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09 22:52:46
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es Barba，1975—），西语界当红小说家，已出版十三部作品，除小说外还包括散文、诗歌及摄影集，作品被翻译成十种语言。同时，他也是托马斯·德·昆西、赫尔曼·梅尔维尔、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司各特·非茨杰拉德等著名作家的西语译者。
童亚星，女，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译有《回家的路》《黄雨》《我的文档》等作品。
玛丽娜听到的原话，也是第一句话，正是“你爸当时就死了，你妈还昏迷着”。这句话里的每一丝曲折都触手可及，内涵丰富，暧昧难解：
“你爸当时就死了，你妈还昏迷着。”
这句话被直截了当地说出。它简短而生硬，以千差万别的方式不期而至，有时根本没有任何预兆。就那么突然坠下，仿佛落入了田野。
“玛丽娜，你爸爸当场死亡，你妈妈刚刚也去世了。”
我们开始准备地方，我们爱自己能想象到的一切。有的小伙伴说玛丽娜会是个大块头，另一些说她应该跟我们差不多，还有的说她肯定特别漂亮，但也有些人不这么认为。这就是玛丽娜最初的胜利：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一样的了。我们已经被调教成了温顺的女孩，外形相差无几，怀有同样的心愿，如今却已不再处处相同。在那未知的地方，有一双我们并不熟悉的小手，让我们顿时变得陌生起来。就在那一刻，有样东西破裂了：信任。像是在一场短暂的空白后，我们都学会了很多，但这种学会让人悲哀，跟学会乘法口诀表、分辨字母g和j或者自然科学课本里的内容大不相同。这种学会让人痛楚，像是滔滔河水从院长和其他大人们所在的高地倾泻而下。
这是玛丽娜最初的发现之一：所有人的鞋子都一模一样，黑色的，圆头的。所有的脸庞都因过多的日晒而变得黝黑。所有的衣服都过于鲜艳。
她去过巴黎迪士尼乐园。这无异于又一道在远处响起的闷雷—她曾经拥有的、没有我们的生活。我们多想让她给我们讲讲她过去的生活啊，可我们不愿提出来。
只要大人没看着，我们就打玛丽娜，不过从来不会多用力，轻轻一下而已。趁她弯着腰捡这捡那，我们就用削尖的铅笔戳她的屁股，她总会瑟缩一下，我们则大笑不止。她的脸就像一个盛满屈辱的杯子，却又盛满了叫人猜不透的思想，傲气十足。那脸蛋又热又臊，眼里盛满泪水，可她偏偏不哭出来，只是用手抓着裙子，使劲拽着，仿佛她乐意跟我们一起待在这里，不再回到过去，不再去想巴黎迪士尼乐园和假期，也不再去坐过山车。像是要收起所有的回忆，不再跟我们分享，同时慢慢驯服自己的愤怒。
我们想说：这是为了让你正眼看看我们。这样一来，重新去爱她就容易多了。爱是一种堪称古老的东西，历来如此。她把娃娃的腿扔到了树下，不再理会。可我们想知道她的感受，想知道在娃娃的腿和完整的洋娃娃之间还剩下些什么，失去的又是些什么。玛丽娜看上去放松了一些，像是已经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这下子她该向我们靠拢了，我们想着。
玛丽娜慢慢抬起头，望向大人。现在，她已经不想成为大人了，连看起来像都不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想法毫不动摇。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暴力：这里是动物园。想想，整个世界都可以浓缩在一颗獠牙上，这獠牙就长在动物的双唇后，稍稍露出一截，白生生的，生来就是为了刺进别的肉体。
那晚发生的事情就跟之前在动物园发生的一样。黑暗中，我们围着玛丽娜的床，动物园的场景浮现在眼前，比白天更加清晰。我们渐渐明白，我们看到那只狼时产生的感觉是如此深不可测，不管是当时，第二天，还是来年，我们都无法参透它。
我们会开始生活在游戏中，生活在游戏带来的不安中。
与孤儿院，与白昼的最后一丝联系就此打破。在我们心中，洋娃娃作为普通人的生命已不复存在。她的脸上会掠过一丝恐惧，一丝痛楚。玛丽娜一声令下，我们就会剥光这个被选中的女孩的衣服，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我们之前从未留意过，女孩肩上有一颗痣，她的小脸滑稽地歪向一边，印着唐老鸭的衬衣边缘有些破损。我们给她脱衣服时，女孩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密实。她的气息将会彻底消失。没错，这脆弱而珍贵的东西，气息，终将消失。她的皮肤会变厚，恰如我们愈发膨胀的热情。一切都有些鲁莽，有些粗野。为了掩饰自己的焦虑，我们甚至扮起鬼脸、讲起笑话来。
大家应该放下娃娃的双臂，让她自己活动，可她如冰封般一动不动，脸颊因一个个毫无意义的亲吻而变得湿润温暖。然后，她感到裙子被拉扯，是一双双探寻的小手。此刻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认定自己即将死去，然而，对于一个洋娃娃，这念头似乎毫无意义。她能感受，却毫不兴奋。她的双眼渐渐失去神采，变得空洞无物。她的体温持续下降，心跳也渐渐放缓。她并没有被排斥，而是被融入了某种氛围，所以，女孩们可以将秘密倾泻给她。
玛丽娜知道她们心中珍藏着一份只在夜里游戏时才会释放的爱意，帮助她们抵御日间的愤恨。
（小手，想起巴特比。）
事实上，妈妈真正想要的并不只是钱，而是钱唤起的记忆，关于工厂里的办公室，奇大无比的办公桌，一整套高雅的写字台上，往来信函摊在那儿等着被拆开；妈妈真正想让人们归还的是她的阔绰，以及尽可能体面地将残留的失败隐藏起来。因此，医院病房的窗帘，为访客准备的高雅沙发，花瓶里盛开的玫瑰，美丽却单调，和豪华酒店的那种高雅一样，这一切比妈妈本人还要“妈妈”。
在一阵冗长、单一的呻吟声之后，本来应该是明显的喘息，但是这次没有喘息，而是突然就不喘气了。她害怕了。在那一刻之前，她从未感到过害怕，从未真实描述过任何一种类似害怕的感情，那一刻，突然感觉自己滑进了妈妈睁大的眼睛里的巨大深渊。只有眼睛。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因为疼痛而变得僵硬，这种疼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伪装，妈妈的疼痛，妈妈的抱怨，妈妈的爱和担忧，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只有那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粗糙得像两个结，仿佛在乞求怜悯。她大喊了一声“医生”。
在这片寂静中，原不原谅妈妈已经不重要了。生命看似茫茫，一瞬间，就变得渺小，变得无关紧要，几乎不值一提。或许，相比生命来说，更不值一提的是死亡，是死亡如何使曼努埃尔的母亲和妈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有了同样的神态，同样的表情。
“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妈妈说，“我只想要属于我的东西，不属于我的一点儿都不要，这就是我的要求，”然后，妈妈看向她，就像看着一个不可饶恕的叛徒，“还有爱，我还要求爱。”
“她死了。”
“她死了”这几个字，似乎比妈妈的死亡更来得真实。它存在于安东尼奥的嘴唇上，存在于打给曼努埃尔和玛丽亚·费尔南达的电话里。“她死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简单得近乎荒唐，解释了妈妈已经不在了的事实，那个在给玛丽亚·费尔南达打电话时就睡着了的妈妈，那个说她是唯一一个爱她的人的妈妈，妈妈的双手本来让她充满希冀，现在却开始变得那么荒谬，原来真的是这样，所有的亡者都有相似的地方。
突然思绪来袭。她记起和特蕾莎的朋友们，还有特蕾莎自己的一些谈话。她也记起了，让自己感到厌烦的并不是她们，而是她们的自得。她走进洗手间，从腰部开始褪掉衣物。坐进浴缸，她开始抚摸自己。最初的不适感很快就消失了，在她发现这和亲吻路易斯时的那种抗拒是一回事的时候，感觉起来却不一样了，因为其中有让她感到欢愉的部分。萨拉相信在她的身体里面又诞生了一具身体，这具身体理解路易斯，理解她的妈妈，理解特蕾莎。她不喜欢那具身体。强烈的快感持续了几秒钟，随即缓缓消退。她洗了手，重新穿上衣服。厨房的门一直开着，整个房子都是炖肉的香气。天色已晚，吃过晚饭后她穿上了睡衣。她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手淫了。”妈妈还没回来。她很伤心。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天是十月二十八日，刮着风，萨拉第一次用妈妈的拆信刀（刀是那么地漂亮：金色的，上面有三只铜制的乌龟浮雕）在大腿上划了几道伤口。她一个人在家，妈妈很晚才会回来。远处的起居室里，传来电视上的窃窃私语。她试图回想自己去那里是为了找什么，这时，她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拆信刀，就在一些银行信件的旁边。那里不是她的领地。她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刀尖，几近带着怜惜。那天是星期二，可是却感觉更像是星期四，星期六，因为夜晚满是霓虹。她轻柔地滑动着拆信刀，直到刀尖来到了大腿之上。她用力地按压刀柄。她看到刀尖如何穿透薄薄的睡衣，如何轻轻地陷入肉里。疼痛很剧烈，很尖锐，很简单。刀尖的轮廓被一滴鲜血浸润，然后继续在大腿上深入，萨拉发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着。她不喜欢这种疼痛，但还能忍受。此时，她感觉流血的腿好像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遥远而虚弱的敌人的，不需手下留情。刀尖无需再深入，血渍已经扩散成了一个完美的圆，犹如一枚血做的太阳。她停止按压，将拆信刀重新放回写字台上，这时，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之后，她笑了。她赢了，虽然不知道是赢了谁。
有时，当她在裸露的大腿上操作的时候，手腕会颤抖，因为那时候的认知最强烈。然而，最初的五分钟过去后，她便失去了敏感性，感觉像是在将拆信刀扎在一块没有生命的白肉上，扎在一块蜡上。
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毫无意义一样，萨拉也并没有期待这件事会有什么不同。她沉迷于此，不是因为她喜欢疼痛。主动寻求疼痛会让人觉得毫无意义，甚至荒谬，但只要再坚持一会儿，等到感受突破了理智的门槛，便会抵达一种令人倍感愉悦的占领的境地，控制的境地。
占领的感觉，坚定的感觉，使她在那几个星期里都很愉快，然而，那种快乐，却不能像其他所有的快乐那样说给别人听。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她几乎就要将这一切告诉特蕾莎了，但当她刚要这么做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天两个人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一起脱衣服的情形，便立即终止了行动。不，特蕾莎也不会理解的，她会害怕，会觉得她疯了，甚至会打电话告诉她妈妈。萨拉害怕别人将她的这份幸福抢走，害怕别人会误解，这种恐惧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浓。决定什么都不告诉特蕾莎，便意味着决定了不告诉任何人，永远，同时，承认这是个秘密，也使她害怕被别人发现。她开始隐藏和拥抱这份内含焦虑的幸福，这让她不禁有些愧疚，但是因为什么而愧疚呢，对谁感到愧疚呢，她想。
她开始停止进食，是在一个星期三，那天仿佛是从很久以前照搬过来的，可能是童年时代，因为她感到一种儿时才有的不真实的、虚构的幸福。
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承认了自己那可笑的软弱，捂着胃部，满脸痛楚，吃了一片中和胃酸的药。她不可能曾经那么崇拜这个女人。
而萨拉，在自认为熟识的世界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与禁食带来的快感相比，饥饿所带来的不适（其实是很容易克服的）就像是一份微不足道的贡品。她疲惫着醒来，稍微动一下就会感到力竭，但是换来的是世界变得可以忍受，变得轻飘飘的，甚至变得体面。萨拉从床飘到公交车，从公交车飘到课堂，飘到课堂上的窃窃私语，然后再一次，回家，步行穿过公园，十二月的凛冽敲打着她的面颊，重塑一般。似乎万事万物都生存于她的皮肤之下。
但还不只是轻飘飘的。同基本需求的斗争使她许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优越感。这是一场与自己的战斗，是一场与所有人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她一直忍着，直到饥饿在胃液分泌之后变成集中在胃部某个明确部位上的疼痛。她准备了小包装的食品，小番茄，半个梨，去掉面包皮的半个三明治，然后精心地用锡纸将这些东西包裹起来，仿佛那是幸存者最后的食物。只有在感到自己虚弱得快要晕倒了的时候，她才会吃一些，这样做的时候，也并不觉得解脱，反而是一种必要的恶行，一种令人生厌的生存义务。
这种坚韧有眼，有手，有颜色，有值得倚赖的情感，但都跟她之前体验过的完全不同。现在，每次出门，她看到的都是一个看似混乱，实则清晰、有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孤独不仅不再困扰她，相反，独自一人还能帮助她能够更好地思考和判断。有时候，她离开公园，走到从她家所在的那条街拐弯过去的大街上，她会觉得正在指挥那场由喇叭、人声和公交车组成的荒唐音乐会的人是她自己。她站在原地，定定地看着某个人，某件东西，无声地命令它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人们遵从着她的指令，却毫不知情，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是在按照她的命令行事。每每此时，她都会觉得体内有某种空虚、简单的东西能与她完美契合，如同幼儿园里玩的那种恰好能放进缺口的木块玩具，那种感觉的洪流变得愈加强大。那里没有语言，也是真的。控制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星期一的夜晚，甚至比那更加安静，犹如目光缓缓拂过书上的文字。
“我恨你。”
让这几个字倾洒在饭桌上的，并不是寂静，也不是前一幕的紧张。如果她是大声说出来的，或者是喊出来的，那就会更像是一种幼稚的爆发，但是用这种方式，这种简单的告知语气说出来，就有了一种极大的说服力，仿佛这份恨穿越了情感的羁绊，扎根于她那最残忍的领地之上，绝对漠然的领地。萨拉把叉子放回了盘子上，喝了水，擦干了嘴唇，又说了句“我恨你”，仿佛并没有比上一个动作多出一丝重要的含义，仿佛一切都属于同一个无形的链条。
那个清晨的天气温暖怡人，她担心这会吸引人们走出来。就像是有意寻找一般，她藏到了前一晚藏身的同一片灌木丛里。她感到精疲力竭，于是她半躺下来，蜷缩起身体，用叶子盖住了自己，以防被别人发现。她已经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阖上眼睛的时候，她感觉一切都在打转。光并没有干扰到她，但只要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她都会立刻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危险过去。尽管整个上午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但是萨拉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休息，她睡着，但是从未睡踏实，就像一只依赖持续的压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动物。然而，休憩的时间就像洞穴一般阴郁、昏暗。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感知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感受着这里或那里的肌肉在放松，与此同时，另外某个地方又一直保持着紧张。此起彼伏，就像是一场或许是由她亲自指挥的音乐会，只不过她全程都是无意识的。
透过树枝的间隙，她发现天空带着一种阴郁的灰色，感觉要下雨的样子。她觉得自己沉重、强壮，仿若此时的天空，坚硬、粗糙，仿若动物一般。她觉得自己似乎一直以来便生活在那里，在那一堵堵树墙之间，而此刻穿透树枝的光便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所有。然而，周围的事物越是让她感到舒服，她便越不喜欢处在其中的她自己的身体。她捡起一根树枝，挽起裤管，划伤了大腿，直到出血。然后，似乎是被自己的举动吓到了，她痴痴地看着硕大的深红色血滴沿着雪白的皮肤滑落在地，就像一面刚刚臆想出来的旗帜。
那晚，她没有直接去湖边，而是绕着湖转悠。这样做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巡视时发现自己的领地井然有序的极大满足感。她想大叫，她想在地上爬行，她想出汗，她想吃肉。
她们再一次沉默了，看着对方，并不是她们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太多了，以至于两个人谁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从那一刻开始，萨拉便很想跟安娜说说那个公园，那片湖，夜晚时分路灯映在水面上的光。年龄差将她放在了优势的地位，这使她一瞬间恢复了力气。当她说到她打了一个男人的时候，安娜崇拜地看着她，而萨拉，从那一刻开始，便很想照照镜子。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照过镜子了。
“我们需要赤裸相见。”安娜说，声音中带着庄重，很严肃，而她感到胃部一阵急剧的痉挛。
“现在？”
“现在。”
她们从来没有赤裸相见过。仪式中使她们觉得自己奇怪的，恰恰是她们知道自己的裸体很丑陋。在那一刻之前，不用说，她们都是轮流使用卫生间换衣服的。如果门关着，另一个人从来不敢进去，甚至不敢敲门。而这一点，则使裸体的庄重感更加强烈，这一私人行为带来的不适感，使她们一直没有看向彼此。可是现在，安娜已经说了她们需要赤裸相见，那个之前从未说过什么的安娜，说她们需要赤裸相见，这些话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方式安抚了她的喉咙，同时，又迅速地下滑到了她的腹部。安娜脱掉套衫。萨拉脱掉T恤。
“等一下。”萨拉说，然后走过去，把百叶窗关上了一半，以防别人看到她们。房间里的光不见了，带上一种淡淡的昏暗，微弱而纤细。她们同时脱掉裤子，内裤，袜子。现在她们俩都一丝不挂了。安娜任由手臂垂到胯部两侧，她也一样。乳房有一种简简单单的感觉，圆润而不对称，乳头看上去模糊不清，颜色接近肤色。阴毛漆黑浓密，萨拉对它着了迷，仿佛脆弱到足以毁掉安娜的整个身体。她感到安娜在以同样的方式看着她：爱着她，同时又摧毁着她，目光狠狠地停留在她瘦削的双腿上，慢慢地停留在她的腹股沟里，沿着肋骨向上攀爬，她很想跳到她的身上，抓挠她，撕咬她的脸颊，但是她没有，就应该这样待着，静静地站着，相隔一米的距离，就像是两尊石像。眼睛上下逡巡，互相吞噬。
安娜朝她走近一些，伸出手去，似乎想要触摸她的胸部。
“不要。”萨拉说。安娜的手停住了，然后第一次看向她的眼睛。“我们不能碰彼此。”她说。
“当然，”安娜缓缓地答道，仿佛她们之间只剩下这一点不曾相互了解了，“现在我们没有秘密了。
所有人，除了安娜和萨拉，似乎每个人都迅速、直观地明白了那一点，因为从那天下午开始，她们都陷入了一场装作隐形人的竞争。没人愿意比别人多说一句话，多吃一口饭，多笑一声。沉默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暴露，因此也没有人愿意一直沉默。于是，发生的事情便像极了生活：那种最初有意识的表演，在一天之内便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常态，而她们自己，或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在开会的时候把自己描述成她们假装是的那个人，或者说是她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而不是她们本来是的那个人。
对于萨拉来说，这种越来越令人恼火的局面中，同安娜一起去房间里便成了难得的休憩。她们像第一次那样脱光衣服，但是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语言，萨拉看向她，或者安娜给她一个眼神，两个人便走向那里。沉默着，裸着身子，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接近一些，到了快要触碰到的地步，却从来没有真正触碰到，混合着肥皂与洗发水的味道，徐徐上升的安娜的体香，瓷砖上的脚的冰冷，手上的汗，从门后经过的小汽车那金属质感的噪音。这套缓慢的仪式正在生成自己的规则，一切都遵循着这套规则，分毫不差，循环往复。
(身体的游戏)
她曾经很想离开那里。现在却一点儿都不想了。如果有人问起，她不会说自己很不开心。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循环往复的同一天，没有痛苦，但是也没有乐趣。心理医生让她谈谈她的父亲，她讲述的时候，就像是在虚构一篇自己读过的小说。
就像一个其硬无比的囊肿，时间再一次缓慢下来，寂静，并不只是没有声音，而是绝对的寂静，将一切事物分解成越来越小、越来越荒谬的碎片，公园草地上男人舔舐着女人的脖颈，她想要毁灭那所有的一切：男人，女人，他们身体间可恶至极的摩擦，张开的双腿，荒诞、丑陋的快感中不连贯的间歇，破坏了树叶的柔软，破坏了天空的颜色，破坏了她的消瘦，她的丑陋，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朝他扑去，为了结束这一切，不是为了摧毁什么，而是为了被某种东西摧毁，就像是有某种东西毁掉了多年以前溺死在湖里的那个男人，穿着写有USA字样的T恤，一只脚光着，另外一只穿着鞋，就像一定有某种东西摧毁了他，把他扔在那里，丑陋而美丽，漂浮在纹丝不动的湖面上，后来人无法知道真相，一个同时笑着哭着的小丑，因此她也开始哭了起来。
“你知道什么？”“一切。你那么做就是因为这个，对吧？”世界凝滞了，就像是胶片中的一帧定格画面，安娜，安娜那双小小的脚，她的手，左脸颊上的痣，她乳房那不对称的美，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当她们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对方时那双冷酷至极的眼睛，现在全都融化在了另外一种像是光的东西里。“说吧，你强迫了她，就是因为这个，对吧，萨拉？”说出“是”很容易，因为说“是”就是在说“你很漂亮”，也就是在说“你软弱之时，我会坚强”，尤其是在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但与此同时，她记起了那双已经无法造成任何伤害的小手，安娜的双手在回忆中静止不动，就像是在怀念一片无法企及的湖。
（弱化，像是写给男性的一本自我解放指南一样）
他想起了很久以前他爱了三年之久的那个人。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里有种腼腆、敏感的男孩被人深爱时所具有的东西。罗伯托挂了电话，而他，听着电话忙音，回想着那个有人用花朵装饰他的头发、为他画唇、与他共浴的夜晚。他记不清他的脸，却记着他的触感。他记起他的手，他舌头的温存，公寓的混乱，彼此占有的奇异感觉，交谈中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平静、欢笑、沉默，世界渐渐升腾，变得安适而易于接受，唇间流露的幸福与爱等字眼，也带着一种简单平常的自然而然。
三点钟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的身上开始升腾起一种奇怪的破坏欲。他甚至有些怀念似的记起往昔，但并不是因为他更喜欢孤独，没有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喜欢孤独，而是因为至少在孤独中，他知道自己能够倚靠什么。关于自己现状的思考，使他产生一种掺杂着不快与愤怒的情绪。罗伯托的形象开始带上了某种危险和威胁的色彩。他已经不再害怕罗伯托不再爱他，而是害怕罗伯托本人。
“这只不过是个形式。”婚礼前三天他和迪亚娜说，可是实际上，那时她的白色婚纱就像白色的死亡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一个为宴请还算得上亲近的人所搭建的舞台，而是一个纯粹、恐怖的东西，就像一头白色的爱情巨象，无助地闯入意识之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婚纱，宣布自己代表上帝的半秃男人，微笑着拍照的迪亚娜母亲，“这是一流的产品，希望在你这儿经久耐用”，以及她的其他女性朋友开的玩笑，周围的所有人都酩酊大醉（“赶紧把那些花摘了吧，迪亚娜！”），白色的花童服饰，身着白衣的神父，戴着恐怖白帽子的迪亚娜的妹妹，在一切之中，他假装自己并不紧张。
到了住处之后，那里几乎还没有家具，于是他们便以最大胆、最狂野的方式做了爱，他觉得自己明白了迪亚娜为什么会在即将脱光的时候停下来，因为害怕，因为责任心使她眩晕，因为她自己的女性身体（就像一条路线消失在远方的马拉松跑道），有时候会成为一道可怕的风景。
开始的十五公里就像他与迪亚娜谈恋爱的八年时光：任何表情，任何反应似乎都符合别人对他们的期盼，这使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人，超出了个体的存在，从属于一个更为强大的秩序。他觉得，在那一刻，每一个在他身旁喘息的跑步者都有可能大声喊出自己的快乐，然而，实际上，他们发出的不是快乐的呼喊，而是像一群攻占城市的怒马一般大步奔跑的声音，频繁拍打着地面的声音。任由自己被这种感觉驱使，就像是将自由献给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享受着一种令人幸福的臣服感，不管在做什么都不会犯错的幸福。之后的两公里，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在这场马拉松中，他们孤身一人，他们的孤独散开又合拢，就像是一片空无一物又充满呓语的广阔空间。
CHANGLOG
2025-05-09 21:47:46
尽管技术车间似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制造业中的“技能”这一概念挂钩，然而“技能”有许多层意思。除了生产能力外，熟练工和行会领头人与工厂工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我们这里讲的“技能”概念，是指工人创造财富，尤其是通过新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它还有其他含义，区分这些含义很有必要。
举例来说，熟练工和行会领头人在社会等级中占据着显著的中间地位，工厂工人则没有。“技能”有时意味着社会地位。19世纪的观察家倾向于认为工厂工人技能水平低，智商也不高。比如，对社会等级差别非常敏感的查尔斯·狄更斯，在1842年参观完洛厄尔工厂后，为英国读者报道了诸多“不可思议的事”：工厂女工能弹奏钢琴，她们几乎都从流动图书馆借过书，并且还出版了质量很高的期刊。他认为自己的读者也会觉得这些事不可思议，因为这些行为“超出了工厂工人的身份”。
手工作坊里的工作也许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愉快。工厂的劳动力分工通常比手工作坊的更细，工人的自主权也更少。马克思认为新技术让体力劳动者不再思考。这一观点同样为19世纪的社会批评家约翰·拉斯金、托马斯·卡莱尔，以及威廉·莫里斯所认同。技术“几乎让所有的手工艺人变成了机器”。更现代一点的社会批评家，比如哈里·布雷弗曼和史蒂芬·马格林，则强调工厂工人失去控制权，因而“异化”（alienation）。“这些观点都很有意义，然而它们忽略了工厂工人为完成自己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术。更细化的分工并不一定会降低生产力。
（公司内最重要的是教学，而非工作。）
手工艺人在整个学徒生涯习得自己的手艺。学徒制提供了一种技能水平保障，而在工厂里学到的技能则未获得充分信任。工厂工人即使接受正式训练，通常也只是短期的：对于棉纺厂的织工而言，训练期通常只有两到三周。学徒期则通常要五到七年。7另一方面，工厂工人也通过非正式的训练习得技能。这比他们接受正式训练的时间要稍长一些，而且费用昂贵。因此，尽管工厂工人并没有正式学习过工业技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技能。要了解技术和技能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考虑正式的、有保证的技能获取方式。
经济学家习惯将“技能工人”定义为那些有着大学四年教育背景的人，这相当误导人。我们的社会由精英统治，因此我们也会想当然地将技能与教育背景挂钩。然而，要操作一项新技术所需要的技能，常常与大学里学习的知识没什么关系。大众对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工人的态度，与狄更斯的读者持有的偏见类似。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工业革命中所涉及的技能时，这一观点显得尤其过时。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亦常被称为非正式经济，是一个弥散于全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据估计，全球超过60%的就业人口，即约20亿人，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是理解非正规经济的基石。根据ILO的界定，非正规经济指“所有由工人或经济单位从事的，在法律上或实践中未被或未被充分纳入正规安排的经济活动” 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其与“正规安排”的相对关系，即是否被法律法规、税收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所覆盖或有效覆盖。）
（黄宗智教授是较早关注并强调中国“非正规经济”（或称“非正式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且常被忽视角色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个以缺乏充分法律保障的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部门，并非边缘现象，而是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如此。）
（黄宗智的分析揭示了微观层面小农经济动态（如内卷化压力下的劳动力挤出，或去内卷化过程中释放的剩余劳动力）与宏观层面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扩张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意味着，从农村地区转化而来的劳动力（无论是由于内卷化地区的生存压力，还是去内卷化农业释放的富余劳力）构成了城市和工业部门非正规就业机会的主要供给来源。这种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乡村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直接联系起来。它挑战了那些单纯从城市或工业视角出发对非正规经济的解释，凸显了其深厚的农业根源。）
学习曲线还被运用于在许多新的制造厂上。在这些情况中，曲线反映的是整个制造厂单位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而不是个体工人的生产率。采用新技术的工厂的曲线显示，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在几个月的时间力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厂的学习曲线引起了管理顾问的注意。他们提出策略，让厂商能够利用学习曲线，削减开支，主导市场。
（MBB的开端。）
（张忠谋的访谈里讲述过他亲历了学习曲线的验证和提出。）
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技术推行过程中，学习至关重要。
今天，没有参与工会组织的蓝领炼钢工人仍然拿着相对较高的工资，想必是由于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工会当然很重要，但其长远影响力明显是其成员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副产品。当知识被淘汰后，工会将迅速失去力量，正如曾一度强大的国际印刷联盟（见第七章）。技术知识才是关键，不管有没有工会的存在。
（新技术并不分享收益，护城河和定价权才有收益。）
这就是技术知识的悖论：因为新的想法可以低成本复制，技术创建起了一个国家的总体财富，但技术要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创造财富，就得要求新技术知识不能被轻易复制。想法能够被复制，使得增加相同投入能催生更多的产出，但普通人分享不了那些额外产出，除非他们拥有在别处找不到的有价值的知识。当技术知识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时，它便可以获得显著回报。
（能力）
虽然人力资本是一种大众财富，但这种财富并不总是流向工人。20世纪60年代，加里·贝克在其关于人力资本开创性的著作中解释道，工人也许具有技能和知识，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技能和知识所产生的利益流向了他们的雇主，利润增加了，工资却没变。雇主有时会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只要这些受过训练的工人继续工作，雇主就要拿回报。在这些情况下，产出和利润都增长了，工资却保持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技术在过去如何影响工资，以及如今如何让工资停滞不前非常重要。
等待标准化
（巴菲特的逻辑是不等待，找已完成技术内化（即从个体那里垄断了技术），有市场，已标准化的行业）
为什么纺织技巧这么久才标准化？我们看到，有许多因素会推迟技术的标准化。例如QWERTY键盘的主导地位，发展了几十年才显现出来。除了纺织厂之间的地理距离，还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技术标准化的延迟：
1.更新换代太快。2.标准的竞争。3.组织变革。
被遗忘的故事：发明家曾分享知识
早期技术专利的有限价值
为什么共享如此常见
促进分享的政策
鉴于新成立公司所面临的特定条件，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鼓励他们创新？通常，专利只能给专利权人带来有限的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的，小型创新者只能通过专利来保护利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专利不一定会妨害技术的起步，尽管有时它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这一问题。但除了专利，鼓励知识共享的政策也能促进创新。
独立创新者和公司以各种方式交流技术知识：行业协会、技术出版物、聚会和讨论会、非正式交流、承包、咨询、许可、招聘，以及人才交流。政府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这些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有经验表明，它会对创新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家安娜·李·萨克森宁开始研究硅谷科技公司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科技公司的不同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地区建立起了大量的新技术公司，涉及计算机、电子、半导体。两个地区都有许多顶尖工科大学扎根，且都在沿海地区，都得益于政府与研发相关的采购项目。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的命运之路走向了两个方向。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的顶尖计算机技术公司——DEC公司、DG公司、王安电脑，以及 prime公司——都走了下坡路，而硅谷的公司则欣欣向荣，包括惠普、英特尔、太阳微系统公司，以及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从1975年到1990年，硅谷产生了15万个新的科技工作，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只产生了5万个岗位。
基于大量的采访，萨克森宁找到了企业间如何交换知识的关键区别：
硅谷形成了区域性的网络型工业体制，能够促进涉及复杂相关技术专业生产商的集体学习和灵活调整。该地区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激励着实验和创业精神。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又通过非正式沟通和协作行为共同学习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技术。
不可避免地，这种模式让人想起了200年前的机械师关系网。与此同时，128号公路却被几家大公司所主导，它们几乎不依赖外部供应商，本身文化中的保密和企业忠诚度等因素限制了与其他公司进行知识交流。知识共享被限制，这让其在适应迅速变化技术的能力上大打折扣。
这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个州法律差异的结果。法律学者罗纳·吉尔松和艾伦·海德指出了其在对待就业协议上的重要差别。根据加州法律，阻止一个员工在离开职位后去往同一行业工作的协议是无法被强制执行的。在马萨诸塞州，这些协议经常被强制执行。法律上的这个区别意味着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渠道，即跳槽，在马萨诸塞州实际上是关闭的，或者至少是受限的。因为公会鼓励老员工在不同车间工作学习，工人跳槽一直是交换知识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那些通过经验才能习得的隐性知识。后续研究已经证实，在非竞争协议上的执法差异，影响了员工的流动，进一步影响了一系列创新措施。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非竞争协议会刺激新知识的开发——公司可能更愿意在员工的知识上做投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会带着它去竞争对手那里。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份强势的非竞争协议减少了员工自己在新知识上投资的动力。过于广泛的非竞争协议实际上破坏了就业市场，因为它阻碍员工在其他地方的同行业岗位上运用自己的技能。正如第六章中讨论的织工一样，一个繁荣的劳动力市场会让工人从自己在技能和知识的投资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非竞争协议还限制了早期技术中新知识的诞生，因为它限制了知识共享。
事实证明，知识共享和员工激励往往比雇主激励更重要。研究表明，在那些不执行非竞争协议的州，重要员工的工资更高，他们更可能获得奖金和其他激励薪酬。也就是说，员工更乐意在新知识上做投资。在这些州，企业在每位员工身上会投入更多的资本，进行更多的研发，风险资本投资催生出更多的创业企业、更多的专利，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没有会导致在工人知识上做更多投资的强制行为，雇主在互补性资本和研发上的投资也会增多。而非竞争协议对成熟的公司可能有利，但它抑制了早期技术的发展。
其他法律也会影响员工频繁跳槽，以及知识的交换。例如，如果商业秘密法被运用得太广的话，员工就不那么容易跳槽。商业秘密法对保护雇主在特别秘方上的投资很重要，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或软件程序的代码。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商业秘密法在很多州被扩大了，包含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员工的技术诀窍以及不会运用于商业的信息。在一些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前雇员都被假定会窃取商业秘密——前雇员被阻止到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因为判定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向新雇主泄露秘密信息。这些很像员工非竞争协议的法律，甚至对没有签订这种协议的员工都起着作用。正如非竞争协议一样，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法的扩大破坏了就业市场，限制了知识交流。当一些州如提到的那样扩大了商业秘密法的范围，技术员工换工作的频率更低，他们的工资降低了，企业也减少了州内研发费用。
最近商业秘密法的扩张显示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政策倾斜，即以牺牲员工动力为代价加大对雇主的激励。雇主使用非竞争协议和商业秘密法来限制员工权利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美国，现在大约一半的技术人员被要求签署非竞争协议。而曾经几乎只有重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才会签署非竞争协议，现在却连大量的普通工人也要签署，甚至包括瑜伽教练和夏令营教练。此外，雇主更乐意起诉前雇员。涉及非竞争协议和商业秘密法的诉讼案件自2000年以来几乎增加了两倍。
这一倾斜意味着对维持多年的历史平衡的背离。在19世纪初，员工保留他们发明的所有权，除非他们特别签署了合同将专利权授予雇主。到20世纪早期，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法律将专利权默认给了雇主。这在激励雇主对研发进行投资方面被证明相当重要。虽然员工被限制不能将商业秘密泄露给其他公司，但他们可以自由寻找其他工作，而这些工作可能会使用到之前工作中习得的技能。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策极大地扩大了雇主对员工知识的控制权。
这些政策变化可能对整体的员工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口搬迁和换工作的频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频繁。但是工作流动性在过去的二十年大幅下降。员工换新雇主和换新职业的比率都下降了。当法律限制了工作的流动，他们就破坏了劳动力市场及创造和传播新知识的经济激励。工人在工作中习得的知识——不管靠自己还是靠与他人交换——对新技术来说都至关重要。政策的倾斜，阻碍了员工行使自己知识的权利，进一步阻碍了受益于新技术的利益流动。
1845年，他（鲁弗斯·波特）创立了一份针对机械师和制造商的周刊，它被认为是“美国唯一服务于这些阶层利益的出版物”。每期的内容都包含：
新发明、科学原理和稀奇的玩意儿。除了最有趣的新闻事件外，还包含机械和其他科学进展，美国等国家的改进和发明，美国专利目录，关于机械学、化学以及建筑学原理的科学论文，各种艺术和交易中有用的信息和指导，有趣的哲学实验，各种情报、音乐和诗歌。
（全球概览啊！）
波特将周刊命名为“科学美国人”。虽然他很快就将其卖掉了，但周刊的发行是成功的，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对发明很痴狂。机械师、制造商和农民都想跟上最新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许多人和波特一样，也是发明家。
专利在发明的大众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操作机械设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变得标准化，大量的人可以进行技术创新。他们很容易获得专利，因为申请专利的费用相对较低，并且过程也不复杂。经济史学家佐里娜·卡恩认为，美国的专利系统让民众的参与相当便捷，能够帮助培养小的发明群体的创造性。
（信息的共享，思考的共享，实践的共享。）
美国国会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监管改革允许养老基金用于风险投资，这推动了经济繁荣。
这些因素互相促进。例如，风险投资需要一个独立创业公司可以进入的市场，这反过来取决于可用的人才愿意离开他们当前的职位加入创业公司。这些因素还受美国文化特征的影响，比如看重个人自主权和流动性的价值，以及对等级制度的毫不在乎。日本文化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些政策。美国的政策、文化，以及过去的实践结合起来，培育了新兴技术领域的创业企业和成熟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
然而，它们并不是唯一促进大规模技术知识习得发展的政策和体系。这一套政策和体系也不是适合所有技术。那些第一个进入市场的行业天生自带优势，比如软件行业，鼓励创业企业和新的市场进入者至关重要；最先掌握新技术，可能会让一个国家的产业抢占主导地位。但这一优势对于其他技术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在成熟行业，技术变化缓慢，比起交易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供应商，自给自足的大公司可能会更好地协调和整合新知识。例如，在汽车行业，比起美国公司的专业汽车工程师，日本的产品开发模式允许附属于大公司的工程师获得更广泛的技能和知识。
然而，美国的创新系统似乎在新兴技术和成熟技术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这使得美国企业在汽车和软件领域都获得了成功。
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纺织业招聘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离乡背井，住在公寓，和纺织厂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创新。
年轻女性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似乎是次要的，但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是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她们在其他机械化行业的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史学家认为，年轻的未婚女性之所以被招募进工厂工作，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由于没有多少选择，她们愿意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在工厂工作。由于早期技术最开始往往赢利很少，女性的低工资给了制造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成本）
（其实就是非正规经济！经济体中暗物质的能量。）
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削弱政治制度对大众需要的响应能力，从而妨碍我们推行新技术能力的政策。最富有的那0.1%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的增长份额可能会引发埃兹拉·克莱因所谓的“寡头政治的恶性循环”：集中的财富能购买政治权力，从而通过降低税收进一步增加财富，这会让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中。”另外一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看到，这一集中的财富，会破坏民主的合法性。“皮凯蒂建议对富人征收全球税，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然而，今天抑制中产阶级工人工资增长的政策，由比那顶尖的0.1%人群所关注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所驱动。那些游说提高职业许可教育要求的专业协会，并不由亿万富翁组成，也不是由那些争取开放标准的国防承包商或电子医疗系统供应商的大多数股东组成，也不是由那些反对拨乱反正专利系统的律师组成。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肯定生活富足，但他们不是亿万富翁。0.1%顶层人群的相对财富对普通工人的经济健康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恢复工资增长的障碍可能更多来自由我们的金钱支配的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更广泛的机能障碍，而不是那些巨富们的特定角色。
政治影响力在当今扮演着和过去不一样的角色。卢德派试图阻止新技术和工厂系统的侵入。但是他们是贫困的工人，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结果他们收效甚微。今天，专利律师、国防承包商和专业协会从推迟新技术推行和限制就业增长的行动中获利。他们并不是有意想要延迟技术，但在广泛损害普通工人和社会这件事上，他们的游说团比卢德派更成功。
然而即使施行了最佳政策，向新知识和新体系的过渡仍然很困难，这是因为技术生命周期循环很慢。大量的普通工人以及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需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且这些知识中很大部分在当时只能通过实践来学习。信息技术似乎使这种学习变得特别困难，因为它会影响很多不同的职业，某些行业变化迅速，对于新的知识和新的标准一直有需求。获取推行信息技术所需的知识，是社会要解决的难题。普通工人的实践技能200年来一直是广泛共享财富的源泉，而强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建立在人民的技术知识之上。为普通工人提供获得技能和知识的方法，来推行如今的新技术，经济回报不仅会增长，还能被广泛共享。
CHANGLOG
2025-05-08 16:04:46
此附录是威廉·巴勒斯自己所作，故一并译出。正文中涉及这些词的地方，译者为方便理解可能根据语境做出调整，不特别注明。当中文中有对应说法时（尤其是一些毒品的俗名），译文优先采用对应说法，其次才按字面直译；附录中的有些词在正文中并未出现。
这段时间，我读了威廉·赖希（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在二十世纪初，一度是弗洛伊德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后来他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与弗洛伊德决裂，企图通过性学分析将精神分析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他的“奥根说”常被视作伪科学。）的《癌症生化网络》。赖希说，生命是一个电荷，他把用以维系生命的带电粒子称作“奥根”。当你的“奥根”电荷耗尽时，你就死了。奥根无处不在，它弥漫在空气中，在一切生灵与死物中。地球被奥根层包围着，奥根吸收阳光给自己充电。奥根呈蓝色。
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谈论“生命力”和“宇宙能”。然而，赖希的奥根是一种确实的能量，人们可以测量它、收集它、使用它。赖希声称，采用奥根疗法和其他“生化网络”治疗癌症，都得到了临床验证。赖希的“癌症生化网络”，指的是早在癌症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癌症系统。赖希在实验中发现，有机物可以吸收、保存奥根，但奥根在金属中却可以畅通无阻，基于此，他设计了一套方法来聚集奥根。赖希造了一个箱子，外层是有机物材料，内衬一层铁皮。外层的有机物可以捕捉并吸收奥根，接着奥根畅通无阻地穿过铁皮进入箱内。铁皮后面又加了一层有机物，使箱子里的奥根难以出去。因此，奥根进箱子快，出箱子慢，从而使奥根聚集在箱子内部。赖希将这个箱子称作“蓄能器”。为奥根疗法设计的蓄能器有好几层“有机物一金属层”，以此来加速奥根的聚集，蓄能器被造成蒸汽室的样子，好让患者坐在箱子里面。
生命体中的组织开始腐坏，这就是癌。犯毒瘾的时候，依赖毒品的细胞会死去，并被取而代之。癌症是死亡的早产儿。癌症患者会萎缩。犯瘾的瘾君子会萎缩——我曾在三天内消瘦了十五磅。因此我猜想，如果蓄能器可以治疗癌症，它也应该适用于毒瘾的后续治疗。
蓄能器是由纽约的“奥根研究所”制造的。他们既不出售也不出借蓄能器。如果你每月向奥根研究所捐赠十美元，他们就会允许你使用一台。我预先捐了三个月的份，然后让他们快递一台蓄能器给我。他们寄来三张表格，要我填完并签名。一张是“一切后果概不负责”的同意书。还有一张承诺书要我签名，让我保证不把蓄能器借给其他人使用，若看到有其他人在建造蓄能器，还要向研究所报告。最后是一张问卷，需交由我的医生填写，要写明我生了什么病，为什么需要蓄能器。我不想向郎中解释奥根是什么，免得被当成疯子。除此以外，我也不喜欢奥根研究所人员行事的态度。明明是租费，为什么要说成“捐款”？那张承诺书也够可笑的。于是我写信将表格退了回去，叫他们把钱还来。
我买来铁皮、木头和一卷岩棉（也称矿毛绝缘纤维，是一种矿物纤维，被用作绝缘材料），造了一台蓄能器，大小形状和一间户外厕所差不多。我把它安置在室外（它不是可移动式的），所以它会收集到所有能收集的奥根。长年持续吸毒让我养成了时刻注意身体内部感受的习惯。当我踏进蓄能器坐定后，我注意到一种特殊的寂静，你有时会感觉到它，在森林的深处，在城市的街头，这低沉的嗡嗡声与其说是声音，倒不如说是种有节奏的振动。我起了鸡皮疙瘩，撩人的欲火在我体内燃起，就像抽了强劲的上等叶子。毫无疑问，奥根就像电一样，是一种确实存在的能量。使用蓄能器几天后，能量回到了我身上，我又恢复如常了。我开始进食，睡觉不会再超过八小时。我已经过了戒毒后的阻滞期了。我买了几本药理学的书，查阅所有与过敏症、休克、抗组胺药有关的内容。
戒断症状即是过敏症状：打喷嚏、咳嗽、流眼泪、流鼻涕、呕吐、腹泻、橘皮状肌肤。严重的戒断症状即是休克症状：低血压、死亡过程中的体液流失和有机体萎缩、虚弱、无法控制的高潮，随着循环系统的崩溃，死亡趁虚而入。如果一个瘾君子死于毒品戒断，他即是死于过敏性休克。
休克的一切症状，组胺过量时都会产生。当人受伤时，身体组织就会分泌出组胺。组胺会使血管扩张，好让额外的血液流向伤口。血管一旦扩张，血管壁就会撑薄、变疏，于是体液就流失了。失血导致低血压。受伤严重时，过多的组胺会导致血压降低和休克。身体用肾上腺素来对抗组胺过多，在抗组胺特效药发明前，肾上腺素是组胺中毒唯一的化学解毒剂。
在实验条件下，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对毒品不可自拔。在接受注射十多天后，动物对皮下注射液的反应，就好像是看到了盛食物的盘子一样，急切地冲上前领受注射。停止供应毒品后，动物出现戒断反应：没有其他物质能使动物产生以下表现——动物如饥似渴地寻找这种物质，仿佛是在觅食。当这种物质被撤回时，动物表现出明确的生理症状。由此可见，毒品是唯一的成瘾性药物。猫不会对吗啡上瘾，注射吗啡后，它们会出现急性谵妄。猫血液中的组胺含量相对较少。照此看来，组胺似乎是保护身体不受吗啡伤害的，而猫缺少这道防线，因此无法忍受吗啡。或许戒断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在吸毒期间，身体分泌组胺来防止吗啡对自身造成伤害。毒品被切断后，身体还会持续分泌组胺。
如果你没有分泌组胺的症状，抗组胺药也不会起作用。我买了一些小瓶装的抗组胺针剂，按正常用量翻倍注射。没什么感觉，只有轻微的抑郁（一些抗组胺配剂会导致抑郁，药剂师倾向于对此类“副作用”避而不谈）。这一针和我犯瘾时注射吗啡的感觉如出一辙，它现在开始起作用了，几乎难以察觉。吸毒者从毒品中得到的似乎并非是全然的快感。他得到的是从毒瘾发作中出来的解脱。也许一切快感在本质上都是解脱，从饥渴或紧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依赖毒品的细胞要生存，毒品就是它们的培养液。毒品一旦被切断，毒品细胞就死了，过剩的组胺被分泌出来，以带走死去的细胞。过敏时会有的打喷嚏、流鼻涕、流泪、呕吐和腹泻，都是为了摆脱某些东西。在吸毒期间，毒品是一种生理上的必需品，就像食物、水或性爱。没有其他物质能像这样成为身体中生物节奏的一部分。犯毒瘾时，你做梦都会梦见毒品。有意思的是，在毒品之梦里，总有意外发生，让你无法扎上一针。雷子冲了进来，针头堵住了，滴瓶摔碎了。反正你永远扎不成。我和其他吸毒者聊过，从未听说有谁在梦里扎成功的。毒品似乎取代了性冲动。事实上，当你吸毒时，性冲动就消失了。而你一旦开始戒毒，你会像青春期时那样欲火焚身，常常不由自主地就高潮了。
瘾君子不但活得长，往往看起来还比实际年龄年轻。当你停止生长，你就开始死去。瘾君子从不停止生长。大多数吸毒者隔一段时间就会戒一次毒，收缩一下身体组织，换掉一些依赖毒品的细胞。科学家近来做了一个实验，通过控制食物供给使蠕虫萎缩。蠕虫由于周期性的萎缩而不断生长，蠕虫的生命因而或多或少地延长了。瘾君子日复一日地处在渴望毒品和注射毒品的循环中，因此他也总是处在收缩与生长的状态之中。
也许美国商人之所以都那么短命，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收缩与生长的循环。他不锻炼，也从不饥饿。他的生活犹如一条单行道。一旦他的身体组织达到成熟，便只能步向死亡了。
鸦片是在罂粟未成熟的蒴果中形成的。其作用是保护种子，以免种子在罂粟枯萎、种子成熟前干枯。毒品在人体中继续发挥作用，就像它在罂粟蒴果中所做的那样，如同一条温暖的毯子，把身体置于它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死亡也在里面逐渐成熟。瘾君子嗑高了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死了。毒品把吸毒者变成植物。植物没有痛感，在静止的生物体内，痛是无意义的。毒品是止痛剂。植物不像人或动物，它没有力比多。毒品取代性冲动。结出种子就是植物的性爱，而鸦片的作用就是要推迟结种。
或许戒断时的剧烈不适，是因为你要从植物变回动物，从没有痛感、没有性欲、没有时间的状态中，回到性和痛和时间里去，从死亡返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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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8 16: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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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5 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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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7 15: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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