞扬。虽然他曾希望与斯诺登合作，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只是偶尔保持联系。
当被问及是否惧怕任何特定的情报机构时，Pavel Durov表示，他认为应当对所有情报机构一视同仁——要么都惧怕，要么都无所畏惧。他坦言，任何情报机构都有能力置他于死地，但这最终回到了他个人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他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学会在面对恐惧时克服它。他强调，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立场和决心。
2018年，随着Telegram在伊朗和俄罗斯等地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两国政府相继对其采取了封禁措施。在伊朗，民众使用Telegram组织抗议活动，政府因此决定封禁该应用，但许多用户通过VPN继续使用。
在俄罗斯，政府要求Telegram交出能够解密所有用户消息的“加密密钥”，Durov团队告知对方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俄罗斯于2018年春季正式封禁Telegram。作为回应，Durov发起了名为“数字抵抗”（Digital Resistance）的运动。Telegram通过自动化技术，不断轮换数百万个IP地址以规避审查。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也参与进来，搭建代理服务器，帮助用户绕过封锁。这场技术对抗导致俄罗斯的网络审查系统陷入混乱，甚至影响了银行、商店支付系统等无关服务的正常运行。
在俄罗斯封禁Telegram期间，Telegram遭遇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巨大压力。苹果以Telegram未能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为由，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阻止Telegram在全球App Store上发布更新。这导致应用在新版iOS系统上出现功能故障，全球用户都受到了影响。
在几乎要放弃俄罗斯市场之际，Durov决定公开发声，指责苹果公司与审查机构为伍。他的声明被《纽约时报》报道后，引发了公众对苹果的批评。就在Durov设定的最后期限前15分钟，苹果公司突然批准了Telegram的更新，使得应用得以继续在俄罗斯运营并对抗审查。这一事件凸显了科技平台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应用商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其可能带来的阻碍。
Pavel Durov首次公开披露，他在2018年春天，即Telegram与多国政府激烈对抗、同时进行TON项目融资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一次疑似中毒的暗杀企图。他回忆说，那天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一个行为古怪的邻居在他门边留下了一些东西。一小时后，他感到全身剧痛，身体机能开始逐一衰竭：视力、听力消失，呼吸困难，心脏和血管剧痛。他当时确信自己即将死亡。
第二天，他在地板上醒来，身体极其虚弱，全身血管破裂，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无法行走。为了不让团队担忧，他当时选择了隐瞒此事。
Durov表示，这次濒死经历，连同2011年因拒绝关闭VK上的反对派群组而面临武装警察上门的事件，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形容这种幸存下来的感觉就像是在“用额外的时间生活”（living on bonus time）。这些经历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恐惧，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自由和无畏。2011年的事件也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开发一款安全的通讯应用，这便是Telegram的由来。
Pavel Durov拥有Telegram 100%的股权，并且只领取象征性的1迪拉姆（约三分之一美元）年薪。Telegram在2024年首次实现盈利。Durov坚守原则，放弃了巨额的潜在收入。例如，他拒绝基于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广告投放，这与绝大多数社交媒体公司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Telegram的广告仅基于公开频道的兴趣主题，而非个人数据。此外，他刻意不设置算法推荐的“新闻流”，以避免制造用户沉迷和加剧网络上的负面情绪。
Telegram的盈利模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付费订阅（Telegram Premium）：于2022年推出，为高级用户提供额外功能。目前已有超过1500万付费用户，预计今年将带来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 2. 情景广告：在大型公开频道中展示，与频道主题相关，不侵犯用户隐私。 3. 小程序生态系统：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在Telegram上创建小程序（Mini Apps），并通过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向用户收费。Telegram从中抽取5%的低额佣金，旨在扶持生态发展。 4. 基于区块链的创新：例如，允许用户通过智能合约和NFT拥有自己的用户名，Telegram从中获利。
这种多元化的盈利策略，使Telegram在不牺牲用户隐私和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TON（The Open Network）是一个由Telegram团队最初于2018年开发的区块链平台。当时，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流区块链无法满足Telegram数亿用户的规模化需求，Durov的哥哥Nikolai设计了一个具有内生可扩展性的分片（Sharding）区块链架构。
然而，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TON的融资方式提出异议，Telegram被迫放弃了该项目。幸运的是，一个由第三方开发者组成的开源社区接管了该项目，并将其更名为“The Open Network”后成功上线。
如今，Telegram与TON进行了深度整合。所有与区块链相关的新功能，如代币化的用户名、广告收入分成提现、购买广告以及创新的“Telegram礼物”（一种与社交身份绑定的NFT），都基于TON网络。这种紧密的合作使得TON生态系统迅速发展，例如，凭借“Telegram礼物”，TON已成为全球日交易量最大或第二大的NFT区块链平台。
Pavel Durov是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他在2013年以每枚约700美元的价格首次购买了数千枚比特币。尽管随后币价一度跌至200美元，许多人认为他做出了错误的投资，但他始终坚信比特币的价值，并从未出售。
他认为，比特币是“终极的交换媒介”，因为它无法被没收或因政治原因被审查。他相信，在各国政府不断印钞的背景下，供应量有限的比特币将持续存在，而法定货币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性。Durov透露，他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及早期对Telegram的投入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比特币投资，而非从公司获取报酬。他预测，比特币的价格最终将达到100万美元。
主持人提到了Durov在一次采访背景中出现的两把奇特椅子，这影射了一个俄罗斯监狱中的著名谜题：“尖锐的矛（Пики точёные）或被手淫的鸡巴（хуи дрочёные）”。这个谜题的核心是，被迫在两个同样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Durov解释说，这个谜题象征着在商业或政治中经常遇到的困境。他认为，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在两个坏选项中选择其一，而是要重新定义问题，跳出框架，设计出一种能够化劣势为优势的创新解决方案。他分享了这个谜题的一个巧妙答案：拿起其中一把椅子上的尖矛，用它来割掉另一把椅子上的“障碍物”。
他借此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观点：我们经常被政客或企业领导者操纵，被迫接受他们设定的、充满缺陷的选择。我们不应该陷入这种思维陷阱，而应该主动打破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Pavel Durov澄清了关于他有“超过100个孩子”的传闻。他解释说，大约15年前，他应朋友请求，开始成为一名精子捐赠者，以帮助那些有生育困难的夫妇。他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最近在订立遗嘱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所有能够通过DNA证明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无论是否为自然孕育，都有权继承他的一部分遗产。这一决定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还规定，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前（例如，生命的前几十年）不会得到任何金钱。他认为，过度的富足会扼杀年轻人的动力和意志力，使他们依赖父辈的财富而非自身的成就。通过将巨额财富分散给超过一百个后代，每人获得的金额虽然可观，但不至于多到完全摧毁其奋斗的意愿。这一做法反映了他对“富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刻担忧，与他之后讨论的“老鼠乌托邦”实验的观点相呼应。
Pavel Durov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罗马文学的学者，最近刚满80岁。Durov表示，父亲是他和哥哥的榜样，通过身体力行而非说教，向他们传授了宝贵的品质。他回忆父亲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这种勤奋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父亲教导他，行动比言语更有力。如果你告诫孩子不要玩手机，自己却手机不离手，那么这种说教是注定失败的。领导力的核心在于“以身作则”。此外，父亲还向他传授了保持积极、永不绝望和诚实等品质。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父子俩甚至探讨了人工智能（AI）。他的父亲认为，AI或许能拥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它无法拥有人类意义上的“良知”（conscience）、道德准则和正直品格。Durov表示，他生命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永远不让父亲失望。
Pavel Durov探讨了思想力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设定目标、保持积极和自信确实有助于实现愿望。虽然他不确定是否能仅凭意念就“显化”事物，但他相信，当这种乐观信念与合乎逻辑的、持续的行动相结合时，成功是必然的。
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具思辨性的观点，即宇宙可能是高维度的，人类可以通过信念、积极情绪和逻辑思维在其中“导航”。他还提及了“量子永生”（Quantum Immortality）这一思想实验。根据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宇宙在每一刻都会分裂成无数个平行世界。由于有意识的观察者无法体验自己的死亡，所以从观察者自身的视角来看，他/她总会“恰好”进入那个自己没有死亡的平行世界线。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我们可能是永生的，尽管在其他无数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早已死去。
在播客的结尾，主持人Lex Fridman分享了他对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思考，认为其作品《审判》（The Trial）与Pavel Durov在法国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Fridman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深刻揭示了现代官僚系统如何将人简化为冰冷的案卷，以及个人在面对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状的权力时的无力感和焦虑。
他总结了《审判》的情节：主角约瑟夫·K莫名被捕，罪名不详，他陷入一个迷宫般的司法系统，整个生活都变成了审判的前奏。最终，他在心理上被彻底耗尽，束手就擒。Fridman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胜利不在于杀死你，而在于让你精疲力竭、主动放弃抵抗。
Fridman赞扬Pavel Durov在面对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坚韧和乐观，认为他没有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被系统击垮。最后，Fridman表示，卡夫卡的作品虽然沉重，但它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并抵抗那些试图将我们非人化的系统，确保个人自由和人类精神能够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