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7 19:26:00
科学技术与宗教，向来被视为两个对立面。但在 AI 开始介入思考与创造的今天，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被重新追问。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宗教？是信仰？是道德准则？还是生活方式？
这是我问 AI 的，也是问我自己的。
通常，我们预设科学技术与宗教存在某种张力或对立。不过，可能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个前提是否成立？科学技术改变的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却从未消解那些把人推向宗教的根本处境：无常、苦、意义的匮乏、以及（几乎所有人都不愿面对的）死亡的逼近。
算法时代已经把这些处境更密集地摆到我们面前——信息过载、选择焦虑、叙事的碎片化——人反而更需要一个稳得住的内在锚点。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宗教：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概念之间的博弈，而在于：修行是否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宗教不应只是被消费的商品。如果科学技术的逻辑是不断「优化」，宗教恰恰指向优化之外的东西。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通常有三种理解模型，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盲区：
当宗教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如创世论）而与科学发现冲突时，二者显得水火不容。但这种冲突往往源于「范畴混淆」，即用科学去否定宗教的形而上学主张。这就好比拿温度计去判断一幅画美不美。
认为科学回答「如何运作」（How），宗教回答「为何存在」（Why）。两者处理现实的不同维度，互不干涉。
这个划分操作起来方便，但把两者各归各处之后，深层的对话也就断了。而且，「内在」与「外在」真的可以区分得如此干净吗？
二者源于同一人类冲动：理解并安顿自身于宇宙之中。
往回看，宗教的雏形（巫术、仪式）和科学的雏形（因果推理）本来就纠缠在一起，都想在混沌中找到秩序。直到后来「可验证性」这个标准出现，才把这股冲动劈成了两半：一半走向实验科学，处理可重复、可量化的东西；另一半留在宗教和哲学里，处理意义、爱、死亡这些数据穷尽不了的经验。
经验越积越多，数据越来越密，科学逐渐从宗教中分了出来，接管了所有能用经验数据回答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领地在缩小。相反，宗教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它处理的是原则上就不属于数据可以回答的问题，例如：
宗教不是科学的前身，也不是科学的残余。它更像是科学不断扩张之后，反而愈加清晰的那条边界本身。
科学技术越发达，这条边界越锐利。量子力学触及观察者效应，宇宙学追溯至奇点，神经科学探索意识回路。这些科学的前沿，恰恰是它自己划出的边界。
历史上伟大的头脑往往最先触碰这条边界：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结构：
AI 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开始触及创造、判断、思考甚至对话，这些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特质。
What makes AI such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event is that it defies many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most taken-for-granted concepts — or philosophies — that have defined the modern period and that most humans still mostly live by. It literally renders them insufficient, thereby marking a deep caesura.
于是，问题从认识论层面的「真理是什么」，转变为生存层面的：「人为何存在？」
What makes AI a philosophical event is that these systems defy the formerly clear-cut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or between living things and nonliving things.
AI 时代需要的不是回归到制度化的宗教或寻求心理安慰，而是人们有能力进入那条边界，并且在那里站稳。
When religion is seen as belief, then the believer lives on a continuum between belief and doubt. But when religion is seen as a longing, then the believer lives on the continuum between intensity and apathy.
这可能意味着宗教形式的转化：
Rabbi David Wolpe once wrote: "Spirituality is an emotion. Religion is an obligation. Spirituality soothes. Religion mobilizes. Spirituality is satisfied with itself. Religion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world."
现代分析容易滑向虚无主义（一切皆空），或滑向技术万能论。佛教的「中道」提供了一种视角：
在佛教的概念中，中道不是和稀泥式的折中，而是在张力里站稳。不急着找到一个统摄一切的答案，而是承认科学有界限，同时也承认宗教体验是真实的。
历史阶段的演进：
| 时代 | 意义的来源 | 核心逻辑 |
|---|---|---|
| 宗教时代 | 神圣秩序 | 信仰与救赎 |
| 科学时代 | 理性进步 | 验证与控制 |
| AI 时代 | 必须被自觉实践 | 内证与存在 |
未来的方向或许不是哪一方赢，而是一种更深的整合：用科学理解世界，用宗教和哲学承受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自觉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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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2 08:00:00
The Portugu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January 18, 2026,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be routine democratic procedure. However, observing the data chang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reveals a noteworthy pattern.
Changes in Chega’s seats across the past three legislative elections: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lef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urrent parliamentary structure (230 seats total):
Two observations:
The latest polling on January 11 shows a technical tie:
Notably, there’s been a shift in voter expectations: increasingly more people believe Ventura will win. This “perceived winner” effect in elections often becomes self-reinforcing.
Portugal’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Hungary’s experience also warrants consideration: after Orbán’s Fidesz obtained a 2/3 majority in 2010, they achieved gradual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EU framework through electoral law modifications, Constitutional Court packing, and control of public media. The EU’s Article 7 sanction mechanism is limited by unanimity requirements and has proven ineffective.
Venezuela’s Chávez model was more radical (1999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Supreme Court packing, 2009 removal of term limits), but that occurred in a presidential system without external constraints. Portugal’s institutional setup differs, yet the path of gradual erosion is not impossible.
Based on current trajectories, depending on which candidate wins on 1/18, possible branches may emerge:
As the IL (Liberal Initiative) candidate, he is compatible with AD on economic policy while relatively liberal on social issues. As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party (founded 2019), he doesn’t carry old establishment baggage.
As president, he has convening power to facilitate an AD-PS grand coalition (totaling 149 seats). This would isolate Chega (60 seats) and break its “anti-establishment” narrative. European precedents exist: Germany’s CDU-SPD grand coalitions against AfD, Austria’s ÖVP-SPÖ against FPÖ.
A grand coalition could govern stably and push structural reforms (housing, labor market). If living conditions improve, Chega’s appeal may decline.
Traditional center-left approach, can consolidate the left and stabilize PS. However, as someone within the PS establishment, his promotion of a grand coalition would be viewed by AD as a partisan move. More likely outcome: AD minority government + PS case-by-case support, maintaining stability but not optimal.
This would produce a legitimacy effect. Chega could reach 75-85 seats in the next legislative election (2026/2027). Government formation would then have only three possibilities: AD-Chega coalition, Chega minority government, or AD held hostage by Chega through budget votes. Regardless, Chega enters the power core.
If AD+Chega reaches 2/3, the technical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 erosion exists: pack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modifying electoral law, influencing media ecology, gradu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his isn’t an overnight coup but a 5-8 year process.
If Ventura wins and Chega maintains current growth rate:
This election’s significance lies not 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s power itself, but in its potential to catalyze or halt a momentum. The data shows a clear trajector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trajectory will accelerate or be interrupted after 1/18.
As an observer, I lean toward Cotrim because he’s most likely to facilitate a structural counter-strategy. But the final choice belongs to the voters.
2026-01-04 02:27:00
2025 年，我的信息消费方式延续了多年的基础架构，以 RSS 订阅独立博客与 Telegram Channel，以 Newsletter 获取机构深度内容。
比较推荐的五个 RSS feeds：
而 Newsletter 的订阅中，大型机构订阅（如之前推荐过的 Semafor）构成宏观判断的底层，其余的一些个人创作者的内容则提供不同维度的认知补充。例如：
2025 年我最喜爱、获益最多的 newsletter 是 Cheng-Wei Hu 的 Weekly I/O。其价值在于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过去一年最显著的调整是每周投入大量时间深读四家媒体：The Economist、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er 以及葡萄牙本地的 Expresso。我希望在地缘政治、文化叙事、本地政策三个层面建立持续追踪能力，现在回过头看，确实做到了。不仅为我的思考提供了更多养料，也在工作中可以让我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对趋势也更有把握。
我现在采用两种阅读方式来平衡效率与深度。
方式一是「AI 筛选 + 结构化推送」。在 N8N 中部署自动化流程，让 AI 每日两次筛选上述四家媒体的内容，将高频信号按以下结构推送至邮箱。
以 2026 年 1 月 1 日的邮件为例：
1. Global Signals
俄罗斯军方内部虐待记录泄露
- 事件：数千份机密文件因操作失误泄露，揭示士兵投诉的体制性暴力
- 意义：打破克里姆林宫关于“社会包容战争成本”的叙事
- 轨迹：可能成为未来政治清算或军队士气崩溃的伏笔
乌克兰战场上的 AI 杀戮机器演进
- 事件：在俄罗斯电子战压力下，乌克兰开发半自主 AI 无人机
- 意义：战争催生真正的自动杀戮系统，AI 从辅助工具变为战场决策主体
- 轨迹：将加速全球 AI 军事伦理的讨论（或竞赛）
美欧关系转型与德国的“防御觉醒”
- 事件：德国总理 Merz 宣布欧洲必须在防御领域承担更多责任
- 意义：欧洲核心国家从战略依赖转向自主防务立场
- 轨迹：欧盟将面临防务开支压力与一体化博弈
2. Portugal Pulse
- 2026 总统大选候选人 Seguro 的基层竞选，挑战“国家缺位”叙事
- 2025 年通胀小幅回落，但企业界对 2026 年保持谨慎
- 里斯本机场执法力量强化 ，基建在移民潮压力下的脆弱性
- 暴风雨“Francis”袭击，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防御课题
3. Cultural & Ideas Radar
《Beatles 就是爱》：trauma 驱动的现代流行艺术
- Ian Leslie 探讨 Lennon 与 McCartney 如何将心理创伤转化为文化基石
New Year's Reading Recommendations
- 《纽约客》作家书单，深度写作者审美的阅读指南
4. For My Work / Writing
- 自动化冲突下的伦理哲学。当 AI 从“提高生产力”转变为“执行生杀权”时，人类代理权的退化趋势。
- 葡萄牙政治演变与投资风向。“国家缺位”叙事是否预示移民政策改革窗口？经济界谨慎态度对科技创业环境的影响。
- 跨境数据隐私风险。美国海关搜查电子设备的权力，揭示数字游民的知识资产在物理边界处的脆弱性。
- 宏观叙事与个体记录的冲突。俄罗斯文件泄露事件：Big Narrative 如何被碎片化的 Individual Data 所瓦解。
这种结构化摘要的核心价值在于，不是替代阅读，而是建立优先级队列。我会将邮件中的文章链接导入 Readwise Reader，根据「事件-意义-轨迹」的评估决定深度阅读顺序。
这是我的 CETDE 框架在信息消费中的实践。AI 帮我完成了 Capture（捕获数据）与初步的 Encode（将原始事件编码为结构化信息），而「事件-意义-轨迹」这个三层结构，本质上是在强迫我进行 Transfer（从感知转向认知）。当我看到一条新闻被拆解成这三个维度，我的注意力就不再停留在「发生了什么」，而是开始追问「这意味着什么」和「这会往哪里去」。
每天早晚两次推送最开始只是配合我的作息，但它也无意中形成节奏，让信息消费从「随机漫游」变成「有意识的观察」。它不是在喂养我的焦虑，而是在训练我在 TWIM 模型中的 Awareness 维度：看见信号，但不被信号裹挟；保持敏感，但不失去距离。
但 AI 筛选再精准，也只是在我预设的四家媒体范围内筛选。当我在阅读中遇到某个值得深挖的议题，记录在 Tana 后，就会直接在 Tana 中调用 Exa API 进行主动搜索。这是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追问的转换。AI 告诉我「世界发生了什么」，而 Exa 搜索帮我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和「还有谁在讨论这个」。
此时阅读的心态已经不同。推送来的内容，我是在观察；搜索来的内容，我是在验证。前者训练觉察，后者训练判断。这两种状态互为补充，也互为制衡。既不让自己困在算法框定的视野里，也不让自己迷失在无边界的信息海洋中。
而对于需要系统性理解的长文或专题，我采用「网站直接阅读 → 下载为 Markdown → 导入 NotebookLM → AI 辅助二次阅读」的流程。
这种方式的关键不在于 AI 总结，而在于通过对话式追问来拆解复杂论证。例如让 NotebookLM 帮我定位论证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识别隐含假设、提取可迁移的分析框架。
这是 Distill（提炼）阶段的深度工作。当我让 AI 指出一篇文章的论证弱点时，我其实是在用它作为镜子，映照出我自己思维中的盲区。当我要求它提取可迁移的框架时，我是在将具体的信息转化为抽象的知识，让它可以应用于其他情境。
这整个过程也是 TWIM 三个维度的交织：
这不是线性的步骤，而是同时发生的三重审视。我不是在「学习」一篇文章，也不是在让 AI 帮我处理一篇文章，而是在与文章和 AI 进行一场有意识的三方对话。
回顾全年的信息消费，我开始确信：阅读的终点不只是知识积累，而是决策能力的提升。
这句话说出来容易，但理解它花了我很多年。
就在 2023 年，我还把阅读当作收集。读过多少书，记住多少知识点，仿佛这些就是某种成就。后来意识到，记住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会用。真正重要的不是我脑子里装了什么，而是当我面对一个具体情境时，能否调动这些知识做出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追求「多读」，更追求「读对」。每天两次的结构化推送，不是在增加信息量，而是在训练我的判断力：什么值得关注，什么可以略过，什么需要深挖，什么只需存档。每隔一段时间，检视 AI 的工作是否到位，是否需要调整 prompt。而 NotebookLM 的对话式追问，并没有帮我记住更多，反而在帮我看得更深。
这种决策能力的提升，不是靠读得更多，而是靠读得更有意识。
在 CETDE 框架中，Express（表达）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它不是终点，而是验证。当我可以把提炼出的知识写成文章、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我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否理解了什么。阅读是输入，但输出才是检验。
而在 TWIM 的实践中，信息消费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观察自己如何观察世界的机会。我会注意到自己对某些议题的情绪反应，会看见自己的认知偏见，会发现自己的思维惯性。这种自我觉察，比任何知识点都更有价值。
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知道什么」，而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2026-01-01 06:43:00
小时候，我最盼过年。并不是农历新年，而是元旦。
总觉得跨过那个时刻，一切便能重头来过。仿佛只要日历翻开新的一页，旧日里的那些晦暗和停滞，就都能顺理成章地抹去。
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新年新气象，万象更新，正好开始新的计划、新的愿望。
祖父大为不解：「业精于勤荒于嬉。什么都留到新年再说，那现在怎么办，不过了？」
那时候的我，自是振振有词。他也只能无奈地叹气、摇头、沉默。
如今，再没有机会趴在他身旁，和他讲我的新年计划、新的愿望了。
龙应台在《目送》的结尾写道：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是啊，不必追。长辈追不上我，我也追不上长辈。他们看着我一天天长大，我看着他们一天天老去。终于，我们成了彼此的平行线，同向而行，却再无交集。
听李宗盛操着沙哑的嗓音唱起：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唤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如果有机会再去祭扫祖父，我会告诉他：老爷子，在山丘的那边继续等着我吧，我还有好多好多个新计划，好多好多个新愿望。
2025-12-22 00:41:00
2025 年，是泽泽和我完全生活在里斯本的第一年。从最开始来到这里时的懵懂，到现在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熟悉。谈不上有什么惊喜与意外，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以至于，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都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落笔。
思忖许久，就以几个篇章来告别 2025 吧。
多年来，我时常自嘲自己是一个「心有烟霞志，奈何水云身」的人，一直少有安稳的生活。在 2023 年的电子报中我便有过分享。
今年年初，我和泽泽在外闲逛时，我说：「或许我们是走到了。」只是走到之后，发现这里没有海市蜃楼般的光影，只有生活本身。
距离公寓几公里外，每周日有露天集市，非常像农村的赶大集。从刚来里斯本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几乎每个周日早上都会去那里买菜。新鲜蔬菜多是附近农家自种，比超市更丰富，也便宜很多。每月还会去 Rossio 的一家肉铺，买几公斤牛羊肉回家分装冷冻。
泽泽喜欢吃手擀面，我就跟着小高姐的视频学做。想吃馅饼时，我擀皮，他包馅儿。也尝试过几次做饺子，奈何实在力有不逮。泽泽四处踅摸，找到了一家做手工饺子的华人，还能送货上门。于是每隔几个月，我们会订几百个不同口味的饺子慢慢吃。
两人都有空时，会坐火车到里斯本周边的市镇闲逛。累了，就找一家咖啡馆，吃个蛋挞，喝杯咖啡。
这样的日子平淡，但真实。
结束第一期语言课程后，我们并没有继续下一个等级的学习，而是选择先找工作。泽泽原本比我更早找到工作，只是那个工作要求他去波尔图。当时我正在几个面试中，其中有两家公司已进入最后阶段，工作地点都在里斯本。于是，泽泽毫不犹豫地为了我放弃去波尔图，重新在里斯本找工作。我并不希望他做出如此大的牺牲，他却很认真地说服我尊重他的决定。在很多事情上，他还是想得比我更深、更远。最终他还是比我先在里斯本找到了工作。不得不说，优秀的人到哪里都闪闪发光。
3 月底，在与会计师商议并和公司达成一致后，我开始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提供服务。终于能在这里挣钱、纳税，不必再坐吃山空。泽泽和我每月的收入，足以让我们在里斯本体面生活。这样的开局，已算顺遂。
回顾这段经历，最深刻的体会是：初来乍到，务必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移居事宜需要当地合规律师，财税问题则需要当地专业会计师。律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很多人会低估与会计师合作的价值。起初我也以为报税很简单，无非是上网搜索攻略，再不济借助 AI 辅助也能搞定。然而真正面对葡萄牙税务体系时才发现，IRS、IRC、IVA 这些税种如何适用，季度预缴如何计算，哪些支出可以抵扣，Social Security 缴纳比例如何选择……每个决定都直接影响实际收入和未来规划，而这些情境判断，非当地专业人士难以给出。税务上的疏忽，有时比移居手续的失误更难补救，后果也更为严重。
因为不再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我得以更深入地观察脚下的土地。葡萄牙步入民主社会，也就短短半个世纪的光景。从政府部门到平民生活，多多少少都还带着一些萨拉查威权专政时期的阴影。虽然从今年的几次重要修法也能看出民主宪政的坚韧，但社会的长期撕裂往往孕育着巨大的危机。从 2024 年和 2025 年的各项经济与民生数据来看，葡萄牙正在改变颓势，走出泥沼。只是极右翼声浪的不断扩大，却也昭示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葡萄牙的内陆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医院和学校因为人手不足被迫关闭，年轻人大量外流。而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则又是一片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景象。这难免会让身处内陆的居民感到被抛弃。
再例如，里斯本传统市中心的几个街区，业已成为南亚劳工的聚居地。这些区域长期缺乏公共投入，治安和环境问题突出，与周边原住民社区之间也因文化差异产生各种摩擦。
当然，这些问题也不仅仅是葡萄牙面对的问题。许多国家，甚至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传统移民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困境。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移居海外的博主在分享体会时会流露出迷茫，理解为什么一些朋友专门来问我：移居是否值得。
我想说，对于正在考虑移居的人而言，排在第一位的不是资金够不够、环境能不能适应、语言是不是障碍，而是当你真的到了那个国家开始生活时，能不能接纳那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接纳那些原本在中国就想逃离、却发现新国家也一样存在的问题。
最容易「水土不服」的，恰恰不是那些客观条件最艰难的人，而是那些带着强烈「救赎叙事」移居的人，仿佛换个国家就能重启人生，就能治愈一切在中国的不如意。现在各国多多少少都在右转，民粹主义、血统论层出不穷。如果移居是为了逃离某种不确定性和压抑感，却发现新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向，那种失落会格外强烈。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外部环境有多完美，而是能否在理想破灭后，依然保持内在的稳定，找到安顿自己的方式。人可以换国家，但换不掉自己。
居住在里斯本，我常会告诉自己：「我现在是边缘国家的边缘人，要享受这份边缘的感受。」
这份边缘是具体的。走在街上，葡语的招牌、对话、笑话，我大多只能捕捉到只言片语。社交媒体里的中文热点，与这里的新闻版面毫无交集。我既不在中国的语境里，也不完全在葡萄牙的语境里，悬浮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带。
但边缘也意味着距离。距离带来观察的余地，也带来某种自由。不必追逐中心的认可，不必焦虑于主流的标准，甚至不必时刻证明自己的存在。
2022 年我写到「时常远离流行和主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而今，在里斯本，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2025 年，我在博客上写了 19 篇文章（其中一篇后来被我隐藏）。电子报经过十月份的合并与删节，现在共有 56 篇。
对于一个以写作为日常实践的人来说，这个产量不算高。但我对这个节奏感到满意，因为今年我很少有「为了写而写」的感觉，绝大多数内容来自日常笔记的自然生长。
今年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有读者推荐我研究明末清初的文人笔记，帮助我琢磨文白夹杂的风格。也有读者质疑我在文字感情方面的写作方式。比较典型的是一位读者说：
你的文章我读了也有段时间了。其实你的观点我不是看不懂，但是我不知道你本人到底在意什么。写出来的东西总觉得像个旁观者，可你明明是这世界故事里的人。是不是没人让你安全到不用这么分析了？你主观了，世界也能接纳你。大概是你的客观让我读出了一种凄凉的底色吧。
这位读者说得对，尤其是最后那句。
我的写作确实常被读出「客观」、「冷静」、「旁观者」的特质。这不是无意识的风格，而是刻意的选择。就像我在生活中选择了边缘位置，在写作中我也选择了观察者的距离。这种选择确实意味着某种孤独，甚至自傲。站在人群之外，力图清醒地看着一切，包括自己，不可能是温暖的。
但这是我选择的凄凉，不是被迫的凄凉。正因为我太在意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才需要保持这个距离。如果我冲进去，用情感语言、用确定性、用归属感来写作，我会失去我能看到的东西。边缘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观察的余地。
至于「主观」和「客观」，在禅修传统里，这两者本就不是对立的。最彻底的客观，反而需要最诚实的主观承认：我知道我在看，我知道我有立场，我知道我的分析永远不是「上帝视角」。或许，有些自夸地说，正是这种清醒的自觉，让我可以既保持距离，又承认在意；既呈现思考，又不强加结论。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说服读者，而是邀请读者参与一个思考的过程。我相信读者能从自己分析中读出我没有明说的东西，也相信读者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并不认为这是冷漠，反而认为这是对读者的尊重。
世界当然能接纳我更主观、更温暖的样子。但我选择这样写，是因为我选择了一种激进的主观立场：承认不确定、保持距离、拒绝煽动。这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写作方式，如果读者期待的是更多情感共鸣、更多确定的答案，我的文字可能会让人失望。
但这是我能诚实地、有尊严地写作的方式。
在生活中，我是边缘国家的边缘人。在写作中，我也站在主流叙事的边缘。这两种边缘，都是我主动选择的位置。
I am who I am, I am what I am, I am where I am, I am when I am, I am how I am.
观念如其所是，写作如其所是，我如其所是。自然也包括那份凄凉。
去年是我的数字工具箱「回归原生」的一年，今年则是「精心甄别」的一年。
笔记软件方面，我没有续订 Heptabase，而是全面转向 Tana。Heptabase 的白板思维很适合梳理复杂概念，但对于我日常的知识管理流程来说，Tana 的大纲结构和 supertags 系统更契合。虽然学习曲线陡峭，但掌握了其内在逻辑后会变得十分顺畅。通过 N8N 部署的几个自动化，也间接拓展了 Tana 的能力。
书签工具从 Pinboard 转向 Mymind，存档则由 DEVONthink 转向 Google Drive。这两个转换背后有共同的考量：减少需要主动维护的工具。Mymind 的自动标签和视觉化呈现，让书签管理从「整理」变成「存放」。Google Drive 的优势则在于无需担心同步和备份，它会静悄悄地工作。
我依然不喜欢 Google 对数据的掌控，但不得不承认在 AI 的争夺赛中，它是最稳健和最有后劲的。Google One 订阅可以家庭共享 Gemini 的高级模型，这在几大 AI 服务中是唯一无需额外支出的。作为一个需要频繁使用 AI 的家庭，这个因素也成为选择 Google 生态的理由之一。
不过，并非所有切换都出于理性考量。我使用 Spotify 已有十多年，它本是最懂我的流媒体。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今年的歌单推荐屡次让我哭笑不得。于是索性最大化 Apple One 的价值，切换到 Apple Music。原以为会难受一段时间，没想到过程十分平滑。Apple Music 的音质更好，也让我可以更专心致志地享受古典乐之美。
今年我也尝试了一些新的软件，其中折腾最多的是浏览器。尝试过近十种后，最终还是保持 Safari 为主，搭配 Helium。
试用了几款 AI 浏览器——Dia、Comet 和 ChatGPT Atlas——后，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更倾向于 Claude for Chrome 这样的浏览器扩展。原因不只是出于隐私考虑，还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诠释我的行为。
浏览器是我与世界交互的窗口，不仅仅是网络世界。浏览历史中既有规律，也有随机性。但 AI 浏览器会把所有行为都视作有意义的信号。当我发现 Dia 将我随意浏览的内容记录为「我的兴趣」，并基于此回答问题时，我意识到：它不只是记录数据，还在对我的行为赋予意义。
更可怕的是 Comet 和 ChatGPT Atlas 这样的浏览器。它们不仅记住用户的浏览历史，还会将其完全应用于模型的回答中。也就是说，哪怕我已经不再使用它们，在 Perplexity 和 ChatGPT 中的回答也依然会根据曾经的浏览历史来「优化」，甚至越来越「讨好」。
由此形成一个闭环：用户的浏览行为 → AI 建立画像 → 基于画像回答 → 基于回答继续浏览 → 画像被强化。
这和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的本质相同，只是更加隐蔽。我们以为在正常浏览和提问，但实际上，每一次交互都在训练 AI 如何把我们留在自己的认知边界内。慢慢地，我们将无法分辨哪些是客观的回答，哪些是根据我们的画像被「优化」过的回答。
还有一点更微妙。当我们意识到 AI 在观察我们时，可能会在使用过程中不自觉地自我审查。而这实质上是 AI 在控制人类的表现。
Claude for Chrome、Gemini in Chrome 这样的浏览器扩展就很好。用户有完全的自主权，不会陷入「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境地。它们是工具，而非监视者。
我们需要维持的，哪怕仅是勉力维持的，是那些不应被意义化、系统化，不应被「优化」的时刻。随机性是美丽的，千变万化才更符合这世间的规律。那些随意浏览、无目的漫游，可能恰恰是我们还没有被自己的认知模式完全捕获的证据。
尝试新软件的过程也让我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中文圈常常会出现对某些软件的集体推崇，但往往与实际使用体验存在巨大落差。例如某个被反复称赞的 AI 视频学习与字幕生成软件，bug 频出，功能也难称好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并非不舍得为软件付费，实际上有些软件我并不使用，却也订阅或购买了，单纯是为了支持开发者。但当一个产品把心思更多放在营销和社群运营上，而非产品本身时，这种支持就失去了意义。
工具的价值，最终要回到工具本身。
甄别软件的这一年里，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使用的工具已经没有什么好替换时，内心会有一种极强烈的失落感。例如 Fastmail，它常因总部和服务器位于澳洲和美国，在隐私上不如 Tuta 和 Protonmail 而受到批评。但实际使用那些「隐私至上」的邮件服务后会发现，它们的易用性差得多。而且，当我给使用 Gmail 的人发邮件时，端到端加密有什么意义？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意识到 Fastmail 已经是综合最优解，市面上没有更好的选择时，那种失落感很微妙：一方面是「终于可以不用再折腾」的释然，另一方面是「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追求」的空虚。这种失落，本质上是对「工具焦虑」的一种戒断反应。
工具焦虑的本质，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什么」而非「做什么」上。当折腾的欲望平息，工具退回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真正开始使用它们。
这和生活、写作是同一个道理。选择边缘，选择距离，选择不被系统化，最终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腾出空间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事：观察、思考、创造，以及偶尔的无目的漫游。
这一年，有三个想法反复出现在我的笔记里，慢慢沉淀成某种可以说出口的东西。
第一个，是关于自责。
我见过太多人，包括曾经的自己，把结构性的困境内化成道德上的自我否定。找不到工作，是我不够努力；融入不了环境，是我有问题；达不到预期，是我无能。这种自我苛责看似是负责任，实则是一种偷懒。因为责怪自己最容易，不需要去分析真正的原因。对自己温柔，不是宽纵，而是拒绝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扛在肩上。先分清：这里到底是我做得不好，还是制度、情境、运气本身有问题？分清了，再决定怎么行动。
第二个，是关于真实。
我常说要「做自己」，但真实不是某种藏在内心深处等待被发现的「真我」。真实是在关系中显形的，通过讲述、倾听、互相回应，一点点被验证出来。离开具体的连接谈「做自己」，很容易滑向自恋，甚至自我幻觉。无论创作还是开发，都需要这种在关系中被验证的真实，而不是闭门造车的自我想象。
第三个，是关于政治。
在中文世界里很难不被各种政治议题裹挟。我的态度是：看见并记得权力如何运作、如何伤人，但不把全部注意力和情绪都交给它。这不是轻视，而是一种保护。刻意为自己保留一些只为体验本身而活的空间：一首诗、一杯咖啡、一次无目的的步行、一段安静的坐禅。在权力结构中保持清醒，但把生命投注在可以亲近的纯粹上。
这三点，说到底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面向：不被外部定义吞噬，也不被内部幻觉困住，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以呼吸的位置。
今年二月，晗昕走了。
我们相识于网络，往来于文字，说天下兴衰，谈人生真谛，聊那些只有在深夜才会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曾约好，等我回国，一定要见一面，把盞言欢。
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了。
他走之前的几个月，讲了很多面对的压力和困苦，问我能否通过佛法来化解。再后来，他去西北旅行，发来照片，看着确实像是翻过了那一页。
只是，我没有想到。
得知消息的那天，里斯本春寒料峭。我坐在窗前，很久说不出话。
这一年我选择了「边缘」。但晗昕让我意识到，边缘不总是选择，有时候是被拒之门外。我选择了站在人群之外，而他是想进入，却没能进入。同样是距离，一个带来自由，一个带来伤害。
我们的友谊本身就是边缘状态下的相遇：不在同一座城市，不在同一个圈子，甚至不在同一片大陆，却能在文字里建立真实的联结。透纸传神，两心相契。但边缘也意味着，当他真正坠落的时候，我隔着屏幕，隔着时差，隔着他说「放下了」这句话，什么都没能做。
他生前说：「在我离开的时候，文字会代替我的心脏继续跳动。」
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他父亲的同意下，建了一个网站，收集他留下的文章。那些文字确实还在跳动。只是写下它们的人，已经不在了。
晗昕，我们没能见上那一面。但你的文字我都留着，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
愿安息。
2025 年终究还是要过去了，完成这篇文章的日子，刚好是冬至日。它不仅意味着「一阳生」，也标志着新秩序的开启。
只是面对这新，我的心情……借用苏辙的这首诗吧：
阴阳升降自相催，齿发谁教老不回。
犹有髻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即将到来的 2026 年安好。
南无观世音菩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