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6 10:36:27
CHANGELOG
2025-11-15 22:31:46
（1926年3月27日）
···你是客观的，主要的一点是，你是有才能的，——是天才的。请你把最后一个词划掉。在我个人的使用习惯中，这是一个船夫用词，理发师用词。我一遇到这个词，就会感到不自在，大约就像你一样。总有一天人家会对你说这个词的，或许不会说。反正都一样，像一个充气屋顶一样悬挂在你头上的，是这个词正面的神秘性，而不是其反面的可疑性，在这个充气屋顶之下，你年复一年地推算着你的物理学。
重要的是你正在研习的东西。重要的是你正在建造一个世界，一个以天才之谜为顶点的世界。在你的岁月里，在你活着的时代，这个屋顶消融在天空中，消融在城市上空充满生机的蔚蓝中，你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或者说，这座城市是你在研习物理学时想象出来的。在其他的时候，在这片屋檐下将会有人来来往往，将会出现其他时代的土地。城市的根基是由其他世纪的神秘天才支撑起来的。
···你写到第一次朗诵的不成功，写到当时的一片沉默。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其痛苦程度即便不能与你相提并论，那也是相差不多的。只有那些最早期的不成熟的作品，那些15年前的东西（也就是那些的确是起步时的习作），才能立即产生效果（但也只打动了一半的人）。很快，我就开始将作品与其起效期之间的两年间隙视为一个瞬间，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因为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迟于这两年，而且往往会迟于三年或更长的时间···
（1926年4月12日）
此前，我一直因您的诗歌那广阔、无穷、深邃的恩赐而无限地感激您。如今，我又因您以特殊形式表达的对我的命运突然、精心、善意的介入而感谢您。详细地叙述这一点，也许就意味着妄想获得您的关心，而我从不打算这样做，除非您本人吩咐我这样行事。这也许还意味着去理解历史上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并对它们做出叙述，这无疑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而且，每一个有能力学习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领会到，直接表达出来的伟大，往往会转化为其对立面。它实际上会成为伟大的卑微和积极的保守。
我们的革命亦是如此，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时间之流的断裂，往往貌似一处静止不动但动人心魄的名胜。我们的命运也是如此，是静止的、短促的、受制于神秘而又庄严的历史特殊性的，甚至在其最微小、最可笑的表现中也是悲剧性的。
然而，我这是在说些什么啊？谈到诗和诗人，换句话说，谈到欧洲共性之光每一次折射中的特殊人物，亦即众多无名的同时代人融汇一体的命运，——谈到诗，一切依旧。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此处一切均取决于偶然性，一旦它被深刻、适时地接受，就会产生不充分的折射。这时，一切就变得极其简单，变为非历史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变为自由而又命中注定不幸的。于是在七年未尝到这使人虚弱无力的幸福之后又会重新成为一个诗人。最近几天，在我的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此之前漫长的七年间，我非常不幸，甚至连死都无所谓，虽说在极度的沮丧中也从未忘记革命那崇高的悲剧成分。我完全无法写作，得过且过。一切都已在1917—1918年间写尽了。
（1926年5月9、10日）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须知您就是诗的化身，应当明白，您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首诗。莱内·马利亚——这名字听起来有教会味，有孩童味，有骑士味。您的名字无法与当代生活押韵，——它，无论是来自过去还是来自未来，反正都是来自远方。您的名字有意让您选择了它。（我们自己选择我们的名字，已发生的事情永远只是后果。）
您的受洗是您之一切的序幕，为您施洗的神父确实不知道，他创造了什么。
您不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最喜爱的”是一个程度），您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一现象不可能是我的，也无法去爱它，而只能用全部身心去感觉它，或者（还没完呀！）您就是第五元素的化身：即诗的本身，或者（还没完）您就是诗从其中诞生出来的那种东西，是大于诗歌本身——即您大于自身的那种东西。
这里谈的不是作为人的里尔克（人是我们注定要成为的！），而是作为精神的里尔克，他大于诗人，对于我来说，他其实就叫做里尔克——来自后天的里尔克。
您应当以我的目光看一看自己：用我的目光拥抱您自己，当我看着您时，拥抱您自己——无限悠远、广阔地拥抱吧。
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也许意味着）去超越诗。诗人就是那种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
您是未来的诗人们一道难以攻克的课题。在您之后出现的诗人，应当成为您，也就是您应当再次诞生。
您将词的始初本义还给了词，将表达事物的始初单词（价值）还给了事物。比如，您若说“壮丽”，就会说成“雄壮的美丽”，即说出一个词在它产生时的本义。（如今这“壮丽”只不过是一个失去表现力的感叹号。）
若用俄语我能把这一切向您解释得更清楚些，但我不想用读俄语来为难您，我最好还是用写德语来为难自己。
您的信中把我抛上（不是举向，不是带往）欢乐巅峰的第一点，就是“5月”一词，您在这个词中用了字母y，并藉此还此词以古时的高雅`。带有字母i的“5月”一词，则有某种来自5月1日的东西，这并非指那将来（可能）会是十分美好的工人节日，而是指订婚者们和（尚未十分）相爱者们那不得罪人的资产阶级的5月。
介绍一些简短的（最必需的）个人经历：我由于俄国的革命（而不是革命的俄国，革命是一个有其独特、永恒法则的国度！）而出国，经柏林到布拉格，随身带着您的书。在布拉格，我第一次读了《早年诗选》。我爱上了布拉格，从第一天起——因为您曾在那儿学习。
自1922年至1925年，我在布拉格住了三年，我于1925年11月去了巴黎。当时您还在那儿吗？
如果您当时在那儿：
我为何没去见您？因为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这非常简单。因为您不认识我。是出于痛苦的自尊，出于面临偶然事件（也许是面临命运，随您如何想）的惊颤。也许是出于恐惧，怕在您的房门口遇上您冷漠的目光。（您不可能不这样看我！如果您不这样，那也将是一道投向局外人的目光——因为您不认识我！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将是一道冷漠的目光。）
还有：您一直把我当作一位俄罗斯女性来接纳，我却将您当作一个纯人的（神的）现象来接纳。我们这一非常独特的民族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一点：我们身上的一切东西——即我们的“我”，欧洲人均视为“俄罗斯的”。
（1926年5月10日）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难道您刚刚来过这里吗？或者问：我当时在哪里呢？要知道，5月10日尚未结束，奇怪呀，玛丽娜，玛丽娜，在您的来信（当我阅读您的时候，我挣脱了时间，完成了一次向时间难以控制的那个瞬间的跳跃）中的最后几行上面，您写的正是这个日期！您认为您是在10日收到了我的书（打开门，就像掀开一张书页）···但就在同一天，10日，今天，永恒的今天，玛丽娜，我用整个心灵、用我那被你和你的出现所震撼的全部意识接受了你，就像是那片与你一同读过信的海洋本身化作你的滔滔不绝的心声倾泻到了我身上。
该对你说些什么呢？你轮流向我伸出你的两只手，然后重新把它们叠在一起，你把它们压在我的心上，玛丽娜，就像放在一道溪流上：此刻，当你还把它们放在那儿的时候，它那受惊的水流正在向你涌去··请别躲开它！
该说什么：我所有的话语（它们仿佛全都在你的信中出现了，像是走到了登台的出场口），我所有的话语骤然向你涌去，每个词都不愿落在后面。人们之所以急于离开剧院，不是因为在目睹了舞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之后，幕布的样子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吗？我也如此，在读了你的来信之后，看到它又被放回信封便感到难以忍受（再读一遍，又一遍！）。但是，在幕布中也能找到安慰。看一看吧：在你漂亮的名字旁，在这出色的维河畔圣吉尔（survie！）旁，有人画了一个大大的、漂亮的、天蓝色的“7”字（就像这样：7）。7是我的吉祥数字。
我打开地图册（地理对于我来说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我急于要利用的关系），瞧，玛丽娜，你已经被标在我内心的地图上了：在莫斯科和托莱多之间的一个地方，我创造了一个空间，以便压印出你的海洋。但是你真的在看面对你的德约岛和朝你弯过来的科尔博角··阿里阿德娜（很想知道她现在几岁，个子多高）也在朝那个方向看·.·“孩子们”——为什么——你说“孩子们”时用的是复数呢？而在1903年，当我已认识罗丹时，你自己还是一个小姑娘呀，这几天，我就将去洛桑寻找这个小姑娘。（啊哈，很快就要见到那位黑人姑娘了，既然可以用紫罗兰去诱惑她：我看到的她就像勒内·奥勃卓鲁阿笔下的人物··可是怎样才能见到你呢？）
（1926年5月12日）
你对那一世界（不是教会意义上的，而是地理意义上的）的了解胜过对这一世界的了解，你对那一世界有着地形学意义上的了解，了解它的山脉、岛屿和城堡。
心灵的地形学——这便是你。你以你关于贫穷、朝圣和死亡的书（哦，这不是一本书，这成了一本书！）为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比所有的哲学家和传教士加在一起做的还要多。
神父是我与上帝（诸神）之间的障碍。而你却是朋友。你深化并增加了两者（永恒的两者）间崇高时刻的喜悦（是喜悦吗？），没有你也就感觉不到别的人了，归根结底你是能够去爱的唯一的人。
···
“里尔克作品是容易理解的。”诸如人智学家和其他一些神秘主义信徒（我个人并不反对，它比社会主义好，但是··）这样一些献身者骄傲地这样说道。“容易理解。”从各个组成部分来看，从被割裂的状态看：有浪漫主义的里尔克，有神秘主义的里尔克，有创作神话的里尔克，等等，等等。但是请你们试试把握整体的里尔克吧！这时你们所有的洞察力都是苍白无力的。看奇迹是不需要洞察力的。它就明摆在眼前。任何一个农夫都是见证人：他亲眼所见。奇迹，是不可侵犯的，是难以理解的。
（1926年6月8日）
是这样的，玛丽娜，你把我的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竖立在自己面前，它投下了这一巨大的阴影，你不知为何躲在这一阴影中疏远了我。我先前不明原委，现在我明白了。我那句话背后的意思，绝对不是如你对鲍里斯所言的··超负载，哎呀，自由，玛丽娜，自由和轻松，只不过是（你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一种对呼唤的缺乏预见。只不过是一种对呼唤的毫无准备。从不久前起，显然是由于身体欠佳，我有了一种恐惧，怕某个人，我所亲爱的人，会期待我的成就或努力，而我却无法胜任，有负所望。我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克服一切困难，但是，突然需要写信（甚至是内心的需要，甚至是幸福的需要），却让我害怕，它犹如一个陡峭的障碍：难以逾越。
（1926年6月14日）
这是一个方面。现在——是另一个方面。鲍里斯将你赠送给了我。我刚刚得到，就想成为唯一的拥有者。相当卑劣。也相当痛苦——对于他而言。因此我才去了信。
（1926年7月6日）
亲爱的莱内：
似乎是歌德说的，用外语创造不出任何出色的作品来，——而我却一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歌德就整体而言从来也没有出过错，就最终的意义而言，他永远是正确的，因此我此刻对他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诗歌——这里指的已是译作，从母语译成外语——无论是译成法语还是德语——都并不重要。对于诗人来说，母语是不存在的。写诗就意味着翻译。因此，当人们谈起法国诗人、俄国诗人或其他民族的诗人时，我总是弄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一个诗人可以用法语来写诗，可他却不可能是一个法国诗人。真可笑。
我不是一个俄国诗人，当人们这样称呼我时，我便会感到莫名其妙。你成为一个诗人（如果诗人可以成为的话，如果你并非天生就是诗人的话！），就是为了不仅仅做一个法国人、俄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而要做所有民族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一个诗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法国人。民族性——这是排他性和包容性。俄耳甫斯炸毁了民族性，或者说，他大大地拓展了民族性的界限，从而使所有的人（过去的和现存的一切）都被包容在民族性之中。出色的德国人——在那里！那里也有——出色的俄国人！
但是，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一些仅仅属于它的东西，这也就是语言本身。因此你在说法语的时候和你在说德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此你才开始用法语写作！德语比法语更深刻，更丰富，更有伸缩性，也更含混。法语是没有回声的钟，德语则与其说是钟（滴答声），还不如说是回声。德语继续在被读者创造着——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法语则已经被造好了。德语是在产生，法语则是在存在。对于诗人来说，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语言，因此你才用它来写作。几乎是一种无法运用的语言。
德语是无尽的允诺（同样是——馈赠！），但法语则是最终的馈赠。普拉廷用法语写作。你用德语写作（《果园集》），也就是说，你在写自己，写一个诗人。因为德语离母语最近。依我之见，比俄语更近。更近一些。
莱内，我能在每一行诗句里认出你，但是你的声音较为短促，每一行诗都是一个被截短了的里尔克，几乎像是一个提纲。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
（1926年7月28日）
你的最近一封来信自9日起就躺在我这里了：我是多么想写信啊！但是我体内的生命变得非常沉重了，我时常感到无法挪动它了；重力似乎会导致一种对于它的新态度，自童年至今，我从未体验过这种心灵的静止；但这时候世界倒是牢固的，并且在压迫那个像一只被折断的翅膀似的——一根羽毛接着一根羽毛地飘入空洞的人；现在我自己变成了重力，周围的世界像一个梦，夏天不知为何也显得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什么事都与它毫无关联。
（1926年8月2日）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老了。过于严肃是孩子们的游戏，我是不够严肃的。
我总是觉得嘴巴像是世界：天穹，洞穴，山谷，深渊。我总是把躯体翻译成心灵（使躯体抽象化！），而“肉体”的爱，为了爱上它，我便使劲地吹捧它，竟使得它突然消失殆尽了。我陷在这种爱情中，也掏空了它。洞察了这种爱情，也排挤了它。它消失殆尽了，除了我自己：也就是心灵（这就是我的名字，惊奇也由此而来：命名日！）。
爱情仇恨诗人。它不希望被吹捧（据说，它本身就是傲慢的！），它认为它就是绝对，唯一的绝对。它不相信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它知道它并不傲慢（因此它才如此有威风！），它知道，崇高就是灵魂，而灵魂的开始之处也就是肉体的结束之地。最纯洁的妒忌，莱内。灵魂对肉体也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一向妒忌肉体：它得到了多少歌颂啊！保罗和弗朗齐丝卡的故事只是短短的一小段。可怜的但丁！——有谁还记得但丁和贝雅特丽齐？我嫉妒的是人的喜剧。灵魂永远不会像肉体那样被爱，至多也只可能被歌颂。肉体一直被成千上万的灵魂所爱。有谁曾哪怕只有一次仅仅为了灵魂而使自己遭受永恒的苦难？即使有人愿意，他也做不到：出于对灵魂的爱而走向苦难——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了天使。我们受骗了——被剥夺了整个地狱！(…trop pure-provoque un vent de dedain.)（意为“过分的纯洁会引起蔑视”）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一切呢？也许是出于一种担心，怕你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一种普通的性欲（激情是肉体的奴隶）。“我爱你，我想和你一起睡觉。”对友谊是不会如此简单地开口的。但是，我这是在用另一种声音说话，像是在梦中，在一个深深的梦境中。我的声音与激情不同。如果你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那你就会把les plus deserts lieux（意为“最荒凉的所在”）也带到了你的身边。那从不睡觉的一切都会想在你的怀抱中足足地睡上一觉。那个吻将会直抵灵魂（深度）。（不是火灾：是深渊。)
（1926年12月31日，悼亡信）
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为结束的吗？是结束吗？是开端呀！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亲爱的，我知道，你读我的信早于我给你写信。）——莱内，我在哭泣。你从我的眼中涌泻而出！
亲爱的，既然你死了，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或任何的生！）。还有什么？萨瓦的一个小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莱内，那梦的巢穴又怎么办呢？你，如今懂得俄语，知道Nest即rHe3o，还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我不愿意重读你那些信，否则我就会想去找你——想去那里，——可我不敢去想，——你当然知道，与这个“想”相关的是什么。
莱内，我始终感觉到你站在我的右肩后面。
你曾想到过我吗？——是的！是的！是的！
明天就是新年，莱内，1927年。7——是你喜欢的数字。就是说，你是出生在1876年的吧？（报纸上说的？）——51岁？
我是多么的不幸。
但是不许伤悲！今天午夜我将与你碰杯。（你自然知道我的碰法：轻轻的一击！）
亲爱的，你让我常常梦见你吧——不，不对：请你活在我的梦中吧。如今你有权希望，有权去做。
我与你从未相信过此地的相逢，一如不相信今生，是这样的吗？你先我而去（结果更好！），为着更好地接待我，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的是你的唇吗？鬓角吗？额头吗？亲爱的，当然是你的双唇，实实在在，就像吻一个活人的双唇。
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爱我吧，比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
不，你尚未高飞，也未远走，你近在身旁，你的额头就靠在我的肩上。你永远不会走远：永远不会高不可及。
你就是我可爱的成年孩子。
莱内，给我写信！（一个多么愚蠢的请求！）
祝你新年好，愿你享有天上的美景！
玛丽娜
1926年12月31日晚10时
于贝尔维
莱内，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有过去一个昼夜。
（1927年1月1日）
你是我对其写下这一日期的第一人。
鲍里斯，他是12月30日去世的，不是31日。又是一次生活失误。是生活对一个诗人最后的小报复。
鲍里斯，我们永远不会去见里尔克了。那个城市已不复存在。
（约1927年1月15日）
现在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您与他在一起待了两个月，而他两周前才刚刚去世。您要挺身做一件伟大的、英雄的事业：把这两个月再现出来，从你们相识的第一秒钟写起，从第一印象、外貌、嗓音等等写起。打开笔记本，写起来，开头可以没有条理，每个字，特征，某件小事。等您按部就班地写了出来，这一切就会各就各位了。要知道，这几乎就是日记，只不过是晚写了两个月而已。请您马上就开始写。白天没有时间，就夜里写。不要受神圣的嫉妒情感的影响，不问世事（即与我、给我、我的相隔绝）是一种更为神圣的情感。请您想一想爱克曼的书，那是唯一一本能为我们再现活的歌德的书。
（1927年2月8—9日）亲爱的鲍里斯，
你的信是一份书面通知，也就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精神上的礼貌而写成的，这种礼貌战胜了不愿写信的隐秘心态和对书信的抗拒心理。不过，那心态也并不隐秘，因为第一行上就写着：“然后我会再次沉默不语的。”
你的信没有打破沉默，而仅仅宣布、挑明了沉默。我完全感觉不出曾有过那样的东西（一封信）。因此，一切都很正常，我也很正常，仍坚持着自己对你的态度，里尔克的死亡最终确定了我的这一态度。他的死就是我与你一同存在的权利，说它是权利——这还不够，这是他亲自下达的一道命令。
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打击的无礼性（你的话：“我们多么无礼地成了孤儿”——顺便说一句，我的第一行诗便可立即对这消息做出回答：
27日，星期三，有雾的一天？
晴朗的一天？——没有报道！——
成为孤儿的不仅是你我，
在大前天的那个
早晨·····
您会从我在昨天（7号，他的日子）写完的那封给他的信（在31号，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开始写的）中得知我有什么感觉，这封信也像私人信件一样，请你不要给别人看。将里尔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并列，对于我来说，这是出于我对马雅可夫斯基所有的（？）爱（？），——但这样的并列仍是一种亵渎。亵渎——我早就知道了——是一种等级上的不协调。
（7号，他的日子）
CHANGELOG
2025-11-15 20:43:46
是什么力量推动一个人把一个专栏写了近三十年，每月一篇，风雨无阻？别说那么久，坚持三年都比较困难。注意，这期间古尔德并非只做这一件事，他要教书、做研究还要写其他各种图书。真的很难回答。先不论内容和文笔，单凭时间和数量这一项，古尔德就名垂青史，恐后无来者。这十卷文集，几乎本本畅销，屡屡获奖，它们分别是：
1.《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1977(首版时间)
2.《熊猫的拇指》( The Panda’s Thumb)，1980
3.《鸡牙和马蹄》(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1983
4.《火烈鸟的微笑》(The Flamingo’s Smile)，1985
5.《为雷龙喝彩》(Bully for Brontosaurus)，1991
6.《八只小猪》(Eight Little Piggies)，1993
7.《干草堆中的恐龙》(Dinosaur in a Haystack)，1996
8.《莱昂纳多的蛤山与沃尔姆斯会议》(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 ) 1998
9.《马拉喀什的谎石》(The Lying Stones of Marrakech )，2000
10.《我到岸了》（IHave Landed，这里意译为《彼岸》），2002
据我所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卷。到目前为止，上述作品仍然有若干卷没有中译本。古尔德的大名对中国科学界、科学文化界、科普界、科学传播界、出版界来说并不陌生，为何不把这十卷出齐了？
古尔德的作品决非只有这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专业论文和专著，如《演化论的结构》《人类的误测——智商歧视的科学史》《个体发育和系统发生》《奇妙的生命：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生命故事》《刺猬、狐狸与法师痘：缝合科学与人文之裂隙》《时间之矢和时间循环》《追问千禧年：世纪末的理性探索》《生命的壮阔：古尔德论生物大历史》等。
···古尔德也不例外，但他出于某种责任或使命坚持下来了，为人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散文遗产。如何给这种写作定位，是个难题。不仅仅在中国会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在英国也一样。首先，这类随笔字里行间可能包含重要原创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文学渲染和知识转述。历史上也的确有学者把一些重要思想不经意地写于通俗文本中，甚至写在脚注中。达尔文、古尔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1941—）、威尔逊的散文中确实包含重要的学术思想，其重要性不亚于一本正经的期刊学术论文。其次，这些文字的读者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也包括多个领域的专业学者，这种写作体现了文理融通，展现的是有趣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这已经超出了在不同科学学科之间架桥的努力，用古尔德自己的话说就是（《马拉喀什的谎石》作者序，2000年，第2页）：“这些年来，如这些散文所展示的，我设法拓展我对科学的人文主义‘描绘’（myhumanistic ‘take’upon science),把它从一种单纯的实用装置变成一种真正 的乳化器，使得文学随笔与大众科学写作融合成某种独特的东西，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学科领域并使双方获益。”国人习惯于把它们视为“科普”，可是国内又极难找对应物，于是又称之为“高级科普”或“科学与人文”。后者的表述还凑合，前者则不很恰当。国内相似作品颇少是有缘由的，一是当下科学家群体人文修养有待提高，二是不愿写、不敢写，怕受到同行的鄙视。
另外，我也注意到译者把原来译偏了的古老词组natural history之译法纠正过来了，这是好现象。老普林尼、布丰的大部头作品名都是“博物学”或“博物志”的意思，不能乱译为某某史。
刘华杰
2019年12月2日于北京西三旗
（很多年前听过他的一席演讲，印象深刻，因此对博物学有兴趣。）
要概括这25年、这十卷文集为我带来了什么，我只能说是能够更精准地认识我自己，就好像生物分类一样不断细分。也就是说，我逐渐从难以归类的作者树的大分枝上分异出来，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小分枝，渐渐和其他作者分道扬镳。最开始，出于伦理和实际的原因（否则我就得不到欢愉和学习的机会了），我决定加入“拒绝简化概念”科——换言之，出于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我希望视读者为平等的对象，而不是驾车漫游时“轻松听书”的消费者。只要愿意，我可以加入该科下的一个属，我一直把这个类别比作“基督徒”，他们是知识谜团的解答者，而不是大自然的热情歌颂者，后者可以比作“方济各会教徒”。接着，我把自己归入基督徒属下一个独特的种——试图将科学主题与人文背景、人文关怀结合起来，而不是着力于逻辑清晰地解释某个科学问题。「顺便说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喜欢我的第一卷专栏文集《自达尔文以来》了，虽然它仍然在热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不是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失效（毕竟科学在25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也不是行文稚拙令我尴尬，而是我觉得那些文章太过平庸，缺乏个人特色，后来我一直致力于形成这种特色。」
作为小说家，或者作为博物学家，精密的比较观察都能带来无穷的乐趣。对纳博科夫来说，自然的创造就和艺术作品一样。甚至，“演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它创造的无比精湛的艺术作品，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样带给我们愉悦、让我们思考。所以，我们理应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科学研究，永远注重细节、保持耐心。
脊椎动物的大脑类似一种用于模式识别的装置。当演化赋予人类这一物种意识的时候，人类从古就有的对模式的本质追求演变成了将模式组织成故事的倾向，随后用故事中的叙述来解释周遭世界。由于与文化特殊性无关的普适原因，人们喜欢根据有限的主题和途径构建故事，从而让生活于复杂世界的迷茫（常常是悲剧）呈现出有用的、令人满足的意义。
换句话说，故事只能朝人们强烈期盼的几种有限方式“发展”，并受到两大深层需求的推动。其一是方向性（相关事件按照确定的缘由有序发展，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其二是动机，或者说推动故事有序发展的明确理由（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对于涉及人物的故事，这样的动机直接来自人类的意图。但在有关无意识动物或非生命体的故事中，同样需要一个承载勇气（或反乌托邦故事中令人不快的意图）的代言者。正如演化的原则总体上来说是增加生命的复杂度，而热力学定律则毫不留情地决定了太阳终将燃烧殆尽。总之，尽管有过度简化的嫌疑，我们仍旧喜欢用方向性来解释模式，用勇气来解释因果关系。因此，所有叙述中的两个核心要素——模式和原因将依照我们的心理偏好发生偏移。
我将一小部分根植于深层要求的原始传说命名为“典型故事”。如果意识和物质这两种属性不会导致原本无害的偏好变成普遍的偏见，不会扭曲我们对事件的理解，那么，人们用典型故事表达所有历史事件的强烈偏好，不论对象是人类、生命还是宇宙，都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科学问题，不过在展现智人种的小缺点时或许有一点儿滑稽可笑。（在科学领域，阐释时间顺序是很多学科的主要任务，比如地质学、人类学、演化生物学、宇宙学等等“历史性科学”。所以，如果“典型故事”的诱导破坏了我们对历史顺序的一般理解，那么很多所谓的“科学”都将遭到严重的阻碍。）
对于复杂的物质世界，很多表面上富于秩序的模式和顺序都不过来自随机系统的偶然。平均尝试32次，可能会出现硬币连续5次正面朝上的情况。天空中的星星正因为相对地球完全随机分布，所以呈现出各种图案（当然受到了银河系外观的影响）。如果星星完全平均分布，当然不会形成什么显见的图案，但显然，决定其分布的规律是不可能实际存在的，最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总结出若干模式，然后用典型故事中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些模式，那么，我们对秩序来源（通常是随机的）的理解将会受到阻碍。
对于意识，即便我们可以将某个模式归结于传统的非随机原因，也往往不能厘清诱因的复杂性和本质，因为典型故事的诱导会使我们仅仅注意到解释历史事件诸多可能情况中的很小部分。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无法观察到复杂环境中的每一个细节，于是典型故事的结构使我们忽略了原本很容易注意到的重要事实，而对记录下来的信息产生误解或者误读。用一句话总结我的主要论点，那就是，可以预言典型故事会“驱使”事实按照确定的路径发生畸变，以便符合这些原型传说的框架和要素。因此，即便事情的实际情况留存于记忆深处，我们仍会忽略那些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并按照预设的思路误读其他事实。
（保持空性）
···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我要在一本博物学著作中加入这样两个看起来与科学问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历史故事？我简单重申一下开篇提到的一般性观点，人类是一种寻求模式、喜欢讲故事的生物。这一思想倾向大部分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常常会妨碍我们对各类时序事件的思考，比如自然界的地质变化、生物演化和人类历史。我们会因此忽略生活的真实性和繁乱的复杂性，按照人类故事“发展”的若干方式进行简化。我把这些发生偏离的叙事归入“典型故事”。同时认为，因为宣扬勇气等动机（以解释这些模式形成的原因）而赋予故事目的性（以解释模式）会歪曲我们对复杂现实的理解，实际上，不同模式和不同秩序常常交替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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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一定要通过讲故事来解释周遭世界（我想我们的大脑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工作的），那么，至少要让我们的故事超越典型性达到曲折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到苍白偏见以外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时仍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实现我们的需求。罗伯特·弗罗斯特5领悟了故事的角色和必要性，以及非典型故事的自由度，于是在1942年，他提前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作为他深沉智慧的缩影：
如果要用墓志铭讲我的故事
那么短短一句话就够了
请在墓碑上刻下
我和这个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
必须承认，因为个人原因，我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作品再度流行、再度受到关注而欣慰——他们的十三部喜歌剧（第十四部作品的乐谱已经失传了）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稀少）的遗产中最不值一提、最陈腐的部分，骄傲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耻于提起它们。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沉寂，我终于可以大声宣布：我发自内心地喜爱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人类潜能最隐秘、最难以捉摸的角落，是绝对完美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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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分形的，区别主要（比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男高音）和次要（通常被认为具有世俗意味，比如在乡村小院自学成才的班卓琴手）的尺度并不代表内在价值的优劣。每个尺度都有一个形状完全等同的围栏囊括其中的所有作品，每个围栏内都有占据着极少数作品的一个小角落是绝对完美的。也就是说，假使我们裁取“次要”艺术的一角，得到它的放大图像，和通过倒置双目镜观察“主要”艺术的相同部分，看到的图案其实是一样的。将这两种情况下的图像贴到同一面墙上，“主要”和“次要”的区别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另外一种标准衡量与尺度无关的优劣。
洪堡的观点正与此相反，他强调感觉和分析、情感和观察是相互统一、彼此促进的。在引导得当的前提下，情感不是导致愚昧的危险力量，而是热爱自然的先决条件：
星云和恒星密布于穹庐一般的夜空，郁郁青草覆盖于生长着棕榈树的肥沃土壤。对于那些不习惯探索自然现象彼此关联的人来说，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那些勤勤恳恳观察自然的人来说，这样的景象一定会令他印象深刻，敬佩创造力的伟大。所以，我实在无法苟同伯克的话：“我们的赞叹和热情，正是因为忽略了自然事物。”
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无拘无束的感受胜于枯燥的精准观察和测量，但启蒙运动却秉承这样的信仰，最高真理来自感觉与理智的互相推动：
其实我不太想提到情感，情感似乎总是和狭隘的观念，和病态而无力的多愁善感联系在一起。我指的是，有些人存在这样的疑虑：随着我们了解自然的手段越来越多，天体运行的机制被揭开，自然力量的强度能够用数值估计··自然的美感和魅力会不会一点点儿消失？如今，公众观念不断进步，各种知识门类蓬勃发展，如果谁还抱着这样错误的观点，那他一定意识不到人类知识不断扩展的价值，也理解不了孤立事实对于形成普遍认识的重要性。
洪堡认为，感觉与理智的交互作用是螺旋上升的，一步步推动人类理解的加深。感觉激发兴趣，使我们满怀激情地以科学的认知探索细节、寻求起因。这样的认知反过来又会促使我们赞叹自然的美感。感觉与理智是认识世界的两大相互补充的力量，了解自然现象的起因将使我们怀有更深刻的好奇和敬畏。
于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头脑自发形成的印象，和英才们经过仔细推演得到的结论一样，都指向同样一个基本信条，这条牢不可破的锁链将自然界的所有事物连在一起···自然界每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者脑中同时产生的想法与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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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其他艺术一样，风景画存在两种不同的元素：其一来自直接观察、反复沉思得到的较为有限的元素；其二则来自宽广深厚的感受，来自理想化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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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这样一条值得珍视的反讽，几乎让人心痛。洪堡在《宇宙》第一卷前言中提到一个悖论：科学上的伟大著作会引发知识革新的浪潮，自己湮灭其中，而经典的文学作品却能够永久流传下去。
这件事情常常令人沮丧：纯文学作品是智慧的结晶，它根植于人类的感受，糅合了富于想象的创造力；所有讨论经验知识、研究自然现象与物理规律之间联系的作品，则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产生形式上的巨变.··.通常来说，那些科学作品会因为新知识的出现遭到淘汰，变得越来越不值一读，以至于被人们遗忘。
正因为达尔文的工作，洪堡的理论在1859年遭受了被弃置的厄运。然而，这样的消除并不完全符合演化的实质，须知某些时候，演化是进步的、受内在动力驱使的，这一点和洪堡的广大和谐观念颇为契合。但是，自然选择，这一达尔文最特别的理论，及其背后激进的哲学观念，都消解了洪堡愉悦的想象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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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前文所述，洪堡曾经说过，伟大的科学著作将播下未来进步的种子，但自己会被取代。洪堡补充说，我们无需因此怅惘，因为这正是科学的乐趣所在：
虽然这样的前景会令人沮丧，但没有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或尊重自己研究的学者，会因为未来科学的进展和知识的完善而感到遗憾。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洪堡强调在深度理解自然时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因此，丘奇所达到的高度，在今天和在他所在的时代一样意义重大——他不仅忠于自然观察的原则和准确性，也拥有天才的想象力。甚至，我认为，与丘奇和洪堡生活的时代相比，这样的高度在今天更加重要。我们越来越趋向狭隘的专业化，而对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联系与整合传统视而不见，因此也越来越迷茫。艺术家不敢轻视科学，而科学家却在没有艺术的道德荒原和审美荒原上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有可能瞬间崩塌的时代最危险的地方。学科之间的整合变得比以往更困难，因为专业术语将我们分隔开，反智运动令我们伤了元气。我们就不能从洪堡和丘奇的整合视野中找一找灵感？
的确，我承认达尔文的世界要比洪堡的世界更阴郁、更难以整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样的惨淡提供了解释世界的好办法，这一点达尔文自己深有体会。自然就是自然，它从不为我们的喜好而存在，我们的道德教育、我们的愉悦都和它无关。所以，自然不会总（甚至没有这样的倾向）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洪堡对自然的要求太多，他的哲学观受到了偏好的严重影响。所以，他的观念显得可疑，甚至危险，因为冷漠的自然不会提供我们的灵魂要寻求的答案。
而达尔文则勇敢地直面哲学的惨淡。他说，希望和道德不能，也不应该，因为自然的构成而被消解。美学与道德的本质，就和“人类”这一概念一样，必须用人自己的术语加以构建，而不能指望在自然中“发现”。我们应当亲自去解决这些疑问，将自然视作了解其他问题的途径。其他问题包括宇宙的真相，但不包括人类生活的意义。只有赋予自然独立于人类话语的特性，我们才能以自由和谦卑的态度感受它的精美，才能真正亲近自然，而不至于陷入不恰当也不可能的诉求——为满足自己的愿望、消除恐惧寻求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对自然的独立性给予恰如其分的尊重，用我们的术语描述自然本身的美和引人之处。最后，我想引用达尔文的这段话（1832年1月16日的日志），虽然他无法否认自然选择是变化的真相，但从来没有因此失去对美的感知和孩童般的好奇。站在安第斯山系中心时，达尔文说：
对我来说，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一天，就像给盲人换了一双眼睛，他感叹于面前的万物，激动得几乎要失去理智。这正是我的感受，也是后来人必然会有的感受。
邓肯的思考局限于对圣经文本的文学性解释，她绝不允许自己对圣经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样的信仰决定了她不可能有太多回转的空间能够真正解决自然世界的复杂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我们考虑方方面面的假设。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是否存在更严重的限制——当时知识女性所承受的外界压力——导致伊莎贝尔·邓肯的思路如此狭窄？她甘愿接受这样的限制，还是曾经渴望反抗？在另一本不带个人痕迹（却热情洋溢）的著作中，只有一段文字略微揭开了面纱，让她的读者可以短暂地窥见一些真容。她需要回答这样的质疑：上帝复活亚当前人类，让他们成为天使，其中当然有男有女，可是我们的文献中只提到过男性天使，那么，亚当前人类中的女性去了哪里？邓肯回答说，她们也成了天使，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因为文学的偏见，我们无法读到她们的故事，就如同社会的偏见将妇女和孩子推向同样的命运：
长久以来，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圣经中只字未提。或许有人会质疑：圣经是否有必要提到千百年来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妇女；还有年幼的孩子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未曾注意过他们。
换句话说，缺乏证据不等于不在场。又或者，就像哈姆雷特在相同场景下发出的讽刺“人真是伟大的杰作”：
啊上帝，倘若不是我总做噩梦，那么就算把我关入果壳，我也是无限宇宙的主宰！
我想，如果人类想要冲破自己思想的牢笼，就必须付出奇思怪想的代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句充满智慧的评判，比他日渐消退的声名更耐久。他说，所有伟大的科学革新都包括两方面内容：对物质现实的崭新认知，以及发自内心地将自命为万物之尊的人类降级成自然过程的一个偶然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也许很有趣、很独特。弗洛伊德提到了两次重要的变革：哥白尼否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将人类从上帝的化身“贬谪”（弗洛伊德的原话）为“动物界的后代”。对于前者，西方世界的态度还算优雅（虽然折磨了一番伽利略），可是后者却是一场更为致命的变革。相比内在本质的探讨，外在物质的结构、真实状况的疑问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更远。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前，渺小的躯体令我们感到不安，最深处的恐惧于是化作了圣经《诗篇》中的疑问（《诗篇》8）：“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接着，作者解释了一番人的由来，化解了这些焦虑：“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早在100多年前，达尔文就否定了这番自欺欺人的慰藉，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必须要依靠这样的信念支撑才能够在苦难的世间生活。
1999年10月21日版《自然》杂志刊登了小林真理（M.Kobayashi的音译）、谷屋秀高（H.Furuya的音译）和彼得·霍兰（P.W.H.Holland）的论文《二胚虫是更高等的动物》，完美解决了这个长久困扰学界的问题。他们在Dicyemaorientale（二胚虫属下的一个种）体内发现了Hox基因，这是一种后生动物特有的基因，参与控制前—后（头部到尾部）轴身体结构的分化。这种特殊的Hox基因仅出现在三胚层动物，即拥有体腔和三层细胞的“较高等”后生动物中，而不会出现在常规认为“低于”三胚层动物的生物（比如多孔动物和刺胞动物）体内。因此，二胚虫应当来自“较高等”的三胚层动物，其身体结构为了适应寄生生活而极度退化。二胚虫并非生命单向发展的初级阶段留下的遗迹。
现代分类学奠基者、本文主人公卡尔·林奈（1707—1778）经常借用一句古训阐述自己的生命观：自然界从不飞跃。绵延不绝的连续性主导着物质世界，但我们人类总是渴望秩序、渴望明确的区分，也就会指定某个特定的时刻或者事件作为新事物的“法定”起点。于是，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签字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诞生；第11月第11日第11点，这个很容易记住的时间点（1918年11月11日）成为了世界大战的休止符，据说这场战争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未来的争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我们这些笃信自然连续性的人都在鼓吹新事物的象征性跨越——1758年，林奈《自然系统》第十版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动物分类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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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奈在为创世论设计逻辑结构时或许真的有点儿幸运，这一逐步分权的结构毫无困难地融入了历史演变的新世界。至少，林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典范性地成为了分类学之父。不过，我很犹豫把他的成功完全归结于运气，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所讨论的核心观点：分类学不是简单的描述，它总是在体现秩序起源背后的特定理论，是思维偏好和人类自然观的结合。
我认为，林奈的成功在于，他在分类系统的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论这样的决定是无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在感性方面，他比同行更敏锐地意识到，在分层和分权的逻辑之下，生物能够按照一致的秩序进行分类，这或许能得到广泛的赞同，避免持续不断的争论。同时代其他分类学家也提出过很不一样的分类逻辑，但他们都没能建立起清晰、一致的体系。举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林奈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名闻遐迩的博物学家巴龙·乔治·勒克莱尔·布丰（1707—1788）写下四十多卷的巨著《博物志》，据我所知，这是自然科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布丰试图以此建立一个不分层的体系，通过生理学、解剖学、生态学将各种生物进行归类，但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
CHANGELOG
2025-11-15 20:13:46
实际上，性选择的观点与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不矛盾，性选择是达尔文解释差异生殖成功（即自然选择）必须经过的另一条路。但是，华莱士由于三个原因，不喜欢性选择的观点：性选择的观点放弃了19世纪特有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就是为了自身生存，而不仅仅是为了交配。整个说来，性选择过于强调动物的“自决”，尤其在雌性挑选的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性选择的概念允许大量无关甚至有害的特征发展，并作为精细的机制起作用。因此，华莱士认为，性选择的观点是对自己认为的动物是“工匠”制成的精美作品、是通过纯粹自然选择的物质力量精心制成的观点的威胁。实际上，达尔文之所以提出性选择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类种群中有这么多与基于式样的生存无关的差异。这些差异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关于美的多种多样的标准，这些标准与适应无关。华莱士只承认雄性竞争的性选择，他认为这种性选择与生）存斗争的比喻还比较贴切。但是他否认存在雌性挑选，而且他非常不满意达尔文试图打算将所有来自雌性挑选的特征都归因于自然选择导致的适应作用。
1870年，达尔文写作《人类的由来》时，曾经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的观点与您的不同，这使我实际上感到忧虑，而且一直使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我怕我们不会彼此彻底了解。”他努力理解为什么华莱士不愿意接受性选择的概念，并且甚至不惜承认他的朋友对纯粹且不掺任何成分的自然选择的信奉。他写信告诉华莱士：“您可能会高兴地听说，我正在对动物的保护和性选择感到苦恼。今天早上我的动摇可能会使您感到欣喜，今天晚上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观点上，否则，我怕我一无所获。”
但是，他们之间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仅仅是一个更严重也更著名分歧的前奏，这次涉及的问题最具感情色彩，也最引起争议，即人类起源的问题。简单来说，华莱士是一位超选择论者，他批评过达尔文不愿意认为自然选择对生物形态的任何细微部分都起作用，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大脑时，华莱士便戛然而止。华莱士认为，我们的智力和道德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此，尽管自然选择是引起进化的唯一方式，但是某些直接由上帝产生的力量肯定介入到生物创造的最后和最伟大的产物中。
假如达尔文曾经因为未能说服华莱士相信性选择而感到的是忧虑的话，那么这次他对于华莱士在已经定好的方向上的突然转向简直就感到惊愕了。1869年，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您不要断送您自己和我的孩子。”一个月以后，他又告诫道，“假如不是您告诉我的，我会以为（你的关于人类的观点）是别人加上这些话的。正如您的预料，我的意见与您的差别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指责很敏感，之后，他在提到自己的人类智力理论时，称那是“我特有的异端”。
对于华莱士离经叛道的传统解释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勇气坚持到最后一步，不敢承认人类完全属于自然系统的一部分，而达尔文却令人钦佩地在他的两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中坚持到这一步。所以，在多数历史论著中，华莱士都是远不及达尔文重要的人物。这样看问题主要根据的是三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所有这些原因都与华莱士的人类智力起源的观点有关：由于简单的胆怯，由于不能超越文化传统上人类独特观的局限性，由于不能一直坚定地（像他在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中那样）倡导自然选择，因而，在关键的时刻弃自然选择而去。
我无法分析华莱士的心理，也不打算评论他无法逾越人类智力与动物行为之间鸿沟的深层动机。但是，我可以评论他论点的逻辑，而且我认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解释不仅不正确，而且确实是歪曲的。在论述人类时，华莱士并没有放弃自然选择。相反，正是由于他一直坚持特别严格的自然选择观点，才使他放弃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的心灵。他的观点从未改变，他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重要进化变化中的唯一原因。他在与达尔文的两次争论中——性选择和人类的起源——反映出的是他的同一种观点。华莱士并非缺乏一贯性，并非在一种情况中主张自然选择，在另一种情况中却避免使用自然选择。华莱士对人类智力的错误认识是由于严格选择论方面的欠缺，而不是由于不能应用选择理论。而且他的论点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也有反映，因为从我们当今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华莱士的论点与“现代的”进化猜想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我们今天很有影响的理论，更接近华莱士的严格选择论，而不是达尔文的多元论。滑稽的是，这个理论的名字却叫“新达尔文主义”。
华莱士提出关于人类智力独特性的若干论据，但是他的中心论点却建立在那个时代极不寻常的立场上，当我们回顾时会对这种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华莱士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非种族论者之一，他真是相信所有人类种群都有天生平等的智力能力。华莱士利用解剖学和文化的论据，捍卫着自己那绝对非正统的平等主义。首先，他宣称，“野蛮人”的脑并不比我们的脑小很多，构造上也不比我们的脑欠缺：“最低等的野蛮人的脑，以及就我们所知的史前时期我们这个种族人的脑，与最高类型的脑相比，在大小和复杂性方面，一点也不逊色。”而且，通过文化条件的改善，可以将最粗野的野蛮人融合到我们典雅的生活中。所以，野蛮本身肯定是由于野蛮人不能使用他们已有的能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这些能力：“低等的种族是有潜力的，因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欧洲人训练的由当地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可以出色地演奏最好的现代音乐。”
我把华莱士称作非种族主义者，当然并不是说他认为所有人的文化活动的内在价值相等。像当时多数欧洲人一样，华莱士也是文化沙文主义者，他并不怀疑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明显优越。他可能抬高了“野蛮人”的能力，但是，他确实轻视他们的生活。他曾经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科学，使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复杂现象推断出预期的结果。甚至我们的游戏，如象棋，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练习了这些能力。再比较一下我们与野蛮人的语言，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抽象概念的词，野蛮人的全部追求只不过是满足他们最简单的需要。至于和他们的感觉不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般性问题，他们不能去结合、比较或推断。”
文化进化的速度，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无法相比的。在智人种中，达尔文式的进化依然存在，但是速度很慢，并且对我们的历史不再有影响。已经有人涉及这个地球历史上的疑难，如拉马克式进化就最终可以套用这个过程。人类文化历史的特征在于它是拉马克式的，与我们的生物学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一代人学到的东西，通过交流和书写，可以直接传递给下一代。技术和文化上获得的东西，可以遗传下去。拉马克式进化呈快速和积累式的过程。拉马克主义解释了我们的过去（纯粹的生物变化模式）与我们现在的最主要区别，现在人类的自由度在加大，新东西产生的速度在加快——也许人类在加速走向地狱。
······在过去的15年，对于达尔文强调生物个体是选择单位的挑战，已经在进化论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这些挑战中，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上；也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下。认为选择的单位在个体以上的，有苏格兰生物学家V.C.韦恩—爱德华兹。他在15年前就提出，至少就有社群行为的生物的进化而言，选择的单位是类群，而不是个体。他的观点激起了持正统观念的人的不满。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之下的，有英格兰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他最近激起了我的不满，因为他宣称基因本身就是选择的单位，而生物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的储藏所。
韦恩—爱德华兹在一部名为《与社群行为相关的动物扩散》的大部头书中，提出了他所捍卫的“群选择”观点。在这部书的开始，他讨论了一个难题：如果只是生物个体经过斗争来增加选择成功，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种维持了群体的相对恒定，使资源的供给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按照传统的达尔文式回答，是外界的食物、气候和捕食者的限度，导致只有那么多成员可以得到食物，其余的则被饿死（或者冻死，或者被吃掉），所以群体数量稳定。而韦恩—爱德华兹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动物通过估量生存环境的限度，来调节群体的数量，相应地也调节了它们的繁殖。他很快认识到，群选择理论与达尔文坚持的“个体选择”观点相抵触，因为群选择要求许多生物个体为了种群的利益约束或者放弃繁殖。
······
但是，动物怎么能知道繁殖份额有多少？除非它们能统计自己的群体大小，但它们显然不知道。韦恩—爱德华兹在他那最令人吃惊的假说中提出，通过群选择，聚集、密集、共同的歌唱及合唱等行为作为有效的统计方法进化出来了。他指的是“鸟类的歌唱、螽斯的啁啾、蛙的鸣叫、水中的鱼发出的声响和萤火虫的发光”。
我们明显降下来的发育速度导致了我们幼态的持续。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的发育速度是慢的。但是我们的发育速度慢到其他哺乳动物无法比拟的地步。我们的孕期很长，婴儿期延迟，在哺乳动物中，我们的寿命最长。持续年轻的形态特征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的大脑增大，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出生前脑的快速生长延续到以后的岁月。（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脑在子宫中生长很快，不过，出生后的生长都很慢。而我们人类已经将这种胚胎中的快速生长延续到出生后的生命中。)
但是，定时发育本身的变化一直很重要。我们是出色的习得动物，我们儿童期的延长有助于通过教育来传播文化。许多动物的幼体也都表现出易变性，并且像人类的幼儿一样爱玩耍。但是，动物一到成体之后便在行为模式上变得循规蹈矩。洛伦兹在我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真正的人类特征是一直保持着发育状态。这一富有活力的特征是人类幼态持续的本性赐予的一个礼物。”
布尔默最近与一位名叫赞恩·萨依姆·马杰尼普的卡拉姆人合作出了一部值得注意的书：《我们卡拉姆地区的鸟类》。萨依姆提出的鸟类名称中，有70%与西方人的种名对应。在多数情况下，他将两个以上的林奈系统物种合并为一个卡拉姆名字，不过，他识别出的其中的差别，与西方人识别的相同。他还对西方人归为同一物种内的标本做了区分，然而却认识到其中的一致性（例如，对一些极乐鸟，因为雄鸟有华丽的羽毛，他给了不同性别的极乐鸟不同的名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萨依姆遵循了与林奈命名法不同的方式，他用同一个名称指称两个极乐鸟物种的黄褐色雄性，但是他却给每一个物种中有艳丽羽毛的雄鸟以不同的名称。事实上，对卡拉姆人命名的174个物种，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蛙和鱼，布尔默只能找出几处矛盾的地方。
柏林、布里德拉夫和雷文最初在1966年发表的研究中，对于戴蒙德宣称的民间名称与林奈系统的种名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发出了明确的挑战，他们当初认为，只有34%的策尔塔尔人的植物名称，与林奈式种名相对应，而且他们认为，大量的“错误分类”反映出文化和实际用途的差别。但是几年后，他们在一篇坦率的文章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承认民间名称与林奈式的种名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密切对应关系。他们在早期研究中，并没有充分理解策尔塔尔人的等级规则，而且把作为民间不同层次类群的名称混淆了。另外，柏林承认，由于受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偏见的影响，他误入了歧途。我提到他的认错，并非要揭他的短，而是对于科学家中少有的行为表达我的钦佩之情（当然，任何称职的科学家都能够改变对基本问题的看法）。
（博物学、命名学，就像博尔赫斯的故事中，试图画出世界地图而永远不可能完成，地图APP也同理，不如亲身前往，以身体为记录。命名是因为爱，和长期相处，不是因为要争夺署名权。鱼不存在也在讲这个意思。）
当我写信向哈特曼询问有关柯克帕特里克的事情时，他告诉我，不能根据他的钱币虫圈理论来简单地判断他，因为他的海绵分类工作很扎实。但是我之所以尊敬柯克帕特里克，既是因为他的海绵研究，也是因为他那不可思议的钱币虫圈理论。我们嘲笑、不理睬一个疯狂的理论很容易，但这样便不能理解一个人的动机，钱币虫圈就是一个疯狂的理论。我对富有想象力的人比较感兴趣。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错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是应该仔细研究他们的方法。只有具有诚实情感的人才会有合理的统一观，或才会去关注那些有价值的异常现象。不同的鼓点常能击出丰富的节奏。
（进展如何？）
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进行常规的核苷酸序列测定。我相信，10年之内，我们便可以分辨出用作比较的纤毛虫和后生动物中的同源蛋白质，排定它们的顺序，测定这些生物之间的相似性，更清楚地了解（甚至解决）这个古老的谱系发生之谜。如果无体腔动物和原生生物最相似，而且可能是通过在身体内进化出细胞膜从而形成多细胞结构的话，那么汉森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无体腔动物是（原生生物的亲近，而且可能是通过形成集落后的整合来形成多细胞结构的话，那么经典的看法便胜利了，即所有后生动物都是以合并形成多细胞的方式产生出来的。
在20世纪，由于人们侧重于对生物适应的研究，使生物的谱系研究很不应该地衰落了，但是谱系研究的魅力并未丧失殆尽。比如，看一看汉森的方案中暗含的我们与其他多细胞生物的关系。动物学家几乎都赞同，高等动物成为多细胞生物的方式与扁形虫成为多细胞的方式差不多。如果无体腔动物是通过纤毛虫的多细胞化进化来的话，那么我们的多细胞身体就与单一的原生生物细胞同源。如果海绵、刺胞动物、植物和真菌的多细胞都是通过合并方式形成的，那么它们的身体便与原生生物的集落同源。因为每一个纤毛虫细胞与原生生物集落中单个的细胞同源，所以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我确实是根据如实的含义），整个人类身体与一个海绵、珊瑚或植物中的单个细胞同源。
（进化是个体的选择。）
那么，对于这些从生物地理和生物的结构角度提出的有袋类劣等的说法，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呢？我的同事约翰·基尔希最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基尔希援引P·帕克的工作指出，有袋类的生殖是另一种适应模式，并不是低等的途径。有袋类确实从未进化出一种机制来关闭母体的免疫系统，并使胎儿在子宫中完全发育，但是早出生同样是一种适应策略。母体排异并不意味着身体式样的失败，或丧失了进化的机会，它可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克服生存严酷性的完全正确的途径。帕克的观点重申了达尔文的核心论点：个体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生殖成功而斗争，即提高自己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份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物可能（无意识地）遵循了某些极为不同但同样成功的策略。胎盘类把大量的时间和能量投入到母体中的后代。这样的付出增加了后代成功的机会，但是这样也使胎盘类的母亲承担了风险。如果失去幼崽，那么它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生命中大部分的生殖努力，从进化的角度看，就是一无所获。有袋类的母亲生出的幼崽死亡率更高一些，但是母亲的生殖消耗并不多。有袋类的孕期很短，作为母亲可以在同一季节再次配育。而且，新生儿个头儿小，对母亲的能量消耗小，快速便利的出生还会降低母亲的危险。
我们一般喜欢怜悯宠物老鼠和沙鼠，它们顶多能活一两年。它们的生命那么短暂，而我们则可以经历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光。不过，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要指出，我们不该有这种怜悯（当然，我们个人的伤感是另外一回事，科学与这种情感无关）。在《雷格泰姆》中，摩根正确地指出，小型动物与大型动物本质上相似。它们的寿命与它们的生命节奏是相应的，而且，它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生物学时间。小型哺乳动物的生命节奏快，新陈代谢迅速，寿命短暂；大型哺乳动物生命节奏缓慢，寿命长。根据内在的钟来衡量，大小不同的哺乳动物的寿命差不多。
我们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思维习惯，无法把握这个重要而令人舒心的概念。我们从很小的年龄起，受到的教育就是把绝对的牛顿式时间作为衡量合理客观世界的唯一有效尺度。我们根据我们厨房里的钟表，来一律地看待所有事物。我们对老鼠的快捷感到惊讶，对河马的迟钝感到厌倦。然而，每一种动物都是在按自己的生物钟的适当节奏生活着。
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信号我们接收不到。小型生物生活的世界中有我们不熟悉的力，许多与我们大小差不多的动物感觉的范围远远超过我们。蝙蝠利用声音反射来避开障碍，我听不到这种声音的频率，也许有些人听得到。有些昆虫可以看见紫外光，有些昆虫则可以在花中“看不见的”花蜜引导下找到食物，并把花粉带到另一朵花上，使花受粉（植物的花上之所以具有方向性彩色条纹，完全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给昆虫提供方便）。
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太多了。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中，就有很多令人着迷并且很真实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嗅不到、接触不到、尝不到），但是如果认为凡是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就是新奇的力量，我们便会陷入迷惘与糊涂之中，便会上当受骗，便会以为那些平庸的魔术师真能看到我们视野以外的超验世界。超感觉现象可能是一种错觉，是江湖骗子的庇护所。但是在鸟、蜂和细菌中却有胜过我们“超人”的感觉能力。我们可以利用科学的仪器去感觉和理解我们原本感觉不到的东西。
地质学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时间是漫长的。我们经过思考，无疑会理会这一点，并脱口说出地球的年龄已经超过45亿年。但是大脑的思考和内心的赏析是不同的事情。45亿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数字，我们可以借助比喻和想象来强调，地球已经存在了很久，而相比之下人类经过的进化历程是多么微不足道，更不用说我们个人的生命只能算是宇宙中的毫微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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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10 16:06:27
不是人口减少，世界就不再增大了，人的寿命延长了呀，所以核心可能是时间的增量，有时间就有行动，有流动，有潜在的计算
低成本的富集，大规模的创新（哪怕只是一种尝试），是相辅相成的
内行人使用的方法，不一定是符合远期需求的，还是要回归内心的标准
想清楚你想要回答的问题，或被你验证过的、可能有效的方法，多教学和交流
被生活震撼，比被感官震撼，深得多
行政杂事流程化（免于再次思考）；即时回复模板化（方便调用）；杂乱琐事目标化（可以变成整块，而且有结果交付）
锁定生态，而不是锁定生产
快与慢，积分形式地存在着，没有单纯的快慢、黑白，没有独自存在的概念，没有暂停，除非主动立定（这也人类拥有的自由：可以不做）
找到我的analog self，我的隐喻！
不要让老登碰自己的作品
信息要在脑子里，在人身上，不在模型里，在心里和记忆中
“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工具的制造者” by wolfram，变成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是“工具”最好的归宿
世界，就是那些东西，是玄的，是无法触碰和感知的
如若我把建立连接，定义为自我的价值，那么如何让人们因我而相识？
聚焦和内化，探寻自我，修正错误，补漏
CHANGELOG
2025-11-10 16:03:27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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