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 年元旦之后，历史似乎休假归来。
上周发生了许多件大事，它们似乎是某种更大的变化的前兆。
文章
上周的大事件之一：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决定停止全部的事实核查并停止大部分的内容治理（审查）。
扎克·伯格通过一段短视频，宣布了这一变化，它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 用社区注释取代第三方事实核查员。
- 允许自由讨论移民、性别和其他过去受到严格审查的话题，并让这些讨论自由传播。
- 重点关注非法活动，例如剥削儿童、欺诈和骗局，而不是政治违法行为。
- 将审核团队从加利福尼亚州迁至德克萨斯州，以解决团队内部的政治偏见。
能够看到的大部分美国机构媒体都对这次的举动持批判态度，我读了很多篇相关文章，选择了一个英文世界少见的，支持这次变动的博客。作者是 37signals 的 CTO，戴维·汉森。
在中文世界，他最知名的身份是《重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的作者。
在这篇博文中，将欧洲和美国对内容平台的监管与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国家划为没有本质区别的同一类言论审查。
上周的另一件大事是特朗普再次表达了美国控制格陵兰岛的必要性。
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在 2019 年表达过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但被单买政府拒绝。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提到了不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的方式来获取格陵兰岛。
更多的前因后果可以点进去看，这是一篇没有付费墙并且写的比较详细的文章。
按照目前的进度，美国将于 2025 年 1 月 19 日禁止TikTok，除非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平台。而被称为唯一变数的特朗普要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就任，此前特朗普请求法院暂停法律实施。法院回应了，但没有承诺会暂停。
在这个糟糕的时间节点上，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NCRI）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的关键结论指出在 Instagram、YouTube 等美国平台上，搜索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关键词，超过80%的内容都极为负面。而 TikTok 上，此类内容的比例被大幅降低，仅为 11% 左右。
这份报告非常详实的实证了西方媒体和政客对 Tiktok 的某些指控，并经过了同行评议发表在 Frontiers in Social Psychology 上，既有可能被当做击倒 Tiktok 的致命一击。 它涉及的内容较为敏感，我无法直接链接，你可以通过这个Google链接找到它。
而在国内，这个报告被当做正面新闻报道。
- 北京西二旗地铁站是北京最拥挤的地铁站之一，日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
- 广州地铁3号线是全国最繁忙的地铁线路，每天承载180.16万人次。全国最拥挤的地铁线路为广州地铁1号线，平均每天每公里承载乘客4.36万人次。这个比较震惊，打工人爆炸的北上深居然没有广州地铁忙。
- 深圳夺得“地铁最挤城市”称号，客运强度达到1.56万人次/公里·日。
- 北京拥有27条地铁线路，位居全国第一，上海第二，拥有22条线路。
- 截至2024年，中国内地有58个城市投运城轨交通线路362条，总长度12168.77公里。
上周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是洛杉矶大火，但由于大火在上周其实一直还在燃烧。我在海外媒体也没有看到值得单次收藏的完整综述性长篇报道，大多是比国内质量稍高一点的碎片化报道，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看 Vox 的实时更新。
短视频
2024抖音极速版
这是一个 15 分钟的视频，总结了 2024 年抖音上的十大抽象梗，并做了一些延展的解释，带出了许多其他梗。基本上来说，如果你在 2024 年没有怎么刷抖音，但又想更新一下抖音话语体系，看这个就行了。
为什么海带要打结
涮火锅的时候，海带总是以海带结形式出现，一个视频行业的 2 分钟科普。
洛杉矶大火中的麦当劳
以防你没有看到过这个场景。
论文
我不是特别 buy in 这种观点，但这个确实是一种分析框架，并且存在一定合理性。
即：如果我们都知道，免费玩家是 Free to Play 中的商品，那么免费用户也可能是 Free to Use 中的劳动者。
这与一般的“免费产品中，用户才是商品”类似，但不同的点在于，它聚焦到免费用户于产品中的使用行为。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你在抖音中刷到许多商品和不感兴趣的视频这一过程本身，是一种隐性数字劳动，在这种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你的精准用户画像和兴趣图谱。
由于你上网消遣时的休闲行为中大多包含了这类隐性劳动，也因此你的休闲行为本身也被异化了。
这篇文章最引人注意的实证是：在2011-2021年间，约40%的中国居民面临收入与住房地位不一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
- "高收入、低住房"（约21.73%）
- "低收入、高住房"（约17.38%）
研究发现这种不一致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 住房金融化：低收入者如果能在合适时机购房并善用金融杠杆，可能获得较高住房地位；而高收入者如果错过购房时机，则可能形成"高收入、低住房"的状态。
- 市场化转型背景：即使在住房市场化后，体制内身份（如国有部门）的优势仍然存在，这些居民更容易获得住房贷款和把握购房时机。
关于影响因素二，我还可以贡献一点经验性知识：虽然中国的体制内“福利分房制度”在 1997 年终结了，但其实即使到目前体制内仍然有“福利房”的操作空间。
大致的操作方法是，地方国企或事业单位，在改制的过程中，将一部分持有的地皮以明面有偿但其实不付款的方式，剥离到旗下的独立房地产公司。然后，由该房地产公司走正常的商品房流程对地块进行开发，建成住宅。
在该住宅建成后，发售前，该开发商会锁定一部分房源返还其母公司用于对敲之前的地皮出让费用。母公司会依据公司内制度，将这部分房子以高于成本价但远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给内部员工，将收入用于冲账。
换句话说，你在体制内上班 10 年，可能不会给你分一套房了，但可能会分给你一个三折买房资格。对于一些早期地多后期用不了那么多地的体制内单位，这种操作甚至可能 5～10 年就来一次，意味着一个老员工在过去 20 年可能可以这样搞 3～4 次。
一般这种福利房，因为是纯商品房，也就是单位内规定一下几年内不能售出，实际上是抢到就赚到，不自主几年后出售即可。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互联网大厂，工资一直比体制内同学高四五倍，结果干了十年房子还比人小的原因，人家还不止一套。
但现在，这种操作也逐渐少了，原因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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