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2 17:57:46
看的脊背发凉，将效率理性凌驾于生命权之上。使用生物学和科学的隐喻，突破了多项医学道德限制，形成后续政策推行的基础（50%以上的医生为纳粹党员），从而进行种族卫生、优生绝育、成本节约等社会行动，最终极化为种族隔离、种族清洗（且具备相关技术和社会分工）。工具理性、集体/种族至上、技术极度傲慢、专家和国家意志多项合而为一造就了平庸之恶。纽伦堡法典作为补丁，1947年才打上了知情同意的补丁。
没有清晰的结论前，应该怎么做？AI伦理中，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了。
“本译著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卫生规制范式转型研究”（24BFX023）的阶段性成果”
今天，我们对事实了解得更清楚，整个医学界（而不仅仅是少数医生）都与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严重罪行密切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充分揭示了纳粹主义在德国医学中的渗透程度。超过一半的德国医生都是纳粹党成员，这远远超过所有其他自由职业者加入纳粹党的比例。
在“犹太人大屠杀”（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术语）发生之前，德国医生就开始将医疗行为置于不受医德限制的状态。在20世纪早期，德国医生提倡种族卫生和优生学政策，渴望限制那些被认为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的生育。1939年至1945年，他们给大约40万名患有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德国人实施了绝育手术。而且，德国医生设计并实施了臭名昭著的“T-4计划”，他们以“安乐死”（Euthanasia）的名义对精神障碍和身体残疾的患者实施医疗谋杀。繁衍纯种雅利安族的目标优先于基本的医学伦理原则，德国医学成为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纳粹医生首先未将自己视为——践行治愈人类疾病、关怀人类福祉的使命与伦理准则的——医生，相反，他们被诱使相信国家福利将优先于病人利益，并且认为对数百万人的灭绝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治疗”。
在战争年代，纳粹政策在医生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将犹屠杀恐怖行为得以合理化与合法化。医生对集中营的运作至关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少数族群描绘成疾病的象征，从而使大重要，他们决定谁工作、谁死在毒气室，并对囚犯进行极其痛苦的实验。
大屠杀开始于将受害者非人格化，结束于将行凶者非人格化。纳粹医疗机构始于非人格化地对待病人，终于种族灭绝的罪行。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使犯罪者和受害者个人化——给行凶的医生、受虐的被害者或被囚在纳粹犹太人区（ghetto）或集中营中的医生起个名字，好让我们都意识到我们首先是易受伤害的人，其次才是医疗专业人员。通过将这些历史事件个人化，我们被要求重新审视自身，被要求从我们自身和我们身处的社会中寻找我们所有人对人类和医学本身福祉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对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被证明效率低下且费用高昂。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将这些计划扩展到“消灭没有价值的生命”提供了机会。战争为采取一些残暴措施提供了借口与掩护——无疑，在和平时期采取这些措施会更为困难。实施“安乐死”计划的决定是由最高政治决策层在获得希特勒关于由指定医生实施“仁慈致死”（mercy killings）的授权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医生们从未被强迫要求这样做，而只是被授权这样做。实际上，这项计划从未被合法化。
“安乐死”计划一开始是对身体畸形或有精神障碍的婴幼儿的谋杀，这些孩子被筛选出来，然后在特定的“儿科病房”内被谋杀。实际上，这些病房由医务人员控制，其唯一功能便是杀害孩子。杀害的方法包括过量口服用药法、药物注射法与饥饿法。在“安乐死”计划的第一阶段，5000多个孩子被杀害。后来，该计划扩张为也杀害成人——这被称为“T-4行动”（Oper-ation T-4）。当时，德国建立了一个系统，所有在医疗机构住院的患者都要登记以下信息，即能否工作、是否接受过探视、是否住院5年或5年以上，或是否患有特定的精神与神经疾病。一个医疗专家组被创建出来，受命审查这些登记表，而并不检查病人，然后决定谁将被处决。随后，将被选定的病人送往六个精心挑选的、专门安装了毒气设备的机构。谋杀所用的气体是一氧化碳，毒气通过假淋浴喷头来输送。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医生和护士，整个行动都要保密。送交给亲属的死亡证明书记录了死亡原因，而实际上是虚构的、从预先拟定的清单中选定的死亡原因。
据估计，在“安乐死”计划实施阶段，大约有7万名病人被医生谋杀。所有有残疾的犹太人都在T-4杀人中心被处决。
最终，不可避免地，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及其所致的罪行被受害者的家人及牧师识破。一些牧师纷纷抗议，在德国还出现了动乱。随后，在1941年，希特勒在官方层面停止实施“安乐死”计划。但实际上杀戮并没有停止，德国精神病院的医生与其他工作人员继续以分散的方式杀害病人，这种方式被称为“野生安乐死”（wild euthanasia）。直到盟军占领德国数周后，这种杀戮活动才停止。
历史研究表明，纳粹医疗机构在努力清除全国社区的“健康状况欠佳者”时，精心策划并秘密执行了一项行动，最终有20多万人被杀害。
在集中营建成之初，纳粹缺乏大规模杀戮的能力，他们寻求措施以减少不断增长的集中营人口。“安乐死”计划的成功实施，让纳粹领导层相信大规模谋杀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于是党卫军向T-4工作人员求助。1941年春，T-4杀人中心的毒气室启动了一项新的杀戮行动。具体而言，被集中营医生认定为患病的囚犯将被送往T-4杀人中心，由该中心实施代号为“14f13”行动的医生执行谋杀。
1824年，美国人通过了《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这是一部以优生为基础的法律，允许某些移民（来自西北欧与英国的移民）入境，拒绝接受来自东南欧、中东与亚洲的移民。优生学家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绝育。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绝育法的州；至1935年，在美国，基于优生动机而被实施绝育手术者已有2万多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计划，例如，在同一时期，瑞典也实施了近似数量的绝育手术。
在德国，优生学被称为“种族卫生学”（Racial Hygiene）。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其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优生学与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上盛行的“国民健康”联系起来。于是，许多研究中心得以成立，致力于探究种族卫生领域的问题。192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准许毁灭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该书由律师卡尔·宾丁与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霍切合著。这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面临严重紧急情况的国家是否真的有能力维持他们所说的“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作者认为：社会应该消灭“不可救药的白痴”以及绝症患者与危重伤员；个人应该有权选择通过无痛医疗程序自行死亡；提供无痛医疗服务的医生不应该被追诉。这本书在德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特别是在精神病医生中。该书提出的理论与纳粹党的民族主义政策如出一辙，因而立刻被纳粹党采纳并推行。
随着希特勒的掌权，德国医学协会将反犹太主义纳入其学说，强化犹太人患有特定疾病的观念，并向具有犹太人与非犹太血统的人发出警告。德国人类学家与遗传学家试图发展种族识别技术，以确定个人的种族特征。
德国著名的公共卫生杂志发表了关于如何确定种族归属的详细报告。医生认定犹太人不讲卫生，患精神疾病与同性恋的概率极高。此外，吉卜赛人被认定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种族，他们削弱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并导致社会退化。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学被用作对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进行辩护的工具。德国医学会的官方刊物在战争年代开辟了一个名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定期专栏。随着德国在1939年9月占领波兰，犹太人是“疾病携带者”成为对整个东欧犹太人进行隔离的理由。以隔离为名义，犹太人被有计划地转移到犹太人聚居区。由于聚居区的条件非常差，的确发生了传染病流行。随后，德国医学期刊即援引犹太人聚居区有关斑疹伤寒等传染病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诋毁犹太人是一个病态的“种族”。同样，吉卜赛人也被围捕并关押在聚居区或集中营，这也导致了传染病的高发。后来，这些传染病成为在整个德国以及被德国占领的其他欧洲地区系统地消灭（谋杀）犹太人与吉卜赛人的正当化理由。
……
1938年，纳粹时期最后一项有关犹太医生的立法获得通过，这项法律是对德国犹太医学界的最后一击。帝国医师协会取消了犹太医生的执业资格，犹太医生不再被视为医学界的成员，他们只被允许在得到特别许可的情况下给犹太同胞施治。犹太医生的“医生”头衔被取消，曾经的犹太医生被取消行医资格，此后，他们只能被称为“护工”。
教育改革是纳粹医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2年，种族卫生学会（the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就要求将种族卫生作为德国医学课程的必修课。种族卫生也被纳入国家医学考试，成为毕业的基本要求。种族卫生课程包括血型研究、人类学测量、双胞胎研究、遗传学、犯罪生物学、种族法与战争医学等。为了给纳粹政权培养更多的医生，医学院系不太重视基础研究，修改了经典课程，并缩短了医学学制。
医学生被教导，这些课程对他们的专业教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专业教育旨在将其培养成能够胜任“婚姻顾问与基因结构的守护人”的专业人士。医学生还被告知，他们将被训练成“生物兵”，训练涉及军事与准军事教育，以期为国家军事化意识形态权威服务。学生们所撰写的论文涉及各种各样的种族医学项目。种族培训也被纳入医生的研究生课程，重点是运动医学、有机医学与战争医学方面的课程。
……
20世纪初，德国医学教育被认为是世界上较发达的医学教育之一。1910年，亚伯拉罕·弗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了解了德国的医学教育方法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后该报告被称为“弗雷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它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的性质与进程。该报告将科学知识及其进步视为现代医生的核心精神。这份报告成为全世界医学院教育的基础。因此，事实上，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医学教育都建立在德国医学教育基础之上。
但在纳粹时期，医学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纳粹德国时期的医学教育指南与医学生都受到当时该国政治气氛的极大影响。医学院的学生所接受的教导是：意识形态化的种族纳粹政策是可以被医学与科学所接受的。学生们被期望培养成纳粹政治与种族纲领——这些纲领被宣扬为是好的“科学”——的支持者。
在这种高度结构化、压力重重的政治背景下，整个社会强调服从，强调对纳粹领导人政治纲领的遵从与效忠。社会也期望医学生确立这样的信念。
案例研究
纳粹德国时期，发行范围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最受欢迎的医学杂志是《人民健康观察》）Die Volksgesundheitswach)，其发行量超过10万册。帝国的所有诊所与医院的病人候诊室里都摆放着这本杂志。神经学家、德国国立社会主义医学会领导人、德国符腾堡州卫生部部长尤根·斯特勒博士（Dr. Eugen Stahle）在1934年写了一篇题为《血液与种族：新的研究成果》的文章，该文重点论述了利用人的血液作为手段与工具在鉴别种族方面的重要价值：
在描述各种种族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体形的表述……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探索身体内部器官中存在的同样重要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反映出种族间更深层的生理差异。
斯特勒博士还向读者发问道：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在试管里识别出非雅利安人！那么无论是欺骗，还是洗礼、改名、公民身份，甚至鼻腔手术都无法帮助犹太人逃脱查验。因为，血液特征无法改变。
1939年，斯特勒博士（获得一战勋章的退伍军人，也是一名纳粹党成员）协助建立了秘密的“安乐死”中心，该中心位于明森区一个隔离区的格拉芬尼克城堡里。这座城堡成为纳粹T-4”计划中杀害智障人士的杀人中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超过1万名儿童在格拉芬尼克城堡被谋杀。1943年，斯特勒博士被阿道夫·希特勒任命为医学教授。二战德国战败后，他因参与“安乐死”计划而被捕，1948年死于狱中。
任何人想要治愈这个时代内在的病态与没落，必须首先鼓起勇气，弄清病因。
纳粹政府利用生物学和科学的隐喻，将特定群体视为将会“感染”并削弱德国人民体质的传染病威胁。医生是德国国家健康的“守护者”，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传染性疾病”，他们都要对之加以积极预防与治疗。
格哈德·瓦格纳博士是该医疗组织的主要人物，他被公认为NSDAP的首领。瓦格纳坦言：
卫生保健将被卫生领导取代，治疗医学将被预防医学取代，个人卫生将被种族卫生取代。
在瓦格纳看来，医生将成为国家的医生，他们不再被要求成为他们的病人的医生。通过瓦格纳与其他纳粹医学及政治领袖的运作，医学界完全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结盟。这一哲学建基于种族卫生优生原则之上，即“国家的健康”优先于个体病人的健康。
……
医生加入纳粹党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专业团体都要早，人数也更多。到1942年，将近一半的德国医生都是纳粹党员，这一数目远远超过教师或律师等其他专业团体中纳粹党员的数目。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德国家庭已经向希特勒总理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为他们患病的亲人实施“安乐死”。然而，克雷奇马尔案启动了“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除掉身心残障的儿童。在这个秘密的（立法上非法的）行动中，孩子们被饥饿与致命药物联合致死。
杀戮过程如下：未住院的残疾新生儿与婴儿由医生和助产士上报；父母和/或监护人被迫将孩子安置在一个特殊的儿童病房里；一个由纳粹高级官员与医生任命的医学专家小组负责审查这些孩子的情况以及已经住院的孩子的病历资料，决定孩子生死的就是这些专家小组的医生以及从未给孩子做过检查的医生。
杀戮方法本身就成为执行杀戮计划的医生进行实验与科学探究的基础。被杀死的孩子的大脑和其他身体部分经常被送到医学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当被选中的孩子临近生命终点时，他们的父母会收到一封标准化的信，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得了重病。这些信件往往发得很晚——临近甚至是在孩子死亡之后，因此父母没有时间去探望，而且其中许多孩子被安置在医院，家属不易探视，一些机构还禁止家长（或监护人）探视。孩子被杀后，医生伪造死亡记录（包括死因和死亡时间），然后将其寄给孩子的家人。家长们还被告知，出于防范传染病风险的考虑，医院必须立即对尸体进行解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件还说明，医务人员采取了“英勇”措施来拯救儿童，但未取得成功。有时，孩子死亡后数月都未报告其家人，因此该机构仍累计患者的护理费。
据估计，约有5000名儿童死于饥饿或过量服用麻醉剂。为了防止公众的反对与抗议，这个计划被秘密实施。在这项计划中，这些病人未经其家人或监护人的同意就被杀害。
在儿童“安乐死”计划启动后不久，该计划就被扩大到住院的残障成年人。根据纳粹对“安乐死”的定义，杀死“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将适用于大批残障的与患慢性病的儿童和成人。位于柏林的蒂尔加滕大街4号（Tiergartenstrasse 4）是策划“安乐死”计划的总部所在地，因此该行动被称为T-4计划。
T-4计划是从儿童“安乐死”计划演变而来的。在这项计划中，毒气也成为一种杀戮方法，最初使用的是一氧化碳，后来也使用其他毒气方法，包括使用Zyklon B（后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使用）。纳粹在特定的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医院）中专门建造了使用一氧化碳气体的毒气室——杀人中心。
与儿童“安乐死”计划类似，执行T-4行动的医生也伪造死亡证明。此外，医生还进行尸检，并将病理标本送往德国的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研究。
儿童“安乐死”计划和T-4计划都是“最终解决方案”的试验场。后来用于谋杀数百万犹太人和数十万吉卜赛人的毒气谋杀方案首先在德国智障者身上进行试验。毒气杀人由T-4医生团队设计、试验、监督并授权。实施“安乐死”计划，就需要建立配套的规约、程序、医疗领导组织与工作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死亡集中营中谋杀行动的执行者，数百万人被处决。仅1940年1月至1941年8月，就有7万多人丧生。
……
在“野生安乐死”阶段，“安乐死”的范围被扩大到包括“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分子”、罪犯、“反社会分子”和那些被认为是“种族劣势”的人，甚至连德国本国的炮弹休克受害者（因曾置身战火而引起的精神紧张或精神错乱者）都被杀害。同样，来自东欧的外国劳工，他们在为德国做苦力的过程中患病后也被杀害。大约有20万人在“野生安乐死”阶段被谋杀。
那时，集中营里挤满了“犯人”，于是纳粹启动了一项新的杀戮计划——代号为“14fl3”。集中营的医生（通常是党卫军的成员）根据种族与优生指导原则筛选潜在的被害对象。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也成为筛选的关键因素。一旦这些受害者被选中，T-4“专家”医生就会来到集中营，对党卫军医生的筛选进行验证。在这一阶段，集中营没有实施大规模杀戮所需的设备，因此受害者被运回德国的杀戮中心并在那里被谋杀。随后，在T-4医务人员的建议下，死亡集中营内建造了被伪装成淋浴喷头的毒气设施。在“14f13”行动中，有1万至2万人被谋杀。
大屠杀历史学家认为，儿童“安乐死”计划、T-4计划、“14f13”行动和“野生安乐死”是对数以百万的人士（包括欧洲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实施谋杀的前兆。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布雷达博士得知纳粹正在进行妇科实验。由于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毫无疑问，她会被要求做这些手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已经知道有人在给犹太女孩儿做某类手术，并且得知，当我的一名囚犯医生同行拒绝与德国人合作时，德国人非常愤怒。我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我只是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我始终铭记，当我取得医生资格时所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我一直努力遵照这个标准行事。无疑，如果我拒绝与德国人合作，我很有可能被枪杀或被送往毒气室。
9.1 医患保密
案例研究
在奥地利维也纳长大的天主教教徒海琳·勒贝尔（Helene Lebel），19岁时首次出现精神疾病迹象，后来她的病情恶化，她 不得不放弃法律学习和法律秘书的工作。1936年，她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被安置在维也纳的斯坦恩（Steinh）精神病院。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海琳的病情有所好转，她的父母得知她很快就会被转移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医院。但实际情况是，海琳被转移到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一个曾是监狱的处所，在那里她被脱光衣服，接受身体检查，然后被带进“淋浴间”，被毒气杀死。
背景
1939年8月，纳粹创建了一个名为“德意志严重遗传病科学登记委员会"（Reich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Registration of Severe Hereditary Ailments）的组织，该组织发布了一项严格保密的法令——《畸形新生儿报告要求》（Requirement to Report Deformed Newborn）。该指令指出：“为澄清先天性畸形与智力低下疾病领域的科学问题，所有3岁以内的患有以下任何一种严重遗传性疾病——白痴、唐氏综合征、小头畸形、脑积水、身体畸形与痉挛性瘫痪——的儿童都必须登记。”
助产士和医生都受命对此类儿童的情况进行报告。地区医生负责证明报告，所有产科诊所的负责医师被告知，报告是帝国要求的。该报告表格要求提供人口统计信息以及详细的疾病描述、住院时间、预期寿命与改善的机会。后来，信息范围扩大到包括患者病史与家族史等在内的其他细节，例如遗传情况、酒精与尼古丁的使用情况、身体与精神发育情况以及抽搐情况等。
调查表的措辞使许多医生认为，这仅仅是为了统计与研究而对这些儿童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法令没有透露要求报告残疾儿童的实际原因。许多医学期刊上都刊发了登记令。医生和助产士都遵命执行，并且按例收到付款。
这些调查表被送到位于柏林的帝国委员会，在那里由官僚机构处理，然后被送到三位专家医生手中，分别是精神病学专家沃纳·卡特尔教授（Professor Werner Catel)，儿科精神病学专家恩斯特·温茨勒博士（Dr. Ernst Wentzler）和戈尔登国家研究所（Gorden State Institution）所长汉斯·海因策博士（Dr.HansHeinze）。这三位医生是“安乐死”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计划委员会（the planning committee）的成员。他们仅仅依据这些调查表来作医疗决定，不对孩子进行检查，不咨询孩子的监护人，也不查阅孩子的病历资料。被选中处死的孩子被标记为加号，被允许存活的孩子被标记为减号。随后，标有加号的孩子被转移到配备了迅速致死设施的28个机构（杀人中心）中的一个。这些“杀人中心”包括一些在德国历史较为悠久、负有盛名的医院。
9.2 人体实验中的知情同意
1956年7月26日，一位曾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荷兰犹太妇女罗莎琳·德莱昂（Rosalinde de Leon）在指证克劳伯格时说道：
一位年长者告诉我们，克劳伯格博士打算对我们进行科学实验，如果我们不服从，将被送到比克瑙（Birkenau，毒气室所在地）。其实，我们更愿意去比克瑙，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会被杀害。我想不起来有哪个女人同意做任何这样的实验。而事实是，克劳伯格医生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对我实施了绝育实验。我没有反抗，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克劳伯格博士在两名护士（其中一名护士也是囚犯）的协助下开展实验··绝育是通过注射完成的。他们将一个非常大的注射器插入我的阴道，然后一种白色物质被注射到我的体内。很可能这种物质被注射进了我的子宫。注射器大约有30厘米长。这样的注射给我做了3次，每次间隔3—4个月。每次注射后，我的腹部都有一种可怕的烧灼感。每次注射后都要进行Ⅹ光检查，第二天再做一次Ⅹ光检查。打完针后，我不得不卧床一周。我记得，每次打针后都要经历同样的疼痛，而且打针的过程也非常痛苦，护士们不得不坐在受害者的胳膊上（才能让注射进行下去）。
洛尔·雪莱（Lore Shelley）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与战争研究实验室里的人体实验罪行》（Criminal Experiments on Human Beings in Auschwitz and War Research Laboratories）一书中写到，阿姆斯特丹原10号街区一名叫勒内·杜林（Renée Duering）的囚犯描述了一名男子告诉新来的囚犯，他们必须“报名参加某些体检”，否则就要被杀。杜林还展示了一张她签署的“同意书”图纸。她说：
我们几乎都在那张纸上签了名。一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妇女说，她们从来没有为纳粹签署过任何东西，但她们在这张纸上签名了。留在10号街区并被当作豚鼠来实验的每个人都签了字，如果他们想活下去的话。
杜林回忆说，一位妇女拒绝签字，随后就被转移到了比克瑙。幸运的是，她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
纳粹医生因进行残忍的医学实验而臭名昭著。纳粹的医学实验可以分为三大类：（1）旨在促进德国军人生存的实验。（2）对德国军事人员在战场上遭受的伤病进行药物与治疗方法测试的人体实验。（3）试图推进纳粹种族主义世界观与意识形态的医学实验。
纳粹集中营至少有70个不同的实验项目，涉及数以千计的囚犯，数以百计的在纳粹卫生系统以及集中营工作的医务人员从事着人体实验工作。这些纳粹研究人员与德国主要的医学与科学机构、制药公司以及大学保持着密切的专业与研究联系。一些来自人体实验的数据被用于学术报告、出版物以及宣传中。
这些医学实验的受害者在未经任何形式的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残酷的、极其痛苦的实验。此外，囚犯们不断地受到恐吓，他们为生命安危担忧——要么是因为实验本身对生命的威胁而担忧，要么是因为自己知道得太多而担心遭遇不测。绝大多数受试者死于实验并发症、注射药物或毒气。
在10号街区（奥斯威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实验街区）接受实验的一些受害者回忆说，他们必须签署“同意书”。鉴于实验的性质、风险以及不签署的死亡威胁，这些所谓的“同意书”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意书。
医学实验只是纳粹众多医学计划中的冰山一角。然而，正是这些未经知情同意而进行的医学实验，催生了《纽伦堡法典》。1946年，在“医生审判”期间，23名被告（含20名德国医生与3名公务员）因战争罪与反人类罪而受审。该审判为对医学伦理标准进行实质性分析提供了机会。这场审判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医学犯罪的书面证据，并对医学实验的许可提出了指导建议。这些指导建议包括10项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此即所谓《纽伦堡法典》。这10项原则构成了现代人体实验伦理标准的基础，其中知情同意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则（见附录1）。
……
问题
获得知情同意的伦理要求是什么？是否可以强制获得知情同意？
（没有清晰的结论前，应该怎么做？AI伦理中，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了）
讨论
纳粹医学实验的目的，一方面是推进德国所发动的战争，另一方面是推行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德国医生如何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不伤害原则”来为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辩护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纳粹采用功利主义理论与经济上的理由为其恶行辩护。他们把智障者、惯犯、身体残障者与慢性病患者归为“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在纳粹看来，鉴于这些人的身体状况以及照顾他们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提高大多数人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他们可以被合法地牺牲掉。
这种功利主义论调在集中营里盛行，在那里，囚犯并不被视为“人”，而是被简单地作为身体材料——可以用于“医学研究”项目，旨在实现“国家利益”与“雅利安民族利益”。由于纳粹德国医生奉行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他们便不需要考虑知情同意问题。倘若在不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更大的社会利益，则被认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战后，当这些残暴的人体实验真相在纽伦堡“医生审判”中被曝光时，保护参与人体研究项目的受试者的利益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呼声。作为该审判书面裁决的一部分，战争罪法庭（the war crimes tribunal）制定了《纽伦堡法典》——这被视为第一部国际人体实验伦理准则。该法典的开头（第1条原则）只有一句话，简洁而突出：
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
9.4 临床研究中的功利主义
案例研究
在1946年纽伦堡医生审判中，一些被告医生为其在集中营开展人体实验进行伦理辩护。有些被告医生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为了使多数人受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合理的。这其中就有格哈德·罗斯博士（Dr. Gerhard Rose），他是位学术型内科医生，也是热带医学的国际权威专家，是柏林“科赫热带医学研究所"（Ko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的负责人。罗斯博士作为德国空军医疗检查员的咨询卫生员，被提升为预备役准将军衔。他还是莱昂纳多·康蒂博士（Dr. Leonardo Conti）——帝国卫生领导人、国家卫生部部长——的医学顾问。
罗斯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囚犯病人身上开展人体实验。虽然他最初对制造斑疹伤寒疫苗的潜在致命性人体实验表示反对，但是罗斯得出的结论是：
考虑到在东线每天有上千名德国士兵死于斑疹伤寒，在这里冒几百人的生命危险进行实验是值得的。
……
问题
功利主义可以成为人体实验的伦理基础吗？
讨论
世界医学会将结果论定义为，这是一种基于对不同的选择与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或结果进行分析而作决策的伦理理论。在结果论中，产生最好结果的行动就是正确的行动。当然，对于什么结果才算是好的结果，可能会有分歧。
功利主义是结果主义著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这一哲学框架中，功利被定义为“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我们应该对给定的选择或行动所带来的潜在利益与危害进行测算与权衡。在临床研究试验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群体处于被伤害风险中，但是可能无任何获益，由此便会引发特定的冲突或问题。
面对临床研究给参与者带来潜在损害风险的事实，人们一致认为，无论临床研究会带来什么样可能的好处，都必须遵循健全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说，无论结果多么好，不能仅仅因此就认可所采用的手段的正当性，因为这些手段可能会对参与者带来过度伤害。
在纳粹时代，实验对象大多是囚犯，而他们被视为低人一等、种族低劣或“过着不值得过的生活”。从纳粹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不值得或没有资格享有人权。有些人，例如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处于双重危险之中：他们不只是“低人一等”的群体，还被看作不受欢迎的人。他们被视为不享有任何权利的被捕获的研究对象，他们注定要在“最终解决方案”中被置于死地。有了一批被捕获的潜在研究对象，加上德国更强调群体健康，这就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最终试行创造了最佳时机，但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指导下，纳粹医生不需要考虑知情同意。根据纳粹医学伦理学，取得受试者同意的伦理规制让位于获益，这被认为具有道德正当性。
纳粹医生利用功利主义原则为他们残忍的、不人道的实验辩护，就是这一原则如何被滥用的一个例子。临床研究人员在完全不考虑任何伦理原则（他们本应考虑）的情况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集中营囚犯进行实验，他们所理解的功利主义理论仅仅是他们在战后审判中使用的借口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许多例子表明，功利主义原则被滥用于其他弱势群体身上。对这些人群进行实验的理由是，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利益”。监狱里的被拘留者、士兵、少数民族、第三世界公民和被收容的病人往往是这种实验的受害者。在过去的10年里，医学文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临床研究试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些讨论常常由一些制药公司引发，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患有常见疾病但却未接受过药物治疗的人成为受试者。而在这些人群中开展这些临床研究的功利主义观点应当是，受试者的生存利益必须优先于参与试验的制药公司股东的与利润相关的利益。
除非考虑到功利主义决策的后果，否则功利主义原则不应作为开展人体实验的正当性理由，也不应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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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对通过不道德手段获取的身体器官的使用
案例研究
解剖学教授奥古斯特·赫特博士（Dr. August Hirt）是斯特拉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医学院院长。他制定了一个人类学头骨研究项目，希望能够证明雅利安人的头骨与犹太人的头骨有着确凿无疑的不同之处。为了获得对此项研究的批准、资助与支持，赫特博士与阿赫内尔贝协会（Ahnenerbe Society，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对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研究予以资助）取得了联系。阿赫内尔贝协会的负责人是沃尔夫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他和党卫军主席海因里希·希姆莱一起批准了这个秘密项目。
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为了证明上述假设，由赫特博士领导的纳粹研究团队决定，收集一些骨骼用于研究。他们决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身上收集骨骼。1943年6月，布鲁诺·贝格尔博士（Dr. Bruno Beger）——一位哲学家医生、党卫军上尉——挑选了86名活体受试者（他们的骨骼将被使用）。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囚犯与其他囚犯被分开关押，并且彼此之间也是男女分开关押。随后，贝格尔博士对他们进行体检，并批准其为合适的研究对象。阿道夫·艾希曼负责把这些活体受试者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运送到纳茨威勒-斯特拉托夫集中营（Natzweiler-Struthof Concentration Camp）。
1943年7月，受试者们一到达纳茨威勒就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地被推进毒气室毒死。他们的尸体被迅速地运到斯特拉斯堡的赫特解剖研究所（Hirt’s Anatomical Institute）。尸体被存放在特别设计的容器里，而事实上，尸体在那里被放置了1年多而未被触碰过，对其头骨的测量从未进行过。
随着盟军向德国挺进，这些赤裸的尸体被法国军队发现。法国人拍下的尸体照片被用于后来的战争罪审判中。赫特博士被法国军队逮捕并监禁，他于1945年6月2日自杀。西弗斯在纽伦堡医生审判中被判犯有医疗罪，并被处以绞刑。
2005年12月11日，一座镌刻着86名遇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在位于法国克洛南堡犹太人公墓（Cronenbourg Jewish Cemetery）区域的斯特拉斯堡医院解剖研究所揭幕，来自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伦敦、德国、以色列和法国的赫特试验项目的遇难者亲属出席了揭幕仪式。牌匾上写着：
记住他们，这样医学才不会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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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德国，大学由帝国科学、教育和文化部（Reich Ministry for Science，Education and Culture，REM）直接管理。该部负责解除“非雅利安人”教员职务，并使科学与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保持一致。REM负责医学院的解剖机构，包括尸体供应。1877年，普鲁士法律和其他法律赋予解剖机构在亲属不认领尸体的情况下，使用被处决者尸体进行解剖的权利。这些法律在1933年、1939年一再得到加强。解剖学家对“需要告知家属”这一规定有所抱怨，因此在1943年，法令规定不必征得被处决者家属的同意就可以实施尸体解剖。此外，法律还禁止将犹太人、波兰人和因叛国罪被处决者的尸体交给其亲属。
每一个行刑地点都配有解剖机构，这些机构都会被告知行刑情况，并且高效地将尸体转移给解剖学家。当时，在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共有31个解剖部门。解剖学家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是纳粹党的成员（医生也是如此），其中许多解剖学家在医学院教授种族卫生课程（作为常规课程的一部分）。斯特拉斯堡医学院院长奥古斯特·赫特是党卫军军官，曾为纳粹政权开展了多项医学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为优生思维寻求支持，并发展成为“种族战争”的组成部分。除“骨骼”收集项目外，赫特还在纳茨威勒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开展“芥子气致死”医学实验。
乔安·保罗·克莱默）Johann Paul Kremer)是奥斯威辛集他参与了相关研究项目，并致力于研究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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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伪造病历
案例研究
亚当·扎查尔斯基（Adam Zacharski），原18293号囚犯，受雇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医院”。现摘录他的一段证词：
我在这家医院工作——确切地说，我是在一家虚假病历制作工厂工作。我们遵照党卫军当局与集中营长官办公室的命令填写虚假死因。死因······如下：自然死亡、毒气致死、注射致死。我想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被伪造成医院的病人······有四名囚犯在书写假证的技巧上已达到完美。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多达二十种较为复杂的疾病的病症介绍。然后，他们利用一本德国教科书《内科学》（Innere Modizin），伪造各种类型的疾病及其病程与症状······
病史记录始于病人入院之时，包括其体温、疾病症状、服用的药物和接受的注射··有些病例既滑稽又悲惨。我记得有一次，120个小男孩来到营地，他们是8岁、12岁和14岁的孩子，来自扎莫斯（Zamosc）地区。孩子们被送到主营地，而他们的父母则被留在比尔肯豪（Birkenhau）。我想起了一个悲惨的时刻，那是个囚犯的临终时刻，伪造病历的人在选择诊断时犯了一个错误，一个8岁的孩子被诊断为“老年性衰老”······
参考文献Irena Strzelecka， Voices of Memory Series， Volume 3. MedicalCrimes: The Hospitals in Auschaoitz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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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乔治-安德烈·科恩（Georges-André Kohn）于1932年4月23日出生在巴黎。1944年8月，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在第11号兵营。除他之外，该兵营还收容了19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其他犹太儿童（年龄在5岁至12岁之间），纳粹医生计划利用这些儿童进行医学实验。
1944年11月下旬，当苏联红军向奥斯威辛挺进时，乔治和其他19名儿童被送往汉堡附近的纽恩加姆（Neuengamme）集中营。在纽恩加姆，党卫军医生库尔特·海斯迈耶（Kurt Heismeyer）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残忍而可怕的医学实验。最初，他让孩子们感染上一种致命的肺病——肺结核。圣诞节前，所有的孩子都得了重病。乔治的身体特别虚弱，无法自行站立，法国籍囚犯医生和荷兰籍囚犯护士后来报告了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是囚犯）。这些囚犯医生和护士照顾、医治孩子们，化身为他们的父母。
海斯迈耶医生随后切除了这些孩子的淋巴结，因为他认为这些淋巴结含有人体产生的可以预防结核病的特定物质。在他把孩子们的淋巴结全部切除后，这些淋巴结被拍照留存。随后，孩子们举起手臂向摄像机展示他们的手术疤痕。
1945年4月，随着战争迅速地走向尾声，党卫军的医生和纽恩加姆集中营的领导人担心，如果他们的暴行被发现，他们将受到盟军的惩罚。为了掩盖他们的医学实验，党卫军领导把孩子们和他们的护士带往布伦豪斯·达姆（Bullenhuser Damm）地区的一所学校（布伦豪斯·达姆隶属于汉堡市，已被炸毁与荒弃）。1945年4月20日，党卫军在学校的地下室吊死了所有的孩子，孩子们的尸体被装载到卡车上，送回纽恩加姆火化。17天后，欧洲战争结束。
背景
库尔特·海斯迈耶在马尔堡（Marburg）学习医学时加入了一个名为阿米尼亚的反犹兄弟会（Anti-Semitic fraternity calledArminia）。1933年，他获得行医执照，成为柏林奥古斯特维多利 亚医院（Auguste-Victoria Hospital）的一名实习医生。1937年，海斯迈耶博士加入了纳粹党，1年后，他被任命为霍亨利钦（Hohenlychen）健康疗养中心的高级医师。霍亨利钦是红十字会在柏林北部乌克马克（Uckermark）经营的一家健康疗养中心，海斯迈耶最终成为该疗养中心的助理主任。
为了实现成为医学教授的目标，海斯迈耶提议进行结核病实验。尽管他对这种疾病的了解非常有限，但他与纳粹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获准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实验。1944年6月，他开始在纽恩加姆进行实验。最初，他用一株活结核杆菌在成年人身上进行实验，后来利用儿童作为实验对象。每周三，他都会从霍亨利钦出发，驱车165英里前往纽恩加姆，对在那里开展的囚犯人体实验进行监督与指导。
虽然只有32次成人实验的医疗记录得以保存，但据信海斯迈耶在100多人身上进行了实验。接受实验的儿童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挑选出来的10个女孩儿和10个男孩儿，年龄从5岁到12岁不等。孩子们是被用火车运到纽恩加姆集中营的，历经2天的路程。海斯迈耶给每个孩子分配了一只豚鼠，然后给孩子与豚鼠都注射相同的杆菌。尽管只是皮下注射结核杆菌，但是1个月后，所有的孩子都生病了。
孩子们的病情不断恶化，海斯迈耶认为，观察孩子们的腋窝腺体对细菌的反应会有益处。由于他不是外科医生，海斯迈耶便命令一名捷克籍囚犯外科医生博古米尔·多克利克（Bogumil Doclik）对这些孩子们进行淋巴结切除手术。这些残酷的手术是 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伤口是敞开的，且不予缝合。手术后一周，伤口里的包扎物被取出。在两周的时间内，每个孩子都接受了双侧腋窝淋巴结取样。腺体被保存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当所有的操作都完成后，这些标本被送往病理学家那里。
手术完成后，孩子们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仍然被关在兵营里。海斯迈耶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处理这20名病危的犹太儿童？为了隐藏证据，他决定谋杀这些孩子。在阿道夫·希特勒生日的那天晚上（1945年4月20日），孩子们被吊死。
海斯迈耶博士于1945年4月21日逃离霍亨利钦，他最终定居在马格德堡（Magdeburg），成为一名肺病专家。18年来，他作为德国唯一一家私人结核病诊所的主任，获得了成功。1966年，他在包岑（Bautzen）被判处无期徒刑。14个月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尽管最初的阻力很大，但是最终一所位于布伦豪斯·达姆的学校被定为被谋杀儿童纪念馆。现在，这所学校被称为“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学校”（以一名犹太医生的姓名来命名的学校）。雅努什·科扎克曾主管一家华沙孤儿院，于1942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与他的孤儿一起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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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通常发生在监狱、拘留中心和军事机构，因此，狱医、警医和军医是最有可能接触酷刑案件的医生。
医生卷入酷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职场忠诚、暴力威胁、宗教、意识形态或民族信仰，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出于施虐癖。医学中的伦理问题很少能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涉及酷刑的情况下，我们却很有可能接近确定性。医生只要参与酷刑——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参与的程度如何——就是对医学伦理的背离，这一点在所有国际和区域的人权标准中都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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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党卫军队长赫尔穆思·维特博士（Dr. Helmuth Vetter）1910年出生于都灵的拉斯滕堡（Rastenburg， Turingen），曾在位于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I.G.法本工业公司(I.G. Farben Industry Inc.)的制药公司拜耳集团(Bayer Group)工作多年，担任销售员和药物代表。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对集中营里的囚犯进行药物试验。1942年至1944年，维特往返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与毛特豪森集中营之间，监管拜耳产品对斑疹伤寒、伤寒、副伤寒、腹泻、肺结核、丹毒和猩红热等疾病的疗效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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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法本工业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它是由巴斯夫（BASF）、拜耳、霍斯特（Hoechst）以及其他德国化工与制药公司组成的强大的德国企业卡特尔。I.G.法本工业公司是阿道夫·希特勒竞选活动的最大捐助者，曾在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前向希特勒和纳粹党捐款40万马克。L.G.法本工业公司对纳粹战争机器的支持使其及其各类经济子公司成为较大的战争奸商之一。
I.G.法本卡特尔的一些制药部门利用囚犯作为实验对象来检测新研发的药物与疫苗。齐克隆B（ZyklonB）最初被用作杀虫剂，后来被用作杀人毒气，杀害了数百万人。齐克隆B由与I.G.法本企业集团有关联的德国虫害防治协会[Deutsche Geselschaft fur Schadlingsbekampfung(Degesh)]的附属公司制造。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拜耳勒沃库森公司（L.G.法本工业公司的另一家子公司）为150名女性囚犯支付了实验费用。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与拜耳公司之间的通信显示：
鉴于要开展一项计划中的新的催眠药实验，如果你方能让我方处置一些囚犯，我方将不胜感激··我方确认你方的回复，但认为每位女囚犯200帝国马克的价格太高。我方建议每位女囚犯的价格不超过170帝国马克。如果你方能接受这个建议，这些女囚犯将归我方所有。我方需要大约150名女囚犯······我方确认你方同意这项协议。请为我方准备150名健康状况较好的女囚犯……收到150名女囚犯的订单。我们将随时通知您有关实验的进展··实验已经完成。所有受试者均死亡。我方将很快与你方联系，商讨新的发货事宜。
一名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也就拜耳公司开展的这项人体实验作证：
在20号街区，有一个大的结核病人病房。拜耳公司将药物装在无标记、无命名的安瓿中，配送给这个病房并给这些病人注射。这些不幸的人用不着在毒气室中被杀害，她们将在注射此种药物后死去，而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拜耳公司从集中营买来150名犹太妇女……用于未知的激素制剂的实验。
1943年5月，柏林军事医学院(Military Medical Academy)受到两位有影响力的纳粹医生卡尔·格巴特（Karl Gebhart）和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的表彰，因为该学院资助隶属于I.G.法本工业公司的拜耳制药集团(Bayer Pharmaceutical Group）生产出一种新药。医生们报告了赫尔穆思·维特博士对 奥斯威辛集中营200名女性囚犯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结果。他们的报告揭示了，维特是如何向这些女性的肺部注射气体或细菌而导致她们死于肺水肿的。他们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开展的人体实验的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实验结果已分发给德国医学界。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瓦尔德马尔·霍文博士（Dr. Waldemar Hoven）和1947年纽伦堡医生审判中的一名被告就I.G.法本工业公司在集中营囚犯人体实验中的作用提供了证词：
众所周知，在德国科学界，党卫军没有受其支配的重要科学家。很明显，在集中营里开展的I.G.法本工业公司制剂实验只是该公司为了其自身的利益。I.G.法本工业公司想方设法来确定这些制剂的有效性。他们让党卫军处理在集中营里开展的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I.G.法本工业公司的本意并不是公开这些信息，而是要为实验设置一个烟幕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所有利润留给自己。因此，不是党卫军，而是I.G.法本工业公司主动开展集中营囚犯人体实验。
I.G.法本工业公司除在人体实验和齐克隆B气体制造中发挥作用外，还利用成千上万的囚犯作为劳奴在奥斯威辛的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z）集中营从事建造与制作工作。劳奴主要换胶和燃料，这是战时卡特尔的一项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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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I.G.法本工业公司被拆分为几家大公司，包括拜耳、霍斯特、巴斯夫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家公司再次成为世界上较大的公司。
1964年，世界医学会制定了指导医生进行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建议，即《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规范了国际研究中的伦理准则，并阐明了“与临床照护相结合的研究”和“非治疗性研究”的规则。《赫尔辛基宣言》于1975年、1983年、1989年、1996年、2000年、2002年、2004年和2008年进行了修订（并将于2014年再次修订），该宣言被视为当下如何开展临床研究的决定性文件。（见附录4）
荷兰医生一致拒绝遵守这一命令。当纳粹威胁要吊销不合作的医生的执业执照时，荷兰医生便退还执照并关闭办公室，但仍继续私下给人看病。纳粹随后逮捕了100名荷兰医生，并将他们送往集中营。然而，荷兰医学界仍然拒绝让步。结果是，没有荷兰医生参与谋杀，纳粹在荷兰的医疗灭绝计划也未被执行。
犹太人区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城市社区（通常是封闭的），但实际上是难民营，犹太人在那里受到巨大的胁迫，这种胁迫是内部生活和组织强加给他们，并由纳粹政权从外部通过暴力手段加以强制执行的。纳粹设置犹太人区旨在通过将犹太人社区与非犹太人口以及其他犹太社区分隔开来而孤立犹太人。
创建犹太人区的理由之一是防止犹太人传播传染病。一些学者指出，设计犹太人区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间接的毁灭工具，即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来消灭他们，而不是使用致命武器。纳粹在德国占领的国家以及被德国吞并的波兰和苏联建立了至少1000个犹太人区。德国人将建立这些犹太人区视为控制和隔离犹太人的临时措施，而柏林的纳粹领导人则在考虑实现消灭犹太人目标的各种选择。一些犹太人区只存在了几天，还有的则是几个月或几年。
1941年年底，随着“最终解决方案”（谋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的实施，德国人系统地摧毁了犹太人区。德国人和他们的助手要么在附近的乱葬坑中枪杀犹太人区居民，要么将他们驱逐（通常通过火车）到杀人中心后就地屠杀。由于恶劣的条件，许多犹太人区发生的灾难可以被视为主要的医疗灾难。人口过多是所有犹太人区的特点，犹太人区生活的重点是获得足够的食物防止饥饿，以免使人容易生病而致体虚。疾病和饥饿的威胁早在纳粹的最终设计被发现之前就已经显而易见，犹太人区必须努力维持人口极度拥挤情况下的卫生服务和公共健康。犹太人区的居民生活条件恶劣，空间、食物、水、暖气、电、排污系统和卫生条件有限。医疗和与医疗相关的需求是巨大的，满足这些需求的尝试很复杂，而且大多没有成功。尽管困难重重，但仍有一些先前存在的医疗机构必须运营，还有一些新的医疗机构是根据犹太人区的地位和需要而创建的。医疗实践中存在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亦如其他地方存在的），同与纳粹犹太人区生活相关的担忧和不确定因素差不多。在犹太人区，对各种可治疗的疾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可以导致社区健康体系崩溃和传染病传播的所有情形都存在。卫生防控的重点之一是控制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当局命令犹太人区在各自犹太理事会的领导下处理这些问题，但犹太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没有获得有效处理这些问题的医疗条件。德国人控制传染病使用的是野蛮的检疫和消毒方法，或放火焚烧医院（员工和患者被封闭在里面）。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许多犹太人区，犹太卫生部门对这些传染病展开了一场流行病战争，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暂时取得了成功。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持续的危险和恐惧成为犹太人区居民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德国人的逮捕不断骚扰犹太人的医疗活动，亦如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受到骚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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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医生介绍了情况后，哈斯医生很快就亲历了在古森Ⅱ号集中营当医生的现实。哈斯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们走进病房时，一股刺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迎面袭来。床上堆满了半昏迷的身体，没有肉的胳膊和缓慢而漫无目的地移动的腿，身体互相叠加并互排大小便。每张床上都有一堆六到八具活生生的“骷髅”，它们缓慢地扭动着，皮肤在骨头上伸展，灼热的眼睛与极度消瘦的头部和身体不成比例，大得惊人。目睹此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也曾经是健康快乐之人。患有无法控制的痢疾的囚犯在这里等待死亡。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医学治疗，只得到了给其他医务室病人的微不足道的口粮的一半。
对于患有痢疾的囚犯，除给他们喝掺有阿司匹林的水和说几句鼓励的话之外（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被完全遗弃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对于斑疹伤寒患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发烧期间防止其严重脱水。
然后，患者会打寒战，并迅速出现组织坏死。我会对病人进行清创，但是由于缺乏抗菌剂，病人会出现全身败血症，他们最终死于医务室只是时间问题。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古森Ⅱ号集中营糟糕透顶的医生生涯。
参考文献
Albert Haas， The Doctor and the Damne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4).
我每走一步，脚上的伤口都很疼，但我小心地用裤脚遮住了伤口。我可能就是躺在桌子上的那个人。我知道，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将决定我是作为一名病人而被当作无用的人类垃圾清除，还是再次被接受成为一名医生……
他由于承认自己是一名医生，而再次幸免于难。
参考文献
Cotfried R. Bloch， Unfree Associations. A Psychoanalyst Recollects the Holocaust Red Hen Press， 1999).
参考文献
Gottfried R. Bloch， Unfree Associations. A Psychoanalyst Recollects the Holocaust (Red Hen Press， 1999).
1.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这意味着接受试验的人有同意的合法权利；应该处于有选择自由的地位，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欺瞒、蒙蔽、挟持、哄骗，或者其他某种隐蔽形式的压制或强迫；对于实验的项目有充分的认知和理解，足以作出肯定决定之前，必须让他知道实验的性质、期限和目的；实验方法及采取的手段；可以预料得到的不便和危险，对其健康或可能参与实验的人的影响。确保同意的质量的义务和责任，落在每个发起、指导和从事这个实验的个人身上。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并不是代表别人，自己却可以逍遥法外。
2.实验应该收到对社会有利的富有成效的结果，用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是无法达到的，在性质上不是轻率和不必要的。
3.实验应该立足于动物实验取得结果，对疾病的自然历史和其他问题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参加实验的结果将证实原来的实验是正确的。
4.实验进行必须力求避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
5.事先就有理由相信会发生死亡或残废的实验一律不得进行，除了实验的医生自己也成为受试者的实验不在此限。
6.实验的危险性，不能超过实验所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7.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和有足够能力保护受试者排除哪怕是微之又微的创伤、残废和死亡的可能性。
8.实验只能由科学上合格的人进行。进行实验的人员，在实验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有极高的技术和管理。
9.当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已经到达这样的肉体与精神状态，即继续进行已经不可能的时候，完全有停止实验的自由。
10.在实验过程中，主持实验的科学工作者，如果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操作是诚心诚意的，技术也是高超的，判断是审慎的，但是实验继续进行，受试者照样还要出现创伤、残废和死亡的时候，必须随时中断实验。
一般原则
3.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用以下誓言约束医生：“我的患者的健康和福祉是我的首要考虑。”《国际医学伦理准则》主张：“医生必须把患者的健康和福祉放在第一位，必须以患者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提供医疗护理。”
4.医生有责任促进和保护患者（包括那些参与医学研究的患者）的健康、福祉和权利。医生的知识和良心应致力于履行这一责任。
5.医学的进步以研究为基础，而这些研究终归必须包含参与者。
即使是已被充分证明的干预措施，也应通过研究对其安全性、有效性、效率、可及性和质量进行持续评估。
6.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应遵循伦理标准，促进并确保对所有参与者的尊重，保护他们的健康和权利。
鉴于医学研究是在各种结构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开展的，研究者应仔细考虑如何分配获益、风险和负担。
应在医学研究开展之前、期间和结束后，与潜在和已入组的参与者及其社群进行有意义的互动。研究者应确保潜在和已入组的参与者及其社群能够分享他们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参与研究的设计、实施和其他相关活动，并参与理解和传播研究结果。
7.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产出知识，以了解疾病的起因、发展和影响，改进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干预措施，并最终增进个人和公众的健康。
这些目的绝不能凌驾于研究参与者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之上。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可能迫切需要新的知识和干预措施，但在此类突发事件期间坚持本宣言的伦理原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9.参与医学研究的医生有责任保护研究参与者的生命、健康、尊严、完整性、自主性、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保护研究参与者的责任必须始终由医生或其他研究者承担，绝不能由研究参与者承担，即使他们已经同意了。
10.医生和其他研究者在开展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时，必须考虑研究发起和实施所在国或多国的伦理、法律与监管规范和标准，以及适用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任何国家或国际的伦理、法律或监管要求均不得削弱或取消本宣言所述的对研究参与者的任何保护。
11.医学研究的设计与实施应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力求环境的可持续性。
12.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必须由受过适当伦理和科学教育、培训，且具备资质的人员开展。此类研究要求由一名称职且具有适当资质的医生或其他研究者进行监督。
科学诚信对于开展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至关重要。相关个人、团队和机构必须杜绝科研不端行为。
13.应为在医学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提供适当的参与研究的机会。
14.将医学研究与医疗照护相结合的医生，只有在研究具有潜在的预防、诊断或治疗价值，并且有充分理由相信参与研究不会对作为研究参与者的患者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时，方可让患者参与研究。
15.必须确保因参与研究受到损害的参与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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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LOG
2026-05-12 07:47:46
虫是土的表达，蟹是浪的表达。
树是地的表达，鸟是天的表达。
爱斯基摩是雪的表达。
生命是自然的表达。
隐喻的表达法，是映射，是灵魂。
生命定义了每一片天（无语言的），也是每一片天的轮回。
自然在交换，生命在流动，人在奔波。
不同纬度的生命，因其环境所影响，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了（不同的自然）。
人类在行走时，需要观察别的生物，来进入新的环境。
现在变成了，观察当地的人类（有趣的是，人类仍然在映照着当地的自然）。
“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原始人对天地的敬畏，到商汤“网开三面”以仁心待万物，再到“愚公移山”的豪情壮志，以人类为中心的文明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路上越走越远。2000年，为了强调人类在地质和生态中的核心作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虽然“人类世”尚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地质学名词，但它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视角的改变”是这套丛书最大的看点。通过换一种—“身份”，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不再以人的视角，而是用黑猩猩、抹香鲸、企鹅、夜莺、橡树，甚至是冰川和群山之“眼”去审视生态，去反观人类，去探索万物共生共荣的自然之道。法文版的丛书策划是法国生物学家，鸟类专家斯特凡纳·迪朗（Stéphane Durand），他的另一个身份或许更为世人所知，那就是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执导的系列自然纪录片《迁徙的鸟》（Le Peuple migrateur，2001），《自然之翼》（Les Ailes de la nature，2004），《海洋》（Océans，2011）和《地球四季》（Les Saisons，2016）的科学顾问及解说词的联合作者。这场自1997年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奇妙经历激发了迪朗的创作热情。2017年，他应出版社之约，着手策划一套聚焦自然与人文的丛书。该丛书邀请来自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作者，请他们写出动人的动植物故事和科学发现，以独到的人文生态主义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全新的叙事，让那些像探险家一样从野外归来的人，代替沉默无言的大自然发声。该丛书的灵感也来自他的哲学家朋友巴蒂斯特·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讲的一个易洛魁人的习俗：易洛魁人是生活在 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印第安人，在部落召开长老会前，要指定其中的一位长老代表狼发言——因为重要的是，不仅是人类才有发言权。万物相互依存、共同生活，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启蒙思想家卢梭曾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归于自然”（Le retour à la nature）。卢梭在《爱弥儿》开篇就写道：“出自造物主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引。”他进而指出，自然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遵循自然天性，崇尚自由和平等。这一思想和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谋而合，“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蕴含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根本属性，万事万物均效法或遵循“自然而然”的规律。
每天上午，我玩着碗里的活虾，又或是桶里的寄居蟹。可怜的小家伙被我从洞里赶出，它们教会我什么是潮汐、海流和海的深度。
我的童年是在探索海洋动物、追寻翁弗勒尔（Honfleur）沙滩上的孤独漫步者以及那些让我奔向北极的训练中度过的。塞纳湾上不断变化的光线是印象派画家的灵感来源，也满足了我对光亮的需求。……
有些对人类或某个人表得十分易怒。我们曾经穿越不列伦比亚省的尼基特河巨大河口区，那里有一家大熊旅馆，店老板汤姆·里维斯特（Tom Rivest）是一位善于与熊打交道的行家，他非常尊重灰熊的领地。为了不打扰灰熊的生活，禁止旅游者在其领地内登陆。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还是有一只灰熊无法忍受他的存在。每当小船靠近海滩，它就会耷拉着耳朵开始咆哮。可能是它将汤姆的气味与某段不愉快的记忆联系在了一起。即使汤姆只是被迫下船去推船入水，结果也会变得很糟糕。
印第安人的故事和传说都强调了熊的性格特征。美洲印第安人想象中的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它可以善良、慷慨，也可以恶毒、反复无常。有的熊有着高尚的心灵，为了家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的熊则自私自利，藏匿食物。有狡诈的熊，也有容易上当受骗的熊；有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的熊，也有仁慈的熊。除了人类，没有其他角色能在传说中表现出如此多样的性格。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一样，美洲原住民口头传说中的熊也拥有通常只归于人类的弱点和品质。
正如大家所见，熊拥有真实的人格。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甚至是在极端地区繁衍生息。
在人类遍布地球之前，熊在北半球随处可见：洞熊、棕熊、北极熊，还有短脸熊、熊猫、素食者或肉食者、杂食者或专食者。其中，棕熊一直占据着最广阔的领域。
棕熊的适应能力最强，这让它们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如戈壁或西奈半岛的干燥沙漠，或类似加拿大荒原的冰川平原，以及各种类型的温带森林和北方森林。有时，它们冒险生活在海拔超过两千米的高山。它们还会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跨越河流和湖泊。如今，一些棕熊——主要是公熊——会步行至非常遥远的北方，甚至冒险进入冰原。
只有一种物种能够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生存，那就是人类。
……
在当代雕塑家中，米歇尔·巴松皮埃尔（Michel Bassompierre）是最了解熊的人，他知道熊如何移动， 它的皮毛如何使轮廓变得圆润，它如何举起爪子，就像这样，没有其他。他的作品会动，熊会妖娆地翻滚，它们会看着你，向你提问。阴影和曲线，勾勒出其生理结构。
重现一只熊，就像是在寻找你的替身、你的另一个自我、你的双胞胎兄弟，是在画笔下寻找（人）隐藏起来的兽性。
基本上，熊生活在灌木丛和森林构成的封闭世界里，或者生活在广阔的山区。它们依靠嗅觉寻找食物，包括各种植物、哺乳动物的尸体甚至昆虫。
熊会顺着风向探寻气味，游走在它们的领地内，从黄蜂巢穿行至覆盖着野生覆盆子的灌木丛，脚步沿着空气中的味道前行，足迹就像一张美食餐厅的菜单图。某些气味甚至能引导它们跨越数公里：在阿拉斯加海岸，一头鲸鱼的尸体可以吸引数十只北极熊和棕熊。加拿大自然学家、专门观察和拍摄灰熊超过50年的安迪·胡塞尔（Andy Russel）喜欢引用一句家族格言来形容熊的嗅觉有多灵敏：“当灰熊嗅你时，它甚至能讲述你祖母婚礼礼服的颜色。”
在熊群数量众多的时候，它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后来很可能被猎人、牧羊人和探险家利用。熊可谓人类的先锋。
（人需要观察别的生物，来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这现在变成了，观察当地的人类。）
当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熊被引入比利牛斯山时，对它们进行监测的科学家很快就发现，这些新来的熊正沿着与本地熊相同的足迹前进。这些土路和靠嗅觉器官指引的道路，讲述了许多熊甚至是几代熊走过的故事。熊的记忆就像一本用爪尖写成的书，是与懂得解读的人共享的熊文化。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熊和50年前、100年前或500年前的熊一样吗？难道它们的行为没有随着人类的日益接近而改变吗？
印第安人的一个传说告诫我不要去熊窝：“一日，有人在初雪前的秋天去猎熊。天气很冷。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熊穴，杀死了熊。然后，由于天气非常寒冷，他爬进了熊穴，这似乎是个过夜的好地方。他在洞口堆了一些草以遮挡空气，然后就睡了。他不时醒来，翻个身。终于，他醒了过来，但感觉很奇怪。他脸上的皮肤在颧骨周围收紧了。他听了一会儿，听到门外有苍蝇的嗡嗡声。这是春天来了。
“他问自己：‘我睡了一个冬天吗？’于是他走到外面，发现他杀的熊的残骸上满是苍蝇。他感到非常虚弱，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家。人们见到他都很惊讶。他们整个冬天都在找他。有人问：‘你父亲没告诉你不要睡在熊窝里吗？’”
尤其是在日耳曼传统中，人们无法想象这么大的动物会不吃东西过冬。他们想象熊会吸吮自己的爪子。对萨米人来说，住在地下的小精灵乌尔达斯给他们提供食物。约翰·图里（Johan Turi）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传说：
一个小女孩在熊的住所过冬，乌尔达斯也给她食物。那个冬天，她睡得特别香，熊也睡得特别香。但熊是公的，还把女孩肚子搞大了。
冬天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我记得东西伯利亚马加丹地区的一位警卫告诉我，有些熊在春天走出洞穴的时候，身上会长有一些无毛的斑点。据他说，小啮齿类动物会拔掉熊毛并用它来做窝。他曾经拍下了这样的照片：熊背上的部分毛发像被虫蛀过的地毯，好似被剪成了碎片。老鼠一定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北极熊善于行走，为了寻找海豹，它不停地在冰原上走动。研究北极熊的运动特别有趣，因为它能让人联想到北极地区所需的极端适应性。
当北极熊从水中爬上冰面时，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滑行、侧滑上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它的脚垫很粗糙，脚毛（尤其是体型较大的雄性北极熊）加强了抓地力，但最重要的是，它的爪子可以从内向外地旋转拧出水分。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它腿底部的毛发上有像水沟一样的细沟，便于排出水分，三步之后，腿部就会变得干燥，从而达到最大的抓地力。
我有幸与自然历史博物馆运动实验室的团队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研究结果表明，熊的步态是调节其体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动速度越快，它的体温就越高，会导致热量白白被消耗。最近，人们对北极熊毛发的特性产生了争议。20世纪70年代，尼尔斯·阿雷·厄斯特兰（Nils Are Oristland）发现，北极熊毛发的功能就像光纤，可以将太阳辐射传导至黑色皮肤。20世纪90年代，他的结论受到质疑：这些毛发只是一种机械防护，但也只有北极熊的毛发才有助于热保护。2016年，一项新研究重新审视了之前的研究结果，证实北极熊的毛发确实和太阳能传导无关。但是，如果单根毛发太短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一束毛发就能提供真正的效率。穆罕默德·哈塔布（Mohammed Khattab）的研究成果已被杜塞尔多夫的纺织工程师用于制造一种高效的家用隔热纤维。当熊在浮冰上游荡时，在这个没有其他地标的世界里，它靠嗅到几公里外的气味来判断方向。因此，如果有人类在附近，它就会知道。
……
……北极熊皮的销售和外国猎人的身影可以成为重要的资源。不过，猎捕跖行动物（指熊）也是为了传承祖先的知识。北极熊生活的冰原是一个艰苦且不断变化的环境：你需要有很强的动力去那里冒险，要想了解那里，你需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阅读”地形。对这些生活在世界边缘的人们来说，北极熊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
在第二个千年的历史中，北极熊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西方人对北极地区资源的兴趣由来已久，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屡屡发生。早在9世纪，维京人就与因纽特人发生了冲突。后来，丹麦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为争夺斯瓦尔巴群岛最好的捕鲸场而大打出手。17世纪，法兰西王国和英国王室为争夺哈德逊湾多汁的软黄金市场——海狸皮毛——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
……
北极熊也处于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交汇点。它无疑是一种地缘政治符号，既是善意的催化剂，也是象征、恐吓工具和广告对象。它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销售代表：成了钻石矿产、动物园或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标志。
但最重要的是，它或许是诗意地理学的象征。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在谈到乌鸦时说：“乌鸦是多语言动物，会说巴塔哥尼亚语、阿尔冈昆语和因纽特语。”而北极熊则用自己的语言和词汇与我们对话。
北极熊态度随意，对世事了如指掌，似乎在最高的纬度嘲笑世界。就像诗人一样，它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注视着我们的世界，注视着路过的游客，注视着打扰它午睡的货车，注视着吓跑它的直升机和破冰船。
它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它不知道这一点，它没有人类那种对未来、对要走的路以及与谁一起走的苦恼。
北极熊不在乎谁会让它屈服，它就像《悲惨世界》中挥舞旗帜的加夫罗什（Gavroche），站在共和国的路障上，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为了谁。它像哲学家一样，向我们提出问题，向我们发出挑战，但仍然继续前行。
它知道的是，这一切与它无关，因此它似乎在对我们说：“自己想办法吧！”
仿佛是熊无意间对人类的“复仇”——它再次成为我们的楷模，为远离自然、过着定居生活、食肉过度且寿命日益延长的人类提供解决方案：这只野兽最终拯救了脱离野性的人。
奥勒·弗罗伯特提出了以下问题：熊每天摄入多达25万颗蓝莓（越橘属），相当于80千克水果，即约2万千卡热量，它体重超标却没有带来任何健康风险。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吃的东西。
CHANGELOG
2026-05-12 00:14:46
中国有猫科动物12种，其中豹属的豹、虎、雪豹，云豹属的云豹，猞猁属的欧亚猞猁，这5种都是体型相对很大的动物，断不是古人所说的“猫”。或说猞猁为《韩奕》之“猫”，仅以“浅毛”为据，实际猞猁头体长80~130cm，古人不会将之与家猫等同。而且中国的猞猁大部分分布在陕西西部以西，东北地区虽有，但不为中原之人所熟知。
小型猫科动物中，云猫属的云猫仅见于云南，猫属的亚洲野猫、荒漠猫、丛林猫，这4种虽然在外观上跟家猫很接近，但都因为栖息地的原因，不为国人熟知；金猫属的金猫，一则体型稍大，二则不见于中原及北方，所以很可能也不是古人所谓的“猫”；兔狲属的兔狲，虽多见于西部，但在山西大半地区有分布，所以勉强入选。渔猫不计，此物中国即使有也极少，更不会是《韩奕》之“猫”。
唯有豹猫属的豹猫，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分布，体型、外貌也跟家猫相近，所以《韩奕》之“猫”极有可能就是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豹猫头体长36~66cm，尾长20~37cm，而这跟家猫的大小几乎没有差别。如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全境都是豹猫的栖息地，国内除西部干旱区之外，可以说是无处不有。在国内，豹猫除了分布广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单位范围内个体数量多，极易被人观察到，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猫科动物之冠。
家猫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占领国人视野，所以自隋唐以后，国人所谓的“猫”“狸”，一般都是指家猫F. s. catus。很自然地，本来被称为“猫”“狸”的豹猫P. bengalensis，便被称为“野猫”“山猫”。然而“野猫”“山猫”其实也指其他小型猫形亚目的动物，比如灵猫科的果子狸。
国人曾经食用灵猫科的果子狸（今已禁食），但很少食用豹猫。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谓：“大小如狐，毛杂黄黑，有斑如猫，而圆头大尾者，为猫狸，善窃鸡鸭，其气臭，肉不可食。”（或以此为陶弘景《本草集注》之文，未详所据。）似乎豹猫在古代还被称作“猫狸”。但“猫狸”之说几乎未见书证，疑是李时珍自创。古书中“猫狸”似皆即“狸猫”，亦即“猫”，亦即“狸”。敦煌卷子《切韵笺注》：“狸，猫狸。”
《猫苑》引《赤雅》，以为：“又有‘鸟猫’，首似鹏，鸣曰‘深掘深掘’。”其文见《赤雅》卷三“深掘”条，今本仅云：“猫首鸟喙，似鸺鹠而大，放声而哭哭毕鸣曰：深掘深掘。意贾生所谓鹏也①。”未曾以为名“鸟猫”。
鸺鹠，古或称“鸱”“鸮”“鹏”等，今通名“猫头鹰”，但“猫头鹰”一语于古代典籍中甚为罕见，早期只有“猫儿头”或“猫头鸟”。
此鸟似猫之说，最早见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言其“两目如猫儿”（《本草纲目》卷四十九“鸱鸺”条引）。“猫儿头”之名目则最早见于《元典章》，大德十年（1306），杭州路陈言：有一种人，结交官府，遇大小公事，都出头为人打点，从中牟利，这种人就被叫作“猫儿头”（或“猫儿头生活”）。这大概是以猫头鹰的“阴贼”来形容人“干事不干净”。而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以为主要与“猫头笋”有关：“盖言如笋之只好在土中，一出头来，人不贵重也。又如猫然，其头虽似虎，而人不畏也。”“猫儿头差事”泛指驱走奉承、费力又不体面的事，辞例可见于《金瓶梅》。
明周祈《名义考》卷十“鸱鸮”条：“头圆而有耳，俗又名猫儿头，即鸺鹠也。”始明确“猫儿头”是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九：“猫头鸟即枭也，闽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摄魂使者。”始见“猫头鸟”之称。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八回：“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极似猫儿头鹰的眼。”则为“猫头鹰”词源。
又《儿女英雄传》：“这老枭，大江以南叫作‘猫头鸱’，大江以北叫作‘夜猫子’，深山里面随处都有。”《彭公案》第一五九回：“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的早期写法是“夜魔子”。元明间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第三折：“我若怕他，我老子就是夜魔子变的。”此为猕猴起誓之言，其中“夜魔子”明显带有贬义色彩。清《金屋梦》第四十二回：“只为良心丧尽，天理全亏，因此到处取人憎嫌，说他是个不祥之物，一到人家就没有好事，如鸱鸮一般，人人叫他做‘夜猫子’。因鸮鸟生的猫头鸟翼，白日不能见物，到夜里乘着阴气害人，因此北方人指鸮鸟夜猫，以比小人凶恶，无人敢近。”
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天津称“夜拉猫子”，河北部分地区称“呱呱猫”，河北张家口、山西朔州称“猫形虎”，河北魏县称“咕咕喵子”，山西广灵、大同等地称“猫形鹘”，山西临猗、河南洛阳等地称“咕咕猫（喵、面）儿”，山西运城称“夜呼猫”，山东长岛称“红眼儿老夜猫子”（短耳鸮）、“黄眼儿老夜猫子”（长耳鸮），山东烟台、福建崇安称“猫子头”，山东烟台、河南郑州及新乡等地称“咕咕喵”，河南项城称“木里猫子”，河南虞城称“猫兔子”，河南登封、许昌称“夜里猫”，河南沈丘称“树猫子”，河南桐柏称“猫娃头”，河南沁阳称“瞎树猫”，贵州清镇称“猫灯哥”，贵州黎平、湖南长沙称“猫哭鸟”，江西新余称“猫尼鸟”，江西莲花称“猫面鸟俚”，江西赣州盘龙、广东梅县称“猫头雕”，福建武平武东称“猫头寡”，四川邛崃称“猫儿猫儿狐”，福建福鼎、寿宁称“猫咪鸟”，福建福安称“猫狸头咕鸟”，福建宁德称“猫狸鸟”，福建莆田称“猫狸老鹰”，福建仙游称“古毛猫”，福建永春称“顾呣猫”（或作“姑呣猫”），福建福州、永泰称“猫王鸟”，广东梅县称“猫头翁”，台湾称“猫鸮”。
又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卷中载桂林人网捕猫头鹰，卖给普通人家驯养以捕鼠，认为比养猫强。
《本草纲目》卷四十有“枣猫”，引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治小儿方”注云：“生枣树上，飞虫也。大如枣子，青灰色，两角。”其物当即枣尺蠖之成虫。《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八上》所谓“青州步屈虫害枣花”之“步屈”，亦为此物。今山西忻州亦称之为“枣猫儿”，见《汉语方言大词典》。
含“猫”地名自《元史》始见于正史。天历二年（1329）正月十九日，“四川囊加台攻破播州（今贵州遵义）猫儿垭隘”，见《文宗本纪二》。此“猫儿垭”地名今不存，四川学者林赶秋先生认为即今“酒店垭”，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与重庆市綦江区的交界处，属于桐梓县尧龙山镇，今210国道自此处穿过，为古“川黔盐茶古道”的必经之处。
《明史》中含猫地名较多：
保安州开平卫（治所相当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及多伦县附近的上都城）南有“猫儿峪”之堡，见《地理志一》《列传第六十一》《列传第六十二》，即今河北赤城县北五十里猫峪乡。
古山西大同有“猫儿庄”，见《地理志二》，实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东北。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帅部下“潜行至猫儿庄”，见《列传第五十九》。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参将吴浩战死于此，遂有土木堡之变，见《列传第二百十六》。《蝉小录》卷五引《菽园杂记》：“大同猫儿庄，本辽人入贡正路。”
归州兴山州（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北有“猫儿关”，见《地理志五》，即今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猫儿观村，村西北又有猫儿洞。
平乐府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蒙山县）北有“猫儿堡”，见《地理志六》，在今县西北五十里新圩镇貌仪村。
“猫儿窝”“猫窝”，在今江苏邳州市南运河东岸。《河渠志五》《河渠志六》中记其河沟太浅，当人为疏浚。《衔蝉小录》卷五：“嘉定王竹所有《自猫儿窝至台儿庄词》。”（“竹所”为《猫乘》编者王初桐之号）
中国历史上的以猫为主题的著作，今可见最早的是清嘉庆三年（1798）成书的《猫乘》八卷。编纂者王初桐（1730—1821），字于阳，号竹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于阳善于填词，以编纂号称“古代妇女百科全书”的《奁史》闻名，又有《杏花村琴趣》一卷，足见其风雅情性。但关于他，今天人们知道最多的，却是一部不足十分钟的动画短片《相思》。《相思》讲于阳与一女子六娘青梅竹马，但六娘长大后却被迫嫁与他人，情节凄婉动人，画面颇得江南水乡之韵。于阳有雅号曰“红豆痴侬”，与六娘之事实出自同时期作者毛大瀛的《戏鸥居词话》，唯动画演绎与词话本事相去甚远而已。于阳曾任四库馆誊录，不知今存《四库全书》中是否还能找到其笔墨。有《雪狮儿·猫》三首，见于其词集《杯湖欸乃》。
《猫乘》全书约28000字，其目录如下：
《猫乘》小引
卷一：字说、名号、呼唤、孕育、形体
卷二：事
卷三：畜养、调治、瘗埋、迎祭
卷四：捕、不捕、相处、相哺、相乳、义报、言、化、鬼、魈、精、怪、仙
卷五：种类
卷六：杂缀、图画
卷七：文
卷八：诗、词、句
乍看条理分明，但其书剪裁失当，讹脱时见。名为八卷，但全书不足3万字，颇为单薄。
《猫乘》今有稿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嘉庆三年（1798）自刻本可见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又有道光年间昭代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八三影印），《生活与博物丛书·禽鱼虫兽编》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猫苑猫乘》2016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点校本，《猫苑猫乘》202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彩色插图点校本，《猫苑猫乘》2023年广陵书社宣纸线装点校本。
孙思邈《千金翼方》约成书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其时家猫已经深入中华大地，但人们对猫的态度还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之中，这在下面的两首咒鼠歌谣中可以略窥一斑：
天皇地皇，卯酉相当。
天皇教我压鼠，群侣聚集一处。
地皇教我压鼠，群侣聚集一处。
速出速出，莫畏猫犬，莫畏咒咀。
汝是猫之仇，又非猛兽之侣。
东无明，南无明，西无明，北无明，教我压鼠失魂精。
群阳相将南目失明，呼唤尽集在于中庭。急急如律令！
——《千金翼方》卷三〇《禁经下·禁鼠令出咒》
天生万虫，鼠最不良。
食人五谷，啖人蚕桑。
腹白背黑，毛短尾长。
跳高三尺，自称土公之王。
今差黄头奴子三百个，猫儿五千头。
舍上穴中之鼠，此之妖精，咒之立死。随禁破灭，伏地不起。急急如律令！
——《千金翼方》卷三〇《禁经下·禁鼠耗并食蚕咒》
古代有所谓“聘猫”，指的是某人家有新生小猫，你如果想要的话，就要用一种类似娶媳妇的方式求得，所谓“古人乞猫，必用聘”。也有说“纳猫”“迎猫”的，但“市猫”或者“买猫”确实不多见。
我们现在都熟悉一首儿童认数歌曲：“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在一百多年以前曾经流行过一个数猫儿的版本。
清末徽州班戏曲有《猫儿歌》的名目，亦称《数猫歌》，是一种绕口令。虽然每只猫儿都是一张嘴和一条尾，但耳朵却是两只，腿是四条，呈递增状。让人数一两只猫的嘴、尾、耳、腿都还好说，但数到六七只猫的时候，人的思维就跟不上正常的语速了，看似简单的数数就变得特别困难。可据黄汉《猫苑》引其长辈倪楙桐说，北京城里有一个叫“八角鼓”的演员，嘴皮子特溜，尤其擅长《数猫歌》。数到十多只时，仍然口齿清晰，音声高亢，且语速不减，真是神乎其技。
《数猫歌》大概像这样：
一只猫儿一张嘴，两个耳朵一条尾，四条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
两只猫儿两张嘴，四个耳朵两条尾，八条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
三只猫儿······
CHANGELOG
2026-05-12 00:02:46
表现主义（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是这个时期最早出现的一个流派，主张表现“自我”，即应去表现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下意识，强调对人和事物的夸张描写，语言富于表现力，他们以波兹南的《溪流》杂志为中心，代表诗人是耶日·胡列维奇（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四一年）。
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灾祸主义，宣扬社会的发展会导致世界和文明的毁灭，其代表作家是斯达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他还是波兰形式主义的鼓吹者，也是波兰荒涎派戏剧的开山祖师。
未来主义主张与旧的文化传统决裂，追求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波兰未来派与西欧未来派有所不同，因为波兰刚独立不久，而且工业不发达，因此并不主张摧毁一切。波兰未来派主要集中在华沙和克拉科夫两大城市，在克拉科夫建有两个俱乐部，代表人物有布鲁诺·雅显斯基（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九年）和斯达尼斯瓦夫·姆沃多热涅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五九年）；华沙未来派则由阿纳托尔·斯特恩（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六八年）和亚历山大·瓦特（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六七年）为代表。他们反对一切传统，赞美现代物质文明，经常身穿奇装异服或者赤身裸体以表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引起人们的反对，甚至招来警察的干预。由于未来派诗歌过分追求新奇，语言混乱，致使读者难以理解，不多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涌现或成名的诗人中，许多诗人具有激进的思想。他们关注政治社会问题，积极支持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有爱德华·希曼斯基（一九〇七年至一九四三年）、卢兹扬·申瓦尔德（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四年）、列昂·帕斯泰尔纳克（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六九年）和斯达尼斯瓦夫·雷沙尔德·多布罗沃尔斯基（一九〇七年至一九八五年）等诗人。他们大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其诗歌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由于他们的出现，使波兰的革命诗歌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三十年代还涌现出另外一个诗歌流派——灾祸派或称灾变主义，他们的诗歌反映出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的恐惧和不安，预感到战争的威胁、文明的毁灭，历史成了一场大灾祸。他们采用波兰先锋派的一些创作手法，故又称第二先锋派。这一派诗歌的中心有两个，一个在维尔诺，一九三一年维尔诺大学的几个学生创办了《扎加雷》杂志，自称扎加雷诗社，其成员有诗人米沃什、雷姆凯维奇和作家普特拉门特以及后来成为政治家的英德列霍夫斯基。另一个在卢布林，以诗人切霍维奇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农民家庭出身的诗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品达克和希别瓦克。他们多以田园风光为描写对象，具有田园风味，想通过一种世外桃源来逃避灾祸。
……
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九一一年至二〇〇四年）生于立陶宛，毕业于维尔诺大学法律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曾在巴黎进修，后在波兰广播电台工作。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反抗活动。战后任职于波兰外交部，先后担任波兰驻美国大使馆和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一九五一年因拒绝回国述职而留居巴黎。一九六〇年，米沃什应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文学教授，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回到波兰，二〇〇四年于克拉科夫去世。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长诗》，一九三五年出版了《三个冬天》。在这两部诗集中，他把历史看成一场大灾难，预言世界必将灭亡，文明和精神危机定会出现。他的诗语言简洁，寓意深刻，富于哲理性。《拯救》（一九四五年）写出了他对战争的描绘和思考，其中的组诗《世界——天真的诗》纯真质朴，读来赏心悦目。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诗集《白昼之光》从题材和表现手法来看都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反映出诗人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到达美国后，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成熟，更富于哲理性，形式也更丰富多彩。先后出版了诗集《波庇尔王及其他》《着魔的古乔》《没有名字的城》《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珍珠倾》《无主的土地》《新集》《远处的地方》《在河岸上》《路边的小狗》和《这》等。正如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
（一五〇五年至一五六九年）
波兰诗人、散文家。生于朱拉夫诺的贵族家庭，曾在克拉科夫学院学习。曾担任议会议员，他最大的功绩就是第一个用波兰文写作，被称为波兰语文之父。他的作品体裁和风格多种多样，但多数已经遗失，现存下来的有《一个正直人的一生》《镜子》等。
你，人间的小酒馆，现在连上帝都要和你告别，
过去我常常向世界吐露我所有的真实事情，
我在这座酒馆里一直都是循规蹈矩正襟危坐，
现在我想要抛弃这一切，让自己活得自在。
如果在这喧嚣嘈杂之中我留下了什么，
就请你替我抹去那里的许多墨迹。
等到召唤我的那个时刻已经来临，
就请给我一张我的行为举止优秀的证明，
好让我安全地去从事我的工匠活动，
在那里我才能表现出我的高超技艺，
才会让我加入行会，评为技师。
才会给我所有正直的事业增光添彩。
请把我的这副老骨头交给这块土地，
而让可爱的灵魂从哪里来就高兴地
回到哪里去，
让躯体伴随着你就在这里休息：
而灵魂能找到它，因为灵魂永远活着。
（林洪亮译）
（一五五〇年至一五八ー年）
出身于利沃夫一个官僚家庭。他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宗教思想的诗人。他认为，不断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一个人虽然获得了自由，可是这种自由会使他误入歧途，人总是要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进行选择。下面的这两首诗就表现了他的这种悲观主义思想情绪。
要爱，但不要痛苦地爱，
那微不足道的欢乐如能满足你的期待，
你会感到它像糖一样甜蜜，
但是它会起变化，它定会失去。
黄金、权力、荣誉、欢乐和创造，
它们都有一副漂亮的面孔，
谁若觉得它们合他的口味，
那么他有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感到惶恐？
爱在我们的生活中，
身体是由自发所创造，
要颂扬它们那最初的创造者。
如果你看不到那永远不变和合情合理的美，
你的心就会受骗上当，
你看不见美，也不知道要爱什么。
（张振辉译）
（一七三三年至一七九六年）
波兰文学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诗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贵族的家庭。他的作品有的赞美大自然，富于哲理；有的讽刺波兰贵族酗酒、赌博、挥霍浪费等恶习，指出他们极力维护所谓“黄金般的自由”，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使波兰国力衰退，会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而亡国。
这条清澈明亮的溪流啊，
你流经了这片森林！
在许多情况下，我都和你一样。
你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流到大海里去，
我也将永远，
走在这条路上。
你那潺潺的流水声
是那么悦耳动听，
没有一点可怕的喧嚣。
可我却充满了悲哀，
我所有的感受都已枯竭，
如果我要对它大声地呼叫，
也只有上帝听见。
大地在它的怀里
储存了那么多的水，
任何一条像你这样的溪流，
都不能相比。
我心中的火是这么纯净，
就像在你流经的弯道中
留下的白银一样。
即便在涅普顿的国度里，
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旋风，
你那跳动的流水
也会显现出可爱的倩影。
不管命运之神如何迁怒于我，我那无辜的良心
也总能得到安慰。
达夫妮就站在你的岸边，
她在镜子里的影像是那么美，
她在我的心中，就像一泓清泉。
你的流水并非深不可测，
我的思想却被捆在套索里，
谁都解不开。
但它什么都看得见。
它虽然被捆得很紧，
就好像在外面一样，
因为我的心，每一片土地
都看得见。
（张振辉译）
（一七三五年至一八〇一年）
波兰文学启蒙运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就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成为波兰贵族共和国政府中主张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成员之一。克拉西茨基是波兰文学史上第一个写了包括几乎所有体裁的文学作品的作家，也是波兰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他的作品对波兰的社会面貌做了最广泛和深刻的揭示，善于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来揭露社会中的弊端，同时他也极力标榜他认为是合乎理想标准的一切，为在波兰宣传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有个年轻人，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很节制，
有个老人，他任何时候都不责骂，也不抱怨。
有个富人，他把他的钱财都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
有个作者，他总是为别人获得的荣誉感到高兴。
有个税吏，他不偷盗，
有个鞋匠，他不酗酒。
有个士兵，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有个下流汉，他不打人，
有个勤勉的部长，他从来不想自己。
最后还有一个诗人，他一点也不虚构，
可这难道是童话？
什么都可能发生，
是的，可我还是要写童话。
（张振辉译）
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也随之兴起和大量涌现，其中有的署了名，但绝大多数都未能署名。现选择两首以飨读者。
沙皇统治的国家一片死寂，
只有铁链的声响锒铛不已，
还有奴隶们被皮鞭抽打的声音，
和沙皇屠刀下宣传鼓动者的喘息。
所有这些革命烈士的鲜血，
像苫布一样覆盖了整个大地。
还有另一类人物出现在今天，
那是来自阴暗角落的坏蛋们，
他们践踏着死去弟兄们的尸体，
对主子却是一副谄媚的丑脸。
他们把我们召到沙皇脚前，
要我们去亲吻他的皮鞭。
我们想咒骂，想大叫大喊，
但只能站着，像哑人一般，
我们的嘴里已塞满了血浆，
我们的心紧贴着社会的心坎。
人民无言的愤怒正在高涨，
反抗的海洋正在波涌浪翻！
一层层浓厚的乌云
低压着沙皇坚固的城堡，
蓝色的火光照亮了苍穹，
可怖的雷电在不停咆哮。
喂！停止哭泣，擦干眼泪！
伟大的暴风雨已经来到！
欢迎啊，暴风雨，我们欢迎你！
快快展开你那雄鹰般的双翼。
为了清除一切腐败的污泥浊水，
复仇的人群已经昂然站起，
他们正进入斗争的阵地。
斗争，斗争！我们奋战不息！
（林洪亮译）
（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二九年）
波兰诗人、作家。生于华沙的犹太人家庭。先在华沙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后到巴黎研读哲学，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并积极向进步刊物投稿。一八九〇年回到华沙后，担住《生活》刊物的主编。一九〇七年因新闻事件而被捕入狱。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来到巴黎，一九二九年死于华沙。
兰格的早期诗歌以浪漫主义手法去描写社会问题，后转向现代派，他是把世纪末和颓废思想引入波兰诗歌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有《诗歌》第一、第二卷，《沉思遐想》《第三天》等。他还写有多部小说、剧本和文学评论。
你不喜欢我那过于简单的韵律，
你想要的是声音洪亮和谐的歌曲，
它有如三重金色的离合词闪闪发光，
韵律组成出乎意料的一组组诗节。
的确，韵律对于诗歌如同头脑的颅骨，
就像蚌类的珍珠遮掩了人们的思想。
韵律如同天空和太阳，地狱和厄巴斯，
存在于其中的音乐如同飘扬的回声。
其音调越丰富，胸膛呼吸越宽广——
韵律就像风信子那样五光十色，
而歌手朝上飞弛奔向天堂大门，
像是在向听众大喊：跟我游吧，游吧！
因为韵律以出乎意料的音节所组成，
使人觉得这更能突出自然的内容，
有如海浪不断涌起的强大力量，
犹如金光灿烂的仙女一群更胜一群。
（林洪亮译）
（一八六五年至一九四〇年）
波兰现代派诗人。生于波兰南部塔特拉山麓的一个贵族家庭，先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攻读哲学，后到海德堡大学留学。毕业后住在扎科帕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华沙。一八八六年发表短篇小说《新兵》，一八九一至一九一二年期间出版了七部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世纪末的思想情绪，充满怀疑、厌恶和否定一切的倾向。他的爱情诗和描写塔特拉山绮丽风光的诗篇深受当时的读者的喜欢。除了诗歌，他还写有十多部小说，其中以描写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小说《史诗的结束》和描写塔特拉山的系列小说最为著名。
他永远只住在荒野中，
他在那里谁也不会得罪，
也不会带来悲观绝望，
只有乌鸦在他头上鸣叫。
谁若是不关注人类事情，
也不卷入他们的流血痛苦，
那就不要抱怨他这个人，
人们可以无声地走自己的路。
谁若是只喜爱狂风和岩石，
那他便拥有狂风岩石的权利，
当他躺在冬天的草丛之下，
要求它们对他产生怜悯。
（林洪亮译）
（一八九二年至一九八三年）
出生于维尔诺，一九一〇年在彼得堡读完中学，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英国语言文学。一九〇五年首次在《绘图・周刊》上发表詩作《苹果树》，一九ーー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伊卡洛斯的飞行》。二战前曾先后在波兰外交部、国防部工作。一九三九年随政府撤退到罗马尼亚，一九四七年回国，定居波兹南。一九六七年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一等文学奖，一九七六年获波兰国家一等文学奖，一九八一年被授予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她以写抒情诗著称，承袭了波兰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传统，在风格上模拟古波兰歌谣和童话，同时又充满了幽默和戏谑。她还写过不少童话诗、宗教诗和圣诞颂诗。
满沟的草莓，满沟的鲜花，
泥土、蜂蜜、树莓把浓香播撒，
甲虫、苍蝇、羽毛、草茎迎风起舞，
大颗的草莓果隐藏在叶下。
沟底传来阵阵蛙鸣，
忽高，忽低，忽远，忽近。
是什么开着茂密的小白花，
像天上飘来一片浮云。
越高的处所，越活跃着生命，
有的一唱一和，有的一呼一应，
有的窸窸窣窣，如在缎子上爬行，
有的嘁嘁喳喳——那是鸟儿的歌咏。
是谁迈出的步子这样低沉？
不是孩子，也不是成年人······
仿佛庄稼地里过于欢腾，
闹得他欲睡不能······
仿佛广袤的田野盛不下这许多声音！······
才到处弥漫着呼唤、啁啾、招引······
可是到了秋天——庄稼都被收割，
光秃秃的地上一无所有。
（易丽君译）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五三年）
出身于罗兹的一个职员家庭。一九一三年首次在《华沙信使报》上发表詩作《请求》。一九一六至ー九ー八年在华沙大学攻该法律和哲学。一九二O年参加组建文学团体斯卡曼德尔诗社，成为斯卡曼德尔派著名的五诗人之一。在诗歌创作上，他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和法国诗人兰波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波兰古典诗歌的传统，成了抒情诗和讽刺诗的大师。他在诗中运用城市的口语，表现了普通市民的抒情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由于感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在诗中捍卫人道主义、民主和自由传统，写出了著名的政治讽刺长诗《歌剧中的舞会》，充满了对民族悲剧即将来临的预感。二战爆发后，杜维姆流亡美国，写了《波兰的花朵》，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彻底改变波兰社会的希望。一九四六年他返回波兰，出版了《新诗集》。由于他在波兰文学上的杰出贡献，曾获波兰一级“劳动旗帜”勋章。
学吧，孩子，学会波兰文：
屋前屋后都是坟茔，
小小的坟堆，庞杂的墓地···
这就是你的启蒙读本。
坟墓挨着坟墓连成一片，
雪中的黑十字架格外分明，
华沙是举丧的黄昏，
学吧，孩子，学会美好的波兰文。
狂风卷着大雪飞舞，
男幽灵同女幽灵拥抱，
小幽灵们凄怆地呼唤···
记住了吧？记住了。
深夜你在梦中恐怖地喊叫，
数着天上可怕的巨鸟，
清晨——你到那遍地的沟壑
去把失落的小拳头寻找。
瓦砾和废墟是你每日的功课，
桌旁你跟幽灵并排坐，
朝这世界——它强大而又龌龊，
吼出华沙孩子愤怒的歌！
（易丽君译）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六九年）
出生于乌克兰，曾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历史，一九一四年在波兰军队中服役，一九一五年被俄军俘虜，一九一八年回到华沙，参加斯卡曼德尔诗社，并在《文学消息报》和《文化》周刊担任编辑。二战时，他先随《波兰报》编辑部撤退到利沃夫，后流亡西欧，并在美国长岛的一个渔村隐居了近二十年，晚年回到欧洲，一九六九年死于伦敦。一九七八年他的骨灰运回波兰，葬于华沙。
维耶任斯基于一九一三年登上诗坛，一九一九年出版第一卷诗集《春天和葡萄酒》。他早年的诗作中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乐观主义情绪，后来逐步转向对人生和世界复杂性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上，诗中也出现了疑虑和失望。二战中他写了许多反法西斯的爱国诗歌，战后的创作体现了流亡诗人的悲剧和对国内新局势的不理解。一九二八年获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林匹克文学竞赛金质奖章；一九三五年获波兰文学院金月桂奖。
我的心中有一片绿海，
紫罗兰在万绿丛中竞开，
它种植在我思想的花坛上，
在那年轻时代，
灿烂的阳光下我的灵魂也变成蔚蓝，
没有忧愁与黄昏，像紫罗兰长开不败。
我把我的微笑和花束带到人间，
把周围的每一寸土地都撒遍，
我是欢乐的风，
把诗人的赞美和幸福舒展，
诗人不应是人，应是春天。
（易丽君译）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八〇年）
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波兰小贵族家庭，早年学过音乐和戏剧，曾在大学攻读法律，并参加文学刊物《源泉》《郎政报》和《波兰信使报》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一九二〇年他回到华沙，参加新组建的文学团体斯卡曼德尔诗社，成为斯卡曼德尔派著名的五诗人之一。二战前，他曾在波兰外交部任职十年，大战期间，他在华沙从事地下文化活动。战后他主编过《文学生活》《文学新闻》和《创作》等文学刊物。他自一九五二年起任波兰国会议员，自一九五九年起任波兰作家协会主席，直到一九八〇年逝世。
伊瓦什凯维奇自一九一五年在基辅的《羽笔》月刊上发表处女作《莉莉丝》起，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和诗体小说。他早年的诗歌受西欧唯美主义的影响，具有两极结构的特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唯美主义和公民责任心，抒发自我和光大民族文化，歌颂生的激情和死的魅力。他的诗意境清新，含义深邃，内容和形式和谐，韵律铿锵。越接近晚年，他的诗的语言也越发显得简洁、明畅、纯净、朴素。他曾三次获得波兰国家文学一等奖，一九七〇年获列宁奖金。
花儿在开放，树木萧萧，
河水在流淌，鱼儿在游向远方，
世界出现又消失，
浮云依旧在天上飘。
狗在吠叫，猫在嬉闹，
人们在哭，长笛在笑，
一会儿浑浊，一会儿清悠，
浮云依旧在天上飘。
有人在写诗，有人在弹奏进行曲，
有人在演戏，神态高傲得出奇，
有人出生，有人死去，
可白云依旧在天上飘。
（易丽君译）
（诗人逝世前写的最后一首诗）
别了，蓝如碧的奇卉，
别了，红如胭的晚霞，
别了，窗外啁啾的小鸟，
别了，盛开的玫瑰花。
别了，安宁静谧的黄昏，
别了，萦回缭绕的诗韵，
别了，恹恹发烫的躯体，
别了，缓缓冷却的心灵。
别了，甜蜜温馨的梦境，
别了，洁白如练的浮云，
别了，闷热难挨的长夜，
别了，薄雾清冽的黎明。
别了，玲珑可爱的小狗，
别了，普天之下的人们，
别了，门前耸立的杨树，
你亭亭玉立，寂静无声。
（易丽君译）
这个美妙的夜晚，
你再不会遇到。
天主的这种恩赐，
你再不会得到。
布满繁星的天空，
你再不会见到。
星星啊星星，
请您再等一等。
我有话对您讲，
请您再等一等。
可是星星
掉进了深渊。
身躯就像夜晚一样，
已消失不见。
嘴里包着蜜糖，
紧紧地闭着。
幸福连一个小时
也不会停留，
一切都成了过去。
这个幸福的时刻，
你再不会遇到。
（张振辉译）
潮湿，阴冷，梅雨纷纷，
天鹅在水上游弋，飘来了朵朵白云。
黄昏时刻，我又来到了这片故土，
难道是它唤起了我心中的激动？
我见到这潺潺的流水，没有悲哀，也没有忧愁，
儿时和童友在这里欢聚，
现在生长着绿色的森林，
在田园，有阡陌，排排枞树高耸入云。
一栋栋农舍紧贴着地面，一株株橡树为它遮荫。
花园变成了林地，水中长满芦苇，
以往宽阔的大道，如今湿漉的牧场，
到处充溢着宁静，一片灰色的宁静。
明净的小河仿佛套上了一个玻璃罩，
可是天空依然是那个天空，
白云依旧是那片白云，
牲畜在牧场上吃草，禽鸟在田野哀鸣。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
我挡不住东流水，
就让它永远流去，永远，永远，
旧世界已灭亡，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里开垦的荒地我未曾见过，
今目睹那沉睡着的枞木林穿上了绿装，
这绿装赛似我曾喜爱的地方，
愿风儿轻轻地吹在我身上，我想的是未来的时光。
（张振辉译）
（一九二一年至二〇一四年）
波兰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生于罗兹省腊多斯科县，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进了一个士官学校秘密开办的学习班，毕业后参加过波兰战前政府领导的国家军游击队的战斗。鲁热维奇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在诗歌和戏剧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我二十四岁那年，
被押送到刑场上，
可是我得救了。
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
其实只有一个意思：
人和兽，爱和恨，
敌人和朋友，
黑暗和光明。
人和人就像野兽一样
自相残杀。我见过
那一车又一车
没有得到拯救的
被砍杀的人们。
德行和罪恶，
真理和欺骗，
美和丑，勇敢和怯懦，
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德行和罪恶的价值一样，
我见过
有德行却犯了罪的人。
我要找到一个教师和一位巨匠，
请他们恢复我的语言和视听，
请他们给那些物件和概念一个称呼，
请他们将光明和黑暗分开。
我二十四岁那年，
被押送到刑场上，
可是我得救了。
（张振辉译）
我不相信，
我对醒来和熟睡，
都不相信。
我对我生活的这边和那边
都不相信，
我很不相信，
我公开地表示不信，
就像我母亲那样，
很不相信。
我吃面包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
都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会爱护我的身体。
我不相信
他的神庙，
也不相信他的祭司和记号。
我不相信城里有街道，
不相信有田地和雨水，
不相信有空气，
不相信有喜报。
我在读他的寓言，
像麦穗一样地单调，
我想到了上帝，
上帝也没有对我露出笑脸。
我想到了那个小的上帝，
他在流血。
我想到了童年时用过的
那些白手绢。
我想到了黑颜色，
分散了我的目光，
我现在
要死了。
（张振辉译）
（一九二三年至二〇一二年）
波兰著名女诗人（又译辛波丝卡）。生于大波兰的布宁，一九三一年全家移居克拉科夫，中学未毕业便遭希特勒入侵波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兰日报》上发表处女作《我在寻找词句》。一九五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嗣后相继出版了《向自己提问题》《呼唤雪人》等九部诗集。一九九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又出版了《一瞬间》《冒号》和《这里》等诗集，她一生还写有大量的短文，以《推荐读物》的书名出版。二〇一二年二月的一个晚上逝世于克拉科夫家中。
笔下的母鹿穿过书写的森林想奔向何方？
笔下的母鹿是否想喝书写在纸上的水？
水面就像一张复写纸，映出了它的嘴脸。
它为何抬起了头？是否听见了声响？
它挺立在从真理借来的四蹄之上，
在我手指的抚摸下竖起了耳朵。
寂静——这个词在纸上沙沙作响，
也覆盖了这笔下森林的枝枝叶叶。
在白纸上飞跃跳动的字母，
是可以随意地排列组合，
组成团团围困的词句，
使之无路可逃。
一滴墨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猎人们眯起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沿着陡峭的山坡朝下飞奔，
围住母鹿，举起猎枪瞄准。
他们忘了这不是真实的生活，
而是另一种黑字白纸的世界，
支配这里的是其他法则。
我能让瞬间随意地延长，
还能让飞行子弹戛然停住，
把子弹的飞行切割成许多细小的永恒。
如果我坚持，这里的一切将永远不变，
没有我的意旨，一片树叶也不会掉落，
一根草叶也不敢在蹄子下面弓身弯曲。
那么是否真有这样一个世界，
能让我随心所欲去掌控一切？
能让我用字母的锁链绑住时间？
能让听命于我的存在绵延不断？
愉快的写作，
流传千古，
为凡人之手复仇。
（林洪亮译）
当我说出“未来”一词，
第一个音节便已成为过去。
当我说出“寂静”一词，
我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寂静。
当我说出“无”一词，
我就是在无中生有。
（林洪亮译）
（一九四五年至二〇二一年）
波兰著名诗人和作家。生于利沃夫，有《公报》《肉店》《信》《多样化颂》《行驶到利沃夫》《三个天使》和《欲望》等十多部诗集和小说《温暖和寒冷》《细线条》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波兰新浪潮派代表诗人之一，曾获多项国际文学奖。
就是在大城市里，
有时候也会显得宁静。
在人行道上，只听见风吹拂着
头年飘落的树叶的沙沙声响，
这些树叶在不断的飘游中，
走向了毁灭。
（张振辉译）
我手拿铅笔在电脑和打字机旁工作了半天，
这半天工作产生了半个世纪的结果。
我住在一个外国城市里，
和外国人谈论我不了解的事情。
我爱听巴赫、马勒、肖邦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
在音乐中我找到了力量，
发现了我的弱点和痛苦，
可是还有一样东西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我读过在世或者已故的许多诗人的作品，
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信仰、坚持和力量，
懂得了如何保持自尊和自爱。
我想了解伟大哲学家们的思想，
但我只了解那些宝贵思想的片段。
我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长时间地散步，
看到我亲近的朋友都充满了妒忌，
因为某种愿望实现不了而表示愤怒。
我还看见一枚银币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中，
改变了它圆的形状。
（银币上的皇帝像被磨损了）
街边有许多高高的大树，
凭着绿色的枝叶显示了举世无双的完美，
可是除此之外却并不意味着什么别的。
黑翅膀的小鸟在田间漫步，
又仿佛在等待什么，
就像西班牙的寡妇那样。
我并不年轻，
但有的人看起来比我更衰老。
我爱深沉的睡梦，
因为这时我将不复存在。
当我骑车在乡间的马路上跑过去时，
路边的白杨树和房屋就像天上的云彩，
也从我的头上飞了过去。
博物馆里的油画在对我说话，
不带讽刺。
我以赞美的眼光望着我妻子的面孔，
每逢星期天，我都打电话给我的父亲，
每两个礼拜，我和朋友们会一次面，
为了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
我的国家从一种罪恶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
但我希望它再获得一次解放，
然而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能做些什么？
安东尼奥·马查多说他是大海的儿子，
我不是大海的儿子，
我是空气的儿子，薄荷和大提琴的儿子。
大千世界，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对我畅通无阻。
（张振辉译）
CHANGELOG
2026-05-10 14:43:27
懂得做人的人可以成为人，无惧非人
Agent研发需要的是小说家，不是工程师
广义地看，人便是一种软件，要初始化，有思考和行为结构，利用公开的社会数据做生存实验
“好的复杂系统，核心处最开放，边界处最清晰，通路决定一切。这个原则跨越建筑、软件、信息、组织，几乎是结构设计的元原则。”
先定性，后定量，面向对象，功能开放
“没有故事老师，就用眼睛看”
在场与当下，人类的生活本来就跟信息技术无关，人类是灵性的生活载体
幸运的是，感受只来自感受，不来自文字或思考
我将不再想，而只是去做（《挖》）
鸟类来自上古，它们认得出远方的岛屿，曾是自己的家
洋流不会表达，天空不会讲话，只是展示，只是显现，没有言语，没有故事，只看就能懂
“应对生活中的混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造文学、音乐、诗歌、艺术和电影的新形式。”
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某件事了？
人是可以即刻改变的生物啊
重点是清楚地不做某事、不说某事，并习惯于此
完美已十分廉价
完美的对面是：生命力
CHANGELOG
2026-05-10 14: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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