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7 15:00:00
最近在微信群看到 ROYWANG 写的一篇 《谁在悄悄关注你？给博客装上 RSS 订阅计数器》 ,博主做了个小脚本，来统计博客 RSS 订阅数，但那个脚本只适合博客域名托管至 Cloudflare 的情况。由于我的博客分别在 VPS 和 Vercel 上，情况又有所不同，趁着周末，我也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过程也非常简单。
此前我写了一篇 在1panel中使用Goaccess取代网站监控和网页统计 的文章，对 Nginx 日志结构进行过一些研究，比如，下边这四条日志，分别代表有网友在 WordPress（应该是RSS插件）, FressRSS, Tiny Tiny RSS, NetNewsWire RSS 客户端拉取我的博客更新。
188.88.88.88 - - [17/Jan/2026:06:02:39 +0000] "GET /index.xml HTTP/1.1" 200 92659 "-" "WordPress/6.9; https://www.domain.com" "-"
299.99.99.99 - - [17/Jan/2026:06:11:03 +0000] "GET /index.xml HTTP/2.0" 304 0 "-" "FreshRSS/1.28.0 (Linux; https://freshrss.org)" "-"
366.66.66.66 - - [17/Jan/2026:06:19:39 +0000] "GET /index.xml HTTP/1.1" 304 0 "-" "Tiny Tiny RSS/25.07-dea3f2d (Unsupported) (https://tt-rss.org/)" "-"
477.77.77.77 - - [17/Jan/2026:06:12:08 +0000] "GET /index.xml HTTP/2.0" 304 0 "-" "NetNewsWire (RSS Reader; https://netnewswire.com/)" "-"由此，我们只需要将这些访问 index.xml 的 IP 和主机头进行统计即可，考虑到一般 RSS 拉取频率基本都在每天 2 次以上，因此我们只需要统计最近一天的独立访问数。为了避免误差，也可以统计一周甚至一个月的访问数，然后再跟一天的数据进行对比。
我博客的 VPS 日志路径一般在 /www/sites/lawtee.com/log/access.log。RSS 文件为 /index.xml。可以先用 grep 把相关请求提取出来：
1grep 'GET /index.xml' /www/sites/lawtee.com/log/access.log > rss.log为了排除浏览器和爬虫访问，可以过滤掉常见 User-Agent：
1grep -Ev 'Mozilla|Chrome|Firefox|Safari|Edg|bot|Bot|spider|Spider|crawl|Crawl|Finder' rss.log > rss_clean.log这样就能得到 VPS 上真实的 RSS 客户端访问记录。
如前边示例，RSS 订阅客户端的访问日志一般包含 IP、时间和 User-Agent。我们可以用 awk 提取数据后再去重得到订阅数。
1awk -F\" '{
2 # 第1段：IP + 时间
3 split($1, a, " ");
4 ip = a[1];
5
6 # 第4段形如：[17/Jan/2026:05:59:32
7 date_raw = a[4];
8 gsub("\\[", "", date_raw);
9 split(date_raw, d, ":");
10 date = d[1];
11
12 ua = $6;
13
14 print date "|" ip "|" ua;
15}' rss_clean.log > rss_key.log 1awk -F\| '{
2 key = $2 "|" $3;
3 seen[key, $1] = 1;
4 count[key]++;
5}
6END {
7 for (k in count) {
8 day_count = 0;
9 for (x in seen) {
10 split(x, p, SUBSEP);
11 if (p[1] == k) day_count++;
12 }
13 if (day_count >= 3 && count[k] >= 10) {
14 print count[k], day_count, k;
15 }
16 }
17}' rss_key.log | sort -nr > subscribers_strict.txt1wc -l subscribers_strict.txt例如我 VPS 统计订阅数为 339 个。
Vercel 免费计划无法获取详细日志，但可以在 Observability/Edge Requests 中查看具体链接最近 12 小时以内的访问数次。比如，我这里查看过去 12 小时 /index.xml 访问次数为 349 次。假设用户访问行为与 VPS 相同，则 Vercel 订阅数可以按照 VPS 结果来进行估算 。
1awk '
2$0 ~ /GET \/index.xml/ {
3 n = split($4, a, ":")
4 datehour = a[1]
5 sub("\\[", "", datehour)
6
7 mon = substr(datehour,4,3)
8 if (mon=="Jan") mon="01"
9 else if (mon=="Feb") mon="02"
10 else if (mon=="Mar") mon="03"
11 else if (mon=="Apr") mon="04"
12 else if (mon=="May") mon="05"
13 else if (mon=="Jun") mon="06"
14 else if (mon=="Jul") mon="07"
15 else if (mon=="Aug") mon="08"
16 else if (mon=="Sep") mon="09"
17 else if (mon=="Oct") mon="10"
18 else if (mon=="Nov") mon="11"
19 else if (mon=="Dec") mon="12"
20
21 day = substr(datehour,1,2)
22 year = substr(datehour,8,4)
23 hour = a[2]
24
25 ts = year mon day hour
26 if (ts >= "2026011618") {
27 print
28 }
29}
30' access.log > rss_12h.log然后统计访问次数：
1wc -l rss_12h.log我这里统计出来的 12 小时访问次数为 393 次，按照前边 339 个订阅数计算，每个订阅数大概每 12 小时访问 1.17 次。以此估算，Vercel 那边 349 次访问数，大概对应 300 个订阅数。
将 VPS 和 Vercel 合并，可以得到我这里全站订阅人数保守估算为 339 + 300 ≈ 639。但无论是前边提到 ROYWANG 那种方法，还是我这里的方法，都无法得出实际订阅人数。
原因在于一些现代 RSS 平台，比如 Folo.is（之前叫 Follow.is），它并不是按传统 RSS 逻辑拉取内容，而是完全模拟浏览器行为访问网站。这种访问模式会触发普通网页和资源请求，而不是单独拉取 /index.xml 或 /feed/，所以日志里看到的访问次数和传统订阅行为完全不同，无法通过简单去重或访问频率来推算真实订阅人数。
因此，日志统计方法更多适用于 传统 RSS 客户端，对于像 Folo.is 这种平台，只能得出访问量或流量估算，而无法直接反映实际订阅用户数量。
2026-01-16 11:30:00
或许是因为我之前在知乎上连续回答了多个关于检察、法院方面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邀请我回答关于“陪审团制度”方面问题，比如“如何看待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与检察制度的区别是什么”“陪审团制度有什么利弊”等等。我简单扫了下一些高赞回答，其中不乏很多具有理科思维的网友直接用数学概率计算，得出结论是“在陪审团全体一致才输出结果的规则下，只要单个人心智正常，群体最终有效结果会显著高于单个人的判断。”这种计算，显然是一种有益的科普尝试，可以让人普通人更加直观理解陪审团制度的运行逻辑，但可惜的是，由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可预测性，简单用计算得出结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这里我也简单谈谈自己对陪审团制度的看法。
从数学原理来看，12名心智不太正常、单一个体判断正确率仅51%的陪审员，在需全体一致才能输出结果的规则下，最终有效结果中约58.2%为全正确，比单一个体51%的正确率更接近真相。假如12名单一个体判断正确率80%的陪审员，在需全体一致输出结果的规则下，有效结果中全正确占比约99.9%、全错误仅约0.1%，群体一致结果也优于个体。—— 网友回答
这类概率计算在逻辑上当然没有问题，它建立在一个清晰、可演算的模型之上，即个体判断彼此独立、判断错误是随机分布的、群体只在全体一致时才输出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群体智慧”确实能够通过一致性筛选，把噪声过滤掉，让结果更接近真相。
问题在于，现实中的陪审团，恰恰很少满足这些前提条件。
陪审员并非独立判断的“随机变量”，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人。他们会受到庭审节奏、律师话术、法官态度、媒体背景、群体压力乃至彼此身份差异的持续影响。判断错误也并非完全随机，而常常呈现出方向性偏差：同情、恐惧、愤怒、政治立场、道德直觉，都会在群体中被不断放大而非相互抵消。
更重要的是，陪审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率聚合器”，而是一个被赋予司法权威的制度安排。数学模型只能说明“在某些理想条件下，群体一致判断可能更接近真相”，却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组普通人，被认为有资格代表正义、输出具有强制力的裁决结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离开概率论，回到制度本身的历史与前提。
陪审团制度并不是从“民主理念”或“群体理性优势”中自然推导出来的，它的出现，更多是中世纪欧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当时的关键背景并不是如何让裁决更科学，而是如何在“神裁法”逐步退出后，维持司法秩序的连续性。
在神裁法盛行的年代，案件的是非并不需要人来承担最终责任。火刑、水刑或决斗的结果，被理解为上帝意志的直接显现。1215 年欧洲教会开始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裁法，等于切断了这一逻辑链条。上帝不再通过奇迹直接裁决案件，但国家尚未具备完整的证据制度、取证能力和职业司法官僚体系，司法权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
陪审团正是在这一真空中出现的。它并不是让普通人“民主参与司法”，而是让普通人在特定宗教语境下，代行一种被认为仍然受上帝监督的判断。陪审员需要在上帝面前宣誓，这种宣誓并非形式，而是一种严肃的灵魂承诺。伪证不只是程序违规，而是对上帝的欺骗，意味着永罚风险。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普通人的判断才被认为具有可信性。
因此，陪审团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技术或纯程序的设计，而是一个建立在宗教世界观之上的逻辑闭环。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法官的功能是适用法律，陪审团的功能是展示“良心”作出事实与道德判断，而上帝才是终极审判者。普通人之所以可以裁决他人命运，不是因为他们更理性，而是因为他们被假定处在一种“良心受神监督”的状态之中。
这一点，也展示了陪审团制度所隐含的一个非常激进的人性假设，即普通人具备区分正义与邪恶的能力。这一假设并非经验或实证的结果，而是源于宗教教义中“人按上帝形象被创造、具有普遍良心”。一旦这一前提被削弱，陪审团制度就必须寻找新的正当性来源，而这正是问题开始出现的地方。
与英国陪审团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大陆逐步发展出的检察制度。检察院的建立，并非为了让司法更“民主”，而是为了让司法更稳定、更可控、更可复制。
现代检察制度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国王检察官体系，其核心功能并不是代表受害人或社会良心，而是代表国家维护公共法秩序。随着拿破仑时代成文法体系的确立，检察官成为国家司法机器中的一个固定角色，负责启动公诉、组织证据、推动法律的统一适用。
德国在十九世纪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高度理论化，将检察官塑造成一种“客观法律官员”。在这一框架下，审判不再被理解为道德裁决，而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术活动。事实如何认定、证据如何评价、法律如何适用，都被纳入一个理性、自洽、可追责的体系之中。
在这种制度路径下，司法权威不再需要诉诸宗教誓言或良心监督。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理性、专业分工和程序稳定性。虽然，欧洲大陆上的宗教并未消失，但在一场又一场的改革过程中，宗教已经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制度核心之外，只保留为文化背景或个人信仰。
也正因为如此，检察制度并不依赖普通人的道德直觉是否可靠，而依赖制度本身能否持续运转。这使得它在高度世俗化、技术化的社会中，反而更容易保持稳定。
在美国崛起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制度影响下，陪审团曾被许多国家尝试引入，但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所致。
在法国，陪审员虽被引入，却不承担真正的“良心裁决”功能，实际上只是“陪坐的公民代表”；德国在 19 世纪短暂尝试陪审团制度后，很快废除，当时德国学者普遍认为，随机挑选的普通人不具备裁决复杂事实的正当性，这也是大陆法系首次从理论上对陪审团裁决制度的彻底否定，包括马克思也质疑过普通人参与陪审团的公正性，认为容易受阶级影响。日本、韩国在20世纪曾效仿美国引入陪审团，但裁决容易受情绪影响、与职业法官冲突严重，因此陪审团的实质权力极有限，更多成为形式性的参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抄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很快发现，实施过程中出现黑社会渗透、贿赂陪审员等问题，导致无罪率出现显著异常，最终不得不缩小适用范围。印度也一度引入过陪审团制度，结果没搞一年就废除，核心问题就是在实施过程中陪审团被舆情操控，出现情绪性裁决。
看这些国家的例子，不难发现他们在移植陪审团制度过程中都出现了高度相似的“水土不服”现象。表面看是法律技术问题，实质上却触及了制度根基。
第一，陪审团制度隐含的宗教性前提无法被简单复制。无论是宣誓、良心裁决，还是“普通人代表正义”的观念，在宗教退场或者没有类似宗教背景的文化中，都很难再形成真正有效的心理约束与道德威慑，制度只能依赖外部程序补丁来勉强维持，结果往往是形式存在、实质空转。
第二，在已经形成职业司法官僚体系和检察主导结构的国家，陪审团并不是制度必需品，而是一个外来变量，它与既有的证据规则、责任分配、审判逻辑之间存在天然冲突，一旦出现裁决失控，国家理性必然会选择回收权力。
第三，现代社会的舆论环境、媒体结构和社会分化程度，早已不再适合“随机普通人长期保持判断独立性”这一假设，陪审团更容易成为情绪、身份认同或外部力量的放大器，而不是概率模型中那个理想化的“群体理性”。
正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本身高度依赖宗教前提和社会信任，一旦这些前提在世俗化社会中不复存在，制度就必须通过各种“补丁”来维持运转。法律设计者为了降低陪审员受情绪、舆论或外部压力影响的风险，不得不增加陪审员筛选、证据呈现、讨论规则、法官指导和复议机制等层层程序。这些补丁在理论上是为了保全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结果往往导致司法程序异常冗长、复杂，司法成本高昂，而陪审团本身的裁决效率和可靠性提升却有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高度世俗化、技术化的社会中，陪审团制度难以形成可持续运行的体系，其移植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制度逻辑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必然结果。
2026-01-14 12:39:00
最近，老T在朋友圈看到有位医生推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教学大纲，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从3000年前的近东、地中海和中国的医学著作比较，以及古希腊和中国的医学和身体观比较开始，再到波斯和其他西方医学知识如何向东传播，以及中国医学如何向西传播，都作了详细介绍。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美国顶尖医科大学的教学提纲中，毫不避讳的提到宗教对于现代西医的影响，尤其是现代西医在形成、制度化和价值取向上，基本都承袭了西方中世纪宗教文化。
进一步查询发现，不仅是在这种医学院的课程中不避讳这个问题，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西方很多研究都热衷于宣扬宗教在医学发展中的突出作用，相关著作数不胜数，甚至于以“宗教 医学”为关键词在学术搜索引擎中搜索 2026 年以来（不到两周时间）的学术出版物，都能找到 725 条搜索结果，其中大量研究都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号称全球顶尖的学校，以及柳叶刀、细胞、科学这类顶尖期刊，甚至像号称全球最牛的美国梅奥医院，也有一堆关于宗教对临床实践启示的文章。
或许是老T太久没接触过这个事情，只似乎依稀记得，小时候可能在一些课外读物上看到过类似观点，但由于长期以来“宗教”这个话题，在国内几乎没什么讨论热度，也没有讨论必要，便不自觉地遗忘了。包括最近几年，在网上看到各种关于西医的争论，也鲜有看多人介绍西医背后的宗教价值观影响，于是我重点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
当我们在讨论现代医学背后的宗教价值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宗教并未为现代医学提供直接的医学知识来源。无论是直接来源于宗教的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还是后来发展出的实验医学与循证医学，其方法论核心都建立在经验、观察和可重复验证之上，与宗教书籍上的原意可能相去甚远，甚至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实践本身还曾与宗教权威发生过冲突。然而，否认宗教对医学知识本身的直接贡献，并不等于可以忽略宗教对医学制度与价值结构的深层塑造，这点也是让我在研究过程中越发觉得有趣。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制度，并非单纯出于效率提升或医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修道院、教会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这些机构在最初并不以“治病”为目标，而是更强调收容、照护，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一种带有明确宗教色彩的价值要求：无论是谁，只要是所谓“上帝子民”，都应当得到照料。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并不以结果为标准，而更重视宗教义务，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现代西方医学逐渐形成了高度制度化、流程化和职业化的体系，并对“救治失败”保持高度的容忍。例如，在 2020 年大规模公共卫生冲击下，西方医院的医治结果几乎“不堪入目”，前边提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搞的“实时数据”榜单，相信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中与医疗相关的制度起点，本身就并不相同。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以宗教慈善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传统，医疗体系的源头更多来自太常、少府等官方机构，以及太医令、尚药监、中宫药长等具体官职，其主要职责并非承担普遍性的社会救济，而是服务于特定对象，尤其是宫廷、官僚体系和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行。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医学更接近一种技术性、责任性极强的职业实践，其正当性并不主要来自行为动机，而是直接接受结果的检验。
这种差异也深刻体现在对医者责任的理解上。在西方医学传统中，医疗行为的正当性往往以程序是否合规、意图是否正当为核心判断标准，只要遵循了规范流程，即便结果不理想，也被视为可以接受的风险；而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医疗行为更多以结果为导向，治愈与否直接关系到医者的责任乃至生死。即便是医圣华佗，最终也难逃因医疗结果不佳而被追责致死的结局。这并非简单的制度落后或人治问题，而是反映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医学角色的不同定位。在中国，医学并未被赋予超越世俗秩序的道德豁免，而是始终嵌入现实责任结构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医学制度之间的差异，并不只是技术路径或知识体系的不同，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西方医学是在宗教伦理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中国社会的医学问题，从一开始就嵌入在国家治理、社会秩序与现实责任的框架之中。这种起点差异，决定了两种医学体系在制度设计、风险容忍和价值取向上的长期分化，也使得简单以“现代性”或“科学性”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本身就容易忽略问题的真正根源。
与其说中西文化的差异集中在“是否尊重个体选择”，不如说，二者在更底层，对“人是什么”本身就有不同理解。在西方现代医学制度化过程中，基于宗教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抽象的“个体生命”概念。这个个体被假定为与家庭、社会、自然环境相对分离，其身体可以被拆解、测量和干预，是医疗决策和风险负担的基本单位。这种制度化理念在社会层面也体现出明显的个体中心特征，例如西方社会在饮食选择、健康管理和生殖技术等方面强调个人自主，从肥胖问题和生活方式的公共卫生挑战，到像前些天看到欧洲多个精子库使用过程中导致的一系列遗传病事件，制度和文化都在强化“个体责任优先”，即便可能带来复杂的公共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长期嵌入更宏观的秩序之中。无论是上古时期“天地人”的整体叙事，还是阴阳、五行的身体观，其核心并不在于单一机制解释，而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人的身体不是孤立系统，而是始终处于环境、情绪、饮食、劳作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之下。这种文化理解直接影响了医疗实践和制度设计的逻辑。
一方面，中国文化更强调家庭的作用。个人在医疗决策中很少是独立作出的，家庭在养老、照护、风险分担中的角色长期而稳定。无论是重大疾病还是长期照护，都需要家庭共同参与，医疗决策往往是全家商议的结果，而不是单纯依赖患者个人意志。这种制度设计与西方“个人权利优先、家庭义务有限”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更重视社会整体的作用。饮食习惯、公共卫生行为、环境调控，乃至全民疫病防控和医保制度设计，其出发点都不是围绕单一患者进行，而是体现集体利益的优先考量。例如，在弱势群体救治和传染病防控中，中国强调“治未病”与风险共担，通过制度、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尽量降低社会整体风险，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国家一样仅在老百姓跌落“斩杀线”之后靠事后医疗救助。现代实践中，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全民疫病防控，再到医保制度下的风险共担，都是这种整体取向的延伸。
老T最近这些年来，在网上看到关于中西医的讨论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医生或专家动辄就说“中医不科学，必须全面采用西医标准来改造中医”，似乎照搬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医疗制度就能一劳永逸。但讲白了，很多这种争论，都没有真正考虑到深层次的文化差异问题，而只是一味输出情绪和观点。这也让我觉得，如果不从更广泛、更底层的文化比较上入手，这些表面争吵很难真正推动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反而可能加剧误解和对立。
医学发展到今天，技术问题早已不再是最困难的问题，真正复杂的，反而是隐藏在制度背后的价值选择。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诊疗能力、药物研发和医疗基础设施早已全面进入现代医学体系，是否“现代化”并不构成争议。真正需要反复权衡的，是在终末期医疗、资源分配、家庭责任、公共卫生干预等问题上，应当优先遵循怎样的价值排序。这些问题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它们本质上都是社会如何理解生命、风险与责任的选择。
西方医学在其诞生和成熟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与价值观，在西方社会语境中高度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天然具有普遍适用性。将这些制度视为“唯一正确答案”，往往会掩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些制度最初正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困境而设计的。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并不需要在制度层面持续模仿他者，而是应当在充分理解这些制度为何如此设计之后，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治理目标，作出有意识的取舍。医学并非纯粹的技术系统，而始终是一种嵌入文化与制度之中的实践。承认这一点，才能让医学更好地服务于具体社会。
2026-01-12 13:25:00
最近老T在多个微信群看到一篇网友转发的学术论文，标题是“老年农民工大返乡潮的可能性与乡村再就业挑战”。文章提出，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生育高潮( 1962—1970 年) 中出生的人群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且其中很大比例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特别是异地务工群体，往往到达退休年龄后，只能享受到每月 200 多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这些已经、正在或即将“永久性”返乡的人群，随着乡村生计方式的转变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时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乡村社会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考验。
过去30年，关于农民工返乡问题的研究总体来看不少。我在知网简单搜索发现，相关研究在 2009 年曾达到过高峰，当年有 4700 多篇文章提到农民工返乡问题，此后农民工返乡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每年都有数百篇相关研究。不过，2009 年的情况主要是受 2008 年经济危机影响，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有学者称那一次其实只能算“周期性返乡”，毕竟当年大量“返乡”人群，实际都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只是受经济周期影响，暂时返回农村，而随着此后大基建时代的到来，他们又纷纷去往城市工作。
到 2026 年的当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节点，随着年龄渐长、体力下降、在城市缺乏稳定社会保障，最终不得不开始“永久回乡”。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并将其概括为“老年农民工大返乡潮”。这并不是情绪化的判断，而是由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形势共同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前边提到新中国第二次生育高峰的那一代农民工，正在集中进入老年阶段。
问题在于：回去之后，怎么办？
想象一下，你在城市打拼了二三十年，盖起了高楼大厦，组装了无数手机，却在五十多岁时发现，城市不再需要你的体力。社保不全，养老金每月只有 240 元的标准（全国平均水平在240-250元左右），在城市租房吃饭都成问题。你会选择什么？很多人，只能收拾行李，回乡。
这个现实问题不是个案。根据最新数据，2022 年，全国 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超 30%，而到 2026 年，这个群体正面临大规模返乡。经济下行、就业竞争加剧，让他们成为最先被“优化”的对象。乡村本该是退路，但如今的乡村，已非昔日模样。农业机械化了，非农机会少了，老人们回去后，常常陷入无事可做的尴尬。
为什么说这是“逼近的”？因为人口老龄化高峰已至。如果不提前布局，这股返乡潮可能引发一定隐患。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减速，乘客们该如何安顿？
对很多老年农民工来说，是否返乡，并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一方面，城市体系对老年劳动者并不友好。大量工作岗位存在明显的年龄门槛，劳动合同、社保缴纳与用工风险，都在把年长农民工推向边缘。举个例子，许多工厂招聘时明文规定“45岁以下”，超过这个年纪，只能做零工或保安，收入不稳，社保更难续上。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偏低。2026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63元/月，许多地方实际领取在240元左右。这在城市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但却刚好构成“回乡生存”的最低条件。回村里，生活成本低些，自家地还能种点菜，勉强凑合。
再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竞争激烈，老年农民工往往成为最先被挤出的群体。疫情后遗症、制造业外移，让许多中老年逐渐将返乡视为现实中“唯一可行路径”。你想想，如果你在城里每月挣 2000 元，却要扣除 1000 元房租水电，剩下的够养老吗？回乡，至少还有自家屋子。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今天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社会。
很多地方的农业高度机械化、规模化，家庭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土地流转之后，返乡农民即使“有地”，也未必有足够的劳动机会。过去，一家几亩地，能养活全家；现在，大型农机一小时干完一天活儿，小农户只能旁观。
与此同时，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反而在减少。乡镇企业式微、年轻人外流、服务业规模有限，使得大量返乡的老年农民工陷入一种尴尬状态。一方面，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了，农业干不动，也不需要这么多人，而且机器取代了人力；另一方面农村的非农就业岗位少，并且且更偏向年轻人。另外，即便再回城市，也缺乏稳定立足点，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结果就是，返乡本是为了养老，却发现乡村经济也在转型，老路走不通了。
老T在微信群中看到前边提到那篇文章时，很多人自然而然将讨论重点放在“农村养老金为什么这么低”等问题上。但说实在的，我国城乡之间、体制内外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差距，确实长期存在，且在当前阶段仍然较大。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老了就该安稳养老”，并不是一种情绪化诉求，而是建立在代际互助、土地保障和家庭责任之上的传统生活逻辑。
也正因为如此，围绕老年人是否还需要参与劳动，社会上常常会出现争论。一种担忧是，如果把“再就业”说得过重，是否会被理解为对低养老金现实的回避，甚至被误读为将本应由制度承担的责任，重新转嫁给个人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返乡老年人的就业路径，并不是否认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性，更不是主张以劳动替代社会保障。恰恰相反，正是在承认养老保障仍需持续改善、且短期内难以一步到位的现实前提下，如何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提供低风险、非强制的参与渠道，才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换句话说，我认为当年“老年农民工返乡”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老年人该不该继续工作”，而是在养老保障尚未完全覆盖所有需求之前，是否存在一种路径，既不否定颐养天年的价值，又不给返乡老人留下“只能闲置或被边缘化”的单一选项。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起步较晚，也是第一次在如此短时间内，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老年劳动人口回流。但在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其实也经历过类似阶段。这些发达国家在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后，并未简单地将老年人口完全排除出社会运行体系，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大量低强度、低门槛、非竞争性的参与岗位。
日本的“银发人力资源中心”模式，是较为典型的案例。地方政府将 60 岁以上人群组织起来，从事社区清洁、绿化维护、看护辅助、农业分拣等工作，避免重体力劳动，强调就近参与和弹性时间。欧洲部分国家则更多依托社区经济和合作社体系，让老年人参与公共服务、社区照护和小规模生产，岗位目标并非效率最大化，而是社会稳定与尊严维持。
这些经验的共同点并不在于“让老人继续工作”，而在于：一是农业现代化后，不再指望土地本身吸纳老年劳动力；二是将老年人定位为可参与、而非被动供养的社会成员；三是通过制度和技术降低参与门槛，而非将风险完全交由个人承担。
这类模式的本质，是在养老保障之外，提供一种非对抗性的社会参与机制。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技术环境，正在显著降低劳动与地域、体力之间的绑定程度。这为返乡老年农民工提供了一些过去并不存在的选择空间。
一类是平台化、远程化的基础性劳动，如电商客服、内容审核、信息标注和数据录入等。这类岗位培训周期短、工作节奏可控，不依赖体力，更强调责任心与稳定性，适合中老年群体参与。
第二类是围绕乡村物流、电商和公共服务形成的辅助岗位，包括分拣、打包、站点管理、政务代办和智能设备协助。这些工作依托现有体系展开，强调在地熟悉度，适合在乡镇尺度上吸纳人群。
第三类是轻资产的小规模服务与生产，如农产品初加工、生活维修、经验型咨询和社区照护。这类活动并不追求扩张，而是通过数字工具降低交易和组织成本，使其具备可持续性。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路径的意义，并不在于单个岗位收入的高低，而在于其可规模吸纳能力与参与弹性。对很多返乡老人而言，哪怕是每月数百元的补充收入，也可能显著缓解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避免被边缘化。
乡村作为社会“蓄水池”和“稳定器”，需主动维护而非被动等待。老年农民工返乡潮已成现实，关键不在于是否回去，而在于回去后能否体面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仍是长期方向，而在现实转型阶段，为返乡老年人保留多样化、非强制的参与路径，同样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确保老年人有家可归、有事可做、有保障兜底，方能让这代人安享晚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026-01-09 09:00:00
父亲离世已有15年，又逢他的生日。
犹记得父亲生前最后一个生日，正值元旦假期。那时我正读大学，对农历日期缺乏敏感，直到晚上母亲打来电话，我才惊觉自己竟遗忘了父亲的生日。
那时父亲已确诊重症数月，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慌乱。这似乎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自己未能尽到儿子的责任，连父亲生日这样简单的事都未能牢记。尽管父亲在电话中宽慰我说“我不会怪你”，但那个生日，无疑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父亲离世一年后，当我再也无法对他说出那句“祝您生日快乐”时，我只能在博客中写下一篇 《一个毕生不能忘记的日子》 作为记录。
然而，或许是学生时代的桀骜不驯，如今再回看那篇文章，总觉得透露出些许无知与傲慢，甚至夹杂着自私的念头。究其根源，我想主要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生日”从未被重视过，仅视作多吃一个鸡蛋或添置一件新衣的小事。唯一深刻的印象，大概是10岁生日时在照相馆拍下的那张年少唯一的照片。就连父亲以往的生日，似乎也未曾得到我的重视。这大概与农村习俗有关，只重视特定的生日（如满周岁、10岁、30岁、60岁、80岁等），而对其他“散生”则不甚讲究。
待我自己成家立业，也为人父后，才渐渐对“生日”有了新的体悟。
大约一年半前，母亲便开始筹划为父亲举办一场60岁的阴寿仪式。主要考虑到父亲中年离世，而一甲子60周岁在传统习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之所以提前一年半准备，是因为当地习俗多在“进岁”时办酒席，即满59岁“进60岁”之际，但也有“满60岁”才办的。后来与本地主事和尚商议，决定放在“满60岁”时举行。
阴寿仪式在我们家乡颇为常见，主要针对60岁、80岁、100岁、120岁等年龄节点，根据逝者离世时的年龄选择，通常只需办一次即可。
仪式流程与土葬习俗有相通之处，但时长短得多，仅需一个白天。按照我的理解，大致分为几个环节：祷告天地、祭拜司命府君（灶神）、祭拜玄武大帝（水神）、祭拜五方神仙、祭拜本宗祖先、超度经文、祭拜逝者、礼敬地仙等。每环节耗时半小时至一小时不等，其中约一半需我跟随主事和尚跪拜。
这部分可参考我先前撰写的两篇文章：
与土葬的肃穆氛围不同，这种阴寿仪式整体偏向积极，大家较为放松。而且，与大多数“吃席”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无需随份子钱”，所有费用均由主家承担，因此也不会邀请太多外人，仅限于自家近亲，整个过程顺利而温馨。
在为父亲举办这次阴寿前，我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父亲生前几乎未留下照片，当年用作遗像的，仅是年轻时办证的一张一寸证件照放大而成。好在如今AI技术发达，我翻拍了父亲身份证上的低清照片，以及那张年轻时的证件照，使用多个AI工具基于相貌特征合成高清图像。然后拿给母亲和多位亲戚挑选，最终选出一张大家一致认可、近乎完美的照片，也算是弥补了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的遗憾。
2026-01-08 19:00:00
最近在NS论坛看到有人发帖询问，如何把Wordpress渲染速度从2s优化到1s内，我第一时间想到 Openlitespeed + Sqlite 方案。一是因为 Openlitespeed 就是为 Wordpress 极限加速而生，二是在低性能 VPS 上采用 OLS + Sqlite 方案能极限节约服务器性能，并带来显著的加速体验。
但是在我回帖后，帖子楼主提到，他安装的 OLS 无法运行。我旋即用自己手头上一个阿里云 1C2G 的 VPS 进行测试，发现在宝塔应用商店安装的 OLS 果然无法运行。由于 OLS 本身安装起来比较困难，需要配置的项目繁琐，我几年前使用的方案并未成功。
以往我自行摸索的宝塔安装 OLS 方案
经研究一番，发现是因为宝塔面板的应用商店中，OLS 为 v1.7.17 版本。这个版本几乎与 Debian 12 在同时发布，但显然不支持 Debian 12。在网上也没能查到更多的信息，有帖子说， OLS 1.7 只能在 Debian 7/8 Ubuntu 12/14/16 等老系统安装。由于我的 VPS 后台镜像最老的也只有 Debian 11，我测试一番发现，问题依旧。
后来，宝塔论坛有人提到，宝塔面板的英文版本使用的是 OLS v1.8 版本，不过论坛中也有不少帖子提到，英文版宝塔安装 OLS 也有无法启动的问题。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也重新将 VPS 刷回 Ubuntu 22 然后换宝塔英文版 aapanel 试了下。发现按照以往的安装逻辑来操作，毫无问题。只是部分过程稍有变化。这里我重新记录下，在 2026 年当下，如何使用宝塔英文版 aapanel 安装 openlitespeed 并搭建 Wordpress 站点。
如果需要将原来的 WordPress 迁移到新机，首先备份好 WordPress 中 wp-content 目录，然后在 WordPress 后台导出所有信息备用。
1URL=https://www.aapanel.com/script/install_7.0_en.sh && if [ -f /usr/bin/curl ];then curl -ksSO "$URL" ;else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O install_7.0_en.sh "$URL";fi;bash install_7.0_en.sh ipssl
宝塔英文版在登陆时可选中文界面，或者登陆后点右上角也能切换中文显示，首次登陆后可绑定 Google 账号登录。
宝塔登陆后，会立即弹出推荐软件套件安装界面，默认选左边多Web服务器安装即可。如果直接选 OLS + Mysql + PHP 安装，有可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兼容性问题。
可以看到，默认会安装 Nginx 1.24 Apache 2.4 Openlitespeed 1.8.3 和 PHP 8.3。受制于 1C1G VPS 性能以及网络环境，安装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几十分钟。安装后，大概占用 310MB 内存。
相比宝塔中文版的一键安装 WordPress，在宝塔英文版安装 WordPress 稍微有点区别，但也很简单。
在上一步安装环境后，面板会提示绑定账号，一般可选绑定 Google 账号，然后在左侧 WP Tollkit 中添加 WordPress 网站，按照实际情况设置即可。
安装完 WordPress 后网站即可打开了。如需恢复原网站，只需要三步：
确认新网站的可访问性。一般来说，此时内存占用可能来到 450MB 以上。
在宝塔应用商店已安装软件中，设置 Nginx。关闭多 WEB 服务器托管，选择 Openlitespeed 单 WEB 服务器模式。
此时，WordPress 网站应该依然能够正常运行。内存可能降低 50MB 左右。
以前 Wordpress Sqlite 集成在性能实验室插件中，但后来变成独立插件 SQLite Database Integration。在 WordPress 后台搜索安装即可。
安装插件后，界面会提示立即使用 Sqlite。点击确认后，将重新进入 Wordpress 安装流程。
看到这里时，不用慌张，数据都没有丢失，只是需要重新再导入一遍 xml 文件。并且此时，应该能感受到，网站访问速度有了较大提升。
之所以这里多此一举的原因，主要考虑到很多人不习惯 Sqlite，如果不想用的话，把插件卸载掉，然后删除
wp-content/db.php文件，就自动切换回原来 Mysql 了。一般来说，对于低性能 VPS，Sqlite 相比 Mysql 最主要优点就是占用服务器资源少；但缺点是不如 Mysql 管理方便，备份和修改时难度稍大。
由于 Openlitespeed 内置 LSPHP，加上 Sqlite 已经取代 Mysql，因此这里可以直接将多余软件卸载，让服务器更加轻量化运行。
最终，在宝塔面板应用商店中，仅需保留 Openlitespeed 即可让 WordPress 正常运行。卸载后，可重启 VPS，重启后 OLS+WordPress 将自动启动，但宝塔面板服务则会默认关闭，此时内存占用大概在 170MB 左右。
如需开启宝塔面板，只需在终端输入 bt 命令，然后选择 1 即可。宝塔面板 + OLS + WordPress 默认占用内存大概 270MB.
作为 WordPress 速度优化最佳方案， OLS 可进一步搭配 Quic 或 JetPack CDN 一并使用。一般个人用户每个月可能也用不完免费流量。主要就是两个插件，LiteSpeed Cache 以及 JetPack ，建议只开一个就行了。
LiteSpeed Cache 插件内置Quic CDN，免费用户注册后每月有一定额度。
WordPress官方JetPack插件内置静态图片 CDN，可提供无限流量加速（但有时在国内无法访问）。
用浏览器 Lighthouse 简单测了一下相同页面测试，左侧为原网站，在 4C24G 甲骨文服务器上，Nginx + Mysql 开启 JetPack Boost 和 CDN 情况下，评分为 85 分。右侧为新网站，在 Netcup 1C1G 服务器上，Openlitespeed + Sqlite 开启 Litespeed Cache 插件（未开启CDN）情况下，评分为 9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