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08 19:27:46
我因为缺少一种系统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和世界观，并且在看待事物时总体上缺少一种周全而得法的视角，所以打算采取一种无政府主义透视的方式来阐明我的论点。我想要说明的是，你如果透过无政府主义的镜片看待民众运动、革命、寻常政治和国家的历史，就能获取一些从其他视角得不到的洞见。有件事会变得昭然可见：即使民众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闻所未闻，他们的意图和政治行为中也会有无政府主义原则在积极发挥作用。我想，在无政府主义的视野下有一点尤其突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①首次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一术语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就是互助关系（mutuality），或者说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另一个凸显的观念是无政府主义对混乱、对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以及无政府主义对自发合作、自发互惠的信心。在罗莎·卢森堡①的观念中，相较于先进政党中的小部分精英分子在治理上的精明选择，她更倾向于劳动阶层诚实的试错。这正印证了上述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我的主张也并不激进，我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透镜比其他途径能更好地挖掘这一领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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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能限制自由的制度只有国家，我也不认同。该观点忽略了前国家时代就有的一些源远根深的事物，比如奴隶制、战争、人身依附，以及把女性当作财产的制度。反对霍布斯所描绘的前国家社会的特征（险恶、野蛮、短命）是一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得认定“自然状态”是一片未经打扰的共产、合作、祥和的大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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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已经很清楚了。财富、财产和地位的巨大差异让自由成了笑话。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国内财富和权力的联合，加上近年来走新自由主义政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仿效，促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已预见的世界。纯粹通过经济实力获取政治影响力的做法，造成了政治机会的累积性不平等。这类不平等、巨大（规模堪比国家）的经济寡头垄断、媒体控制、竞选献金、操纵立法（可以细致到留下哪些特定的法律漏洞）、更改选区、垄断法律知识——种种做法使得选举和立法总能被用来放大现存的不平等。我们很难从现行的制度中找到可行的方式，来消减这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即使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也没能催生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举措，从现存制度内部解决问题的希望因此变得尤其渺茫。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体制中的各个机构自身已经成了商品，可以为出价最高的买主所掌控。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
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治、自理和合作的可能性。在他们的各种主张中，他们尤其认识到农夫、工匠和工人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家。这类人有自己的目的、价值和实践，但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危险地忽视了这些。这种基础性层面，这种非精英的能动性，不仅遭到国家忽视，也被社会科学的研究背弃。哪怕是最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常常诉诸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品位。而针对非精英的政治分析，则是在非精英的背后进行的。他们的“政治”只能在他们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收入、职业、教育年限、财产、住所、种族、民族和宗教——之外读到。
“碎片”还有第二层意义。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它代表一种写作风格和呈现形式的实验。我之前的两本书（《国家的视角》和《逃避统治的艺术》）构思得总体更像巨蟒剧团（Monty Python）仿讽中世纪战争的电影里刻意而笨重的攻城武器。我在画提纲和图表时用掉了很多卷16英尺长的卷纸，写了数千条注释。我偶然与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谈道，我因自己笨拙的写作习惯而烦恼，于是他向我介绍了散文家小泉八云的技巧，以及一种更自发、更自由的写作形式——使用对话式的开篇，先放出最能激发兴趣或者思考的论证要点，然后从那个要点有机地铺开。我尽力遵照麦克法兰的建议，对社会科学程式的仪式性遵从远少于一般情形，也远少于我个人习惯的写作风格。通过这种做法，我希望本书对于读者能够更友好，这当然是值得任何一本有无政府主义旨趣的书追求的目标。
从新勃兰登堡回到普列茨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在普列茨停站的时间是夜里10点左右。为了避免因错过火车而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像流浪汉一样过夜，我总是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火车站。在连续六七周的时间里，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每周都会在火车站前上演。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并且参与它。我在进行了一番人类学家所说的“参与式观察”之后，萌生了“无政府主义操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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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我开始在脑中排练一段用完美的德语表达的演讲。“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尤其还有你们的祖辈，可以再多一些违抗法律的精神。有一天，你们会接受正义和理性的号召，去违抗更大的法律。那一刻将决定一切。你们要有所准备。你们要如何为那事关重大的一天绸缪呢？你们得保持‘良好状态’，这样一来，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了。你们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操演’。每隔一段时间，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法律，即使只是闯次红灯。用你们自己的脑子去判断一条法律是否公正合理。如此，你们就能状态良好；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有所准备。”
类似的大规模抗命也让拿破仑的征服战争陷入困境。虽然有说法称，拿破仑的士兵把法国大革命装进行囊里，带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应肩负这些行囊的士兵做出的不服从行为，严重侵蚀了征服战争的影响范围。在共和国时期的1794年至1796年，以及从1812年到拿破仑帝国的终结，从乡间招募兵员的巨大困难严重损害了国家力量。家庭、村庄、地方官员乃至各县镇都合谋着收留从军队逃回来的士兵，同时也都帮助人们逃避征兵。有的人甚至为此剁掉了自己右手的一根甚至几根手指。脱队和逃避征兵的人员比例可以视为一个反映政权人心向背的指标，而鉴于这些“用脚投票的选民”在战略上对拿破仑的军需官的重要性，这一指标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第一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公民也许热情地接受了普遍公民权的许诺，但并不热衷于它的逻辑对应物——普遍的兵役义务。
让我们停一下，把注意力转向这些行为的一个特别之处：行为者都是无名的，他们不会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实际上，这些行为的匿名性恰恰促成了它们的有效性。偷偷脱队不同于直接挑战军队指挥官的公开兵变，因为前者不公开表达诉求，不发表宣言，要悄声而非发声。不过，一旦逃跑的规模足够大，让指挥官得知了，就会限制指挥官的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士兵已经靠不住了。在美国发动的声名狼藉的越南战争中，存在“友军自袭”的案例，也就是士兵故意用破片手雷炸死长官的事。越是经常让部下执行危险巡逻任务的军官，其遭部下用手雷刺杀的可能性就越高，针对他的刺杀方式也越凶残。该行为依然不会暴露行为者的姓名，其目的是减小军人在战争中的死亡风险。可以想象，军官在接受置自己与部下于险境的任务时，友军自袭的报告（不论情况是否属实）会使他们陷入何等的犹豫。据我所知，尚未有人研究过友军自袭的具体案例，更没有人关注它们在战争的发展和结束中起到的作用。这又一次表明，此种沉默以隐匿于历史的方式改变着历史。
沉默、匿名，以及常常存在的共谋关系——这些条件下的违法和不服从也许是农民和下层阶级在人类历史中偏好的政治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公开的反抗太危险了。在约从1650年到1850年的这两个世纪间，闯入王室或私人领地偷伐和偷猎（包括砍树、砍柴、收草料、打猎、捕鱼）是英格兰最普遍的不法行为。我说“普遍”，便是说它在平民中既普遍存在，又获得了普遍认可。因为农民从来不认可国王或者贵族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声明，而是认为森林里的、溪流中的和开阔地（荒野、沼泽、开阔草地）上的都是“自然的免费馈赠”，所以他们群起侵犯贵族的财产权。凡此往复，足以让精英阶层严加规定各地区的财产权。然而，这种对财产权利的广泛侵犯是下层阶级偷偷进行的，没有人公开地宣战。这相当于村民大胆行使了他们自行主张而又不曾正式声明的土地权利。在偷猎案件方面，地方上的串通共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猎场看守很少能找到愿意去法庭做证的村民。
在产权的历史性冲突中，对垒的双方都拿起了最适合他们的武器。精英阶层控制着国家的立法机器，拿出了圈地法案、所有权证书、不动产自由保有权，以及警察、猎场看守人、森林看守人、法庭和绞刑架，他们不过是想确立并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罢了。农民和下层群体没有这些重型武器，转而依靠盗猎、偷窃和私自占用等手段，来对抗精英阶层的产权声明并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弱者的武器”同从军队擅自脱伍一样，都是隐蔽而匿名的。它们与公开反抗截然不同，但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做逃兵是兵变的低风险替代选项，私自占用土地是公开抢占的低风险替代选项，偷猎和偷伐是公开声索木材、猎物、鱼类所有权的低风险替代选项。这些手段对于当今世界的多数人口，当然还有各历史阶段的下层阶级来说，是唯一可实践的日常形式的政治。此举要是再失败，他们就只能诉诸更绝望、更公开的冲突方式，比如说骚乱、叛乱和起义。后面这些征求权利的努力会猛然间出现在官方历史记载中，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钟爱的档案中留下痕迹。档案是他们的为学之本，所以他们将公开的阶级冲突置于过度崇高的地位上，远远超出了在呈现得更全面的阶级斗争中，公开冲突应占据的位置。至于沉默、低调、寻常的不服从行为，则以档案的雷达监测不到的低姿态从历史中走过；它们不挥舞旗帜，不书写宣言，无官方参与，无稳定组织，于是便不为人所注意。不为人知正是底层政治形式的实践者之打算。可以这么说，历史上农民和底层阶级的目的就是待在档案之外。而当他们现身于历史档案时，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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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的同谋并不需要人们真正聚起来密谋。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可代表大萧条时期的重大政策转变的，有失业补偿、大型公共工程、社会救济和《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无可否认，它们受到了世界性的经济 衰退的推动。但是，经济危机并不是通过收入数据和失业数据向人传达它的政治分量的；给人直观感受的其实是越发猖獗的罢工、偷盗、抵制租税、对物资部门的准暴力围攻、叛乱——用我老母亲的话说，是那些教商业和政治精英懂得“敬畏上帝”的事。这类骚动在当时看来有演化为革命的潜能，足以为精英阶层敲响警钟。这里的骚乱最初是未经制度化的。也就是说，它最初并不由政党、工会或可辨的社会运动引发。它不体现任何成体系的政策议程，从根本上看是无结构、无秩序的，全然是对既有秩序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保证政策变化后秩序就能恢复。骚乱的威胁程度与其组织性的缺乏程度直接相关。官方可以和工会或者发动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团体谈判，它们都是和机构体系相啮合的机构。工会罢工和自发罢工是两回事，即便是工会会长也叫不停一场自发的罢工。一场有领导者的示威，即使是一场大规模示威，也与民众蜂拥而上的骚乱不同。后者没有统一的诉求，也没有可谈判的对象。
威胁公共秩序的大规模自发敌对和混乱状态的最终源头，是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那些有幸保有工作之人工资的减少。支持日常政治的一般条件突然消失了。常规的治理与制度化的常规反对及代表途径都不再奏效。在个人层面，这种反常表现为流浪、犯罪、故意破坏。在集体层面，自发反抗以叛乱、占领工厂、暴力罢工、无序示威的形式发生。改革浪潮的发生得益于大萧条释放的社会力量，控制这种社会力量不仅是政治精英和财产所有者力所不逮的，对工会和左翼政党来说也是如此。精英的改革是在压力之下实现的。
我的一位机敏的同事曾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大体上为社会顶层，也就是在财富和收入分布中属于约前20%的那类人服务。他进而认为，顺利实行这一宗旨的一个诀窍（尤其）在于，让收入分布再往下的30%19到35%的人害怕剩下的那一半穷人，而不是嫉妒最顶的20%。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持续性以及近来这种不平等的强化来看，这套做法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该规程万一发生崩解，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无外乎民众的愤怒溢出了正常的渠道，从构架上威胁了常规政治的运行。存在于常规的、制度化的自由民主政治中的残酷事实是：穷人的利益大体上被忽视了，除非有哪次突然而猛烈的危机把他们抛到大街上。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暴动就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大规模的混乱、暴动和自发反抗始终是穷人最强力的政治底牌。这种行为并非没有结构，它们由邻里、工作或家庭网络构成；但这些结构是非正式、自发组织、转瞬即逝的，并且存在于正式的政治机构之外。结构性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它不是那种顺从于制度化政治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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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会、政党乃至激进的社会运动而言，它们的任务正是将难以控制的抗议和愤怒纳入制度的轨道。可以说，它们的功能就是把愤怒、失望和痛苦转译成统一、连贯的政治计划，以作为政策制定和立法的基础。它们在难以管束的大众和厘定规则的精英之间发挥了缓冲带的作用。这也就默认了它们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职责，就得有能力打造（原则上）可被立法机构直接受理的政治诉求，且应在此过程中约束、控制骚动的民众，保证自己能合格地在政策制定者跟前代表民众（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政策制定者与这种“转译机构”进行协商的意愿建立在如下前提上：“转译机构”享有选民的信任，从而可以控制它们声称代表的选民。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寄生于它们声称代表的自发反抗者的利益。当统治精英努力控制骚乱的民众，疏导他们回到正常的政治轨道时，那些代表性机构的影响力之源正是民众的反抗。
若想考察这种反常识的“讲稿写作”如何发生在其他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中世纪游吟诗人，他在市场里以唱歌奏乐为生。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得假设这位游吟诗人是一个“低端市场”的演奏者——他在城镇的贫民区表演，全靠听众丢给他的一两个铜板买每天的面包。最后，我们还要想象这位诗人的曲目中有一千首歌，并且他是镇里的新来者。
我猜想，他最开始会随意选一首歌，或者唱一首在之前拜访的镇子中大受欢迎的歌。他日复一日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并且评估自己在一天结束时收获的铜板。也许听众还会点歌。一段时间之后，他如果是一个自利的个体，就一定会把演唱的范围收窄到听众喜爱的曲调和主题上——一些歌会被剔除出曲目，另一些则会被重复演唱。假以时日，听众会用自己的品位和欲望重塑游吟诗人的曲库，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听众慢慢塑造了他的众多演讲。这个干瘪的故事没能把演唱者或者演讲者的创造性考虑进去，他们其实可以不断尝试新的主题，自行发展它们，或者回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不过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号召力本质上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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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他的演讲撰稿人疯狂地工作，每到一个新村镇就尝试新话题、新措辞和新主张；依据观众的特殊性和回应，他们会一点一点地调整演讲内容。在这个贫困和失业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的时代，罗斯福面对的是一群想从他身上寻找希望及救助保证的观众。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他的演讲“台风”比刚开始时要激进很多。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铁道边小镇的听众们循序渐进地为罗斯福写了（或者说是“选择了”）他的演讲稿。被改变的不仅是罗斯福的演讲，还有罗斯福本人：此时，他认为自己成了那些几乎完全绝望的同胞的希望的化身。
这种特殊形式的、从下到上的影响只在特定的条件下起作用。如果当地领主雇走了游吟诗人，让他在内室或者客厅里面唱赞歌，其演唱曲目就会非常不同。如果一位政客从政依靠的是巨额政治献金，且献金的目的是管制而非迁就公众意见，该政客就不会那么在乎平民支持者的声音了。一个未得势的社会运动或革命运动团体会比其得势后更善于倾听。权力滔天的人不必学习如何与他人“合奏”。或者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ethBoulding）所说，“一个组织(或国家)越大、过集权， 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
我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达勒姆（Durham）的内陆小镇，它的名字沿袭了英国那个更大、更有名的城市。康涅狄格州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不照搬英国地名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最初的移民眷恋被自己抛下的家乡风景，还是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美洲原住民对景观的称呼似乎只残留在湖和河的名字或是州本身的名字中。重新命名一个地方既是强调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也可给殖民者一个好读且熟悉的地名，因此很少有殖民地不这么做。在爱尔兰、澳大利亚、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等相距万里的地方，风景都被重新冠以新居民懂得的名字，以洗去之前住民语言中的名称。
我想用民间和官方对道路的命名说明一个问题。有一条道路从我居住的达勒姆通往16英里外的海滨城镇吉尔福德（Guilford）。我们达勒姆居民（在和自己人交流时）把这条路称为“吉尔福德路”，毕竟它是通往吉尔福德的。吉尔福德那一边自然把同一条路叫作“达勒姆路”，这么叫也是告诉吉尔福德的居民这条路的去向。不难想象，住在半路上的那些人两个名字都可能说，具体用哪个完全取决于他们要去路的哪一头。同一条路依不同的目的地有两个名字，这体现了民间命名的情境性和灵活性；每个名称都蕴含着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关于一条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它通向何方。这种民间实践不仅给了一条路两个名字，也给了很多道路同一个名字。所以说，在基林沃斯、哈达姆、麦迪逊、梅里登等邻近城镇，通往达勒姆的路都被地方上的人称为“达勒姆路”。
现在，想象一下这个在地方上有效的民间称呼会怎样给外来者带来不可逾越的阻碍，因为他们要求每条路都有一个独特的、确定的名称。一个来“达勒姆路”填陷坑的国家修路队会问：“哪个达勒姆路？”于是，达勒姆和吉尔福德之间的这条路毫无悬念地被重新命了名，在所有的官方地图上被标成了“77号公路”。国家的命名行为需要一个概要式视角，一个标准规划的识别方式，以产生由互斥名称构成的详尽系统。成了“77号公路”之后，这条路就不能在名字上直观表明它的目的地了；只有摊开一张所有道路都得到标记的地图，你才能看到“77号公路”这个名字的意义。不过官方的名字也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如果你在达勒姆与吉2尔福德间的路上遭遇车祸，受了重伤，想要准确地告诉国营救护车这条洒着你的热血的路叫什么名字，它就得是“77号公路”。
民间和官方的命名体系在很多语境中互相竞争。街道的民间名称中包含着地方性知识。举几个例子：处女巷（五个未婚老姐妹曾经居住的街巷，她们每周日会排成一队去教堂）、苹果山道（去往曾经建有果园和苹果汁磨坊的山丘的路）、奶油罐路（曾经是一家乳品厂，四邻都从这里购买牛奶、奶油和黄油）。在定名的时候，这些被选取的名字对当地居民来说是最熟悉、最有用的，不过可能会让外乡人和新来者摸不着头脑。另一些路名指称地理特征：米加山路、裸岩路、博尔溪路。地名中暗含着当地的故事、景观、风貌和各个家庭的行当，对熟悉它们的人来说，小地方的道路、地名加起来就是当地的地理学和历史学。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名字富有内涵；而在外人看来，它们常常不知所云。非本地的规划人员、收税官、物流管理者、救护车团队、警察和消防队则会认为，一个规划层级更高、更易理解的名称系统将更有效。按照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更喜欢横平竖直的街道网络，喜欢道路依次编号（第一街、第二街···），再冠以东南西北（如西北一街、东南二大道）。华盛顿特区就是这种理性规划的一个尤其耀眼的例子。纽约的街道命名则是混合的。从华尔街（也就是“墙街”，最早是荷兰殖民地的北部外墙）往南，街道的规划和命名是“民间”性质的，这些街道很多是早期移民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华尔街以北则是如同直角坐标系般简洁的网格城市，具有统一规划、易于识别的特征，“街”和“道”垂直相交，依次编号（偶有例外）。美国的一些中西部城市为了缓解序号式街名的单调性，给街道依次取了每任总统的名字。论可理解性，这种街名只适合答题类节目的热心观众，只有他们知道“波尔克街”“范布伦街”“泰勒街”“克利夫兰街”该怎么找；在教育小朋友方面，这种名字的作用也是可圈可点的。
民间命名的准确性不会超出时下必要的限度。这样的限度体现在“一撮盐”“扔一颗石子的距离”“喊话的距离”这类表达中。在很多用途上，民间法则的准确性可能胜过表面上更严谨的官方系统。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史广多①给新英格兰的白人定居者的忠告。欧洲殖民者要种的是一种他们不了解的作物——玉米。据说史广多告诉他们，“要在橡树的叶子长到松鼠耳朵那么大的时候播种玉米”。而一本18世纪的农书给出的肯定是“在5月后的第一次满月时分播种”这种标准化的意见，或者会指明具体的日期。可以想象，农书的发行者可能最担心霜冻灾害，总是谨慎再谨慎。不过，农书的建议在很多时候仍然缺少变通：如果不是内陆的农场，而是海边的，又会怎样？如果农田在山的阴面，每天的光照少一些，或者海拔高一些，又该如何安排农时？农书提供的一刀切的解决方式在地理上走不远。相比之下，史广多的公式适用范围更广。在有松鼠和橡树的地方，人们只用观察他们各自的松鼠和橡树，就能适时地种下玉米。地方上的人观察到的现象与地表温度密切相关，这也是橡树发芽的决定性因素。对地方春季事件发生顺序的细致观察，是这一经验的基础；春季事件的发生可能提前或滞后，也可能放慢或加快，但先后顺序总是固定的。农书依靠的却是普适的历法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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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可被视为官方控制与占用的状态对民间秩序的胜利。伴随着官方秩序的胜利，大规模的等级制组织也蓬勃兴起（国家本身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两者的联系完全是必然的。失落的民间秩序汇总起来将会令人震惊。这里我只尝试着为这样的汇总起个头，如果读者们有兴趣，请继续补充，我将乐见其成。国家标准发音取代了地方口音。商品化的永久性私有土地取代了多样的地方土地使用实践。经过规划的社区和街区取代了古老、不统一的社区和街区。大工厂、大农场取代了工匠作坊和小农生产。国家法律取代了地方传统和习惯法。全面规划的灌溉和供电系统取代了因地制宜的地方灌溉系统和砍柴活动。对控制和占用拥有抵抗力的秩序让位于能够促进等级制度协调运作的秩序。
很明显，以强制性协调为追求的大规模现代主义规划，是达成某些目标最为有效、合理、令人满意的办法。空间探索、大范围的交通网络规划、飞机制造和其他大规模工程十分需要由少量专业人士指挥的巨型组织。瘟疫和污染的控制少不了一个有专家任职的核心机构，以便接收、处理数百个监控单元报告的标准化信息。
这类规程在遭遇无法简化的自然时就会陷入麻烦，有时是灾难性的麻烦，自然的复杂性令它们束手无策；或者当遭遇桀骜不驯的人性时，它们也会觉得它过于复杂、难以捉摸。
劳动者能够看出解释事物运行方式的规则中存在哪些缺陷，并会将这些缺陷化为己用。巴黎的出租车司机曾经不满于市政当局在车费和新规定上的举措，转而诉诸一种特别的抗议方式——“grève du zèle”。也许是统一行动，也许是不约而同，他们突然开始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果然，巴黎的交通陷入了瘫痪。出租车司机们知道，巴黎的交通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是因为人们基于实践明智地无视了部分交通规则，于是他们可以通过事无巨细地遵守全部规则来使交通陷入停顿。这种做法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照章办事"罢工("work-to-rule"strike)。在一次抗议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Corporation)的大范围“照章办事”罢工中，工人们放弃了自己多年以来在工作岗位上总结的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转而开始遵守由工程师详细规定的低效规程。他们深知这么做会让公司在宝贵的时间与质量上蒙受损失。任何办公室、工地和车间的具体工作程序，都不可能用规章来给定，无论它有多么详尽；工作的完成，少不了工人们在规章之外实践有效的非正式理解和即兴措施。
城市官员喜欢将自己描绘为俯瞰新开发区规划模型的巨人，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容易犯类似的错误，把外观上的有序等同于实践上的有序，同时把外观上的杂乱等同于无序。这是一种自然的、在我看来也是严重的错误。它同现代主义密切相关。无论这层联系显得多么令人怀疑，我们只消稍加反思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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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安德森(Edgar Anderson)是一位植物学家，研究中美洲玉米种植史。他在危地马拉偶遇了一座小农庄，它展示了表面上的视觉无序性其实可能是良好工作秩序的关键所在。在每日例行的玉米田之行中，他路过了这座小农庄。起初他以为这是一片植物生长过盛的园子；直到看见有人在园中劳作，他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果园，而是一个规划得巧夺天工的果园，即便在一位西方农学家看来它是那么的杂乱（或许它正是因此才称得上巧夺天工）。除了直接引述他所讲解的果园背后的逻辑，复制他画的果园布局图（图2）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说明方法了。
虽然初看上去该果园中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但一旦我们开始画它的平面图，就会意识到植物是严谨地成排交叉排布的。园中果树种类繁多，既有本土的，也有从欧洲引进的。有番荔枝树、牛油果树、桃树、榅桲、李树、一棵无花果树、几株咖啡树，以及一大株仙人掌（果实可食用）。有一丛迷迭香、一株大丽花、一些一品红和一株半攀爬的茶玫瑰。有一整排的经驯化的山楂树丛，能结出微型苹果般的黄色山楂，用它们可以做出很好的手工果酱。园中栽的玉米有两种。其中一种早就不抽穗了，被用作正走向成熟的四季豆的攀爬架。另一种玉米生得更高，正值抽穗的时候。一种小尺寸香蕉的植株可以长出宽大而光滑的叶子，在当地它被用作包装纸，还可以代替苞米叶被用来包富有当地特色的墨西哥“粽子”。各种各样的南瓜攀在香蕉树上，枝繁叶茂。佛手瓜成熟后，它的根也可以挖出来食用，有好几磅重且营养丰富。有时候挖出一块佛手瓜根会留下一个小浴盆大小的土坑，它可以充当垃圾坑，或者把生活垃圾沤成肥料。园子的一角放着一个用纸箱和铁皮罐做成的蜂房。以欧洲或者美国的标准看，这个园子既是一个果园，也是一个菜园、一个草药园、一个垃圾箱、一个堆肥场、一个养蜂场。果园虽然地处一个陡坡的最高处，却没有土壤流失之虞，因为它的地表完全被植物覆盖，而且在一年的多数时节郁郁葱葱，即使在旱季也有不错的湿度。另外，同种作物之间有重重其他植物作为间隔，使得病虫害不易在作物间传播。土壤能够维持肥力；除了埋在园中的生活垃圾，熟透的、失去使用价值的植物也被埋在一排排植物之间。
欧洲人和移民美洲的欧洲人经常讲，印第安人一点也不珍惜时间。我觉得，这个果园可以很好地证明印第安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懂得如何高效地安排时间，但我们需要超越表象去理解他们的活动。这个园子有持续的作物产出，但每次打理只需要花很少的精力：来摘南瓜的时候顺手拔几根杂草，在摘光成熟的四季豆之后挖走玉米秆和豆藤，过几周再在腾出的空间里种点别的作物。
现在再回到埃姆德鲁普的游乐场地，我们或许就能轻松找到其吸引力的逻辑所在：它的开放性成就了在此玩耍的孩子的目的性、创造力和热情。它刻意保持了开放、未完成的状态。完成它的是使用者们不可预测、变动不居的想法。可以说，游乐场的设计者面对孩子时保持了彻底的谦逊——孩子们在想些什么，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会如何发展，都是大人无法预知的。设计的前提是孩子们愿意创造。设计者通过观察了解孩子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以及满足他们的兴趣需要用到的原材料。除此以外，游乐场的其他内容都是开放、自治的。成年人的监管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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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把大量时间花在看似无目的的玩耍上，智人尤甚。别的不论，哺乳动物正是通过表面无序的游戏行为，哪怕是杂乱无章的吵吵闹闹，来开发它们的身体协调性和机能，它们的情感规则，它们的社交能力、适应性，它们的归属感，以及它们的沟通、信赖和探索能力的。从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生活中剥离游戏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最能体现游戏的重要性。如果不能玩耍，没有哪种哺乳动物可以成功进入成年。在人类中，没有游戏的人远比他人更容易表现出抑郁、普遍不信任以及暴力反社会的倾向。美国国家游戏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Play)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Brown）首先意识到了玩耍的重要性：拥有很强的反社会人格的人大多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玩耍在其个人早期经历中的缺失。除了睡眠和做梦之外，游戏作为人类的第三大无目的行为，其实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对个人身心和社会来说都不可或缺。
从表面上看，效率的观念与游戏的开放性特征背道而驰。一旦行为的目的被精确确定，如制造汽车、纸杯、胶合板或者电灯泡，似乎达成目标的有效途径便只有一个，至少在给定条件下只有一个。如果在一套制度或者一座工厂中，完成任务的条件保持重复、稳定、可预测，那么一套固定的程式确实会尤其高效，而且它毋庸置疑将是封闭的。
这种“效率”观念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缺陷。
这一观念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不足在于，在多数经济体和人类事务中，稳定的环境是一种特例而非常态，一旦状况发生可观的改变，既定程式可能就无法适应了。一个工人掌握的技能总量越多，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越强，就越容易适应不可预测的任务条件；推而广之，由这种适应性强的个体组成的机构的整体适应性也更强。不论对个人还是机构来说，较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技能都可以成为一份对抗不确定环境的保险。在更大的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直立人相较于其他灵长类竞争者的最大优势：适应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高超技艺，以及最终改变环境的能力。
我的大学邮箱曾收到一封健康信息公报，里面有一篇关于营养的简短文章用十分实用的方式揭示了灵活性和广泛性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文章说，过去十五年的科学研究发现了大量人类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这很在理。然后文章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颇有创见的判断。“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人们还会发现很多眼下大家一无所知的重要新营养物质。”（我记得它大致是这个意思。）文章接着说：“故而，我们现在能给大家的最好建议，就是请尽自己所能保证饮食的多样化，从而把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营养物质纳入我们的菜单。”这一建议正是建立在未来不可测的前提上的。
效率的静态概念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任何流程的效率，只要涉及人工劳动，就会依赖于劳动者的耐性。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洛兹敦（Lordstown）刚刚建成组装厂的时候，该工厂的结构本身堪称艺术品。（该工厂建成于1966年）流水线上的各种工序和操作被分成了数千个独立的步骤，这是福特主义式效率的一个典范。厂房的照明和通风经过了精心设计；地板总是打扫得一尘不染；为了削弱机器噪声，室内不断播放着轻音乐；工作时间表里还有固定的茶歇。该组装厂追求的正是效率。它有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装配流水线，要求的工作节奏之快也史无前例。工人在流水线上发起了抵抗，他们找到了一些不引人耳目的破坏方式，可以让生产暂停。出于失落和愤怒，他们破坏了一些零件，使得有缺陷、需要替换的工件的出现概率大大提高。后来，流水线被重新设计，放慢到了一种更人性化的速度。对于我们的讨论，这一案例的要点在于劳动者对不人道的速率的抵抗，实际上降低了装置的效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脱离了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接受和忍耐这一前提，便无从提起劳动效率。工人如果拒绝遵守工作计划，就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给计划的效率拖后腿。
如果我们把衡量人类能力与技能的标准用于评估工业流水线，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如果一个工人在洛兹敦或者胭脂河的工厂待了五年或者十年，其能力或者技能得到显著提升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怀疑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的背后逻辑是时间和动作的细分，其全部意义就在于把工作流程拆分为上千个微小的、可以轻易学会的工序。流水线的设计意图恰恰就是消解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让它们统统去为那个逝去的手工打造四轮马车的时代殉葬。无技能的、标准化的劳动力是流水线运转的前提，流水线上的一个“人手”可以轻易被另一个“人手”取代。换句话说，流水线的建立以劳动力的“愚蠢化”为基，此言不虚。如果一个工人有幸增进了自己的能力和技能，他若不是在业余时间做到的，便是想出了某些机智的策略，挫败了流水线的管理意图。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评估装配流水线，给它对人类能力、技能的增进打分，那么结果肯定是不及格，不管它在制造汽车方面有多高效。逾一个半世纪之前，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评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经典例子时，问了一个中肯的问题：“对一个做了半辈子别针头的人，我们还能奢望什么？”
……
放着上述负面效应不论，全民公共教育的最大不幸在于它大体上是一条产品单一的生产线。在最近数十年推进教学规范、学生评价、应试和责任制的进程中，这一趋势反而愈发严重了。结果，学生、老师、校长乃至整体的学区汲汲营营，争相让所有的努力都为教育产出的标准化服务，奋力迎合官方设立的标准。
这种教育的产出是什么？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狭义的)分析型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按照规划，它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众所周知，在一个成功的社会中，有价值的重要技能有很多很多，而分析型才能与成功社会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有价值的才能包括艺术天赋、想象力智能、手工智能（也就是早期工人从田间带到福特工厂的才能）、音乐舞蹈技能、创造力智能、情感智能、社交技能和伦理智能。这些才能中有的可以在学校的课外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里找到一席之地，但终究无法进入那些被检测、被打分的学校活动，计分项才是学生、老师、学校全力关注的对象。72这种单调扁平的教育在法国、日本、中国、韩国等国的教育系统中被奉为圭臬。在这些国家，基础教育实践最终汇为一场决定学生未来社会地位和终身命运的大型考试。于是，在进入名校、报名课外辅导班、参加死记硬背的专门备考课程这些方面，争夺达到了疯狂的水平。
我，本书的作者，可能还有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是这你死我活的拼抢中的胜出者和受益者。这是何等的讽刺啊！我不禁想起我在耶鲁大学的厕所隔间里面看到的涂鸦。有人写道：“记住，即便你赢了这场耗子赛跑，你依然是耗子！”下面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机智地回应说：“是啊，可赢家就是不一样。”
2003年率先提议移除德拉赫滕一处红绿灯的反直觉交通规划师名叫汉斯·莫德尔曼（Hans Moderman）。此后他转而提倡“共有空间”（shared space）的概念，它很快在欧洲各地获得接受。起初他发现，当城市停电造成交通灯失灵时，交通非但没有拥堵，反而更通畅了。他做了一个实验，改造了德拉赫滕的一个每日通行22000车次的路口——去掉红绿灯，把十字路口改建为转盘，并且拓宽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这里只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而在之前四年此处共发生事故36起。当所有的司机知道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小心驾驶时，车流变得更快速而顺畅，拥堵和路怒基本消失。莫德尔曼把这种情况类比为一片拥挤而有序的溜冰场，每一个溜冰者都能够根据其他溜冰者的移动调整自己的步伐。他还认为，过多的交通引导装置会导致司机无心看路，实际上降低了路口的安全性。
用一句话讲一段漫长的历史：智人的存在距今已经有大概二十万年，国家只是人类五千年之前的“发明”，而且在一千年之前，任何可以称为“国家”的东西都只统治了一小部分人类。那些确实生活在国家中的人也多为小资产所有者（农民、工匠、店主、商人）。接着，随着某些形式的代表权开始从17世纪发展起来，人们从地位和财产的层面认识了这个群体。可以代表现代政治的大型官僚体制机构或许最早是仿照修道院或者军营来组织的，不过它们本质上是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产物。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人类生存于国家之外的悠久历史，以及18世纪之前的国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其一是形式上的非自由人（奴隶、农奴和仆从），其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小财产所有者。后者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有某些形式的成家立业的权利，可以拥有和继承土地、建立贸易关系、选举自己村庄的首领以及向统治者请愿。所以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相对的独立自主有两种形式：生活在国家触之不及的边缘地带，或者生活在国家之中，同时拥有少量财产以及相关的基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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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很多次标准民意调查一直在问工业工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在工厂，你会选择哪种工作？”想经营小店、饭馆或者农场的人的占比高得出奇。这些梦想的一个统一主题是上班不受监控、时间自主支配的自由，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自由完全可以补偿小生意必须应付的超长工作时间和经营风险。当然，多数人没有去实现这些梦想，但它们作为幻想的持久性已经可以证明它们的吸引力。
真正的奴役不同于“工资奴隶”，亲身体会过前者的人得到哪怕一丁点物质独立的可能性，都有如梦想成真一般。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一旦获得解放，便会立马溜之大吉，逃出种植园农业区，在边缘地带的无主公地上勉强独立维持生计。一杆猎枪、一头骡子、一头奶牛、一套渔具、几只鸡和鹅、一张犁，如此便终于可以独立地生活了。除非临时需要用钱，他们才会去给“那个人”打打短工。贫困的白人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公地上谋生，尽力避免自降身价去依附于富有的邻居。这造成了种植园经济的终结。19世纪80年代之后，南方州颁布了一些“篱笆法案”，恢复了形式上经过大幅改造的种植园经济。这些法案明明白白地意图向独立黑人和白人关闭公地，把他们赶回劳动力市场。变革的结果就是佃农经济——美国历史上最接近农奴制的一套农业制度。
人有如此强烈的自主欲望，有时甚至会因此做出相当倔强的举动。在工厂，流水线就是专门设计来把人的自主性降到几乎为零的，但工人还是能偷回一些自主的时间“溜号”，以此声张他们的独立性。”胭脂河组装厂的汽车工人有时通过赶工给自己争取一些闲暇时间，以便找个角落打个盹、读书或者玩一种危险的曲棍球游戏。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工人会偷时间做“信鸽”——一种做出来私用的小工件，哪怕这些东西没什么实际用途。在以消灭“游戏”为目的的工作体系中，工人抗拒这样的物化和无趣，用创造性的方式张扬他们的自主性。
现代农业企业为保障自己的利益剥夺了人们对小财产和自主性的欲求，其方式近乎残酷。禽类养殖业中的订单养殖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剖析的例子。大农业公司知道大规模的封闭养殖有很大的瘟疫风险，所以它们将养鸡的任务承包给“独立的”养殖户。养殖承包人对养殖场的建设和获得信贷所需的抵押负全责。养殖场必须按照泰森食品（Tyson）或者其他农业集团给出的具体说明搭建。这些企业会提供雏鸡，并且在承包合同中事无巨细地规定喂食、喂水、药剂、卫生方面的饲养规则，还会相应地销售设备和物资。每个养殖户的每日工作可以被密切监控，集团根据家禽在合同期结束时的体重增量和存活率来付给他们报酬，同时报酬的数额也随市场情况浮动。通常承包合同是重复续约的，不过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这一体系的不合常理之处在于，它保留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幻象，同时掏空了其全部的实质内容。承包人是独立的土地所有者（也是抵押物的所有者），但是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活动几乎和流水线工人一样是安排好的。他并不能直接从脑后就感觉到监工的鼻息，但是如果合同不能续约，他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有一个养鸡棚需要他偿还贷款。大农业企业实际上转嫁了土地产权、借贷来的资本和大量用工（只要有工人就会有利益上的诉求）方面的风险，同时收割了严密监控、标准化和质量管控的大部分好处，现代工厂原本就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诞生的。这种农业模式十分奏效！抓住作为独立财产所有者的最后一点尊严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农场主”们愿意献出这尊严背后的所有实质性意义。
不管无政府主义在人类状况上有何疏漏之处，它都从人们的小资欲望中看到了对尊严和自主的追求，着实是对这一大众想象的敏锐洞悉。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梦想在实践中愈发难以实现，但它没有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消亡，反而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寄托。”
当2001年颁布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关于教学和测试的要求最终被落实到教室时，遭到了学生们的奋起抵制，姜米亚的勇敢举动只是其中一个小小例子。马萨诸塞州丹弗斯高中的58名学生为了反抗必须参加的“马萨诸塞综合测试”联名请愿，那些最后拒绝参加考试的学生被停课。他们得到了州内其他高中学生和家长的声援。这些可以称为“个例的拒绝”的事件在美国各地出现：密歇根州的大量学生选择不参加“密歇根教育评估测试”，威斯康星的高中“结业考试”（通过该考试是毕业的必要条件）因大量学生和家长的反对而取消。在一个案例中，被要求组织模拟考试的老师因为反对这一安排而拒绝领取教学业绩奖金。对低年级小学生考试的抗议由家长代表学生组织。家长虽然理解对孩子的早期学校教育要确保他们学会识字和算数，但是反对教室中“训练并扼杀”（drill and kill）的氛围，孩子们也不喜欢。
很大一部分抗议是由学生们反对“应试教学”引发的，这种训练把教室中本来就不容忽视的日常无聊提到了新的高度。准备考试的工作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讲都极具异化性，它占用的大量时间本可以被用来学别的事——艺术、戏剧、历史、运动、外国语言、创意写作、陶艺、田野调查。赋予教育以活力的其他目标，包括合作学习、跨文化课程、多元智能开发、科学探索和问题导向的学习，都会因此丧失。
量化数字被广泛使用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些国家、某些门类的公共政策，亦不局限于当代社会。当下以“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的形式盛行起来的趋势，显然要归因于大型企业的兴起，因为股东们希望把握生力和生产成果；同时也要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崛起。他们注重在公共行政管理上“精打细算”，从私人机构的管理学中借来了技术手段，想为学校、医院、警局、消防队等机构建立评分表和“排行榜”。这些举措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去民主化以及在公共管理决策方面拓展政治控制力的需要。在拥抱审计和量化方面，美国的表现在国际上可谓一骑绝尘。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像近几十年来的美国那样，主动依靠量化和审计来落实教育政策、战争决策、公共工程，以及商业高管会的报酬分配。美利坚努力为自己塑造一种具有丰富个体多样性的国家形象，但它其实是世界上最标准化、受到最严密监控的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行政管理技术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以平等和民主之名，行“反政治机器”之实，将广泛存在的合理公共讨论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把管理权交到掌握技术的管理机构手中。它们压制了可能会兼容并包、卓有成效的争论，社会政策、技术智能的意义、精英的选拔、平等和多样性的价值、经济增长和发展之目的等议题原本都可以付诸这样的争论。要而言之，这些技术是掌握技术的管理精英用以说服挑剔的大众——并且把他们从决策中排除——的手段，为的是告诉大众他们没有徇私，没有暗箱操作，也没有偏见，只是在执行透明的技术计算。这些计算如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标志，在这种秩序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手段以科学计算和客观性的名义取代了其他种类的理性思考。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在他/她身上下了重本”，那么不论他指的是社会或人力“资本”，还是人际关系的“机会成本”，你都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个体的村民做出了伸出援手的决定，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就会全心帮助逃亡者。换言之，他们从各自不约而同的举动（也是他们实际的行为准则）中得出结论，认定了提供帮助是应做之事。他们并不是先宣示一条原则再照着做。他们的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抽象的原则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弗朗索瓦·罗沙(Francois Rochat)对应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概念，把上述行为称为“平庸之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用同样准确的方式称之为"具体之善"(the particularity of goodness)，或者借用《摩西五经》里的说法，称之为心跟随手的一个例子。
多数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是总结、汇集，或者说“打包”重大社会动向和主要历史事件，使它们容易辨识、可被理解。基于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典型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希望解读的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往往只是简短地对过去盖棺定论；而在历史的亲历者（还有普通的旁观者）看来，过去却是混乱、流变、纷繁的偶然事件（理解它们正是学者的目标）。
学者之所以给出这种整洁得具有欺骗性的秩序，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原因是，它正是所谓的“历史”。被关注的事件以某种形式发生，而非另一种，这常常让我们忽略一些事实：事件的参与者其实并不知道它们将如何发生，而条件的轻微变化就可能导致事件结果的巨大不同。正所谓：“少了一颗钉子，丢了一个马掌；丢了一个马掌，折了一位骑手；折了一位骑手，丢了一份情报；丢了一份情报，亡了一个国。”
一旦摆脱了亲历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事件走向影响，从而漠视事件的偶发性。想象一下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自杀者的朋友或者亲属在叙述死者的生平时，会不可避免地讲那些预示或者导致了自杀的事情。当然，自杀行为完全可能是突然的内分泌失衡、短暂的慌乱或者一瞬间的悲观领悟导致的。因此，把自杀者的一生描述成一个走向自杀的故事就是一种误读。
我们有种自然的冲动，往往把自己的行为或者人生讲述得连贯且能够自圆其说（即使是那些完全没有条理的行为或者人生），在回溯之际给一些或许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应如此的色彩。让-保罗·萨特曾假想一个例子：一个男人不知道是应该留在家里照看自己生病的母亲，还是应该走上前线保卫国家。（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两难之境替换为该去罢工还是该待在工厂，或者是否该参加一场示威，等等。）他拿不定主意，但是必须抉择的日子倏忽而至，犹如一辆无法阻挡的列车。让我们假设他留了下来，和生病的母亲待在一起。萨特写道，第二天，那个人就有了能说服自己和其他人他该留下的理由——他是那种更在乎卧病在床的亲人的男人。他已经做出了行为，必须找一种说法来解释它。但是，该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他为什么那样做了；它不过是回顾性地为那一行为赋予合适的意义，并且为之创造一套合适的叙述方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塑造了历史的临时而偶然的事件。很多历史以及大众想象不仅抹去了事件的偶然性，而且不言自明地赋予了历史行动者某些他们原本没有的意图和意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使几乎整个18世纪的法国历史被追认为1789年的前奏。大革命不是单一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它与偶然的灾害性天气、粮食歉收以及巴黎的地理和人口情况的关联性，要远远超过与“启蒙哲学”理念的相关性。那些攻占巴士底狱、释放囚犯并且夺取武器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们会推翻王权和贵族制度（更不可能做了如此计划），更不用指望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参加了后来人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在传播之中成为一个精简的符号、一种虚假的逻辑和秩序（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开），那么它在第一时间被经历的方式就会被极度歪曲。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全体居民如今被奉为道德典范，他们看上去似乎不谋而合地遵从了胡格诺派的宗教信条，帮助了受迫害的人；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实际的情况——他们的勇敢举动之下有着更复杂、更意味深长的原因。俄国革命、美国革命、三十年战争（仗打到第五年时谁会知道后面还有二十五年？）、1871年巴黎公社、美国民权运动、1968年的巴黎、波兰团结工会，还有其他所有复杂事件都符合上述情况。历史常常抹去了这些事件的极度偶然性，压平亲历者原本的复杂意识，并且常常给他们注入了某种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认识，同时还平息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和动机的喧哗之声。
“历史”塑造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方式，这可以类比于电视转播塑造了我们对一场篮球赛的理解方式。……
历史的凝练，人们对于清晰叙事的欲望，精英与机构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这些力量合谋起来，传递了一种历史因果律的虚假画面。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CHANGELOG
2026-11-08 19:07:46
由江湖人之“春点”作为首谈。什么叫作“春点”呢？读书人离不开字典、字汇、《辞源》等等书籍。江湖之人不论是哪行儿，先得学会了春点，然后才能够吃生意饭儿。普通名称是“生意人”，又叫吃“张口饭”的。江湖艺人对于江湖艺人称为“老合”。敝人曾听艺人老前辈说过：“能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由这两句话来做证，江湖的老合们把他们各行生意的艺术看得有泰山之重。
江湖人常说，艺业不可轻传，教给人学得容易，那会不值一文半文，丢得更易。江湖艺术是不能轻传于人的，更不能滥授给他人。不惜一锭金，都舍不得一句春。据他们江湖人说，这春点只许江湖人知道，若叫外行人知道了，能把他们各行买卖毁喽，治不了“杵儿”（江湖艺人管挣不了钱，调侃儿说，治不了杵儿啦）。
……
长春会的事务分为对内对外两种事儿。对内的事儿是每逢有会的地方，到了会期的时候得给各处来的江湖人安排住处。那住处的名词很是各别，叫作“生意下处”。那里边住的人和住店一样，不过不准住外人就是了。内里的东西大家使用，不准毁坏。下处的规矩很大，凡是住在那里的人谁也得遵守。譬如有个变戏法的，他们没出去时候，或是开了圆笼（装道具的笼箱），或是打开包儿收拾他们的家伙，正然“挂托”（江湖人管他们变戏法往家具上弄鬼儿调侃儿叫挂托）哪，不论是谁也不准瞧看。还不准偷瞧，尤其是甲变戏法的挂托，乙变戏法的更不准瞧看。如若瞧，是不准；倘若偷瞧，那便是要“荣人家的门子”（江湖人管偷人的方法调侃儿叫荣人家的门子）。那是犯行规了，一定得受大家公平制裁。如若哪个江湖人在屋中“夹磨（jiámo）”（江湖人管教徒弟本领调侃儿叫夹磨）徒弟，外人也得躲开。如若鞭（打）徒弟的时候，外人不准多言，更不准。如若人家教徒弟听着不开，那便是要荣人家的门子，也受大家制裁。
……
长春会的主要人对外的事很多。譬如某处要开个庙会，本地的绅士们也立×××会，由大家推举出来几位素有声望的当会长，主持庙会的事务。这种人要想借庙会之力，兴隆本地，首先得请江湖最有名望的人在他们那个地方成立长春会。给他们按着会期给邀各样的生意。不论是什么地方创办庙会，没有江湖中的各样玩艺儿绝不能成的。可是在各种生意没到之先，长春会的主要人得和当地的绅士商议好喽，可着他们那个地方由江湖人先挑，把好地方选择好啦，指定了是江湖人使用。别的行当给多少钱也不给使用。各样生意来全了，得由长春会的主要人指定某处是搁文生意的地方，某处是搁武生意的地方。什么叫文生意呢？算卦的、相面的、摆小摊子卖药的、点痣的···凡是不带锣鼓，“圆小粘子”（场子围不了多少人，调侃儿叫小粘子）都是文生意；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的、拉洋片的，都是武生意。可是武生意不准挨着文生意。那相面的全凭唇齿之能，向围着的人说话，叫人听着人味才能挣钱。如若挨着个变戏法的，锣鼓乱响，震得人们耳音乱了，那相面的就不用挣钱了。长春会规定了哪里是武生意的地方，那变戏法、拉洋片、打把式卖艺的，就往那里搁生意，绝不会乱搁场子。至于什么生意与什么生意之间，摊子应该离多远、场子应该离多远，也有一定的尺寸，谁也不能碍谁的事。至于各种江湖玩艺儿所占的地势给本地×××会应拿多少钱的花销，也由长春会的主要人与本地官商绅士事先商议妥当，到了收这笔钱的时候，也得有长春会的人，会同本地绅士挨着摊子、场子临时去收。总而言之，长春会的人如若与本地绅士商议各种事务，以不叫江湖人受损失，不受本地人欺压为最要紧的职责。现如今各省的乡镇所立的庙会，都是江湖人给他们兴旺起来的，哪处也是，年年如是，没有不发达的。
这种江湖人组织的长春会，各县的乡镇全都存在的。这种江湖团体是流动的性质，随时的集合，也无人管辖，也无人指导，官府并不立案。他们对内就为调剂江湖人做生意的地方、纠正江湖的规矩，对外就是与各地××会联合，解决一切的地皮临时租价与江湖人适用的地势而已。就以北平东边说吧，那里有个最大的庙会是丫髻山。那京东的各县乡民，届时都往那里进香。江湖的人们，各行生意也都“顶那个神凑子”（江湖人管庙会香会调侃儿叫神凑子），那里的长春会首领是难当的。当初有个“迫（pǎi）金扶柳儿，挑招汉儿的”（江湖人管骑驴调侃儿叫迫金扶柳儿，管卖眼药的调侃儿叫挑招汉儿的）高景全，他老闯江湖有年，眼皮也宽，是江湖人都和他们有来往。他到了丫髻山，大家推举他为那里的长春会的会长，这样职任是没有期限的。要不是有了最大的过处，犯了众怒，或是自己不愿干了，才能算完。那高景全当了多年会长，也没从中取利，直到他干腻了，在天津三条石普乐园前边“安了招汉座子”（江湖人管开铺子卖眼药调侃儿叫招汉座子），才与丫髻山的长春会脱离关系。
我老云这些年往各处云游，只是济南城有个长春会，内中的会员全都是江湖人，那会长××贵也是江湖中的名人，我调查了几天，他们的内容很是不错，凡是外省的江湖人，到了那里都得临时请求入会，经会中审查合格，发给会员证，才能在那里做生意。久在那里的江湖人，还得受该会的训练，然后才能在该地献艺。那里的各市场，文武生意立的场子，也适合江湖的纪律化，那里的江湖人，只要有真正本领就能得意。济南的江湖人总算是受了该会的首处了。其他各地无有长春会组织，就是有真本事的江湖人也得不着好地势，也挣不了钱，可就应了江湖人的话了：“生意人不得地，当时就受气。”若是本领不好的，占着好地方，他也难挣大钱，江湖人常说：“能为不济，占了好地，也是白欢喜。”现在北平这个地方很有些阔人，投资数万或数十万，买地皮，建房屋，创办市场，用的管理人员不懂得江湖事，没有适合江湖艺人、杂技场地的布置，不是创办不起来，就是弄得失败了，把若干万的财产变成了废物，当了摆设，还不知道是何缘故。阅者如不相信，往各处兜个圈子，就可看见那冤孽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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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江湖艺人的规矩，非我笔下所能尽述，也是很多的。他们守其规矩，较比其他守规矩都好，也值得人钦佩的。第一是生意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拘在什么地方见着，一见面就得道“辛苦”！如若烟台的老合离开了烟台，要往青岛去做生意，搭轮前往，到了青岛不能立刻做买卖，得先到各处拜会。其实在青岛的老合也不是青岛的人，也都是别处的人，他们不过早去些日子。先到青岛的为主，后到青岛的为宾，行客拜坐客，宾拜主，是江湖人最重要的规矩，名曰“拜相”。拜会同道的人也有许多的好处，譬如变戏法的人由别处到了青岛，要做生意，赶巧了各杂技场儿没有闲地，要做买卖没有地，焉能挣钱？如若按着江湖的规矩，不做买卖，先拜会同道，与同道取了合啦能够有人让给他块地，让给他个场儿，叫他们挣钱吃饭，还能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一一详告，到了挣钱的时候，能够又容易，又多挣。譬如，要是到了青岛，他自尊自贵不按着江湖的规矩拜会同道，若赶上杂技场儿没有空闲的场儿，不唯没有人让给他场儿做买卖，要和谁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休想有人能告诉他。
江湖艺人是最有义气的，拜会同道还有一种大好处，如若不愿意在青岛做买卖，当地老合们能够给他凑盘费，叫他另往别处去做生意。大家凑路费的事儿是司空见惯，并不出奇。江湖人做生意，在各省市的杂技场撂地儿，也有一定的规矩。譬如一个市场之内有两档变戏法儿的，若是拉场子做生意，必须两档子戏法隔开了，离着三两个场子才行，绝不能挨着上地。市场的地方很宽大，能容得开多少档子玩艺儿是那样的；如若市场地方狭窄，容纳不了两档子玩艺儿，没法子办了，也许打把式卖艺的挨着打把式卖艺的，说书挨着说书的，卖药挨着卖药的，可是挨着做买卖，也最少要相隔一丈地才成。江湖人管江湖人尊敬的称呼都称“××相法”，挨着做生意，也得“相挨相，隔一丈”。
……
会说话、捧得人，八方通吃的“老合”是江湖人的生存智慧。
社会里的人士管蒙骗人的方法叫生意，又叫卖当（dàng）的。凡是生意人都是老合。有些半开眼的人对于坤书馆、杂耍馆子男女艺人叫作老合。其实，老合不止他们。说老合的范围是极其广大，其系统派别最为复杂。在我老云所说的金、皮、彩、挂等门，与风、马、雁、雀四门，穷家门，骗术门等等的门户中的人都算老合。
老合们是跑腿的，天下各国、我国各省都能去到。越去的地方多，阅历越深，知识越大，到处受人欢迎。像已故的幻术大王韩秉谦，他到过外洋各国。中国各省市、各商埠码头走闯江湖的朋友聊大天谈起他时，都称韩秉谦才是个“腿”哪！这样的称呼在江湖中为至尊至荣。故此，江湖人自称“我们是跑腿的”。
他说，有个茶馆买卖不好，无人照顾，雇了个懂得江湖事的伙计。这个伙计姓王，他自称傻王，可他不傻，也不装傻，他就在茶馆里运用老合的方法。譬如有个茶座由外边走进茶馆来，手里拿着个鼻烟壶。伙计给他沏壶茶，瞧见他将鼻烟壶放在了桌上。傻王一看这烟壶的成色，也就值个几毛钱，他张嘴就问：“您这烟壶几块大洋买的？”这人说：“才六毛钱买的。”傻王就能失声说：“真便宜，您真会买东西。李四爷前天花两块钱买了个烟壶还不如您这个哪！”这个茶座听伙计这样恭维他，心里觉着痛快，也很喜爱傻王。天天不往别的茶馆去了，就专在傻王这里喝茶。其实，他喝茶给水钱，擦脸给毛巾钱，这里并不便宜，只因傻王会使老合方法，见物增价捧人家，捧对了，将主顾拉住了，买卖就能日日见好。“死店活人开”（江湖格言，意指人情世故好，生意自然来），这句话诚然不假。我听他说傻王能够见物增价，感觉着心地豁朗。他会使老合的手段，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迎合他人的心理，说话行事，碰着人的心眼，样样事办出来叫人喜欢，句句话说出来叫人可心。可心与马屁的意思不同，千人所喜，准保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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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十年前后，我老云逛起三不管来，能够天天去，逛个一个多月也不腻。各种杂技，各样生意，各大戏棚，应有尽有，无一不全。那坑可垫得都没了，完全是平川地，翠柏村，德美后，土娼乐户无不利市十倍。由南马路往南，有地皮就盖房，直盖出好几里去，成了好几道繁华热闹的街道，由南门往东，第一是荣业大街，第二是东兴大街，第三是广兴大街，电影院、戏园子、医院、澡堂子、照相馆、落（lào）子馆（坤书馆、唱曲艺的地方），是一家挨着一家。北平的天桥是白天热闹，夜内没有人；天津的三不管是昼如夜，夜如昼，各有不同的热闹。在那个时候，江湖艺人不论是做什么生意的，也都发达，个个得意扬扬。金、皮、彩、挂、平、团、调、柳，跑马戏的、玩腥棚的（江湖人管弄那三条腿的大狼、六条腿的牛，调侃儿叫腥棚）、弄戏头棚的（江湖人管玩猴、大蟒、大象的走兽棚，调侃儿叫戏头棚）、挑拱页子的（当街卖典当票的）、挑转枝子的（挑担卖旧表的）、卖大堆的（摆摊卖劣质皮袄、毯子的）、挑里腥嘴子的（街头拉客的野妓）、晃条儿的（蹲地设签赌局骗钱的）、摇会的（以“入会”名义筹钱的）、挑里腥衫的（卖劣质衣物的）、挑水滚子的（沿街叫卖肥皂的）、挑里腥光子的（拉人看假洋片的）、做四平粘子的（卖不明成分丸散膏丹的）、做骑磨的、撒小帖子的（撒传单诱骗就医的）、做大票的（装神弄鬼施药讹钱的）、搬柴的（拔牙的）、镶柴的（镶牙的）···真是一支秃笔写之不尽，说之不完。这样说阅者可有不能了解的，请诸君别忙，容我把这些江湖事，一样样、一桩桩地都说出来，管保诸君瞧着有茶余饭后谈天的话料。
据我老云在咱们中国云游了这些年，拉洋片的见多了，从来没有发达过人。像大金牙这人可谓空前绝后了。他的洋片家具与众不同，别人的箱子是四个镜头，让座的时候只能坐四个人；他的箱子是八个镜头，能坐八个人，挣钱能比别人多加一倍。要是收拾回去，一个人弄不动，也得两个人抬着，使这家伙非两个人照顾不了，他那份家具非用八九十元做不出来。每天的挣项，由早到晚才能挣一元多钱至两元钱。
大金牙生有二女一子。大姑娘叫焦秀兰，二姑娘叫焦秀云，三的小子乳名叫小丑儿。他的月丁码姜斗，真是撮啃（江湖人管两个大姑娘调侃儿叫月丁码姜斗，管长得美貌调侃儿叫真是撮啃），焦家姐妹受他们戗的戗儿夹磨了，能柳海轰儿，在平津两地火穴大转（焦家姐妹的祖父调侃儿叫戗的戗儿；传授他们会唱大鼓，调侃儿叫夹磨了能柳海轰儿；他们挣了大钱，都叫座儿，调侃儿叫火穴大转）了。在前年他们全家班每日在天桥献艺，高朋满座，始终不掉座儿。那小丑七八岁就能上场，打个鼓套，抓个碎包袱（逗笑的小玩艺儿调侃儿叫碎包袱），垫一场活，也能挣一两元钱。他的发托卖像，颇有乃父之风，叫他小金牙，是名副其实了。大金牙的收入丰富，便染了不良嗜好，北平这个地方实行戒毒的时候，因为大金牙顶了瓜（即害了怕），全家赴津，杯弓蛇影，以讹传讹，都轰动了，要喷（江湖人管洋枪调侃儿叫喷子，要枪毙了调侃儿叫要喷了）大金牙。人人传说不一，闹得满城风雨，结果算是没有那回事。直到焦秀兰喜期之前，大金牙全家归平，谣言始息。
老金牙焦永顺是个旧礼教的人。焦秀兰嫁的丈夫并非艺人，且系发妻，服的。焦秀兰出嫁后仍在焦家做艺，所挣的金钱也按股均分。他小夫妻生活是他极力主持的，绝不使其孙女生财，为人作妾。他的主张是值得我老云佩起居也颇安逸，快乐无忧。现今大金牙全家因受津埠人士欢迎，在那里献艺久去回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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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室时代北平没有评书茶馆，说评书的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西单牌楼、东单牌楼、东四、西四、后门外、交道口，都是评书场子。自从庚子年后禁烟，北平的评书馆子才渐渐兴旺，到民国二十年，说评书的艺人都上馆子了，露天场儿是见不着的。到如今，评书艺人在露天场儿说书真有不会说的了，天桥的评书，始终也没兴旺起来。
在早年，天桥说评书的有个尚××，只说《黄杨传》，书中的意思是以黄三太镖打猛虎，杨香武盗九龙杯为叫座儿的段子。据评书界的人说，那位先生是外江派，不是北平评书界支派中的人物，他的书说不了两个月，几天就完，说完了从头再说，专有些人爱听，但没有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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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阔如说的《东汉》，纯粹是道活，不是墨刻。阅者若问什么是道活？什么叫墨刻？关于这两个意思我得向阅者述明。说评书的人们所说的书，虽有《施公案》《济公传》《彭公案》《精忠传》《包公案》《明英烈》《隋唐》《东汉》，可是大有分别。就以《三国志》说吧，从前，评书界很有几个人说的，可是所说的书中人物、段子，都与各书局所售的书本中一样，不过加上身段表情和刀枪架儿，用白话评讲而已。评书界的人管他们说的书与书局所售的本儿一样叫作“使墨刻儿”（书局里所售的书都是笔墨写出原稿，刻版印行的，所以叫那些书为墨刻儿），可是评书界的人都不愿意使墨刻儿。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还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评书界的演员所说的评书，最贵重的书叫作道活。据我所调查的，评书界纯粹道活的书，有《施公案》《大宋八义》《济公传》《永庆升平》《彭公案》《包公案》。这原是评书界的道活秘本，已在早年有人售与书局，书局得了版权，印行售卖，已非道活，由道活又变为墨刻儿了，故不算道活。《精忠传》《隋唐》《东汉》《明英烈》《盗马金枪传》《五代残唐》《善恶图》《于公案》等等的说部，这些个道活书都是古今名人与评书界老前辈攥弄的（江湖人管编书、编戏、编曲调侃儿叫攥弄活儿）。
先以《东汉》说吧，各书局售卖的《东汉》，都是东西汉两部书合在一处卖，《西汉》如何，不必论它，只说《东汉》吧。共是两本，由王莽篡位，立孺子婴为帝，王莽摄政，至永平皇帝逢云台止，书中的穿插不严，段段的岔头儿都接不上，也不紧凑，看着当然无味，不能引起兴趣，那墨刻的《东汉》是不能看的。道活《东汉》是由王莽篡位，刘秀走国、马武大闹武考场说起，直到上天台，马武打金砖，二十八宿归位止。其中的节目有刘秀赶考，箭射王莽，窦融救驾，岑彭出世，马武大闹武考场，会英楼题反诗，刘秀遁潼关，路遇姚期，凡百余段。与书铺的墨刻儿不唯不同，并且穿插紧凑，枝叶搭得最严，毫不懈松；使人听了能够“入扣儿”（听众被书中情节吸引，情绪投入，无法抽身）。江湖艺人常说：“唱戏的要想叫座儿，得有好轴儿；说书的要想叫座儿，得有好扣儿。”什么叫好轴儿哪？比如某戏园子要唱一台，贴出海报儿，头出《大赐福》，二出《善宝庄》，三出《四杰村》，四出《朱砂痣》，五出《坐宫盗令》，六出大轴儿是杨小楼、梅兰芳唱《霸王别姬》，这几出戏合在一处，能卖一元多钱一个座儿，能共卖一千多元，上的这些个座儿能卖这些钱，力量都在那出《霸王别姬》哪！如若将《霸王别姬》去掉，就那几出戏，卖三毛钱一个座也许没人听，那《霸王别姬》就算好轴，能叫座就能挣大钱。说评书的演员要想叫座挣大钱，都得有好扣儿。这书扣儿又与戏的大轴不同，有小扣儿，有碎扣儿，有连环扣儿，有大扣儿，最大的扣儿叫大柁子。他们说评书的，每天到了书场或是书馆，等着书座儿来了，到了开书时间张嘴说书，先用小扣儿，次用碎扣儿，再用大扣儿，才能吸得住座儿，挣大钱。比如说《东汉》吧！开书先说刘秀拜马援为帅，姚期不服，与马援赌头争帅印，如若姚期用三千兵打破潼关，马援将帅印输给姚期；如若姚期打不开潼关败了仗，姚期将人头输给马援。听书的人最喜爱忠臣，都替姚期担心，怕他打不破潼关，将人头输了，都坐在凳上不动，要听姚期胜负。这样便算书座儿入了扣儿，这就是说书的演员使小扣儿。听书的人不动了，说书的人往下说，姚期还没到潼关，离城三十里就被王莽的兵将打败了、岑彭给姚期打接应，掉到陷马坑里，岑彭被王莽兵将生擒活捉入潼关。听书的座儿听到这里，又替姚期骇怕，怕回去脑袋没了，又怕岑彭死在潼关，这样就不走了，非听个水落石出不止，这就叫碎扣儿，将座儿扣住了。这样说，就是说书的演员用步步连环紧的法子，将书座儿吸住了，直听到临散场的时候，听出两个岑彭来，书座儿更纳闷了，怎么会多出一个岑彭呢？真叫人纳闷。离了书馆，回到家中，吃饭、睡觉还是纳闷，无法解决，只好明天早早去书场，接着再听下去。这样便是评书演员使用大扣儿。使用大扣儿为的是吸住听书的座儿明天再来听书。听到明天散书时，又听到马援巧使连环计，书座儿又纳闷了，不知马援使的是什么计能得潼关，明天再接着去往下听。即使四五天才说完潼关，那潼关这段书就是四五天的大柁子。说评书的没有小扣儿，吸不住座儿；没有碎扣儿，拉不住座儿；没有大扣儿，不能吸住回头再听的座儿；没有大柁子，就不能吸住听五六天的座儿。看起来，说书的扣儿、柁子，较比戏场的大轴儿还有吸引力。
这评书的道活儿是艺人艺术化说，如若艺人学会了就能叫座儿，评书界说，不论是袍带书（讲朝代更迭、帝王将相的评书），公案书，凡是听书的人常说“书说险地才能挣钱”。我问过他们，什么叫书说险地？据他们解释人，都是一样的心理喜爱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侠义英雄，都恨奸臣佞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绿林的采花淫贼。就以《施公案》说吧，施清官往苏州上任，就有一枝兰万永拦轿行刺、府衙行刺、错杀舅老爷这三段书，叫听主儿听着净替清官施大人担惊受怕，坐着不走，要听到清官没有危险了才肯走，这样的事便算书说险地；如果叫听书的主儿知道施大人没了危险，那就不听了。评书里的情书，段段书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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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闲散阶级的人日日见少，听评书必须有闲工夫，闲人少了，说书的座儿也受影响。那位说，北平的闲人有的是。我说那不是闲人，是失业的人，他们虽闲着，吃饭还困难哪，哪有钱去听评书？听评书的闲人，是有资格的闲散人物，不是没有钱的闲人。如今我调查了几处，各评书馆的座儿全都减少，开馆子的维持不住的已有数家，其余的都是扎挣劲儿，勉强支持。评书演员有许多的都往天桥找地，据我预料，今年夏天天桥的评书场儿要比往年多得很哪！有些说书的艺人还想不开，认为在天桥上地是寒碜，还不肯去上明地。其实，早年的评书演员都是在大街的路旁拉场子，露天讲演，在天桥上明地何足为辱？挣钱养家便算好手，何分彼此？我很希望说书的艺人迎合听主，往天桥上地，来个说书的大比赛，倒是热闹。好听书的人们乘此机会，又逛天桥，又听评书，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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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艺人管说相声的行当调侃儿叫“团春”的，又叫“臭春”。一个人说的相声叫“单春”，两个人对逗叫作“双春”。用幔帐围着说相声，隔着幔帐听，看不见人，叫“暗春”。北平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艺人的区域，就以相声这种艺术说吧，其发源就系由北平产生的。自明永乐皇帝迁都于此，至崇祯皇帝时，吴三桂请清兵，满人入主中华，康乾时代，歌曲畅兴，各贵族家中遇有喜庆之事，皆有请堂会，奏以各种富贵升平的歌曲。在斯时最盛行的为“八角鼓”了，相声这种艺术就是由八角鼓中产生的。按：八角鼓之源流系始于清朝中叶，乾隆时代有大小金川之战，帝命云贵总督阿桂兵伐金川。讵阿桂统兵前往，战斗日久，战绩毫无，因所率之军皆为满人，不习山战。后阿桂思一攻山之法，命兵士以草料和泥，用布为斗，将泥置于斗中抛到山岭之上，几经雨侵，泥中草滋生甚长，阿桂晓谕将士攻山之法，然后进兵攻山，鼓声击动，清兵攀起登山而上，踏破敌军之营寨，因之获胜。当于战息之时，阿桂见军中将士思归，想以安慰军心之法，乃以树叶为题，编就各种歌曲，教导军兵演唱，使其乐而忘返。所歌之曲儿，姑曰“岔曲”，以树本生岔而言，相传如此，也无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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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角鼓儿之八部，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由此八卦中分其歌曲之艺术为八样，即吹、打、弹、拉、说、学、逗、唱是也。八角鼓的班儿，向有生、旦、净、末、丑，其丑角每逢上场，皆以抓哏逗乐为主。在那时八角鼓之有名丑角儿为张三禄，其艺术之高超，胜人一筹者，仗以当场抓哏，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不用死套话儿，演来颇受社会人士欢迎。后因其性怪僻，不易搭班，受人排挤，彼愤而撂地。当其上明地时，以说、学、逗、唱四大技能作艺，游逛的人士皆愿听其玩艺儿。张三禄不愿说八角鼓儿，自称其艺为相声。相之一字是以艺人之相貌形容喜怒哀乐，使人观之而解颐；声之一字是以话的声音，变出痴茶（nié）呆傻，仿做聋瞎哑，学各省人说话不同之语音。盖相声之艺术，能圆得住粘儿，馈得下杵来，较比搭班作艺胜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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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桥久占数来宝的是小海，约三十多岁，他向来没有准场子，因为他挣的钱少，摆地的人有场子都不愿租赁他。哪块场子闲着，他就上哪块场子。小海每逢上地的时候是拿着两块牛骨头，牛骨头上有铜铃铛，敲打起来是“呱的呱”。他们这行人所唱的玩艺儿都是浅而易懂的词儿，可是全按着十三道大辙（十三辙是传统押韵体系）编出来的，每到唱时还能带点滑稽词儿，能招得人们听着笑了。小海他一张嘴就唱：“天怕无时地怕荒。卖砂锅的就怕狗打架，害眼的就怕瞧太阳。罗锅子就怕仰着面来睡，洋车怕走泥塘。卖豆汁的就怕杵锅底，长秃疮怕痒痒。开店的就怕没有客，窑姐就怕长疮。”这些词儿粗俗下贱，上等的人、有知识的人绝不爱听。偏有些贩夫走卒没知识的人，专爱听他们这种玩艺儿。别的数来宝的都是两三个凑成一档子，逗起哏来，才有人围着听；唯小海、曹麻子两个人是专能一个人唱，有人围着听。两个人会的玩艺儿较比别人也多得多，故此能比别人多挣钱。
在前年，我老云到济南府，在商埠遇见了个朋友，此人姓袁，从前他是个卖药的江湖人，专摇串铃下乡去卖药，如今他当了官差。我二人在茶馆聊大天，聊到小孩骗财这桩事，老袁说：“那是一种生意。”我说：“那是什么生意呢？”他说：“这种生意说江湖行话叫作闯啃的。”我说：“这闯啃的生意为什么都用小孩呢？”他说：“这种生意是专蒙骗妇女。要在大街里、市场内，是没有人听他们那套的。做这种生意的，是一个掌买卖，一个敲着。”我问：“什么叫掌买卖呢？”老袁说：“那掌买卖的是那小孩，在未做这闯啃生意以前，先得物色个小孩，可是找个相当的最难，十八九岁的像个大人一样，愣往住人家的院子闯，不唯骗不了财，赶巧了还许叫人打了。若是用个十一二岁的，知识太幼稚，胆量也小，任你如何教练也不成功。最好是找个十四五岁的小孩，以身材矮小为佳，尤以聪明伶俐、有胆量、见人敢言、口齿伶俐为上选。得着这种小孩的，每天以上等吃食诱惑他，将骗财方法传给他，等到他练得能够不害怕了，掉眼泪了，算是成了。他们江湖人管教给小孩往住人家愣闯去骗财，说行话叫夹磨铃铛去掌买卖。等到教成了，就自己做些假药，但是模仿谁家药，仿单、药品、装潢，也得和那真货一样，以叫人看不出破绽为准。到了闯啃的时候，是徒弟带着货在前边走，师傅在后边跟着，如若小孩闯入人家，见了妇女撒谎骗人，将人冤得信以为真了，或是生了恻隐之心啦，才能有本家的人出来，站在门口儿给小孩巡风。他师傅见由门里出来人了，就奔过来假装追徒弟的样子，向人问他徒弟。巡风之人都是将他的师傅认作追捕逃徒，用话支走，或东或西。他师傅也得有着急的面孔，人家说东，他就得匆匆地往东，以假作真，是他敲家子的发托卖像，那小孩的师傅便是敲家子。”我将这事听明白了，向老袁问道：“那小孩天天和他师傅去骗人，能骗多少年哪？”老袁说：“也就三二年。”我说：“过了三二年又怎么哪？”老袁说：“将他扔了不要，再另找一个。”我说：“他能随便扔了吗？”老袁说：“他们做闯啃生意的人要找个徒弟，并不是有人荐的，都是那不听说、不听道、在家里逃学、学买卖受不了规矩、背着铺子、背着家长偷着跑出来的。凡是这种偷着跑出来的孩子都是又馋又懒，专会撒谎，十四五岁、十三四岁的居多。他们闯啃的生意人光在各处寻找这种小孩。找着了之后，先以美食华丽衣服诱惑，然后才夹磨他骗人的方法。等到能够天天出去骗财了，那小孩胆量也大了，差不多就不受师傅管束。他师傅教他抽大烟，染成了嗜好，不唯他天天能去骗财，因有嗜好在身，骗人钱财的时候也能多骗，也不发懒，倾心愿意地受师傅驱使。及至他的嗜好日深，岁数也大了，所骗来的金钱只够他自己用的，师傅得不着好处了，就假做开穴（即另往他方），就将徒弟抛了（江湖人管什么东西不要了调侃儿叫抛了）。他那徒弟嗜好染成了，他师傅将他抛了，没人给他敲着，纵然他有胆量去闯啃，骗来的银钱也是少的。他一开知识就学会了撞骗，离开了师傅，什么事不好他去干什么，这一辈子也好不了，除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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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说：“世上的善人虽多，可是善财难舍。普通要饭的乞丐，怎么说得可怜也没人注意，更没有肯多周济的。这种假乞丐，每逢冬天出去骗财。在未出去之先，他得买一斤好烧酒，一块红矾（即三氧化二砷的硫酸盐复合物，是一种含砷类的剧毒物质），在屋里脱下衣服来，用棉花蘸酒，往皮肤上擦红矾，擦完了之后，用极少红矾置于酒中，把酒喝下肚去。工夫不大，红矾与酒性均发了，那身上如火炭般热，再想穿衣服也穿不住了。他这样弄好后，往街巷里向行人要钱，有个三四个钟头绝冻不坏他。要完了钱，回到家中，可得穿上衣服往澡堂子大洗特洗，洗完了吃东西。照这样，干上几个月，那红矾的毒质在皮肤之上，一到了春天就会发作出来，能够像烂桃似的遍体鳞伤，久治不愈。”我向某君问：“他们知道将来毒大了有害于己吗？”某君谈：“他们哪能不知道？”我说：“他们知道将来有害，为什么还干那个呢？”某君说：“社会里的人都是顾眼前，不管将来。他们这种人也是社会中的败类，不务正道，成天价蒙事，弄得没有办法啦，才想干这个。他明知鸩酒喝多了有害性命，在没有解渴的时候也只可出此下策，来个饮鸩止渴，至于后来怎样他们先不顾及。可是干这不正经事的人都是很聪明，不过是假聪明自误终身吧！那真聪明的人没有这种举动呀。”
……
老渣，俗呼“渣子行”，这渣子行儿的人所做贩卖人口，拐带良家妇女，离人骨肉，断人子孙，灭绝宗祧，是无人道的。敝人将他们的内幕揭开了，公诸社会，使社会的人士加以注意，努力宣传，免得知识幼稚的妇女坠其术中，也是件有益的事呀。
渣子行贩卖人口，以敝人所知道的分为两大派：一派叫“不开外山”；一派叫“开外山”。这“不开外山”的是怎么个意思呢？即是遇有贫寒之家，衣食两绝，生计困难，他们见这贫寒之家生有子女，向其下说词，将儿女卖了以顾衣食。由几个月至七八岁的小孩，他们给介绍卖给“养家”。“养家”花钱买个小姑娘，事先讲好喽，是“活门”“死门”。“活门”是准孩子的亲爹亲妈看看，也分多少日子看一回，大多数是四季三节瞧看；“死门”是卖了孩子以后，不准小孩的亲爹亲妈瞧的。养家花许多银钱买孩子，十有八九都是讲究买“死门”的。买“活门”的也有，那可不是养家，是没有儿女的人家，买个孩子，承继宗祧，这种都买男孩。为什么凡是买女孩的都讲“死门”呢？他们将孩子养大了，不是学唱大鼓，便是学戏，或是为娼，将孩子养大了便是摇钱树，给他们挣钱。社会的人士管他们叫“养家”。至于领家，是与渣子行讲好喽，不买很小的，专买大姑娘、媳妇，最小的也得过十五岁。将人买到手内，往娼窑里一送，上捐就挣钱。一个人讲究领多少个妓女，社会里的人士管这种人叫“领家”。凡是卖儿女的人都舍不得，环境不良，挤得无法才出此下策，将孩子卖了，一狠心能成，出远门舍不得。渣子行的人，不用往外省送，在本地就有买主，江湖管这不往外送的渣子行，叫作“不开外山”。这不开外山的渣子行，又名叫“纤手”。差不多都盘踞在娼窑附近的茶馆酒肆里，三五成群地干那鬼鬼祟祟的事儿。专以联络“养家”“领家”做生意的，“开外山”的，可又不同了。他们专以往外省贩卖人口为生，他们的手段较比不开外山的毒辣多了，都是媒婆改行的。在我国政体未改变之先，有三姑六婆最为可怕，治家格言有几句是：“僧道尼姑休来往，在堂前莫叫卖花婆。”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稳婆、花婆、巫婆、虔婆、药婆、媒婆。在古时代有欠债难偿的时候，由县官就将该卖的女子交与官媒，变卖人家女子还债。自入民国以来，这种官媒就已然取消了。私媒在当年也盛行一时，北平的人士管他们当私媒的叫“老妈作坊”。开老妈作坊也不容易，吃这碗饭必须能走动才成，至少也得有几个府门头（北平人管官宦人家叫府门头），还得知道各府里主事人是谁，本着主事人的所好，给他找人。乡下妇女进京以及本地寒家妇女要当老妈（北平人管女仆叫老妈），先得到他媒人家内去住着。譬如，这家老妈作房走的门子，主人都是好人，他那作坊就专收容品貌端正、懂得规矩礼节的良家妇人，设若他走的门子，主人都是下三滥，他给雇的女仆，长得要好，岁数还得要年轻。叫上这种老妈，到了主人家中能揽大权，十有八九都得生出是非的。他们受过老妈作坊的训练，有三大技能，是吃、恨、偷。还有伺候姨太太、小姐的老妈，讲究是跟丑、跟俏、跟起、跟落。到了如今，社会里的人们知识渐开，不用说雇老妈，就是买卖房产，租赁房子，都不愿经纤手的。谁家要雇佣女仆，花不了多少钱，登报征求，也不愿用受过老妈作坊训练过的。因为老妈作坊的内幕不良，官家严加取缔，定个章程，凡是开老妈作坊，得预先呈报官署，还得有两家连环铺保，经过多少手续，调查相符了，才发给他们佣工介绍所的许可执照。为什么官家这样的严厉呢？在从前的老妈作坊很有不少是开外山渣子行的大本营，遇有好吃懒做的老妈，便与渣子行勾串，施其奸拐卖的手段，将岁数年轻、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妇女弄到外省，往娼窑里一卖，送到万劫不复的火坑算完。
CHANGELOG
2026-11-08 18:57:46
（《宫娥》）……抑或委拉斯奎兹本人（他的画家身份通过画中形象得以确认：他在画架旁画国王和王后，也可能在画宫娥）？还是我们观众？我们占据着与国王和王后相同的位置，我们在观察，同时也被委拉斯奎兹和小公主观察，被镜子中的国王和王后观察。难不成此画的主是题艺术本身（艺术是生活的幻觉、花招及计策）？或是生活本身（生活是意识通过感知、梦想和艺术来试图理解生活的一整套幻觉、花招及计策）？
如老师所说，或许它是一幅没有重要主题的画？仅仅是一幅关于房间里一些人和一面镜子的画？
……
当他们绕地巡航时，他们就像星际旅行者那样发现处女地。早餐前他们往外一瞧，说道：船长，看起来那里没人居住。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崩溃文明的遗迹。推进器准备，我们要着陆了。
……
清晨那会儿，内尔收到了她哥哥的电子邮件，说他得了流感。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生病了。在太空，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年轻了，除了大家都有的太空头痛，她没有什么病痛，而且对她来说太空头痛也很少。这就是脱离重力的好处，关节没压力，思想也没压力，因为没有选择，你的日子早就以分钟为单位，被按部就班地固定在日程表上。你必须听命于人，必须早早睡觉，通常累得筋疲力尽。你必须早早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吃什么，但食物的选择也非常有限。
她哥哥在电子邮件中半开玩笑地说，他讨厌生病，他觉得她和另外五个人待在一起一定很美好，他称他们为飘浮家庭。可是，美好这个词用在这里略显怪异，这里的一切都很残酷、没人性、势不可挡、孤独、非同寻常、壮丽，可没有一件事是“美好”的。她想要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哥哥，但又感觉自己像是在抬杠，或是在驳他的面子。因此，她在回信中仅仅表达了自己的爱，并附上几张照片：一张塞文河口日出，一张月亮，还有一张千惠和安东在观察窗口的合照。她常常不知道该和家人诉说什么，这里的事情不是太平凡，就是太惊人。似乎缺少中间地带，缺少平常的八卦、卿卿我我和命运的起落；这里有太多的循环和重复。他们常沉溺于思考自己为何会快速地进入一无所获的境界。
对她来说，这事儿有点儿蹊跷：一个人对冒险、自由和探索的梦想，最高不过是立志成为一名宇航员。然后，你来到太空了，却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整天都在打包开包，在实验室里的豌豆苗和棉花根之间忙碌。一直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不断地循环往复。
……
肖恩顿时想起：我到底在做什么呀？坐在这个真空密封箱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密封在铁罐里的罐装人，离死亡只隔着四英寸`厚的钛金属舱壁。不仅是死，而且是被完全抹掉，不复存在。
你为何选择这份职业？难道是在挑战一个看似无法繁荣的生存领域？在宇宙似乎并不欢迎你的地方生活，而地球就在不远处，一个完美契合你生存需求的地方。他从未明确界定人类对太空的向往是源自纯粹的好奇，还是某种形式的忘本，也不确定这份奇异的热情最终会将他塑造成英雄还是笑柄。但确凿无疑的是，答案绝非这两者下的非黑即白，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
他的思绪遭遇了阻碍，彻底陷入了停滞。但紧接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触让这些想法重获新生，这已是今天第一百零一次了，他深切地想到了那四位正踏上月球之旅的宇航员（他的同人和朋友）。
他的妻子曾经告诫他说：你必须振作起来，如果你在上面出事了，你上百万块的碎片将永远绕着地球旋转。这个想法不错吧？她不无狡黠地笑了，并以她特有的方式揉捏他的耳垂。
……
人类的未来，他知道吗？他认为出租车司机可能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多年来，他觉得自己的思维已经被磨砺到只有一个焦点，通过这个焦点，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接下来的几个时刻的事情，他被训练成不去思考太多的其他事情。
你和另外四个人在洞穴中共度一周，食物稀少，但要爬行数小时，穿过仅仅比你的身体稍大一点儿的裂缝时，当你被考验能忍受多大的束缚，并目睹最坚强的人也出现恐慌时，你学会了不去考虑半小时以后的事情，更甭提所谓未来的事情了。当你穿上宇航服，努力让自己逐渐习惯身体移动困难、皮肤磨得生疼、持续数小时无法消除的刺痒、和他人失去联系、被埋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空间里及躺在棺材里的感觉时，你只会想到下一口气。你必浅浅地呼吸，以免消耗太多氧气，但也不能太浅。你甚至会觉得下一口气已无关紧要，只关心现在这口气。当你看到月亮或粉红色的火星时，你不会想到人类的未来，只会想到你自己，或你认识的人，是否有去那里的实际可能性。你会想到自己自私、固执及厚颜无耻的人性，你自己挤开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发射台，因为除了决心和信念的推动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你比其他人更有优势呢？这种决心和信念能摧毁阻挡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
他心想，这么精心安排和充满象征意义的场景，绝不可能是一种巧合。他突然觉得彼得罗是对的，他理解了这幅画，或者他的评论让肖恩看到了一幅与他之前看到的完全不同的画。现在，他看到的不是画家、公主、侏儒或君主，他看到的是一幅狗的肖像画。一只被举止怪异的人类所包围的动物，他们的袖口、花边、丝绸，他们的惺惺作态、镜子、角度和视角非常怪异，他们试图摆脱动物身份的所有做法是多么的滑稽！现在他看到人类的所作所为的荒唐可笑。而这只狗是画中唯一不可笑，或唯一没有陷入虚荣陷阱的生物，它是画中唯一可以称为拥有自由灵魂的生灵。
……
他为月球宇航员，为悲痛的千惠及受台风影响的灾民祈祷。他想起了在老挝自然保护区听到长臂猿领地的晨间二重唱，那是一首在森林间回荡的、萦绕于耳的循环曲。每当他想到他们六个人在这里，或者想到现在正前往月球的宇航员，他都能听到那萦绕于耳的叫唤声——我们进入太空时也这么叫唤：通过扩大领地来宣示我们物种的主权。太空是我们剩下的唯一荒野，我们冒险进入的太阳系只是我们发现的新边界，地球上的边界早已被掠夺完了，不复存在。他认为，人类所有的太空探索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动物迁徙和求生的本能，是一首向外界发出的循环曲，一首宣示领地的动物之歌。
……
有时候，这种飞越地球的速度足以让人筋疲力尽、不知所措。你刚离开一个大陆，在一刻钟内又来到另一个大陆，有时候，刚过去的那个大陆的印象很难甩掉，它好像把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刻在你背上了。地球上七个大洲就像火车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一样，一闪而过，转瞬即逝。昼夜、四季、星星、民主和独裁···应接不暇。只有当你晚上睡觉时，你才能摆脱这种永无休止的忙碌。但即使你睡着了，你也能感觉到地球的转动，就像你能感觉到躺在你旁边的人一样。你能感觉到地球的存在。你在七个小时的睡眠中能感觉到所有日子的流逝。通过自己的皮肤，你能感觉到所有沸腾的星星，感觉到海洋的情绪变动以及光线的起伏。如果地球在其轨道上暂停了一秒钟，你会突然醒来，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
在太空上，随着星球发出光芒，电磁波便在真空中振动。如果将振动转化为声音，那么每个行星都有自己的音乐，即光的声音。还有它们的磁场和电离层的声音、太阳风的声音，以及在行星与其大气层之间无线电波的声音。
海王星的声音是液态的，急促的，就像狂风暴雨中的潮水击打着海岸；土星的声音就像喷气式飞机的音爆，声音共鸣时通过你的双脚和骨骼向上传导；土星的星环则不同，它的声音像是一阵飓风穿过废弃的建筑，节奏缓慢而扭曲。天王星则发出疯狂的嗖嗖声。木星的卫星木卫一发出金属的锵锵声，像音叉的声音。
地球，犹如一部复杂的交响乐，是由锯子和木管乐器合奏出的一首不和谐的练习曲，是全油门引擎轰鸣的怪异、扭曲的声响，是银河系部落间光战速斗的号角声，是清晨湿润的雨林中白鸟啼啭的回响，是电子迷幻音乐的序曲。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银铃般的声音，一种喉咙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个正在成型，但略显青涩的和声，是从远处传来的合唱团的大合唱，是一种在静态中扩展的、天使般的乐音。你觉得它会迸发出一首歌，就像大合唱那样，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这个念珠般光滑的星球，她的声音听起来具有一刹那的甜美，她的光芒即是一首大合唱，是万亿个物种的集结，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它们可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然后便重归于一个狂野、欢快的世界，在静态的、银河系的木管与雨林令人迷幻的合奏中，清脆的咚咚声和混杂的翻滚声，交相辉映。
CHANGELOG
2026-11-08 18:27:46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什么时候才能动笔去写呢？那本您所熟悉的薄薄的诗集，就摆在我眼前，里面有六首诗，《纳尔西斯》、《时间》等。这几首诗总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愈看愈让我泄气。诗句是那么晦涩难懂，每页所写的内容让人不堪卒读，想丢弃在一边。诗的内容虽不是缪塞的无病呻吟，但很隐晦和怪僻，看起来充满欢笑······实则是忧伤的表露。
我现在需要的是力量、恒心、不会稍纵即逝的梦想和突然出现的韵律。只是还缺少些能打动人心的真诚的眼泪。不过，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还没有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我以前有点看破红尘，现在，我为这种想法而感到惊愕不已，不过还是难以割舍它。今夜，我心烦得想痛哭一场，此刻没有音乐来抚慰我。曾几何时，从单调、孤僻的少年时代起，总是要有音乐来抚慰我两个小时才能平息心中的烦恼。而现在我沉浸在孤独的幻想中，却又感受到那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快乐要远甚于听钢琴，从音乐的激昂的旋律中，从别人的孤独中，我再次在我身上去重现、去发现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陶醉感。爱伦·坡、德拉克鲁瓦、舒曼，事实上甚至包括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的所有伟人，令他们在作品中潸然泪下的，不是女人空洞的爱情。迫使他们要用玩世不恭的外衣来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悲伤，在极度疯狂中去寻求自我麻痹——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之所以使拜伦彰显伟大的，不是别的，而是孤独。他曾是个踽踽独行者，游历整个世界，但无论到哪里，他都承受着孤独带给他的极度烦恼。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一首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乐曲，就如同断了羽翼的翅膀，会吓人一跳，给予人的不是享受，而是折磨。同样，一些言之无物、空洞乏味的语言会使人如落深渊，够不着边际；还有的会令人感到如附雾中，而不知所云。书中一些片段，如果要从整体上指出其特点——一言以蔽之——可以说非常优美，令人耳目一新。嗅，幸亏，您不像巴雷斯那样喜欢卖弄、耍小聪明！
对我们的内心作任何过分的剖析往往使人精疲力竭（对我是这样），因为您要字斟句酌，权衡利弊，因为这种分析经不起语言的推敲。艺术、爱情、信仰，以及我可怜的自我，时刻都与那些空幻的影子作自我抗争，任何现实也都会因这些空幻的影子而显得黯然失色。因此，从您的作品中应该体现出一些超越以往的东西：这就是应该去创造，应该勇敢地去爱，应该大胆地去相信。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您可曾知道，在这里的悬岩上，但丁曾在这里构思其地狱篇,但丁曾在黑暗的森林中迷失了路–la diritta via smarita（就是这样拼写的吗？）。
自从未见到您以来，我已拜读了罗西尼的小说《白蚁》—这部作品真让人过瘾，应该了解一下它。我还想认识一下罗西尼，因为他曾给我写过一封很棒的信，信中论及了《安德烈·瓦尔特笔记》，所以我想去见见他。我可以向您保证，他是可以和于斯曼相提并论的擅长写散文的最好作家之一。
几天前，就是前天，我突然一下子变得消沉起来，就像去年夏天那样。我感到忧心忡忡，人也变得神思恍惚、易怒烦躁，心里充满多愁善感，但仍要故作若无其事、镇静自若。即使这样，多愁善感的情绪、无由之故的烦躁还是挥之不去。话说回来了，这也是一种很富有诗意的状态。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我给您写信过后不久，有一天，我又再次见到了路易。由于他千方百计找茬儿，无端发火，却没有得逞，于是便气急败坏，他这样做真是大煞风景，事后，我仍失眠，他的幽魂倒没有纠缠我——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不常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此后对我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当着另一位朋友的面，我们彼此没有机会说话。我可以不用语言去与人交流，但不一定是与他！他那封绝密信仍在我这里，他请求我不拆开它。此信仍封闭完好，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信！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您好像是带着流血的伤口，已昏迷不醒的小鸟，亲爱的受伤心灵。您的来信让我黯然神伤，我真想好好劝说劝说您。
路易是个孩子，您俩都像孩子似的。不过，还是要爱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要接受他那样火热的激情和那股想闯入天国的冲动。只要您能对此一笑置之，并且宽宏大量、不太计较，您会让他冷静下来的。你们言谈中要保持冷静。您不妨领他去田野乡村转转，别总是谈论诗歌。好诗往往出自那些蔑视、调侃它的人——正是他们赋予了诗歌独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路易非常喜欢立体三维的艺术形式——这种三维立体形式是最完美的，既有始有终——也可以说无始无终，可谓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圣子。请向他转达我的歉意。我很抱歉，我的信过于尖锐了，或许会诋毁他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也为过于刻板、单调而感到苦恼，不过，我要请求他的谅解。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只不过，我不得不面带微笑。我从不随随便便对任何一个人敞开心扉，倾诉我内心的所思所想，而要根据具体情况说些我认为可以令人开心或不快的事。我从不用诗意化的语言，也不用漂亮的空话（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夸饰性语言以外）去描述我的内心感受，因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写作！写作本身并不是要让人觉得难为情，也不是让人怀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是首先要有去打动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露声色地牵引着他走的那种愿望——或者说，要用“高度的真实感”和神奇的“魔力”去吸引读者，去震撼他，征服他；此外更要用语言这小小的符号去创造人们所要创造的一切。而这恰恰是写作神奇的奥妙之所在！让海尔梅斯这类艺术家感到多么自豪的，恰恰是人可以用语言，运用一些独具匠心的技巧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喜怒哀乐等情绪记录在纸上；人们还可以用这些语言的符号使一个“非常聪慧”的人相信，他的一生并不十分荒谬，而且他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可以让其他人对这位智者产生敬仰之情，一旦心甘情愿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人们还可以将这种仰慕之情一直延续下去，直至死后安息于九泉之下，置身于亡灵之中！每当听到有些瞎子在谈论龚古尔兄弟的心是如何的冷酷，某某先生是如此的无动于衷，于斯曼先生笔下的无头畸形儿如何如何时，我总是无奈地耸耸肩。清楚地描述某个艺术对象，明确地表达那些敏锐的感觉所感受到的某种情绪，好像要比让您对您所看不见的一线微光，被称为普赛克的灵魂之光说出一串冗长、烦琐的句子容易得多。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让人对自远古以来就早已被人发现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某些真实关系，某些巧合重新加以润色，用玫瑰色的水彩加以重新调配、着色而已！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我知道，只与极少数几个人所保持的亲密友情才是令人怕的，也才有可能（而我却想和所有人都有这种亲密的友情）。但这种亲密友情还会同样令人愉悦吗？它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
纯洁的精灵只存在于“真空”中。不论是什么样的激情，什么样的感情都是卑下的，都是不能超凡脱俗的。即使同情的本身也是怯懦的东西。同情是那些没有自我满足的人已承认的弱点。应该要自我满足、怡然自乐——但只有与上帝在一起。
是爱伦·坡把我改变成他那样的人。我天天都在读他的书，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高大。今天我更感觉到他像巨人般伟岸，如果不是他本人，起码也是像他一类的人。但是我认为完完全全变成类似于他那样的人或许就真成为凤毛麟角的稀罕之物了。
我现在又在读叔本华了。我发现他太活泼、太机灵了。他缺少点“共性”，此外，他也太喜欢说教、好为人师。我更喜欢康德，但是对我而言，叔本华将是我的启蒙导师。
我的《论那喀索斯》已经完成。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它。这本书是经过用心推敲的，我不知道还要改动什么了——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还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这本书使你满意吗？
在写作上所作的努力总是没有白费的，因为它可以将我的审美观、道德观和哲学观重新梳理了一下。可能没有人会阻止我这样认为，每个作者必须要有他自己一套哲学、道德体系、独特的美学观点。没有这些，他就谈不了创作了什么东西。而作品不过是这种观点的一种表现罢了。
你读过巴尔扎克的《路易·朗贝尔》吗？我每年都要重读这本书。我认为它博大精深了。我甚至认为这才谈得上是一部作品。路易·朗贝尔待在黑屋子里所产生的幻觉真奇妙，没有任何东西那么使我眼花缭乱。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我想，甚至爱伦·坡的也不曾有这样的效果。其他就甭提了！······
还有别的什么？我现在整天都在读书，在壁炉旁边的角落里沉思。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再见，我累极了，几乎打了四个小时的哈欠。一部爱国剧的制作，太奢侈浪费，为了把演员借给他们，所有的剧院不得不关门大吉。布景像是在城市里，没有任何丰富多彩的气氛。不，所有用线条勾勒出的外形，缺乏明暗对比，缺乏一种振动把它们连成一体。自始至终都是一张张彩色的图片。没有固定演员，只有临时演员——作为一个核心：这个剧就是《巴伐利亚万岁》。这个故事发生在巴巴罗萨野蛮时代。厌烦了的观众在演出还没结束就都离开了。我还坐在那里发呆。我也很悲伤，这就是我现在给你写信的原因。这样你就能快点给我回信。信写到巴黎吧，因为我还不知道我将去哪里？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除了这些可爱的孤独外，我模糊地沉迷于语法的思索中，施沃博强迫我读保尔·克洛岱尔的《城市》，书中的描绘、静态描绘是非常有趣的·但有些仓促。再见，亲爱的伙伴。你能在家里真是太幸运了，上帝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树林！而主要是想看见大海！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两天前我给马泽尔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祝贺他发表了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请注意，十足的傻瓜，甚至连话都说不好的人，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写出一篇好文章。他在艺术领域之外写出令我喜爱的文章，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自然，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我们的R.deG.和B.L.，他们是世人眼里非常伟大的哲学家，是那些略有头脑的人心目中光辉灿烂的文学家，却没有对教育这个主题做出什么贡献。至于我，远非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什么都不是——甚至，随便哪个地方的小职员也不是——可在我看来，他的两个重要观点恰恰是教育家所没想到的。这两个观点即：教育是感官的教育，教育是为青春期所做的准备。无论在索雷兹公学、亨利四世公立中学，还是在伊顿公学，都找不到这种教育方式······
再谈谈绘画。1894年，仍有一些鉴赏家对作为画家的罗赛蒂感兴趣，而有一些······对伯恩-琼斯感兴趣。这自然让我想到应该告诉你，我们的朋友科斯特已经结婚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在伦敦给你写过信，好像没有。无论如何，我对伦敦怀有热情，或者说，当那一时刻来临时，我会产生一种热情的感觉。最主要的是，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深深吸引了我，只是我现在还没时间去研究它。这里的氛围真像人置身于轰鸣的机房和心脏搏动着的心室里。而我们的小说主人公都云集于此。这不免让人想起洛约拉、特里斯担、佩尔塞，在他们身上要比在重罪法庭更容易感受到激情澎湃与工于心计——这小小的角落正准备从我们时代的印记中抹去一切其他的辉煌和运动。
有一个发现：在最近读书、学习和写诗期间，我不应该去想和说，而应砍掉舌头和脑袋。请记住我们在蒙彼利埃的散步和我说的那些废话，以及我们一起散步时的极大快乐（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情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以至于我只要一想起又要见到你，就激动不已。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20年。
皮埃尔肯定和你在一起，真嫉妒他。我承认无法不对我与他的关系感到惊奇。认识皮埃尔已经四年了，可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第一天见到他时更多。他待我非常宽厚，让我惭愧不已。我总是担心不知该如何回报。尤其是我从未说过一句让他开心的话，从未表扬过他，也很少赞成他的观点。我的为难之处就是我含蓄地要求朋友们违反本性行事。这个不幸来自于我的痛苦——你已有所了解——除了另一个过去照顾我现在又从远方赶来照顾我的人以外，你几乎是唯一知道我这些痛苦的人。
应该加上一句，我已有三年时间既没有给皮埃尔写过信，也没有和他进行过交谈了。对我来说，每一次的会面他都像是匆匆流逝的水银。在这些时候，我总是钦佩其他几个朋友，他们显然非常耐心和仁厚。这一点他和你都能觉察到。
咱们都要想想了。······有个几年前就认识我的人，最近又再次看见我，她发觉我变化很大——她说我像一颗没有结出自己果实的种子，却又变成了另外一颗。我回答她：“亲爱的，你认识我时，我还是个令人愉快的年轻人，尽量避免和任何人发生摩擦，而且能迅速转换立场。那时我热情，信奉一些话——主要从书籍和同伴们所持的观点中吸取养料。可是今天，我所持有的每个观点都来自于我自己。我不附和自己不理解的事物，而且把“工作”一词翻译成“发现”。学习，阅读，为某篇文章冥思苦想不是我的工作。如果我现在写百科全书的话，我会认为自己是个懒惰的人，因为写作本身或浏览都只是为自己没有新的发现而找的借口。”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知道别人会如何评价我，因为我知道自己向别人展现了什么。事实上，如果我的几个朋友或几组朋友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被问及一个关于我的问题的话，肯定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答案，而且这些回答之间会充满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但是我至少能为以下这些看法冠以一个名称：我常被视为是个诗人，有点疯癫，很理智，深沉，无情，喜欢说三道四，过于多疑，过于自信，过于直率，善于伪装，诙谐，有点学究气，等等，等等。对了，我有时忽略了轻重。所有这些评价向我展示了一个有趣而拙劣的推理，其实这一推理是太一般般了，太白了些。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也许不仅仅我就是这样的人，而是我也感觉到，而且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从别人那里也能感受到这一点。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一旦别人拥有我的观点，我就将放弃它们。现在仍是如此。我想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我多么伤心啊，而且是为你，我的朋友，你似乎说我不重视你的信，说我不理解你，还说我行为的最初动机就是要躲避你，是这样吗？
请记住你几乎是我唯一的知己——一直是这样——记住在那痛苦的几周里，当我的烦恼与分秒俱增的时候，通常我仅有的休息就是给你写信和读你的来信——甚至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也是如此。你应该责备的是我老用没完没了的毫无用处的抱怨去烦扰你，你是唯一一个我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当你念及此点时，难道不觉得这多少也是种安慰吗？我忍受着孤独带来的巨大痛苦。如果你能了解我有多么遗憾你不在这里，如果你能回忆起一些我们过去对事情的评论和一些我们以前的时光，那该多好啊！
亲爱的伙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生活在死亡伦理观之中。这种非常惊人的极端理论给我的思想以生命和活力。我相信除了狂热者之外，极少有人基于这点开始工作，因为这种理论迷人心窍、令人陶醉并给人自由。我真的想要一切，我的目光固定在一个词上，这个词即：死亡。我总是付诸行动，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潜力的人。就是说，我宁愿过一种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生活，而不愿过一种只是权宜之计的生活。这是一种由我支配而又不由我具体安排的生活。它的目的就是想达到一种内在的想象的平衡。
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能打动我的话就是：人要永不停息地追求奋斗着。在我看到歌德类似的话以前，我曾经在一个码头上说出这个谬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是的，我知道这些都是傻话——但是作为某种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它支配着人的行动，甚至成为支撑着每一个诗人的精神的支柱。当然不必对此长篇大论，而是应该完善这种理论或去解释它，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我已重新创造发明了很多东西。别人可能也是如此。我恰如其分地梳理了使我的头脑一片混乱的那些概念。我曾想如同弃如敝屣那样废弃一些旧词，而不是将它们再重新粉饰一番。我曾创立了而且正在创建一些绝对与之匹配的语言系统，一些能容纳我个人话语的理论，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对我来说，是可供幻想和分析的方便的升降机、水和空气。我已擦净了我心灵的窗口，去掉了刚刚萌芽的骄傲，这种骄傲是我未曾有过的，尽管我在外表上看来好像是这样的。
我写过些粗劣的诗，而这恰恰是教会我创作好诗的药方和秘诀。我曾诅咒过福楼拜——就像猫憎恨狗那样。
这就是我的罪过和邪恶的天性。评判我吧。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能够爱，甚至知道该怎样在爱中注入新奇和狂热。但是我主要缺乏耐心。平庸会毒害我，含糊会扼杀我。我只崇拜这样的某个人，不管他是女人还是男人，即过了六个月后，我还没有想决定去压制他的想法。
最后——在咱俩之间——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看见，而且感觉到我们彼此爱慕，但是我们每个人展示给对方的都是自己最可怕的一面，你展现的是天堂，而我展现的是地狱——肯定无疑！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涉及我的每件事，你在信中都写得极其准确。你在不同时期的信中所用的措辞都是我能想到的，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有我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无助陷入人的友道和准以预变化之中而不能自拔。因为我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己，就越不能清楚地解释自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盲目地信任”······
我的《台斯特先生》写得越来越不流畅了。我尽可能让自己放松，《桑佗儿》杂志社正一个劲儿地催我。书中那个人物使我烦透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把什么再写进去——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神经痛使我失去了仅有的感觉。可是除了文体结构有所欠缺外，我想我已写进了两三件让人好奇的事情——但是仔细一咀嚼，它们根本就不算文学作品。
你必须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写有关一个“人物”的习作。这是小说体裁（没有情节的）。而且，不知是出于厌恶，或缺少时间，或缺少天赋，反正我预期要达到的效果，要么是被销蚀殆尽，要么是不尽可取。因此，我那种机械呆板的尝试正在趋于失败。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我因《吕西安·娄凡》和《红与黑》这两本书而被司汤达给迷住了——或者说司汤达强烈地吸引了我。后来我又读了他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该书冗长无聊，这才使我多少摆脱了对司汤达的迷恋。
如果说我对《吕西安·娄凡》的兴趣，不如对《红与黑》或《巴马修道院》那么强烈的话，那是因为我对司汤达所描写的人物和他所表达的政治观点的不理解，这不亚于我对象棋中那些棋子的重要性的不理解。《吕西安·娄凡》写得细致入微，以至于书中的每个暗示都能领会，不过我记不起其中的暗喻了。我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这本书一定会非常令你满意。
这本书令我愉快，司汤达教育了我。因为，对每一句话我都试图抵御过他的影响。虽然今天我喜欢司汤达甚于喜欢巴尔扎克，但也许明天我会认为司汤达的艺术是多少有点先入为主的那种。在第一幕中，他是完美的。可从第二幕开始，他就缺乏韧性和眼界，他老是受他写作方法的支配，继续分析··这对于写旅游回忆录还可以，但是不适用于写一部小说···我···呸！我可以加上这句。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因为这些人不得不照本宣科地准确复述他人的思想观点，而且他们在重复这些思想观点并不是以发明创造者的心态出现。这就是说，他们对这些思想观点根本不在乎，所以勒南书中那些人物看上去就像成千上万个疲惫不堪的教授一样。
恐怕勒南的怀疑论就在于他没有发现我上面所说的这一点。不过这种人什么也不可能去发现，而只会发现如何照本宣科地重复背诵他人观点的方法，然后再设法把这些观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拼凑成文章发表，再然后他们会心安理得地把那些在那里累死累活勤奋工作的原创作者们介绍一番。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亲爱的安德烈：
今天上午收到你的“捐赠”，谢谢你的准时。马德鲁斯两天以前突然出现，昨天又赶往海边去了。9月份将出版第2册。纳唐松出版社预计将发行10万到15万册！事实上第1册已是第4次印刷了······
好好干，是时候了！法兰西现在除了翻译就没有创作：尼采、哈龙和愚蠢的威尔士，达夫雷这些人已经把我们淹没了，而这让基普宁感到喜悦。对于我来说，似乎那些优秀的翻译作品出版之时，就是我们最辉煌的文学时期。尼采宣称法兰西拥有一个女性的天才：她产生思想但不生产思想。他把这一角色也赋予了犹太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然而我们也拥有一些男性天才。但哪个更好？哪个能带来最大的快乐呢？这里的答案是女性。至于我，我认为自己更喜欢男性。而且所有这些应归入模糊概念的范畴。至于模糊，我顺便说明一下，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通常所理解的东西——只要你把它明确表达出来，就会被认为是模糊的。这是因为理解有多种程度，而且绝大多数人通常都认为自己理解的东西不少，而实际上理解并不多。用另一句话来说，如果他们通过自以为已经领会的概念来思考，他们就开始变得结结巴巴了。
我很长时间致力于《台斯特先生在中国》，该作品快变得如老羊干酪似的，这篇文章是我很久以前承诺过的，但始终没有成型。你知道我的命运。毫无例外，让我开心的事总是让公众厌烦；而且，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有谁做得像我这么糟糕。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至于那种特别的蔑视，近十年来我所见所闻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一致证明：它们是有理由的。为了维护那种自以为是的文学才能，有的人对那些令人震惊的事情视而不见，这更加证明了蔑视的理由。在我看来，这种蔑视以前似乎总是值得称道的，而现在看来却是值得给予最鄙薄而又毫无隐饰的讥笑。当谈到人们的努力，而非人们的本能时，这种行为肯会使我们的熟人更加不理解，并对他们表示最卑劣的蔑视。这些人想象不到，可能会在司空见惯的事例中遇见吓人的艰难险阻；他们也想象不到，获得文学才能的希望一旦破灭，自己会怎样———就像一个基督徒为了生活，而需要上帝。
由此看来，我发现自己还没遇到好的鉴赏家······
你也许会说，我注重个人隐私，对个人的资料太保密了。但我从没有说过我的想法一成不变，也从不说我能确定我的想法，并把结果公布于众。我所发表的那点东西，本身就有脱节感。虽然我认为它是性质相同的工作，是颇为独特的研究，它仍以时断时续的篇幅出现。有人会情不自禁地认为，我的思想建立在一些既飘忽而又坚定的东西上。而我自己认为这很重要。最后，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谈及我的作品，我甚至认真地说：“那时候，我有个绝妙的主意。”
这种误解的真正根源，可以在我思想的主要倾向中找到，即：广泛性和不断重复的概括性主题。我绝不可能致力于任何单个的事物。今天，我的确可以清楚地解释一下。对我来说，每个特定的主题都会化成一系列用数学术语表达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过程。这些术语不可变更，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把含义领悟出来。现在，这种活动，特别是精神活动，人们是可以掌握的。唯一的困难就是透彻地分析既定的主题，以便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它化成一组具有积极意义的“死”元素，进而化为一种图解，说明一系列或多或少是有组织的智力行为。说到底，精神活动肯定是有局限的，而且精神活动量也不大。
关于精神活动这一运作系统，我已经对你提起过了。这个运作系统已经详尽阐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还没有仔细描述过它运转的方法和要求，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和影响。其优点之一就是它可以把说废话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把有关的句子摆在一起时，其他的废话根本不在系统的考虑之列。
必须进一步指明，我的爱好显得重要甚至与任何方法无关。举个典型的例子：在我所不熟悉的音乐王国里——就是如此。
如果我是一名音乐家，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会经常尽可能多地考虑到旋律的整体效果。这对我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会竭力将一首首旋律从整体中抽出来，进行分类整理。
总之，我一般不想以其他人看问题的方式来看待事物。首先我自己会尽可能地获得瞬间印象，然后再重现这些印象，并通过一系列与对象互不关联的其他因素或比我所认识的对象更为一般的情境来重新挖掘它们，回味它们。
要是按照这种方法，文学将会变成什么东西？它将变成了一个问题、一种实践，而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一个立足点。不久之后，这种观点肯定会被普遍接受。医学曾是一门艺术，它有各种名目，有出色的诊断技巧，有行医者的天花乱坠的吹嘘，有公众对它的迷信和推崇，最后它终于变成了一个化学科学的问题。
安德烈·纪德致保尔·瓦莱里
亲爱的老保尔：
我仔细收好你满纸辩言的信。今后，假如你因烦闷而先亡于及时行乐的我，我就会和其他人一起拿出你的信来，就像R.科隆为司汤达所做的那样：“······我与他交情那么深，我真怕看到他这样一位天才被人误解······”
我在心里把你的信揣摸了一遍又一遍，老保尔，我很遗憾，我被药物弄得昏昏沉沉，不能轻松愉快地抓住某些要领，还有许多疑问。我总在想，你对某些人、某些事看走了眼（例如我）······
1）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包括进去，既然你在跟我谈论这个问题。
2）人宁愿活着，而不是死亡，这在我看来很正常。我对“撒谎”怀着清教徒式的憎恶感，但这并不妨碍我去理解撒谎的本身——即对很多人来说，“撒谎”好过“从不撒谎”。追随尼采，不见得每个人都变得疯狂起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对少数人来说，保持一点撒谎的权利会更好一点。
江湖医生的存在是为了让有学问的人可以利用他们，对吧。既然你不愿听别人说话，特别是，要是别人默不作声，你通常就认为，因为你在思考问题，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在思考问题。其实，我敢保证，还有其他人也在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经常性的，但我愿意相信。而且这些问题还是有普遍性和合情合理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关于他们的生活，关于他们自己的创作。这所谓的必要问题通常是障眼物，也使我很恼火；但你不说出你的问题的答案就不足以使他们明白其错误······
我还得补充，至于谈到方法、手段等问题，你只有靠对艺术的某种敏感、某种敏锐的感觉才能获得。而瓦格纳的音乐，在我看来，它仍是一门粗糙的艺术。为取悦感官，他的音乐就表现得不够细腻了。在艺术领域里，总有些不确定因素是乐器难以捕捉到的。这就好像制造人造花的艺术，再逼真，也比不上真花······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们谈论文学。我寻找一个作者，却只找到了一个人——岂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剪裁高手哩！我抱有极大的兴趣，严肃认真地对待我已经认识的人，这些人到处都有，有的比一般人更大胆、更有活力。这些人并不认为所有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印刷品的内容。他们自找苦吃，不满现状。正是他们破坏了我对同时代人的感觉，我希望他会弄得更疯狂些。
你谈及了“人造花”和瓦格纳的缺点。但请注意——这就是我的整个理论体系——虽然它们不像真花那么漂亮，但从创造的角度看，它们则占优势。最拙劣的雕塑家的思想也是积极的······我十分理解，一天的快乐与二十年的研究是等同的，不论是显示在纸上还是体现在实际的结果上——可看得见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或从思想本身的特点看——计划总是走在前面，因思维本性使然，思想每时每刻都在不断丰富。
不管怎样，我本能地觉得有些事是真实可靠，有些事··充满希望，有些事可生存发展，这促使我在思维方式上多花点心思，而在思想内容上少伤点神。
在真花理论中，生活变成钓鱼术。当你把你捕获的梭子鱼的价值与你所花费的时间的价值做比较，你很快就会明白：在人造花理论中，我认为简直不能浪费一点点时间······
最后，因为要考虑方方面面，我不得不完完全全地坦白承认我的脾气很坏，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显露的。不久之前，还对未来充满焦虑，现在转而担心目前了。早上离开住处，这时本愿意好好地工作，但我总有点意气消沉；每天晚上，回顾所度过的一天，我常感到一无所获。有一种征服时间的强烈欲望攫住了我的心。假如时间任由我主宰，真希望在一秒钟所发现的东西比我一整天所探求的东西还要重要许多。这种疯狂的愿望使我出色地工作，但这种表现并不多见。我带着痛苦的想法入眠，甚至还笑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不过如此。”或者说：“除非你本来就不愿有所作为。”你可看到我多么幸运，照样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对“文学建树”一无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何所措手足？真是的······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真的，要设法明白我们彼此创作活动的意图到底为什么，我还做得不够。而我所做所想的每件事，都与我的生存方式“直接地”相关联，它既是力量，也是弱点。然而，要准确地说，这种生存方式、这种存在与不存在的感觉——尤其是——以某种方式、态度生存（恰恰是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若仅仅从构思一些让身边的读者失望或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不合时宜的作品中去找乐趣和满足，是完全办不到的。相反，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改变它（也影响改变我），赋予它额外一些的特点，会将它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联系起来的。这样，我或许就能对我个人存在的完美状态和理论依据作出说明：比如对某些时期的。而且，对其中的每一时期——严格地说是不管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去描写。但围绕它们，即使不从各自的门户之见出发，也会有某种倾向性或某种艺术观流露和显现出来；而所谓的倾向性或艺术观就在于它设法要弄清楚影响生存状态变化或者说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且要揭示出这一规律，好像这些规律已为人们所认识。
这样，我就无往而不利了。我们不为所萌发的思想负责，但要尽可能地对它的去向归宿多考虑考虑。或许这就有事可做了。我们的手在写作中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它本身的意义。这只手，能写出让我感兴趣的事。有时思绪是飘忽不定的，而且飘忽不定的思绪也让我感到不自在。但不管别人心中所想的被称为天才的创意还是一钱不值的粪土，那也是约伯的财富。
在诸多的情绪中，对我最重要的是“安全感”——然而，只要你渴望获得它，反而心中对一切全不信任。我本人就对飘忽不定的东西丝毫不信任，我不相信它。正因为这样，我曾探寻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我又并不怀疑它的存在，（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精神上总是无比充实的原因。
在这里，现在我能模仿说出你信中一大堆有趣的话，这些说法都与你自己相关联。
库尔巴什勒说我有“最自由的头脑······”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指责大部分文学的地方，就是它们喜欢玩弄一些概念，但对这些概念所涉及的一些内容，连它们的作者都不能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一指责纯属个人之见。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上述这一原因，所以许多文学打动不了我。要是遇到像我这样的读者，这种文字游戏又有何意义？我比较发憷的也是怕碰到像我这样的读者。假如说我不为像我这样的读者写作，那么我的写作可能就是漫无目的、无的放矢，我也不会得到我那个圈子里人的认同。
不过，文学往往是经不起质疑和反复推敲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文学作品开头部分不错，相当精致，中间部分就显得有些拘谨，而结尾部分则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不论写什么，首先必须要确定一下是否需要费一番工夫，认真琢磨一下所写的内容，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别人对您所写的作品提出质疑每一位作者在所创作的作品中一心中要有一个永恒的老主顾，只有树立这样一个奇特的信念才行。
毫无疑问，我刚才纯粹在高谈阔论。《信使》要是听从了我的意见也就不会不受欢迎了。不过，我刚刚还是言之有理的。要是在读一本书开篇头几句话，我们就能确信这部书的作者的观点站不住脚，这说到底将是多么滑稽可笑！不过，像司汤达这样的大作家，他本人或许也会言不由衷，附和他人。但我仍喜爱读他，我不会这么对他说：“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对我会有什么用？”
但文字相对比较晦涩也曾使马拉美遭到非议。
我们暂且将这些庄重而深沉的话题撒在一边，不多谈了。这个星期天，维克多·雨果大街喧嚣声不绝于耳，因为暑热难当，使得许多人走出户外，即使他们不出屋躺在床上也会脱得一丝不挂。
不论我走到哪儿，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可以说，到处都是人，真令我厌烦。更主要的是这些人举止看起来并不雅观，虽然他们举止粗俗，但却个个怡然自得。
保尔·瓦莱里致安德烈·纪德
我的生涯奇怪多变。但是，你作为这种生涯的见证人，用凡爱克那个时代一个艺术家精确逼真的笔触，饱和一个友忠贞不渝的感情，已经描写了你的所见所闻。
你是一个见证人，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我想要做的事（而实际上，我总是想得很少；而且把符合我兴趣的东西降到了最小化），环境使我长时间处于最枯燥无味的状态，也是最有助于判断各种事物的状态。后来，他们赞扬我。但不幸的是没留下任何印象，我的头脑里空空如也；我对这些乐事没有什么感觉。人们认为这些乐事可能使我麻痹了。你很了解我，足以想象出我内心的感觉如何。
所有那些事情都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我的姓名从此已经给了我一个并非我自己而是其他什么人的印象。当我想对自己解释所有那些事情时，当我想自我说明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惊人地流传时，我就发觉理由有三类——
首要的也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由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极端贫穷，因而尊重知识分子的价值。毫无疑问，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明显的人才短缺现象中，我已获益匪浅。我们15岁时，许多真正的伟人还健在。今天，伟人已经减少了，靠树
立雕像来弥补现实······
另一方面，长时间远离文学对我起了重要作用。在那段时期，我冷眼旁观了许许多多的时尚变化，看到过狂欢游行车辆，成队而过，备受欢呼，消失在街尾，又重现于街头······一个不为感情所动的观察者才能了解到许多情不可谅的理由。
最后——最重要的和我真正感到自豪的——几乎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归功于我的朋友们。他们信任我，而我自己并不信任自己；他们使我吐露真情。他们不顾我反对，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有益于他们的增进友谊、有益于他们提高品质、有益于他们发挥才能的名人。而且，他们教给我这么多的知识，并使我了解到那么多的事情。
我的骄傲在于这么一个事实：我引起了他们巨大而不可估量的兴趣，他们对我也表示了巨大而不可估量的兴趣。
CHANGELOG
2026-11-08 18:07:46
True Life
by Adam Zagajewski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下：
一个有点像老托尔斯泰的人
漫步穿过皮卡第的田野，
可笑的坦克曾在那里
笨拙地战胜了
地势上的缓坡。
他还参观了
布鲁诺·舒尔茨死去的城镇
或是坐在黯淡的
维斯瓦河的岸上，
草地散发着
蒲公英、牛蒡和记忆温暖的气味。
他很沉默，鲜少微笑。
医生警告他
要避免冲动。
他说：我学会了一件事
唯有怜悯——
对于人类、动物、树木和画作。
唯有怜悯
总是迟到。
它落在瓦维尔的龙身上
落在巨人的骨头上
——塔德乌什·鲁热维奇，《克拉科夫的雨》
它落在亚美尼亚大教堂上
落在圣乔治的东仪天主教堂上。
落在歌剧院和黑色的房子上。
群山消隐在薄雾里。
奥斯塔普·奥特温，一个
勇敢的人。
（他维护斯坦尼斯瓦夫·布若佐夫斯基）。
被盖世太保
在大街上开枪打死。
文明——多达五个音节。
痛苦——只有一个。
在伦敦，我看过凡·艾克的自画像
铭文为"Als ich kann"——即
“尽我所能”——这不是自拍照。
雨落在苏格兰咖啡馆上
落在凯泽瓦尔德
高高的城堡
和犹太会堂上。
这座城市，就像罗马
坐落在七座小丘上
有着权杖和球形屋顶建筑
变得又平又小。
电车轮子在狭窄的
轨道上尖叫。
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路人和游客
赢家和输家。
有汽油味的蟋蟀
——弗拉基米尔·霍兰
穷人在边界等待
怀着希望看向另一侧
有汽油味的蟋蟀
云雀歌唱着
压缩版的国歌
边界两侧都是东方
北边是东方
南边是东方
一辆汽车载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
上面只显示海洋
一个小女孩在一辆老式菲亚特125里
认真做作业
一个绿网格笔记本中——
边界无处不在
无花果是甜的，但不能长久。
它们在运输途中坏得很快，
店主如是说。
就像亲吻，他妻子补充道，
她是个驼背的老妇人，有双明亮的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我漫步在这些走廊里
这些伟大的博物馆
看着一个世界的绘画
其中的大卫如童子军一般清白
歌利亚真该死
伦勃朗的画布上有一片永恒的昏暗
焦虑和专注的昏暗
我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
我欣赏愤世嫉俗的枢机主教的肖像
身着罗马的紫袍
我欣赏狂喜的农夫婚礼
纸牌或骰子的狂热玩家
我观看战船与和解的时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漫步在这些走廊里
这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些天堂般的宫殿
我试图理解以撒的牺牲
马利亚的悲伤以及塞纳河上明亮的天空
而我总是要回到大城市的街道
疯狂、痛苦和欢笑在那里持续——
尚未被描绘
你喜欢读诗人的传记
闯人别人的生活
那种突然的震惊
发现自己身处他人生活的幽暗森林
但你能随时离开
去到街上或公园
或在夜晚的阳台
看星星
星星不属于任何人
它们像刀子
却不带一滴血
星星纯净而闪亮
残忍
老画家站在画室的窗边，
那里放着画笔
和颜料。
诗人等待灵感，物体
和面孔却攻击画家，
它们尖叫着到来。
然而，它们的轮廓
模糊、褪色。
物体变得盲目、喑哑。
老画家只感到
一波模糊的光，
对形式的渴望。
而即便现在他也知道
也许他还会再次看见
难以区分事物的苦涩欢乐。
给卡罗尔·塔尔诺夫斯基
到处都是橘子花开的香味
像柔软的丝绸手帕；
这里记忆比时间更强大，
每一天教堂都必须再次
到清真寺里寻求庇护。
科尔多瓦是这个国家的
黑色心脏，是无形之物的
严厉判官，愤怒与喜悦、
欢笑与暴怒的判官。
与此同时，身穿潜水衣的
游客，像潜水员一样在海底漫步
寻找宝藏，搅起脚下
虚幻的尘埃。
无尽的暮色还在继续，
无尽的五月黄昏，
麻雀高声叽喳，影子
缓慢回归
回到它们幽暗的公寓，
树木被轻微的震颤，
甚至被恐惧攫住，仿佛终于明白
就是这样了，它们已无处可去。
现在看来似乎
一个秘密渴望被揭晓，
它举起手，仿佛老师偏爱的学生，
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
哲学家必须选择他们的城市，
只有诗人能生活在任何地方。
他口袋里有为附近的狗准备的零食
他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他几乎不再看树木和郊区别墅
他对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
我画过所有的东西，试图画出我的思想
却从中所获甚少
世界仍在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增长
却总是缺少点什么
曾经，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给了母亲
一本关于（老）勃鲁盖尔的书，作为她的命名日礼物
一个星期后我把它要了回来，说我的“工作”
需要它（她取笑了我）。
如今现代化甚至入侵了
墓地——离她的墓不远
他们安装了一台蜡烛机，没错，一台蜡烛机，
一根金属柱子，一台能弹出蜡烛的机器，
只要往投币口扔两三个银币就行了。
卢德维卡的命名日又到了，我去了那座城市
现在已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片记忆的热带森林
我的童年在对我说话，每条街道
都在说话，唱歌，甚至可能大喊大叫，没错，
大喊大叫，谈论着曾经有过的事物
和不再存在的事物，以及我曾经认识的人。
在这样的混乱中，在回忆的尖叫中
我不知该如何为死者祈祷。
我在墓碑上放了一盆小菊花
在回家的路上才明白
这就是祈祷，这短暂的犹豫。
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没带钢笔
或铅笔，我不能写下
发生的事情，幸好加油站的
收银员救了我，她给了我
一支用过的金色圆珠笔
和一张没用过的A4纸。
我飞快地开始记，当我潦草地写着
笨拙的句子时，我的朋友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查理·威廉斯，还有托马斯·萨拉蒙——
我想托马斯会特别喜欢
加油站的圆珠笔这个点子。
我如实解释道：“但事实就是这样，真的。”
我听到一个回答：“真的，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一起说，
大笑着，虽然我知道他们的美学
在过去截然不同）
而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回到克拉科夫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八月最后的日子，却依然很温暖，
夏天还记得它的青春，甚至夜晚
也温暖、轻灵，一切都没有改变，
成群的钟乳石在洞穴里缓慢生长，
卫星时断时续地监视着地球，
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
《真实生活》是扎加耶夫斯基于2019年在波兰出版的单行本诗集，几年后仍由他的主要译者克莱尔·卡瓦纳女士翻译成英语，由纽约的法勒-斯特劳斯-吉鲁（FSG）出版社出版。扎加耶夫斯基没有看到英译本的出版，他于2021年3月2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看到了此一年前由我翻译成汉语的《永恒的敌人》和《无形之手》。这两本精致的诗集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喜爱，《永恒的敌人》还入围了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虽然只是“入围”，却是唯一入围的诗集，这当然完全归功于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独特品质。此后，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部诗集《不对称》也顺利在中国出版，而且不久便加印了，真的要特别感谢读者慧眼识珠。这几部诗集保持了一贯的风格，无论是诗歌的内容，还是编辑的体例、诗集的形制，都十分统一。这也是作者喜欢的诗集的“模样”，他不止一次谈到过：不厚、可随身携带、可反复阅读。《真实生活》尤其如此。而且因为其中的诗歌均为新作，在过去一年里我反复阅读，诚实地说，我对《真实生活》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前几部诗集。
曾有论者将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写作打上“个人化历史写作”的标签，这也部分符合他的诗歌写作。扎加耶夫斯基的每一本诗集里，都不乏关于历史的诗，尤其是与他的亲友，他所熟悉的诗人、作家和其他人物有关的历史；不妨说，历史俨然成为他写作的一个资源。我记得有一次，扎加耶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作家访谈时说，他宁可选择做一个“有历史的诗人”。这源于茨维塔耶娃的一个观点：“有历史的诗人和无历史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将诗人分为两类——那些与历史具有难解关系的诗人，此为一类；另外的一类则属于纯抒情诗人，他们天生成熟，只需等待歌唱的灵感。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天才”是可以不受历史打扰的。扎加耶夫斯基的立场是：诗人在历史之中。他选择背靠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选择置身于历史之中；置身于或远或近的历史，试着去理解历史，这也是理解现实的前提，对扎加耶夫斯基而言，这是一个明确的自我要求。
另一方面，扎加耶夫斯基说，他尽力想做的是利用历史，经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将历史注入抒情的时刻之中，所以我们也不难发现，扎加耶夫斯基的许多诗都是截取历史事件或历史疼痛，然后试着从中找到某种富于人性的东西；因为抒情总是人性的，最后它会帮助诗人和读者解开难解的历史。这是一种打开历史的方式，将历史转化为悲剧的愉悦时刻。在我看来，《真实生活》里有许多诗便遵循了这一写作思路，是被我称为“富于历史感的诗篇”。
另外，《真实生活》里占有相当篇幅的，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给人平易、亲近的印象，我想跟他擅写此类诗歌有关。我们知道，在最近几十年的汉语诗坛有一个“日常生活”的写作神话，大量诗人热衷于书写所谓日常生活，因此也造成了“日常性”“叙事性”“叙述”“口语”“段子”之类的泛滥成灾，严重拉低了写作难度，几乎放逐了诗的抒情性、艺术性，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扎加耶夫斯基如何写“日常生活”呢？他也叙事、叙述、挑选具有意味的细节，但他绝不复制生活，绝不写生活本身早已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
桑塔格在《智慧工程》一文里说，扎加耶夫斯基具有小说家的智慧。桑塔格所指的智慧，我理解还是指传统和典型意义上的小说家擅写世情、人物、性格的那种能力。扎加耶夫斯基的确写过几部小说——可惜没有被翻译，但文学史上是有定论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记叙性散文、回忆录（如《两座城市》《另一种美》），就是纪实小说的笔调，比如刻画人物，他是非常简洁的，寥寥几笔便有跃然纸上的效果。扎加耶夫斯基的这一类诗也是如此，特别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仿如简笔画或微型雕塑，读后令人印象深刻。
为何能做到这样？首先当然是因为诗人目光敏锐、思想深刻；另一个方面，我想跟他不轻易下笔有关。扎加耶夫斯基曾说，对每个诗人而言，危险恰在于写得过多；所以不写的时候也是可喜的沉默，防止你写得过多、冲淡你，或者防止你写些平庸、无趣的诗作。尽管他也坦言，不写很是痛苦，但这是必需的。同时，虽然早已是著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却十分注重修改。他说自己有时候写上十遍草稿，一次接着一次重写、改写，直到不能再做修改了。“我把修改看成是在一具活的身体上做手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时，也是非常吃惊的。警惕滥写、反复修改，这些说起来似乎都是老生常谈，实践起来却非常不易。
我一直认为，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位文本意识非常强的诗人，如果说以上还只是涉及了他诗歌写作的方法论，我以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扎加耶夫斯基是波兰著名大学的哲学科班出身，他始终反对那种无深度的写作。不管后现代文化如何热衷平面化、碎片化，扎加耶夫斯基仍然相信“没有无高度的诗”，这是他曾引用的瑞士诗人菲利普·雅各泰的警句，在他们这样的诗人看来，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精神高度，诗就是不可能的。
《真实生活》也许是诗人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本诗集了，但也不排除（毋宁说我是期待）他还有未经整理和发表的诗作。那无疑是读者的幸事。扎加耶夫斯基离世已经三年多了，我常常想他。要读的书还有很多，但这几年，我常常放下正在读的书而打开他的诗集，沉浸在压倒我的怀念中，恍惚，黯然，又不时被他的诗打动、提振，我想，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必将伴随我的余生。
李以亮
2024年4月于武汉
CHANGELOG
2026-11-07 19:11:55
确实从未好好听过古典乐，2024年听过一阵子韩德尔（Handel），具体缘由已经忘却了。
今年九月听了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当天就对如何能复现作曲家的思绪，古典乐如何不引导、不压迫有很多想法。到十月看了窦文涛对话张昊辰之后，很多感觉开始慢慢发酵，终于在一天化成了绝佳的时机和入口，一下子就进来了。
那天在看B站讲托尔金中土世界设定有关的乐队的视频，讲到Blind Guardian，后来就翻出来听了会儿，很多古典乐成分的歌曲，脑子里就又想起窦文涛讲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古典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忽然想到Beksinski画画时爱听古典乐，他喜欢听哪些，就跟AI聊了下，点开Spotify开始听Mahler 7，瞬间喜欢上了。
再次感叹写真的很重要啊，好像就是通过持续、自主地写，很多思考真的有了根茎，在时间的浇灌下，生发出枝桠了。
新建一个文件，记录下一路的发现好了。
前两天才发现原来不同的乐曲，不同的指挥也差异极大，忽然感觉这个坑有点深哈哈。
Symphony No.7
III. Scherzo. Schattenhaft Trio
Simon Rattle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 2021.2
Symphony No.2 “Resurrection”
IV. Urlicht
Simon Rattle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 2010.11
V. (b) Wieder sehr breit
Simon Rattle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 2010.11
I. Allegro maestoso
Simon Rattle指挥, 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 1987.11
V. (e) Langsam
Simon Rattle指挥, 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 1987.11
V. Finale. Im Tempo des Scherzos
Michael Gielen指挥, 德国巴登与弗莱堡SWR交响乐团（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SWR前身两团之一，2016年与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合并）, 2000.11
Symphony No.5
I. Trauermarsch. Streng. Wie ein Kondukt
Michael Gielen指挥, 德国巴登与弗莱堡SWR交响乐团, 2000.11
II. Stürmisch bewegt, mit größter Vehemenz
John Barbirolli指挥, 新爱乐管弦乐团（即今伦敦爱乐管弦乐团）, 1969.7
Symphony No.9
II. Im Tempo eines gemächlichen Ländlers. Etwas täppisch und sehr derb
Claudio Abbado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 1999.9
Symphony “Rebirth” Op.7
IV. Allegro maestoso
Jerzy Salwarowski指挥，华沙爱乐乐团, 2013.3
Antoni Wit指挥，华沙爱乐乐团, 2011.4
Dante Symphony S. 109
I. Inferno
Gergely Madaras指挥, 列日皇家爱乐乐团, 2026.9
Liebesträume “Dreams of Love” S.541
Mariam Batsashvili
Concerto in D Minor, BWV 974
II. Adagio
Vikingur Olafsson
Nocturne & Tarantella, Op. 28 (Arr. G. Fitelberg for Orchestra): II. Tarantella. Presto appassionato
Karol Stryja指挥, 波兰国家爱乐乐团（Katowice）
8 Klavierstücke Op. 76
No.2 Capriccio
Andras Schiff
Symphony No.3 in F Major, Op. 90
III. Poco allegretto
Claudio Abbado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 1990.11
Maazel
Valery Gergiev
Leonard Bernstein
Gennady Rozhdestvensky
Karłowicz
Mahler 7
Liszt Dante
Mahler 10
Shostakovich 8
Schnittke Requiem
Symphony No.1 Rafael Kubelík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Symphony No.2 Philharmonia Orchestra, Otto Klemperer；New York Philharmonic, Bruno Walter；Vienna Philharmonic, Zubin Mehta；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Klaus Tennstedt；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Vladimir Jurowski；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Iván Fischer
Symphony No.3 Bernard Haitink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Symphony No.4 Iván Fischer 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Symphony No.6 Jonathan Nott 班贝格交响乐团；John Barbirolli 1997；Tennstedt 1991；Riccardo Chailly 1998
Symphony No.7 Claudio Abbado 卢塞恩音乐节管弦乐团
Symphony No.8 Georg Solti 芝加哥交响乐团
Symphony No.10 Michael Gielen 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
大地之歌 Das Lied von der Erde 克伦佩勒 爱乐管弦乐团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 67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 4 in F minor, Op. 36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 5 in E minor, Op. 64
Franz Liszt: A Faust Symphony
Dmitri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8 in C minor, Op. 65
Dmitri Shostakovich: String Quartet No. 8 in C minor, Op. 110
Alexander Scriabin: Prometheus, The Poem of Fire, Op. 60
Alexander Scriabin: The Poem of Ecstasy, Op. 54
Alfred Schnittke: Requiem
Mieczysław Karłowicz: A Sorrowful Tale, Op. 13
Gustav Mahler: Symphony No. 7, III. Scherzo: Schattenhaft
Franz Liszt: Eine Faust-Symph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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