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01 02:56:28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项数据分析刷新了法律界的认知：在特朗普政府强力推动下，全美联邦政府已有超过 10,000 名律师被裁。截至 2026 年 3 月，已裁员约 20%。这不仅是人事调整，更是对行政系统内部人员的一次大规模清除。
在聊这场裁员前，得先讲清楚中美行政体系中“律师”这个角色的差别。
在国内，我们有约二十万名“公职律师”。但说实话，他们大多是兼职的，在公安、城管、自然资源等部门工作，本质上是行政执法人员，顺手考了个证。主要工作是处理行政处罚的流程合规，一旦遇到复杂的民事官司，政府一般会选择外包给律所。
而美国的政府律师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行政系统流程中的核心节点，不仅是打官司的人，更是政策的把关者。每一项行政命令出来之前，都要先过他们的手，看看有没有法律风险。
不过，美国的政府律师并不都在联邦。联邦政府只有大约 4.4 万名律师，占全美政府律师总数的 20% 左右。真正的“大部队”在州和地方政府，加起来可能有 18 万到 20 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府律师构成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涵盖所有的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所有检察官都必须持有律师执照。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开玩笑说，美国司法部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原因很简单，美国的检察系统归司法部管。
说实话，刚看到这新闻时，我第一反应是表格上的“教育部”特别扎眼，位居裁员榜首，裁员比例达到 50%。
在我的印象中，像教育部这种部门，都是管学校、管教师的，一年到头没什么执法事项，普遍没有“法规科、法制科”这种部门，哪需要律师？
但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查了一下才发现，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美国的教育部，根本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教育部”。它不抓教学，不编教材，甚至不怎么管学校怎么上课。它最大的一块业务是：放贷。它可能是全美最大的“影子银行”，手里捏着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这样一来，教育部的律师就说得通了，全员追债搞职业催收。日常负责学生贷款合同处理，防止学生赖账或者走破产程序。
而教育部的律师之所以成为这次裁员的重灾区，核心问题在于，川普搞了个新政策，本质上想让大量贷款直接“作废”或者大幅降低还款要求。
然而，这种政策在金融法律上几乎是行不通的。律师们拿着法律条文一条一条地拦着。要免债？根据《高等教育法》，你川普没有这个权力。要降低利率？那需要国会批准。
于是最直接的办法来了，把拦路的律师裁掉，路就走通了。
有意思的是，教育部裁员后，国土安全部反而在扩招律师，原因是川普要搞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计划，需要更多律师帮着“打杂”。
说实话，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看，这类教育部律师被裁，确实看起来像好事。
一个管教育的部门，不抓学习、不帮学生，养着无数职业催收员天天研究怎么让学生还钱，这种岗位，本来就不该存在。
但问题是，美利坚这裁员，压根就不是为了什么社会公平，也不是为了什么提高效率。
纯粹是因为他们挡了路。你不是要跟我讲法律条文吗？好，我把你人开了，法律条文就没人念了。
从结果上看，它确实裁掉了一堆不该存在的岗位；但从动机上看，它只想清除异己，根本不在意哪些岗位合理、哪些不合理。那些真正有用的、把关合规的律师也一样被砍。
这就造成了一个“阴错阳差”的局面，普通人看到政府裁员，以为是向臃肿开刀、提高效率；实际上，这只是政策博弈的副产品。效率提升纯粹巧合。
2026-05-26 07:13:58
最近我在家捣鼓软路由，也就是之前反复提到的那台 Epson ST190e，把 iKuai 换成 OpenRouter，想着能不能加点新应用让网络更智能一点。然后在GitHub 上刷到一个叫 RuView 的项目，6.6 万个星，介绍文档看得天花乱坠，简单说就是，这个项目可以让普通 WiFi 隔墙识别人体姿态、追踪呼吸心率，甚至还原出房间里的人在做什么动作。
不过这个项目目前还处于爬坡期，每天几十次的提交更新，暂时只支持几款网卡，比如项目主推的 ESP32-S3 开发板，国内电商上大概 20 多块钱，或者英特尔 5300 网卡，大概 40块钱。而我那台软路由目前只有个 RTL 入门卡，最多检测个“房间里有没有人在动”。所以暂时就没装了，等 5300 到货后再看看。不过，趁此机会，谈谈自己对现在这些 Wi-Fi 路由器的看法。
原理其实不难。WiFi 信号在室内客厅、卧室、走廊之间来回反射、折射。当人走动、抬手、甚至只是呼吸时，身体会扰动这些电磁波。路由器捕捉到扰动前后的细微变化，就能反向推算出人的位置、姿态，乃至心跳和呼吸频率。
更让人不安的是，WiFi 能精准识别这个人是谁。
去年底，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发表了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名为 BFId 的新型身份推断攻击。这个攻击利用的是一种叫“波束成形反馈信息”（Beamforming Feedback Information, BFI）的数据，用来帮助路由器把信号定向“聚焦”到手机或电脑上，提高传输效率。最关键是，这项技术早在 2013 年推出 Wi‑Fi 5（802.11ac）标准时就已经引入了，并且，这些 BFI 数据，默认就是使用无加密的广播形式在对外发送，任何在信号范围内的设备都可以被动监听到。
这个德国研究团队收集了197 个参与者在不同行走方式、不同观测角度下的 Wi‑Fi 信号数据，结果显示，在普通行走场景中，这种身份识别准确率高达 99.5%。不管你是背包、快速行走，甚至信号被墙体遮挡的情况下，这个 BFI 模型依然能保持高识别率。更糟心的是，这不需要你任何授权，而且你也根本无法通过躲摄像头一样的操作避开，只要人站在 Wi-Fi 信号范围内，自己的体态、步态和呼吸方式，都会在电磁波里留下独一无二的“无线电指纹”。
RuView 这类项目还算好，用的只是廉价的 ESP32‑S3 芯片，只能隔墙捕捉人体姿态、呼吸和心跳等基本数据。但大厂就不一样了，那些动辄上千块、拥有 4×4 甚至 8×8 天线阵列、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的旗舰级路由器，在商业算法的加持下，能看到的细节只会比开源项目精确十倍、百倍。而这些路由器，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千家万户。
必须承认，目前，这类 WiFi 感知技术，确实有存在价值。就像 Ruview 项目主页列出的六大应用场景，每一个拉出来都是满满的“科技人文关怀”。比如，独居老人看护，在浴室和卧室不能装摄像头时，WiFi 感知能 24 小时监测跌倒和呼吸异常，不侵犯隐私，关键时刻能救命。
再比如，地震或火灾后的废墟搜救。浓烟和瓦砾会让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全部失效，但 WiFi 信号能穿透混凝土，探测到幸存者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帮助救援人员精确定位。还有工业安全领域，在粉尘弥漫的矿道或化工厂里，传统传感器容易被干扰，而 WiFi 感知可以无接触地监测工人是否倒地、是否还有生命迹象，第一时间触发警报。
在智能建筑和零售节能方面，这项技术也有用武之地，不需要捕捉人脸，只检测空间里有没有人，就能自动调整灯光、空调和通风，通常能省下 15% 到 30% 的能耗。而且从数据源头就不涉及个人身份信息，在设计上反而比摄像头更尊重隐私。
这些场景里，WiFi 的“穿墙”和“无感”不是入侵，而是实实在在的救命。这也是为什么 IEEE 会在 2025 年正式批准 802.11bf 标准，把感知能力写进 WiFi 的官方蓝图。
但问题在于，这类技术离普通人的“掌控力”过于遥远。
WiFi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际上长期游离在普通人的“掌控力”之外，就别说很多老人、孕妇抵制“WiFi 辐射”这类问题，现实中大多数人家里的 WiFi 但凡有一丁点使用上的问题，都是直接喊运营商或“懂技术的”亲朋好友上门处理，一些简单的 IP 设置，分频段 SSID 和密码设置对他们都像“天书”一样。WiFi 感知这类技术更是完全脱离掌控，只能抓瞎。
第一，墙壁不再是隐私屏障。 国内的聚居环境，绝大多数家庭打开手机 WiFi 就能收到几十个信号源，更何况还有“隐身” SSID 的情况，你压根不知道周围是否有人会拿着 WiFi 在探测邻居家是否有人，探测邻居在家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有点像《三体》里边黑暗森林的感觉，只要是个人，都在这类 WiFi 设备面前完全透明。
第二，它比摄像头更隐蔽。 摄像头你至少能看见那个镜头，可以选择低头、绕路，就算藏得再深也有物理形状可循，可以通过扫描、反光排查来发现。但 WiFi 天线压根没有固定形状，它可以是一根细线、一片铜箔、一个陶瓷贴片，藏在路由器、智能音箱、灯泡、甚至充电器里。你根本没办法用肉眼判断周围哪个设备正在“扫描”你的身体。而且 WiFi 感知是完全隐形的，它可能藏在隔着几堵墙之外的任意地方，你没有任何拒绝的机会，你的步态、活动习惯就被悄悄记录了。最关键的是，你并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在“偷窥”，压根无法通过设备本身的安装使用来判断这个设备是否“违法”。
第三，普通人根本没有“拒绝”的能力。 今天的很多人连浏览器地址栏都不会用，他们习惯了 APP，习惯了信息推送，对“主动控制”完全陌生。连自家路由器的后台都懒得进，更别说去识别周围谁在偷窥自己、去关闭某个默认开启的感知功能。技术跑得越来越快，普通人连影子都追不上。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被看光了，但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知道怎么阻止。
我不是反对技术进步。WiFi 感知在医疗、救援上确实能救命，但问题在于如今它正从“专业工具”变成“普通功能”，而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社会讨论，也没给普通人留下防御手段。
当然，发展与安全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怕风险就一禁了之，也不能为了智能化而牺牲隐私。
技术上，其实有现成的抓手。普通 WiFi 设备的发射功率和天线配置，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本来就有型号核准，源头就能限制“雷达级”精度。对合规设备可以建立认证标识，同时在手机端增加信号探测功能，当检测到周围有异常WiFi（比如功率明显偏高、精度达可识别人体级别）时，主动提示用户。
监管上，对于恶意使用 WiFi 感知进行偷窥、追踪的行为，应当明确法律责任，赋予普通用户检测和举报的渠道。大家不必人人成为网络专家，但应该有合适的工具和渠道拿回知情权。
2026-05-21 07:53:03
最近在清理 NAS 文件，发现之前下载的一些电影、电视剧还没看过，于是随便点开文件瞄了下。但当我点开《太平年》这部电视剧，看到前三分钟张彦泽吃人的剧情时，马上就被吸引住了。于是花了一个星期把这部剧看完。
我家附近有座山，当地人叫它“王子山”。这是我们乡镇去县城的必经之路。山道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直到今天，开车路过仍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
小时候我以为是哪朝哪代的王子来过这里，留下了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被本地方言叫顺嘴的误称。这座山的真名，叫“黄巢山”。
公元879年，黄巢的农民军从衡阳进军长沙，曾在此山屯兵夜宿。那一战，黄巢军攻破长沙，湖南观察使李系的军队战败，十万人血洒湘江。如今山下还有一个村，叫“黄巢村”。
这是我家附近有据可查最老的地名之一。它记录的，不是什么白马王子的传说，而是一个盛世王朝崩塌前夜的残酷景象。每次开车经过那些险弯，我都会想起一千多年前，曾有一支军队在这座山上驻扎，然后冲下山去，杀进长沙，用十万人的血染红了湘江。
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说湖南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源自湖广行省，在明朝甚至清朝才与湖北分家。但只要稍微查查史书不难发现，唐朝开始“湖南”这个地名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太平年》所展示的五代时期，《旧五代史》中“湖南”出现了83次，而“湖北”一次都没有。“湖南”这个行政区划概念，比“湖北”早了近三百年。
唐代初期，如今两湖地区都属于江南道。开元年间，朝廷把江南道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朝廷在衡州（今衡阳）设置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五州。这也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湖南”地名。
从“江南西道”划出“湖南观察使”，这是湖南作为一个独立政区的起点。唐末五代，则是湖南地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湖南”可能只是“江南”的一个亚区，而不是今天湖南人引以为傲的“湘”。
黄巢之乱后，湖南陷入军阀混战，直到马殷崛起。
907年朱温称帝，马殷第一时间遣使朝贡，被封为楚王。此后几十年，马殷走了一条和吴越一模一样的路，不称帝，奉中原为正朔，闷头搞经济，保境安民。
马殷是木匠出身，务实得可怕。他一边向中原低头，一边在南方扩张。对内奖励农桑、发展经济、不征商税。茶叶年产数万担，行销全国，甚至远达中东。与北方连年战乱相比，马殷治下的湖南，更像是避世的“天堂”。
公元924年（后唐同光二年），我家祖先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湘乡，族谱上那行字至今清晰。为什么选湖南？因为那里不打仗，能种地，能活命。
当然，这个家谱实际上是明朝才修的，我此前一直有些怀疑这个始迁时间，但如果以“同光二年家谱”为关键词搜索，在湖南大量姓氏族谱里边，都有相同的记载。比如我搜了第一页结果就找到下面这些：
- 岳阳方氏：始迁祖方澄，后唐同光二年自江西南昌迁巴陵沙陂
- 新化袁氏：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其先祖自江西吉州泰和徙湖南
- 湘乡贺氏：始迁祖达，后唐同光二年自吉州迁居湘乡南岸兼土桥白马塅
- 乡石狮江陈氏：后唐同光2年（924）奉旨过湖广编插，由沔阳州历潭州龙城至邵州府上高县（今新化）太阳三都卜居，地名横阳山鹅塘金台山梅子湾
- 湘乡陈氏：自后唐同光2年（924）都督伯万公来楚，寓迹长沙、宝庆两郡之间，支分湘乡、益阳、湘潭、新化四邑
- 新化洋溪邹氏 ：始祖瓒公，后唐庄宗同光2年（924），由江西吉州泰和县圳上早禾渡梅子坡避淮南之乱，迁徙湖南
- 益阳宋氏：先世贻孙于后唐同光二年自江西泰和宧居潭州
- 长沙彭氏：后唐同光二年迁居长沙不管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还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都不可能对老百姓这类迁徙留下任何记录，但这么多湖南人的家谱，都把“同光二年”当成自家祖宗从江西迁徙到湖南的时间节点，不管是不是真实年份，起码，后唐同光二年这个时间点，是大家公认湖南处于“避世天堂”一般的选择。这个画面，比《太平年》中吴越钱俶接收南唐难民，来得更有说服力，更有画面感。
马殷留给湖南的，不只是近半个世纪的太平，还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治理思路。从史书中简单梳理下包括：
在马殷的治理下，湖南不仅纺织业崛起，金器、银器、漆器、造纸、造船也达到相当规模。天福六年（941年），湖南一次向朝廷进贡漆器万余件；北宋收复湖南后，下诏“潭州岁调纸百七十八万余幅，特免十年”，每年进贡178万幅纸，还只是进贡的数量。而《太平年》中关于吴越的粮食、战船描述，很多都是编剧“脑补”，与湖南这种正史记载中经济社会发展正面评价，不可同日而语。
楚国和吴越走了同一条路，不称帝，奉中原，搞经济。但《太平年》把吴越拍成了人间天堂，对楚国却只字不提。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写得明明白白：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
翻译过来：从钱镠开始就重税盘剥，连鸡、鱼、蛋都要每天上门收取。有人欠税就打板子，少的打几十，多的一百多，百姓苦不堪言。欧阳修结论：“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意思很明显，吴越国能持续那么多年，完全不是因为仁政。
《太平年》却把吴越的包税制拍成了整治弊政的妙招。剧中钱弘俶对赵匡胤大谈包税制的好处，自称用了三十年。但包税制的本质是把征收权承包给豪族，承包人为了超额利润必然层层加码。宋代入主吴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减税、废除包税规则，因为这套制度已经养出了一个收不回来的既得利益集团。
剧中那句“如果吴越不纳土，需要30万精兵才能收复”更是荒唐。灭南唐只用十几万兵，吴越凭什么需要30万？编出这个数字，只是为了把“别无选择”美化成“伟大妥协”。特别是剧中无数次展现吴越国“船坚炮利”的画面，更是荒唐，翻开史料，情况完全不同。
在《新五代史》中关于五代十国船舰的描述共计有20来处，对比不难发现，吴越的水军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吴越自身参战记录：919年狼山江之战出战舰500艘；958年配合后周攻南唐出战舰400艘、水军1.7万人。而湖南呢？907年吴国出水军3万人攻打湖南，湖南也出水军3万人迎战，一战缴获战船800艘；928年湖南出动“战舰千余艘”迎敌。数字不会撒谎：湖南动辄“战舰千艘”的记录，和吴越“四百艘”的核心家底，量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当然，也可以说吴越在策应后周攻打南唐时并未出动全部家底，可能不止四百艘船，还有其他没来。但毫无疑问，吴越这次策应，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真正把当时最强大的南唐水军打败的，还是仓促造船的后周朝廷。
《新五代史》记载：“初，周师南征，无水战之具……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战。又造齐云船数百艘。”后周在京城开封附近现造船、现学水战，造的“齐云船”大到需要专门开凿河道才能通行。与此同时，吴越在做什么？后周大军已渡淮河，吴越才“尽括国中丁民益兵”，抓壮丁凑水军，还延误了会师日期。
《太平年》把吴越水军拍成“遥遥领先”，把“纳土归宋”拍成主动归顺，为的是把“别无选择”美化成“伟大妥协”。但史实很清楚，吴越的水军顶多算地方性力量，别说和南唐正面抗衡，连后周临时造的水军都比不上。
马殷930年去世，临终留下“兄终弟及”的遗命。这个遗命，埋下了湖南后来内乱的种子。
马希范继位后，前半段尚可。但妻子死后，他开始建造天策府，通宵饮宴，加重赋敛。943年，他甚至规定在正常租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百姓负担不起，纷纷逃亡。
947年马希范去世，将领们排除最年长的马希萼，拥立马希广。马希萼不服，起兵南下。马希广有机会杀掉兄长，却说了句“我不愿杀兄”。950年，马希萼勾结蛮族军，向南唐称臣求援，再度进攻。潭州陷落，马希广被擒赐死。一个不愿杀兄的君主，死在了兄长手上。
马希萼入长沙后宠幸家奴，将军政大权交给弟弟马希崇。951年，潭州将领发动兵变，囚禁马希萼，拥立马希崇。朗州又拥立马殷的孙子起兵讨伐。马希崇向南唐求救。
南唐等这个机会很久了。951年冬，南唐大将边镐率兵万人进入长沙，楚国灭亡。马氏宗族千余人被迁往金陵。
《资治通鉴》记载，边镐初入长沙时，正值湖南大饥。他开仓放粮，“楚人大悦”。但南唐的本性很快暴露，他们把湖南的金帛、珍玩、仓粟、舟舰、亭馆、花果全部搬回金陵，派苛吏收湖南租赋以养驻军，以致“湖南人失望”。
“湖南人失望”这五个字，写尽了一个省从“太平”跌入“地狱”的落差。
南唐统治湖南不到一年，朗州的刘言就起兵了。此后湖南陷入刘言、王逵、周行逢的反复厮杀。直到周行逢主政湖南，才以严刑峻法稳定了局面。他免除马楚的横赋，选廉平吏为刺史、县令，“仓廪充实”。
962年周行逢死，幼子周保权继位。963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南下，以助湖南讨叛为名，顺势平定了湖南。湖南自唐末以来八十多年的割据与战乱，终于结束。
浙江版的《太平年》，主线是“纳土归宋”，一个国王的伟大选择，一个政权的体面收场。这个故事干净、简单、符合统一叙事的审美。
湖南版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它从黄巢起义开始。那座“黄巢山”虽然只是黄巢大军路过的一站，距离长沙还有上百公里，但它的存在提醒我们，这片土地的苦难，从来不是从五代才开始的。黄巢过后，马殷来了；马殷之后，南唐的铁蹄踏遍湘江；南唐之后，宋军收编了残局。然而历史的轮回远未结束。
951年，南唐从金陵发兵，把湖南几十年的积蓄劫掠一空，迁走宗室千余人。谁能想到，将近一千年后，就在黄巢山下几公里外的地方，走出了一个人，带着湘军，同样从湖南出发，一路打到金陵，把太平天国十几年的积蓄劫掠一空，还顺便从水西门运走了《永乐大典》中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缕文脉。
南唐劫湖南，湘军洗金陵。历史有时候就像一个闭环，你方唱罢我登场，同一片天空下，同一块土地上，悲剧被重复演出，只不过换了主角。
这也是为什么湖南应该拍一部自己的《太平年》，这并不是否定浙江拍的《太平年》意义，就当代来说，《太平年》确实有着独特的文化含义，但归根结底，就“太平”二字而已，湖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太平的渴望和挣扎，也同样值得被看见。从黄巢到马殷，从马希广的“不愿杀兄”到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湖南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纳土归宋”式的体面退场，他们只知道，太平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用命拼出来的。
每次开车经过王子山的那个险弯，我都会想起这些。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山下的地名，从“黄巢”变成了“王子”，一个血腥的过往，被一个童话般的误称覆盖了。但历史不会被真的覆盖。它就在那座山的名字里，在那个弯道的每一处险峻里，在我家族谱的那行字里，在“湖南”这个地名本身的存在里。
湖南，值得拍一部自己的《太平年》。
2026-05-14 06:52:13
去年年中，我花了270块钱买了台8代英特尔平台的二手迷你主机，并将其改造为飞牛 NAS。稳定运行一年后，最近，我将它降级为了单卡闪存模式。
当时我的小主机配置为：Intel i3-8300T + 16G DDR4 2400 + 1TB SSD + 2TB HDD x2 Raid 1 + 1 Gbps x 2
安装方案是 PVE 安装 FnOS (3C8G) + Ubuntu(1C4G) + iKuai(1C2G)。
采用 Cloudflare Tunnel 联网，主要用途为软路由，备份家庭照片、视频，以及偶尔下载电影观看。
在使用飞牛NAS之前，我长期使用群晖作为家里数据备份主力设备，但由于型号较老，CPU性能低下，平常用起来很不顺畅。改换到飞牛后，日常使用确实有了质的提升，当然，这很大程度是硬件上的升级，毕竟原来群晖只是 1GHz 主频的双核 ARM 处理器加上 512MB 内存。
本想着这台能塞进弱电箱的“小钢炮”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也许是错过了喜欢“折腾”的年龄，实际上我平常很少用到它。在首次将群晖中照片导入飞牛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就是安静的躺在弱电箱里稳定的运行着，偶尔我会在哪吒探针上看一眼是否还在线，除此之外，这接近一年时间里，也就是下载观看了五六部电影观看。甚至由于这一年来没有更换手机，连照片都没备份过一次。
事实上，这一年里，导致我很少用飞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全性。
在我最初将群晖NAS中累积10多年的照片、视频导入飞牛后，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飞牛的相册自带 AI 识图功能，并且比群晖的识别能力强得多，以至于我很多包含了信用卡照片、证件和其他记录有个人信息的一些照片都能被轻松提取出来。
考虑到NAS需要联网使用，我只能选择最笨拙方式，通过 Cloudflare Tunnel 加 Access 控制，指定 IP 白名单进行访问，并彻底放弃了飞牛自带的 FN Connect 联网功能。
事实证明，这个方案在安全性上确实起到了保障作用，在今年初飞牛远程访问功能被爆出高危漏洞时，并没有对我产生影响。
不过，通过 Cloudflare 中转流量，在使用速度上则大打折扣，毕竟数据需要在外绕一圈才能回来，加上 2.5 寸机械硬盘在飞牛相册上 10万+ 照片读取时，反应也有点慢，日常使用起来体验确实略显不佳。
去年在我将照片从群晖转到飞牛时，考虑到 2TB 硬盘的存储容量不大，在使用前，我曾对照片、视频进行格式转换处理。全部照片均转为 WebP 格式，视频转为 H.265 编码。过程中还对重复文件进行清理。最终数据量只有 230 GB，比此前在群晖上小了 4 倍。
事实上，我已连续多年使用 WebP 格式作为日常主要应用方案，相比肉眼很难识别到的画质差距，这存储容量的节省和传输效率的提升感受更加深刻。
恰好，我看了下目前飞牛存储现状，当初划定 800GB SSD 给飞牛，实际才用了不到 10%。于是这次，我将两个机械硬盘里边存储的照片视频都复制到 SSD 里边，并拆开主机拔了供电和 SATA 线。
这样，我这台飞牛 NAS 就成了单 SSD 闪存方案了。
与机械硬盘相比，固态存储最大风险就是一崩全崩。考虑到本来我这个飞牛系统就装在主机里唯一的固态硬盘上，PVE 也在上边，实际上，无论我将照片存在固态还是机械硬盘，风险都没有区别。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反倒是少了两个硬盘，大约一年能少几十块电费。而存储在固态上的照片视频，日常使用速度也更快些。
2026-05-07 03:14:30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刷到一类说法：医生面对病人录音录像时，会切换两种模式。患者不录音录像时，凭经验“有啥说啥，该开啥开啥”；一旦患者录音录像，便“多一个字都不说，全部按照指南来，有模糊的地方所有检查做一遍”。最后往往补一句讽刺：“看呆病有什么难的，识字就行。”这类视频点赞量往往不低。
类似的说法这几年并不少见，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评论区里的两种声音。一种说：“医生按照指南来看病才是就医的确定性。”另一种则嘲讽：“那你不用来医院看医生，直接问ai就可以了。”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表面看是意气之争，仔细琢磨，却能品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在医疗这个高度依赖信息与信任的领域里，不同社会处境的群体，对“什么是好医疗”的想象，从来就不一样。
网上这类说法设定了一个二元对立：患者不录音录像时，医生凭经验“有啥说啥”；一旦患者录音录像，医生立刻缩回去，“一个字不多说，全部按照指南来，有模糊的地方所有检查做一遍”。
这个设定看起来很犀利，但它建立在一个对人性恶意的预设之上，认为患者录音录像，就是为了“找茬”，是为了日后打官司。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个普通人去大医院看病，是什么体验？凌晨起床排队，挂号窗口长龙望不到头，好不容易挂上一个专家号，又在候诊区等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叫到号了，走进诊室，屁股还没坐热，医生已经问完主要症状，一边敲键盘一边开检查单。整个过程可能不到五分钟。医生说的每一句话，不管是关于病情的判断、可能的治疗方案，还是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些内容对患者来说都极端重要。但在这个高压、快节奏的场景下，一个心力交瘁的患者能记下多少？回到家一问三不知，才是常态。
所以，很多患者选择录音，根本不是出于“取证”“找茬”的恶意，而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需求：我怕记不住，我怕理解错，我想回去再反复看。 这和学生在课堂上录下老师的讲课内容，本质上没有区别。
把这种需求等同于“准备打官司”，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误读。
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患者带着警惕和防备走进诊室，这种防备又是从何而来的？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医患信任的土壤，是一点点流失的。而一个社会如果只能要求患者“无条件信任”，却不去追究信任为何流失，那本身也是一种逃避。
回到问题的核心：医生的诊疗模式，真的会因为患者是否录像而改变吗？
我们来看一个反例。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不少医生账号，比如华山医院手外科的方有生医生，他在抖音上有大量看诊视频，全程记录与患者的交流过程。在这些视频里，方医生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要求患者在他们医院重新做一遍检查。镜头前，他不厌其烦地解释原因，手部检查本身是个高难度操作，不同医院的设备条件、检查水平差异很大，很多关键信息在其他医院的报告里根本看不出来，而这对手术方案的制定至关重要。
有些患者不理解，为什么要多花一笔钱、多跑一趟路？但在方医生这里，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可以在镜头前坦然地坚持这个要求，因为他知道这是对患者负责。如果他真的像那种说法里讲的“一录像就退回到指南最低线”，那他大可以拿着外院的报告按流程开药，何必冒着被患者质疑“就是想多赚我检查费”的风险，坚持要求重做？
这个例子也能说明，医生按不按规范指南来，首先是因为规范指南本身对患者有利，而不是因为怕录像。
再看另一个角度。那种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不录像的时候，医生可以完全凭“经验”自由裁量；只有被录像盯住了，才被迫“照本宣科”。这个假设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任何一个经历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从医学院开始就被反复灌输循证医学和临床指南的重要性。规范诊疗不是对患者的惩罚，也不是对医生的枷锁，这是个职业的基本功。一个医生如果在没有摄像头的时候就可以随意偏离指南，那只能说明他不合格，跟他有没有被录像没有任何关系。
换句话说，“凭经验”和“按指南”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有经验的医生，是在指南的框架下运用经验；真正的“凭感觉乱来”，从来就不在合格医生的选项清单里。录像可能会让医患沟通变得更谨慎、更书面化，但它不会把一个好医生变成“呆子”，也不会让一个坏医生变成“模范”。
所以，那种“不录像就有温度、录像就变呆子”的二分法，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真正决定医生是“有温度的交流”还是“冷冰冰的程序”的，是诊疗本身的需要，是医生的职业素养，是医患之间长期的信任积累。那些在直播镜头下依然坦诚交流的医生，恰恰证明了，只要医患双方不把对方预设为“会搞事的嫌疑人”，摄像头本身并不构成障碍。
抛开录像这个干扰项，我们重新审视这两种模式。
A模式（凭经验裁量）的前提是信任。医生相信你不会事后追责，你相信医生不会过度医疗。在这个基础上，医生结合你的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医保类型，做出个性化调整，家里条件好的多用点进口药，条件差的捡最要紧的治。这种模式效率高、成本低，但它运行的土壤是熟人社会。医生和患者之间需要有某种默契，这种默契通常建立在长期关系、地域纽带或者至少是“同一类人”的身份认同之上。
B模式（按指南走流程）的前提是规则。所有决策按照公开的指南和流程执行，有争议时病历就是铁证。这种模式很笨，成本高，可能做一堆不必要的检查，但它有一个A模式不具备的优点：结果可预期、过程可追溯、标准统一。不管你是背景深厚的领导，还是初来乍到的打工仔，进了诊室，医生对待你的方式是一样的，因为制度在看着他。
这里的关键在于：A模式与B模式并非高下之分，而是适用条件之分。 在有信任基础的环境里，A模式可以运行得很好；在信任缺失、关系不对等、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里，B模式反而是更公平、更可靠的选择。
那种“看呆病有什么难的，识字就行”的讽刺，隐含着一种精英式的傲慢。似乎按指南看病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劳动，只有凭“经验”裁量才是高级智慧。
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复杂、疑难的疾病，经验的差异确实巨大，老医生的价值无可替代。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感冒发烧、胃肠炎、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规范化诊疗指南已经非常成熟，一个遵守指南的年轻医生和一个凭经验的老医生，在疗效上的差距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反倒是后者因为过度依赖“经验”，可能做出一些不符合规范、甚至有害的决策。指南不是给“呆子”看的说明书，而是基于大量循证医学证据凝结的共识，是医疗质量的基本底线。
更重要的是，B模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可及的公平。当患者因为怕记不住而希望留下记录时，B模式的标准化流程和可追溯的病历，恰恰能满足这种朴素的需求，不需要偷录，不需要防备，制度本身就给了你一份“可以带回家反复看”的确定性。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广东，实时在粤人口1.65亿，粗略估计其中至少一半是背井离乡，异地务工或安家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居住地没什么盘根错节社会关系”。
我自己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户口已经迁到珠三角某市，但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我没有任何医疗关系可以动用。生病了，要么老老实实挂号排队，要么花高价找黄牛。我没有“在省人民医院当主任”的堂叔，没有“在卫健委工作”的同学。对我来说，医疗的唯一依靠就是制度，包括医保的报销比例、医院的诊疗规范以及病历的可追溯性等等。
前一阵子我在本地医院的 肛周脓肿手术经历 就是一个例子。整个流程，从挂号、B超、入院、手术、出院、换药全都是标准化操作。我没有任何可托的关系，也没有送任何红包，甚至到出院结账时才发现，原本以为要自费大几千的手术，最后只掏了几百块钱。这不是因为我运气好，而是因为这所医院严格执行了医保政策和诊疗规范。制度给了我确定性，而确定性给了我安全感。
所以当有人说“医生按照指南来看病才是就医的确定性”时，我完全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不是在反对经验，而是在反对一种不透明的、看人下菜碟的、让没资源的人无从判断对错的医疗生态。他选择B模式，不是因为他想打官司，而是因为他想让自己和那些有关系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反过来看，那些嘲讽B模式的人，往往默认了一个前提，你有能力 挑选 医生。他们动则说：“为什么现实中大家都要找老医生、主任医生看病，而不敢让年轻医生看病？”这句话看似在论证 A 模式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另一种“何不食肉糜”，毕竟这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挑选医生。
全国14亿人，每年几十亿人次的门诊量，一线城市的顶级三甲医院里，主任医师的号源是稀缺资源。普通患者能挂上一个随机分配的普通门诊号，花一上午排队，见到一个年轻的主治医师，花三分钟开完检查单，已经算高效了。所谓“找老医生看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庞大的异地务工群体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要么挂不上号，要么挂上了也不是你想找的那个。
这让我想起自己之前写过的医疗期制度。当年劳动部设计医疗期的时候，计划经济刚转轨，大量职工还在国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有一种“单位共同体”的关系。三十年后，民营经济用工占比超过80%，人员流动频繁，那种基于长期雇佣关系的默契早已不复存在。当社会从“熟人共同体”转向“陌生人社会”时，那些依赖信任和关系的制度安排，只能惠及少数拥有社会资本的人。
本土户籍、有资源、有人脉的人，可以继续享受A模式的便利，有熟人介绍，轻松搞定专家门诊，享受个性化治疗。但没有这些的人，只能拥抱B模式，标准化、流程化、可追溯。这不是因为B模式更好，而是因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里，B模式是普通人唯一的护身符。
这个讨论之所以值得深入，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比医疗更广泛的问题：在一个高速流动、高度不确定的社会里，“确定性”正在成为一种奢侈品，而普通人正在为“不确定性”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曾经写过 一个亲戚被警察撞伤后的维权经历 ，从2022年拖到2025年才解决。为什么拖那么久？因为对方是机关单位，协商时答应的赔偿，结果以财政紧张、领导调换、预算审批等各种理由不断拖延。最终能解决，靠的不是“找关系”，而是一纸法院调解书。这件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规则是你唯一可靠的护身符。
之前发的另一个案例里，一个交通事故执行难的案件 ，外来务工的当事人半身瘫痪，肇事者是个没有保险的未成年人，130万赔偿款一分没拿到。后来他父亲得了食道癌，家里连几千块都拿不出来。最终靠司法救助、低保、退役军人救助等多条线凑了十几万才解决。这个案例里，最折磨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那种“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帮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不确定性。
同理，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过 西医学背后的价值观问题 。西方医疗制度的设计，隐含了一套关于个体权利、程序正义、风险容忍的价值排序。这套排序在西方社会高度自洽，但照搬到中国时，需要谨慎。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家庭观念、集体主义传统，与西方有根本性差异。如果我们盲目追求“个体选择优先”“程序合规至上”，反而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但反过来，如果我们彻底否定程序与指南的价值，退回“靠经验、靠关系”的旧路，对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B模式不是完美的，但它比A模式更公平。 它可能笨拙，可能效率低下，可能让医生觉得“自己退化成了AI”，但它为这个国家的几亿流动人口、几千万异地就业者、数以亿计在异地求医的患者，提供了唯一可及的确定性。
回头看看短视频平台上那类说法，评论区里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表面上看是一场无谓的口水战，深层次看，是两种生存状态的一次正面碰撞。
一方说：“规则重要，确定性重要，按指南看病才可靠。”
另一方说：“经验重要，信任重要，不然直接问AI算了。”
两方都没错。错的是有人以为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所有人，错的是有人把别人的“确定性需求”嘲讽为“呆子看病”。
在这个十四亿人的国家里，能从容挑选老医生、从容使用社会关系、从容享受A模式的人，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比如那些在流水线上的、在工地的、在出租屋里的、在异地求医路上的普通人，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高端医疗”，而是一份可预期的、不被看人下菜的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